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區時期中央黨校干部教育研究

［摘 要］中央黨校是中國共產黨開展干部教育的重要陣地，在黨和國家的建設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蘇區時期創辦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作為中央黨校的源頭，其干部教育實踐以理論文化教育、軍事技術教育、社會實踐教育為主要內容，形成了黨政高度重視、因時因地制宜與理論聯系實際的鮮明特色。在革命戰爭的艱苦環境下，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干部教育不僅為革命事業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領導干部，緩解了蘇區干部數量不足和水平不高的問題，推動了蘇區的建設發展，還奠定了中央黨校發展建設的基礎，為中央黨校的干部教育工作積累了初步經驗。

［關鍵詞］中央黨校；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蘇區；干部教育

［中圖分類號］D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7544（2023）07-0023-08

［作者簡介］陳玉，南昌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治理體系研究”（20BDJ046）

中共中央黨校（以下簡稱中央黨校）是黨員干部成長的搖籃。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中央黨校為我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培養了大批領導干部，在堅持黨的思想路線、推進黨的理論創新中作出了重要貢獻，為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特別是推進改革開放發揮了重要作用”［1］。蘇區時期在瑞金建立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作為中央黨校的“源頭”，是中國共產黨組織較大規模黨校開展干部教育的首次實踐。而目前學界關于蘇區時期中央黨校干部教育的研究成果多散見于黨校歷史追溯的相關章節中，對蘇區時期中央黨校干部教育的系統性研究較少?；诖?，本文立足于前人研究基礎，系統考察蘇區時期中央黨校的干部教育，追溯中央黨校干部教育的歷史根源。

一、蘇區時期中央黨校干部教育的緣起

黨員干部是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中堅力量，中國共產黨從成立時起就十分重視依靠黨校開展干部教育工作。蘇區時期，處于農村區域的廣大革命根據地在頻繁革命戰爭的影響下，本就面臨著干部數量不足和水平不高等問題。隨著蘇區范圍的逐步擴大、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蘇區發展有了相對穩定的環境，但與之伴隨而生的是國家治理對干部數量與質量的更高要求。

（一）黨校教育發展的前期積淀

中國共產黨在自身發展建設過程中十分重視黨校在干部教育培訓中的作用。早在1924年，中國共產黨就已經認識到設立黨校加強干部教育的重要性。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對建立黨校作出了具體部署，要求各地區結合實際情況，開設以工人為主要力量的普通黨校和以文化水平較高、有實際工作經驗同志為主要力量的高級黨校，并就黨校設立工作進行了多次催促，要求“普通及高級黨校，照我們現在的力量都可辦到，務要實行?！保?］1926年，中央又作出“在北京及廣州各辦一長期黨?！焙汀皽浵娑跛膮^都即須設立普通黨?！钡臎Q定。［3］在中國共產黨對黨校發展的高度重視下，黨校教育在這一時期以地方黨校的形式付諸了實踐（見表1）。

除地方黨校外，中國共產黨在早期革命中也曾進行過創辦中央黨校的嘗試。1927年5月，中共五大首次作出了在黨內創辦中央黨校的決定，“決定將中央黨校的地點放在武昌，每期學習時間為半年，人數為300人”［5］。但由于汪精衛于7月15日發動反革命政變，本定于7月底開學的中央黨校在這一時期因革命形勢的變化而未能付諸實施。

在蘇區發展前期，黨校也在干部教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1931年中央要求“在各蘇區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須設立一個以上的黨校，培養黨、蘇維埃與職工會的中等干部”［6］。在這一要求之下，1931年至1932年各蘇區先后創辦了各種形式的地方黨校，如：中共湘贛省委黨校、湘鄂贛臨時省委黨校、贛東北省委共產主義學校、湘鄂西省委黨校等。與此同時，中央蘇區也開辦了蘇維埃工作人員訓練班，這一訓練班成為了中央黨校建立的重要基礎。

地方黨校的設立發展與中央黨校的創建嘗試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初期對黨校干部教育工作的初步實踐。這一早期的初步探索實踐，雖然因革命發展環境限制存在許多局限性因素，但其為中央黨校的建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經驗啟示。

