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問題與方法：中國先秦車輛史研究的范式轉換 *

張萬輝

（1. 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 100049；2. 中國科學院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0 引言

古代車輛不僅是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還是重要的科技和文化載體，其在中國古代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自商代晚期開始，以馬為動力的獨轅雙輪車在北方地區迅速傳播，輕便型的輻式雙輪馬車不僅具有較高的機動性和靈活性，還能在戰場上給敵人以威懾作用，因此，其迅速發展成戰場上的重要軍事裝備，成為西周政權開疆擴土的有力武器，并在春秋戰國的諸侯混戰中達到鼎盛。軍事政治的需求促進了車輛制造行業的科技進步和發展。戰國時期，齊國便設有官營的車輛制造手工業作坊。制車業是當時科技含量最高且涉及工種最多的行業之一，成為當時最重要的手工業門類之一。

與此同時，車輛還是社會等級制度和政治身份的象征。不同等級身份的貴族在使用馬車的數量、材質、顏色等方面都有嚴格的規定。在諸侯王或貴族死后，馬車作為重要的殉葬品隨貴族一起下葬，被埋葬于貴族墓地之中，成為殉葬制度的重要內容，并一直延續到秦漢時期。近百年的考古發掘工作，出土了大量的商周秦漢車輛遺跡和材料，為研究商周秦漢車輛技術史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基礎。通過梳理近百年先秦車輛史研究發現，受研究材料特性、研究者專業背景、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先秦車輛史的研究經歷了兩次研究范式的轉換。隨著科技考古和多學科合作的精細化個案研究的蓬勃發展，技術史研究在車輛史研究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新的研究范式正在醞釀之中，為技術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舞臺。

1 重視考古材料與實物模型的作用：突破傳統經學名物范式

先秦車輛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漢代鄭玄對《考工記》的注解。清代乾嘉時期，隨著漢學的興起，《考工記》車制研究再次迎來新的研究高潮，并出現一系列的研究專著，如戴震的《考工記圖》、阮元的《車制圖解》、程瑤田的《考工創物小記》、錢坫的《車制考》、鄭珍的《輪輿私箋》等。以戴震［1］為代表的乾嘉考據學派，以扎實的學術功底，對《考工記》車制部分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繪制了相應的車制結構圖，但其治學以傳統的經學名物考辨為研究旨趣，研究材料主要依靠傳統的經典文本。雖然在個別學術問題上不乏真知灼見，但囿于缺乏先秦車輛實物印證，在車輛結構認知等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

20 世紀20 年代至30 年代末，部分學者開始嘗試突破傳統考據研究方法。以羅庸［2］為代表的民國學者，鑒于清末儒士學術研究的局限性，率先打破以文獻考據為根本的車制研究方法。通過制作戴、阮二氏車制實物模型來驗證戴震和阮元關于車制結構認知方面的觀點，使中國車制研究步入新的發展階段。羅庸當年所制作的木車模型現保存于英、德等國家的博物館內。

20 世紀30 年代末，受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委托，王振鐸［3］開始著手中國古車的研究工作。王振鐸認為，研究先秦古車應該以漢代為切入點，他充分利用考古出土的漢畫像石圖像資料和車輛實物遺跡，結合田野調查等方法，運用機械設計理論，對東漢時期的多種車制進行了名稱校訂、考證和復原工作，于1939 年底完成全部的東漢車制復原設計圖。此外，王振鐸還陸續在大后方完成多種漢代車制模型實物復原工作，為先秦古車研究和復原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與此同時，王國維先生在清華大學堂提出考古證史的“二重證據法”，中國開始了自己的本土考古學實踐。20 世紀30 年代，在河南安陽殷墟、?？h辛村等商周遺址中出土了大量古代車輛實物遺跡，為中國古代車輛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條件，中國古代車輛研究開始逐漸走向歷史文獻與考古材料相結合的道路。20 世紀30 年代至60 年代，隨著商周考古大量車馬坑遺跡的發現，為商周古車復原工作帶來了第一個高峰。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對中國先秦車輛進行研究、復原工作的主要有郭寶鈞［4］、石璋如［5-7］、林巳奈夫［8］等人。大陸學者以郭寶鈞為代表，臺灣地區的學者以石璋如為代表。國外學者以日本的林巳奈夫為代表。

