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一體性”
——兼及新形態“現代文學”的建構問題

朱自強

中國兒童文學已有百年的歷史。在這一百年的歷史中,有一段獨特的歷史時期,那就是中國新文學發生后的前二十年(1917—1937年),在這二十年里,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呈現出“一體”的狀態。這種“一體”的狀態,就現象來說,表現為周作人、魯迅、郭沫若、茅盾、葉紹鈞、鄭振鐸、冰心、張天翼等一大批新文學家同時從事著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的創構工作;就本質來說,表現為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具有發生的同時性、“現代性”這一同質性、共同建構一種整體形態的“現代文學”的同構性。

長期以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和中國兒童文學史研究領域,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具有“一體性”這一研究意識并沒有清晰地、廣泛地樹立起來,因而生產出來的大都是有結構性缺失的研究成果。近年來,隨著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兒童文學研究在相關學術界得到關注甚至重視。兒童文學研究者們也越來越重視兒童文學與相關學科之間的交流、互動。其中,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一體性”問題的提出及其研究就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學術動向。對這一“一體性”問題,如果進行嚴謹的規劃和深入的闡釋,不僅能拓展中國兒童文學學術版圖,而且有可能建構出一個新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形態。

在本文的題目中,不加引號的現代文學是指迄今為止剝離了兒童文學,只包含成人文學的既成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所建構的現代文學形態,副標題中加了引號的“現代文學”是指通過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的“一體性”研究,使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實現“同構”之后的新的現代文學形態。本文對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一體性”所作的研究,指向的不僅是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問題,而且更是新形態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建構問題。

一、“一體化”研究的提出及其問題內涵

在兒童文學領域,最早的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具有“一體性”這一研究意識出現在我于2000年出版的《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一書中。我指出:“世界各國兒童文學發展基本都呈現這樣一個大的走勢:最初階段是作為整個文學的一部分而生成、發展,到了成熟以后,便在運行上從一般文學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操作的文學門類。中國兒童文學在五四時期,便是作為新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出現的?！?1)朱自強:《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杭州: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00年,第150頁?！啊逅臅r期的新文學是包括兒童文學在內的。在五四新文學的整體中,兒童文學是有機組成部分。甚至可以這樣說,最能顯示五四新文學的‘新’質的,也許當推‘兒童’的發現和‘兒童的文學’的發現?！?2)朱自強:《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第153—154頁。在該書中,我提出并實踐的是“打通”這一研究方式:“如果我們將‘自掃門前雪’的現代文學研究和兒童文學研究打通起來,一方面研究兒童文學時將其放在現代文學的整體格局中進行,一方面,研究現代文學時,將兒童文學也收入視野之中,那么,無論是兒童文學研究還是現代文學研究,都會出現新的研究領域,產生新的理論發現?！?3)朱自強:《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第154—155頁。

在2013年發表的《論新文學運動中的兒童文學》中,我進一步深化了對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一體性”的認識:“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的兒童文學,不是現代文學的‘量’的增加,而是‘質’的生成?！畠和蛢和膶W的被發現,不僅給中國現代文學這一‘人的文學’以具體的內容,而且強化了它的現代性質地,提高了它的現代性價值?！?4)朱自強:《論新文學運動中的兒童文學》,《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

2012年10月,山東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主辦的“現代中國文學史編寫”高層論壇在濟南召開,我受邀在會議上作了題為“論兒童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一體性”的發言。這是我第一次發表關于“一體性”研究的觀點。我在正式出版物上明確提出“兒童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一體化”這一觀念是在2015年。我在《“三十”自述——兼及體驗的當代兒童文學學術史》一文中說:“我對兒童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一體化問題的思考由來已久。寫作《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時,就已經具有把現代兒童文學放入現代文學的整體格局中加以把握的研究意識?！?010年以來,我所做的兒童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一體化研究,其實是對《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所開啟的研究的一個接續?！?5)朱自強:《朱自強學術文集》(第1卷),南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團,2016年,第50—51頁。文中列舉了自2010年起的四年間,我發表的“一體性”研究的數篇論文。(6)《“兒童的發現”:周氏兄弟思想與文學的現代性》(《中國文學研究》2010年第1期);《“兒童”:魯迅文學的藝術方法》(《東北師大學報》2010年第1期);《“兒童的發現”:周作人的“人的文學”的思想源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0期);《論新文學運動中的兒童文學》。

