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鏈韌性建構：挑戰與應對

摘 要：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在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道路上面臨重大的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產業鏈韌性是我國產業體系保持完整和產業安全的基本保證，筑牢自主安全可靠的產業鏈韌性是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基礎。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過程中，必須科學認識產業鏈韌性及其關乎國家經濟安全的國際和國內風險挑戰。清晰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在產業鏈韌性提升方面取得的重大成績，了解當前產業鏈韌性的水平，識別區域之間水平差異，厘清不足、發揮優勢，助力于未來提高自主可控的產業鏈韌性?？傮w來講，本文為中國提高產業鏈韌性、維護產業鏈安全、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以更高質量產業鏈韌性迎接、應對和引領世界經濟變局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參考。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鏈韌性；經濟安全；全球產業鏈；創新發展

本文索引：莫西.<變量 2>[J].中國商論，2023（16）：-030.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23）08（b）--07

1 引言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鳖A判風險所在是筑牢總體國家安全的基礎，堅定走中國式現代化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選擇。

隨著逆全球化思潮的興起，貿易摩擦升級及國際循環局部性梗阻等導致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等日趨復雜多變，以至于對全球產業鏈和各國分工關系形成外生性沖擊，表現為“卡鏈”“斷鏈”等威脅產業安全的主要風險，使我國產業鏈不確定性增加（肖興志和李少林，2022）。黨的二十大報告也強調“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可見維護產業鏈安全穩定關乎在國內大循環能否抵御大變局下遭遇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的關鍵，而提升產業鏈韌性則是規避斷鏈風險與補齊產業鏈短板，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策略。

2 總體國家經濟安全視域下認識產業鏈韌性

2.1 產業鏈韌性內涵

韌性一詞最早源于物理學，指材料在外力作用下塑性變形和破裂過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即如果韌性越好，則其發生斷裂的可能性就越小。當前，韌性的概念不斷被延伸應用到工程學、經濟學諸多領域。其中，經濟學領域對韌性的認識是指經濟主體在面對外部沖擊時具有較強的適應力和抵抗力，促使其在受到不確定性沖擊后能夠迅速恢復經濟正常運行的能力。產業鏈是經濟學中的一個概念，指的是各個產業部門以特定的經濟關系和時空布局關系形成的一種鏈條式關聯關系形態。鑒于此，產業鏈韌性可以界定為開放經濟條件下，同一產業鏈內部上下游相互關聯的企業間供需關系在抵御外部沖擊風險時，維持產業鏈活力，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的一種預測、反應和敏感程度。從功能上來看，產業鏈韌性可以被視為產業鏈應對經濟活動中面臨外部沖擊時的適應力和抵抗力，具體指抵御沖擊所帶來的破壞，維持產業鏈整體結構穩定，能在受沖擊時迅速恢復和保持正常運轉，甚至轉危為機提高產業鏈升級的能力（石建勛和盧丹寧，2023）。

2.2 產業鏈韌性關乎總體國家經濟安全

2022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向產業鏈供應鏈韌性與穩定國際論壇致的賀信中指出，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穩定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雖然我國已經建成了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和666個工業小類，足以供給全球500多種工業品中40%以上產品的全球最為龐大和完善的工業體系，但是傳統產業領域產業鏈完整性存在“大而不強”“韌中有脆”等問題，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產業鏈“卡脖子”給產業鏈完整性帶來較大挑戰，且產業鏈上下游產業創新節點存在斷點風險，這些都削弱了我國產業高質量發展中關于高技術、高附加值環節的掌控力度和高科技產品生產和銷售等環節的話語權（劉敏，2022）。進一步來講，由于復雜的經濟活動涉及各種資源稟賦和生產要素在生產、分配和消費等環節的循環流轉，產業鏈中任何一個環節發生“斷鏈”“堵鏈”等風險都可能造成產業鏈韌性問題，進而嚴重威脅總體國家經濟安全（高洪瑋，2023）。

