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思想史何以可能？ *
——從《技術與文明》看芒福德的編史方法

胡翌霖

（清華大學 科學史系，北京 100084）

0 引言

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 -1990）是技術史研究的先驅，他在1934 年出版的《技術與文明》一書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美國技術史學會（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在1969 年授予芒福德“ 達·芬奇獎”（The Leonardo da Vinci Medal），這是該學會的最高獎項，授予那些在技術史領域卓有貢獻的學者。技術史學會的官方評獎詞說道：“《技術與文明》……可能是第一次充分地關注到技術本身的文化與美學面向的作品，也第一次把技術史看作人類歷史的關鍵階段（essential phase）?！保?］芒福德并不是一個科班出身的學術研究者，他更樂意以“作家”自居，他的工作也超出了一般歷史學家的范圍。正如達·芬奇獎的評獎者所說：可以把芒福德的學術領域稱作“ 人的哲學”［1］（philosophy of man），他始終著眼于“人性”，在技術史和城市研究中飽含人文主義情懷。評獎者還補充道：“這本書既能對成熟的學者提供啟發和刺激，也適合作為入門者通俗可讀的教科書?！?/p>

時至21 世紀，芒福德的學術思想非但沒有過時，反而愈加重要了。從達·芬奇獎的頒發傾向來看，相比50 年前，帶有人文主義、女性視角和大眾文化視角的技術史家更受青睞，而這些視角其實都已經蘊含在芒福德的著作中了。新一代技術史家仍然從芒福德的著作中吸取靈感。如達·芬奇獎的2017 年得主佩西（Arnold Pacey）［2］、2018 年得主帕爾（Joy Parr）［3］、2019 年得主馥蘭（Francesca Bray）［4］、2020年得主迪奧戈（Maria Paula Diogo）等，都是這幾年最受贊譽的技術史家，他們在各自的著作中仍然會引述芒福德的成果?？梢娒⒏５聦夹g史學科的影響經久不衰。

作為人文主義作家，芒福德并不以史料整理見長，但他的視野、關懷和方法在今天值得我們更加關注。不過，芒福德本人并沒有明確地歸納和表達自己獨特的編史學方法，筆者將嘗試從編史學的角度整理并闡發芒福德在《技術與文明》中蘊含的獨到思想。

1 從科學思想史到技術思想史

筆者把芒福德作品中蘊含的編史學綱領闡發為“技術思想史”。這一概念與“科學思想史”相對應。但是因為“科學思想史”一詞也經常被人誤解，所以筆者首先對“科學思想史”的基本特點作一番說明。

在這里，筆者討論的科學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cience）是一個西方科學史界的術語，作為編史綱領通常與“科學社會史”（social history of Science）相對立。［5］有時候也被稱作“內史”與“外史”。需要注意的是，科學思想史不是簡單地指關于“科學思想”的歷史（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s），而所謂的“ 內史”，也不是說要關注“科學內容”。思想史和社會史都會關注“科學思想”或“科學內容”，區別在于前者更關注這些科學內容發展更迭的“內在邏輯”（思想與思想之間的演繹或呼應關系，包括科學、哲學、神學等領域的思想），而后者更關注他們的“外在環境”（社會、政治、經濟等環境）。如果科學史只是單純地記錄科學內容（如牛頓1687 年發表三定律，愛因斯坦1905 年發表相對論），那么它既不是內史也不是外史，只是單純的史料整理或者某種“功績年表”罷了。而進一步挖掘牛頓與愛因斯坦之間究竟有哪些沿革環節，追溯這一系列思想沿革的連續性或斷裂性，探討這些沿革的觀念前提或觀念后果，這才是“思想史”的工作。思想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哲學的追究，即通過與古人對話，追問思想的來龍去脈，最終回答“我從哪里來”這個問題。比如說，無論是思想史還是社會史，在敘述天文學史時都會提及柏拉圖、托勒密、哥白尼、牛頓等人，而在梳理線索時，柯瓦雷把現代天文學的興起歸結為“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6］這樣的世界觀或宇宙論變革，這才是所謂的思想史；而社會史則可能在印刷工坊、鏡片工匠等社會關系層面尋求天文學變革的線索。在這個意義上，內史與外史未必沖突，而是互補的兩種視角。好比說撰寫某個人的歷史：“簡歷”往往是側重外在的（社會關系的變遷、取得的成就或地位等），而內省的“心路歷程”則是偏重內在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等等）。心路歷程與簡歷都可以獨立敘述，但也可以把兩者對照或穿插起來。

