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意見表達中的符號學闡釋:基于輿論形成階段的考量

第五淳,盧毅剛

(1.四川大學 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 成都 610207;2.西北民族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甘肅 蘭州 730030)

一、“公眾意見”的內涵及其符號學考察路徑

公眾意見,或曰民意,在每一個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和任何一種類型的文化傳統當中都以特定的方式被理解和運用。對于現代民主政治而言,公眾意見的形式與內容更是能夠反映一個社會治理水平、文明程度和道德秩序的重要參考體系。與此同時,公眾意見的生成與發展,表達與協商,組織與引導等相關活動也直接參與了現代社會的政治實踐和話語建構。除民主制度的形成這一根本條件以外,公眾意見的價值凸顯與大眾傳媒和輿論學研究的興起關系密切,18世紀,在啟蒙思想家盧梭首次將“opinion”(意見)和“publique”(公眾/公共)兩個拉丁詞語結合在一起,而創造出“opinion publique”一詞之后,這個用以表達其“契約化民主”社會理想的新概念就基本上被賦予了“公眾輿論”“公共輿論”“社會輿論”等意涵,而盧梭也一般被認為是現代輿論研究的起點[1]9。此處要強調的是,“輿論”概念及其研究自發軔之初,便與公眾意見表現出明確的鎖合關系,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公眾意見即輿論。

毋庸諱言,公眾意見是輿論學的核心論域,但是,輿論學內部以及社會學、政治學、傳播學等相關學科領域對公眾意見概念本身的理解并不一致。主流觀點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譬如:認為公眾意見是個人意見的集合;是多數人信仰的反映;是團體意見及其沖突的結果;是媒體的意見;是一種虛構的話語[2]。雖然這些關于公眾意見的觀點莫衷一是,但也不難從中發現一些共性認識:第一,公眾意見是處于社會表層意識的,可感知、可觀測的意見;第二,公眾意見在其整個生成過程中往往會協調和動員各種社會資源并形成公眾的主觀意見,也就是個人意見的集合;第三,更為重要的是,形成后的公眾意見帶有兩個明顯的特征,即:一致性和表意性。一致性可以視作是產生表意性的社會心理層面的基礎,同時也是公眾意見或輿論研究的合法性和科學性基礎,因而“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為當下的輿論學研究規制了基本的方法論框架。進一步說,輿論學假設公眾意見形成于大多數個人意見通過碰撞和協商而達成的一致性,而這種一致的意見則首先屬于量的范疇——它需要通過抽樣調查、測量和計算等科學方法的分析與檢驗才能被證實或證偽。因此,各種民意調查技術構成了當前輿論研究的主流[3],輿論學的典型范式和發展趨向本質上成了一種訴諸抽象經驗主義原則的社會科學實證研究。

如果說,公眾意見一致性的達成是輿論形成的標識,是一個數量積累的結果;那么,所謂的“表意性”則主要指涉公眾意見形成的過程,是一個意義表達的活動。無論何種程度、多大規模的公眾意見,在其發生與傳播的全程中無處不滲透著意義表達的媒介和行為,因此,可以說相對“一致性”而言,“表意性”是公眾意見的第一性,它促使意見以某種顯著的方式被人們所知覺,并在社會空間中流動。美國新聞學家沃爾特·李普曼在其《公眾輿論》一書中指出:只有公眾的意見能夠通過公開的方式進行表達,直至這種意見具有相當水平的一致性后才能使輿論發揮其真正價值[4]85?？梢?在這位現代輿論學權威所指認的輿論的價值內涵當中既包含表意性的要素,也包含一致性的要素,而后者的發揮是以前者為前提條件的,也就是說,李普曼更加強調的是公眾在取得意見一致之前的表意活動。也因此,表意的權利和表意的空間歷來就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公眾追訴的目標。當然,這里所說的表意指的是:公眾公開表達意見的行為。