產業鏈韌性原本是中觀層面的經濟安全，但是隨著產業協同和產業一體化系統建構的深入，產業鏈韌性逐漸被賦予國家屬性，即產業鏈韌性是產業鏈安全和產業鏈現代化的基礎條件，如果將一個國家的產業體系看成一個整體，則產業生產與發展不是局限在某一個產業鏈條內部或某個行業內部中上下游關聯企業穩定有序的供需關系，而是拓展為一國整個產業鏈體系上各個環節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做到產業鏈主體安全和結構安全，并最終形成的確保產業鏈自主可控的能力，保障總體國家經濟安全。我國現有產業體系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承擔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的責任，這就必須以提高產業鏈的抵御能力、恢復能力為核心，保障產業鏈穩定可靠。因此，產業鏈韌性必然發揮推動產業鏈向新發展路徑和更高層次躍遷，實現產業鏈內供需關系的穩定有序，鏈條上下游企業間交易的暢通高效、產業發展的開放包容及產業鏈內企業的和諧共生，并不斷推動產業鏈升級。

3 產業鏈韌性建構現狀

3.1 產業鏈韌性識別

產業鏈韌性是通過技術創新與產業經濟多元因素建構，創新是產業提升屬性的關鍵因素。本文使用2004—2020年中國各省統計年鑒數據，為了便于測算而采用單一指標法，采用發明專利數量作為衡量產業鏈韌性的代理指標，并依此客觀地反映產業鏈韌性水平。本文以省市發明授權數量來衡量地區產業鏈韌性水平（李勝會和戎芳毅，2022），具體采用省市發明專利授權數除以100000再加1并取自然對數。究其原因：一是發明專利質量相對實用新型和外觀專利更高；二是發明專利是技術創新能力累積的重要體現，更能從技術創新能力角度衡量產業鏈韌性。

3.2 產業鏈韌性時空演變

由圖1（a）可知，2004—2020年，在全國層面產業鏈韌性表現不斷提升，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高質量發展”表述以來，我國整體產業鏈韌性保持提升的趨勢。

進一步根據研究需要，本文將樣本劃分為東、中、西部地區進行產業鏈韌性水平的空間差異分析。具體地，東部地區包括遼寧、黑龍江、北京、河北、山東、天津、上海、浙江、江蘇、福建、廣東、海南12個省市；中部地區包括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河南、吉林等9個省市；西部地區包括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廣西、青海、寧夏、內蒙古、甘肅、新疆11個省區市。由圖1（b）可知，從區域整體的發展來看，2004—2020年，我國東中西三大區域的產業鏈韌性水平基本呈現逐年攀升趨勢。其中，地區產業鏈韌性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東部、中部和西部，且在上述區域中，東部地區產業鏈韌性水平遠高于其他區域，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的差距也表現為進一步擴大的趨勢。西部地區產業鏈韌性水平2004—2020年雖然有所提升，但是整體提升速度較為緩慢。據此，地區間的非均衡發展問題應是地區產業鏈韌性提升關注的焦點。

4 產業鏈韌性面臨主要風險與挑戰

4.1 國際風險與挑戰

4.1.1 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考驗

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和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對國際貿易產生了巨大的消極影響。由圖2可知，中國開展國際貿易不確定性隨著中美貿易摩擦開始，整體上呈加劇的趨勢，對中國相關產業造成了劇烈沖擊。值得注意的是，根據2023年海關總署發布的數據，2022年11月—2023年2月，中國出口金額累計同比下降29.4%。2022年，世界經濟增速為3.4%，而美國、歐元區、日本等主要經濟體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等智庫機構預測自2022年下半年開始，全球貿易額增速放緩，并預計到2023年情況會更加嚴重。

全球性的不確定性風險上升對中國國際貿易供需兩端持續放緩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對產業鏈總體安全造成了嚴峻考驗。一方面，美國依托其在產業鏈中掌握的高位階的話語權，加速在全球、區域、雙邊等多層次推動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產業聯盟，意欲通過重構國際貿易規則，干預傳統全球價值鏈格局，進一步將中國鎖定在全球產業鏈“中低端”；另一方面，美國不惜使用《芯片與科學法案》《削減通脹法案》等破壞全球市場經濟的美國優先法案，意圖打破傳統以較優勢構建的全球價值鏈布局，迫使外商投資與供應鏈整體從中國外遷至東南亞與墨西哥等地，達到在全球產業鏈層面“去中國化”的目的，并對中國產業鏈安全形成云匯總威脅（張杰等，2022）。

