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孩子，和平的女人》中的女性創傷敘事

內容摘要：創傷敘事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因為人們普遍認識到這一視角在文學中的重要性。在許多文學作品中，少數民族作家具有流亡的性質，他們的多重敘事角度是在創傷經歷中形成的。本文選取越南裔美國女作家黎麗·海斯利普的小說《戰爭的孩子，和平的女人》（1993）作為分析文本，試圖從女性創傷的敘述中去進行相關的賞析。通過對其多重創傷記憶、越南和美國之間的文化差異，創傷記憶下艱難的修復和文化適應之路等層面的探究，呈現出女性成長中無法治愈的創傷、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以及作家自身對多元文化融合與共生的向往等。

關鍵詞：美國族裔文學 越南戰爭 女性自傳體小說 創傷敘事

20世紀80年代，隨著大規模密集創傷事件的出現和聚集，以及在文化研究中多元化和跨學科的研究背景的影響下，將文學作品與心理創傷相結合的想法促使文學研究領域出現了“創傷轉向”，目前仍在上升?！皠搨膶W”的學術研究占近40%，位居相關課題的前列（羅菁，2021）。學者們對創傷文獻研究的起源、發展階段和研究策略進行了梳理和總結，不斷提出新的研究理念和范式。創傷是一個現代話題，它是超出普通人經歷的事件的精神后果。創傷敘事是通過文學敘述的。它是心理的、文化的、個人的、群體的、體驗的和反思的（王欣，2013）。它是一個重要的文學命題，往往構成了最基本的敘事起點，支撐著彌漫的情感基調，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作品主題的方向和力度。在各種形式的創傷敘事中，女性創傷敘事是一種特殊的視角，具有其特殊的真實性和深刻性：女性的性別決定了她們比男性承受更多的社會、文化甚至自然傷害和壓迫。女性的多重身份（社會、家庭、性別、文化等）往往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中相互擠壓和撕裂（馬春華，2019）。大多數女作家的作品豐富和補充了創傷敘事深刻的病理學和心理學的原始內涵，呈現出更廣闊的敘事空間。

此外，跨文化作家具有流亡的性質，他們的多元文化視角是在創傷經歷中形成的（邵娟萍，熊婧，2021）。在美國文學史上，民族文學研究顯示出其不平衡性。華裔美國文學最早進入研究領域并占據中心地位，而東南亞裔美國文學研究僅分散在一些專著中。系統的、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現。那么，選擇具有代表性的越南裔美國文學作品作為研究對象，不僅將豐富現有的民族文學研究成果，而且具有一定的開拓意義（黃世香，羅翎，2015）。越南裔美國人道主義女作家黎麗·海斯利普（Le Ly Hayslip，簡稱：黎麗）寫了兩部最暢銷的回憶錄小說——《當天地換了地方》（When Heaven and Earth Changed Places，1989）和《戰爭的孩子，和平的女人》（Child of War， Woman of Peace，1993）。她的書在世界各地以17種不同的語言出版，現在被幾所大學用作研究歷史、美國-越南戰爭和其他主題中的女性的課程材料。然而，書中的女性創傷敘事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被挖掘出來。

一.女性視角敘事——“他者”的困境

作為一名女作家，黎麗自然將自己的女性視角作為寫作的載體，并將女性視為家庭和國家“承載著歷史洪流的船”。在她的作品中，黎麗講述了她從越南的一個“小時候在飽受戰爭蹂躪的越南所面臨的挑戰，包括貧困、暴力以及失去家人和朋友”的創傷少女，到美國開啟新生活，成為“他者”的過程：作為美國女性難民，不得不去適應新文化的斗爭，以及她作為有色人種女性，不得不去面臨歧視的痛苦而最終艱難地實現了自我和解，體現個人價值；因此讀者可以看到，女性本身在創傷主題中具有更多的個人主義意識的歷史分量。由于創傷敘事是解讀美國民族文學的一個新視角，因此本文將進一步探討《戰爭的孩子，和平的女人》中的女性創傷敘事，深入挖掘其創傷經歷和記憶，解釋女性成長中無法治愈的創傷、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以及作者黎麗對多元文化融合與共生的向往。

