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與糧食生態效率
——基于異質性城鎮化的理論視角與實證檢驗

王帥，王亞靜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北京 100081）

“十三五”期間，我國糧食產量持續穩定在6.65億t以上，糧食數量安全得到基本保障。然而，糧食生產對化肥和農藥的依賴程度較高，生態環境壓力不斷加大[1]，推進綠色發展已成為普遍共識。與此同時，我國正在經歷快速的城鎮化過程，城鎮常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以年均1.04個百分點的速度快速增長，從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21年的64.72%，人口城鎮化主導了中國城鎮化發展方向。尤其是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人口不斷流向城市，農村勞動力結構性短缺等問題日趨嚴重，威脅著糧食安全。在此背景下，我國開始探索以縣域為核心的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就地城鎮化以中心村或小城鎮為依托，通過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實現農村居民的就地非農就業和市民化。相較于人口城鎮化下人口的單向流動，就地城鎮化一方面吸引進城務工人員返鄉創業就業，另一方面帶動當地人口的就地就業，淡化了城鄉二元結構的同時加快了鄉村產業振興。人口城鎮化和就地城鎮化通過人口的不同流動影響著其他生產要素的配置，對糧食生產要素的綠色化利用水平產生異質性影響。因此，本文以城鎮化對糧食生態效率的異質性影響為核心問題，通過對這一問題的嘗試性解釋為城鎮化和糧食安全的協調發展提供參考。

糧食生態效率從生態效率延伸而來，通過將糧食生產的環境代價納入分析框架，反映了更真實的效率水平[2]。關于糧食生態效率測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測算邊界。已有研究關于糧食生產投入要素的界定基本相差無幾，但對產出的界定則有所不同。期望產出有糧食產量和糧食產值兩種界定方法；非期望產出主要包含碳排放和面源污染兩種[3]，亦或兼而有之[4]。二是測算方法。早期測算方法主要基于“索洛余值”法，隨著生產前沿面分析方法的發展，逐漸過渡到隨機前沿生產函數[5]和數據包絡分析法[6]，但這兩種方法因需要提前假定生產函數形式和技術非效率項分布而受到質疑。直到方向性距離函數演化到非徑向、非角度的松弛形式才從技術上解決了松弛量對效率評價的影響，此時納入了環境成本的生產效率被稱為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或生態效率[7]。糧食生產過程也會帶來一定的碳排放和面源污染，將二者進行計量并納入到非期望產出中以反映糧食生產的環境負外部性，所測得的生產效率被稱為糧食生態效率。

已有研究對城鎮化與糧食生產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探討，但觀點尚不統一。部分學者認為“城鎮化阻礙糧食生產”。即城鎮化的要素配置效應使糧食生產投入要素減少，影響糧食生產。從勞動力角度看，城鎮化造成了農業生產部門勞動力數量性和結構性短缺[8]；從耕地角度看，工商資本下鄉投資農村二三產業，使得農地利用趨于“非糧化”[9]。而城鎮化失衡發展導致建設用地無序擴張，更是直接造成了耕地數量減少和質量損害[10]。還有學者通過論證城鎮化所導致的水資源短缺[11]、種植結構變動[12]、政策空間外部性[13]來證明城鎮化對糧食生產的阻礙作用。與此相反，部分學者認為“城鎮化促進糧食生產”，即城鎮化與糧食安全保障的目標是可以相容的[14]，城鎮化帶來的農業技術進步、農地規?；洜I、經營方式轉變等效應也不容忽視。城鎮化對糧食生產的資本投入與技術進步效應能有效替代要素利用效應，從長期看對糧食生產能力提高具有積極作用[15]。甚至單就城鎮化導致農村勞動力短缺而影響糧食生產這一觀點也有學者提出批駁，如王躍梅等[16]認為城鎮化引導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流動，緩解了糧食生產的內卷化現象，提高了勞動效率，促進了糧食生產。

綜上，已有研究為本文提供了理論參考，但仍存在以下兩點不足。第一，對關鍵概念理解不夠深入，導致模型估計可能存在偏誤。事實上，當前的糧食生產效率會受到前期影響，僅構建靜態模型可能會造成估計的非一致性。第二，缺乏對城鎮化類型的考察，造成研究結論存在較大分歧。既有研究多從人口城鎮化視角審視城鎮化與糧食生產的關系，鮮有文獻關注城鎮化發展類型的差異。本文基于“城鎮化—要素配置—糧食綠色生產”之間的關系構建理論分析框架，在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測算糧食生態效率的基礎上，運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剖析城鎮化對糧食生態效率的影響機制。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人口城鎮化與糧食生態效率