言歸正傳，筆者在這里提出的“技術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echnology），不是關于“ 技術思想”的歷史（history of technical thoughts），而是要在技術的演化變遷之中尋找某種“內在邏輯”，即某種思想或精神層面的線索。那么這種編史方法何以可能呢？我們注意到，技術似乎與科學不太一樣，因為科學家的成就似乎從一開始就是精神性的，而科學發展最終形成了一個相對統一的世界觀。而技術領域的成就看起來首先是物質性的。另外，技術成就相對龐雜繁多，怎樣從中梳理出一條思想性的線索呢？要以科學思想史為樣板，把思想史綱領引入技術史，我們必須解決以下問題：一是精神性，不再把技術僅僅看作中性的物質器物，而要揭示技術的精神內涵。二是統一性，找出各種技術的統一性而非碎片化的羅列。三是連貫性，在技術史中找出某種敘事邏輯，以歸納從古至今的技術發展。四是反思性，以“認識自我”為最終的哲學關切。

筆者將指出，芒福德在《技術與文明》中就為以上問題提供了解答：一是技術與精神互為因果。二是技術的整體視角（生態系統）。三是始生代-古生代-新生代的技術史斷代。四是理解并消化技術。

2 技術與精神

芒福德對技術史的興趣源自他在1930 年撰寫的一篇雜志文章《機器的戲劇》（The Drama of the Machines）。因為這篇文章，芒福德受邀去加州大學講授主題為“美國機器時代”的課程。在備課過程中他發現材料不足，于是去歐洲考察訪學，最后在1934 年完成了《技術與文明》。其實在他1930 年的文章中，芒福德就已經表達了他理解技術的初心，在《技術與文明》的導言中，芒福德引用了那篇文章中的說法：“如要對機器有清晰的認識，我們不僅要考慮其實際方面的根源，還要研究其心理方面的根源；同樣，也必須考察機器對美學和道德的影響?！保?］1

芒福德注意到，機器的發展有其“心理根源”，而機器發展的后果也包括美學和道德等精神領域。芒福德的出發點就是把技術史與人類精神史相打通。更重要的是，在芒福德看來，技術與精神并不是兩個互相獨立、只是偶爾發生關聯的兩條線索，而是互為前提、互相內嵌的。一方面，技術發明的背后有思想觀念的變化——不是指具體開發設計的技術思想，而是指世界觀、生活習俗、價值追求等領域的思想觀念。芒福德說道：“就過去150 年的所有的物質文明的重大發明而言，它們的背后不但有技術上長時間的內部發展，還有人們的觀念（mind）在不斷變化。只有人們的愿望、習慣、思想和目標等重新定向了，新的工業過程才可能得到大規模的發展?！保?］7另一方面，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等領域，也不是生而有之、穩定不變的，他們也受到技術變遷的影響。例如，“在寺院中首先形成的有規律且準時的生活方式，對人類來說，并非生而有之。而現在，西方人的生活已完全為時鐘所左右，已成為其‘ 第二天性’”。［7］17