圖2 1997—2022年全球政策不確定性和中國政策不確定性

數據來源：根據https：//policyuncertainty.com數據整理繪制。

4.1.2 進口“卡脖子”與出口關稅制裁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了維護自身在全球產業鏈中的霸權和優勢地位，針對中國快速發展的新興技術產業和領域實施高壓圍堵，頻頻使用“實體清單”強化出口管制措施、收緊技術投資準入等手段，限制國內廠商從國際市場獲取生產經營必需的基礎原材料、關鍵原件等上游環節生產資料與高檔裝備儀器等，再到禁售芯片和圖形處理器等技術產品，西方國家的打壓加劇了我國進口端的斷鏈風險。以芯片為例，臺積電、三星都能實現7nm芯片量產，而中國大陸的中芯國際最高只能量產14nm；絕大部分智能終端處理器和大部分的存儲芯片均依賴外國進口。在硬件方面，國內目前制造高端芯片所用光刻機全部來源于進口；在軟件方面，雖然國內目前實現了14nm以上芯片的EDA工具國產化，但高端芯片EDA仍需依靠進口。由此可見，在軟件和信息技術、物聯網、機器人、智慧交通等高端制造業領域，我國產業鏈發展所需核心部件“芯片”對外依存度高、供應來源單一等在一個時期面臨“卡脖子”的風險仍未徹底化解。

進一步來講，即便暫時能從國際市場上獲取相應軟硬件生產資料，但因政治經濟環境惡化，發達國家下游營銷和品牌環節對中國產業鏈實施遏制，因此采購渠道中斷與運輸路線受阻等風險仍然存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安全研究課題組，2023）。除此之外，美國還延長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征的關稅政策，強化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等手段，導致產業鏈供應鏈成本大幅度提高。尤其是對于國外增加值占比較大的商品而言，價值鏈中商品生產的多次跨境勢必導致成本大幅度提高，進而迫使產業鏈中以美資為首的外資企業加速遷出中國（裘瑩等，2022）。長期來看，國際貿易摩擦過程中加征關稅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國高端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4.1.3 產業鏈關鍵環節“缺技”風險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和現代化相互促進，全球化經濟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國超大規模國內市場的貢獻和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的作用。雖然中國全球專利申請量連續十二年全球第一，但仍有很多核心技術依賴國外輸入，每年需向美國、日本等國家支付大量的知識產權費用，但是中國產業鏈仍存在較大“缺技”的隱患。如果在國內尚未建立替代技術體系的情況下，突然被迫脫離國際價值鏈，就會導致技術轉移和輸入大幅減低，產業鏈斷鏈數量和范圍可能增加，極大地阻滯中國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步伐，影響國家安全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國式現代化研究課題組，2022）。

核心技術開發和集成方面，中國的研發設計、科技中介、科技金融服務在關鍵環節上競爭力較弱，發揮原創技術支撐和推動需求鏈和供給鏈仍有難度。另外，產業鏈技術創新主要是發揮人才的創新工作，美西方國家強化針對中國科技創新相關人才引進的遏制，而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削弱了創新團隊和人員的跨國交流，國內或國外科技人才跨國面對面交流受阻，削弱了產業鏈上下游創新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知識和技術通過非正式組織溢出和傳播。

4.1.4 國際突發事件沖擊與極端環境因素

當今時代，經濟全球一體化進程加快，國與國之間聯系更加緊密，但伴隨風險傳染的可能性不斷增加。長期持久的國家現代化進程的連續性容易受到突發國際極端事件的沖擊，導致停滯不前甚至中斷，最終難以實現現代化。時下還在持續的烏克蘭危機將加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解構，中斷上下游部門聯結，影響未來全球產業鏈分工，其未來局勢對中國產業鏈安全具有較強的不確定性影響。此外，能源價格波動、匯率沖擊及其他資產價格波動，可能對世界經濟造成沖擊，從而拖累中國經濟增長。

在人類歷史上，突發性公共事件重演及跨境傳播給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中必須高度警惕因突發性公共事件導致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國際供應鏈暫時性短缺、貿易壁壘等問題。另外，全球性環境惡化造成全球范圍內地理災害、氣候災害等數量持續攀升（見圖3），其中美國近年自然災害數量持續攀升。由此可見，加劇全球產業鏈和區域性產業鏈均面臨不斷提高的不確定性沖擊。

