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嵌入：逆境中鄉村文化振興的傳播實踐探索

張恒

摘 要：近年來，隨著城市化建設的不斷演進，城鄉之間的鴻溝愈發擴大。以媒介為先導引領鄉村地區文化復興，是解決我國廣大農村精神貧困問題，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亦是堅持以人為本、推動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實踐要求?；诖?，本文圍繞鄉村文化，從個體認知、價值觀念與系統規劃三個維度進行問題分析，并提出以媒介為軸心實現鄉村文化振興的三維突破，從而重構鄉村文化價值自信，實現文化傳承以及振興鄉村的美好愿景。

關鍵詞：鄉村振興；鄉村文化；媒介

中圖分類號：G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23）08-0112-03

一、引 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以各大城市群為代表的城市文化迅速推演至全國，原本以鄉村文化為主體的社會結構受到沖擊，在社會轉型中的鄉村文化日漸式微。由于城市話語權的壯大和長期以來異質文化的結構性壓力，鄉土文化的傳承者———農民對鄉土文化的信念逐漸消減，使得延續千年的鄉土文化傳承面臨著較大的挑戰。鄉村振興戰略的實現需要城市與鄉村同頻，共同富裕需要城市與鄉村合力，因此，如何更好地以媒介為軸，發揮其溝通作用，對重塑鄉村文化、重建文化自信和促進文化振興具有重要意義。

二、鄉村文化振興的價值沿襲

黨的二十大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質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精神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盵1]在我國經濟建設向好發展的總體背景下，鄉村地區原本普遍性的物質貧困已成為歷史，但精神文化缺失的問題卻亟待解決。

回首歷史，學者呂賓認為，“鄉村文化是千百年來人們深耕于農業生產生活實踐形成的帶有地域性、鄉土性的物質和精神文明的總稱?！盵2]基于生態與主體關系、主體間關系以及主體與社會間關系三個方面所交融的鄉土文明，歷經歲月演變，逐漸形成了忠義、誠信、仁愛與孝悌等中華民族的傳統價值觀念。時移世易，傳承千年的鄉村文化精髓始終未曾更改，它深埋于廣袤的自然鄉土之下，如今，發掘、傳承優秀的鄉村文化既是為中華民族尋找精神寄托，亦是使中華文化訖于四海的必由之路。著眼現實，從開發農業市場的經濟角度來看，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為了盡早轉變中國社會經濟建設的羸弱局面，國家建設的重心向具備一定工業基礎的大、中型城市偏移，農村地區的建設也因此被暫時擱淺，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加大。從發展公平的公益角度來看，截至2022年末，我國農村常住人口約為4.9億，占據人口總數的34.8%[3]，且承擔著農業發展的重任。因此，鄉村振興是進一步提振經濟市場與維系發展公平的雙贏舉措；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一新的歷史方位，傳承鄉村文化能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發展注入活力與動力。

三、鄉村文化振興的發展逆境

（一）個體迷失：文化自信的消減

工業文明的融入使得鄉村社會結構由先賦型的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弱化了鄉村群體依賴農耕生產獲取收入的生存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半農半工的多樣化收入來源。城市化浪潮的席卷下，失去土地的農村群體背井離鄉向城市聚集，農民在高樓林立與鄉野田園之間呈現“液態”流動，改變了往昔以農業生產為內核的生產、生活樣態，致使鄉村社會結構的根基被瓦解。

開放型經濟理念伴隨著城鄉間的人口流動涌入鄉村，城鄉文化發展存在的落差與不平衡，使農民原有價值觀念受到先進科技、金融、醫療和教育等多元要素的影響，農民生活場域中的傳統性要素逐漸被現代性要素取代，“流動的現代性”[4]消減了部分農民對鄉村文化的自信心，“家文化”不再是農民唯一的依戀，社會集體意識也因此被削弱，鄉村文化的發展失去了依托的主體，文化建設呈現出凋敝的狀態。

