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代“公宴”文化與“公宴詩”研究

趙建成,孫悠揚

(南開大學 文學院,天津 300071)

《禮記》言:“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1]3670,“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盵1]3653中國古代的宴飲活動不僅僅是滿足社交需求,還是一種社會秩序與文化的建構。魏晉以降,士人宴飲頻繁,如曹操《短歌行》、王羲之《蘭亭集序》等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皆與宴飲活動相關。在這一時期又有《昭明文選》問世,其別立“公宴詩”一類,既是對當時“公宴”風尚的準確把握,又為宴飲文學的研究開拓了新的領域——“公宴詩”。黃亞卓《漢魏六朝公宴詩研究》從概念辨析、興起淵源、演進過程、文本分析、詩學意義等方面,對整個漢魏六朝時期的“公宴詩”進行了全面的考察。據其統計,自建安至南朝的“公宴詩”數量為487首[2]57,67,71,81,84,87,可以側面呈現出當時的創作盛況。

對于“公宴”與“公宴詩”的準確概念,學界尚存在爭議。胡大雷認為,“公宴”是參加皇族、最高統治者或即將成為最高統治者所主持的宴會[3];黃亞卓認為,“公宴”是指帝王公卿主持的宴會[2]6;杜紅亮認為,游宴、餞宴、釋典宴均可統稱為“公宴”[4];何紅艷認為,“公宴”與“私宴”的區別,正如“大雅”與“小雅”的區別,前者恭敬齊莊,后者歡欣和悅[5]。這些爭議的存在,一方面是研究角度的不同所致,另一方面也可能與先唐文獻的大量散佚有關,導致我們無法掌握當時“公宴詩”創作的全貌,進而難以考證其準確概念?；谶@種文獻存佚現狀,筆者擬從《文選》“公宴詩”選錄標準入手,厘清梁代士人眼中“公宴”的概念,考察梁代“公宴”文化盛況,進而探究現存“公宴詩”與梁代“公宴”概念的差異,并總結梁代“公宴詩”的創作旨趣與特征。

一、“公宴”源流及其概念辨析

“公宴”一詞出現的時間相對較晚?？肌妒酚洝贰稘h書》《后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魏書》等先唐史書,皆無“公宴”相關記載。如建安作家曹植、王粲、劉楨等雖作有《公宴詩》,然而考慮到先唐文人別集散佚嚴重,其作品題目在流傳過程中又有被修改的痕跡(3)先唐文人詩的題目在流傳中常有被修改的痕跡,筆者試舉兩例:《文選》“詠懷類”收阮籍詩十七首,題名《詠懷》,然據李善注(六臣本)引臧榮緒《晉書》載,此詩原名為《陳留》;《文選》“雜詩類”收陶淵明《雜詩》二首,今本《陶淵明集》題為《飲酒》,共二十首,《藝文類聚》所錄兼有《雜詩》《飲酒》兩種題目。以上內容參見蕭統:《六臣注文選》卷23,李善、呂延濟等注,中華書局1987年版,中冊,第419頁;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卷3,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236頁。,導致“公宴”一詞的源頭實難考證,對其概念的辨析也有一定難度。從目前的證據來看,“公宴”一詞廣泛出現于“史”“子”“集”部文獻,至少要在南朝梁代以后。如蕭子顯《南齊書》分“時文”為三體,其中第一體即為“宜登公宴”之作[11]908;《梁書·賀琛傳》載蕭衍反駁賀琛所上《封事》曰:“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12]548;《梁書》蕭澡、王筠、胡僧祐等人物傳記,也曾多次提到“自非公宴,未嘗妄有所為”“每公宴并作,辭必妍美”“每在公宴,必強賦詩”[12]362,485,639?；谖墨I存佚的現實狀況,選擇從梁代文獻中考究“公宴”的概念,結論應是相對可靠的。