2019年,《文藝報》發表了吳翔宇的《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整體性”思維論綱》(7)吳翔宇:《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整體性”思維論綱》,《文藝報》2019年2月15日,第5版。一文。盡管吳翔宇的文章中沒有出現“一體化”這一字樣,但是欄目主持人李利芳指出:“本期推出的吳翔宇一文聚焦我國兒童文學與現代中國文學的‘一體化’整合研究理路,有力地打破了長期以來禁錮我國兒童文學發展的學科壁壘,對于兩個學科積極的雙向匯入均有非常重要的價值?！?020年,吳翔宇發表《邊界、跨域與融通——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一體化”的發生學考察》一文,(8)吳翔宇:《邊界、跨域與融通 ——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一體化”的發生學考察》,《文學評論》2020年第1期。如論文的副標題所示,“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一體化’”這一問題是該論文論述的核心。

吳翔宇說:“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一體化研究的理論前提是系統把握兩者各自發生發展的演變歷程?！?9)吳翔宇:《邊界、跨域與融通 ——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一體化”的發生學考察》。作為方法論,他強調的是“兩者各自發生發展”。吳翔宇這篇論文的副標題是“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一體化’的發生學考察”。但是,當我也對“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一體化’”作“發生學考察”時,我在新文學發生以及其后20年間的歷史中,所看到的兩者卻既不是“邊界、跨域”這一關系,更不是“各自發生發展”的關系,而是兩者融合為“一體”來發展的同構關系。

雖然我和吳翔宇先后用了“兒童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一體化”“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一體化’”這種相同的表述,但是,我所謂的“一體化”與吳翔宇所謂的“一體化”,是兩種性質不同、方法亦不同的研究。

我與吳翔宇對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一體化”所作的不同理解和闡釋,蘊含著以下三個重大的學術問題:(1)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一體化”是僅限于1917年以后20年間的現代文學時期,還是貫穿于五四至今的百年文學史(包含1949年以后的當代文學史)?(2)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一體化”研究是“系統把握兩者各自發生發展的演變歷程”,即進行“異”的研究,還是將“兒童文學的運行和生產,都歸屬于整個文學的結構之中”(10)朱自強:《論新文學運動中的兒童文學》。,即進行“同”的研究?(3)在“一體化”中,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兩者之間是“邊界、跨域與融通”(吳翔宇論文的題目)這種關系,還是一種“同構”關系,即兩者共同構成了一個此前學術研究所盲視的、處于更高階位的、新的“現代文學”形態?

對上述三個重大學術問題的回應,構成了本文的以下論述。

二、“一體性”:同時性、同質性、同構性

從現在開始,我將用“一體性”取代“一體化”這一表述。我認為“一體性”是比“一體化”更準確、更有效的一個學術概念?！耙惑w化”有“改變”“變異”進而成為“一體”之意,而“一體性”則表示“分化”之前的當初就具有“一體性”這一性質。從“現代文學”史的事實來看,在1917—1937年間,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是處于“未分化”的一種狀態,具有“一體性”。

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這種“一體性”包含著以下三個性質。

(一)同時性

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一體性”研究,屬于文學史研究這一范疇。中國兒童文學史研究,存在著中國兒童文學“古已有之”和中國兒童文學是“現代”文學這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這兩種不同的觀點,標示出對于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時間的不同劃分。我本人就是中國兒童文學是“現代”文學這一觀點的最早提出者。(11)參見朱自強:《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關于中國兒童文學發生的“起點”,與中國兒童文學“古已有之”論者以具體作品的出現來判斷“起點”這一方法不同,我是借鑒?？碌摹爸R考古學”,采用考察“兒童文學”這一觀念在何時發生這一研究方法。正是因為采用這一研究方法,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發生的“同時性”出現于我的學術視野。