二.纏繞的多重創傷

1.戰爭創傷：越戰中的逃離

戰爭創傷是指在戰爭中所受到的精神和身體上的創傷。這種創傷不僅對個人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也對整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一項針對伊拉克和阿富汗退伍軍人的研究發現，他們中的一半以上患有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這種疾病會導致失眠、焦慮、抑郁等癥狀，嚴重時會導致自殺。在《無人知曉的經歷：創傷、敘事和歷史》一書中，卡魯斯（Cathy Caruth，1996）定義了創傷：創傷不能定位在過去發生在某人身上的簡單暴力或最初事件中，而是定位在其獨特的性質中。它一開始無法準確感知，然后又再次困擾幸存者?？斔拐J為，受害者無法用語言描述他們的創傷經歷，正是對這種創傷的難以描述的解釋奠定了她在創傷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為了銘記歷史，安慰個體生活，大多數文學作品都傳達了人類共同的創傷經歷，揭露了各種創傷記憶。目前，已有多項研究探討了越南裔美國人的創傷記憶、創傷敘事和相關問題?！笆?、創傷和痛苦的記憶只能講述故事的一個方面”（Nguyen，2018），在Nguyen的寫作中，他將越南裔美國人的文化政治與歷史背景聯系起來，并敦促學者關注權力、政治和美國與越南之間的沖突，以分析流散者話語和難民集體記憶。凱瑟琳·馮（Catherine Fung，2021）在權威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1965-1996年：轉型期的亞美文學》（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1965-1996）一書中撰寫了一章并以“亞裔美國文學與越南戰爭”為專題。它關注越南民族文學和越南戰爭，堅持認為戰爭和反戰運動是亞裔美國人政治意識和代表性形成的基礎，而對戰爭的記憶繼續困擾著亞裔美國人的文學創作。通常，當選擇創傷作為敘事模式時，它可能會失去復述歷史的準確性和力量。但無可否認，創傷記憶將不可避免地通過寫作反映出部分真相。

《戰爭的孩子，和平的女人》，就像《當天地換了地方》一樣，開篇同樣強調回憶，同樣試圖以敘事的方式再現逝去的生活和生活方式。黎麗寫道，她帶著“一百個親人、家庭朋友和玩伴的鬼魂的記憶，他們為這一方或那一方而戰，或者僅僅為了生存而犧牲”（P28）。在小說中，黎麗形容今天的越南是傷痕累累的：“感染人民的偏執狂的流行是難以想象的; 越南人每天所付出的毀滅性戰爭和靈魂債務是難以置信的，甚至關乎到宇宙的正義”（P246）。黎麗除了描述她在越南的前情人安的窘迫處境和她的侄女廷的貧困家庭，她還列舉出給越南人民帶來更大痛苦的統計數據：190萬越南人死亡，而美國人死亡人數為5.8萬，30萬失蹤人員和永久殘疾 （P327）。盡管她聲稱自己沒有受到精神創傷，但在她對自己在美國生活的描述中，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的癥狀卻反復出現。黎麗認為這些事件是她因果報應（Karma）的一部分，是靈魂債務的結果。然而，她通過努力去減少她的靈魂債務來改善她的報應，這與現代創傷理論家對創傷的理解和治療創傷后應激障礙的方法有著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根據精神分析學家羅素的說法，“人們不是簡單地通過回憶、描述和反思來理解他們的過去。顯然，只有通過重溫過去，才能產生產同的理解”。他斷言，“重復強迫和創傷有著深刻的聯系”（Paul Russel， 1976）。在因果報應和重復強迫中，我們看到需要理解過去影響現在的方式。因果報應不是一成不變的。一個人可以通過做出不同的選擇來改變自己的因果報應，但他必須“為過去的行為及其后果承擔責任，并認識到這些行為是如何塑造一個人現在的經歷的”（Thompson，2000）。創傷后應激障礙的癥狀長期困擾著黎麗在美國的生活，她描述到：“即使在郊區的寂靜中，我也無法擺脫穿好衣服、把錢放在手邊的沖動。當你的一部分思想在等待炮彈落下時，就很難完全集中在手頭的任務上?！彼匀粚ν砩祥_車感到緊張，因為“牛仔”、叛變的共和黨士兵或越南的大城市黑幫搶劫并殺害任何一個無人護送的人：“盡管我的頭腦告訴我戰爭在幾千英里之外，但我的內心告訴我要安全行事”（P29）。