傳統的人口城鎮化以農村人口向城鎮的單向流動為主要路徑，通過對勞動力資源的重新配置對其他要素配置產生影響。人口城鎮化下大量農村青壯年進城轉為非農就業，直接導致種糧勞動力結構性短缺。這種情況對糧食生態效率的負向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為了緩解勞動力短缺約束，農戶會加大化肥、農藥等替代性要素的投入強度，造成投入要素的不合理配置和浪費，提高糧食生產碳排放和面源污染強度的同時降低生產效率，進而降低糧食生態效率。第二，從農業技術角度來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不足，“老人農業”成為糧食生產的常態，其直接后果是降低生產效率，同時還制約了綠色生產技術的采納和應用，阻礙糧食生態效率提高。第三，從農地角度來看，人口城鎮化的無序發展侵占耕地、耕地占優補劣等投機行為對農地數量和質量的雙重影響，不僅會直接減少期望產出，同時還可能導致農地面源污染，增加農地非期望產出，降低糧食生態效率?；诖颂岢黾僬f1：

H1：人口城鎮化對糧食生態效率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1.2 就地城鎮化與糧食生態效率

就地城鎮化以中心鎮或村為依托，以相關現代產業體系吸納農民的就地就近就業，通過人口回流帶來的系列效應對糧食生態效率產生積極影響。在此情境下農戶的農業經營存在兩種選擇，分別是兼業經營和流轉土地。首先，兩種情況都能夠實現農村勞動力數量上的補充，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勞動替代性要素的投入，促進農機、化肥、農藥等要素合理使用，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同時減少糧食生產碳排放和面源污染，提高了糧食生態效率；其次，兩種方式也都能夠促進農村勞動力質量上的提升，返鄉就業創業人員具有更高的人力資本水平、更強的環保意識和生態自覺性，能夠加快糧食綠色生產的新知識、新技術和新模式的普及應用，提高生產效率同時減少非期望產出，提升糧食生態效率。而從收入效應上看，就地城鎮化對兼業農戶與流轉農戶的影響則不同。對于兼業農戶而言，就地城鎮化增加了其工資性收入，緩解了糧食生產資金約束，促進其綠色生產技術投資，提高糧食生態效率；選擇土地流轉則促進了糧食規?；洜I，發揮規模優勢降低綠色技術投資成本，促進新技術、新模式的應用，減少分散農戶不合理施肥用藥等行為帶來的污染，提高糧食生態效率?；诖颂岢黾僬f2：

H2：就地城鎮化對糧食生態效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1.3 異質性城鎮化對糧食生態效率的影響

城鎮化的本質是人口在城鄉之間流動，無論以何種經濟現象或指標所表征的城鎮化，都不可避免地通過人口在城鄉之間的流動所引發的生產要素重新配置而對糧食生態效率產生影響。人口城鎮化下農村人口向城鎮單向轉移，影響了糧食生產勞動力、技術、農地等要素的合理配置，降低效率的同時增加了碳排放和面源污染等非期望產出，降低了糧食生態效率。就地城鎮化通過開發當地資源發展鄉村二三產業，引導轉移人口返鄉就業創業和未轉移人口就地就近就業，激發了鄉村生產要素內生活力。通過改善勞動力、技術、農地、資金等要素的配置方式，降低了碳排放和面源污染水平，提高了糧食生態效率（圖1）?；诖颂岢黾僬f3：

圖1 城鎮化影響糧食生態效率的理論框架Fig.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impacts of urbanization on grain eco-efficiency

H3：城鎮化對糧食生態效率具有顯著影響，且因城鎮化發展路徑的異質性而有所差異。

2 研究方法

2.1 模型設計

2.1.1 超效率SBM-Undesirable模型 超效率SBMUndesirable模型既克服了傳統DEA模型預設生產函數和關鍵技術變量分布形式的不足又提高了普通SBM模型的解釋力，還能夠將非期望產出引入到模型當中對綠色生產效率進行測度[17]，因此本文選擇包含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測算糧食生態效率。糧食生產投入采用廣義權重系數法計算。超效率SBM- Undesirable模型可設置為：

