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代《莊子》書籍史與陶淵明的思想實踐

牛志強

（南開大學文學院，天津 300071）

晉代書籍的生產制作、流通傳播直接決定著陶淵明的讀書范圍，而其時的閱讀風尚又影響著陶淵明的讀書趣味?！皶x代是一個鐘情《莊子》的時代，在《晉書》460 位文人的傳記中，明確表明與《莊子》有關的就有近60 人，占12%左右”［1］。筆者檢索《晉書》發現，“老莊”出現23 次，“莊老”出現9 次，“莊周”出現10 次，“莊生”出現8 次，“莊子”出現7 次，“漆園”出現4 次，合計61 次?！肚f子》在晉代的傳播表現為政治領域的談《莊》、哲學領域的注《莊》、文學領域的引《莊》。談《莊》進入國家的政治生活與士人的日常生活，解《莊》以西晉郭象《莊子注》為代表，引《莊》突出表現為東晉玄言詩、游仙詩、賦，以及小說中《莊子》的大量應用。晉代士人的廣泛談《莊》促進了《莊子》的傳播，并影響著士人的生活方式與思想抉擇，《世說新語》對此記載頗多。哲學領域的注《莊》和文學領域的引《莊》在晉代及后世的影響逐漸占據上風?！盎钴S在西晉文壇的詩人，張華、束皙、劉琨，以及太康詩人的杰出代表，著名的‘三張’‘二陸’‘兩潘’‘一左’的詩文創作中，都或多或少地閃現著《莊子》的身影?！鲿x文壇的其他文人與《莊子》的關系主要還是體現在他們在作詩撰文時援引《莊子》文本，化用莊學詞匯”［2］。東晉的陶淵明在其詩文中蘊有130 余處《莊子》典故［3］，因此，欲探究陶淵明與《莊子》的思想互動，必以晉代《莊子》的生產制作、流通傳播、注解引用構成的《莊子》書籍史為重要考量。書籍史“是關于書的全部活動，既包括文字形態的變遷，又包括復制工具、技術手段以及物質載體，還包括文本的編?；顒?、傳播方式以及商業行為；……但最重要的是書籍史要叩問書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也就是要將作者群體與讀者群體納入研究范圍”［4］。晉代《莊子》的文字形態、物質載體、編?；顒?、傳播方式、商業行為等要素是陶淵明閱讀《莊子》必經的前置關卡。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從書籍史的角度來辨析《陶淵明集》的生成流變，及其給后世讀者造就的陶淵明的隱士形象。同理，我們也可從抄本的角度來探究晉代的《莊子》與陶淵明的思想關聯。陶淵明的自然淡泊有著《莊子》的熏浸，生活的遭遇與《莊子》的義理在他身上融合無間，造成我們只見其才而未見其識的假象。