在人文社會學科領域,提及表意活動乃至意義問題,最有效的研究方法和路徑應當說是符號學,因為符號學的任務就是為意義的生產、發送、傳達、接收、理解、變異等問題提供基本的研究原則[5]22。符號學理論尤其關注意指(signification)機制,即符號之為符號以及意義通過符號而得以表達(表意)與解釋(釋義)的邏輯,亦即物—符號—意義,三者之間的有機聯系。由上可見,符號學所討論的表意是一個更加寬泛的對象,其內涵包括了前文所說的公眾意見的表意性。因此,就學理性而言,以符號學方法來闡釋輿論現象中的表意性和表意活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本文即試圖借助符號學的知識對輿論學中關于輿論形成的經典理論——“戴維森十個輿論形成階段”進行解讀,以期能夠說明兩種“表意”之間或存在著“強關系”。

眾所周知,19世紀中葉以來,在歐洲“兩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的瓜熟蒂落和自然科學長足進步等外力的推動下,西方思想界對社會的認識和研究也逐步取得建制化發展,進而形成社會科學。相對于以思辨哲學為根基的傳統人文學而言,社會科學內在動力的核心是孔德、涂爾干等人對人類社會自身和知識之客觀性的絕對認同,以及對“實證精神”的信心與依賴。在隨后的20世紀,社會學研究進一步科學化、專業化發展,實證方法及其種種派生甚至一度被認為是社會科學唯一的研究方法[6]381。新聞學和傳播學作為孕育自這一宏大背景之中的新興學科,也就自然而然地具備了某些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稟賦,而以對公眾意見的“精準”觀察與定量分析為旨歸的輿論研究方法,事實上也根植于上述社會研究“自然科學化”的學術脈絡。然而,這種看似精密和科學的方法論傾向也有其局限性,正如賴特·米爾斯所批判的那樣,它(科學方法)最具決定性的結果是造成了方法論的抑制,嚴格限定了人們選擇研究的問題和表述問題的方式,導致知識的貧乏,卻并未觸及社會的本質及其運作機制[7]63-65。誠然,米爾斯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宏大理論和抽象經驗主義范式的無情批判是值得商榷和富有爭議的,但是,包括輿論學、新聞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也的確面臨著單一化、扁平化、簡單化的困境。當下的輿論研究乃至社會科學總體,亟需外部知識的啟示來打破自身藩籬。有鑒于此,本文以符號學視角考察公眾意見表達及輿論形成機理的寫作嘗試,在一個更加深遠的意義上,是對輿論問題研究理論深度的拓展。

二、意義的缺席與在場:輿論形成早期階段的符號過程

按照戴維森的觀點,輿論的萌芽期是各種帶有意見傾向的信息流動。簡單地理解,就是“話題從一些人傳到另—些人”,而這些話題所包含的意見往往并不一致,甚至相互抵牾。從傳播學的“過程學派”的角度來看,這一過程則可以更加簡潔地表述為:傳者→信息→受者。傳受雙方很好理解,這里需要對信息做更進一步的探討。在人際交往中黏合傳受雙方關系的是信息,最常用的信息方式是語言,而在符號學看來,語言實際上是人的文化世界當中最普遍,也是最龐大的符號系統。陳力丹在《輿論學——輿論引導研究》一書中指出“語言是公眾見解實現一致性的唯一手段”[8]28。此處,陳力丹強調的似乎并不是語言本身在意見傳播中的重要性,而是看到了作為符號的語言對公眾形成意見一致時發生的“關鍵連接”。那么,這種“關鍵連接”到底是怎樣運作的呢?符號學中的“符號過程”似乎可以為這種“關鍵連接”的運作模式提供恰當的解釋。