芒福德非常重視機械鐘的歷史意義，他甚至認為“工業時代的關鍵機器不是蒸汽機，而是時鐘”。［7］15這種觀點也必須把工具、機器與精神、觀念、生活方式放在一起考察才能夠理解。機械鐘改變了人類的時間觀念和生活節奏，崇尚標準化、自動化和精確化，與現代工廠制度相輔相成。當然，芒福德也并不貶低蒸汽機在工業革命中的作用，但他也不只是從蒸汽機作為動力工具的生產效率等角度看待蒸汽機的重要性的。蒸汽機與時鐘一樣，真正重要的影響也是在文化和觀念的層面，龐大而刻板的蒸汽機消除了家庭作坊的隨意性，強化了集中和嚴密的管理方式。芒福德說道：“蒸汽機有利于壟斷和集中，要求24 小時工作，成為節奏引領者（pacemaker）?！保?］151機械鐘不只是計時工具，蒸汽機也不只是動力工具……芒福德反對工具主義的技術觀，他認為技術發明不能僅從其用途和效率的層面來衡量，而是要從人的觀念和生活出發理解技術發明的前因后果。

3 技術體系

芒福德所反對的工具主義技術觀，正是流俗的看法，這種觀點在許多方面都有所體現，例如經濟學家把工業革命理解為能源利用率的革命；考古學家把史前文明理解為以石器為中心的時代；哲學家把人的本質理解為工具使用者……早期的技術史家也不能免俗，例如查爾斯·辛格（Charles Singer，1876-1960）在其主編的《技術史》七卷本巨著的前言中說道：“編者確信，在我們的技術文明中，人的價值在于對方法和技能的理解，人類運用這些方法和技能實現對自然環境的控制并逐漸使現實生活更加舒適?！保?］19

在芒福德看來，“控制自然的工具”只是技術的一部分面相，而且不是最關鍵的。最具代表性的技術器具與其說是工具，不如說是容器。石矛、石斧比竹筒、籃子之類的東西更容易保存，因而強化了考古學家的偏見。蒸汽機、煉鋼爐之類的裝置轟隆作響，因此更容易吸引人們的注意力，強化了現代人的偏見。歸根結底，古往今來的各種技術，總是“男性”的一面更受矚目，而“女性”的一面常遭忽視，前者是主動的、攻擊性的、控制性的，后者是被動的、保存性的、包容性的。芒福德說道：“從馬克思開始的所有關于技術的討論幾乎毫無例外地都過分強調了我們的工業設備中可動的和主動的部件所起的作用?！保?］11人們沒有看到，即便是這些主動的東西，往往也不是獨立發揮作用的，他們只是一個更大系統中的一些部件。而他們背后還有許多保存性、支持性的東西發揮著作用。芒福德說道：“因為人們的注意力很容易集中到環境中更喧鬧的、更活躍的部分，在討論機器時，實用設施和設備常被忽略?！保?］13比如當我們審視工業革命時的火車的時候，那個喧囂活躍著的蒸汽車頭總是率先映入眼簾。所以我們把火車看作蒸汽機的一項應用。但火車不是光靠車頭起作用的，保證高壓蒸汽機得以發揮作用的還有鐵軌、車站、時刻表、貿易環境等背景因素。把這些當作整體考慮，這就是為什么特里維西克失敗了而史蒂芬森成功了。而芒福德也總是把那些貌似顯著的技術成就放到更大的“生態系統”下考察。

芒福德在《技術與文明》開篇就提出“機器體系”的概念：“指整個技術綜合體，或技術體系。這涵蓋了工業所取得的或新技術所蘊含的所有知識、技能、技巧等?！保?］13他在晚年回顧時更是把自己的研究稱作“生態史”［9］。正如米勒所說：“芒福德的社會研究，也就像一位生物學家研究自然界那樣，永無休止地探索著、尋找著各種生命現象之間的聯系和內在關聯。他總是把他論述的主體——無論是一本書、一幢建筑物，或是一座城市——放置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文化環境中來觀察?！保?0］84價值觀本身是文化環境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外在于技術體系而恒定不變的標尺。只有在一個整體的生態系統下，我們才能夠恰當地評估技術的優劣。比如，單獨的一輛火車與一輛馬車之間是沒有可比性的，如果環境中沒有鐵軌，沒有燃煤工業，沒有車站調度制度，那么火車將毫無用武之地。另外，交通工具的速度快慢本身也不是一個絕對的標尺，“更快、更高、更強”并不總是好事，芒福德說道：“鐵路運輸可能比運河上的小船更快，煤氣燈可能比蠟燭更明亮。但速度和亮度只有在談到人類目標或在討論人類和社會的價值觀時才有意義。如果世人想欣賞景色，那么運河船的緩慢比摩托艇的快速更能滿足要求?！保?］251價值觀本身蘊含于技術系統之內，現代人喜歡以線性的、可量化的速度、效率、強度等標準去衡量價值，正是內在于現代機器體系的一種趨向。芒福德說道：“機器體系代表著在生活中以數量取代價值的一種企圖?！保?］251

