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文本張力下的阿扣重述熱情及敘述張力

白浩

小說《阿扣》講述藏地傳奇人物“玉觀音”阿扣的故事，專注于在清末大小金川之戰中土司女兒阿扣在權力游戲與愛情追求間的顛簸人生，在大歷史的波峰與波谷之間重述一個被巨浪沖擊的小小個體，力圖書寫東女國女兒的健朗人性之歌。

小說《阿扣》講述藏地傳奇人物“玉觀音”阿扣的故事，專注于在清末大小金川之戰中土司女兒阿扣在權力游戲與愛情追求間的顛簸人生，在大歷史的波峰與波谷之間重述一個被巨浪沖擊的小小個體，力圖書寫東女國女兒的健朗人性之歌。作品敘述生動，情節、人物等令人著迷，情感真摯，是一部生動、成熟的小說，其已經獲得青稞文學獎等就是明證。一方面這些特征充分展示出該小說寫作的魅力，但另一方面在作者著力營造的似真幻覺下也可能導致讀者迷失自我，故而就提出了“跳出文本看文本”的破譯路徑，擴大視野而轉從作家韓玲的散文說起。韓玲已出版的兩本散文集《遇見自己》《康家地》可見其成熟風格，文筆簡潔、雅致細膩，清新，情感豐富，描寫生動，對女性心理描寫細膩，事實上，在小說中也大量采用了其散文風格的筆法。從散文到小說具有文體區別，也分明可見從紀實到虛構的轉換，在看到其文本之間互文性的相互印證之時，也可見不同敘述文體之間的相互拆解性。故而，在這種互文與拆解的豐富關系中，就會發現事實上這個小說閱讀可以展開的是三重文本敘述下的張力。

第一重文本是小說敘述的阿扣故事正文，這是按照歷史邏輯展開，在敘述中作者致力于營造似真幻覺，讓讀者相信這才是真正的歷史真實。但實際上故事講述之下隱藏著自我敘述主體，作者自以為的貌似對歷史的公允講述，實則為重述歷史，是個體主觀的歷史演義，帶有翻案和歷史正義性質的當代性講述、個人化講述，因此這里實際埋藏有小說敘述的欺騙性?？紤]及此，這也就有可能引發出讀者的反抗，既有對于作者個人性立場的懷疑，也引發對于所敘述故事真實性的反抗。

第二重文本是尋訪歷史時“我”之行跡的片段插話（楷體字標示）與文末《后記》作者自述，這是按照現實生活邏輯推演，也是散文化寫作的直接出場。作者現實自我主體忍不住出場，柔性情感氤氳，在尋訪歷史之旅中主體對于歷史直接感懷慨嘆。第二重文本的引入具有雙面效應。一方面歷史與現實這兩重文本之間相得益彰，以跨越時空的兩個女性進行對話和情感交流，讓探訪歷史的真實性得以強化，讓小說敘述變得更加有溫度、有個性，但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從散文風格與內容出發而產生的對小說真實的敘述內在單一邏輯的打破，并讓讀者自主判斷復活以及對歷史破譯的可能性。

小說化敘述與散文化筆法這前兩重文本可以直接在小說中發現，而第三重文本則是在作者的后記中暴露出來，即史料記錄《金川妖姬志》。在《金川妖姬志》中，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傳統文化觀念語境中對女性的妖姬化塑造，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認這或許更接近歷史的真實邏輯，即女人阿扣是權力游戲中被多方勢力擺布的情色犧牲品。在小說中，這種與傳統的隱藏對話倒并未正式出場，也許是因為作者認為這是一種對于自己敘事的顛覆性文本，因此，自然要悄悄抹掉它，需要假裝沒看見它，但這種若無其事事實上當然是無效的。簡單一句話就可暴露這種隱藏和掩飾邏輯的虛弱，作者那為阿扣敘事的飽滿熱情，不正是因為有了與妖姬傳說的潛在對話，才激發起一腔重述的激情嘛。故而，第三重文本才是強大的，要假裝忽視它其實是無效的，反而重視這部分對話倒是可以加強其文化深度與思辨性含量。