在近些年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中,關于現代文學的“起點”研究,在時間上從“五四”向民初、向晚清越推越早。比如,郜元寶“傾向于將現代的上限定在1907年左右”,因為“此時的魯迅創作的一系列才氣煥發的論文”,“宣告了中國現代文學觀念的噴薄而出”。(12)郜元寶:《尚未完成的“現代”———也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分期》,《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 3 期。而孔范今則又把“起點”往前推了十幾年——“我認為,以19世紀90年代前期刊行的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為其起點標志是比較符合實際的?！?13)孔范今:《論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與文學史重構》,《文學評論》2003年第4期。持同一觀點的還有范伯群,他說:“我在《〈海上花列傳〉:現代通俗小說開山之作》一文中提出,中國文學從古典型轉軌為現代型的起點標志是1892年開始連載、1894年正式出版的《海上花列傳》?！?14)范伯群:《論中國現代文學史起點的“向前移”問題》,《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嚴家炎則以1890年陳季同的《黃衫客傳奇》(英文版)的出版,作為標示“起點”的重要考量。(15)嚴家炎:《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問題》,《文學評論》2014年第2期。

我不同意上述關于現代文學“起點”的觀點。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上述觀點都有以局部代替整體、以要素代替性質之缺陷。我將現代文學的“起點”置于1917年、1918年這兩年間。因為只有在這兩年間,蘊含著“語言革命”和“思想革命”的現代文學形態才得以確立。所謂現代文學形態,用胡適的話說,就是“我們的中心理論只有兩個,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種‘活的文學’,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種‘人的文學’,前一個理論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種是文學內容的革新。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一切理論都可以包括在這兩個中心思想的里面?！?16)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18頁。

以活的白話代替死的文言,這一現代文學的語言變革主張,是由胡適于1917年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中提出來的(17)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期。,而僅僅一年后的1918年,周作人就發表《安德森的〈十之九〉》,批判陳家麟、陳家鐙翻譯安徒生童話《打火匣》時,把“小兒的言語,變了大家的古文”,(18)周作人:《安德森的〈十之九〉》,《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3號。第一個指出了在兒童文學中,文言表現與兒童的生活水火不能相容。

胡適指出的新文學運動的另一個“中心思想”——“人的文學”,當然指的就是周作人在《人的文學》(1918年)一文中提出的新文學(現代文學)理念。在《人的文學》一文中,“兒童的發現”構成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學”的思想源頭(19)具體論述見朱自強:《“兒童的發現”:周作人的“人的文學”的思想源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0期。,而就在1920年,“發現兒童”的周作人發表的《兒童的文學》,宣告了“兒童文學”這一觀念的誕生。

由上述事實可見,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觀念發生具有同時性。

(二)同質性

吳翔宇在論述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一體化”時說:“顯然,這種關系的重構并非基于歷史推進而做的文學史內容的添補,而是圍繞著兩種文學的邊界、跨域與互通而展開的關系研究?！?20)吳翔宇:《邊界、跨域與融通 ——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一體化”的發生學考察》。對于“一體性”研究來說,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并不是如吳翔宇所說的,是有著不同的“邊界”,需要“跨域”的“兩種文學”,而就是一種文學——現代文學。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一體性”研究的立論前提,不是“把握兩者各自發生發展的演變歷程”,而是確認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同質性”。

在“一體性”問題的研究上,將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看成是有著不同的“邊界”,需要“跨域”的“兩種文學”,是缺乏歷史的現場感的一種判斷。如果回到歷史的現場就可以看到,在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未分化”的“一體性”時期,當時的文學家們并沒有將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當作“兩種文學”。我們可以看一些歷史上的實例。

孔羅蓀寫于1935年的《關于兒童讀物》一文,是把兒童文學視為“新文化運動”的產物的——“過去的作品,可以說也只有葉紹鈞先生的《稻草人》和張天翼先生的《大林和小林》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以來,關于童話的兩個時期中的杰作了?！?21)孔羅蓀:《關于兒童讀物》,王泉根評選:《中國現代兒童文學文論選》,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97頁。

1935年,郁達夫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他特別青睞于冰心的散文,收入集中的篇數多達22篇(僅次于周氏兄弟),而其中寫給兒童的散文《寄小讀者》的篇什,就占了三分之一。郁達夫在《導言》中是這樣評價冰心及其散文創作的:“冰心女士散文的清麗,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純潔,在中國好算是獨一無二的作家了……”“我以為讀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夠了解中國一切歷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傷,動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極致?！?22)郁達夫:《導言》,郁達夫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16頁。我相信,郁達夫在寫下上述話語時,心里完全沒有將兒童文學的《寄小讀者》與冰心的其他寫給成人的散文加以區別,當成“兩種文學”這種意識。

