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圈理論”視角下武術“段與級”政策執行力分析

王思樂

摘 要：本研究借用國外社會科學分析方法“三圈理論”，從“價值圈”“支持圈”和“能力圈”三維角度對武術段位類政策執行力進行了深度分析，認為雖然武術具備育人價值、受廣大群眾支持，但武術政策執行在“能力圈”中存在不少問題，主要包括：（1）人力資源匱乏導致政策規劃可行性的考量不足；（2）配套政策不完善導致基層機構執行力不強；（3）管理制度單一薄弱導致政策執行者能力的局限性；（4）供給與需求方向偏差，文化傳承意識缺失。建議與對策：擴大“耐克區”調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需求側改革；優化人力資源，健全政策規劃；拓寬投資渠道，完善財力保障；提升執行能力弘揚民族文化與精神。結論：提升武術供給質量及結構調整，擴大武術內部需求，消除無效供給，創造適應新需求的有效供給。

關鍵詞：三圈理論；武術；段與級；政策；執行力

中圖分類號：G8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60X（2023）07-0066-05

0 引言

武術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和橫亙千年的歷史傳統，被國人稱之為國粹之一。在歷史的長河中跌宕起伏，緊密融合于中華文化。在2004年4月3日，教育部聯合中宣部頒發了《中小學開展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實施綱要》中明確規定：“體育課應適量增加中國武術等內容”[1]。在2014年印發《武術段位制推廣十年規劃》中明確提出2020年覆蓋全國40%以上縣區，60%以上進入課堂并設立段位考點[2]。武術段位制的問世進一步規范了對學校武術教學，完善了考核機制。然而，在政策實施上卻不盡如人意。另外，發表在《體育科學》，針對我國中小學武術教育狀況調查文章中指出全國有70.3%的學校沒有開設武術課，恰恰相反的是增加其他同類項目[3]。如今，多元文化混合發展，同類技擊進入國內市場帶來危機，中華武術“返本開新”面臨巨大挑戰?？蹈晡?，洪浩[4]等學者認為“在調查的眾多所學校中發現武術段前級的教學內容及課時數僅為15課時，占四個項目《教程》總學時數20%以內”。學者劉文武[5，6]“在對大學生武術課調查發現，學生喜歡武術，但不喜歡練習武術”。綜上為什么會出現“上級政策熱基層難落實”的尷尬現象，筆者結合國外學者馬克·莫爾教授的“三圈”理論作為分析框架，用一種新視角對為什么出現以上現象，從價值圈，支持圈，能力圈三個維度進行深度分析，理出“影響因子”，試圖為武術的長效發展提供有益參考。

1 基于“三圈理論”的武術“段與級”政策執行分析

1.1 “三圈理論”基本涵義

由美國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的馬克·穆爾[7]（Mark H．Moore）教授提出的“三圈”理論認為：“任何政策或者項目首先得到利益相關者（參與者）的支持并且要具備公共價值以及在政策或項目實施中要具有管理和服務的能力；三者具備為公共管理的終極目的”。由此形成三個圓圈，分別指代公共價值、能力和支持（圖1）。以此推出武術段與級政策執行需具有各自的定位：首先，價值是靈魂，其功能是構建戰略愿景，要求有鮮明的愿景，體現公共價值目標。其次，能力是發展基石。執行戰略離不開對“能力”的重視。遠大的理想固然令人激動和向往，但實際可能無法實現。第三，“重要的是獲得廣大人民支持，由于‘支持屬于非固定、暫時性、動態的非均衡概念。在支持不穩定情況下尋求達成平衡關系”[8]。

“無論任何的管理或制度其科學發展就是實現‘三圈的協調，價值、能力和支持可以用三個圓圈表示，構成了基本分析模型，成功的戰略是三者平衡的結果”[9]?？茖W性的判斷與創新有效性以及戰略執行的關聯度價值是“三圈”理論重點強調的，故此具有理論和現實價值。用“三圈理論”作為分析工具，可以提高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和規范化，且更趨于具體化和易操作，并能清晰地看到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種種缺陷。根據“三圈理論”中三個圓圈重疊之后形成的區域（見表1），六個區域是“三圈理論”的主要框架，通過思考一個戰略位于“三圈理論”哪個區域之中，有助于我們采取正確的措施處理問題[10]。

探討武術段與級政策執行位于“三圈理論”哪個區域之中，有助于我們采取正確的措施解決實施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從而促進該項政策更好地執行。

