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的理論建構及其當代價值

宋甜甜　韋冬雪

摘 要：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的理論建構，是一個理論與現實問題。從“邏輯前提”出發，馬克思、恩格斯基于“現實的人”的核心概念確立了“人民至上”論的價值立場和理論原則。這一原則為理論體系的建構和深化提供了價值取向和理論邊界，引領著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的價值意涵的形成和發展：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滿意和人民共享，四者作為價值目標、價值手段、價值準則和價值旨歸共同實現了理論原則具象化的邏輯閉合?！耙夂焙汀霸瓌t”的雙向互動催生了“以人民為中心”和“人民至上”的創新性話語表達，彰顯了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生機與活力。

關鍵詞：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觀；以人民為中心；人民至上；理論建構

DOI：10.15938/j.cnki.iper.2023.02.006

中圖分類號：A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23）０2－０031－０8

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是指導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要價值學說。習近平在《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要求以“理論創新”回答人民之問^[1]。在帶領人民邁進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歷史新時期，深入闡釋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有研究提出，以人的發展為核心的價值目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構建的總體性價值取向，它構成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價值維度^[2]。但部分非馬克思主義者從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展開的邏輯前提出發對唯物史觀進行了批判。如西方學者哈耶克在人的問題上堅持不可知論觀點并主張社會發展自生自發論^[3]。福山更是基于抽象的人性論來推崇虛無的歷史觀^[4]，等等。這些觀點從理論原則上嚴重阻礙著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的邏輯建構與延展，從而遮蔽了其內在價值。對此，美國學者羅伯特·L.海爾布隆納在其研究中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仍是科學的^[5]，其作為社會歷史研究的前提性理論預設為馬克思主義價值取向的確立提供了基礎和前提^[6]。從這一邏輯支點出發來建構思想的根據和原則，是理論研究的必要“前提”^[7]?；诖?，本研究從考察“理論前提”契入來分析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的邏輯建構及其價值意涵的展開，進而在堅守理論原則和踐行價值內涵中推動其時代創新，從而引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

一、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形成的邏輯前提

任一思想均因形成于特定的歷史實踐而衍生出一定的邏輯前提，為理論內涵的展開提供必要的邏輯線索，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的邏輯建構亦是如此。作為立足現實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無產階級政黨先驅，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的形成無疑也是由“破”而“立”的過程，其中對于其直接的理論來源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與“揚棄”是顯著的體現。