胡風在1936年還在將兒童文學與新文學同一而視。他有一篇文章的題目是“關于兒童文學”,可是在論述兒童文學的《稻草人》時,他卻是這樣說的:“五四運動以后不久出現的《稻草人》,不但在葉氏個人,對于當時整個新文學運動也應該是一部有意義的作品?！?23)胡風:《關于兒童文學》,王泉根評選:《中國現代兒童文學文論選》,第155頁。胡風表露出的是明晰的“一體性”認知。

再拿當時新文學的重要發表和傳播的陣地《新青年》和《小說月報》這兩份雜志來說,兩者盡可能地發表了大量兒童文學創作、翻譯、研究的成果,這與現今將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看作“兩種文學”的雜志截然不同。

對于中國兒童文學史研究而言,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具有“同質性”(都是“現代”文學)這一認知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已經看到了缺乏這一認知而導致中國兒童文學史研究中的概念的混亂和闡釋失當這一現象。

因為認定具有現代性質的兒童文學沒有古代形態,所以,我從未采用過“現代的兒童文學”“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發生”這一類說法。因為這樣的說法暗含著還有“古代的兒童文學”和“中國兒童文學的古代發生”這一意思。但是,吳翔宇由于把“一體性”研究的理論前提置于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各自發生發展的演變歷程”之上,置于“兩種文學”之上,而不是置于兩者是“同質”的現代文學之上,因此,在中國兒童文學是不是“古已有之”這一問題上的立場就是曖昧甚至搖擺的了。比如,吳翔宇說:“在經歷了中國古代漫長的‘自在狀態’后,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發生、發展起步于‘五四’時期?！?24)吳翔宇:《百年中國兒童文學跨學科拓展的依據、路徑與反思》,《學術月刊》2020年第7期。這段引文中,“經歷了中國古代漫長的‘自在狀態’”的主語是“中國兒童文學”,也就是說,吳翔宇認為中國兒童文學擁有“古代漫長的‘自在狀態’”。這種兒童文學史觀與否定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性質的“古已有之”論,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區別。

(三)同構性

如果說,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同時性”“同質性”這兩個問題基本屬于對事實或事物屬性進行判斷的問題,那么“同構性”則既有對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關系的判斷,又涉及需要進行實踐的一種動態的學術建構行為。

本文提出的“同構”,是借鑒自視覺美學的“同構現象”這一概念。視覺美學的所謂“同構”,指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圖形不是單擺浮擱地拼合在一起,而是共同建構出一個全新的圖形。也就是說“同構”是一種具有超越性、創造性的再生過程。

簡明扼要地說,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所具有的“同構性”里的“同構”,不是名詞,不是指兩者有相同的結構,而是動詞,是指兩者共同建構了一個新的“現代文學”形態。

不必諱言,以往的中國兒童文學史研究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鮮有“同構性”這一研究意識和學術操作,因而,各自所建構的大都是結構單一的或者是結構不完整的文學史形態。我們舉例來討論。

錢理群等學者所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的魯迅小說研究具有諸多創新性闡釋,可是,如果懷著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一體性”這一研究意識看去,就能發現其研究存在著重要的缺失。該書中有這樣的論述:“正是從這樣的‘啟蒙主義’的文學觀念出發,魯迅開創了‘表現農民與知識分子’兩大現代文學的主要題材?！?25)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9頁。說魯迅的小說秉持的是“‘啟蒙主義’的文學觀念”無疑是正確的,不過,魯迅的“啟蒙主義”小說所開創的現代題材,卻不只是“農民”與“知識分子”,而是還有“兒童”(“童年”)。而且,就現代文學關于“人”的啟蒙這一母題而言,“兒童的發現”無疑更具有“開創”性,具有更高的思想和藝術價值。魯迅之前的數千年的中國文學史,即使有的敘事性作品寫到了“兒童”,其形象也是被動的、缺乏主體性的,只有到了魯迅這里,才出現了嶄新的、能動的、具有主體性的“兒童”藝術形象。如果抽掉魯迅的文學世界中的“兒童”“童年”,魯迅文學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現有的現代性思想和藝術的高度。在我看來,魯迅投入新文學的創造,其最根本的動力是出自“救救孩子”的愿望和努力。

因為缺失了“兒童”“童年”這一“同構”中的一維,《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的魯迅小說研究,不僅對《故鄉》《孔乙己》的闡釋與作品本身存在著隔膜,而且對《社戲》這一具有全新美學風格的小說只提篇名卻只字未論。