1.2 武術段位類政策執行的“三圈”分析

“國家體育總局設立的武術段位制是一項全面評價習武者武術水平的等級制度”[2]?！盎凇碚撘曇跋?，公共價值（value）是一項公共政策（武術段位）是否能得到有效執行首先要考慮的問題，也就是能否為廣大群眾創造公共價值、實現公共利益，能否造福于當代群眾的問題”[7]。武術段位類政策具有促進全民健康、弘揚傳統文化、鮮明的價值導向?！拔湫g人格是武術精神層面的素養，是學生興趣、武德、意志品質培養的集體反映。武術人格對提高學生道德修養，抗壓能力、陽剛之氣等品質具有重要價值”[11]。如今，“在洶涌澎湃的‘多元文化激蕩中，日本空手道、韓國跆拳道、西方MMA等外來武技文化的進入，對中華武術的后期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挑戰，武術是中華民族獨具特色的文化瑰寶，也具有中國‘符號代表意義，是享譽全球的中國文化名片”[12]。武術段位類在培養青少年武術訓練興趣，提高武術認知能力及武術推廣方面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因此，武術段位類具有較高的引導和激勵廣大武術愛好者沿著循序漸進的途徑進行科學鍛煉價值，促進全民健身價值，提高民族素養的價值是毋庸置疑的。

“三圈”理論中關于“支持圈”的要義是指，“只有受到民眾和政策作用的對象支持（support），該項公共政策執行力才能順利有效，才可以獲得實際價值和利益”[13]。武術段位類政策的有效執行，最主要的是要獲得該項政策的作用對象，也就是廣大習練者及從事武術教學、科研、參與群體的全力支持。既然武術段與級政策的公共價值得到了肯定，社會各界對中華傳統文化武術的政策實施是普遍認可的，卻為何仍會出現武術發展總體不理想，武術在學校被邊緣化，政策執行有效性不高等一些消極因素問題，根據“三圈”理論分析，我們不難得出該項政策在“能力圈”方面產生了問題。武術段與級“推廣過程中有關‘能力圈的分析，就是要找出政策執行中的根本問題，考察該項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的約束條件，即達到政策目標的人、財、物和政策制度等一系列的保障狀況”[13]。綜上分析，武術段與級政策執行過程中“能力圈”方面主要存在的問題如下：

1.2.1 人力資源匱乏導致政策規劃可行性不足

“在促進文化繁榮、凸顯文化自信、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時代背景下，回歸中國武術的文化‘主體立場，成為新時代中國武術發展的必要選擇”[14]。若將武術“返本開新”實現“鳳凰涅槃”，必須有“壯士斷腕”的決心推進武術段位類政策，只有建立在牢固的現實條件基礎上，才能使該項政策的實施效果實現最優化。戴維·尤里奇（Dave Ulrich）提出：“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s，簡稱HR）是指發展經濟和社會事業所需要的具有必要勞動能力的人口”[15]。以安徽為個案，安徽省體育局武拳中心下設武術協會（段與級）辦公室專職人員嚴重匱乏，筆者作為武術段前級位管理辦法科研組成員熟知人員結構，其身份為5名學校教師、8位培訓機構負責人、2位武術協會管理層、2位武協工作人員組成。通常是兼職身份無實質性、無系統性參與該政策規劃，也導致無法深度全面實地考察面授的對象真正需求點在哪里。這種人力資源設置毫無疑問地對武術段與級政策執行力上產生了很大的限制，然而政策制定及編排內容者對實際情況的調研不夠充分，“供與求”的關系難以銜接，導致政策執行中出現片面化，單一性以及過于關注武術拳種套路及對打套路演練技術，而忽視了武術教育文化元素及“根本”的武技文化內涵，導致該項政策在執行過程中陷入“圍城”。主要體現在“很多人喜歡武術而不喜歡練習武術，熱愛武術但不能長期堅持武術”[5]。故此，在武術政策制定的決策過程中“人力”至關重要。

1.2.2 配套政策不完善導致基層機構執行力不強

“兵馬未到、糧草先行”，政策時效性的增強需要資金有保障。上下級部門機構利益的分配合理完善才能確保執行能力的良好效果，武術管理機構才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政策執行力的效果決定著行業的發展，如今多元化文化激蕩涌入、國家日趨強大背景下，作為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武術為何在近些年出現瓶頸？國家武管中心及中國武術協會多次出臺相關政策力促武術發展，但到了地方由于“一紙空文”無財政支持、無政策扶持、無有效執行政策“三無政策”情況下，出現了只有武術愛好者及武術從業者一腔熱血付出的現實情況。武術政策執行者沒有良好的連接地方所涉及的教育、經濟、就業、文化等行業融合，也是難以落實的重要原因。由于現實中執行以及配套政策的缺失使得武術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各種問題，增加了政策有效執行的難度。