由此可見，越戰讓越南人民飽受戰爭帶來的精神和身體上的傷害，并烙刻上戰爭的創傷，讓他們長期處于對戰爭的恐慌而無法正常的生活。而移民至美國的越南難民，更是承受著內心煎熬和戰爭夢魘的折磨，在遠離故土之地舉步維艱。

2.家庭創傷：“美滿”的背離

家庭創傷是指在一個家庭中發生的，對家庭成員造成心理或身體傷害的事件或經歷。該主題已經引起了許多心理學家的關注，并在許多研究中得到了探討。研究家庭創傷的學者之一是美國心理學家約翰·布瑞斯。他的研究表明，兒童在遭受家庭暴力和虐待時，會出現許多負面的心理和生理反應，包括焦慮、抑郁和肌肉緊張（John Briere，1993）。美國臨床心理學家朱迪絲·赫爾曼的研究發現，兒童在經歷家庭創傷后，會對自己和他人產生負面影響，并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不安（Judith Lewis Herman，1992）。此外，研究還表明，家庭創傷對成年人的影響也很大。美國精神病學家布魯斯·洛維（Bruce D.Perry，2001）發現，兒童時期的早期創傷經可能導致成年后的心理障礙和成癮行為等。

在黎麗的回憶敘事中，很大一部分篇幅都在描述她的家庭生活，也無處不在渲染著伴隨戰爭創傷而疊加的家庭創傷。在越戰中，她的父親被越共逮捕并監禁，給她的家人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和苦難（P12）; 她的母親和兄弟姐妹在一次轟炸中被迫逃離村莊，背井離鄉（P24）;不久之后，哥哥Sau被越共槍殺，讓她和她的家人再次深陷悲痛之中（P34）。即便她逃離到了美國，她的丈夫丹尼斯（Dannis）以及情人丹（Dan）都給她帶來了不可磨滅的情感創傷。丹尼斯作為一個奔赴越南的美國士兵，他們一起回到美國后，他也被戰爭的記憶所困擾，很難適應美國的生活，并患有創傷后應激障礙，導致他了對黎麗和他們的孩子的狂怒和虐待，這給他們的婚姻和家庭生活蒙上了灰暗的陰影。蘇珊·杰福茲（Susan Jeffords，2000）曾斷言：“越南戰爭與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和婦女運動對男性，特別是白人男性的觀念和‘權利的挑戰同時發生，這似乎不是偶然的”。丹尼斯體現了這個時代美國白人男性傳統世界中最可惡的一切：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物質主義、權利和暴力。在丹尼斯去世后，黎麗開始帶著孩子跟著她的情人丹一起生活，她以為會是美好新生活的開始，卻不曾想又是她慘痛家庭生活的延續：“丹的情緒波動非常劇烈，從沉思和孤僻到爆發、暴力。和他一起生活的壓力給我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當他開始尖叫和扔東西時，我可以從孩子們的眼中看到恐懼（P335）?！倍依棼惏l現丹一直在和其他女人出軌，這樣的不忠讓她感到被背叛和孤獨；可丹還經常貶低和批評她，讓她覺得自己不夠稱職，毫無價值。她寫到了他的情感虐待是如何導致她對自己和自身能力失去信心的。黎麗甚至寫到丹有時會對她施暴，在爭吵中對她拳打腳踢。她艱難地描述了一次他威脅要殺死她的事件，字里行間滿是酸楚。