式（1）表示效率測算模型，式（2）是效率測算模型的系列約束條件的集合。其中，π表示糧食生態效率；決策單元DUM由投入要素、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組成，分別由m、c1、c2表示；n表示決策單元數，n=30；xik、yαk、bβk分別表示投入矩陣、期望產出矩陣、非期望產出矩陣的元素。

2.1.2 雙向固定效應模型 為進一步研究不同城鎮化類型對糧食生態效率的影響，避免遺漏變量問題，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檢驗，形式如下：

式（3）、（4）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Y表示糧食生態效率，X表示傳統城鎮化，X’表示就地城鎮化，C表示系列控制變量，pi表示地區固定效應項，y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ρ表示待估參數，ε表示隨機擾動項。

2.2 變量選擇

糧食生態效率測算變量的選取及解釋如表1所示；城鎮化對糧食生態效率影響機制的變量選取及解釋如表2所示。中國保障糧食安全的基本目標是“口糧絕對安全”，其基礎仍是提高糧食自給率。因此糧食生態效率測算中所用到的產量數據指的是三大主糧（稻谷、小麥和玉米）的產量。

表1 糧食生態效率測算相關指標選取與解釋Table 1 Se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relevant indicators for grain eco-efficiency measurement

表2 回歸模型變量選擇與解釋Table 2 Regression model variable se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2.3 數據來源與說明

2006—2019年中國31個?。▍^、市）（不包括港澳臺）的面板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水利統計年鑒》《中國農業機械工業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統計年鑒。樣本時間間隔的選取基于三個原因：第一，2006年以前部分省份的相關指標數據缺失較為嚴重，且統計口徑差異大，而2019年后的數據受國際局勢等的干擾，用于模型分析可能會產生難以消除的數據噪音干擾，影響估計結果的可靠性；第二，2006年以后就地城鎮化快速發展并逐漸成為獨立于人口城鎮化的新型城鎮化發展路徑，并進入政策視野和學術研究；第三，2006年以后國家糧食供求開始出現緊平衡狀態，使用該節點后的數據可更為深入地考察不同城鎮化路徑對糧食生態效率的影響。為便于比較分析和穩健性檢驗，本文對各糧食生產功能區進行細分考察。根據《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2008—2020）》的標準劃分為糧食主產區、主銷區和產銷平衡區，糧食主產區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古、河北、山東、安徽、江蘇、江西、河南、湖南、四川和湖北13個?。▍^）；主銷區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海南、廣東和福建7個?。ㄊ校?；產銷平衡區包括：山西、廣西、重慶、云南、貴州、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11個?。▍^、市）。

3 結果與分析

3.1 糧食生態效率的時空差異分析

3.1.1 全國層面 2006—2019年間，我國糧食生態效率總體呈“U”型波動變化。2006—2012年先下降后提高，波動范圍較大，總體水平較低；2013年以后，經歷了緩慢的爬坡期，至2019年達到近14年來的最高水平（圖2）?？傮w上，我國糧食生態效率的變化趨勢為“波動中略有提升”，效率值從2006年的0.803提升到2019年的0.908。隨著糧食生產的資源環境約束趨緊，國家至各級地方政府都制定了農業綠色發展規劃及相關政策措施，加大力度推廣水肥一體化、保護性耕作、秸稈綜合利用等綠色技術，推動了糧食生態效率的提升。

圖2 2006—2019年我國糧食生態效率變化趨勢Fig. 2 Trend of grain eco-efficiency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19

3.1.2 分區層面 三大糧食生產功能區糧食生態效率的變動同全國層面的波動基本一致（圖2）。從“十一五”到“十三五”期間，三大糧食生產功能區的糧食生態效率均有所提升，但呈現出明顯的地區差異性。從均值來看，主產區的糧食生態效率最高，產銷平衡區、主銷區次之。三大區域的糧食生態效率自2010年降至最低值之后開始了緩慢發展態勢，經歷了近7年的爬坡期后才有了顯著提高。到2017年以后才開始有顯著的提高?？傮w來看，各區域的糧食生態效率水平都得到了穩步推進。