馬克思、恩格斯在理論批判中確立了“人民至上”論的價值立場。其中，對“現實的人”的本質的揭示作為核心線索指引著“新世界觀”的確立，這一過程涵括兩個基本環節。一是作為費爾巴哈主義者對黑格爾思辨哲學的人本學改造。1844年底，因在對待共產主義態度上產生矛盾，青年黑格爾派運動徹底失敗，馬克思在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影響下開始對黑格爾哲學體系進行批判，以為建立新世界觀肅清思想前提。作為理性主義的崇尚者，黑格爾哲學體系盡管力求達到理性與現實的和解，但卻因其對絕對精神的崇拜而難以實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黑格爾哲學的精神實質指出，“被當作主體的不是現實的人本身，……而只是人的抽象，即自我意識”^[8]。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由于將自我意識作為宗教觀念的基礎和創造原則，而把一切現存于人之外的客觀鏈條轉變為純粹主觀之物，使“偶然的、沒有意義的”感性之物僅停留于純粹的思維領域，并宣稱在其統治下感性與現實獲得了統一。在這種觀念論的思維技藝下，人的存在及其本質、價值、解放等均呈現為抽象的、直觀的思維樣態。對此，馬克思進一步強調，盡管黑格爾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真正的人理解為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但卻因不了解實踐而使現實的人的異化被歸結為自我意識的異化。在“形式”與“內容”的辯證把握中，馬克思對黑格爾辯證法“否定的否定”理論持肯定態度，但同時強調，這種假設只是為“歷史的運動找到抽象的、邏輯的、思辨的表達”^[9]，因為在思辨的理論規定下，“自我實現的活動”始終被黑格爾看作是“人的產生的活動、人的形成的歷史”，而不是一個現實的、作為一個當作前提的主體的人的歷史。因此，在黑格爾的哲學視野中，人類歷史無疑成為了彼岸精神的歷史。二是對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認識與批判。費爾巴哈對人的本質的理解較黑格爾而言具有一定的進步性。不同于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論”，費爾巴哈認為盡管自然界相較于人在時間上具有存在的先在性，但人作為有意識的實體在地位上才是首要的。從這一觀點出發，費爾巴哈提出了“我欲故我在”的理論命題，他以人的感性生活區分人與動物的本質不同。在厘清人與自然關系的基礎上，費爾巴哈進一步指出，“孤立的，個別的人，不管是作為道德實體或作為思維實體，都未具備人的本質。人的本質……包含在人與人的統一之中”^[10]，概言之，“只有社會的人才是人”^[11]，這一論斷就此將哲學從彼岸精神領域下降到世俗世界?；诖?，費爾巴哈對宗教神學展開了批判，他明確提出宗教是人的“莊嚴揭幕”和“思想的自白”，將宗教作為服務于闡釋“人”這一主體的名詞，進而指出神是人的本質的異化，并針對由這一異化所引發的種種不公平現象強調人應用意志和努力去“改革”它們，而不是去“信仰”一個彼世，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高揚了人的第一性。由此，這一內含著唯物主義意蘊的人本質論在其所達到的理論高度上賦予了費爾巴哈人本主義以進步色彩。正如恩格斯晚年對其理論貢獻的肯定：費爾巴哈使黑格爾思辨哲學的“魔法被破除了；‘體系被炸開并被拋在一旁了，矛盾既然僅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決了”^[12]。

理論的認識與批判為新唯物主義的建構奠定了前提。在沿著費爾巴哈所開辟的“唯物主義”道路繼續前進時，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矛盾便出現了。馬克思指出，“就形式講，他是實在論的，他把人作為出發點；但是，關于這個人生活的世界卻根本沒有講到，因而這個人始終是在宗教哲學中出現的那種抽象的人”^[13]。顯然，費爾巴哈由于撇開歷史的進程而無法把握人的本質的實質，因此便只能在宗教神學的窠臼中尋求理論依據，宗教感情就此被固定為獨立的東西并上升為人的絕對本質，從而使現實的、單個的、肉體的人僅僅在感情范圍內得到承認，而對于“人的關系”的其他方面卻一無所知。有鑒于此，在搭建新唯物主義理論架構的過程中，馬克思認為必須從理論源頭摧毀費爾巴哈唯心史觀的出發點。為此，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就“神的本質就是人的本質”的理論觀點進行了無情的批判，明確提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質”^[14]，這一具有重大創新性的政治論斷徹底解構了客體規定主體的人的本質的界定方式，將新唯物主義建構在了科學的實踐觀之上。由此，自由自覺的勞動成為了人區別于動物的類特性，而以人的感性活動為基礎所形成的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構成了人的本質。在“現實的人”的核心概念得以明確的前提下，歷史成為內置于“群眾的活動”的人類歷史，它使對于科學歷史觀的闡釋始終由人出發并圍繞人來展開?；谶@一理論原則，馬克思在科學揭示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基礎上提出，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15]，通過積極建立新世界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由此賦予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以崇高的歷史使命。