對于“公宴”的釋義,學界通常采用《六臣注文選》的2條:曹子建《公宴詩》呂延濟注:“公宴者,臣下在公家侍宴也,此宴在鄴宮,與兄丕宴飲”[13]369;王仲宣《公宴詩》張銑注:“此侍曹操宴,時操未為天子,故云公宴?！盵13]370呂、張二人對于“公宴”之“公”的理解略有不同,呂注以“公家”釋之,考其語境,似乎是強調宴飲之地點;張注以“公卿”釋之,強調侍宴對象的身份。二位學者的觀點各有側重,然而要厘清梁代“公宴”的準確概念,還需回歸梁代文獻本身。上文已敘,“公宴”一詞的流行至少應在梁代以后,考慮到《文選》亦成書于此時期,雖無法確認《文選》別立“公宴詩”一類,與“公宴”詞匯的流行是否存在某種因果關聯。但基于《梁書》所載關于“公宴”的種種討論,可以肯定的是在南朝梁代,“公宴”一詞已經為大部分士人所熟悉,士人普遍以參加“公宴”為榮,在“公宴”中積極逞才賦詩。昭明太子集團在編纂《文選》的過程中,應當對這種社會風尚有著清楚的認知。故而《文選》“公宴詩”的選錄標準,應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梁代士人的“公宴”觀念(見表1)。

表1 《文選》所錄14首“公宴詩”的侍宴對象、地點、內容

從侍宴對象考究,上述十四首公宴詩涉及侍宴對象十人,按“當時身份”可分為三類:皇帝四人,包括司馬炎、劉義隆、蕭鸞、蕭衍;皇太子兩人,包括司馬遹、劉劭;其他四人,包括曹操、曹丕、司馬穎、劉裕。其他四人中,曹操、曹丕、劉裕在未來登基或被追封為皇帝;曹操、司馬穎、劉裕是當時的實際統治者,權力與天子無異;曹丕在當時既非皇帝、太子,亦非實際統治者。因此綜合上述內容,可知“公宴詩”所錄作品,其侍宴對象皆為歷史上具有皇帝、太子身份之人,包括后世追封,如文人通常稱曹操為“魏武”,或者是當時的實際統治者,如司馬穎。與此相對應的是,《文選》“祖餞詩”亦涉及宴飲,但其參與者無一例外,皆無皇帝、太子及實際統治者之身份。

從侍宴地點考究,上述公宴詩除陸云《大將軍宴》地點不明,其他詩作涉及皇宮一處,如鄴宮;皇家園林三處,包括華林園、樂游苑、玄圃;其他地點三處,包括建章臺、戲馬臺、國學。建章臺,經俞紹初先生考證,疑似銅雀臺之初名[14]432-433。至于戲馬臺,乃項羽彭城閱兵舊址;國學乃宋文帝元嘉二十年所立,二者皆非皇宮與皇家園林。由此可見,“公宴詩”收錄作品,其侍宴地點并無統一的標準。

從作品內容考究,上述公宴詩以描繪宴會場面、自然風物居多,但也有例外。陸機《宴玄圃》通篇歌頌晉朝國祚、皇帝圣德,并無實際的景物、場面描寫,如同典冊文誥。沈約《餞呂僧珍》,專寫軍容整飭,祈愿得勝而歸,亦未見關涉宴飲場面的描寫。此外,從題材來看,謝瞻《送孔令》、謝靈運《送孔令》、沈約《餞呂僧珍》皆為送行、餞別題材,按理應歸入“祖餞詩”一類。但《文選》編纂者卻將三者優先錄入“公宴詩”類,大概率是由于三者的侍宴對象(劉裕和蕭衍)具有特殊身份。

綜合上述證據可知,《文選》“公宴詩”的選錄標準,應當不受侍宴地點、作品內容的局限,僅僅與侍宴對象的身份有關。當侍宴對象在歷史上具有皇帝、太子身份,或者是當時的實際統治者,則優先歸入“公宴詩”類。這一選錄標準,應可以代表梁代士人眼中的“公宴”概念。

