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背景下金融風險分析及監管對策研究

摘 要：當前，“逆全球化”浪潮給各國生產生活造成了嚴重影響，金融市場也受到黑天鵝事件的沖擊，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數字化產業轉型的戰略發展中，“金融+科技”發展模式迎來了新的發展契機和擴張。一方面，現代科學技術給金融行業賦能、將金融服務高效化和信息化，不僅推動金融機構在數字化層面轉型，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和金融系統的穩定性；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在自身優勢上存在風險防范壁壘，數字技術加強金融市場的關聯度擴大了系統性風險傳染程度。本文從現有學者研究出的金融科技風險類別、金融風險傳導渠道重點研究金融科技存在的特有風險結構，結合國家推動數字化金融發展戰略，從金融風險防范和金融創新角度綜合闡述現行的金融監管制度和改進措施，將對我國金融科技領域的發展和對應的風險監管改進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金融科技；數字化；金融風險；風險傳染；風險監管

本文索引：杜晗.<變量 2>[J].中國商論，2023（16）：-123.

中圖分類號：F83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23）08（b）--04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受到嚴重影響，經濟增長動力發生轉變、結構進行調整，經濟增速進入換擋期，金融全球化推動各類市場聯系，系統性金融風險傳染路徑和機制愈發復雜。在國家戰略發展規劃中，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被正式納入生產要素范圍，其市場化配置發展也有了政策遵循。據《數字化轉型，從戰略到執行》報告，國家層面的金融科技及數字化戰略在國家信息安全背景下為數字化和非接觸經濟發展帶來新的發展契機?！吨袊鹑诳萍己蛿底只萜战鹑诎l展報告》（2022）指出，我國在金融科技4.0時代背景下，數字化轉型對金融領域賦能和融合是重要技術變革領域，同樣金融科技衍生的傳導機制提高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可能，金融市場的痛點突出。

在面對不確定性金融風險時，提高金融風險管控能力十分關鍵，構建落實數字化轉型、加快數字技術應用等方面對實現金融風險轉移或可控有著巨大的發展影響。在信創發展成為國家戰略的大背景下，金融科技布局和應用為我國數字普惠金融和金融機構的發展帶來巨大機遇?；谏鲜霰尘?，本文從金融科技的本質技術特點出發，分析金融科技產業發展伴隨的風險和復雜程度，主要從金融科技自身的信息技術、長尾效應、信貸影子銀行、跨界傳染系統性風險四方面研究其對金融風險的影響作用，并針對其特點給出措施建議。

1 金融科技發展的內生動力及現狀

1.1 金融科技發展的內生動力

金融科技發展的本質是金融資源高效率配置的本質要求，從數字技術本質、技術優勢和金融發展需求三方面闡釋：

（1）信息技術變革是金融科技發展的根本動力。金融業與高新信息技術在功能層面上的匹配是其生存和發展的充分條件，科技的進步提高了實現金融科技的可能性，其中信息技術提供了技術支持。大數據、區塊鏈等新興數字領域催生了新的金融功能、生態和體系，形成了新的資金流通調配渠道。信息是金融的核心，構成金融資源配置的基礎，降低投融資方的信息收集和處理成本、提高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是金融發展的主要目的。金融科技利用信息技術對信息來源和風險進行分析識別，降低信息成本，提高風險管理效率。針對以銀企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存在的風險識別不精準，以及中小企業面臨的融資難等情況，數字化金融在融資方的風險識別、信貸流程和商業信息保密等方面都有創新發展優勢，這也是金融科技發展的根本原因。

（2）金融科技提高了傳統金融配置和服務的能力。國內發展落后地區群體的金融資源分配和金融風險識別意識薄弱，電子支付和移動支付的進步是主要推手。在居民用戶上，移動支付使得普通居民成為金融業務的黏性用戶。過去，居民儲蓄是我國經濟發展中重要的評價指標，金融服務的升級也使居民更加信賴金融科技，使得在經濟發展中的分析更加真實。另外，傳統金融機構在融資方面對中小企業財務數據考量較少，更多參考抵押物財產，在風控控制上缺乏信息搜集和分析的能力。因此，包括傳統銀行在內的整個金融體系均有規避風險的偏好，更多金融資源往規?；髽I聚集。金融科技可以高新技術方式解決雙方信息不對稱問題，對我國金融體制深層次弊端進行自發調節[1]。