3.2 城鎮化對糧食生態效率的影響機制

模型1～4基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表3）。從模型1和模型2的結果來看，在未引入其他控制變量的情況下，人口城鎮化對糧食生態效率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就地城鎮化對糧食生態效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模型3和模型4的估計結果則表明，引入關鍵控制變量以后，這種影響關系依然顯著，且影響程度有所提升。模型3～4的擬合優度與模型1～2相比也有明顯提升。模型5～8首先對人口城鎮化和就地城鎮化進行一階差分處理，將一階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回歸（表4）。IV-2SLS的回歸結果與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基本一致。尤其是引入控制變量后，運用工具變量法得到的城鎮化水平估計系數顯著上升，表明忽視內生性問題將出現明顯的估計偏差。因此，本文以工具變量-兩階段最小二乘法的回歸結果作為基準回歸結果對其進行解釋。

表3 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Table 3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表4 工具變量-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回歸結果Table 4 Instrumental variables-two-stage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results

3.2.1 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1）人口城鎮化對糧食生態效率的影響。表4中模型7結果表明，人口城鎮化對糧食生態效率的影響彈性為1.071。我們可從人口城鎮化對農戶生產決策的影響對此做出解釋。人口城鎮化導致農村勞動力減少，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改變使得農業雇工價格居高不下，糧食生產面臨勞動力和雇工成本的雙重壓力[20]，理性農戶將從兩個環節對此壓力做出響應：首先調整種植結構，進而通過替代性生產資料投入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勞動投入。當雇工成本過高時，農戶會更傾向于種植耗費人力勞動更少的糧食作物，減少經濟作物種植[21]，同時提高各生產環節的機械化水平以減少人力勞動。例如，在整地、播種、收割等環節提高機械作業比例，在田間管理中大量施用農藥以減少人工除草成本[22]、提高化肥施用強度以降低施肥頻率，其結果一方面導致了糧食生產碳排放和面源污染程度增加[23]，另一方面還可能因不合理的施肥施藥降低糧食產量，降低糧食生產生態效率。此外，城鎮化的就業篩選機制只給人力資本水平較高者流入城市的機會[24]，年齡較大、受教育水平較低者只能繼續留守農村，這也將制約綠色生產技術在糧食生產中的應用，阻礙糧食生態效率的提高。

2）就地城鎮化對糧食生態效率的影響。表4中模型8的結果表明，就地城鎮化對糧食生態效率的影響彈性為0.195?？梢詮某擎偦瘜r民投資決策和農村人力資本水平的影響做出解釋。兩種城鎮化的發展能夠增加農民收入，但在人口城鎮化路徑作用下，進城農民已經脫離或半脫離農業生產，收入增加對農戶的農業投資決策影響較小，對教育、醫療等其他生活投資影響更為明顯[25]。就地城鎮化通過發展鄉村工業、旅游業、康養業等二、三產業實現農民就地就業，提高了農民非農收入[26]，對農戶農業生產投資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能有效促進農戶綠色技術投資，加快節水、節肥、節藥等節約型生產技術和測土配方施肥、水肥一體化等增效型生產技術的應用[27]，提高了要素使用效率同時降低了污染水平，提高了糧食生態效率。此外，人力資本水平較高、富有創新精神的農戶返鄉將改善農村人力資本的整體水平，能夠直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促進農戶綠色技術采納，推動糧食生產生態效率前沿面外移。

無論是否引入控制變量，人口城鎮化對糧食生態效率的影響都要遠高于就地城鎮化。究其原因，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的推進路徑長期以傳統的人口城鎮化為主導，存在明顯的路徑依賴現象，就地城鎮化雖然在黨的十八大以后逐漸為政策所倡導，但僅在近幾年推進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才逐漸發展起來，其發展程度遠低于人口城鎮化。描述性統計結果可以作為驗證，2019年人口城鎮化發展水平的均值為53.67%，而就地城鎮化僅有18.91%。因此，人口城鎮化與就地城鎮化對糧食生態效率影響程度存在明顯差異，這與其發展程度是吻合的。