郭寶鈞從20 世紀30 年代開始便親身參與到河南?？h辛村西周車跡的考古發掘之中，從那時起便開始著手收集和研究先秦古車結構及考古出土的青銅車輛構件，并于20 世紀60年代初完成《殷周車器》一書的初稿。該書從現代科學視角出發對殷周車器的結構和功用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尤其是從歷史的維度對考古出土車輛的結構形態變化做了深入的分析，厘清了古車結構的諸多問題，同時又能看到其歷史演變過程。

石璋如也是從20 世紀30 年代開始參與到河南殷墟考古發掘工作之中，并于五六十年代開始著手研究和復原殷商車制，先后發表數篇與殷商車制復原相關的研究成果。石璋如結合文獻和出土實物，以復原商代馬車為主，并進行了實物復原驗證工作。石璋如的先秦車輛復原工作具有較高的科學性和嚴謹性，在對車輛結構驗證的過程中厘清了車輛復原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此外，他還進一步以車辀及輿盤交界處所使用的軓飾與踵飾的形制與結構差異以及有無裝飾品為依據，對出土車輛進行類型學劃分。

日本學者林巳奈夫，也是較早關注中國考古出土先秦車輛的學者，他廣泛使用考古及文獻材料，發表多篇與先秦馬車相關的研究論文。此外，他還結合考古出土車輛材料對《考工記》進行了較詳細的注釋和分析工作，并對西周馬車進行圖像復原，較全面地論述了商周時期的馬車構造和性能。

縱觀這一時段的古車研究成果，隨著考古發掘車輛遺跡的大量出現，考古實物開始受到學者的廣泛關注，與此同時，以復制實物或模型來驗證古車結構等問題帶來了方法上的新突破。傳統的以經學訓詁、名物考辨為范式的車制研究方法逐步讓位于現代科學規范。

2 重視比較方法和全球視野：全球史研究成為新的趨勢

20 世紀70 年代末至80 年代初，伴隨著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先秦車輛遺跡被考古發掘出來，有關先秦車輛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相關學者對先秦車輛的結構、功能、工藝及系駕法等方面都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與此同時，國外青銅時代馬車的考古材料開始傳入中國，特別是中亞高加索地區發現略早于中國河南安陽殷墟出土車輛的考古材料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熱烈討論。

在傳統考古材料與文獻相結合的研究范式下，學界開始將中國考古出土的馬車置身于全球史的大時空背景下進行考察，通過中西方比較研究，來探討中國先秦車輛的相關學術問題，有關中國車輛的起源問題成為20 世紀80年代至90 年代學者重點關注和討論的學術問題。［9］從全球史視角對中國先秦車輛進行研究的中國代表學者主要有孫機［10-11］、林沄［12］、王?。?3］、王海城［14］等人，國外學者主要有李約瑟［15］、史四維［16］等人。

孫機結合考古出土材料與歷史文獻，對商周秦漢車輛的形態結構及車馬器的功能及用法做了較系統的論述。此外，他還重點研究了中國古代馬車的系駕法問題，他認為中國古代馬車曾采用過軛靷式、胸帶式和鞍套式三種系駕法，指出軛靷式系駕法被廣泛使用于商周至戰國時期。他將中國馬車的系駕技術放置于全球視野之中，比較東西方系駕法的不同。他認為軛靷式系駕法是中國駕車技術上的一項重要發明創造，這是中國馬車技術起源于本土的重要條件；西方早期的馬車并未采用軛靷式系駕法，而是采用胸帶式系駕法，對馬的行駛有諸多不利的因素。