二、《梁書》所載梁代“公宴”文化

依上文所述,梁代對于“公宴”的界定,僅與侍宴對象的身份有關。因此可推測梁代士人眼中的“公宴”,也應限于梁武帝、昭明太子、蕭綱(任太子后)、蕭繹(稱帝后)所主持的宴會。筆者據此對《梁書》中涉“宴”記載進行檢視,除去郊祀、釋奠、元日等“儀式性”較強的宴會,專門統計以飲、食為主的“涉宴活動”記錄共計65條(4)統計范圍始于天監元年(502年)蕭衍稱帝,終于太平二年(557年)蕭方智禪位陳霸先,即整個蕭梁時期?！吧嫜缁顒印敝笇嶋H發生的宴飲行為,有具體的參與成員。不包括作品、史論中的“涉宴”語句。次數無法確定的宴飲,記為1條。。在這些“涉宴活動”中,由蕭衍主持的“公宴”共計42條,由蕭統主持的共計3條,由蕭綱主持的共計4條,未見由蕭繹主持的“公宴”,蕭繹任湘東王期間主持的宴會,不能稱為“公宴”。

由蕭衍主持的“公宴”記錄多達42條,筆者選取其中地點明確者19條(見表2)。

表2 《梁書》所載蕭衍主持的“公宴”相關信息(5)蕭衍餞別元略的時間,《梁書》未載?？肌对阅怪俱憽?“正光之初……遂潛影去洛,避刃越江……孝昌元年,旋軸象魏”,可知元略返魏的確切時間為魏孝昌元年(525年),即梁普通六年。參見趙超:《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7頁。

從宴會地點考究,由蕭衍主持的“公宴”大多舉行于皇宮、皇家園林,少數舉行于臣僚宅邸、南蘭陵帝鄉。其中文德殿、武德殿、壽光殿為建康宮宮殿(6)文德殿,據《資治通鑒》胡三省注:“文德殿,建康宮前殿也”;武德殿,據《梁書·侯景傳》,侯景破臺城后,“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壽光殿,據《梁書·陸云公傳》,陸云公直壽光省,夜侍武帝弈棋。綜上可知三殿皆在建康宮內。參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60,胡三省注,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4963頁;姚思廉:《梁書》卷56,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850頁;姚思廉:《梁書》卷50,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720頁。,南苑(包括德陽堂)、華林園(包括華光殿、景陽樓)、樂游苑、建興苑為皇家園林。南苑(德陽堂)地址不詳,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載:“南苑,在宣陽門內,梁置,有德陽堂”[15]967,然此范圍甚廣,考《南史·侯景傳》,侯景未至時,公卿收糧米、錢帛聚于德陽堂備戰,而侯景突破宣陽門后,主攻方向為臺城南部的大司馬門、東掖門[16]1999,2004,故可知侯景屯軍于宣陽門與大司馬門之間,而德陽堂則應位于大司馬門之內,即臺城中。華林園,據朱契《金陵古跡圖考》,位于臺城東北部[17]104-105。樂游苑,據《宋書·禮志》,位于覆舟山南[10]346,今南京九華山。建興苑,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在府治西南秦淮南岸”[15]966,可知該苑位于朱雀航以南,已不屬于廣義臺城范圍,歸秣陵縣管轄,與《梁書·武帝紀》“立建興苑于秣陵建興里”[12]42相合。綜上,諸皇家園林皆分布于臺城周邊,按照與建康宮的距離由近及遠,可排序為南苑、華林園、樂游苑、建興苑。