一 晉代《莊子》書籍史與陶淵明的讀《莊》基礎

漢武帝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5］標志著國家出版行為的發生?！拔鲿x時期，著作郎制度進一步發展，在秘書省下專設著作局，形成著作官職業化趨勢。東晉和十六國時期，基本沿襲西晉的出版機構設置”［6］，官方校書、寫書、藏書并編制國家書目。西漢劉向編校先秦典籍而成《別錄》標志著國家書目的形成，劉歆變《別錄》為《七略》，班固變《七略》為《漢書·藝文志》，《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類》記載漢代有《莊子》52 篇。西晉荀勖《中經新簿》與東晉李充《晉元帝四部書目》作為兩晉的國家書目均已不存，西晉司馬彪《莊子注》52 篇，西晉郭象《莊子注》變為33 篇并成后世定本。東晉陶淵明所讀《莊子》是52篇本還是33 篇本已無從知曉，而“《莊子郭象注》十卷附《釋文》唐陸德明音義，宋刻巾箱大字本。民國十一年至民國十六年（1922—1927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據大字本影印《續古逸書》本，題為《南華真經》，這是我們現今看到的最早的《莊子注》本”［7］。傳世《莊子》最早的物質形態是宋刻印刷本，而出土的《莊子》殘篇則上推到漢簡時代?！?977 年，安徽阜陽雙谷堆1 號漢墓出土殘簡為《莊子》雜篇內容。1988 年，湖北江陵張家山136 號漢墓出土竹簡為《莊子·盜跖》部分內容”［8］。東漢蔡倫造出紙張后使書籍的主要物質載體竹簡受到沖擊，“晉代重視青紙，寫詔、抄書常用青紙。不過，晉代同時也用黃紙寫詔、抄書?！鲿x時期，使用書寫材料最多的書籍、書信、書法以及詔書、章奏等都已經完成了以紙代簡的歷史使命，所以西晉社會從整體上說，已經脫離簡帛時代，進入紙的時代”［9］。西晉傅咸《紙賦》：“攬之則舒，舍之則卷?？汕缮?，能幽能顯”［10］，描繪了紙張帶給作者愉悅的書寫體驗。紙前時代最主要的書寫材料是竹簡，竹簡被裁成一條一條串聯起來，右手書寫的習慣與竹簡的細窄形制決定了中國古代書籍從右上起筆、左下落筆的書寫順序。帛書雖然寬大，但也繼承了竹簡從右到左、從上到下的書寫習慣，紙書中的界欄、天頭、地腳都是對竹書形態的繼承。身處東晉的陶淵明閱讀的應是抄本《莊子》。竹帛時代的書籍往往是卷起來存放的，書的單位也以“卷”來計，一卷當中可以包含多篇文章，抄本繼承了竹帛書的裝幀與計數方法，出現了書籍史上的“卷軸裝”。東晉時期的《莊子》在出版形態上可能是類似卷軸裝的，模仿佛經的經折裝也有可能，抄書不能一次完工，《莊子》以紙本活頁的形式也有可能在東晉被制作流通。毛筆與墨在先秦時期就已廣泛應用在書籍的制作之中，東晉承此余緒并將書寫字體從漢代的隸書變為楷書和行草。1924 年，新疆出土的晉人抄本《三國志》殘卷“隸書氣味很濃厚”［11］，晉代的書法家如衛夫人、王羲之、王獻之等都是隸書、楷書、草書兼善，但最流行的還是楷書，東晉的《莊子》抄本的字體也應以楷書為主。史料沒有記載陶淵明閱讀的抄本《莊子》從何而來，要么是繼承父輩的書籍，要么是自備紙筆去抄書，要么去書肆購買。東漢的班超曾以替人抄書謀生，“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12］，在紙張普及后的抄本時代，抄書蔚然成風。東晉的葛洪就曾“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13］。東漢的王充因家貧“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14］。陶淵明詩歌中的物質貧苦與讀書之樂形成了兩級對照，臺灣學者沈振奇統計出《陶淵明集》中蘊藏有183種書籍［15］，陶淵明所閱之書多數應是從祖輩手中繼承而來?！肚f子》作為東晉的流行書籍，東晉繼承了漢惠帝“廢除挾書律”的規定，民間書肆中也不難尋到抄本《莊子》。

晉代《莊子》的被注解與被引用有著玄學思潮的背景?！疤狄詠?，天下共尚無為，貴談莊、老，少有說事”［16］?！段男牡颀垺r序》：“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余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保?7］《莊子》在晉代尤其是東晉全面介入國家的政治生活與士人的文學創作之中，造成政事的空疏與私德的敗落，也成就了《莊》學的興盛。孫楚《莊周贊》與王坦之《廢莊論》表現出晉人對待《莊子》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也表明晉人對《莊子》本義的異化。西晉時“注《莊子》者數十家”［18］，東晉注《莊》之作，“據史籍記載只有李充的《釋莊子論》二卷、王元古《莊子集解》二十卷、張湛《莊子注》和葛洪修撰的《莊子》十七卷”［19］?！端鍟そ浖尽ぷ硬康兰摇放c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注解傳述人·莊子》還保存著晉代《莊子》注本的情況?！端鍟返挠涗浳刺峒啊肚f子》的篇數，《經典釋文》記錄了《莊子》的篇數情況且行文更為順暢?！端鍟返氖分静糠中拮瓿蓵r陸德明早已去世，故我們以《經典釋文》所記為底本、以《隋書》所記為校本來討論晉代《莊子》的注解情況。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注解傳述人·莊子》［20］曰：

崔譔《注》十卷二十七篇。清河人，晉議郎?！秲绕菲?，《外篇》二十。

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無《雜篇》，為《音》三卷。

司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字紹統，河內人，晉秘書監?！秲绕菲?，《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為《音》三卷。

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字子玄，河內人，晉太傅主簿?！秲绕菲?，《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為《音》三卷。

