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與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邏輯與實現路徑

姚樹潔 汪鋒

摘 ?要：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高質量發展為共同富裕條件下的高品質生活提供必要物質基礎條件，高品質生活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優質人力資本和創新活力，二者辯證統一，構成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目標任務。通過梳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般性規律和當前面臨的結構調整壓力，提出應基于中國國情和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從建設層次分明的高品質生活宜居城市群、以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賦能中心城市發展、促進城市群內部的同城化發展、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四個維度入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關鍵詞：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中國式現代化；內生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543（2023）07-0011-10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的理論和實證基礎及精準扶貧效果研究”（18ZDA005）。

作者簡介：姚樹潔，遼寧大學李安民經濟研究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重慶大學城市化與區域創新極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汪鋒，重慶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應用經濟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由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大國轉變為一個欣欣向榮、充滿活力的工業化國家［1］，完成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性任務。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眹椰F代化是中華民族百年夙愿和長期奮斗的目標，中國式現代化既有世界各國現代化的一般特征，遵循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客觀規律，又有社會主義中國所特有的時代烙印。

伴隨著中國產業鏈技術水平逐漸接近全球技術效率前沿面，以及資本邊際報酬遞減，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發生趨勢性變化，從原來追趕型的高速增長轉向經濟新常態下的中高速增長。經濟由高速增長轉變為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邏輯轉變，也是中國共產黨基于新發展階段的中國經濟發展客觀規律所作出的重大戰略研判。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經濟將由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和低效率的粗放型經濟增長轉向以技術進步為主要驅動力的高效率集約型經濟增長，并伴隨著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和優化。

高品質生活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終極追求，也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擔當［2］。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破解這一矛盾的核心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使經濟發展的成果為全體人民共享，這就要求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實現以內需牽引經濟發展，促進中國經濟的國內大循環體系和內生經濟增長模式的成熟。

高質量發展是創造高品質生活的前提條件，高品質生活反過來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優質的人力資本和萬眾創新活力，是黨群聯結、社會和政治長期穩定的根本保障，是中國式現代化有別于其他國家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因此，推動高質量發展與創造高品質生活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邏輯關系，這一關系指明了中國式現代化奮斗目標的努力方向，豐富了中國經濟社會持續高質量發展的基礎理論，為解決中國新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提供了新的戰略思路，特別是為如何推進城市、區域、城鄉綠色協調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目標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

一、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條件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全國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奮斗目標，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實踐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奠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條件。

（一）中國經濟總量增長和人均GDP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向發展

經濟增長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物質基礎及條件。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從2012年的54萬億元增長到2022年的121萬億元，名義增幅達124%。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由1990年的1.6%提高到2022年的17.9%（見圖1）。中國經濟總規模在全球各大經濟體中的排名由世界第六位躍升至第二位，2022年按名義匯率計算的經濟規模為美國的71%。從發展趨勢來看，近3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世界的比重在21%至32%之間波動，2022年占全世界所有國家總產出的25.3%。與美國相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世界的比重保持了30年的持續增長態勢。只要中國經濟能夠保持這一持續增長的趨勢，可以預期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時，中國經濟占全世界的比重能夠與美國處于同一水平，甚至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一此消彼長的經濟發展態勢，是黨中央作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根本判斷所依據的重要背景。

與中國經濟占全球經濟比重的持續增長相對應，2022年以名義匯率計算的中國人均GDP已經非常接近世界銀行界定的高收入經濟體人均GDP（GNP）的最低門檻，依托完善的產業鏈供應鏈格局整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不可逆轉的發展態勢，中國已經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少數完成全面工業化并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的后發國家?！爸械仁杖胂葳濉笔侵赴l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過于依賴自然資源、勞動力等比較優勢，利用國際分工實現經濟快速發展，但當人均收入達到1萬美元以后，長期停滯在這一水平甚至出現倒退的現象。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東南亞的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以及南非和俄羅斯等國家，近幾十年來長期處于中等收入經濟體的行列，無法進行有效的經濟結構調整，未能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或者短暫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后出現各種各樣的經濟、政治（包括戰爭）、社會危機而再次（甚至是反復）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借鑒這些國家的經驗教訓，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努力在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后不會再次回到中等收入水平，這是新階段中國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要求。