從侍宴人員角度考究,能夠與蕭衍共同宴飲者,上至臺省長官,下至布衣處士,身份繁雜。但若結合設宴目的進行考究,則其中又有規律可循?？季可鲜鲅顼嫷脑O宴目的,大略分為三類:延攬名士、餞別重臣、文化娛樂。蕭衍與司徒謝朏、處士何點的宴飲,主要是看重二人的家世、聲譽,故多次延攬,甚至屈尊前往臣僚府邸(7)關于蕭衍多次征召謝朏、何點之事,參見《梁書·謝朏傳》《梁書·何點傳》。蕭衍以低姿態面對“名士”謝朏,卻對實干之臣、尚書令王亮隨意貶斥,引得范縝不滿,事見《梁書·王亮傳》。。蕭衍與梁州刺史王珍國、豫州刺史馮道根、郢州刺史蕭景、廣州刺史元景隆、北魏中山王元略、北魏汝南王元悅的宴飲,主要目的是餞別重臣,盼其安定州郡、交好鄰國。在餞別宴席中,蕭衍通?！罢贂r才賦詩”,以點綴升平、彰顯自身的文化素養,一同參宴的王規、謝征等文人皆有詩作,為蕭衍所稱贊(筆者案,事見二人本傳)。蕭衍與柳惲、任昉、周興嗣等文士的宴會,則主要以文化娛樂為主。據《梁書》本傳載,諸文士在宴中皆即席賦詩,力求展現才華、逢迎皇帝,以謀求仕途的晉升。

值得注意的是,蕭衍與諸文士的“公宴”雖以文化娛樂為主,亦可窺見其與當時政治、文化事件的聯系。如天監元年(502年)的華光殿之宴,侍宴者除任昉任尚書吏部郎中外,其他三人皆為東宮屬官?？肌读簳啡螘P本傳,任昉自此與東宮集團交往頗多,“蘭臺聚”的主要成員未來也多在東宮任職(8)案《南史·到溉傳》《南史·陸倕傳》所載,“蘭臺聚”的參與者有劉孝綽、劉苞、劉孺、陸倕、張率、殷蕓、劉顯、到溉、到洽。據筆者考證,未來劉孝綽任太子舍人、太子洗馬、太子仆,劉苞任太子太傅丞、太子洗馬,劉孺任太子舍人、太子洗馬、太子中舍人、太子家令、太子中庶子,到溉任太子中舍人、太子中庶子,到洽任太子舍人、太子中舍人、太子家令、太子中庶子,陸倕任太子中舍人、太子中庶子,張率任太子仆、太子家令,殷蕓任太子侍讀。?？梢酝茰y,任昉《文章緣起》中的文學思想,應是在這種交往中影響了東宮集團,進而影響了《文選》的文體分類與選錄標準(9)關于任昉《文章緣起》對《文選》編纂的影響,參見駱鴻凱:《文選學》,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7頁;傅剛:《昭明文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184頁、第215-216頁、第220-221頁。。另外天監四年(505年)的華光殿之宴,侍宴者除周興嗣外,其余三人皆“待詔文德殿”,考《梁書》三人本傳,可知三人此時在文德殿參與“校定墳史”工作。此次“校書”活動由秘書丞王泰于天監元年(502年)奏請[12]324,天監二年(503年)謝朏任司徒后正式開展(10)案張率、到洽本傳,二人皆是天監二年(503年)任司徒謝朏僚佐時,被征為文德殿待詔,參與“校書”活動,據此推測謝朏應也參與了此次“校書”。且案《隋書·經籍志》,謝朏于永明年間亦參與“校書”活動,編有《四部書目》。綜合上述記載,梁初的這次“校書”活動,應始于謝朏任司徒后,借助其經驗與名望而順利開展。參見魏徵等:《隋書》卷32,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907頁。,天監四年(505年)在秘書監任昉的主持下完成,編有《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及術數書目錄》。中大通五年(533年)的樂游苑之宴,侍宴者褚翔、王訓皆為宣城王府僚佐,考《梁書·武帝紀下》,中大通三年(531年),昭明太子薨逝,立蕭綱為太子。中大通四年(532年),立蕭綱嫡子蕭大器為宣城王,此時蕭大器年十歲。故此次蕭衍于樂游苑宴請褚翔、王訓等文壇新秀,可能還有為蕭大器選拔教導、輔佐之臣的考量。