（3）實體經濟金融需求的提高推動金融科技的進步。金融科技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其具有應用金融資源配置的功能，提高資產流動性、集合優質資金進行高效配置，分散資產配置風險，有助于緩解麥克米倫缺口（MacmillanGap），多元化的股權融資需求推動了一級市場的快速發展。無論是在市場化經濟發展方面，還是提高金融市場配置資源的能力方面，都離不開金融科技的進步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電子商務、電子支付和區塊鏈等數字貨幣都是金融科技發展的產物，不斷迭代的技術使其更切合金融市場發展的需求。

1.2 金融科技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階段性的高速發展，直至現在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的狀況，從1978年人均GDP的381元到1990年末人均GDP1644元，再到2020年末的72570元。中國在進入工業4.0時代后，全行業開始邁入數字化轉型時期，其中金融科技是金融市場上重點布局使用的有力推手。自從2021年全球過渡到經濟恢復時期時，全球經濟體先后都在數字科技領域進行資本注入和政策扶持，高步調的發展節奏中需平衡創新和監管的關系。加強跨國技術和數據交流與協作，重新制定監管標準，在經濟復蘇中起著高效率、零接觸、低碳綠色的突出優勢。全球金融科技領域投融資增長強勢，行業公開信息表示，2021年前三季度，該領域全球融資金額均保持在千億美元以上；數據分析表明，2021年金融科技融資額較2020年有大幅上升，其中第二季度達到峰值，前三季度總融資額已達947億美元。與此同時，金融科技監管力度不斷加強，對其發展和創新都有著一定的影響，因此推動制度和監管體系標準建設尤為重要。如今，國內外都存在諸多黑天鵝事件和外部沖擊，短期至中長期對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造成強烈沖擊，金融市場發展遭遇進出口受阻、國內資本外流風險，而數字化金融能推動貨幣市場的資金流轉、拓寬不同主體間的投資渠道。在認清發展意義和背景后，國家對金融科技領域的創新發展和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規范化要求[2]。

2 金融科技對金融市場風險影響

2.1 金融數據信息技術安全和壟斷風險

傳統金融數據主要從中宏觀角度篩選和歸納市場數據，過去更加注重整體的指標判斷，但容易缺乏細分領域的發展和風險狀況。金融科技利用大數據優化個人消費、投資、儲蓄各類指標，提高資金運轉效率。同樣，金融科技的應用使金融主體和機構除了獲取中宏觀數據更加高效外，還使得獲取小微領域的資金數據能力提高。在大數據和高級計算的數據處理下，對數據剖析更加全面，深度和廣度不斷提高，數據體量和解析能力對依據數據價值進行分類的傳統保護策略造成挑戰，同時對數據庫的安全造成壓力。在數據信息技術革命的年代，處于市場占有率絕對優勢的大型金融平臺通過從事金融技術服務、傳遞固有數據信息壟斷優勢至網絡市場，逐步在各領域獲得競爭控制優勢，形成壟斷地位，引發競爭和金融風險變動。與以往金融服務相比，金融服務越來越依靠信息，從而存在越來越高的安全風險，并將面臨黑客攻擊、用戶數據竊取等信息安全犯罪危險。個人信息和隱私濫用既侵犯金融用戶權益，又導致金融監管失效。

龐大的金融數據庫包含整個群體數據鏈，使得數據泄露的危險性提高、技術風險增大。在數據運用層面，金融服務方需收集更多細節數據，這與保護群體數據的隱私性相悖，可能產生數據壟斷、數據安全等風險。金融數據監管效率較低，缺乏多元化手段、監管處罰力度較低，未設置處罰標準。對于缺乏完善的金融數據監管，其后續引發的風險可能是系統性的，尤其是跨境數據流通引發的國際安全等問題[3]。

總體來看，金融數據風險在宏觀層面上可能引發國家主權和社會風險問題：主權風險上，主要體現在跨境數據的霸權威脅，嚴重限制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社會風險上，防范不當可能降低政府的信譽。從中觀層面來看，金融數據市場的壟斷風險會導致市場存在惡意競爭，利用不當手段提高其競爭力和市場占有率等指標，嚴重影響到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使得資源配置不公平、市場自由化遭受阻礙，金融穩定的發展秩序也因此受到影響。