現代符號學的源頭之一,美國哲學家C.S.皮爾斯對符號現象作了一系列三分理解,其三元符號觀首先認為,符號由“再現體”(representamen)、對象(object)和解釋項(interpretent)三個要素構成[9]68。意義在這三個要素之間傳遞、互動,從而產生符號發送者的意圖意義,符號本身所攜帶的文本意義,以及符號接收一方獲取的解釋意義共同建構的符號過程,即符號的表意和傳播過程。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符號過程中的三種意義并不對等,而是相互影響、相互取代,甚至相互沖突,這與處在流動中的話題的情況很類似,而要使得三者之間達成一致,則需要來自特定目標或文化等結構性力量的干預和控制;第二,傳播學過程學派認為,如果受者無法獲得或者是正確理解傳者所設定的訊息(文本)意義,那么傳播則是失效的。但是,對于符號學派來說,訊息是一種符號結構,因此,接收者“誤解”發出者的意思并不能證明傳播失敗[10]2-3。恰恰相反,無論是正解還是誤解,意義在符號過程三個“主體”之間不停地協商是必然的,甚至三種意義中的任何一項暫時缺席對于符號過程而言也常態。后者對符號過程和符號意義生成在本質上具有不確定性的認識,對于輿論研究而言十分重要,因為它揭示了輿論在形成之前的多元性和復雜性——我們不能簡單地根據某些意見暫時還不一致,或者尚未獲得所謂的“有效”傳播,就判定這些意見不存在,抑或不能形成輿論。事實上,公眾意見發生時期的混亂既有其必然性,也表明駁雜的意見當中必將有某種強勢意見即將主導輿論的形成。

如果將公眾意見看作是符號文本,那么發送者的意圖意義、凝結在符號信息中的文本意義和接收者的解釋意義則共同詮釋了公眾在輿論萌芽期意見流動過程。一個話題之所以被發出,是因為其攜帶著發送者的意圖意義并構成傳播動機。發送者自身感知到了某些社會事件或相應的生活情境中的問題(這些問題大多數是與感知者原有經驗產生一定矛盾的)。為了消除由問題產生的“心理緊張”,發送者借助最易得的和已經擁有的人際關系將問題編碼成為語言符號向外傳播。此時,文本意義便登場了,在經過若干次傳播后,人們并不再更多關心“是誰說的”,而是將注意力集中在“說了什么?”對文本意義的持續關注在每一個接受者那里都可能產生差異化的解釋意義,這是因為個體往往會根據自身對文本意義的經驗性判斷(如:是否與自己相關、是否感興趣)來決定。接下來的情況就使解釋意義成為傳播中的主角,人們將更關注的是“我理解到了什么(通常會各持己見)”并樂于把這種理解作為一種表征自我的意見進行傳播。這種解釋意義替代文本意義的現象便構成了輿論學中所說的“表意”(表達意見),同時,也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在輿論萌芽期公眾的意見總是嘈雜的和多元的。

話題形成階段中應當包含戴維森所表述的四個子階段,即:1.在一定范圍內,人們開始議論;2.熱心人士參與或社會團體關心這個話題;3.政黨領袖談論這個話題;4.大眾媒介或專業機構加入。又可將其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議論形成(即1),第二部分是意見聚合(即2、3、4)。

輿論的早期階段之所以能夠聚集一定數量的公眾形成“話題關注”,從某種角度講正是人們共同關注的語言或事件符號沒有形成明確的或令眾人信服的解釋意義(此時,符號在場而意義不在場),人們迫切地想通過交往、溝通來獲得解釋后的滿足。在這一階段中,大量傳播的是由語言或事件所標記的符號集合。劉建明在《輿論傳播》中指出:早期輿論意見所傳播的是意味不明的訊息,而高度的關注和傳遞訊息本身就構成了一種輿論[11]68?？梢燥@見的是,訊息就其本質而言依然是一種符號的集合(如:時間是一個訊息、地點是一個訊息、人物是一個訊息)。公眾“關注”出現的原因在這一階段恰恰是對解釋意義缺失時的一種必然訴求。人們更加需要的是一種具有共性化的意義解釋,也就是說,單一的、個體性的解釋只是屬于個體對某一話題的自我感知,而這種感知對不對?合理不合理?都要靠與他人形成的廣泛聯結中去驗證,去修正。否則,單憑個體經驗產生的解釋——實驗證明,人們并不會更多地將其進行公開層面的表達,大多數處于內隱狀態下。上述情況說明:符號學中符號和意義必有一個在場的觀點對于這一階段輿論形成的前期態勢而言是典型的符號在場而意義不在場。而輿論學理論也認為:議論僅僅是輿論的下級形態。