但是,也有重視魯迅小說的“童年”書寫的學者。李長之于1935年寫作《魯迅批判》,就將《社戲》歸入自己選出的“有永久的價值”“在任何國外的大作家之群里,也可以毫無愧色”的八篇小說之中。他不僅大段加以評論,而且這樣評價:“像《孔乙己》,《風波》,《阿Q正傳》,《離婚》之寫農民一樣,像《故鄉》,《祝?！?《傷逝》之寫傷感一樣,《社戲》之寫輕巧,松散的童心,同樣是不朽的?！?26)李長之:《魯迅批判(增訂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第66頁。李長之的這種研究就具有我所討論的“同構性”研究的性質。

胡豐(即胡風)在20世紀30年代所著《張天翼論》中,對張天翼的研究也是將成人小說和兒童文學放在一起來研究,進而產生出一定“同構性”的著述。

胡風在指出張天翼的小說創作中的人物簡單化的毛病時說:“當然作者的目的是想簡明地有效地向讀者傳達他所估定了的一種社會相理,但他卻忘記了,矛盾萬端流動不息的社會生活付與個人的生命決不是那么單純的事情。藝術家底工作是在社會生活底河流里發現出本質的共性,創造出血液溫暖的人物來在能夠活動的限度下面自由活動,給以批判或鼓舞,他沒有權柄勉強他們替他自己的觀念做‘傀儡’”。(27)胡豐(胡風):《張天翼論》,沈承寬等:《張天翼研究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279頁。胡風同時又指出:“他的熟悉兒童心理和善于捕捉口語,使他在兒童文學里而注入了一脈新流,但我們還等待他去掉不健康的詼謔和一般的觀念,著眼在具體的生活樣相上面,創造一些實味濃厚的作品……”(28)胡豐(胡風):《張天翼論》,第295頁。在胡風這里,張天翼的“不健康的詼謔和一般的觀念”,是由成人文學和兒童文學兩者共同顯示出來的。其實,如果再將《大林和小林》,特別是《禿禿大王》《金鴨帝國》這樣的作品也一道拿來進行“同構性”研究,張天翼文學的特質將會更加豐富而醒目地呈現出來。

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一體性”的“同構性”研究,既可以是針對作家創作個體,也可以是針對作家創作群體,還可以是針對特定一段文學史的整體。

有創作個體的“同構”研究。魯迅的《懷舊》《故鄉》《社戲》《孔乙己》等小說以及《朝花夕拾》《野草》中的一些散文,雖然并不是作為兒童文學來創作的,但是兒童文學的研究視角卻能為相關研究帶來“同構性”。對周作人、郭沫若、葉紹鈞、冰心、茅盾(沈德鴻)、張天翼等作家,都需要進行“同構”研究。對這些研究對象,如果不作“同構”研究,僅僅憑單一的兒童文學視角或單一的成人文學視角,都難以獲得貼切、深入、全面的闡釋。

有創作群體的“同構”研究。比如,研究“文學研究會”,就不能將文學研究會所推動的“兒童文學運動”排除在外。我在《現代兒童文學文論解說》一書中曾指出,葉紹鈞的童話集《稻草人》所表現的“成人的悲哀”,鄭振鐸評論《稻草人》時,對“未免過于重視兒童”這一立場的質疑,都是對他們兩位此前持有的“兒童本位”立場作出的重要修正。這是中國原創兒童文學初創期的一個頗為重要、頗具暗示性的事情。葉紹鈞和鄭振鐸的轉變,僅從兒童文學自身這里是難以找到原因的。我認為,“葉圣陶和鄭振鐸的這種轉變,都與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有關。他們兩人均為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而且又是主張‘為人生’的寫實主義(現實主義)的茅盾的好友?！?29)朱自強:《現代兒童文學文論解說》,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第197頁。

當我們針對一個個創作個體,一個個創作群體的“同構性”研究做到位之后,就自然會形成對特定一段文學史的整體的“同構”研究。這樣的“同構”研究,指向的就是“現代文學”新形態的建構,會生成規模更大、內涵更豐富、結構更復雜的“現代文學”的一段歷史,進而描繪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新的面貌。

在現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中,雖然十分罕見,但已經出現了具有“同構性”的學術研究。