4.2 國內風險與挑戰

4.2.1 產業鏈上下游基礎較弱

產業鏈上下游基礎是指支撐產業體系形成和發展的基礎保障能力，當下我國薄弱的產業鏈上下游基礎限制了產業鏈韌性的升級和現代化發展（黃群慧和倪紅福，2020）。一是部分產業鏈關鍵環節自主可控能力較弱。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采取“以市場換技術”的思路，依靠低成本要素和技術模仿等方式快速構建了產業體系，在促進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埋下了產業鏈基礎不夠扎實的隱患，增加了產業鏈斷鏈風險。據2018年工信部對全國30多家大型企業統計發現，在130多種關鍵基礎材料中，有近32%的關鍵基礎材料無法自主生產，超過一半需要從國外進口。二是基礎研究能力不強和研發投入落后于西方國家。目前，發達國家的原始性創新經費一般為30%左右，而我國目前只有約16%的經費投入了原始性創新研發中，長期以來對基礎研究的投入不足是我國產業競爭力不強的重要原因。當前，我國80%以上的地方財政投入產業發展的階段中，而對于基礎研究，企業的平均投入占比甚至低于1.0%。此外，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進入中國非高技術制造業等（見表1），而對高技術企業發展參與度不高，凸顯我國高技術企業和國際資本供給方面不匹配的現象，加之我國制造業營業收入利潤率約為5.9%，核心技術的自主突破難以依靠企業自身的利潤得以實現。這些無疑加劇了我國傳統產業鏈轉型升級的壓力，且少數發達國家加速通過產業鏈更新迭代，使得發展中國家被產業鏈“邊緣化”，增加了本國“價值鏈脫鉤”“生產鏈斷鏈”的風險。

4.2.2 自主創新能力有待突破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構筑堅實的產業鏈韌性是自主創新驅動經濟發展模式的內在要求，當前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卻是制約我國產業鏈韌性提升的主要因素。

一是重量輕質，輕視原始創新的現象比較突出。我國制造業研發投入強度約為4.8%，而發達國家研發投入占總收入比重基本高于50%水平，且我國創新領域長期安于中低端化路徑選擇，制約了高質量創新路徑。2011年，中國已經躋身全球專利申請量世界第一的位置，且截至2022年連續12年蟬聯全球申請量第一的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美國發布了“美國國家創新戰略”、2013年德國提出了“工業4.0”概念、法國啟動了“新工業法國”計劃、2017年英國公布了“現代工業戰略”等計劃，可見美西方國家已致力于擠掉本國專利“泡沫”，并同步向以戰略領先型科技轉型，以維持其科創霸權地位。

二是重視應用研發成果開發，而缺乏對產業鏈創新中所需的關鍵設備、關鍵材料等配套鏈安全的重視。我國雖然可以自主生產部分芯片，但是生產芯片的光刻機和關鍵材料需要進口，導致我國產業鏈高不確定性背景下形成閉環自主安全可控模式。

三是部分基礎學科領域的發展與世界先進水平仍有比較明顯的差距，對基礎科學研究和激勵與評價機制還不健全。由于原創性、顛覆性、引領性科技創新成果缺乏，在“學-研-產”融合上對產業鏈韌性的支撐力度不夠，阻礙產業鏈韌性提升。

4.2.3 要素配置市場化程度不高

要素配置市場化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影響了產業鏈各個環節的生產成本和收益。隨著要素市場的發展，企業將享受更為低成本、高效率的要素市場配置，所以更容易在產業上形成區域比較優勢，并釋放一定“虹吸效應”，吸引上下游企業內遷，形成穩定的產業鏈，提升區域產業鏈韌性。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要素市場發育水平呈現穩步提升態勢，但整體要素市場化水平仍有待提升，生產要素跨行業、跨部門、跨地區流動仍面臨諸多障礙，不利于產業鏈韌性提升。一方面，仍未構建有效的要素交易平臺與要素市場化體系，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仍難以通過市場進行有效配置，嚴重扭曲了生產要素價格，造成企業生產成本提高，削弱地區生產比較優勢（李言，2020）。