黎麗在《戰爭的孩子，和平的女人》中描繪了她作為20世紀70年代一位移民女性的無力感，她的家庭創傷不僅僅是來自戰爭的影響，還包括了家人中的情感和暴力虐待等多種形式。這些創傷會對受害者的身心健康造成長期的影響，導致自我懷疑、焦慮、抑郁等問題。然而，由于社會和文化的原因，現實生活中，許多人往往不愿意談論自己的家庭創傷，這會使得治療和康復變得更加困難。

3.文化創傷：差異的沖突

文化創傷是指對某個群體所珍視的共同文化價值或認同的遭受破壞或威脅，是一種集體性的心理創傷。研究表明，文化創傷對土著和其他少數族裔群體的心理健康有著深遠的影響。Ron Eyerman等人以文化創傷為切入點，分析了創傷和集體記憶及其影響，并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在社會過程中，這些記憶是如何構建和維持的。它還認為，“集體記憶是通過口頭講述、文學、電影、紀念活動等多種方式以敘事形式表現和再現的”（Eyerman et al，2017）?？梢钥闯?，從長遠來看，創傷敘事可能在警告、感染、感動、教育和指導人們的生活方面是有效的。而亞歷山大（Alexander，2012）則在其著作《創傷：社會理論視野下的文化創傷與轉化》（Trauma：A social theory）中探討了文化創傷的幾個方面，包括它如何影響群體的記憶、文化認同和政治權力。他還提出了一種“文化創傷轉化”的概念，即群體通過創造新的文化符號和意義來應對創傷，這有助于促進社會的和解和再生。綜上所述，文化創傷對群體的心理健康和社會的穩定都產生著深遠的影響，需要通過多種角度和手段來加以研究和應對。

在《戰爭的孩子，和平的女人》中，出現的又一個關鍵主題是美國人和越南人之間的文化鴻溝。黎麗描述了她如何努力適應美國的生活，而在那里她遇到了種族主義和歧視。她寫道，她的越南身份如何讓她感覺自己是一個局外人，以及她如何努力融入她的美國丈夫和他的家人--她和兒子之間亦存在著文化差異，畢竟兒子們是在美國出生和長大，有著與母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環境。這種文化分歧經常導致母子之間的緊張和沖突。多數時候，她的兒子們很難理解她的越南傳統，有時會取笑她的口音或烹飪，這讓黎麗感到受傷和被拒絕。她還寫道，他們會質疑她的決定，挑戰她作為父母的權威，不被尊重和沮喪之感時而發生。另外，黎麗也很難適應兒子們的美國身份，他們對物質財富和流行文化的癡迷，與她自己在越南文化滋養下的簡單和精神成長價值觀相沖突。盡管存在這些文化差異及其帶來的挑戰，黎麗仍然會全身心地看顧她的兒子們，并努力彌合他們兩個世界之間的差距；她試圖向他們灌輸越南傳統，并教會他們同情、韌性和和平的價值觀。但小兒子Lam卻告訴母親，他覺得自己不屬于任何地方，他被夾在兩個世界之間（P256）。黎麗反思了在美國撫養孩子的困難，同時試圖與他們的越南根源保持聯系，她承認她的兒子們因這種文化鴻溝而經歷了痛苦和困惑。