由上可知，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的本質的認識，不僅是對于德國古典哲學關于人的本質認識的理論“顛倒”與揚棄，也是對于無產階級解放斗爭實踐的現實描摹。建基于科學實踐觀之上的唯物史觀并不是“價值無涉”的“中性”的理論，而是伴隨著人的一系列問題的揭示與增擴，逐步確立了唯物史觀的根本性價值取向——圍繞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的邏輯建構而形成的理論體系，與歷史發展客觀規律性原理共同組成唯物史觀的兩大基本支柱，由此撐起唯物史觀理論的全部內容，構成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價值維度。對此，西方學者麥克萊倫也持同樣觀點，他認為“馬克思在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價值兩方面都是思想巨人”^[16]，高度肯定以價值取向引領科學認識的唯物史觀理論體系的嚴密完整性。在由人本價值取向所搭建的理論框架的統攝下，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作為總體性價值取向以其高度的包容性不斷發散和豐富其價值內涵，現實認證著理論“改造世界”的價值功能。

二、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的價值意涵

理論前提的建立確證了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的理論建構的現實性和科學性，為這一價值學說的邏輯深化提供了質的規定和理論邊界，使其價值意涵的形成和豐富在革命斗爭實踐中始終遵循“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發展方向，進而使“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思想本質在不斷的邏輯演繹中凸顯其價值取向，逐步強化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的理論原則。

1.“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使命

19世紀，資本主義社會因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社會財富，但處于雇傭勞動制度下的工人階級卻由于極度貧困而無法維持自身生存。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尖銳對立中，形成于廣大人民群眾擁護下的無產階級政黨莊嚴宣告了其“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價值初心，旗幟鮮明地表明人民立場是其根本政治立場，為人民求解放、謀幸福就是無產階級政黨的崇高價值追求。

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如此明確地強調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立場，與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殘酷剝削及其政治統治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密不可分。特別是自工業革命以來，資本的快速擴張使無產者的勞動失去了任何獨立的性質，工人群眾作為資產階級的附屬品已徹底喪失人的本質，其突出體現在：資產階級政黨盡管號稱是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但實質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壓迫群眾的統治工具。譬如恩格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一文中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宗教作為服務于資本增值的“人民的鴉片”迫使工人階級在“完全的精神奴役中成長起來”^[17]，工人因缺乏形成自我意識的社會條件而對自身利益一無所知。不僅如此，恩格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進一步批判道，由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勞動把人當作具有商品規定的人生產出來，其結果是，“工人不僅在身體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也遭到統治階級的摒棄和忽視”^[18]。對此，恩格斯基于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深入分析指出，工人擺脫舊政黨的支配的唯一辦法便是表現出工人階級解放的條件，“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19]，進而明確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斗爭是創造人的解放條件的唯一途徑。

在批判資產階級政黨統治實質的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強調，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就是要以獨立的政治形式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從而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改造社會生產屬性，最終實現人的解放。圍繞這一目標的實現，馬克思、恩格斯首先對所謂“那些公開說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應當由仁愛的大小資產者從上面來解放”^[20]的資產階級論調進行了嚴厲批判，明確提出“無產階級能夠而且必須自己解放自己”^[21]，將階級斗爭意識的樹立確立為工人運動的首要任務，為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奠定必要的思想前提。隨后，馬克思、恩格斯結合巴黎公社的斗爭經驗，強調工人掌握領導權是革命取得勝利的核心關鍵，要求無產階級政黨在實際斗爭中必須牢牢掌握領導權。這是因為在恩格斯看來，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必然要經歷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惟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建立新社會，才能以所擁有的一切手段來為生產資料轉歸公共占有而斗爭，徹底實現人的解放。