另一方面，要素市場的配置和要素協同化發展效率較低，企業通過市場交易獲取關鍵生產資料的渠道仍不通暢，使產業鏈的部分環節出現供給和需求的不匹配，生產要素活力與紅利無法充分釋放，阻礙了產業鏈韌性提升（陳曉東等，2022）。同時，較低的要素市場化程度不僅不利于企業獲取投資、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還會阻礙上下游企業間的技術交流與合作，影響企業創新、突破核心技術的能力，甚至造成部分鏈上企業選擇外遷，導致產業鏈不穩定（蔣含明，2018）。另外，政府行政性干預是影響要素配置市場化的壁壘。在產業鏈條中，政府的強制干預，例如提高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標準、限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行市場化流通，或歧視跨區產品與技術，導致產業鏈“堵點”。

4.2.4 產業鏈生態布局不均衡

我國國土面積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市場廣闊，但是不同地區間的發展水平差異較大，超大市場潛力并未充分釋放，也是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的基本國情。一是我國產業鏈重心在地域上一直以部署東部沿海開放型省市為主，包括中西部在內的全國要素資源向東部匯集，在改革開放40多年中取得了經濟成就，但是在“先富”到“共富”的轉變過程中存在明顯的東中西部產業生態差距。雖然中西部地區正著力開展基礎設施建設，但是它們面臨著自身配套產業不足和地理位置優勢不足及區域間有序轉移路徑有待暢通等問題，導致東中西部地區市場相對分割。二是受地區行政壁壘的影響，部分地方政府更加重視本地發展，忽視了地區之間的分工與協作，導致區域間在重點產業鏈集群難以發揮協同效應，反而造成產業鏈在國內循環中同質化競爭問題突出（高洪瑋，2023）。三是早期產業鏈生態建構以成本和效率優先為主，而建立兼具韌性與穩健性產業鏈的偏好尚處在起步階段，導致對中西部產業鏈建設和協同發展的投入不夠。

5 以產業鏈韌性提升筑牢中國式現代化經濟安全的應對政策

黨的二十大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注入一針強心劑，為以中國式現代化路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根本立場和理論要義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谥袊浆F代化背景下我國提升產業鏈韌性的風險與挑戰，未來在產業鏈現代化建設中，我國必須堅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高質量的經濟發展為動力，持續不斷地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集中彌補經濟、科技發展的短板和弱勢，鞏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根基，弘揚社會主義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全面強化創新發展的制度支撐，著力提高要素市場配置效率，促進產業鏈區域平衡發展，形成完整、安全、穩定、可靠、高效的產業鏈韌性體系。其勢必將在人類發展的壯闊史詩中再添宏偉的全新詩篇，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智慧寶庫貢獻中國式現代化市場經濟體系的智慧，從而更好地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5.1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建構產業鏈韌性頂層設計

著力提升產業鏈韌性和安全水平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做出的重大決策部署。因此，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建構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業鏈的根本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確保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在總攬發展全局、協調多層次發展矛盾中的決定性作用。圍繞構建新發展格局，加快補齊我國產業鏈上各個環節的堵點和斷點，制定以我國為主的宏觀政策，保持產業鏈韌性有序提升，維護經濟安全穩定運行是黨全面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鏈健康發展頂層設計的頭等大事。

一是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統一領導是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鏈發展方向的必然要求，必須堅定地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導，更好地發揮頂層設計的作用。遵循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按照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一般規律，全面領導統一積極發展經濟的思想共識，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業鏈韌性的提升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支持（魏麗莉和張晶，2021）。

二是堅持黨的領導思想不動搖，發揮黨在中國式現代化中積累的、豐富的領導和斗爭經驗，舉國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擎畫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宏偉愿景和規劃藍圖。黨應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更加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領導人民應對新時代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主導新型舉國體制的有為政府、有效市場的新理念，執行全面依法治國，以法律保障產業鏈運行穩定，不斷提升中國產業鏈的強大韌性。

三是黨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是堅持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目標取向，維護中國共產黨開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市場經濟制度，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斷化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結構性矛盾，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激發不同所有制形式企業的創造潛能和發展潛力，使全社會的產業鏈上下游競爭力提高，力爭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向世界提供產業鏈韌性提升的中國方案。