《梁書》所載蕭統、蕭綱任太子時主持的“公宴”記錄相對較少(見表3、表4)。除蕭綱被侯景挾持赴“西州曲宴”一條,其余皆不出“游宴”“餞別”主題。從宴會地點考究,兩位太子所主持的“公宴”,除舉行于東宮外,另有玄圃(包括宣猷堂)、新亭、西州。玄圃,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載:“時又辟玄圃于臺城北,極山水之勝,梁時亦為太子游覽處”[15]967,可知玄圃在臺城北部,且應與東宮距離較近。新亭,據張敦頤《六朝事跡編類》:“去城西南十五里,俯近江渚”[18]61,可知其應在臺城西南,靠近長江,常為餞別之處。西州,在臺城以西,《資治通鑒》胡注曰:“揚州刺史治臺城西,故曰西州”[19]3780,按《梁書·侯景傳》,侯景破臺城后,“移屯西州”[12]851可知西州城為當時侯景的執政地點。從侍宴人員考究,可按身份將侍宴者分為三類:其一為東宮僚佐,如王筠、劉孝綽等人,這些僚佐既是太子在政治上的股肱,亦是東宮集團文學活動的主要承擔者;其二為前僚佐,如庾仲容曾任太子舍人,謝嘏曾任太子中庶子,韋粲曾任晉安王外兵參軍、太子仆,這種與“前僚佐”宴飲的行為,也體現了梁代士人對“故佐”身份的集體認同,“故佐”仍需對府主盡“吏節”,甚至還要為府主服喪[20];其三為與太子有親密關系之人,如蕭子顯,曾多次與蕭綱宴飲[12]512,亦參與了《法寶聯璧》的編纂。

表3 《梁書》所載蕭統主持的“公宴”相關信息

表4 《梁書》所載蕭綱主持的“公宴”相關信息

三、“公宴詩”的范疇與基本特征

(一)“公宴詩”的范疇界定問題

上文已經討論了“公宴”在梁代的準確概念,即梁武帝、昭明太子、蕭綱(任太子之后)、蕭繹(稱帝之后)所主持的宴會。理論上講,在“公宴”所作之詩即認定為“公宴詩”。然而實際研究過程中,對于“公宴詩”范疇的界定通常不能嚴格遵循上述“公宴”的概念,如日本學者小尾郊一認為,“公宴詩”大多為吟詠游宴本身、歌唱背景自然的詩作[21]185。這種差異性主要是由現存梁代詩作的文獻來源所導致:基于先唐文獻的散佚情況,目前存世的梁代詩作,往往不是直接來源于作家別集本身。由于文獻的來源不同,判斷其中所載詩作是否為“公宴詩”,結論的可靠性亦有差異?？煎謿J立《全梁詩》,可以將梁代詩作的文獻來源大體分為四類(11)先唐詩歌往往被不同文獻輯錄,本文所謂“文獻來源”,指最早輯錄此詩歌的文獻。:史書、選集、類書、本集。

1.史書記載

姚思廉《梁書》、李延壽《南史》中收錄了一定數量的公宴詩,同時明確交代了詩歌創作的“公宴”背景、侍宴人員。如《梁書》載蕭衍《賜張率詩》:

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為盛。[12]475

此詩內容上未見與“公宴”有任何聯系,然而《梁書》明確交代此詩作于張率“侍宴賦詩”的場合,故按照前文“公宴”的概念,可以認定此詩為“公宴詩”。另有《南史》載曹景宗《光華殿侍宴賦競病韻詩》:

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16]1356

此詩為邊塞、軍旅題材,若僅從內容判斷,應將其歸入“軍旅詩”或“邊塞詩”,然而根據《南史》所載,此詩作于“曹景宗凱旋、武帝賜宴華光殿”的背景,故應將其認定為“公宴詩”。由此可見,史書中所載梁代“公宴詩”,其范疇基本與上述梁代“公宴”概念相符。

2.選集流傳

《文選》《玉臺新詠》《文館詞林》《文苑英華》《古文苑》《樂府詩集》《古今歲時雜詠》《文選補遺》《廣文選》等選集也保存有一定數量的“公宴詩”。這些詩作通常僅有題目、內容,罕有小序交代創作背景。因此一般只能從類別、題目、內容三個方面,判斷其是否屬于“公宴詩”。從類別上看,《文選》有“公宴詩”類,其中所錄14首自然屬于“公宴詩”。從題目上看,《玉臺新詠》載劉孝威《侍宴賦得龍沙宵明月詩》:

鵲飛空繞樹,月輪殊未圓。嫦娥望不出,桂枝猶隱殘。落照移樓影,浮光動塹瀾。櫪馬悲羌吹,城烏啼塞寒。傳聞機杼妾,愁余衣服單。當秋終已脆,銜啼織復難。斂眉雖不樂,舞劍強為歡。請謝函關吏,行當泥一丸。[22]340

此詩亦是典型的“邊塞”題材,但根據題目中“侍宴”二字,可知此詩當作于劉孝威“侍宴”之時,而非真正的軍旅途中,故可以將其認定為“公宴詩”;《文苑英華》有蕭綱《侍游新亭應令詩》:

神襟憫行邁,歧路愴徘徊。遙瞻十里陌,傍望九成臺。鳳管流虛谷,龍騎藉春荄。曉光浮野映,朝煙承日回。沙文浪中積,春陰江上來。柳葉帶風轉,桃花含雨開。圣情蘊珠綺,札命表英才。顧憐碔砆質,何以儷瓊環。[23]873

此詩內容主要為景物描寫、稱頌圣德,但根據題目中“侍游”二字,亦可認定為“公宴詩”。從內容上看,《玉臺新詠》有蕭綱《執筆戲書詩》:

舞女及燕姬,倡樓復蕩婦。參差大戾發,搖曳小垂手。釣竿蜀國彈,新城折楊柳。玉案西王桃,蠡杯石榴酒。甲乙羅帳異,辛壬房戶暉。夜夜有明月,時時憐更衣。[22]293

此詩題目似乎與“公宴”無關,但考察其內容主要為吟詠舞妓、音樂、食品、美酒等,故推測大概率作于宴飲之時。由此可見,從類別、題目、內容三個方面對“選集”所載“公宴詩”進行判定,相較于史書記載,其推測成分較大,可靠性較低。

3.類書輯佚

《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廣記》《太平御覽》《錦繡萬花谷》《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等類書中也保存有一定數量的“公宴詩”。對于類書中的詩作是否屬于“公宴詩”,一般從題目、內容兩個方面判斷,具體的判斷方式與上述“選集”類似,筆者不再贅述。同時,考慮到類書在編纂的過程中,有時僅對原詩摘錄數句,有時甚至會修改原詩題目以符合類書的“類目”劃分[24]?；诖朔N情況,可知僅從題目、內容兩個方面判斷“類書”所載是否為“公宴詩”,其結論的可靠性應低于“史書”與“選集”所載。

4.本集記載

現存先唐作家別集中也載有一定數量的“公宴詩”。如蕭統《宴闌思舊詩》收錄于《昭明太子集》,何遜《賦詠聯句》收錄于《何水部集》,其他“選集”“類書”中均無記載。從詩歌的題目、內容、創作形式(如群體聯句)等方面考察,也可將這些詩歌歸入“公宴詩”一類。但考慮到現存先唐文人別集主要為后人所輯,其可靠性亦值得商榷。

綜上所述,對于文獻所載詩作是否為“公宴詩”的判斷,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若史書中有相關創作背景,則考察創作背景是否符合梁代“公宴”概念,此種方式的結論較為可靠;二是若史書中未有相關記載,則只能從詩作的類別、題目、內容、創作形式等進行推論,如題目中含有“宴”“侍宴”“應詔”“應令”“奉和”等詞匯,或內容中含有“宴飲”“舞妓”“飲食”“餐具”等描寫,或創作形式為“唱和”“聯句”等群體性創作,則可以推測其大概率應為“公宴詩”,此種結論的可靠性相對較低,且易受文獻類別的影響,如“類書”引詩存在摘錄、修改題目的現象,進而影響從題目、內容判斷結果的準確性。