李頤《集解》三十卷三十篇。字景真，潁川襄城人，晉丞相參軍，自號玄道子。一作三十五篇。為《音》一卷。

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不詳何人。

李軌《音》一卷。

徐邈《音》三卷。

崔譔，《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引《向秀本傳》：“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21］，與向秀同處西晉。向秀，《晉書·卷四十九·列傳第十五》有詳載。司馬彪，西晉人，《晉書·卷八十二·列傳第五十二》有詳載。郭象，西晉人，《晉書·卷五十·列傳第二十》有詳載。李頤，《隋書·經籍志·子部·道家》記載其為晉丞相參軍。孟氏，無直接史料記載其為晉人，雖然北宋的《冊府元龜·學?！泛颓迦司帉懙摹堆a晉書藝文志》皆認為其是晉人，馬曉樂在《魏晉南北朝莊學史論》一書中也認同這一觀點，但北宋與清代距離兩晉已太過遙遠，且唐初時史料已不詳，故這里從疑。李軌，《隋書·經籍志·經部·易類》記載其為東晉尚書郎。徐邈，《經典釋文·序錄·注解傳述人·周易》記載其為東晉中書侍郎、太子前衛率?！端鍟そ浖尽そ洸俊ひ最悺酚涊d徐邈為東晉太子前率。明確為晉代的《莊子》注本流傳到唐初的記載是7 家，1 家存疑不定，影響最大的是郭象的《莊子注》，《陶淵明集》中有殘留的《莊子》引文，沒有相關的《莊子》注文，但和郭象一樣是《莊子》注我。類似郭象注解《莊子》的學術研究之作在晉代是少數，像《陶淵明集》中的引《莊》之作是多數，《莊子》廣泛留存于晉代的各體文學作品之中。

二 陶淵明引《莊》助己、以詩解《莊》的用《莊》旨趣

陶淵明在《擬古·其八》中第一次直接表明了他對莊子的態度：“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保?2］伯牙、莊周、陶淵明都是隱士，都很貧窮，都有各自的高潔。莊子至人無己的逍遙境界建立在他“齊物”的精神修養之上，陶淵明選擇了莊子思想中精神自由的一面，并具現為他的山水田園生活，理想化為《桃花源記》中的小國寡民。東晉義熙元年（公元405 年），41 歲的陶淵明寫下《歸去來兮辭》，并在當年的11 月辭去彭澤縣令，從42 歲開始，陶淵明徹底告別仕途，走入山水田園。依據郭維森、包景誠《陶淵明年譜》［23］，以陶淵明42 歲作為論述的分界，可以看出《莊子》思想在陶淵明身上的體認歷程。

（一）《莊子》與陶淵明的真樸追求

陶淵明在歸隱之前有四次提到了“真”，37 歲時他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中說“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24］。這首詩是陶淵明“回家鄉探親假滿，再赴江陵任所，于途中感懷而作”［25］。全詩流露出他對田園讀書生活的向往和對仕途奔波的厭倦，范文彬據此認為，這里的“真”指“遠離世俗官場的田園生活?！谔飯@中的一切生活都可以是養真，無論飲酒、讀書、耦耕等都是養真的具體內容”［26］?！墩f文解字》：“真，仙人變形而登天也”［27］，徐灝《〈說文解字〉注箋》：“真者，猶不過為淳一不雜之稱。自《莊》《列》始有真人之名，始有長生不死而登云天之說”［28］，則“真”字起初之本義與“仙人之真淳”的特征緊密關聯。陶淵明“質性自然”，希望擺脫“心為形役”的困境，“養真”也就是“養自然之心”，精神自由是他的目的，山水田園只是他的手段?！罢妗弊值谋玖x在《莊子》中體現為“真人”“真君”“真宰”，是齊萬物而逍遙的代表，也表示自然而然未經人為的初始狀態，是道的化身。陶淵明顯然襲取的是《莊子》“真”之意蘊，以田園、山水的詩意審美來助己“養真”，《莊子》中的“真”之境界著重在于心性的修煉。39 歲時陶淵明在《勸農》一詩中形容上古之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29］，這里的“真”指人性的淳樸真誠，是陶淵明在務農中對理想生活的期許。40 歲時陶淵明說“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30］（《連雨獨飲》），“真想初在襟，誰謂行跡拘”［31］（《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疤臁奔础叭f物自然而然的本然之態”，“任真”即“任自然”，“無所先”表明了“天”的“齊物”屬性，“真想”即“真樸之想”［32］，是閑適自在生活的心靈體驗?！肚f子》中的“真”與陶淵明的“真”相對應的主要有以下四條。