3）控制變量對糧食生態效率的影響?？刂谱兞康幕貧w結果符合一般性的經濟預期，與已有研究成果基本一致。農地經營規模對糧食生態效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農地經營規模的擴大能顯著提高糧食生態效率。財政支農水平對糧食生態效率也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隨著農業綠色發展戰略的提出以及國家對糧食生態安全重視程度的提高，財政支持農業綠色發展的資金投入逐年提高，有利于糧食生態效率的提升。農業機械化水平對糧食生態效率的提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升導致農業生產中化石能源消耗增加，對糧食生態效率產生負向影響。受災情況帶來了糧食生態效率的顯著降低，自然災害會給糧食的生產造成破壞性影響，阻礙了糧食生態效率的提高。農村人力資本水平對糧食生態效率的影響雖然不顯著，但其符號方向仍具有參考意義。相對較高的農村人力資本水平會增強農戶對綠色生產的認知，提高綠色生產技術的采納和應用水平，對糧食生態效率產生正向影響。

3.2.2 分糧食生產功能區的考察 現實中，不同糧食生產功能區在城鎮化水平、種植結構、產業結構、自然地理條件以及資源稟賦等諸多方面都存在明顯的系統性差異，其對糧食生態效率的影響路徑也可能存在區域性差異，因此有必要對城鎮化影響糧食生態效率的區域異質性進行重新估計（表5）。

表5 區域異質性分析Table 5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1）主產區。通過對糧食主產區進行分樣本回歸可以發現，人口城鎮化在主產區對糧食生態效率表現出顯著的正向影響，這一結果與全國樣本中的影響效應不一致。由于糧食作物的種植比例本身就較高，“趨糧化”結構調整策略在應對勞動力短缺時彈性不足[28]。與此同時，雇工成本居高不下時農戶分散經營的比較收益下降，刺激了農戶土地流轉，加速了耕地規?；?、集約化經營[29]，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和綠色生產水平，促進了糧食生態效率的提高。另外，糧食主產區是中國糧食生產的核心區域，承擔著70%以上的糧食產量和80%左右的商品糧供給，國家實行了最嚴格的耕地保護政策，并出臺了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產糧大縣獎勵、新增農業補貼向糧食主產區和優勢產區集中等多項政策，一定程度上也紓解了城鎮化發展對主產區農地、技術、資金的負向影響。

2）非主產區。糧食非主產區的回歸結果與全國層面基本一致。在主銷區，人口城鎮化對糧食生態效率的負向作用更強。從現實來看，我國糧食主銷區多集中在東部經濟較為發達的省份，其糧食播種面積和糧食產量均占到全國水平的10%左右。但2006年主銷區內各省人口城鎮化平均水平為66.39%，到2019年達到75.07%，年均增速0.67%，城鎮化發展水平和速度都明顯高于另外兩區?？焖俚某擎偦M程使得耕地面積不斷下降，農業人口短缺也更為嚴重，勞動力短缺導致相關生產要素配置效率低、面源污染和碳排放嚴重，對糧食生態效率的負向影響更為顯著。

在產銷平衡區，人口城鎮化、就地城鎮化對糧食生態效率的作用方向與全國層面均保持一致，但程度都略低。從現實來看，產銷平衡區主要集中在我國中西部省份，糧食產量約占全國總產量的20%左右，主要目標是“保持應有的自給率”，其糧食安全形勢頗具特殊性。產銷平衡區多為我國邊疆地區以及丘陵地區等生態環境脆弱區，糧食生產的自然條件惡劣與經濟發展薄弱相疊加，鄉村二、三產業發展落后，兩種類型的城鎮化發展水平都較低，城鎮化發展對糧食生態效率的影響程度較小。

3.3 穩健性檢驗

本文進行穩健性檢驗主要有兩個思路。一是從樣本角度，通過縮尾處理剔除掉離群值，避免樣本異常值導致的回歸曲線與實際的偏離。另外，對樣本進行分組并重新回歸也是一種從樣本角度檢驗穩健性的有效方法，這在上一節對各糧食生產功能區的考察中已經完成，在此不再贅述。二是從模型角度，通過更換計量經濟模型對樣本進行重新回歸。由于受自然因素的影響以及農業技術進步和生產方式變遷的“路徑依賴”特征，糧食生態效率的變化是一個持續調整的動態過程。因此，通過將糧食生態效率的滯后項納入模型中進行控制，同時為了避免內生性問題的干擾，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GMM）的方法以被解釋變量滯后兩期及以上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回歸。