（二）加強干部教育的迫切要求

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一直面臨著干部緊缺的困境。早在1929年，紅四軍就“因長期的斗爭，損失太多，各級軍官各級政治人員都十分缺乏”［7］，請求中央及時派遣工作人員到蘇區，但僅僅依靠中央的干部派遣無法滿足蘇區發展的現實需要，因此“培養與訓練新的干部”［8］成為了蘇區發展的迫切需求。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后，蘇區發展對于干部需求的增加與國民黨頻繁“圍剿”以及蘇區在前期發展中受“立三路線”影響所造成的干部數量緊缺態勢矛盾交織。蘇區迫切需要大量干部“建立或加強各省委的領導與中心城市的組織，鞏固或改造各個蘇區黨的委員會，建立中央局及各分局，建立紅軍政治委員制度和加強政治部工作，加強軍事領導，恢復各種群眾組織及其黨團工作，幫助青年團獨立組織的恢復，建立巡視制度和代表制度等?！保?］干部需要的增加與干部數量的缺乏使蘇區陷入了干部恐慌的窘境，嚴重限制了蘇區的發展建設。

與干部數量緊缺同時存在的是干部質量的問題。根據1933年中共中央的統計分析，江西省16個縣級機關419名干部中，籍貫為興國、公略、贛縣和勝利縣的干部占總數的42%，1933年入黨的干部占到了85%。［10］從這里可以看出，建立在農村環境下的廣大蘇維埃區域，干部的主要來源是蘇區內部發展起來的農村黨員，但這些在蘇區內部選拔出來的黨員干部普遍存在文化程度偏低、政治理論水平不足的問題。據中央黨校第二期高級班學員李堅真回憶說：“當時，黨校的學員有許多工農出身的干部，文化程度低，有些不常用的字不認識，有些詞不理解?！保?1］學員譚啟龍也說到在參加黨校學習之前，只有“樸素的無產階級感情”［12］，而缺乏系統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干部數量與干部質量的雙重困境，使進一步加強干部教育成為蘇區建設發展的迫切要求。

（三）建立中央黨校的現實可能

在中央黨校建立之前，黨校的發展因革命形勢與地域因素的限制，一直處于地方黨校和短期訓練班范圍，即使在1927年5月中共五大作出了在武昌建立中央黨校的決定，但終因革命形勢的發展未能付諸實施。

1931年10月，隨著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贛南、閩西兩片蘇維埃區域完全連成一片，中央蘇區的地域逐步擴大，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于同年11月正式成立，蘇維埃革命進入了相對穩定的狀態，發展建設如火如荼。到1932年春，僅中央蘇區就轄有江西、福建兩省29個縣，“全蘇區總面積約有7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340萬人”［13］。在這一發展階段，蘇區雖然面臨著國民黨“圍剿”形勢的加劇和更為嚴重的經濟封鎖，但土地革命的落地實施和較為穩定的革命根據地基礎為蘇區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隨著紅軍籌款任務的取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承擔起了經濟建設的重任，掀起了蘇區經濟發展的高潮。較為穩定的政權環境和經濟發展趨勢的向好為中央黨校的建立提供了客觀基礎。

革命形勢的穩定也推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蘇區的廣泛傳播。在艱苦的條件下，蘇區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宣傳擺在了文化建設的重要位置，先后翻印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論列寧》等經典著作，出版了《共產主義ABC》《列寧主義概論》《馬克思主義淺說》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通俗讀物，同時還編印了《共產黨與共產黨員》《中國蘇維?！贰墩喂ぷ鳌贰陡锩ＷR》《蘇維埃經濟政策大綱》等政治讀物。這些著作的翻印、出版為中央黨校開展干部教育提供了重要素材。隨著蘇區中央局在瑞金的設立和1933年中共臨時中央局遷往中央蘇區，中央蘇區先后增加了許多具有較高文化素養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領導干部，“他們中包括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金維映、劉少奇、項英、任弼時、何叔衡、左權、蕭勁光、博古、張聞天、陳云、李維漢、楊尚昆、瞿秋白等”［14］。這些人的到來為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建立提供了優質的師資隊伍。

二、蘇區時期中央黨校干部教育的實踐

1933年3月13日，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即中央黨校前身）在江西瑞金葉坪洋溪村的一所民宅正式創辦。雖然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在中央蘇區僅存在了短短一年多時間，但卻在革命戰爭的嚴峻形勢下，開展了干部教育的生動實踐。