魏建、呂周聚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新編》一書,專列出“兒童文學”一節,以近萬字的篇幅討論“現代文學第一個十年”里,“與整個新文學融為一體”的兒童文學?！拔逅臅r期的新文學是包括兒童文學在內的,在五四新文學的整體中,兒童文學是有機組成部分?！绻麤]有‘兒童’的發現和‘兒童的文學’的發現,五四新文學的新質將大打折扣?！薄俺删椭茏魅说膬和膶W理論的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學運動?！薄啊缎虑嗄辍纷鳛樾挛幕?、新文學的大本營和策源地,理所當然地在發現‘兒童’、兒童文學的過程中發揮著最為重要的啟蒙作用?！薄爸袊F代文學的第一個十年的兒童文學作為一場運動,它有風潮性、群體性的特征。在‘兒童文學運動’中,文學研究會發揮了極為核心、極為重要的作用”。(30)魏建、呂周聚主編:《中國現代文學新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82—86頁。書中的這些論述,都直接呈現出“現代文學第一個十年”里,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同構”出的“現代文學”的整體面貌。

朱曉進等學者著《作為語言藝術的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明確指出:“‘兒童文學’這一文學樣式的產生,是中國現代文學發生中的一個重要內容?！?31)朱曉進等:《作為語言藝術的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頁。該著作是將“兒童文學”與“新詩”“現代小說”“現代散文”“話劇”并列為“現代文學文體”之一加以研究的。應該說,該著作從語言藝術這一重要的研究維度,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了一種新的“現代文學”史的形態。

但是,也不能不指出,反倒是兒童文學學者的“一體性”研究出現了錯誤闡釋。吳翔宇曾反復表述,兒童文學對于成人文學是“依賴”的、“附屬”的、“被動性”“融入”的這種關系(32)吳翔宇主編:《百年中國兒童文學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6—8頁。。吳翔宇所闡釋的上述關系,在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一體性”時期,是找不到文學史的事實作依據的。

三、“一體性”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方法是自覺、是方向、是效率。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一體性”是一個特殊而范圍很大的學術研究對象,對其進行研究需要建構方法論,這樣才能保證研究的可靠性和深入性。我根據自己的研究體驗以及對研究對象的分析,提出“一體性”研究的以下三個方法。

(一)以“現代性”為價值尺度

在學理上,研究中國兒童文學和現代文學的“一體性”要以“現代性”為價值尺度,這幾乎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問題,但是,如果看具體的研究實踐,還真不能說這是已經解決得很好的一個問題。

以“現代性”為價值尺度,才能作出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是同時發生、具有相同性質這樣的考察,進而得出兩者具有“一體性”這一結論。只有以“現代性”為價值尺度,才能將包括了兒童文學和現代(成人)文學在內的中國“現代文學”置于文學史上的正確位置,并對其“一體性”作出合理的闡釋。一方面,如果放棄“現代性”這一價值尺度,可能導致中國兒童文學“古已有之”這種觀點的成立,而持著“古已有之”論,中國兒童文學必然與現代文學發生“分離”;另一方面,如果對“現代性”的標準定位不準,對現代文學的“起點”研究也會搖擺不定、進退失據,如此一來,也必然造成現代文學與兒童文學的分離。

兒童文學思想具有自身的主體性,它本身就是“現代性”思想資源的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如果對五四時期的“現代性”思想內涵有切實的了解和正確的理解,就不會出現兒童文學要“依賴”“成人文學”的“思想資源”(33)吳翔宇主編:《百年中國兒童文學史》,第8頁。這種觀點。事實是,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一文中建構“人的文學”這一現代文學理念時,在汲取“婦女的發現”這一婦女解放思想的同時,也汲取了“兒童的發現”這一兒童文學的思想資源。因此,兒童文學要依賴“成人文學”的“思想資源”這一觀點,是對現代性思想的錯誤闡釋。

在此,我想稍稍將問題延伸一下。自20世紀末以來,學術界經常出現依據激進的后現代理論來質疑甚至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這種觀點。近些年,中國兒童文學學術界也有否定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反啟蒙立場。針對否定“五四”啟蒙思想的那些觀點,有學者從不同的面向作出了反駁和批判,不過,如果在“現代性”價值尺度下進行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一體性”研究,就會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的“重審”和批判這一問題上獲得更加有力的理據——不管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存在著怎樣的歷史局限,但是僅憑其對“兒童的發現”和對“兒童文學的發現”,就可以有力地回擊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的思想風潮?？枴げㄆ諣栐f:“我確定孩子們是最大的貧苦階級”,(34)[英]卡爾·波普爾:《二十世紀的教訓》,王凌霄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第64頁。所以我堅信,一種關愛和解放兒童、造福于兒童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其思想的質地是不會錯的,是值得信賴的。與此相聯系,那些將新文學的“起點”不斷地往晚清推移的學者們,只要他們不能證明晚清已有完整的兒童文學觀念的發生,那么,其主張可能也是頗為可疑的。