針對未來新社會如何維護群眾利益的根本性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進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具體的要求。馬克思首先明確了新政權的政治屬性，他在《法蘭西內戰》一文中明確提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在于其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馬克思在這里強調，新的政治形式鏟除了資產階級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實現了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它使土地和資本完全變成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工具，由此，社會生產由于擺脫了階級屬性而使工人在人類歷史上首次成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自覺的主體。正是由于具備了與資產階級政黨完全不同的“走向屬于人民、由人民掌權的政府的趨勢”^[22]，新社會盡可能地賦予了人民以一切權利。譬如：公社的第一個法令就是以人民武裝取代常備軍；國家機關的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等一切職位均由普選選任，選舉者具有隨時罷免的權力；公社所有公職人員無論職位高低均被支付同等工資，等等，這些均體現了新政權是服務于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的統治工具。不僅如此，恩格斯進一步強調，新政權的徹底的人民性體現在對完整的人的塑造上，他由此提出無產階級政黨滿足群眾精神文化需要的要求，即新的國家政權在鏟除舊政府的物質力量后要迫切地摧毀其精神力量，以此確保教育完全不受教會和國家的干涉而對全民免費開放，這樣，工人便“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23]，充分地體現了無產階級政黨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執政初心。

2.人民群眾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有決定意義的力量”

在馬克思所創立的新唯物主義那里，廣大群眾是推動社會變革進而創造歷史的“有決定意義的力量”①。馬克思在考察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中，針對唯心史觀所奉行的“精神決定論”指出，歷史“并不擁有任何無窮無盡的豐富性”，“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并為這一切而斗爭的……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24]，進而以新世界觀為精神武器，在批駁資產階級對群眾的歪曲和詰難中高揚群眾合力之強大。

在人類歷史中，群眾一度被資產階級當作最愚笨、軟弱的群體而置于歷史之外。馬克思、恩格斯堅決批駁了這一行為，他們基于科學的實踐觀明確提出群眾是人類社會中有決定意義的力量，其突出體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尤其是資產階級革命所取得的勝利無不是依靠群眾力量而實現的，但這一事實卻在資產階級話語體系中呈現為一種價值悖論：在基本立場上，針對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開展，資產階級普遍采取堅決的不信任態度，他們認為“貧窮的、軟弱無力的、‘無教養的工人怎么能夠自己取得解放呢”^[25]！進而將自身作為“解救”工人的唯一力量，這是因為“對他們說來，工人階級是原料，是一堆雜亂的東西，要使它成形，須經他們的圣靈的吹拂”^[26]。然而，通過對資產階級大量革命失敗事例的深入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發現，沒有工人階級的信任和參與，資產階級革命注定失敗。譬如在《維也納革命》一文中，馬克思指出，盡管維也納革命因其產生的一定影響打亂了反革命進攻的全盤計劃，但卻由于資產階級不信任工人階級，這次革命即使不遭到失敗，至少也會陷于癱瘓。又如恩格斯在《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強調，盡管資產階級歷來為維護自身利益而壓制群眾力量，但每當資產階級革命面臨嚴重威脅時，資產階級就強烈意識到缺乏群眾支持他們就要失敗，這時，“資產階級曾經盡力想把他們排擠到后面去的工人階級，現在被推到斗爭的前列，他們進行了戰斗而且獲得了勝利”^[27]，等等。大量事實表明，工人階級始終是抵抗運動中最強有力的因素。關于這一點，馬克思在《倫敦飯店中的群眾大會》一文中援引憲章派領袖厄內斯特·瓊斯反對資產階級革命家貶低群眾時所發表的論述，強調工人階級有足夠力量來摧毀任何一個運動。馬克思在肯定工人力量的同時喻指，“不得不依靠人民的支持”——盡管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己經不是第一次了”^[28]，但卻仍僅僅作為一種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勉強的手段”而存在。在資產階級那里，群眾始終是被“忘記了最偉大的力量人民”^[29]，因而其主體地位在資產階級話語體系中始終處于被遮蔽的狀態?；谝陨鲜聦?，馬克思、恩格斯把群眾信任和支持作為無產階級政黨推翻舊政權進而建立新社會的根本力量。因此，在《流亡者文獻》一文中，針對布朗基主義者主張憑借主觀意愿而不是通過爭取群眾支持來獲得政權的行為，恩格斯指出這正是“真正的革命者”區別于“庸俗哲學家”的所在之處，再次重申了無產階級政黨毫不動搖地堅持“相信人民‘乃是我們的力量之所在”^[30]的基本立場。正是由于無產階級領導者懂得人民是時刻準備著發動革命的，堅信人民群眾具備參與革命的覺悟、熱情和能力，工人運動在世界各地相繼取得了積極性進展，其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已展現出強大的斗爭潛能，因而天然地肩負著奪取和鞏固新政權的歷史使命。為此，在《在<人民報>創刊紀念會上的演說》一文中，馬克思就新社會的權力主體問題指出，要使社會的新生力量發揮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工人階級來掌握它們，旗幟鮮明地將工人群眾看作唯一能夠改造舊社會的徹底革命的先進群體。隨著工人群眾力量的不斷激發，馬克思在《西班牙的革命》中進一步將“農民熱烈支持革命”作為社會發展的“進步的征兆之一”，并明確指出，這種“進步性”充分體現在，即使是對于不識字而沒有可能表現出任何有效主動精神的農民來說，其仍然是無產階級運動強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因為在馬克思看來，當無產階級革命取得與農民的聯盟后，便會以一種持久的、引起偉大歷史變遷的行動推動革命取得偉大進展。