但隨著中亞地區早于中國商代晚期車輛遺跡的大量出現，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開始支持中國馬車的“西方起源”說。林沄非常重視中國與中亞和俄羅斯相交地帶的有關車輛的巖畫資料，對商代晚期車輛上常見的弓形器的用途和定名進行了探討，認為弓形器是古代騎馬者和駕車者用來絆掛馬韁而解放雙手的工具，將其定名為“掛韁鉤”。王巍不僅詳細地比較和論述了商代馬車與中亞和西亞馬車的關系，而且論述了馬車傳入中國的可能路線。王海城在前人的基礎上，對中國馬車的起源問題做了較深入且系統的研究，他首先對中西方馬車形制做了較詳細的比較分析，然后結合中國早期馬的馴化與使用情況，對馬車出現的必備條件進行了分析，認為中國馬車或者馬車制造技術傳自西方，造車技術傳入中國的時間可能比傳統上認為的商代晚期要早。至于其傳播過程，可能是以一種接力的方式，從中亞傳到中國新疆，再從新疆傳到甘青地區，最后到達中原。但目前還不能明確指出都有哪些人、出于何種動機、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參與了這種傳播。

在中國學者將視野轉向全球并將中西方考古出土的馬車進行系統比較分析之前，有西方學者已經從中西方比較的視野和方法出發，關注中國早期車輛技術成就及其與西方的差異。

英國學者李約瑟等人是較早關注中西方車輛在結構設計、系駕法等技術方面差異的學者。結合河南輝縣琉璃閣出土的戰國車輛所出現的車輪輻條由四周向內凹陷的輪綆結構特點，他認為中國戰國時期車輛上的輪綆結構設計是中國早于西方的一項重要技術發明成就。針對山東嘉祥漢畫像石車輪制造場景上的車輞結構特點，李約瑟等人認為是漢代的重輞，并對其工藝進行了推測，而且繪制了復原圖。

荷蘭物理學史學者史四維在李約瑟研究的基礎上對中西方木輪車的形制演變進行了系統分析，用物理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對中西方車輛制造技術的細節及差異進行了詳細的闡釋和分析。關于《考工記》“望而視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迤也”的記載，史四維認為這是一種物理學上的光學效應，并對車輪輪綆結構和拉桿作用做了詳細的力學分析和解釋。他認為輪綆內凹和增加拉桿的結構設計是提高車輪強度和牢固性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拉桿的作用就像后世車輪輪輞上采用鐵輪箍和鉚釘的方式進行加固的原理一樣。

縱觀20 世紀70 年代以來的先秦車輛研究成果，隨著國外考古發掘車輛遺跡材料的傳入以及西方學者對中國早期車輛技術的關注，國內學者在車輛研究上的視野逐漸放大，開始注重比較法的應用。中國馬車的起源成為學術熱點，先秦車輛的研究工作也得到很大提升。

3 重視科技手段與精細化個案研究：多學科合作下新的研究范式正在醞釀

進入21 世紀以來，隨著越來越多的科技手段介入考古研究之中，有關考古出土的先秦車輛的研究越來越呈現出精細化與多學科綜合性的特點。重視科技手段應用、多學科合作和精細化個案研究成為越來越多考古學者的共識。對先秦車輛史的研究不再只關注車輛的社會文化史以及不同地域車輛之間的差異，有關車輛性能等車輛技術問題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

近些年考古出土的先秦車輛遺跡多數采用實驗室考古方法進行精細化考古發掘和研究分析，如周原賀家村西周車輛遺跡、甘肅毛家坪春秋車輛遺跡、河北行唐故郡戰國車輛遺跡，甘肅馬家塬出土戰國車輛的研究是多學科合作下的典型個案研究。2011-2015 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北京大學、西北工業大學等多家單位對馬家塬戰國墓地出土車輛做了實物復原和靜力學模擬實驗，從技術視角分析研究了車輛的力學性能和功能。［17-18］研究人員首先利用科學儀器設備對車輛的多種材質構件進行了檢測分析，在系統梳理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對馬家塬出土車輛的結構信息進行了實物復原和模擬實驗。西北工業大學的研究人員通過有限元分析，計算出車輛可以承受的重量為200 千克，通過靜力學測試，確定車輛能夠滿足載人的要求。研究者認為車輛的功能主要為禮儀屬性，車上的大量裝飾品除折角形金銀鐵飾件有一定加固作用，其他飾件并無實用價值，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削弱了車輛的實用性。陜西周原賀家村出土的西周車輛在實驗室考古的基礎上，也采取多學科合作的方法，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做了較深入的精細化個案研究①趙爭耀. 西周“第一豪車”重生記［EB/OL］.（2020-07-30）［2022-04-01］.https：∥www.sanqin.com/2020-07/30/content_8631433.html.。研究者通過分子生物學方法對拉車動力馬匹的毛色、雌雄等生物特征做了科技分析，4 匹馬均為毛色純黑的成年公馬。