在這一階段的后期出現了一些能夠形成共識性解釋意義的因素(熱心人士參與或社會團體關心這個話題;政黨領袖談論這個話題;大眾媒介或專業機構加入)這些因素的出現往往被看作是在輿論形成階段中非常關鍵的節點。原因是他們會給處于紛繁復雜但具有同一指向性的符號賦予共性程度較高的解釋意義。擁有在社會關系層級中一定地位的;擁有比普通公眾更多公共資源和信息資源的專業人士、政黨領袖、大眾媒介構成了這一時期的意見領袖。意見領袖不僅僅是兩級傳播中的關鍵致效因素,更是在輿論傳播中聚合公眾意見和形成意見一致性的核心動力。而這一動力的源泉則來自能夠為公眾提供合理的意義解釋并使之信服而后跟隨。一旦通過意見領袖的解釋讓公眾明確話題的意義后,標注話題的符號(諸如:時間、地點等)就不再是公眾“追捧”的對象,對具有明確時態和意義向度的核心意見成為共同認可的基礎。比如:“天價手表案”中,經過意見領袖多方面、多角度的意義解釋后,公眾更關注的話題是“公權力的濫用”,而至于當時事件中“是誰戴天價手表”“在什么場合戴的”等訊息逐漸退出輿論場的中心。從符號學的觀點出發,即是解釋意義的在場后取代了文本意義,以及符號發出者的意圖意義,而萌芽階段公眾意見的復雜“星運”最終會被整合和引導而在某個特定的“解釋社群”中形成“最終解釋項”。此時,才產生一般所謂的輿論,我們對輿論表意的考察才能進入下一階段。

三、“片面化”感知與符號理據性:輿論形成和擴散的意指機制

公眾意見產生自某個具體的事件或話題,而無論是萌芽階段的混雜意見,還是具有一定規模的輿論,實際上都是對這一事件整體的“片面化”感知。符號學認為的“片面化”并不是簡單化,而是符號與其“物源”之間根本性的關聯方式,也是符號形成的必然歷程。因為一方面,任何一個事物在理論上都包含著無限雜多的信息要素,這就意味著主體無論如何也無法對其進行全面把握;另一方面,符號與其對象的關系并不是“一物代一物”的關系,而是根據不同的發送目的、意義需要和解釋語境,凸顯其對象物的某些品質。這種凸顯實際上就是一種片面化。如果在一次具體的符號活動中,符號的發出者或解釋者沒有進行恰當片面化操作,其結果將會是此次符號活動遭到冗余信息干擾,降低表意效率,甚至造成雙方的誤解。輿論的形成實際上就是某一物或事件整體的符號化過程。其中,既包含了輿論的片面性特質,也內含著輿論調節和引導的彈性空間。因此,在這里有必要說明戴維森的“話題的簡單化概述”這一表述不論是從符號學解釋還是從輿論學解讀,都更應理解為“話題被片面化感知后的放大”。輿論基于社會現象的意識層面建構并不是“全域”的,而是以時間、空間和事件為剖面的社會意識局部再現或重構。從整體與局部的哲學觀點看,輿論最終關注形成的統一意見和觀點是社會局部的,是對社會整體的“片面化”反映。輿論所展現出的社會表層意識也僅是在反映社會穩態意識和固態意識的某些方面,其具有明確的指向而非含混籠統的指代。更準確地說:一種輿論就是對其所激活的某幾種意識的再現,而這幾種意識之間也必然是有聯系的,但即便如此它依然不能成為對整體社會意識的觀照。