3.群眾滿意是無產階級政黨的價值準則

無產階級政黨要從人民群眾的意愿出發建立新政權。是否尊重群眾意愿是區分政黨政治立場的重要評判標準。資產階級作為雇傭勞動制度的崇尚者，其全部社會生活體現為一種“顛倒的世界觀”。馬克思對此進行了深刻的分析與批判，譬如他在《<萊茵報>編輯部為<論新婚姻法草案>一文所加的按語》一文中就資本主義社會法律的制定指出，法律“不是按照對象世界所固有的規律來對待世界，而是按照任意的主觀臆想和與事物本身無關的意圖來對待對象世界”^[31]。馬克思經過分析發現，資本主義社會包括法律制定在內的一切資產階級政治行為均是在利己主義原則的主導下設定了從“抽象的人”出發的政治立場，其典型特征是使一切社會生活的組織對“全國人民的絕望的呼聲置之不理”^[32]。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下，恩格斯指出，“工人逐漸變成了像水一樣缺乏自己意志的東西”^[33]，不但其個人意愿無法得到回應，甚至不具備維護自身利益的政治形式。在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上，馬克思指出，工人階級通過暴力革命所奪取的新政權是無產階級依據自己的目的和意圖確立的新的社會形式，它使人民群眾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得以確認自身的政治身份。

新社會要依據人民意愿來建設。建立在批判基礎上的新社會在價值取向上與資本主義社會具有根本的不同，其徹底性在于，它將工人階級的現實狀況作為一切社會運動的出發點貫穿于社會變革的各領域。因此，從打破服務于合法化私有制的統治工具入手，馬克思指出，新的社會形式要“使法律成為人民意志的自覺表現，因而是同人民的意志一起產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創立”^[34]，使社會上層建筑代表并維護工人群眾的利益要求。不僅如此，新社會的國家權力機關的設置也要使“‘人民的意志有可能‘自由地、公開地、有力地表達出來……”^[35]，確保人民意志切實得以維護，等等。由此看出，新社會的建立為無產階級主體意識的覺醒和提升提供了充分的社會條件。隨著無產階級愈發強烈地意識到有產階級對社會權利的壟斷，無產階級便愈發明確地具有建立自身生活世界的主人翁意識，即“人民要以自己的意志來指導自己的生活、安排自己的工作。創造自己的幸?！?sup>[36]，由此，人的發展的理想狀態首次在無產階級政黨的堅強領導下得到了實現。