（1）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33］。（《應帝王》）

（2）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34］。（《秋水》）

（3）道之真以治身，其緒余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35］。（《讓王》）

（4）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嬲?，精誠之至也?！嬲?，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36］。（《漁父》）

這四條材料中的“真”貫穿《莊子》的“內篇”“外篇”和“雜篇”?！稇弁酢分械摹罢妗笔切稳菰~，形容伏羲之“德”是以齊物的態度對待周遭的變化而心無掛礙。德，“實際是道的載體，而這個道，在莊子思想里就是虛無”［37］?！肚锼分械摹胺雌湔妗敝浮氨３稚畛醯谋救粻顟B”，去除后天的榮辱、貴賤、是非等人為觀念對生命的損傷?！蹲屚酢分械摹罢妗敝浮暗馈敝熬A核心”，亦可解為“至德”，即重視個體生命的自由保全而輕視集體功業的名利地位?！稘O父》再次強調“真”秉承于“天”，“天”即“道”，即“自然”，“真”就是“天”具象化后的狀態特征。綜合來看，“真”是莊子理想人格的外在表現，“莊子的理想人格具有兩重意義：一是遺形，二是棄知。遺形的表象是形體上的殘缺，實質是萬物齊同、生死齊一思想的隱喻；而棄知，則是將寵辱、貴賤、好惡、是非等一切觀念的執著統統丟棄”［38］?！稇弁酢贰肚锼贰蹲屚酢贰稘O父》中的“真”之載體人物恰是“遺形棄知，齊物逍遙”的代表。陶淵明秉承了《莊子》“真”之“本然、真樸”之義，偏重人性的良善與內心的和樂，陶淵明與莊子對“真”之呼喚都是建立在他們對現實偽善的感受之上的，只是二者面對偽善時所采取的解決路徑不同，莊子之法更徹底，但無法實踐，陶淵明之法比較易行，但容易反復。

徹底歸隱后的陶淵明在52 歲時三次提及“真”字?！讹嬀啤て涠罚骸棒宿r去我久，舉世少復真！”［39］《感士不遇賦》：“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保?0］這里“真”的含義在詩中指“偽”的反面，《說文解字》：“偽，詐也”［41］，陶淵明在52 歲這年“劉裕以太尉、相國總攬朝政，封宋公，備九錫，情景如同十三年前桓玄篡晉一般”［42］，偽詐的風氣從貴族之間的爭權奪利開始蔓延至整個社會，陶淵明因此懷念上古時代真樸的人性?！皯颜娉鈧巍北砻髟娙艘陨剿飯@“養真”的舉措確實容易在現實的刺激下復發內心的怨憤，“飲酒”作詩導致的情感抒發也容易倒向悲喜的兩端，比如《飲酒·其五》：“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43］，就呈現出詩人獲得了《莊子》中的“真”所代表的“精神的充沛圓滿與物無礙”的玄妙感受?！肚f子·天下》中說莊周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于萬物”［44］之人，陶淵明在《飲酒·其五》中用“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45］所呈現的“真意”與此若合符契，在現實的偽詐及飲酒的刺激下，他在詩中短暫實現了莊子與物為一的逍遙之境。

（二）《莊子》與陶淵明的“死亡”焦慮

從42 歲到63 歲，歸隱后的陶淵明在其詩歌中有較多的生死抒發。寫于他42 歲時的《歸去來兮辭》：“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46］，就表現出一己生命之短暫與天地萬物之永恒的矛盾對立?！肚f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47］同樣表現出個體生命的有限性?！肚f子》一方面強調“無用之用”全生避禍，另一方面又強調“生死齊同”，陶淵明看重生而消解死，他吸納《莊子》中“齊生死”的思想來寬慰自己生命的衰竭，又有意將《莊子》中真人“長生久視”的狀態具現化于己之形體，這與《莊子》中以“養神”為主的思想又有所齟齬。

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48］。（《讀〈山海經〉·其二》，44 歲作）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49］。（《形贈影》，49 歲作）

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50］。（《五月旦作和戴主簿》，49 歲作）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51］。（《雜詩·其一》，50歲作）