三重文本呈現出三種截然不同的敘述立場，在各自的敘述邏輯中都具有強烈的敘述氣場，也具有自我敘述的自信，但若綜合起來看，所展現出的歷史真相也在彼此的抵牾與參差中變得更加迷亂，卻也更加迷人。韓玲小說《阿扣》事實上具有一個強大的對話潛文本，正是在這種從“妖姬”到飽滿生命活力的人性化阿扣的轉化中，我們會更加感受到作者強行壓抑繼而轉入更加隱晦和深沉表達的歷史與文化憤懣之情，也體悟其借歷史人物而吐自家之塊壘的敘述勇氣和立意企圖，并為這種企圖的兌現程度而叫好。另一方面，所謂幾重文本之間的張力，自然意味著相互之間的差異性關系而形成的豐富空間，這既包括相互印證相互支撐的方面，同時也意味著矛盾、反差乃至相互拆解性。作者韓玲無論在其散文還是小說中，都具有飽滿的情感和真誠的主體投射性，這本身是一位優秀寫作者素質的體現，但若將分散的單一文本結合為一個更大的對話性文本時，就會顯露出不同主體間的邏輯抵牾和相互拆解處。

三重文本之間如同人的大腦皮層的三塊區域，在某塊區域活躍時激發為某種形態的表達，三種表達形態間有矛盾，有分裂的可能，但也有統一的內在合理性。破解的結論在自我表述性質的散文、小說后記的相互印證中逐步清晰。其散文中多次寫到旅游，一方面是在文本表層上分享經驗、見識、情懷、哲學，另一方面也具有主體性哲學上的在異地發現自我，在別處印證自我、故土的深意。而小說《阿扣》也是一次旅行，是在歷史的虛構和重塑中的旅行。在這種對于真實與虛構、客體與主體關系的處理上，還可以再引入韓玲的另一重文本，在其脫貧攻堅題材小說《楊扎西的春天》中，盡管是主題寫作，但作者始終保持著從情感到事件描述的中性立場，既有著分寸的熱情，也保持著局外人的節制和冷靜，既有對貧困戶的關心和力所能及的幫助，也有并不諱言、客觀存在的距離感，甚至還表達了對下派干部迎接檢查、應付檢查的客觀壓力和擔心，她并不盲目隨大流地進行傳聲筒式表達，這些均體現了作者對于生活邏輯的尊重態度。小說客觀真實，不夸大、不溢美，以獨立主體性觀察表達著對于現實社會人物的同情和歷史文化的深沉思考，這種以歷史文化底蘊所堆積出的女性柔美內斂和獨立性也讓人想起丁玲《我在霞村的日子》的風格。而作為邏輯的印證，小說《阿扣》正是將這兩者結合的一個典型文本，要破解也需要將“表面上的客觀冷靜”和實質內心的強烈主體性投入相融合，要相對照起來看，結合的結論也正是所謂“非虛構歷史”，其實也是一種虛構，一種主觀投射下的重述歷史。

回到那句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阿扣”具體是怎樣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講述者，是韓玲，是韓玲的講述。因此，對于這個故事的講法也還有別的可能性，并不一定完全致力于營造單一化的似真幻覺，相反可以鑒于對爭議歷史的重述性以及三重文本之間的復雜矛盾，故而并不一定要將三重文本、三重邏輯強行整合為一個完整的統一體，相反，可以大大方方承認三重文本、三重邏輯之間的裂縫，大可跳出單一敘述立場，強化三種敘述角度間的矛盾，將歷史人物、事件放置到更強的思辨性之中。因此，我們也不必為發現小說《阿扣》中埋藏的自我顛覆性而驚慌失措，相反，這正是對于客體真實與主體真實多重邏輯尊重的結果，也是彼此印證而創造出生成性可變空間的結果。如是觀，本身可能被視作敘述敵人的內在矛盾性就變成豐富性，就由欲蓋彌彰的敘述矛盾轉化成為在思辨性厚重感方面的另一種武器，作品的立場與境界也從小歷史主體進入大歷史主體立場的理解。從小說敘述的現代性來看，單一敘述主體與矛盾分裂的敘述主體相比，萬能控制型的敘述與近乎失控的敘述相比，后者反而呈現出一種更為豐富深邃，也更為真實的閱讀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