（二）價值沖擊：現代性的滲透

現代工業社會的集權特性不斷擠壓著鄉村文化的生存空間。首先，文化記憶的淡化。城市文化的融入使鄉村文化的靜態穩定性逐漸消解，村民的認知、態度和行為全面向現代文化靠攏。游離于城市間的青年一代缺乏父輩對鄉土文化與生命相連的、完整的集體記憶與生命體驗，零散的幼時記憶難以使鄉民在文化碎片中拼湊出鄉土文化的內涵價值[5]。其次，民俗傳統的流逝?！霸谌祟惿畹奈幕ㄏ蛑?，記憶是一種巨大的力量”[6]，文化的持續發展自然需要對祖先文化的繼承，以往作為培養鄉村群體歸屬感和集體意識的鄉村傳統儀式沒有受到足夠重視，具備公共性特征的民俗缺乏鄉民的集體參與，導致提供共同情感交流場域的記憶價值被忽略，鄉村文化延續的基礎被動搖。最后，“文化墮距”[7]的產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過程中，鄉民由倫理化的身份向契約化的都市身份轉型，鄉村社會物質與精神的發展呈現出顯著的失衡特征。隨著物質條件的改善，功利主義不斷融入鄉民的精神生活領域，并以自身的認知意欲規定著周遭環境的價值，致使鄉村文化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加之工具理性的推波助瀾，促使鄉村文化振興陷入淺表化、功利化的渦旋。

（三）規劃缺失：公共文化建設的失焦

在鄉鎮綜合文化站、縣級融媒體中心等行政力量持續推動鄉村公共文化建設的情況下，鄉村文化的發展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但是，公共文化建設的失焦往往致使實際建設情況與既定方案產生偏移。

首先，基層行政部門對村鎮公共文化服務規劃的導向以外部供給型建設為主，鄉村內生性文化資源建設未能容納到地方治理資源譜系中，造成財政資源的浪費，難以實現能效的最大化。其次，基層媒體之間的協作機制不夠明晰，抖音、微信公眾號等新興官方媒體與地方傳統政務平臺的合作關系、職能邊界尚未明確，使得基層公共文化傳播機構之間相互博弈，阻礙了文化資源的傳播[8]。最后，公共文化生產與實際需求脫節，農民作為公共文化建設的主體和服務對象，具有主客體雙重屬性，不夠明晰的公共文化生產定位使得農民文化需求得不到滿足，文化產品的產出亦遭遇瓶頸。

總而言之，鄉村文化振興是一項系統性的工程，在鄉村文化振興的過程中，公共文化服務建設難免會受到鄉土社會結構變化、鄉村治理機構公共性消解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因此，公共文化服務的建設任重而道遠。

四、鄉村文化振興的媒介嵌入

（一）媒介喚醒：激發主體意識

鄉村群體是鄉村建設的主體，亦是文化復興的內生動力。從內里入手激活內生動力，首先應當通過媒介傳播激發農業群體的原生文化自覺。

鄉村發展的逆境關鍵在于發展的訴求與鄉村的落后建設相矛盾。隨著鄉村內“熟人社會”交往模式的變革，盡管茶余飯后、共聚閑談的歲月不復，但是媒介形式的變化卻使之具備了新的條件：持續進行文化信息傳播與媒介接觸渠道的擴張，在村民心中種植文化符號，讓文化建設的成果覆蓋更多的人。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內生性治理力量———村民群體的作用不能被弱化，一旦主體界限不明晰，鄉村文化重塑就有異化的可能。媒介技術的演進為主體意識的重鑄提供了客觀條件，網絡社交媒體實現了離散化的村民的“共同在場”，小紅書、抖音等媒介也為村民的“發聲”提供了可能，這對堅守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地位具有積極作用。

（二）縱橫合力：重塑文化樣態

從歷史維度來研究鄉村文化的延續可以發現，源于傳統農業環境的鄉土文化面臨著新文化的沖擊。但文化的交融是歷史的必然，因此，應通過媒介賦權來促進城鄉文化融合，以時代維度來探究鄉村文化的重構，以系統性手段進行文化振興，匯集媒介與產業之間的合力。鄉土社會的“媒介化”進程伴隨著傳媒產業的勃興，要通過媒介的信息溝通、產業化的運營，整合鄉村文化資源，形成“媒介賦權—村民傳播—產業盈利—文化重組”的一體化振興路徑。