（一）蘇區時期中央黨校干部教育的主要內容

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作為蘇區時期的中央黨校，其干部教育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從創辦時起就明確了黨校的三大宗旨，“一是要培養無限忠誠于黨、忠誠于工農大眾的干部；二要學習馬列主義，總結親身革命經驗，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三要鍛煉思想意識，洗掉舊社會帶來的臟東西，使大家能適應土地革命戰爭的需要，為徹底粉碎國民黨反革命‘圍剿做出貢獻”［15］。在這一思想的引領下，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拉開了干部教育的帷幕。

一是理論文化教育。這一時期干部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蘇區干部隊伍的政治理論水平和文化知識素養，為蘇區發展培養一批堪當大任的黨員干部。理論文化教育自然被擺在了中央黨校干部教育的首要位置。黨校的理論文化教育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為重心，同時針對新干部文化水平較低的現實情況還開設了文化知識教育課程，各班的課程設置根據實際情況有所不同，但都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蘇維埃建設、歷史、自然科學常識等內容為主。根據羅明的回憶，這一時期中央黨校設置的主要課程有“馬列主義原理、政治經濟學、政治常識、中國革命史、西方革命史、黨的建設、工人運動、婦女運動、白區工作、經濟建設、自然地理、語文、軍事、唱歌等”［16］。理論文化教育除課堂講授外，另外一個重要方式便是學員自主學習，學員通過學校派發的《左派幼稚病》《共產主義ABC》等著作進行自學。與此同時，學校還開展了多種多樣的理論研討活動引導學生自學，如：先后邀請董必武、張聞天、博古等領導干部，講授巴黎公社、中國蘇維埃政權的現在與未來、目前紅軍建設中的幾個基本問題；以黨校為基礎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常態化開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研究學習。

二是軍事技術教育。在革命戰爭環境下建立起來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雖然多數學員都是在戰爭中成長起來的，但是軍事教育依然是黨校開展干部教育的主要課程。在這一時期，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實行準軍事化管理，由劉振亞任軍事教官，“學員們統一服裝，有槍的拿槍，沒槍的拿梭標，每天早上出操，進行軍事訓練，學習軍事知識”［17］。軍事訓練以步兵操練為主，“也經常外出練習野戰。有時候晚上上課，講如何利用天空的星座判斷方位，使所學軍事知識能運用于實戰?！保?8］除實操性的軍事訓練外，黨校還開設了軍事理論課程，朱德、項英等都曾到過學校講授軍事理論。

三是社會實踐教育。蘇區時期，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高度重視將理論聯系于實際，在實踐中進行干部教育。黨校在干部教育中設置了專門的社會實踐環節，例如：1933年7月，學校安排第一期高級班學員利用一個月的時間，“到贛粵邊會昌縣以生產醬油出名的筠門嶺鎮去學習，以提高學員實際工作水平和協助擴大紅軍、征購糧食”［19］。除系統的社會實踐安排外，黨校還利用業余時間結合蘇區建設實際進行實踐教育，“星期六和星期日，學員、干部全體出動為附近紅軍家屬義務勞動。每到插秧、中耕和收割等農忙季節，也都全體出動，幫助農民勞動”［20］，與周邊群眾建立了密切聯系。同時，黨校學員還積極參與蘇區擴大紅軍、購買公債等運動，在提高實踐能力的同時，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領作用。如：黨校在“八一”紀念日，向紅軍捐獻386雙草鞋［21］，黨校反帝擁蘇互濟會為援助東北義勇軍積極開展募捐活動。

（二）蘇區時期中央黨校干部教育的鮮明特點

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雖然僅存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但其根據蘇區建設發展實際，結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干部教育政策，逐漸形成了干部教育的鮮明特點，為中央黨校的干部教育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是黨政高度重視。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所由黨、政府、工會合辦的較大規模黨校，因此受到了高度重視，在開學典禮時“少共中央局，中央政府與全總執行局代表均有重要演說”［22］，其校長也先后由董必武、張聞天、李維漢等擔任。在黨校的日常教育中，因專職教師較少，黨校開設的課程主要由兼職教師講授，這些兼職教師則以領導干部為主，如：“博古（秦邦憲）講《聯共黨史》；洛甫（張聞天）講《中國近代史》（后來在整個講義的基礎上編成《中國近代史》）；董必武講《西方革命史》；徐特立講《世界歷史地理》；《黨的建設》先后由羅邁（李維漢）、羅明和鄧穎超講；《列寧主義問題》由凱豐（何克全）講；《蘇維埃建設》和軍事課由項英講；工人運動課由劉少奇和陳云講?！保?3］除此之外，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也都曾到學校講授課程。同時，黨校的建設發展也備受蘇區中央局關注，據羅明回憶“當時蘇區中央局對黨校是非常關心的，羅邁同志經常來校參加會議指導和檢查工作，還要我經常前往中央局向他匯報。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楊尚昆同志也經常來參加會議，指導工作?！保?4］