5.2 堅持人民至上的共同富裕，推動產業鏈韌性區域均衡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強調堅持人民至上的共同富裕理念，這離不開現代化產業體系在區域間均衡發展的支持。在產業鏈體系發展問題上，共同富裕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平均主義，而是要在中國式現代化推進進程中促進整體的經濟增長，同時解決東中西部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只有牢牢把握產業鏈現代化高質量發展的主題，選擇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產業鏈發展路徑，必須進一步提升產業鏈韌性，筑牢中國式現代化根基，縮小東中西部地區產業鏈現代化差距，助力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立足共同富裕目標，促進提升產業鏈韌性可從以下幾點著手：

一是堅持國家層面統籌發展頂層設計，貫徹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總思路，打破地區與地區之間、省與省之間、市與市之間的行政壁壘和地方保護，避免惡性競爭，因勢利導、因地制宜地強化東中西部在產業鏈上的優勢互補，加快構筑適應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需求的區域產業分工格局。充分利用東中西部地區要素資源稟賦的差異，結合自身發展需要及產業鏈的需求，并針對不同地區、不同類型、不同環節的產業鏈進行分類施策和分類指導，保證各地區產業鏈上下游之間的協同發展，提升國家整體的產業鏈韌性。

二是激發各地產業鏈優勢，打通國內、國際供給與需求，推動各地區堅持產業鏈差異化發展，避免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真正形成高水平的動態平衡，保障產業鏈在不同區域之間的均衡關系，提高產業鏈斷鏈風險抵御能力。為此，我國要把擴大內需戰略基點和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方向有機統一起來，通過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和構建制度型高水平對外開放新格局，打通國內、國際供給與需求（洪銀興，2022）。

三是有序推進產業鏈升級和空間轉移。結合產業自身特點，在符合其發展的前提下，提高中西部地區對東部產業轉移的承接能力，引導部分關鍵性產業鏈環節產業和企業向中西部轉移或建立西部產業后備基地，提高中西部地區產業完整性和生產能力。在中西部地區設置新的重大項目，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最終，通過一系列提升產業鏈韌性的戰略部署和責任落實，為提升中西部地區人民的收入水平提供保障，有效解決收入不均衡問題，助力中國東中西部各個地區共同富裕。

四是最大限度地將產業鏈關鍵環節留在國內，有效應對全球產業鏈轉移調整。利用國內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釋放中西部地區財稅優惠力度大、勞動力用工成本低、政策扶持力度大等地區特點，充分發揮“陸海貿易新通道”和自貿區等優勢，引導中外投資企業核心業務留在中國，并適度將產業轉移至我國中西部地區，推進東中西部產業鏈韌性均衡提升（高洪瑋，2023）。

5.3 堅持國內國外雙循環暢通，優化產業鏈韌性配置效率

黨的二十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以市場化規則融入國際和國內分工布局體系，必須更加充分地利用國內統一大市場優勢，積極構建國內循環與國外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以提升產業鏈韌性為抓手，加快清除要素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的體制機制障礙，促進要素資源配置效率提高。

一是在國際大循環方面，我國需要主動謀劃和推動構建共同發展的全球深度合作伙伴關系，多角度突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圍堵和排斥，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利用中國全球最大市場的優勢，在產業和企業層面加深與西方發達國家在高端科技領域的合作，以合作促發展，營造和諧的人類產業命運共同體的外部環境，促進經濟外循環的發展，提升國家產業鏈韌性。另外，積極利用陸海新通道和金磚國家合作等國際經濟合作關系，組建以新興發展中國家產業鏈合作為主導的國際分工和合作體系，強化國際要素資源流通和配置效率，加強商貿合作深度，通過深化合作強化雙邊產業鏈合作深度和廣度，形成堅實可靠的全球產業經濟深度合作伙伴關系。

二是加快布局和構建以國內產業鏈、供應鏈、要素鏈一體化體系為主導，按照要素稟賦優勢和核心產業優勢協同分工合作的國內經濟大循環體系。打破區域間利益藩籬，解決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完善生產資料配置方式，補齊產業循環的關鍵技術短板，加強要素資源在全國范圍內暢通流動，提高產業鏈韌性力度，為超大規模市場在資源要素供應上形成“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提供支撐。