2015 年，中央電視臺拍攝的《古兵器大揭秘》專題片中對中國古代戰車進行了實物復原和模擬試驗②相關資料參見紀錄片《古兵器大揭秘》。。由李克峰、白孟宸、劉熾等人策劃和實施，重點對車輛的速度、加速度、穩定性、沖擊力等性能進行了測試和試驗分析，最后試驗結果顯示，古代戰車經過12 秒后達到的最高速度為21.6 km/h，戰車在行進過程中非常顛簸，模擬撞擊試驗中，車輛具有很強的沖擊力。國外學者也非常關注中國先秦車輛作戰性能等軍事技術史相關問題。英國學者麥克·洛斯（Mike Loades）和 羅伯特·赫福德（Robert Hurford）以湖北棗陽出土的楚國春秋時期的車輛遺跡數據為基礎，對中國春秋時期的戰車進行了實物復原和模擬作戰實驗。在采集中國古車數據的基礎上，采用傳統蒸汽煣輪工藝制作了車輞，并借鑒中國安陽和江蘇淮安等地出土的先秦車輛結構及工藝特點進行了復制和模擬實驗研究，重點驗證了中國戰車克服不同地域環境，特別是崎嶇地域的穩定性能以及行駛中的士兵運用不同兵器作戰的效果情況。研究表明，中國古車輪徑大、輻條多的特點具有克服崎嶇地域環境的優勢，但戰車的靈活度完全不如騎兵，不利于長兵器作戰。以上有關先秦車輛性能的模擬實驗研究對于推進先秦車輛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參考價值。

研究問題的變化影響到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轉化。觀察最近十余年來有關先秦車輛研究方面的突破性成果，多數均為多學科合作下的精細化個案研究，科技分析在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越來越突出，對車輛性能等技術問題的關注和解決成為研究者重點關注的對象。

4 結語

通過梳理近百年先秦車輛史研究發現，受研究材料特性、研究者專業背景、研究問題與研究旨趣的不同影響，學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迥然不同。從研究范式轉換的視角分析可知，近百年先秦車輛史研究已經完成兩次范式轉換，新的研究范式正在醞釀和形成。

第一次先秦車輛史研究范式的轉換始于20 世紀20 年代至30 年代，20 世紀50 年代至80年代是先秦車輛史研究的主要時期。第一次先秦車輛史研究范式的轉換主要受益于考古研究材料的影響，越來越多從事考古事業的學者參與到先秦車輛史的研究之中，傳統經學名物研究范式被打破，對先秦車輛史的研究不再單純依靠文獻資料，將歷史文獻與考古材料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受到學者的重視。在研究問題上也不再僅僅滿足于以考古材料論證歷史文獻，而是通過實物復原或者模型的方式對相關問題進行驗證。

第二次先秦車輛史研究的范式在20 世紀60 年代至70 年代開始孕育，直到20 世紀80 年代至90 年代成為先秦車輛史研究的主流。第二次先秦車輛史研究范式的轉換主要受益于新視野的影響，國外考古材料傳入中國，同時，西方學者對中國先秦車輛的研究對國內學者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和作用。將中國先秦車輛置于歐亞時空背景下進行考察的全球史研究成為新的趨勢和研究主流，在研究方法上，學者主要采用比較法進行研究，第二次先秦車輛史研究的范式一直持續到21 世紀。

進入21 世紀，先秦車輛史研究的全球史取向依然方興未艾，但隨著科技手段和多學科合作下的精細化個案研究在先秦車輛史研究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新的研究范式正在醞釀之中。車輛的性能等制造技術問題得到重視和關注，技術史研究在車輛史研究中地位日益凸顯，為技術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