3.3.1 剔除奇異樣本：非刪失縮尾處理 由于糧食生態效率的值域較小，回歸結果容易受到異常值的影響，有必要對離群值進行檢驗和處理。為避免人為剔除樣本可能導致的選擇偏誤問題，通過繪制箱線圖來檢驗樣本異常值，并將超出箱體邊界線的觀測值視為異常值。根據箱線圖的指示，對樣本進行非刪失雙邊1%縮尾處理后重新進行回歸。從表6模型1～2的結果可以看出，在縮尾處理后影響關系與基準回歸基本一致，表明基準模型的估計結果是穩健可靠的。

表6 穩健性檢驗Table 6 Robustness test

3.3.2 更換計量模型：系統廣義矩估計 考慮糧食生態效率的動態特征，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GMM）作為新的計量模型，以被解釋變量滯后兩期及以上作為工具變量重新回歸。模型3～4的AR（1）和AR（2）檢驗均表明模型殘差項存在一階序列相關，二階序列不相關。Sargan-Hansen檢驗表明工具變量是有效的，證明GMM方法較好地處理了模型內生性問題。糧食生態效率的時間滯后項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糧食生態效率的變化存在明顯的路徑依賴性，表明其增長受到歷史因素影響，進一步驗證了前文的理論分析結果，檢驗了基準模型和研究結論的穩健性。

4 結論與對策建議

4.1 研究結論

本文通過超效率SBM模型測算我國31個?。▍^、市）（不包括港澳臺）的糧食生態效率，在此基礎上運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等方法對不同城鎮化類型影響糧食生態效率的作用機制進行分析和檢驗，得出如下結論：

1）從糧食生態效率測算結果來看，中國糧食生態效率水平較低，存在明顯的時間波動和區域差異。從時間角度看，糧食生態效率總體呈“W”型波動，各糧食生產功能區總體呈“V”型波動；從空間角度看，三大糧食生產功能區糧食綠色生產水平存在一定差距，由高到低依次是產銷平衡區、主產區、主銷區。

2）基于異質性城鎮化路徑的視角，人口城鎮化阻礙了糧食生態效率的提高，就地城鎮化促進了糧食生態效率的提高。人口城鎮化的影響程度高于就地城鎮化，這可能與中國長期以來城鎮化路徑以人口城鎮化為主導有關，城鎮化發展存在一定的路徑依賴。

3）基于糧食生產功能分區的視角，在主銷區和產銷平衡區，人口城鎮化對糧食生態效率均表現出顯著的負向影響，而在主產區則表現為顯著的正向影響，這可能與糧食主產區糧食種植面積較大、糧食種植結構調整彈性不足有關；在主銷區，人口城鎮化對糧食生態效率的負向作用更強，這可能與主銷區耕地面積少，糧食生產吸納就業能力有限，人口城鎮化進程早、程度高，對糧食綠色生產要素吸納作用更強有關。

4.2 對策建議

本文的研究結論對理解城鎮化影響糧食生態效率的作用機制具有參考意義，同時也為提升糧食綠色生產水平、保障國家糧食生態安全提供了新思路。因地制宜推進城鎮化，引導城鎮化與糧食綠色生產能力協調發展是城鎮化快速發展背景下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的基本思路。具體對策建議如下：

1）主產區承擔著糧食保供壓力，而大多省份又是經濟發展滯后區，人口城鎮化發展水平較低，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能力不足。因此，主產區可以通過引導農民就地創業就業、扶持鄉村產業，推動就地城鎮化發展，以提高鄉村承載力和內在發展動能。同時，還必須要警惕就地城鎮化無序發展占用土地引起的風險，嚴格落實土地用途管制、基本農田保護以及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等措施，嚴守耕地紅線。

2）主銷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人口城鎮化發展已不可避免，需要通過發展社會化服務補齊農村勞動力短板。同時增加社會化服務中綠色技術的供給，推廣節約增效型農業技術和裝備，提高生產要素的合理利用水平，減少糧食生產過程中的污染物排放，在保證糧食產出增長的同時降低污染水平。

3）產銷平衡區多為生態脆弱的邊遠省份，城鎮化發展水平低，糧食生產能力有限。產銷平衡區應通過加強高標準農田建設、提升技術服務水平、提高糧食品種適宜性等途徑確保糧食自給能力。同時，還要關注農村留守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通過新型職業農民教育培訓提升勞動力質量以提高農戶綠色生產參與程度和生態自覺性，保障城鎮化發展與糧食生態效率的協調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