在文化樣態的重塑過程中，應鼓勵鄉村文化和古今文明的縱向交融，以媒介為軸迸發出更多的時代性文化元素。隨著媒介技術的不斷發展，數字媒介的發展為文化重塑提供了技術支撐，可以通過對具有價值底蘊的鄉村傳統民俗進行數字化建設，以文本、圖片和影像等多媒體形式記錄傳統民俗、民間工藝等農耕文化元素，實現文化資源的云端存儲，并借助AR/VR/XR技術再現場景，確保物質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永續留存[9]。

在鄉村文化振興的過程中，亦需要媒介傳播與產業經濟的交融。因此，利用人才、“村官”與鄉賢等精英群體之間的合作，發揮他們作為商業領袖的橋梁作用，引導鄉村個體發揮創造力，實現村民文化記憶、媒介呈現與旅游業的協同發展。此外，還可以通過發掘傳統民俗和創意文化來進行多層次、跨業態的IP形象構建，帶動村民進行文化創作、產業化開發，多元主體協同發力，從而實現鄉村文化經濟的繁榮；或以數字產業化為引領，統籌建設鄉村的文化組織、經濟組織，組建鄉村文化振興的組織化綜合體，為當地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或創業機會，實現農業與鄉村的“互聯網+”，通過縱向交融的鄉村與媒介、橫向連接的農業與商業，匯聚合力探尋文化現代化的新型路徑。

（三）傳媒支撐：創新治理模式

政府應積極發揮鄉村文化重塑的引導者作用：首先，引導鄉村治理的主體深入基層，利用新媒體表達立場、參與討論、傳播優秀的鄉村文化；其次，主動搭建縣級融媒體平臺，下沉至民間輿論場進行融合，構建城鄉文化交流互動機制，創新送文化下鄉的方式；最后，以民眾自覺為根本，在現代鄉村經歷生態變革、觀念融合、社會開放的風口上，實現上層引導與基層建設的有機結合。

智能媒介由于其本身的超時空性、廣泛參與性，是政府與基層溝通的關鍵。作為我國鄉村特有的傳播工具———縣級融媒體中心是近年來實現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手段[10]。國家通過傳播這種“軟”權力介入鄉村治理，體現著治理方式從行政統治向傳播治理的演變，傳播正成為國家介入鄉村社會的主要策略[11]。以縣級融媒體為中心，搭建城市與鄉村、治理機構與基層民眾之間的橋梁，建立信息發布平臺和鄉民終端互聯貫通渠道，激發鄉村文化的內生動力，拓寬二次生產空間，這既能提高對內事務的治理水平，還能喚醒在外務工人員對鄉村文化的共鳴，將原本存在于遠方的鄉土移植到云端網絡空間場域，加快“媒介管理”向“媒介治理”轉變，從而促進村民共建、協商互惠的新型鄉村文化治理模式得以落實，實現鄉村文化的振興。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N].人民日報，2022-10-26（01）.

[2] 呂賓.鄉村振興視域下鄉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困境與路徑[J].求實，2019（2）：97-108+112.

[3] 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http：//www.stats. 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2023-02-28.

[4] 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M].歐陽景根，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28.

[5] 夏小華，雷志佳.鄉村文化振興：現實困境與實踐超越[J].中州學刊，2021（2）：73-79.

[6] 哈拉爾德·韋爾策.社會記憶：歷史、回憶、傳承[M].季斌，王立君，白錫，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

[7] 威廉·費爾丁·奧格本.社會變遷：關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質[M].王曉毅，陳育國，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265.

[8] 吳鋒，仲建琴.超越與重塑：國家治理視閾下西部縣級融媒體建設的路徑再造[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44（5）：130-137.

[9] 鄭燕.文化記憶嵌入鄉村振興的路徑與跨界實踐[J].山東社會科學，2022（6）：187-192.

[10] 李，張璐璐.溝通與治理：鄉村振興下的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J].中國編輯，2022（2）：23-26+31.

[11] 費愛華.鄉村傳播的社會治理功能探析[J].學海，2011（5）：97-102.

[責任編輯：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