(二)梁代“公宴詩”的基本特征

與東晉時期相比,南朝士族權力削弱,皇權高張,皇室成員對文學的影響力也隨之強化。梁代“四蕭”的文化素養較高,先后成為梁代文壇的主持者。他們主持的方式之一,即為頻繁舉行“公宴”(12)據黃亞卓統計,梁陳時期的公宴詩數量高達270首,是漢魏六朝公宴詩發展最為興盛的階段。參見黃亞卓:《漢魏六朝公宴詩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頁。,“召時才賦詩”。據《梁書·文學傳》載:“(梁武帝)每所御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盵12]685然而需要明確的是,“四蕭”主持和參與“公宴”,一方面是滿足自己的“詩癖”,另一方面則是彰顯家族門風,掩飾其寒族的出身(13)陳寅恪先生言:“夫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美,不同于凡庶,而優美之門風實基于學業之因襲”,參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論稿》中篇,《陳寅恪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60頁。南朝皇室皆為寒族出身,為了能夠在門風上媲美世家大族,更加重視著書編集、修撰五禮、吟詠詩文等文化活動。。同時,蕭衍、蕭統父子也并非熱衷技法創新之人(14)蕭衍詩風與永明諸家異轍,其對“四聲”之說并無興趣;蕭統詩作亦不出天監風氣。這一情況直到蕭綱、蕭繹時期才得以改變。參見錢志熙:《中國詩歌通史》魏晉南北朝卷,趙敏俐、吳思敬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版,第456-458頁。,蕭綱“宮體”雖有創新,卻為蕭衍所鄙(15)案《梁書·徐摛傳》載:“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參見姚思廉:《梁書》卷30,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447頁。。以上種種因素導致以蕭衍為代表的梁代統治者,通常是以“游戲”心態對待“公宴賦詩”行為。群臣為迎合這種心態,自然創作出大量“崇尚技巧,游戲筆墨”[25]457的公宴詩作,此處所謂技巧,是指采用華麗辭藻、艱險之韻,實則是一種炫技行為,與蕭綱宮體詩對聲律的實驗不同。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中,分時文為三體,第一體即為“啟心閑繹,托辭華曠”的“宜登公宴”之作[11]908,也體現了其對當時公宴詩“消閑”“娛樂”創作風氣的準確把握。公宴詩的這種“游戲”性質,在創作實踐中亦有鮮明的體現,筆者試舉兩例。

在“公宴”中,士人通常借此機會逞才、炫技,以取悅帝王。案《梁書》《南史》中所載梁代士人公宴賦詩情節,大多追求“限韻”“速成”,以增加難度,突顯技藝。如昭明太子“賦詩至十數韻……皆屬思便成”[12]166;蕭愷與群臣“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12]513;武帝餞元景隆“詔群臣賦詩,同用五十韻”,王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12]582。在“公宴”場合,使用“劇韻”“險韻”,在更快的時間內完成詩歌創作,是突顯自身詩才的絕佳方式:如曹景宗一介武人,卻能以“競”“病”二字“斯須而成”,驚艷四座,令眾人嗟嘆數日[16]1356。若未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詩作,梁武帝也會以戲謔來化解尷尬,如張率與劉孺沒能完成賦詩的任務時,武帝作詩戲言:

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12]591

成為當時佳話。在另一次宴飲中,蕭介應詔立成,臧盾卻未能及時賦詩,罰酒一斗,蕭衍亦戲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12]588。這些戲謔之語也表明了“公宴賦詩”在梁武帝眼中并非正式的考核、應試,只是滿足其文化娛樂需求的一種方式。

梁代“四蕭”一般不滿足于作為“公宴賦詩”的主持者、評判者,還積極參與其中,彰顯自身的才華?！端囄念惥邸份d有蕭衍《宴詩》一首:

止殺心自詳,勝殘道未遍。四主漸懷音,九夷稍革面。世治非去兵,國安豈忘戰。釣臺聞史籍,岐陽書記傳。

又載蕭綱《和武帝宴詩》:

校尉開疏勒,將軍定月支。南通新息柱,北屆武陽碑。豫游戲馬館,教戰昆明池。銀塘瀉清渭,銅溝引直漪。常從良家子,命中幽并兒。金鞍飾紫佩,玉燕帖青驪。車書今已共,愿奏云亭儀。[26]1066