中國是一個人口占全球近五分之一的大國，雖然中國目前人均GDP僅為美國的六分之一左右，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消除貧困的實踐已經深刻地改變全球經濟政治格局。中國也是一個存在較大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的國家，部分發達地區、經濟中心城市已經接近高收入經濟體的發展水平，而中西部地區尚有大量人口剛剛擺脫貧困。這一客觀情況意味著中國經濟在人均收入層面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特別是通過發達地區、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通過先富帶動后富，人力資本和技術的溢出效應能夠縮小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的人均收入差距，進而助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國經濟在人均水平上向高收入國家邁進，加上現代化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革命及滲透，使中國具備了許多其他國家所沒有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率。

（二）中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和國際地位是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條件

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僅有總量增長，而且有結構變遷。一百多年前，美國制造業規模超過英國并一直保持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的地位直至最近十多年被中國超越，美國和中國的突起和跨越式發展成為近代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2010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按匯率折算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2020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達到3.86萬億美元，與2010年相比翻了一番，占世界總量的28.4%，是美國的1.65倍。

由于未能趕上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一百多年前中國曾經陷入積貧積弱的境地。新中國成立以來，完成國家工業化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努力奮斗的目標。改革開放以前，中國采取計劃經濟體制以高積累的方式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改革開放后，通過發揮比較優勢積極融入全球化分工體系，中國的制造業已經發展為全球最為重要的生產中心節點，不僅能夠滿足國內需求，而且為全世界提供多種多樣的工業制成品，成為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最為強勁的增長引擎［3］。目前，中國制造業已經具備較為完備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除少數高端零部件尚需從發達國家進口外，大量工業產品和零部件均能依靠國內配套廠商完成產品集成，不僅能夠生產勞動密集型的初級工業產品，而且正在不斷向制造業價值鏈的高端攀升，成為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的核心力量。

從制造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來看，過去十余年間，全世界整體的制造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維持在16%左右。以美國為首的工業化國家服務業相對發達，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約為11%。隨著國內消費驅動服務業的蓬勃發展，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010年的31.6%下降至2020年的26.3%，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個百分點。中國制造業占比大的經濟結構一方面反映出中國經濟在工業生產上的比較優勢，另一方面也表明通過持續的經濟結構優化，合理擴大服務業占比，中國經濟仍有較大的增長潛力和空間。未來一段時期中國在制造業規模保持穩定增長的同時，可以通過不斷提高經濟結構中的服務業占比，使經濟結構和規模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由此可見，不斷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尋找最有利于長期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仍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從而推動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三）消費在中國經濟中發揮的作用還不夠充分，人民對高品質生活的追求尚未滿足

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意味著生產、分配、流動、消費等環節將更多地依托國內市場［4-5］。從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反映的經濟結構來看，近20年來中國居民消費占國民總支出的比例從2000年的47%下降至2021年的38%，降低了近10個百分點。在經典的經濟增長理論中，經濟增長的目的是為了跨期消費最大化，儲蓄率過高會直接壓低當期的消費水平，而儲蓄率過低會減少投資，使未來的產出減少，進而減少未來的消費。因此，經濟增長模型中存在能夠促使長期消費最大化的“黃金儲蓄率”，及其對應的最優的消費水平。

伴隨著中國的消費率偏離最優水平且持續走低，資本形成占支出法GDP的比重一度從33.7%增加到47%，接近一半的經濟產出被用于擴大再生產。由于存在資本邊際報酬遞減的客觀經濟規律，高儲蓄率帶來的高增長只能在有限的時間內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隨后就會出現需求不足、投資效率降低等結構性問題。中國經濟過去幾十年采取擴大政府購買和刺激出口的方式從需求側來保障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直接后果就是居民消費增速低于國民經濟整體增速、城鄉居民消費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匹配，經濟增長帶來的成就尚未在居民消費領域中得到充分體現，經濟發展的好處尚未體現為人民的高品質生活。