再從具象角度去分析,輿論所產生的公眾認知狀態常常是由發送者提供的認知素材所決定。尤其是進入現代媒介社會后,大眾傳播媒介所供給的符號信息建構著公眾的認知,但這種建構存在著“擬態環境”“拷貝世界”和真實環境、真實世界之間的差距。李普曼認為,當我們愈來愈多地接收由媒介所提供的擬態環境的認識時,出現“鉛版澆鑄”和“刻板映像”的概率就大大提高了[4]38。這進一步說明,在現代社會,當我們無法擺脫大眾傳播媒介所提供的“片面化”認知環境,也就必然會出現由這種認知所產生的“片面化”態度甚至行為。大眾傳播媒介所提供的信息符號及其建立的文本意義是基于“物”的基礎但并不是對“物”的全面展示和理解,但其同樣攜帶意義,這種意義被傳媒以“放大”的形式加以傳遞,侵蝕公眾自我感知的同時又用“共鳴”化感知將其納入到一個既定的意見生成系統中。以“片面化”的感受形成對客觀世界中“物”的“簡寫式”,塑造了“媒介議程”借助“擬態環境”影響“公眾議程”的傳播格局。正因為如此,通過傳媒的引導,輿論意見形成快速的凝結,并以具有明確指向性和遵循片面化原則的方式對某一社會現象產生“同化評定”,而這一過程又在整個社會中循環往復地發生著。正如黑格爾所說:“輿論像季節變換一樣來了又去?！盵8]72

戴維森所提出的輿論形成第七和第八個階段是:個話題引起廣泛的注意,輿論開始形成;更多人雖然相互不認識,但議論時抱有相同的看法,這時輿論完全形成。我們可以把這兩個階段合并看作是輿論意見的擴散。

誠然,輿論需要引發的不單是某個社區的關心或是某一階層的關注。在一個社會中當輿論擁有超越階層或階級的能力時才能形成影響社會發展進程的力量,才能成為諾爾·諾依曼所說的“我們社會的皮膚”[12]6。因此,輿論在初步形成后需要更多的方式和手段產生擴散性影響,在這些方式和手段的具體操作范式中,像似符號、指示符號和規約符號的大量共生及三者對對象的意義關聯方式之結合可以揭示輿論擴散的紋理和路徑。

(一)輿論擴散中的像似符號使用及其意義

陳力丹在界定輿論的表現形態時將借助文學、藝術等形成輿論傳播的方式稱之為“文藝形態輿論”。而被認為是綜合藝術和宣傳工具的電影,就經常扮演著“文藝形態輿論”的角色。比如:長春電影制片廠在1949年拍攝的,新中國電影的奠基之作《橋》描繪了一幅由廠長帶領群眾,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在松花江解凍之前修復大橋——克服困難、艱苦奮斗的生動畫卷。在這個藝術符號文本的背后所蘊藏的,實際上是特定歷史時期,以“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為核心的輿論圖譜。從符號與其對象的理據性關系來看,藝術符號本質上是一種“像似性”符號。在這里,不僅電影文本本身,而且其中具體的音樂符號、圖像符號,甚至演員運用的動作和表情符號都是對其對象,即工人階級艱苦奮斗的精神,亦即全社會共同營建的時代話語的一種像似性表達。宏闊而抽象的精神和輿論借助這些直觀的像似符號得以傳遞其意義。由于“像似可以是任何感覺上的,有時是非圖像的”[5]77,所以其提供的解釋經常具有暗示性。

在傳播心理學中,暗示傳遞出的信號(信號也是一種符號)往往會比“明示”更加具有“讓人著迷的魅力”。其似乎不僅僅傳遞著“物”的意義,同時伴隨著某種需要被解讀的情感意義,而這兩個意義結合在特定的像似符號中在“群眾”中廣為流傳。古斯塔夫·勒龐在《群眾》一書中用“情感傳染理論”形象地說明了像似符號的這種存在著的暗示意義之所以能夠激活更多社會人恰恰是因為“符號只是再現了對象的某種品質,有時候是很難說清楚的品質”[5]78。這種帶有一些“神秘”味道的像似符號在輿論中,特別是在輿論擴散需要大量“感染”周圍群體時功效甚是明顯。