從“生態系統”的視角來看，芒福德筆下的技術史不再面臨碎片化的危險，技術史同時就是人類文明史，是關于人類命運的完整敘事。芒福德在技術史中看到，伴隨“機器”的擴張，對力量或效率的追求壓倒了豐富多元的價值追求。他說道：“人在試圖攫取力量時，往往將自己抽象化?；蛘邠Q一種說法，人試圖將自身的所有其他部分都排除在外，僅留下攫奪力量的傾向?！保?］29，［11］31芒福德的態度也是“生態論”的，他并不認為機器或工具是壞的而容器是好的，單一的技術或器物無所謂好與壞，關鍵在于整個生態系統是否豐富。只偏重工具的文明或僅僅偏重容器的文明都是糟糕的，現代技術的危險性不在于它能夠控制自然、攫取力量，而在于這一種傾向被過度放大，以至于排斥了其他價值。

在《技術與文明》之后，芒福德轉向城市研究，1938 年出版的《城市文化》和1945 年出版的《城市發展史》，成為城市研究領域的經典。他對城市的重視與他的技術觀是一脈相承的，因為個別的技術只有放到整體系統中才能被恰當地衡量，而城市就是由種種技術與文化匯聚在一起的生態單元，芒福德說道：“城市就是人類社會權力和歷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種最大程度的匯聚體。在城市這種地方，人類社會生活散射出來的一條條互不相同的光束，以及它所煥發出的光彩，都會在這里匯集聚焦，最終凝聚成人類社會的效能和實際意義?！保?2］1

4 技術史的斷代

從“技術體系”來看，整個歷史就可以被劃分為若干個不同的技術時代。正如科學革命被看作舊范式到新范式的轉換，技術革命也可以被看作舊體系到新體系的切換?！都夹g與文明》把公元1000 年之后的西方文明劃分成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是一個技術體系”，［7］101包括：始生代（1000-1750），“水能-木材”體系；古生代（1750-1850，即通常意義上的工業革命時期），“煤炭-鋼鐵”體系；新生代（1850 年至今），“電力-合金”體系。

始生代是歐洲進行文化融合的時期，歐洲人從中國、阿拉伯、古希臘等其他文化中搜集資源，整合成自己的體系。此時期的歐洲文明與更早的古代文明逐漸形成差異。在古代文明中，技術內嵌于生活的網絡之內，技術活動與文化環境中的其他環節密不可分。而“到了中世紀末期，這種文化網絡的循環被打破了，有一個部分與網絡分離開來，自己開動馬力瘋跑了起來—— 亦即控制環境的意愿”。［7］40這種“技術脫離生活”的趨勢，就是芒福德所謂的“人的抽象化”。這種抽象化趨勢尤其在中世紀晚期的三個領域中表現出來：一是采礦業讓工作脫離生活。采礦業蘊含的“觀念”是“經濟價值與所花費的勞動量以及產品的稀缺程度有關……礦工的價值觀，就像金融家的一樣，變得抽象而定量化了?！挥械V工的環境卻是無機物的世界，與飲食或生活毫無關系”。［7］71二是資本主義讓價值脫離生活，“用貨幣價值觀代替生活價值觀”。［7］23在古老的觀念中，“善”總是和“恰當”相聯系，不偏不倚、不多不少，才是最好的。而從貨幣價值觀來看，價值總是多多益善，永無節制的。貨幣價值觀也與科學的量化觀念相輔相成。［7］24三是軍事活動讓社會組織脫離生活，軍裝和武器是最早的標準化產品之一，軍事組織把人訓練成精密服從指令的機器人，讓人脫離日常生活并壓抑個性。