2020年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但提高居民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仍有較大的空間。中國的居民最終消費率不僅遠低于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經濟體，而且落后于金磚國家的平均水平?？v觀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最終消費率水平，大多數國家處于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之間。美國由于美元和美國國債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特殊地位，長期維持高貿易逆差和國際資本凈流入，居民最終消費率長期高達68%左右，直接的結果就是中產階級規模龐大，普遍享受高消費支撐的高品質生活。由此可見，高品質生活與居民消費息息相關，通過努力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全民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的公共服務水平及質量，進而提高居民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才能有效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同時促進國民經濟可持續、高質量發展［6］。

綜上所述，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在經濟建設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消除了絕對貧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從200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經濟具備強勁的持續增長動力，同時也面臨前進道路上的各種挑戰。中國在經濟結構方面面臨的挑戰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在保持制造業規模和國際競爭力的前提下，持續擴大制造業之外高回報行業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二是通過提高居民消費在國民總支出中的占比，以消費驅動的國內大循環體系為基礎，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實現人民群眾的高品質生活。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特征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品質生活的邏輯起點

現代化是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發生的深刻變革。在這一變革過程中，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國家率先實現了從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向經濟分工、產業循環的轉變，專業化分工使得社會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的釋放，進而帶來了社會財富積累加快，社會各領域的形態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F代化國家由于率先進入工業化和信息化社會，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處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前沿。

人類文明進程螺旋式上升、永無止境，世界各國現代化的發展歷程也是非線性和不連續的。一些國家可能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在現代化進程中取得優勢地位，但后發國家仍有機會對其進行趕超，進而最終實現現代化。中國是一個全球人口大國，也是具有獨特優勢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實現現代化，意味著將有比目前所有發達國家人口總和還要多的人口可以過上現代化的生活，其所釋放出來的巨大生產力和消費潛力將顯著改變當今世界的經濟政治版圖。

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中典型的專業化分工、技術進步加速生產力釋放等方面的共同特征，又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特征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方面，區別于西方發達國家工業革命以來長期占據全球經濟領先位置，中國經濟崛起和現代化帶有典型的趕超式發展特征。與趕上工業革命浪潮、率先實現現代化的西方國家不同，新中國成立之初是一個全面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的后發國家。后發國家一方面具有從發達國家模仿引進先進技術、人力成本相對較低的特征優勢，另一方面在全球化過程中被長期鎖定在國際分工的低端，關鍵核心技術存在被發達國家“卡脖子”而難以實現產業升級的不利因素。中國利用其巨大市場規模的優勢及自我創新的強大能力，在制造業規模世界第一的條件下，努力向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中高端攀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內涵。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演進過程中，將不可避免地與現有的現代化國家展開激烈的競爭，并由此產生一系列不可預估的風險及挑戰，包括脫鉤、貿易摩擦、技術封鎖等。迎著一切困難及挑戰奮勇前進，堅持“四個自信”，在國與國之間的激烈經濟競爭中爭取有利地位，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趕超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努力奮進的前進方向，也是中國式現代化最突出的特征。

另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要求將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中國共產黨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了“允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钡乃枷?。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奮斗目標。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歷程充滿了資本主義的劣根性，其國家機器為資本服務，從未將消除不平等和貧困作為其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歷史上甚至通過對外侵略戰爭謀求殖民地、原材料和工業產品傾銷地。雖然西方國家在完成工業化和信息化之后，伴隨著工業產品的豐富、社會財富的積累，大量國民生活也隨之進入現代化社會，但其經濟制度安排中從未對窮人和社會弱勢群體給予系統化的支持。就算是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優厚的社會福利制度，其本質特征也還是為了維持統治階級的長期利益，而非讓低收入和貧困人群真正作為國家的主人。在每次經濟危機演進到最困難的時候，“社會福利”就會被直接或間接地弱化，以致實際轉移收入增速明顯低于生活成本上升速度。此外，那些長期依靠“社會福利”過日子的窮人失去了自我奮斗的意志，其后代也有很高的概率成為新一代依靠“福利”而生存的人［7］。中國共產黨對社會公平正義非常重視，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戰略，打贏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攻堅戰，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中國式現代化以維護人民根本利益、增進民生福祉為根本目標，不斷實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國的脫貧政策及實踐，不僅有效克服了絕對貧困，而且激發了全體人民真正作為國家主人的奮進精神，這樣的現代化一定有別于西方世界的現代化［8］。