(二)輿論擴散中的指示符號使用及其意義

對于指示符號而言“是在物理上與對象聯系,構成有機的一對,但是解釋者的心智無須關心這種聯系,只是在這種聯系形成后注意到它”[5]80。輿論在擴散的過程中也經常使用一些明確的指示符號來引導公眾進入相應的輿論場。這種情況最為典型的是網絡輿論中引領公眾發表意見的方式。比如:在騰訊新聞中每一則新聞后都現有一個版塊叫“評論區”,然后在頁面下方會有一個“筆”的符號并標有文字“友善評論”,同時還會用“對話框”的圖像和后邊具體的數字提示已經參與評論的人數,還會伴隨一種更加簡單二元的意見表達方式即“點贊”,并以“大拇指”的圖像配合數字(見圖1)。用這種做法促使公眾參與評論,而發表評論的公眾并不是因為關注這一系列圖標去參與其中,而是因為自身與新聞文本和意見評論之間建立起來的聯系。

圖1 指示符號引導公眾參與意見表達

無獨有偶,上邊這種做法并非騰訊新聞所特有,澎湃新聞、新浪微博等在閱讀文本頁面上都普遍設置類似的圖標,起到指示公眾參與到公共事務討論中的作用。在當前的互聯網背景下,其起到的作用對每一個閱讀者來說是個體化的,但是當它不斷地積累和疊加,很難說這種指示符號的引導不是激活網絡輿情的一種技術性因素。

(三)輿論擴散中的規約符號使用及其意義

輿論擴散不僅是流布量(輿論流傳和分布的數量)的增加,同時也要關注流布量的效率和輿論的質量。在輿論傳播生態中,輿論傳播效果與輿論場的存在息息相關。輿論場中公眾會按照一種約定俗成的方式去感知,也會按照約定的方式去理解符號與意義之間的關系。在一個輿論事件中,激活公眾認知的信息符號不論是由社會交往還是由大眾傳媒提供,都是基于一定的社會約定。對符號認識的同一性決定了公眾是否能順利展開接下來的意見交換。這里存在著一個群體規約的共在認識?？档略凇秾嵱萌祟悓W》中認為:“公眾意見是在社會群體的互動中實現趨同的?！盵8]107這一點也是輿論形成中的另一個關鍵性因素。為此,康德在實驗中營造了一個宴會的場景來證明其觀點。有意思的是,在證明互動性成為提供使輿論意見一致形成的動力之時,也證明了群體規約在實現上述過程中的重要性。首先,能參加宴會的人并不是大街上隨便什么人都可以的,來賓進場時需要提供請柬(此時請柬作為一種符號具有指示性)。其次,請柬意味著什么?意味著能來參加宴會的人在身份上、地位上甚至是在價值觀上擁有一定的共同性。最后,這樣一個頗具“共性”的群體在他們所使用的符號和對符號意義的解讀上盡量能夠表現出自己作為群體成員的身份,這就使意見表達有產生一致性的基礎。于是,在實際的實驗場景中看到,來賓們都在使用能被其他人理解的符號進行交流且不愿意突破大家約定俗成的意義解釋。盡管這種交流后的結果仍然會帶有一些意見分歧,但經過“宴會主持人”(可以被看作這一場域中的意見領袖)的稍加調節就會使“每一位來賓都沒有帶走與他人的不合而離開”[8]108。上述這種情況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一個輿論場中使用規約性符號所帶來的好處,它可以減少在符號解讀中“噪音”的存在,同時又提高了群體在符號表意上的效率。