總之,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國兒童文學研究而言,依然可以借用哈貝馬斯的話說,“現代性”還是“一項未竟的事業”。

(二)進行“同”的研究而不是進行“異”的研究

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一體性”研究是“同”的研究,而不是“異”的研究。

“一體性”是個歷史的概念,有它特指的、有效的時間范圍,而不能把所謂的“百年”中國文學史都劃進來。具體來說,“一體性”時期是指1917年至大約1937年這段時期。在這段時期里,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是一體的,處于尚未分化的狀態。周氏兄弟、郭沫若、茅盾、葉紹鈞等新文學作家和研究者都是同時進行著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的創構工作,只是到了1937年前后,兒童文學才開始逐漸從整體的“現代文學”中分化出來,出現了嚴文井、陳伯吹、賀宜、金近等近于“專職”的兒童文學家。

如果回到歷史的現場,考察“一體性”時期的兒童文學觀念,就會看到人們是不將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區別對待,即不進行“異”的研究的。那時,兒童文學并沒有作為一個學科而獨立存在。20世紀20至30年代的幾種《兒童文學概論》《兒童文學研究》都沒有將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相區別這一研究意識。比如,魏壽鏞、周侯予的《兒童文學概論》所畫的圖示里,是將“兒童文學”放在整體的“文學”之中,而并未在“兒童文學”的對面區分一個“成人文學”出來。(35)魏壽鏞、周侯予:《兒童文學概論》,王泉根編:《民國時期的兒童文學研究》,太原:希望出版社,2020年,第11頁。張圣瑜所編《兒童文學研究》明確說道:“兒童文學之領域,即文學領域之一部也?！?36)張圣瑜:《兒童文學研究》,王泉根編:《民國時期的兒童文學研究》,第202頁。

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一體性”研究是“同”的研究,而不是“異”的研究,還有學術邏輯的依據。

毫無疑問,在當今的研究者看來,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既具有相同性,也具有差異性。但是,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一體性”研究是文學史的研究,而不是文藝學的研究。文學史研究和文藝學研究是兩個不同的學術維度,這決定了兩者不同的學術進入的角度和區域。對1917年至大約1937年這段“一體性”時期所作的文學史研究,要處理的是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的同時性、同質性、同構性問題,而對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存在的差異問題并不需要進行學術處理。轉換到另一維度,當我們從文藝學維度進入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關系研究時,我們就要處理兩者之間的差異性這一問題了。兒童文學從整體的“現代文學”分化以后,學科開始獨立,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差異”性研究就成為兒童文學的理論課題。就我本人來說,我發表的第3篇兒童文學研究的論文題目就是《論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差異》(37)朱自強:《論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差異》,《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4期。。

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一體性”研究的指向“同”而不研究“異”,與文藝學研究的指向“異”(當然也會研究“同”),兩者并不互相否定。舉例來說,如果我們要在魚、雞、鴨、鵝之中找出一個異類,你說魚是異類是對的,但你說雞是異類也是對的。說魚是異類,是因為它不能像雞、鴨、鵝一樣在岸上生活;說雞是異類,是因為它不會像魚、鴨、鵝那樣在水里游泳。兩個不同答案是出于不同的邏輯維度,兩者并不互相否定。

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之間有差異,就像男人與女人之間有差異一樣,雖然男人與女人有差異,但是,他們作為人是一體的。反對種族主義時,是將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作為一體的,需要進行“同”的處理;而反對性別歧視時,則又要將黑人男性與黑人女性區別開來,需要進行“異”的處理。同理,在特定時期的文學史研究中,討論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的“一體性”問題,沒有必要考慮兩者之間的差異。所以,吳翔宇的“邊界、跨界”這種研究意識,非但是無效的方法論,反而會造成對“一體性”的消解。