中國式現代化的兩大關鍵內涵特征，一方面決定了在趕超西方國家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將由高速增長轉變為高質量發展，從而在國內與國際競爭中取得競爭優勢；另一方面也要求普通中國人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大幅提高，以現代化的生產方式創造現代化、高品質的生活。因此，從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特征中，可以提煉出中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奮斗征程上經濟高質量發展和人民高品質生活兩大關鍵目標。

三、推動高質量發展與創造高品質生活內在統一、互為支撐，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征程中，努力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和人民高品質生活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線。黨的二十大報告對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進行了全面總結，并對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進行了全面部署。推動高質量發展、創造高品質生活對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同時，高質量發展與高品質生活之間也存在內在統一、互為支撐的辯證關系。

（一）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艱苦奮斗，將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大國建設成為一個工業門類齊全、充滿創新活力、人民安居樂業的工業化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僅已經超過全球平均水平，而且在全國范圍內徹底消除了絕對貧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正在奮力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努力前行。尊重經濟發展根本規律，堅持馬克思主義時代化中國化和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以人民利益為中心和科技創新為主動力的發展理念，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方向和高水平對外開放，是中國取得一個又一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的關鍵。

經濟增長中存在“后發優勢”現象，也就是說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經濟體可以通過引進資金、技術等手段實現一段時期的經濟高速增長［9］。但隨著資本邊際報酬遞減和逐漸接近全球技術前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后發國家往往面臨經濟增長速度趨緩的困境。中國經濟目前正處在產業鏈價值鏈爬升的關鍵階段，經濟增長的源動力正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和資本密集型轉變，從模仿引進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為主向自主研發轉變，從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為主向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并舉的方向轉變。因此，立足中國經濟新發展階段，適時調整經濟發展目標和調控手段，就成為當前經濟建設領域的重要命題。

黨中央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審時度勢提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由單純追求數量增長，轉變為兼顧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可能會有所放緩，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將不可逆轉地穩步推進。在這一過程中，基于中國國情，在十四億人口大國實現現代化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必須持續不斷地激發經濟發展活力，通過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創造高品質生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奮斗目標

高質量發展創造的豐富物質產出有助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消解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帶來的民生問題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為民造福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關鍵特征，只有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擁有高品質生活的現代化，才能真正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經濟循環包括作為一個整體的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全過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活躍的消費市場為生產過程提供對資源高效配置至關重要的價格信號，用“看不見的手”引導全社會高效參與整個經濟循環。高品質生活對共同富裕的要求不僅體現為分配過程中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堅持多勞多得，鼓勵勤勞致富，而且反映在交換和消費過程中的最終消費水平和消費質量上。只有廣大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高品質生活才能落到實處。

市場經濟中存在“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動態平衡規律。富裕起來的人民群眾對高品質生活追求帶來的消費升級，一方面通過需求牽引供給，促進了國內大循環，使能夠滿足人民群眾對高品質生活需求的產品贏得市場，獲得豐厚的商業回報；另一方面，企業通過對市場的分析，找準人民群眾對高品質生活的未來需求，也能夠通過供給創造需求，搶占市場先機，在市場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因此，在經濟循環中創造高品質生活既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要求，又是新發展階段推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三）高質量發展與高品質生活內在統一、互為支撐

現代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并從理論上證明了內生的技術進步能夠保證經濟長期持續增長［10-12］，產品種類增加、產品質量升級、專業化加深等特征均被納入廣義技術進步的研究范疇。與傳統的資本、勞動等要素投入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同，新發展格局背景下的高質量發展就是要依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升來驅動經濟內生增長。供給側生產出來的產品必須在需求側形成有效需求才能完成經濟循環過程。產品種類增加、產品質量升級、專業化分工加深等特征在消費端直接的體現就是廣大人民群眾生活品質的提高。因此，高質量發展為創造高品質生活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條件。