陶淵明清醒地認識到天地山川的永恒與個體生命的瞬逝，他接著在《神釋》中說：“彭祖愛永年，……甚念傷吾生?！保?2］《逍遙游》：“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53］彭祖緊承小知大知、小年大年而來，莊子推崇大知的鯤鵬和大年的椿，彭祖在人的壽命范疇中也是大的代表，“大”在莊子看來代表著對生命桎梏的突破，大到極點便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54］（《逍遙游》）的至人。陶淵明的歸隱宣言《歸去來兮辭》所呈現的和樂情懷之后變成了哀生之嗟，他在努力借助《莊子》實現思想超脫的同時，又無所逃于“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55］（《影答形》）的現實困境。莊子在他寫的《內七篇》中對生死秉持齊一的達觀，《齊物論》：“方生方死，方死方生”［56］，《德充符》：“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57］，生死在莊子看來是平等轉化的，這樣的兩可思維也印證著其材與不材之間的處世哲學。莊子將生死的變化歸結為“命”，也就是“天”或“自然”，或“道”?！兜鲁浞罚骸八郎?、存亡、窮達、貧富、……是事之變，命之行也?！保?8］《大宗師》：“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死生，命也?！噬莆嵘?，乃所以善吾死也?！保?9］莊子對生死的認知是形而上的哲學思辨，陶淵明對生死的認知是形而下的固窮感受，《雜詩·其八》：“豈期過滿腹，但愿飽粳糧?！保?0］《扇上畫贊》：“飲河既足，自外皆休?！保?1］陶淵明欲做《逍遙游》中的鼴鼠“適性逍遙”而不得?！锻馕铩菲涊d莊子曾貸粟于監河侯也是不得，陶淵明與《莊子》在物質上的“養形”都有樸素的要求，《達生》篇卻又指出了“養形”之弊：“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乐艘詾轲B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保?2］養形與養神相結合才足以存生，莊子與陶淵明都主張擺脫形體對心靈的奴役，為此必須先放棄形體在世間中的功業追求，《讓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保?3］這里隱隱指向了隱士一途，先在塵世中保障自己的形體不受損傷，然后進一步去山林中保障自己的精神不受桎梏，但山林的隱士生活又不能滿足形體的存生之資，養形與養生也就二律背反?！犊桃狻菲獙Α哆_生》篇的棄世之人是否定的：“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祬楹粑?，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兇舛浑s，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保?4］《莊子》“外篇”與“雜篇”的思想矛盾于此可見，但又都在某一側面回歸“內篇”的思想主旨上，《達生》篇的虛靜無為、順應自然的養生方法實為“內篇”的“心齋”“坐忘”。陶淵明在時人看來，既是離世異俗的山谷之士，也是彭祖壽考的養形之人，但他在歸隱后的詩歌中表現出對“留名”的批判?！讹嬀啤て涫弧罚骸半m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保?5］《飲酒·其三》：“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保?6］52 歲的陶淵明主張要“稱心”、要“貴我身”，不再執著于37 歲時“以善自名”的思想主張?！肚f子》中將功業與聲名都看作是對生命的桎梏，莊子將《逍遙游》中“德合一君”者與“斥”看作“小知”一類，“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67］的宋榮子因為心中依然“有分”，也只能算作“大知”，《徐無鬼》中“枯槁之士宿名”［68］也不贊同勞形傷神以博取虛名。陶淵明63 歲時在《擬挽歌辭·其一》中以“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69］作為他在生命最后一年時的生死總結，回歸《莊子》“齊生死”的思想?！娥B生主》：“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m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保?0］無哀樂即無情，《德充符》：“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保?1］無情即無好惡，《庚桑楚》：“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保?2］陶淵明在詩歌中表現出鮮明的好惡是非之分，對《莊子》中提出的“養生”之法就只能是“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短煜隆菲爬ㄇf子是“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73］之人，陶淵明在《詠貧士》《扇上畫贊》《擬古》等組詩中表現出對前輩隱士的惺惺相惜，他在現實中也是選擇“德符己者”來交游，莊子外死生的思想境界是他向往而無法實踐的，歸根結底，他是以詩人的心靈而不是哲人的理性來解決人生難題的?！肚f子》“外篇”秉承了“內篇”生死齊同的思想，《知北游》：“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74］《至樂》：“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75］強化生之短暫憂苦、消解生命長度的差別。陶淵明雖然襲用這些句子入詩，但在價值判斷上卻截然轉向了傷生哀死，退隱本身就是陶淵明“養生”的方法論。陶淵明在《讀〈史〉述九章》中對韓非的評價是“豐狐隱穴，以文自殘”［76］，《山木》：“夫豐狐文豹，棲于山林，……然且不免于罔羅機辟之患，……其皮為之災也?！保?7］這樣的“有材”之患在《述酒》中體現為對越國王子搜“峽中納遺薰”［78］的歷史警戒，《讓王》：“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79］《莊子》中的這些事例在陶淵明的詩中既是他在仕途上遭受形役的明證，也是他歸隱悅志養生的歷史參照，《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望云慚高鳥，臨水愧游魚”［80］化用《庚桑楚》：“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81］，旨在表達掙脫外在名利對精神人格的束縛禁錮，獲得《秋水》中的“濠魚之樂”，從容生命的自然之態?！稓w園田居·其一》：“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82］化用《養生主》：“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83］，表現出陶淵明初歸田園后的精神暢快，田園山水就是他的“無何有之鄉”，生之消逝與死之迫臨使他向《莊子》靠得更近。