二是因時因地制宜。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承擔著這一時期縣級干部和省級干部培養的重任，其學員都是由部隊和地方擇優選送過來的。在干部教育過程中，學校根據工作性質、文化水平，將學員分為三種不同性質的班級：新蘇區工作人員訓練班，學習時間為2個月；黨、團、蘇維埃、工會工作訓練班，學習時間為4個月；高級訓練班，學習時間為6個月。［25］這樣的做法切合了蘇區干部教育的需求，既滿足了不同層次干部培養的要求，又根據不同的班次靈活設置了培訓時間的長短，有力地緩解了蘇區干部緊缺的困境。在日本對中國侵略愈演愈烈時，學員們將革命形勢與自身學習相結合，“密切關心時局的發展，對日寇的侵略極為痛恨，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妥協投降也極為憤恨。學習中他們討論如何反抗日寇侵略的問題”［26］。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形勢越來越緊張，黨校的處境也十分艱難，黨校依然在艱苦環境之下因地制宜開展干部教育工作，“形勢好，就在教室里講課；形勢一緊張，就要上山鉆樹林子，頭上戴著草編的偽裝帽，隨時準備轉移，一邊還要聽課記筆記”［27］，為解決因經濟困難而造成的生活問題，黨校師生自力更生“種菜養豬，養雞養鴨，做豆腐等?！迸c此同時，黨校還特別注重與畢業學員的聯系，“了解他們的工作狀況，收集他們的工作經驗，征求他們對黨校工作的意見”，以便根據實際反饋，及時調整干部教育工作，提升黨校干部教育的實際效果。［28］

三是理論聯系實際。理論聯系實際是黨在長期實踐中鍛造出來的優良作風，也是中央黨校貫徹至今的辦學原則。蘇區時期，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結合蘇區發展實際，通過在干部教育中設置系統化的社會實踐環節，鼓勵黨校學員與周圍群眾密切聯系，安排學員參加擴大紅軍、推銷公債等實際任務，探索出了革命戰爭環境下黨校干部教育的實踐經驗，既有力地提高了干部實際工作能力，又緩解了蘇區發展過程中的干部緊缺困境。

三、蘇區時期中央黨校干部教育的作用

193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創辦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標志著中央黨校的誕生。雖然這一時期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干部教育工作受革命環境所限在許多方面還有很多局限性，但其依然在黨的干部教育培養和黨校發展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一）熔爐：錘煉干部與推動發展

蘇區時期，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主要培養對象是省、縣級黨員干部，這些接受培訓的黨員干部作為地方治理的主要負責人，其治理能力的高低直接關乎到了蘇區的建設和發展。而這一時期的干部培訓教育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黨員干部的思想理論水平和政治工作能力。正如譚啟龍所回憶，他在這一階段“不僅學習和掌握了大量的文化知識，開闊了視野，更重要的是明白了一個革命者應該怎樣戰斗，樹立什么樣的世界觀”，通過黨校教育，“思想產生了一個新的飛躍，明白了革命的目的是為天下勞苦大眾求解放，是為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制度，是為實現無限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而奮斗，從而使自己真正樹立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29］。黨校的大熔爐使這些剛剛參加革命的領導干部在文化水平和政治素養上得到了提升，為培養出一批堪當大任的黨員干部奠定了良好基礎。

與此同時，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將理論聯系于實際，推動干部教育工作與蘇區現實發展相結合的做法，還為蘇區的建設發展貢獻了一份力量。他們在擴大紅軍、慰勞紅軍、購買公債、退還公債等急難險重的任務中主動承擔起責任，發揮出了良好的宣傳鼓動和示范引領作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前方的革命戰爭、推動了蘇區的建設發展。黨校學員畢業后，在各自工作崗位上自覺承擔起了打贏革命戰爭、建設蘇區的使命，在各條戰線上利用所學發光發熱。在長征途中，尚未畢業的黨校部分學員被編入了中央軍委第二縱隊的干部隊，在長征中一直擔負著保護黨中央的職責。