(四)輿論擴散的效率——三種符號的意義聯系方式相結合

輿論擴散的效率不僅是一個關乎于傳播技術形式的問題,同時也在相當的程度上由媒介符號形式所決定。前文提及的像似符、指示符、規約符的符號三分法,源自皮爾斯的符號三元體系,其分類的理據則是符號與對象之間的關系。解釋項的介入使得符號被解釋出的意義往往處于多元動態之中,進而符號與對象之間的關系也可能發生變化。因此,某個具體符號與其所“再現”的對象之間往往混雜著三種理據性。譬如:白色與耀眼的光和寒冷的雪在物理“視像”上都具有直觀的像似性聯系,但經過不同文化社群漫長的“約定”,其中某一個像似性品格被固定下來,用來表達“熱情”或“悲哀”的意義。當我們在美國的球場看到漫天飛舞的白色紙片時,這很可能指示著一場肆意的狂歡;而當我們在中國的鄉村中看到飄灑一地的白色紙片時,則很可能指示著一場悲慟的葬禮。在這兩個符號解釋活動當中,很明顯白色紙片與其“熱”或“冷”的“視像”,即可感知的物質對象之間只是單純的像似性關系,但是在進一步的解釋程序中——狂熱和哀悼的抽象情感對象,以及在白色紙片的指示之下,解釋者“進場”的行動反應等——就很難說只有一種理據性因素在符號、對象和解釋者建構的解釋活動當中發揮作用?？傊?像似性、指示性和規約性并存于一個符號和一次意義活動當中其實是符號存在的常態。對于輿論問題而言,參與其表意和傳播的符號性當然也并非單一的,一旦某種平衡兼具三種理據性的符號載體被生產出來,輿論擴散的效率將大幅提升。

2016年,一篇題為《殘酷底層物語:一個視頻軟件的中國農村》、署名霍啟明的文章通過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的流傳引發了輿論的一片喧嘩。一時間“鄉村”在短視頻媒體中的出場方式被貼上了“低俗”,甚至是道德扭曲的視覺標簽。吞異物、身體自虐、粗俗段子等等一系列怪誕行為,成了人們對“短視頻世界”中的想象素材,也引發了更廣泛和更有爭議的輿論。此處,無意陷入對短視頻中的鄉村形象是否真實的價值評判,而是旨在通過這一事件說明輿論擴散效率的符號動力。我們的鄉村生活真的如此“低俗”嗎?這個輿論話題并非只是通過霍啟明的文章及其引發的評論的指示性,鄉村“網紅”借助短視頻媒介對農民形象再現的像似性,以及輿論和社會心理對于鄉村刻板印象的規約性中的某一種符號性質的作用來傳播,而是三種因素的結合,并最終生成“視像”主導的混合型符號,吸引著人們的注意力和解釋活動,并推動著輿論的高效擴散。

四、輿論的行動與轉換:符號的對象創造力

輿論形成的第九個階段是公眾開始面對面討論,并在自身體驗、團體影響、固有信念、個人的期望的綜合作用下訴諸行動?？梢钥闯?在這一階段公眾已經在內心凝結了一個具有共識意義的目標并為達成這一目標而付諸行動。怎樣使這一目標具體化、形象化和具有更高的識別度呢?此時符號的對象創造力便有了用武之地。由于輿論所要針對的問題是經過對社會現象的總結和提煉形成的,比如:公權力尋租問題、食品安全問題、教育公平問題等等。有時,在對象上以某一個現實的人或事件很難起到較為全面的指示意義。因此,在輿論行動的過程中經常會出現通過符號來創造一個既有針對性又有集合性的對象,以此來說明行動目的和形成一定的行為感召力。于是,“符號創造對象”在游行示威(游行示威在輿論學中被視為行為輿論的一種)中開始被經常使用。

以上兩張圖片(圖2、圖3)中游行示威者所創造的符號并不依靠實在的對象,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符號所要表達的意義也是虛無的。正是因為對象的抽象性才有了用符號的方式創造一個具象的指示,而這種具象化的指示又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公眾對某一問題解釋的意義——這種意義被通過他們建構的符號攜帶著,在輿論中用意見表達的形式得以彰顯。所以,輿論行為可以通過使用“符號創造對象”的方式將其具象化和表征化。