兩首詩作內容類似,皆為探討文武之道、歌頌天下一統,可能作于戰后慶功之宴,屬于君臣相和之詩?！读簳芬嘤涊d武帝君臣“席間贈答”之事,如張率侍宴時,武帝作《賜張率詩》,張率亦奉詔作答,君臣“往返數首”[12]475。梁代亦有君臣共作的“聯句詩”,如《藝文類聚》載有蕭衍與任昉、徐勉、謝覽、陸倕等共作《清暑殿效柏梁體》:

居中負扆寄纓紱(梁武帝)。言慚輻湊政無術(新安太守任昉)。至德無垠愧違弼(侍中徐勉)。燮贊京河豈微物(丹陽丞劉泛)。竊侍兩宮慚樞密(黃門侍郎柳憕)。清通簡要臣豈汩(吏部郎中謝覽)。出入帷扆濫榮秩(侍中張卷)。復道龍樓歌楙實(太子中庶子王峻)?？瞻嗒氉鴳M羊質(御史中丞陸杲)。嗣以書記臣敢匹(右軍主簿陸倕)。謬參和鼎講畫一(司徒主簿劉洽)。鼎味參和臣多匱(司徒左西屬江葺)。[26]1004

又載有蕭綱為皇太子時,與“臣導”、王臺卿、庾肩吾共作《曲水聯句詩》:

春色明上巳,桃花落繞溝。波回卮不進,綸下鉤時留。(臣導)

絳水時回岸,花觴轉更周。陳肴渡玉俎,垂餌下銀鉤。(王臺卿)

回川入帳殿,列俎間芳洲。漢艾凌波出,江楓拂岸游。(庾肩吾)

王生回水碓,蔡嫗蕩輕舟。岸燭斜臨水,波光上映樓。(殿下)[26]67

這些“和詩”“贈答”“聯句”等“君臣共作”的創作方式,也是“公宴詩”游戲性質的生動體現。在“公宴賦詩”這種“游戲”過程中,統治者的文娛需求得以滿足,文臣亦可借此展現才華,取悅統治者,進而追求仕途上的晉升。

四、結語

《南史·文學傳》言:“自中原沸騰,五馬南度,綴文之士,無乏于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盵16]1762相較宋、齊兩朝,梁代罕見激烈的政治斗爭,江南地區遠離戰火四十余年?；谶@種政局現狀,以“宴飲”為代表的文化娛樂活動風靡全國,日趨豪奢,賀琛稱其“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12]544,亦非鋪夸之辭。梁武帝、昭明太子、簡文帝等梁代統治者皆為“藝能博學”之人,在他們的提倡下,士人普遍以參加“公宴”為榮,在宴會中“即席賦詩”?！段倪x》別立“公宴詩”一類,正是對這種“公宴賦詩”風尚的準確把握。伴隨著此種風尚的流行,“公宴”在士人生活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它既是文人逞才炫技、逢迎帝王的絕佳平臺,又是僚佐相互酬答、增進交情的重要場合。在這種逢迎、酬答的過程中,以宗室為中心的“文學集團”得以順利運行,進而開展諸如校書、修禮、編集等群體性“文學活動”?！肮缳x詩”時,“限韻速成”“屬辭華麗”的創作形式,“消閑娛樂”“君臣游戲”的創作旨趣,也是齊梁時期“文學思想”的集中體現:以“有韻”區分“文筆”(16)如《文心雕龍·總術》言:“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眳⒁妱③?《文心雕龍注》下冊,卷9,范文瀾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655頁。,以“放蕩”評價“文章”(17)如蕭綱《誡當陽公大心書》言:“立身先須謹慎,文章且須放蕩?！眳⒁妵揽删?《全梁文》卷11,《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3010頁。,總體呈現出“重娛樂”“尚輕艷”的特征[27]475。在這一階段,詩歌與“儒家詩教”更顯疏離,為“興象玲瓏”的盛唐之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