2.2 長尾效應風險

金融科技的發展對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節約投融資成本和降低信息不對稱等目標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長尾效應在金融科技領域主要體現在其主體用戶逐漸分散化，例如諸多非傳統的金融機構逐步成為金融市場中主要的資金提供者，主體分散化意味著風險的不確定增加，而機構層面也逐步向占有技術優勢的中小微企業遷移。由于目前較為集中的中心化監管體系難以精準對應各類分散的金融主體，中間監管成本的提高凸顯了分業監管的弊端，其中金融風險在漏洞中更加難以識別，使得系統性金融風險傳染加大、影響危險提高。

信貸業務數額小而消費主體分散，提供金融信貸服務的主體以中小微企業居多，對該主體來說，監管成本遠高于其信貸規模的收益；從盈利性而言，對其監管的行業自律性較差；從個體投資者角度而言，處在金融服務端的尾部用戶大多數都缺乏金融知識儲備，個體投資風險偏好不穩定、識別和承受風險損失的能力較低。一方面，金融科技的信息采集和門檻較高，缺乏專業知識的個體對信息的判斷易產生偏差，成為噪聲交易者；另一方面，尾部群體有較強的從眾心理，易形成羊群效應，情緒傳染效果較強。同樣，算法歧視等所謂的“殺熟”問題在金融科技同樣存在，這種科技信息屬性對金融公平和穩定造成沖擊，且進一步擴大了金融機構和金融科技消費者之間的失衡問題。長尾效應產生的風險一旦爆發，其基于金融科技產生的效應就將放大風險的傳染性[4]。

2.3 影子銀行風險和信貸風險機制

影子銀行是金融監管改善的產物，它能利用自身的科技企業優勢，通過技術支持和監管逃避將信貸資金業務從表內轉移到表外業務，中間可能引起期限錯配、系統性風險等問題，但搶占了傳統商業銀行作為信用中介的市場。隨著數字科技和金融的緊密結合與發展，金融科技公司通過信息技術拓展金融業務，卻不受資本、杠桿率的制約和《巴塞爾協議Ⅲ》的監管，也成為目前影子銀行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影子銀行與商業銀行進行市場資金借貸競爭關系，是一種互補模式。具有缺乏監管和利用數字信息壟斷優勢特點的新型影子銀行，存在向合規商業銀行傳遞金融風險的可能。而最新研究表明，數字惠普金融能夠縮小影子銀行規模，數字普惠金融能夠從成本、風險端進行經營業務的結構整合和創新，從機制上形成有效防控風險的作用[5]。

從信貸風險機制考慮風險擴散影響：第一個影響是金融科技高效綠色的機制創新服務消費者，合理競爭壓縮了影子銀行的發展空間。由于正規商業銀行逐漸加快與金融科技公司的技術合作，拓寬小額信貸渠道，通過對消費者等機構讓利、降低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在龐大的資金體系下補足短板，重新在金融市場上占據優勢，有利于金融市場的穩定；另一個影響機制是數字信息技術可以節約金融監管成本、提高審查效率和全面性，降低內幕交易等違規行為，為提高風險識別減少困難。金融監管機構可利用區塊鏈、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嚴格記錄銀行的交易，加強對交易內容合法性的監管，所以這一層面金融科技助力金融監管體系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發生的可能性。站在商業銀行信貸業務角度考慮金融風險，金融科技的發展促進金融市場的市場化發展，進一步推動存款利率市場化進程。從資產負債端表現為負債端成本上升，銀行通過金融科技降低了獲取客戶信息的成本、降低了提供便捷服務的成本和提高了對客戶的精準性服務，使得銀行承擔風險偏好提高，促使選擇風險更高的資產，增加了銀行信貸業務的風險[6]。

2.4 金融科技發展對系統性風險的沖擊

過去的學者研究主要從宏觀角度分析金融科技對系統性風險的沖擊，以貨幣市場為基石，通過利率、匯率和股價等基本金融價格工具傳導到證券市場、保險市場和信貸市場中，造成各類市場金融風險擴散的可能。除了研究系統性風險傳導渠道之外，本文還從金融科技發展影響應用主體方面對其進行闡述。