圖2 德國“金融問題”游行現場 圖3 比利時“反核電”游行現場

從一個輿論的發展曲線上看,輿論出現周期上升與回落的規律,這是完整的過程。輿論始于話題出現,意見產生;蓬勃于達成共識,社會認可;消弭于問題解決,形成風尚。如果我們把輿論看作是社會公共意見表達時的一種符號,那么將它在其全域范圍內按照基本存在形態分節可以劃分為:潛輿論、顯輿論和行為輿論。從符號學角度講輿論的這種能指所帶有的方向性分節使得其所指有了具體的層次,也可以從一個側面觀察輿論發展的全序列。在社會文化意義上,潛在輿論更多代表了并未通過公開的意見表達所形成的一種公共意見聚合狀態。它存在潛伏性,是民間話語形式最充分的和最真實的表達場域。但是,由于對信息符號意義解釋的有限性、非理性,這種輿論形態也被看作是輿論的早期形式。顯在輿論則是借助公共性表達平臺(比如傳統媒介中的報紙、廣播、電視等)公開釋放意見,因此其往往代表著官方話語形式。童兵將上述兩種輿論形態看作是民間輿論場和官方輿論場。當兩個輿論場能夠形成對話與融合,處于顯在狀態的輿論因為其公開傳播的能力更容易逐漸走向輿論的強勢階段,也更容易催生第三種形式——行為輿論的。所以,輿論學中出現了這樣一種輿論演進的秩序:潛輿論→顯輿論→行為輿論。作為符號的輿論,其能指是一種社會意見的表達,將其分節后所指指引人們去審視不同層級的輿論表達及其關聯性建構。以符號學視角去看待輿論從能指到所指的這種雙重分節意義,拓展了對于認識輿論周期性的理解形式。在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中,輿論的出現與消失都可以遵循這種雙重分節的規律并按照這一規律去分析不同狀態下的輿論會表現出何種不同的社會文化意義。正如前文所述,輿論最終為社會留下的是風尚、規范但仍然需要在其作用的文化場域中去評估。

五、結語:輿論研究與工作進路的符號學價值

一直以來,輿論和輿情的研判、治理與引導都是新聞傳播領域的重點內容。在互聯網技術趨于完善、社會政治生活日益豐富、社交化媒體格局基本形成的背景下,輿論的內涵與對象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輿論工作的各個方面也隨即面臨著全新的問題,因而有必要在應對問題的方法與策略上作出一定的調適。筆者認為,相對于傳統的輿論現象而言,當下的輿論環境至少擁有三個鮮明的特征:其一,意見表達主體的多元化;其二,意見傳播渠道的多媒體化;其三,意見符號形式的多樣化。而這一切在根本上都是技術邏輯演化與民主政治發展導致的必然結果,尤其和“參與式”傳播所蘊含的“賦權”“賦能”等概念密切相關。面對這種前所未見的復雜輿論生態和公眾意見格局,以實證和定量分析為方法論基底的輿論研究雖說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案,但倘若過分偏向標準化、數據化和程序化的思維模式,則會暴露問題意識不敏銳、闡釋過程不充分、研究結果不準確等一系列人文社會學“科學化”固有的弊病。因此,當下輿論研究亟須在調和“經驗—分析學和歷史—詮釋學兩大社會科學方法”[13]126-129的基礎之上作出一定的范式創新。

通過本文將符號學方法嵌入戴文森“輿論形成十階段”經典論述,進而作理論對接和具體問題分析的嘗試,我們看到了作為歷史—詮釋學一維之代表的符號學在闡釋輿論形成和公眾意見表達過時的適用性和科學有效性,以及傳統人文學科在提升社會科學研究深度和廣度方面所具有的潛質?？梢酝葡?符號學不僅可以解析輿論形成的機制,作為研究意義的學問,它在輿論問題全域具有十分廣闊的應用前景。譬如,面對圖像、行為等非語言符號為載體的輿論,以及散落在網絡平臺當中的話語碎片等難以量化的公眾意見,符號學都能予以有效的分析與處理?？傊?當下的輿論研究應當打破“科學主義”的范式壁壘,而符號學的介入不僅有其學理方面的價值,在促進主體間的意見交流,以及提升決策者輿論識別、輿論引導和輿情治理水平等實踐方面也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