與此同時，高品質生活本質上是人力資本的積累和再生產過程，人力資本積累及其再生產是一個經濟體獲得并保持國際競爭動態比較優勢最重要的條件。通過追求高品質生活，在高品質生活中獲得尊重和自我實現，廣大人民群眾不僅更愿意投入社會生產，而且愿意為提高自身的人力資本水平而積極參與教育、培訓和工作經驗積累等活動之中，從而提高全社會的生產效率。通過創造高品質生活改變人口過多集中在少部分城市和地區的被動局面，讓高品質生活能夠在全國任何一個城市或鄉村得到實現，讓全國任何一個城市或鄉村都能夠給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力。由此來看，高品質生活也能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驅動力，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重要的人力資本基礎。

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品質生活驅動的內生增長新模式，一要關注人口和人力資本的區域協調發展，創造人力資本在全國范圍內不斷增值的局面，進而實現制造業數字化轉型，促進高端服務新業態全面發展；二要強化政府作為公共品供給者的作用，完善公共服務體系，破解民生難題，特別是解決好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重大民生問題，在社會經濟不斷發展、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縮小城鄉、區域、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三要提高勞動在要素回報中的占比，實現收入分配合理和社會機會公平，使全國人民形成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創造高品質生活合力，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動力。

四、依托城市群發展實現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助力中國式現代化的策略

中國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城市化進程。隨著人口不斷流向城市，城市規模不斷壯大，中國經濟的城鄉二元結構逐步消融，各城市間的交流聯系變得更加緊密，并逐漸聯結成片，形成了一批初具規模的城市群。從高質量城市群發展和高品質城市生活入手，縮小地區之間的經濟社會發展差距，實現全國性的均衡增長，釋放全域性各種生產要素的發展潛能和內生增長動能，對于有效破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意義重大。

（一）著力推動建設層次分明的高品質生活宜居城市群

現代化城市是集聚經濟要素資源、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載體，同時也為高品質生活提供了基礎條件。中國的城鎮化進程與工業化進程關系密切。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過程中，中國呈現典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工業部門務工，為中國參與全球經濟分工提供了重要的勞動力資源。

城市空間形態的演變具有其自身特征，人口大規模集聚在少數幾個大城市將帶來嚴重的“城市病”，包括房價高昂、交通擁堵、優質教育醫療資源不足等問題難以解決。隨著高鐵、高速公路、互聯網絡等現代交通通信基礎設施的發展，大城市功能具備逐步向周邊衛星城市疏導，構建起結構合理、功能互補的城市群以承擔經濟中心職能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條件。城市群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圍內，以一個或幾個超大或特大城市作為地區經濟的核心，借助于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綜合運輸網絡的通達性以及高度發達的信息系統，由相當數量的不同性質、類型和等級規模的城市共同構成的一個相對完整的“集合”［13］。城市群的發展強化了城市之間的聯系，一方面加速了其范圍內生產要素的流動與集聚，優化了資源的配置；另一方面，城市之間功能分工日益明顯，地區產業結構優化，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動力［14］。

城市不僅是要素集聚的生產中心和工作所在地，更是廣大人民群眾生活的場所。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中，中國的城市建設較多地考慮生產屬性，對生活屬性關注不足，興建了大量的大馬路、大廣場和工業園區，大城市中心城區地價房價高昂，上班族職住分離，大量社會財富和寶貴精力被浪費在克服大城市帶來的諸多不便上，整體上降低了中國經濟的運行效率。特大城市和區域中心城市市民的高品質生活首先就是要依托城市公共服務和公共資源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進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采取各種措施保障最有活力和創造力的年輕人在大城市通過個人努力能夠過上體面的生活，實現“中國夢”，進而為國家現代化和社會進步不斷創造出新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在建設區域中心城市的同時，努力發展層次分明的區域經濟副中心，輻射和帶動比較偏遠的廣大城鎮和農村發展，使后者既成為城市中心帶的生產要素來源，又成為吸納城市中心產業末端和希望回流小城鎮和農村的人員，特別是退休人員以及渴望享受田園風光生活環境的城市人口的聚集地，使中心城區、城市副中心、外圍城鎮、邊緣農村形成一個相互促進、相互補充，充滿生產、生活、生態活力的立體空間，支撐區域經濟可持續、高質量發展和人民群眾高品質生活。