新政權的鞏固必須立足于人民利益，以人民滿意為評判標準。資本主義社會總是充滿了因敵視人民利益而導致革命失敗的事例。如在1851年9月，馬克思在給魏德邁的信中針對意大利民族解放斗爭明確指出，由于意大利資產階級革命家馬志尼所制定的政綱和策略沒有“從農民的利益出發”來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意大利民族解放斗爭因而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失敗?；趯Y產階級價值取向的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在領導無產階級建立新政權的過程中始終以人民利益和人民滿意為出發點。譬如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馬克思指出新社會區別于舊社會的顯著不同就在于社會公職人員是“社會的公仆”即“公社的勤務員”，人民群眾由于作為權力主體管理著國家的一切。在此基礎上，恩格斯在1891年《致卡爾·考茨基》的信中提出，廣大群眾應基于明確的主體意識來要求黨內官吏為自己服務，而不是對“自己的仆人”“百依百順地服從他們，而不進行批評”。就對公職人員的監督，馬克思進一步指出，伴隨著舊社會的消失一切官僚陋習及特權都應同時消失，強調新社會一切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于工人工資的薪金，而人民在自身合法權益的許可規定下可對國家機關的公職人員進行隨時的罷免，等等。由此，群眾成為評判國家的精神及國家意圖是否符合人民利益的“唯一判斷者”，它使新的社會形式完全“依照人的方式……來安排世界”^[37]，充分體現了無產階級政黨對群眾滿意價值準則的高度堅守。

4.人民共享社會發展成果是無產階級政黨的價值旨歸

基于對人民主體地位與力量的科學認知，馬克思、恩格斯在構想未來社會發展形態時提出，共產主義社會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38]，它以每一社會成員無差別地享受社會財富為價值旨歸。這是因為，在以往的價值觀念中，資產階級為維護自身利益在處理社會矛盾時總是奉行改良派式的柔和手段，其因不觸及社會制度而不具備解決矛盾的可能?；诖?，恩格斯在構想未來社會發展方式時直截了當地將社會主義任務明確為實現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這一政治論斷及其實現不僅徹底消除了資產階級的經濟壟斷特權，更實現了工人群眾的社會主體地位。

由此，在共產主義社會分配理念的指導下，人人皆因從事生產活動而共同占有社會財富。馬克思對此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任何個人占有社會財富都必須建立在參與社會生產的基礎上，這樣，“生產者的權利是同他們提供勞動相交換的勞動成比例的”^[39]，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社會福利。除了在經濟層面推行改革，馬克思、恩格斯的共享價值理念更注重于對社會倫理的塑造。他們提出，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隨著社會財富的充分涌流，社會分配將由“按勞分配”過渡到“按需分配”。這是因為，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強調，無產階級政黨所設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目標在其本質上就是價值論上的延展與闡釋，它承認并充分尊重與包容個體體力、能力和天賦等的自然差異。因此，在由共產主義社會初級階段過渡為高級階段的過程中，“按勞分配”作為價值手段服務于“按需分配”價值目標的實現，而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便是個體共享社會財富的更高水平的體現。馬克思、恩格斯就這一“更高水平”的概念的相對性進行了具體的闡述：相對于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的生存困境現象，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產主義社會不僅生產生活必需品，而且生產奢侈品，兩者作為群眾需要的基本構成使社會生產成為“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受”^[40]。不僅如此，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對教育的壟斷與愚民政策的推行，共產主義社會還力圖通過廣泛的公共的社會教育使科學擺脫階級偏見成為工人的基本權利，由此人人獲得了“享受和消化的精神食糧”^[41]的基本權益。隨著廣大人民群眾實現了需要層面的滿足，人人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分配和管理，這樣形成于“財富共享”基礎上的“權力共享”就在“相對性”的不斷超越中推動了馬克思、恩格斯價值共享的整體發展水平。

三、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的當代價值

作為創新型馬克思主義政黨，習近平強調，中國共產黨不僅要明確“為什么人”的價值認知問題，更要解決好“怎么辦”的理論創新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基于高度的理論自覺將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的理論原則抽象概括為“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理論”^[42]的時代話語，并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完成新征程的歷史使命“必須堅持人民至上”^[43]，力求在其價值統攝下推動這一“邏輯前提”的展擴：