這些領域并不是中世紀社會的全部，所以人的抽象化趨勢仍然隱而未彰。直到印刷術的出現打破了“具體和抽象之間”的平衡，［7］124歐洲社會進入了某種革命時期：舊的體系崩塌了，而新的體系尚未建立。直到1750 年之后，新的技術體系首先在英國成型了。為什么工業革命發生于英國？芒福德的回答簡單而粗暴：“因為野蠻?！保?］144因為英國處于舊的歐洲文明的邊緣地帶，文化上的包袱和掣肘較少，使其更有可能搶占先機。芒福德對當時英國文化環境的野蠻和惡劣深惡痛絕。芒福德諷刺說：“英國的骯臟工業達到高潮時，工人階級住宅密密麻麻地建在公共下水道旁。就在這個時候，中產階級的圖書館里卻充斥著自滿學者的著作，詳細對比并論述中世紀的污穢以及當今時代的文明和整潔?！保?］170芒福德認為，之所以會有這種認知的反差，是因為人們把技術與生活相割裂開，人們看到了現代技術比中世紀技術更加強大，據此判斷現代比中世紀進步。但是人們沒有注意到技術的強大并不總是有益于人的。芒福德說道：“加快節奏本身沒有意義，離開了服務于人的目的，就像照射在撒哈拉沙漠上的陽光一樣，它們沒有任何特別的意義。在古生代技術時期，動力的增加以及活動的加速變成了目的本身，無需用有益于人的效果來證明其合理性?！保?］182

芒福德相信在“新生代”的技術體系下，這種把人過度抽象化、機械化的趨勢可能得到逆轉，但這并非易事。如果人們不能采取整體的、系統的、以生活為中心的觀念去衡量技術，那么新的技術未必能塑造出新的文化和觀念。芒福德引用了哲學家羅素的一個觀察：“交通運力的每次改善都增加了人們不得不穿行的距離，一個一百年前的人要花半個鐘頭走著去上班，今天的人坐車上班，但還是要花半個鐘頭路程?！保?］240芒福德自己也提出了一個頗具遠見的觀點：“通信技術讓某一條信息更快速和有效的傳遞，但現在人們要花費更多時間應付爆炸的垃圾信息?！保?］240新的技術未必總是讓所有人都受益，舊體系中的既得利益者更有可能利用新技術鞏固自己的利益，例如交通工具的加速幫助工廠主雇傭住得更遠（因而可能薪水更低）的員工，而沒有幫助員工們減輕通勤壓力。

芒福德借用了斯賓格勒提出的“假晶”［7］233的概念（假晶原指巖石構造的錯位替換現象，甲種巖石滲入乙種巖石的縫隙中形成了貌似乙種巖石的外形，但實質還是甲種巖石，斯賓格勒把它引入文化領域）。芒福德認為，技術總是內嵌于更大的文化-觀念系統之中，它們通?；ハ嗨茉?、互相選擇，但技術的更迭未必總是能帶動文化的更新。有時候新的技術反而被用來鞏固舊文化中最陳腐的部分的存在，“新發明、新設備往往用于維持、更新并穩定舊秩序的結構。過時的技術裝備中有著政治的和金融的既得利益?！?9 世紀所產生的工業世界已經在技術上陳腐落后，在社會上瀕臨死亡，但不幸的是，其腐爛的尸體上生長的蛆蟲可能影響甚至毀掉代替它的新秩序”［7］195?！白钕冗M的技術也不能承諾必將帶來社會進步，就像電燈并不能給叢林中的猴子帶來任何承諾一樣?！保?］195如果我們只盯著技術本身的更迭，盯著技術的加速或強化，那么就很容易被“進步的幻覺”所蒙蔽，而忘記了文明的進步始終需要人們在思想、觀念、社會、政治等方面做出全面的努力才能贏得。