（二）堅持以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賦能中心城市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的成就源于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并依靠全球化的歷史機遇成功融入國際分工體系。高端制造業一般集聚在中心城市周邊，以尋求良好的產業配套，并為城市發展賦能。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制造業仍然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動力源泉，但隨著其他發展中國家逐步建立相對于中國的低成本勞動力優勢，中國必然以科技創新驅動向產業鏈價值鏈的上游攀登，與西方工業化國家展開激烈的產業競爭。

依托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賦能中心城市發展可從以下方面入手：一是發揮區域中心城市傳統制造業優勢，穩定工業生產，穩住地方經濟大盤。二是通過技術創新和數字化轉型，提高傳統產業發展能級，突破產業長期發展的“天花板”，提高動態比較優勢質量和國內外競爭能力。三是積極主動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有些業態的形成與發展沒有先例可循，對科技創新要求極高，尤其是內陸地區戰略性新興產業基礎落后、規模小，需要集中力量在鎖定的領域通過科技創新實現“彎道超車”，打通產學研用各個環節堵點，勇于追趕和超越全球技術前沿，采取政府引導和市場機制相結合的方式來推動具有前瞻性的科技創新，著力打造數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重點產業和大型跨國企業，突破技術發展瓶頸，增強擺脫技術封鎖及國際技術競爭的博弈能力，創造更多、更高質量的高薪就業機會，牢牢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主動權及發展方向。

（三）促進城市群內部的同城化發展，提高城市群經濟運行效率

城市群要發揮推動高質量發展和創造高品質生活的作用，就必須構建起現代化的城市基礎設施體系，包括硬件上的基礎設施和軟件上的各種經濟制度安排。一要加強城市群內部中心城市相向發展、形成合力。例如，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成都和重慶需優勢互補，構建強大的成渝經濟走廊；遼中城市群中的大連和沈陽應該聯動發展打造規模更大的大沈經濟帶，并向北延伸與長春和哈爾濱一道形成東北城市經濟主軸。二要推動區域內部人口、產業、科技、外貿外資、醫療教育、養老保險及其他社會服務等方面同城化發展，破除行政區域壁壘，提高規模經濟、產業、生態和行政效益，依托城市群的規模經濟為創造高品質生活提供基礎條件。三要構建高水平對外開放新格局，以更加開放的定力應對日益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提高國內大循環的發展韌勁及回旋余地。特別是內陸地區對外開放，要堅持“以通道促物流，以物流促產業和園區發展，以產業促科技和制度創新”的發展思路，認真做到“以全局謀劃一域、以一域服務全局”，努力推動“一帶一路”、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雙邊及多邊開放體系高質量發展，為區域中心城市現代化建設提供外生動力，增強中心城市對周邊城市和地區的牽引溢出能力。

（四）統籌生產、生活、生態，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創造惠及全體人民的高品質生活

中國式現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惠及全體人民的現代化。依托城市群推動高質量發展和創造高品質生活，并不意味著不顧及廣大農村地區的居民，反而應發揮城市群和農村地區各自的優勢，通過優勢互補實現更高水準的均衡發展。一要大力發展縣域經濟，以持續高質量發展帶動生態文明建設，以生態文明建設提升經濟社會發展的品質和效率。二要通過鄉村振興提高廣大農民的生產生活水平，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縮小城鄉生活和社會發展差距。三要通過綠色發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做好各個生產生活環節的節能減排工作，持續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四要統籌水源地、生態園區環境保護工作，建立健全生態補償機制，提高全域性和全社會的碳匯能力，真正做到“生產、生活、生態”效益相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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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igh-quality Life an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oretical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YAO Shu-jie WANG Feng

Abstrac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primary task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and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ovides the necessary material basis for high-quality lif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high-quality life creates prime human capital and innovation vitality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two constitutes the critical goal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y combing the general law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urrent pressure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promote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building a well-defined high-quality livable city cluster， enabling central city development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ra-urban integration within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igh-quality lif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