（二）源頭：奠定基礎與積累經驗

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西考察時指出，“要從瑞金開始追根溯源，深刻認識紅色政權來之不易，新中國來之不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之不易”［30］。這所于1933年在瑞金葉坪洋溪村的一間民宅里建立起來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便是中央黨校的“源”與“根”，它為中央黨校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為中央黨校的干部教育工作積累了初步經驗。

1935年紅軍長征到達瓦窯堡后決定立即恢復中央黨校，其恢復辦學的基礎便是依靠蘇區時期的辦學經驗。中央黨校的主要領導李維漢、董必武、成仿吾、馮雪峰等正是蘇區時期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建設發展的骨干力量，其辦學模式與方法也基本與蘇區時期相同。蘇區時期中央黨校的干部教育同樣也為黨的干部隊伍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許多黨員干部自這時起開始深入接觸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政治理論素養和自身文化水平得到了較大提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許多黨員干部都有在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學習的經歷，如“湖南副省長譚余保、浙江省高級法院院長吳仲濂，就曾經是學習時間為四個月的普通班學員”，“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書記、東北局第一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副主任等職的宋任窮，曾任中共山東省委、福建省委、浙江省委、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譚啟龍，還有朱明、唐天際等人，則是學習時間六個月的高級訓練班學員”［31］。同時，其初步摸索出的理論聯系實際、因時因地制宜、黨政高度重視等經驗做法也一直延續至今，成為了中央黨校辦學發展的優良傳統。

四、結語

從瑞金走來，在革命烽火中建立起來的中央黨校至今已有90年的歷史。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作為中央黨校的“源”與“根”，不僅為蘇區發展培養了一批優秀干部人才，還奠定了中央黨校的發展基礎，為中央黨校干部教育工作積累了初步經驗。從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中共中央黨校到馬列學院、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再到中共中央黨校，中央黨校的名稱幾經變革，但其初心與使命未曾改變。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指出，中國人民大學“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鮮明的紅色基因。一定要把這一光榮傳統和紅色基因傳承好，守好黨的這塊重要陣地”［32］。與中國人民大學一樣，中央黨校也創建于烽火硝煙之中，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鮮明的紅色基因，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們要傳承好這份革命傳統和紅色基因，從中汲取經驗啟示，不斷推動黨校干部教育工作實現新的發展。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暨201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3-03-03（02）.

［2］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3］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4］王仲清.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1—1947）［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5］李曙新，劉承萱.任作民和他的革命一家［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6］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1991.

［7］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

［8］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2）［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9］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3）［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10］余伯流，何友良.中國蘇區史（下）［M］.北京：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11］李堅真.李堅真回憶錄［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12］［17］［23］［29］譚啟龍.譚啟龍回憶錄［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

［13］余伯流，何友良.中國蘇區史（上）［M］.北京：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14］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江西蘇區黨的建設和政權建設（上）［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15］［16］［18］［20］［24］［26］［28］羅明.羅明回憶錄［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19］賴大超.一個紅小鬼的風雨人生：賴大超回憶錄［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

［21］“八一”慰勞紅軍的熱潮［N］.紅色中華，1933-08-16（06）.

［22］馬克斯共產主義學校開學了［N］.紅色中華，1933-03-15（03）.

［25］馬克斯共產主義學校三月十三日開學［N］.紅色中華，1933-03-12（04）.

［27］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成仿吾教育文選［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

［30］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瑞金市人民政府.巨變紅都 不變初心——新中國成立70年瑞金發展紀實［N］.江西日報，2019-09-24（14）.

［31］王漁.回憶中央黨校［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3.

［32］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 堅持黨的領導傳承紅色基因扎根中國大地 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J］.黨建，2022，（5）.

Research on the Cadre Education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During the Soviet Area Period

Chen Yu

Abstract：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is an important position for the CPC to carry out cadre education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he Marxist Communist School established during the Soviet area period served as the source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 its practice in cadres' education took theoretical and cultural education， military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education as the main contents， forming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it， adap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In the hard environ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 the cadre education of Marxist Communist School not only trained a batch of outstanding leading cadres for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number and low level of cadre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viet area，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ccumulating preliminary experience for its cadre education work.

Key words：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Marxist Communist School; Soviet Area; Cadre education

［責任編輯：李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