與此同時，黎麗也述諸筆墨于越南和美國之間的宗教差異--佛教是她所在的越南村莊的主導宗教，也是她家庭生活的核心部分。小時候，她的母親和祖母經常帶她去寺廟祈禱，他們會燒香和供奉佛像。但是到了美國，黎麗的丈夫丹尼斯卻把她帶入到基督教，她用了很長一段時間去理解基督教的教義和儀式。最終，黎麗接受了基督教，“做禮拜”也成為她在美國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她能夠從有愛的上帝的想法中找到安慰，也能夠欣賞參加教堂活動帶來的社區感。黎麗的回憶觸及了越南和美國之間的文化和宗教差異，這些差異會給遇到它們的人帶來困惑和成長。

總的來說，該書中突出了越南戰爭后出現的復雜文化創傷。作者黎麗描繪了一個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碰撞的世界，給美越雙方留下了痛苦和折磨的后遺癥。文中文化創傷的另外一個例子是，黎麗在美國生活多年后回到越南。她發現自己在這兩個國家都不再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她嘗試著去調和兩種文化之間的差異，卻時常以失望告終。她與小兒子的抱怨如出一轍，“我感覺自己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我不屬于這兩個世界”（第329頁）。這種流離失所感和文化疏離感是整本書反復出現的主題，突顯了許多越南裔美國人因越南戰爭及其后果而遭受的文化創傷。

三.創傷記憶下的修復與救贖——女性的韌性

黎麗的多重創傷康復之旅漫長而艱難，但她通過自己的韌性和決心，逐漸地在生活中找到了平靜和目標。在小說的后半部分她將自己是如何從中創傷記憶和經歷中恢復過來的過程逐步展開。首先，黎麗利用她對佛教的深厚信仰，幫助她找到內心的平靜和力量。她轉向冥想和祈禱，以此來應對過去的創傷，并在當下找到立足點。借助不斷地正念和超然練習，能夠與她所經歷的痛苦和折磨保持距離，并以更清晰和視角看待她的經歷；其次，她還尋求訓練有素的治療師和咨詢師的心理支持。述諸于談話療法，在那里她能夠探索自己的感受，處理自己的經歷，并深入了解自己對創傷的情緒反應；她也會積極去參加團體治療課程，與其他越戰的幸存者建立聯系，并在那個支持和理解的環境中去分享她的經歷；至此，她與其他經歷過類似掙扎的越裔女性關系密切，她們在彼此的陪伴下找到了安慰和治愈。另外，黎麗認為，熱心幫助其他同樣受到戰爭影響的人可以讓她找到生活的目標感和意義；因此她創辦了一個名為“東方與西方相遇”的基金會，為越南的兒童提供援助，并不懈努力地去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和平與理解。在她自我修復情況不斷好轉后，黎麗也強調了寬恕和同情的重要性。她學會原諒那些冤枉她的人，放下憤怒和怨恨，認識到抓住這些負面情緒只會讓她的痛苦和折磨持續下去。通過培養對他人的同情和同理心，讓她能夠以更積極的眼光看待世界，在生活中帶著新的希望和樂觀情緒從痛苦的過去中走出來。

譬如，在黎麗講述了她從自我創傷修復者演變為一名治療師和老師過程中，她告訴我們，參加過越南戰爭的美國老兵會去到她工作的餐廳：“他們很餓……不是為了面條和米飯，而是為了內心的平靜”（P226）。于是她開始在美國退伍軍人中進行治療工作：“消息傳開了，越來越多的退伍軍人向我尋求信息、安慰、陪伴和安慰”（P227）。對于那些仍然對戰爭耿耿于懷的退伍軍人和他們的家人，黎麗提出了她父親的建議：“Lay thu lam ban， an oan xoa ngay——化敵為友，你的仇恨就會讓位于歡樂；原諒自己，忘記他人的罪孽，才能繼續你的生活”（P227）。其中，黎麗還列舉了一個憤怒的老兵：“我們都在戰爭中遭受了很多痛苦，現在他也意識到這是一種紐帶”（P229）。她并沒有回避這些反應，而是想從這些心懷不滿、陷入困境的老兵那里聽到更多：“他們對世界的描繪太重要了，太廣泛了，不能僅僅因為我不同意就忽視它。無論是創傷后的壓力，或者是壞的因果報應，我覺得我必須更多地了解這些悲傷、憤怒、恐懼的人，在這樣做的時候，也要更多地了解我自己和我的人生目標?，F在，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種工具，一個理由，讓我們忘卻戰爭和荒涼，走向理解和寬恕”（P229）。