（三）《莊子》與陶淵明的縱浪大化

陶淵明為了恒久地實踐“質性自然”的真樸生活，表面的行動是辭官歸隱，背后的思理邏輯是《莊子》中精神層面的齊物及齊物論的處世態度，也就是精神上的“任自然”。陶淵明用“化”字來表示他與世界和自身的相處方法，“化”字在其詩中的首要含義指“生死的轉化”，其次指“自然界萬物的變化”，再次指“社會時運的變化”，最后指“世間一切的變化”。陶淵明面對自身的衰老、萬物的興衰、社會的起伏，以“外化而內不化”［84］（《知北游》）的態度處之，“‘內化’指自我特有天性的變化”［85］，即不因外物的變化而改其任真之心。

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86］。（《連雨獨飲》，40 歲作）

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87］。（《讀〈山海經〉·其十》，44 歲作）

余今斯化，可以無恨［88］。（《自祭文》，63 歲作）

“‘物化’之論是萬物運作生命演化的理論，主要是為化解人們對死亡的憂懼而提出來的。其萬物同質、生化不息的自然觀中有一種‘物我一如’的平等精神”［89］。上述三首詩中的“化”均指“生命由生向死的轉化”，陶淵明在“精神”上將生與死平等對待，《齊物論》：“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90］陶淵明契合莊子“形化而心不化”的思想以“齊生死”?！兜鲁浞罚骸八郎啻笠?，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保?1］“宗”在這里可理解為“德”，是“萬物承載的自然之性的體現”，生死之變不能改變人所秉承自“道”的“內在特性”?！洞笞趲煛贰霸爝m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92］將生死之化視為向道之歸一，自然不應悅生而惡死，正如《至樂》中所言：“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93］這里將人之生死放置在世界的流變之中而突出生死轉化的必然，并以此淹沒人的哀死之情，《天道》：“與天和者，謂之天樂?！鞓氛?，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保?4］與天和的前提是順天，順天則應人，生死動靜順隨其變，陶淵明在借鑒《莊子》此番思想時卻是有詩人對塵世的溫情所在，并無《莊子》中這般冷峻?！肚f子》中對死亡之必然往往說得十分刺骨，如《秋水》：“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保?5］《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保?6］人類生之短暫導致生死轉化的頻率極高，這也反映出戰國的死亡圖景是《莊子》生死主題之現實土壤，而陶淵明所處的東晉擁有類似的死亡氛圍?！短煜隆罚骸凹拍疅o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并與，神明往與！”［97］這可視作《莊子》全書對生死之化的根本總結，而陶淵明在其詩中寫出死之哀傷時，緊接著就拿出他的生之勇氣，“何言”“不悔”“無恨”的態度表明他在遭受形體死亡的逼迫乃至降臨之時，雖然使用了《莊子》中“化生死”之思想，但他的著眼點卻不再將自己之生死回歸大道的懷抱，而是放在死亡之前的生之歷程的抉擇中，對此他是無悔而適意的。這樣的思想取舍在他應對周遭萬物的變化時亦表現得十分明顯。

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98］。（《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40 歲作）