（1）從金融科技消費主體進行分析，特別是零售業務易引發聲譽風險傳染。對于長尾群體的用戶，他們的市場情緒很容易被帶動，如果受到某種金融科技資產出現大范圍擠兌，即會跟風進行大量拋售，可能產生市場情緒恐慌，嚴重則造成系統性風險。金融科技業務發展本身就立足金融服務，通過數字化業務模式和高效的流程、產品增加用戶黏性。受眾在網絡效應、規模效應、范圍效應和長尾效應的推動下，存在情緒加重傳染、聚集風險的可能[7]。

（2）銀行風險承擔結構的影響對系統性風險的沖擊。金融科技改善金融體的資產結構，實現商業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為成本讓利服務社會的目標，提高金融機構和社會經濟發展直接的內外循環，最終降低了系統性風險。從改善銀行承擔風險結構的角度，金融科技對其有著正向作用的效果?？傮w來看，一方面，銀行能利用金融科技手段獲取大量有用信息，降低了銀行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減少融資方的成本，并通過建立智能化風險管理流程，大大提升自身風險管理水平。在風險事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環節實現精準風險定位，把控風險的能力提高、銀行表內和表外業務得到合理配置，也提高了自身的風險承擔行為。另一方面，金融科技能夠優化我國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結構，最終降低銀行業系統性風險。從指標層面上來看，有利于貸款類和投資類行為的提高，助力貨幣市場的資源配置。在金融科技作用下，傳統銀行會精準把握信貸業務的運轉，推動自身風險管理行為的進步。高效金融配置降低信貸成本，激發經濟增長活力，在銀行體系與實體經濟之間形成良性互動，也必然帶來系統性風險的降低[8]。

3 金融科技創新下的金融監管對策研究

金融科技的持續創新和數字化金融轉型對原有建立的金融監管制度和體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金融監管對金融創新的約束也應具有包容性。金融科技存在監管縫隙和監管規則界限模糊等現狀，非明確的界限使得監管機構的調節具有滯后性。金融科技和數字化經濟的發展，需要辯證對待，因此優化監管體制，匹配金融科技創新，使得在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政策指導下，合理控制金融風險，充分發揮金融科技高效性和全局性的特點。對此，本文提出以下治理措施和理念。

3.1 金融科技數據治理

依據現有數據風險進行治理理念的更新和完善治理規則，強調公共治理理念進行反壟斷治理機制的優化，從公共治理平臺及單位等存在的治理機制缺陷入手，以預防理念作為事后規則的有效補充。利用信息科技優勢，同步進行金融科技的創新發展，監管沙盒作為一種提供試驗性規則的方案，非常符合國家的發展理念。

在金融數據基本治理規則上，需要制定更加完善和包容的規則，仍需調和金融數據安全和效率價值沖突問題，保障金融數據在信息共享安全的基礎上實現價值流通。同時，主體用戶需提高自己的數據安全意識，從主客體上進行數據對象安全保障，在此治理規則和用戶安全意識上才能充分發揮數字化金融的高效低成本優勢[9]。

3.2 金融機構的監管措施和體制優化

金融科技的去中心化特性加大了風險預測與管控難度，沖擊原有的金融監管體制。而在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金融科技和數字普惠金融等方面需要匹配相應的政策監管體系，金融機構也應積極拓展對應措施。

（1）涉及銀行業務的金融機構應積極推進線上平臺。目前，大部分金融機構已實現在金融服務端的數字化轉型和升級，但在金融科技應用上的風險防范意識較為薄弱。一方面，國家層面的監管機構把握金融科技監管力度，保持創新性的穩定，提高風險宣傳意識；另一方面，金融機構依據自身能力開展多功能的線上虛擬銀行，需要嚴格把控信息安全，不僅可以提高用戶和機構之間的交易效率，還能在重大不確定性金融風險危機面前保證金融業的正常運行[10]。因此，提高日常線上金融業務的風險評估、識別和防范意識，提高用戶使用線上銀行業務的自身安全防范意識，只有通過金融機構和用戶兩端的風險控制，才能在有效時間內控制不確定性金融風險。

（2）金融監管體系上應將互聯網金融業務按照業務標準納入相應的監管部門。金融的本質仍是資源配置、流通性和信用轉換等，金融體系的變化雖然是服務模式的更新，但內在是金融業務渠道和內容的改變。納入審慎監管，需要引入一系列風險管理手段，從事前進行市場準入監管、設定風險承擔行為，包括最低資本要求和杠桿率要求等；事后的法律制度完善[11]。綜合以上完善措施，才能實現科技賦能金融產業，使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發展和金融科技創新有著實質性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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