5 消化技術

芒福德把握技術史的趨勢，最終還是要回到當下，回答當代人的問題：我們該做什么？

首先，技術史研究本身就是一切行動的基礎，芒福德說道：“研究現代技術的發生和發展過程是理解并加強當前對機器開展的重新評估的基礎。對機器的全面評估也許會使我們在邁向成為機器的主人的道路上更前進一步?！保?］10歷史研究首先要打破習以為常的成見，重新激活創新者的心態，不把任何既定的秩序視作理所當然的東西?！斑^去一代先鋒的一些大膽創新，現在已成為蕓蕓大眾的固定常規了，而且他們也早已習以為常，絲毫沒有感染到先輩創新時的激情?！覀兠刻焐钤谶@種氛圍當中，這種氛圍塑造了我們……我們根本不可能對這種氛圍造成的影響作出評價，更不可能估計機器體系的發展趨勢……”［7］318

芒福德反對那些主張“回到過去”的浪漫主義者。工業革命是惡劣的，那就該逃避機器，回到農業時代嗎？芒福德鄙視這種逃避態度。他指出，那些被守舊者向往的古代人本身并不是守舊者，古人們往往對現狀不滿，總是向往一種更美好的社會。正是因為這些先輩一代一代的開拓和探索，人類文明才會不斷變革。芒福德揶揄道：“他們建議回歸當初開拓者的生存條件，卻不具備當年開拓先鋒的精神力量?！保?］263芒福德更反對那些主張“順應現實”的技術至上主義者，他們輕率地向機器體系投降了，屈從于機器的運轉邏輯而不思抗爭，不再去探索它、控制它，這也是懦弱的。關于人類積極進取和當家作主的態度，芒福德說道：“如果這是人類對待大自然的態度，那人類又為何在面對機器體系的時候如此懦弱？”［7］278

如何理解技術，芒福德用了assimilate 這個獨特的詞匯，有消化、吸收、接納、同化、理解等含義，姑且譯為“消化”。他說道：“我們超越機器的能力取決于我們消化機器的能力。只有當我們真正領悟了客觀、冷靜、中性這些機器世界中的真諦時，我們才能進一步地領會更復雜、更豐富的有機界以及更深奧的人性?！保?］320“消化”正是把某些“內部”的但又不完全屬于我們的東西揉碎咀嚼了化為己用。其中的關鍵在于，技術并不是外在于人類的東西，而是人類文明的內在部分。技術與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互相塑造，技術影響著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反過來說，在人類生活的每一個微觀方面作出的選擇和改變，都會反過來影響技術的發展。因此在技術趨勢面前并不只有全盤逃避和全盤順從這兩種選擇。正因為我們從整體上看待技術，所以我們能夠從細微語境之中看待人的各種選擇和努力。人類不可能扮演上帝，對整個技術體系進行選擇，但每個人所做的每一個選擇最終都會影響技術的趨勢。

芒福德說道：“技術與文明作為一個整體，是人類有意或無意的選擇、傾向和奮斗的結果。它們貌似是最客觀、最科學的，其實常常是非理性的——不過即便是不可控制的，它們也并不是外部的。選擇本身體現在社會的小的增量變化、每時每刻的決定以及轟轟烈烈的斗爭；……如果誰不能在機器的發展中看到這種選擇，這只是暴露出他自己的無能，他沒能注意到逐漸累積的影響，直到這些影響如此密集地疊在一塊，以至于看起來完全是外在的和非人性的，為了重新征服機器，使之臣服于人類的意圖，我們首先必須理解并消化它?！保?］9，［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