1.2.3 管理制度單一薄弱導致政策執行的局限性

“源文化被目的文化理解是實現文化傳播的重要路徑”[16]。管理者沒有實地考察或聽從基層武術愛好者的建議是永遠無法理清社會需要什么樣的武術、群眾眼中的武術是怎樣的。武術的拳種很多、門派林立，目前武術一般可分為競技武術、傳統武術。競技武術以高、難、美、新為主要評價尺度，傳統武術注重功力練習和意、氣、力的轉換協調。由于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在現實武術推廣過程中經常出現競技武術裁判員評判傳統武術運動員的演練，外行人評價內行拳種，評出來的結果肯定是不科學的，這是導致武術不能健康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執行者由于習慣于現狀也無形中束縛了政策執行的力度。段與級管理過程中由于隨意性過重、對待基層機構沒有明確執行制度要求，上下層級利益分配不科學，出現了段與級在基層一線成“形同虛設、可有可無”現象。其次武術作為國粹，無論從文化傳承還是健身娛樂等各方面評價，它的價值世人無可爭辯，從小學階段到大學由于政策執行能力的不足導致武術在校園語境里一直被邊緣化、無法與學生的升學相聯系起來。

1.2.4 供給與需求方向偏差，缺失文化傳承意識

武魂丟失嚴重、武術根本問題沒有解決。僅僅是助推“競技套路”忽視民間傳統武術、忽略學校武術的意識，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華大地被西方文化侵蝕后武術也沒有逃過一劫，武術本源與現代發展的武術有很大偏差，群眾心目中的武術和現實中的武術差距過大。當今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碰撞激蕩、競技武術的發展也為我國武術走出國門帶來了利好，同時也有不利因素在慢慢地顯現，國內不少學者對武術技擊性與表演性的問題各有不同觀點，大多數的學者還是傾向于武術技擊性不能丟，可以采取安全的方式體現出來。邱丕相教授[17]早在10余年前就曾從宏觀上研究了“人類格斗術的文明化進程”，將其劃分為嗜血的格斗、約規下的決斗、體育競技的勝負、心理的較量4個不同階段[18]。武術中的技擊性是武術的“根”“魂”，如今的武術完全舞蹈化、規格思維化基本失去了武術的技擊價值。西方體育化“直接”“簡單”“迅速”的思維意識，籠罩東方的傳統武術思維，“需求方、供給方、本位方”3方沒有完美融合。如何打造中國的武術文化及修行方式？武術如何定位？武術何去何從？這將考驗武術人的智慧和格局。未來武術的發展需全面戰略規劃，武術的供給側與需求側的改革迫在眉睫。

2 擴大“耐克區”，推進武術段與級政策更好執行

依照“三圈理論”的基本理念，耐克區（V+C+S）是公共政策執行所追求的意向目標?！霸谶@個區域內，想要推進的政策既有價值，又具備足夠的執行能力，還有群眾的廣泛支持，因而是最可能獲得成功的政策”[13]。

根據“三圈理論”框架分析，武術段與級政策執行的效果可以用“耐克區”面積的大小表示，也就是“耐克區”面積愈大，證明武術段與級政策執行的效果就愈好。根據以上分析，武術段與級政策處于“風險項目區”，其宏觀戰略層面分析具備社會公共價值意義，也得到了社會武術愛好者廣泛的支持，但是在推進政策執行能力上還處于相對薄弱狀態，有待提高。為了有效擴大“耐克區”的面積，要加快武術段與級發展步伐、提升武術段與級政策執行效果，促進文化自信。故此，需要變大“能力圈”的面積，減少對該項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的約束條件。

2.1 錨定核心力量：優化人力資源、健全政策規劃

“人才”是政策執行的助推器，建立人才培養機制是任何行業和機構達到預定計劃中的核心力量?！鞍⒛限叀み_斯·古普塔（Ananda Das Gupta）認為人力資源管理的戰略能力可有助于創造人力資本，是通過確保組織擁有獲得和保持競爭優勢所需要的高素質，忠誠和積極性強的員工，并制定他們之間的多重相互依賴關系以及他們必須與業務戰略垂直結合的事實”[19]。故此優化人力資源，給予基層武術機構合理的利益分配及目標設定，使得人與目標緊密結合。