形跡憑化往，靈府長獨閑［99］。（《戊申歲六月中遇火》，44 歲作）

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100］?。ā都河蠚q九月九日》，45 歲作）

窮通靡攸慮，憔悴由化遷［101］。（《歲暮和張常侍》，53 歲作）

目送回舟遠，情隨萬化遺［102］。（《于王撫軍座送客》，57 歲作）

這五首詩中的“化”均指“萬物的變化”，即周圍世界的變化，落腳點“歸隱之心”依舊不變?！办`府”指“精神”，狀態是“閑”，也就是“悠然自適”。從陶淵明40 歲的歸隱前夕到陶淵明57 歲的歸隱后期，他在詩中始終表現出一種“自省”意識，歸隱前強調其對隱士生活所代表的精神自由的向往與努力，歸隱后則強調自己在“貧窮”與“非議”中保持精神的通達?！渡侥尽罚骸俺说赖露∮蝿t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保?03］這里表現出《莊子》中對待世界順其自然、無好惡、內心平和不為物役的處世觀?！度碎g世》：“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養中”［104］，“乘物”即“順應自然”，“養中”即“養精神”，整句話實際上就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105］（《人間世》）的翻版?！渡侥尽分幸矎娬{“虛己以游世”［106］的處事方法，“虛己”即“乘物”，“游世”即“化世”，在此過程中去除是非之念，即《大宗師》：“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107］，也就是《莊子》中的“心齋”與“坐忘”的“無己”之境。陶淵明面對社會時局的起伏與自身形體的衰化時所采取的總的態度是要愉悅心志，五斗米象征的外物不能令他的心志折腰?！肚锼分械那f子也是要“曳尾涂中”［108］而拒絕楚國的相位，陶淵明與莊子在此呈現了精神上的遙相呼應。

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窊?。?09］。（《五月旦作和戴主簿》，49 歲作）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110］。（《神釋》，49 歲作）

上述第一首詩中的“化”指“時運的變化”，偏向社會人事的興衰起伏，在此突出“任心適志”而不顧貧富的牽累。第二首詩中的“大化”指“天地間四時、陰陽、生死等一切自然變化”［111］，“不喜不懼”也就是莊子認為的“不以好惡內傷其身”［112］（《德充符》）的“無情”境界。這兩首詩實為陶淵明的處世宣言，即《達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物而不懾”［113］的忘己狀態。陶淵明對不能實踐《莊子》中所描繪的理想生活圖景表現出“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的遺憾?！稓w去來兮辭》：“富貴非吾愿，帝鄉不可期”［114］，《天地》：“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鄉”［115］，陶淵明所代表的歸隱的少數派實際上就是多數人眼中的厭世派，所以他想追求的是《莊子》中帝鄉的真樸生活，廬山腳下的田園實為這一理想的現實寄托?！肮母篃o所思，朝起暮歸眠”［116］（《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就是陶淵明對這一理想生活的總結，形體與精神皆得暢快，這與“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117］（《馬蹄》）所描繪的社會圖景又深相契合。陶淵明產生此一思想的根源是因其所處的現實中“是非茍相形，雷同共譽毀”［118］（《飲酒·其六》），就像《齊物論》：“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119］一般紛紛擾擾、爭斗不休，這對于詩人氣質的陶淵明而言是巨大的樊籠。

三 結語：陶淵明與《莊子》的自然契合

《莊子》所代表的高深玄遠之學在魏晉的蔓延造就了士林中濃烈的讀《莊》氛圍，紙在書籍出版中的普及、應用降低了普通士人的讀《莊》成本，江南的秀麗山水激發了東晉士人對《莊子》尚自然思想的自我實踐。家族的沒落、生活的貧窮、心性的真淳促使陶淵明引《莊》入詩，以抒心曲，在田園山水中實踐他的自然之趣?！昂米x書，不求甚解”［120］（《五柳先生傳》）的陶淵明閱讀《莊子》，其目的不在于研討《莊子》的義理，而是引《莊子》之文，訴陳自己的人生困境并以莊子之法緩釋，在莊子精神逍遙的理念層面建構自己理想的凡塵生活。陶淵明的憂生之嗟是造成其與《莊子》思想背反的直接原因，他對于儒、道各家典籍的態度是隨己采用，是一種興趣上的泛讀與現實境遇的變化相結合的產物。他的某些人生遭遇觸發其閱讀《莊子》時的精神體驗，他閱讀《莊子》時的思考體會符合其解決某些人生困境的思想要求，二者之間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深相契合，并非專門為了解讀思想難題而去讀《莊子》，讀《莊子》也不是專門為了解決思想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