“一體性”研究的邏輯維度在“同”而不在“異”。在“一體性”歷史時期里,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同是“現代文學”。魯迅文學的“童年”題材與知識分子題材、農民題材是“同”而不是“異”,它們同是現代題材,共同構成了魯迅的小說藝術世界。周作人的現代文學理念中,“人的發現”包含著成人(男子和婦女)的發現和“兒童的發現”,但是在“人的發現”這一現代性維度,成人與兒童是“同”而不是“異”,成人的發現與“兒童的發現”共同構成了“人的發現”的現代性內涵。在“一體性”研究中,“童年”題材與知識分子題材,“兒童的發現”與婦女的發現即使存在差異,也是同中之異。有如伽利略研究自由落體運動時不把空氣阻力這一因素考慮在內一樣,“一體性”研究也是不需要考慮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之間的差異的。

我感到,吳翔宇之所以將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一體性”研究的理論前提設定為研究“兩者各自發生發展的演變歷程”即指向“異”的研究,這一方面是出于研究維度上的邏輯錯亂,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他的缺乏歷史感的“后知后覺”這種研究意識。如前所述,在中國兒童文學發生之初的1920年代,在歷史的現場,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并沒有構成“邊界、跨域”這種“異”的關系。出現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兩個學科間的差異性研究,這是兒童文學從整體的“現代文學”中分化出來,學科獨立之后的事情。所以,我們今天的研究者不能拿著兒童文學學科獨立后所產生的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存在差異性這一觀念,去處理“一體性”時期的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的關系。在文學史研究中,王德威式“后知后覺”的操作方式是需要警惕的,它很可能造成對文學史中的事實的扭曲。

(三)“諦視”性闡釋方法

我所說的“諦視”,不僅有辭典上的仔細看之義,而且有透過現象,看到研究對象的本質之義?！爸B視”的諦,是真諦的諦?！爸B視”性研究強調的是思想、理論上的創造性闡釋?！爸B視”性研究指向的是闡釋的深刻性和創造性。

雖然學術研究都需要進行“諦視”性闡釋,不過對于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一體性”研究來說,“諦視”性闡釋需要特別予以重視和強調。

“一體性”研究屬于文學史研究,因此在歷史中發現現象、事實的研究也非常重要。比如,對《新青年》《小說月報》中的“兒童文學”內容的發現,對周作人、魯迅、郭沫若、茅盾、葉紹鈞、冰心等作家的兒童文學創構工作的發現,對文學研究會推動的“兒童文學運動”的發現,都是重要的“一體性”研究工作。不過,當這些現象和事實被發現以后,進一步的學術深化的工作,就需要“諦視”性闡釋來完成了。

本文在前面論述過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一體性”所內含的同時性、同質性和同構性,作出這些發現就需要進行“諦視”性闡釋。這里再舉一個作家研究的事例來說明什么是“諦視”性研究。冰心的《寄小讀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品。如果我們對這部寫給兒童的散文集作“諦視”性研究,可以做的一個思考是,為什么留學美國的冰心的碩士論文研究的不是給郭沫若的《女神》以深刻影響的,“把一切的舊套擺脫干凈了”(38)郭沫若評惠特曼詩風語。參見張大明、陳學超、李葆琰:《中國現代文學思潮史》(上冊),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302頁。的美國現代詩人惠特曼的詩作,而是寫下了《論李清照的詞》。如果我們對《寄小讀者》作進一步的“諦視”,又會發現《寄小讀者》中的確有很多李清照詞作中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和“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的意境。它們讓人想起夏志清對冰心的評語:“冰心代表的是中國文學里的感傷傳統。即使文學革命沒有發生,她仍然會成為一個頗為重要的詩人和散文作家。但在舊的傳統下,她可能會更有成就,更為多產?！?39)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劉紹銘等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3頁。于此,我們就可以從冰心的兒童文學創作這里,看到她作為新文學作家的一種局限,從而豐富和深化對這位作家的認識。

最后,我想進一步強調,本文所論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的“一體性”研究,最終的學術工作是使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融合在一起,進而產生“同構”這一具有創造性的建構功能。這樣的“一體性”研究所要達到的學術目標是在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成人)文學的“一體性”時期(1917—1937年),建構出一個處于更高階位的、結構上更為豐富完整的“現代文學”新形態。這樣的創新性學術工作,對于有志從事“一體性”研究工作的學者都提出了知識拓展和知識升級的學術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