以“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44]引出“現實的人”的核心概念，進而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來肯定人的本質的多重屬性，并以“勞動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凸顯人的社會性，最終形成了基于復雜社會關系之上的“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心的沖突和掙扎”的人的本質的總體性闡釋。對這一理論原則的描摹和堅守，直接推動了以人民為中心思想和人民至上價值理念——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的時代性創新成果的生成，進而在其理論邏輯的延伸下通過“不同的形式和內容”促進其理論內涵的豐富。

首先，堅定人民立場，始終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人民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政治立場。在無產階級革命斗爭中，馬克思、恩格斯先后提出“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等重要論述，不僅彰顯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人民性政治屬性，更深刻體現了共產黨人為人民謀利益的價值精髓。立足新的歷史起點，習近平將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作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充分表明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堅守。當前，深化對馬克思、恩格斯“為了人民”的理論立場的堅守，要求我們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人民主體思想的唯物史觀邏輯”^[45]，積極捍衛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人民立場，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把人民要求、人民向往自覺融入黨和人民的事業中，做到民之所向即黨之所行，民之所盼即黨之所急，將人民群眾作為我們黨治國理政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切實踐行為人民謀利益的價值使命，在不斷提升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中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高水平的發展。

其次，密切聯系群眾，將人民作為黨的事業發展的根本依靠力量。無產階級是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進而建立一個新世界的革命性力量。馬克思、恩格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對此形成了豐富的認識，提出“只有工人階級是革命的最徹底的真正的戰斗力量”^[46]、廣大群眾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有決定意義的力量”等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無產階級政黨“依靠人民”的強大政治優勢。在新的歷史階段，我們重溫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依靠人民”的重要論述，就要在認識層面牢牢樹立團結和依靠人民的思想共識，將人民群眾作為“黨執政的最大底氣”^[47]，“用13億人的智慧和力量匯集起不可戰勝的磅礴力量”^[48]，從而推動和實現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和國家發展的新任務新目標。

最后，堅持人民共享價值準則，把人民滿意作為評判黨的執政成效的唯一標準。黨的執政的價值準則和評價標準是衡量黨的政治底色的試金石。作為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無產階級政黨，馬克思主義政黨堅持共享價值理念與人民評判價值標準，提出“活動和享受……都是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受”“人民歷來就是……唯一判斷者”等重要論述，無疑為共產黨人建立和鞏固未來社會新政權提供了明確的價值指引。當前，我們學習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民共享”“人民評判”的重要論述，就是要將其作為價值準則自覺融入黨的執政實踐。對此，習近平指出，“國家建設是全體人民共同的事業，國家發展過程也是全體人民共享成果的過程”^[49]，要求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從人民意愿出發，將人民滿意作為評判黨的執政成效的唯一標準，切實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落實，推動人民美好生活走向更高的發展階段。

綜上所述，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在其邏輯前提的確立下形成了自身的理論原則，為這一價值學說的邏輯深化提供了本質規定和理論邊界，使其價值意涵的建構與豐富遵循著特定的發展方向，現實推動著這一理論的邏輯延伸。習近平在《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提出要以“理論創新”回答“人民之問”的時代課題，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正是在這一原則的引領下推動了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的中國化發展，催生了以人民為中心思想和“人民至上”價值理念的生成。我們相信，在推動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趕考路上，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必將以新的實踐不斷推進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的邏輯延伸，以更為豐富的理論創新成果指導當代社會發展，從而在“理論-實踐”的積極互動中彰顯出馬克思恩格斯“人民至上”論的生機與活力。

注 釋

①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說明”中，馬克思根據群眾斗爭的實際經驗，指出19世紀革命斗爭中“有決定意義的力量是無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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