學校武術以武術教育、傳承優秀文化為主旨。競技武術目前較成熟可以按照國家大方向原計劃進行。傳統武術使命及責任艱巨，需要制定健全政策體系，采取“求源、固本、尋根、弘揚”的理念思維進行發展。漆振光等學者在武術政策制定的理論分析一文中也認為，“政策目標的重要性，是決定武術發展方向的重要環節，要義是只有目標選擇正確，才能提出正確的武術政策方案”[20]。作者認為武術發展以三條線同時進行，共屬于武術管理中心（武術協會）統一負責統籌管理。學校武術（傳承武術文化）、競技武術（現代武術）、傳統武術（“本根”武術），三條線根據民族精神、社會需要、全球戰略、綜合考量，明確定位、完善制度。

2.2 需求側改革：拓寬武術產業范圍，促財力政策保障

政策的執行離不開財政的支持，需要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以提高民族精神為依據給予高度關注和支持，加大自身的資金投入。在建設課程體系與宣傳推廣人員培訓等方面，通過設立武術工作專項資金，力推武術納入到九年義務教育中及學生升學考核中，以“策”助推需求側改革模式。二是拓寬武術產業，擴大投資渠道，加快形成“互聯網＋”多元化投資機制模式。三是從政策上給予扶持，以實際行動帶領基層，推廣武術產品、武術文化、武術教育等。四是完善武術參與者的獎勵機制，以“彈性、靈活、求真”的原則使獎勵和補貼如實發給實際為武術作出貢獻者。積極引導武術群體的資金投入，不斷激發武術產業的潛力，充分發揮武術推廣中的主體作用。幫助個人和機構得到信用社的小額信貸，解決部分私立學校及武術培訓機構、武術站點資金不足的問題，同時保障武術愛好者的自籌資金。

武術段與級的發展應該與社會主流文化選擇性地融合，避免成為一個“獨立”的工作體系，應該在政府的主導下與國家的宏觀文化政策銜接，培育具有中國文化元素的獨特品牌。

2.3 “以義為利”：提升執行能力、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作為該項政策的受用對象，政策決策者應該認真對待參與者的利益訴求，將利益分配給予保障并納入政策當中。要實現武術參與者群體利益的整合，就需要糾正政策價值取向的偏差、確立武術參與者的主體性地位，要重視武術人的話語權，建立完善武術傳承者利益的表達機制。鼓勵教育體育部門工作者常到基層與武術參與者進行溝通交流，要切實了解武術群體對于該項政策的利益訴求，使得武術段與級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真正符合廣大武術參與者的意志和要求，使其更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墩撜Z》中“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與《大學》提出的“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大意契合。李高陽博士的觀點是“為政者以義行政，不與民爭利，對百姓求利的現實予以認同和支持”[21]。在武術推廣中，上下級“利與義”的合理“歸置”才是提升執行能力的情感基礎。只有為基層服務好，讓基層機構受益，為需求者服務好，把好武術供給側“產品”質量關，調整政策執行結構，提升群眾對武術價值功能的再認識效能，情感就自然生成，其政策執行力也隨之產生。

2.4 “返本開新”：合理布局戰略規劃，傳承民族文化與精神

武術段與級政策的有效執行必須建立在因時制宜、文化傳承、全面戰略規劃、合理布局的前提之下。首先，在當今國際復雜多變的環境背景下，必須堅持“以德樹人”“以武育人”為根本任務。其次，注重政策的統一性、系統化。再次，加快落實武術段與級政策文件精神，結合武術發展的實際情況出臺相應的有利于傳承民族文化精神的培訓、研討交流等活動。最后，重視“民族精神”典型示范的作用，在武術政策實施中應遵循“典型示范、由點到面、效益吸引、穩步推進”原則，集中力量扶持辦好一批高規格標準、具有民族精神特色的武術館校。同時，提高群眾的思想認識，轉變傳統觀念，重新認識國粹（武術），充分調動廣大武術愛好者、從業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增強他們發展和維護武術文化的自覺性。

3 結語

以武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建設現代化的武術產業體系，就要在政策上準確定位，“擴大內部需求的著力點不能只放在需求側，更重要的是要改善供給結構，提升供給政策質量，消除無效供給，創造適應新需求的有效供給”[22]?！肮┙o與需求對立統一，相互依存，互為條件，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給，新的供給可以創造新的需求”[23]。

為了提高武術段與級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應該堅持民主原則，由傳統的行政管理決策模式向項目管理決策模式轉化，參考各學校（大、中、小各段）各層級武術社會團體、武術專家的意見，并建立專家咨詢制度，同時，“按照科學制定武術政策的具體過程進行操作，遵循政策科學的一般規律，以保障武術政策的科學性、客觀性和公正性”[20]。提升文化自信，增強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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