黎麗·海斯利普的回憶錄小說《戰爭的孩子，和平的女人》有力地描述了她年輕時在越南戰爭期間的經歷，以及她作為難民在美國遭受的多重創傷。她的敘述反映了越南婦女在戰爭期間及其后續生活中復雜且經常遭受創傷的經歷。在整本書中，黎麗以多種方式呈現出女性創傷敘事，其中最重要的是通過她對她和其他女性在戰爭期間遭受的身體和情感暴力的相關描述，還強調了戰爭給婦女帶來的心理損失，特別是失去親人和被迫逃離家園的創傷。她描述了她認識的多位女性因其經歷而遭受抑郁、焦慮和其他心理健康問題，以及她們如何努力尋找應對創傷的方法。黎麗對女性創傷敘事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她對女性在逆境中的韌性和力量的關注。盡管面臨著許多挑戰，在整本書中的基調仍然是堅定而堅韌的，她強調了她生活中的其他女性在面對創傷時也表現出了非凡的力量和韌性。簡而言之，該小說對戰爭和流離失所背景下的女性創傷和韌性進行了有力而細致的描述。即便在她寫書的過程中，黎麗“重溫了痛苦和恐懼的每一刻”（P300），她依然堅信她的作品有三個目標：為遭受苦難的越南人發聲，幫助美國人對越裔產生認同和同情，并最終滋養她的讀者。畢竟，很少有文學作品能夠如此有力地闡述美國在造成創傷和治愈創傷方面的矛盾角色。在“和平之船”上旅行，倡導非暴力與和平，同情與寬恕，不知疲倦地在越南和美國兩國之間建立和制定援助計劃，越裔美國女性作家黎麗·海斯萊普似乎就是這樣一個人。

參考文獻

[1]黃世香，羅翎.“他者”的創傷記憶與文化適應——論越裔美國作家曹蘭作品《猴橋》的敘事策略[J].玉林師范學院學報，2015，36（06）：90-95.

[2]羅菁.作為一種文學批評的創傷研究[J].文學教育（上），2021（05）：182-184.

[3]馬春花.傷痕文學的創傷記憶與性別政治[J].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9（04）：76-87.

[4]邵娟萍，熊婧.美國華裔女性自傳體小說中的創傷敘事解讀[J].南昌工程學院學報，2021，40（02）：69-74.

[5]王欣.創傷敘事、見證和創傷文化研究[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05）：73-79.

[6]Eyerman， R.， Madigan， T.， & Ring， M. Cultural trauma，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Vietnam War [M]. Politika Misao， 2017.

[7]Herman， J. L.Clin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psychobiology of PTSD [J].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992（4）， 441-457.

[8]Jeffords， Susan. Women， Gender， and the War： Historical Memory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Vietnam War [M]. New York： Garland， 2000： 89-96.

[9]Nadkarni， A.， & Schlund-Vials， C. J. （Eds.）.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 1965–1996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1.

[10]Nguyen， Y. T. （Re） making the South Vietnamese past in America [J]. Journal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2018（21）， 65-103.

[11]Perry， B. D.Childhood Trauma， the Neurobiology of Adaptation， and "Use-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the Brain： How "States" Become "Traits" [J]. 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2001（22）， 69-96.

[12]Russell， Paul. The Role of Paradox in the Repetition Compulsion [M]. Teicholz， 1976：1-22.

課題項目：廣西外國語學院2022年校級科研課題“跨文化視域下越南裔美國作家作品中的創傷敘事研究”，項目編號（2022XJ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