5.4 堅持自主創新發展路徑，提高產業鏈韌性免疫力

我國要把科技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堅持自主創新發展路徑，注重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支撐作用，依靠先進科技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持續強化核心技術突破，推進實體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建構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鏈韌性，筑牢中國人自己自主可控的產業鏈體系，破解美西方國家“卡脖子”問題，預防產業鏈供應鏈體系斷鏈風險。為提升產業鏈韌性在產業鏈現代化過程中發揮免疫力作用，我國至少需要從以下幾點發力：

一是繼續加強改革開放和技術交流，打造更為開放的創新制度環境，繼續加強與其他國家的科技交流與合作，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大力吸引國內外優質創新資源，建立和發展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企業。

二是完善新型舉國體制，積極發揮國家在核心技術創新中的組織和領導作用，制定政府、市場、社會多方力量有效協同的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改革科技創新項目組織和管理模式，積極探索針對國家亟須的關鍵性重大項目采用“揭榜掛帥”“賽馬”等制度，以加速技術攻關進程。通過市場化手段，讓部分企業起到引領作用，鼓勵企業和科研機構在產業鏈中建立創新聯盟，加強原創性、引領性的技術研究，依托科研創新提升產業鏈韌性，形成全社會科技創新合力，共同開展核心技術攻關（韓保江和李志斌，2022）。

三是亟需推進和優化“強基計劃”，加大對高校和研發機構及企業研究單位研發投入的支持，并建立和完善相關保障機制，加強關乎產業鏈韌性提升的重大研究項目的支持，適度淡化前沿性基礎研究項目的經濟效益考核，力爭在基礎原創技術和關鍵高技術制造業創新方面有實質性突破，推進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色、展現全球最為前沿的國家戰略科技競爭力、解決核心技術生產力、服務中國創新高質量發展戰略的自主創新體系，未來實現在基礎研究領域的“彎道超車”并引領國際創新方向（夏杰長，2022）。

四是全面實施科技人才強國戰略，加強高水平科學家、核心技術人才、卓越工程師、優質創新團隊、產業領軍團隊及亟需緊缺技能人才多層次人才的引育力度，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才培養和流動體系。

參考文獻

陳曉東， 劉洋， 周柯. 數字經濟提升我國產業鏈韌性的路徑研究[J]. 經濟體制改革， 2022（1）： 95-102.

高洪瑋. 中國式現代化與產業鏈韌性： 歷史邏輯、理論基礎與對策建議[J]. 當代經濟管理， 2023（4）：11-19.

韓保江， 李志斌. 中國式現代化：特征，挑戰與路徑[J]. 管理世界， 2022（11）： 29-43.

洪銀興. 論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學維度[J]. 管理世界， 2022（4）： 1-15.

黃群慧， 倪紅福. 基于價值鏈理論的產業基礎能力與產業鏈水平提升研究[J]. 經濟體制改革， 2020（5）： 11-21.

蔣含明. 創新要素市場化配置與我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攀升[J]. 國際貿易， 2018（6）： 26-29.

李言. 中國生產要素價格扭曲的變遷： 2000—2016年[J]. 經濟學動態， 2020（1）： 34-51.

劉敏. 新發展格局下中國產業鏈安全穩定發展面臨的科技風險與防范對策[J]. 科技管理研究， 2022（24）： 143-149.

裘瑩， 晏晨景， 張利國. 數字經濟時代我國產業鏈安全保障體系構建與對策研究[J]. 國際貿易， 2022（12）： 32-43.

石建勛， 盧丹寧. 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研究[J]. 財經問題研究， 2023（2）： 64-71.

魏麗莉， 張晶.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所有制變革推進經濟韌性提升[J]. 上海經濟研究， 2021（5）： 5-18.

夏杰長. 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J]. 改革， 2022（10）： 1-11.

肖興志， 李少林. 大變局下的產業鏈韌性： 生成邏輯、實踐關切與政策取向[J]. 改革， 2022（11）： 1-14.

張杰， 張晨曦， 林鈺.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重大經濟風險及應對[J]. 天津社會科學， 2022（6）： 61-70.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安全研究課題組. 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研究：基于馬克思資本循環理論[J]. 中國高校社會科學， 2023（2）： 64-71.

中國式現代化研究課題組. 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認識、經濟前景與戰略任務[J]. 經濟研究， 2022（8）： 2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