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商環境研究述評與展望

曹健 譚佳璐 舒偉

【摘要】營商環境是貫穿企業整個生命周期的外部環境綜合體。本文采用文獻研究法， 從營商環境的概念內涵、 現有衡量指標和營商環境建設相關經濟后果三方面對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較為系統的梳理。研究發現， 已有研究成果多聚焦營商環境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包括闡明其發展內涵和研究意義， 探索優化營商環境的實踐路徑和對策， 基于不同主體從宏觀、 中觀和微觀等維度分析營商環境建設帶來的經濟后果， 但仍存在相關理論基礎薄弱、 問題研究論據尚不充分、 工具方法使用較片面等問題。我國實務界有關營商環境的創新試點工作仍有待加強。為此， 本文在對營商環境的相關研究進行述評的基礎上， 進一步結合我國國情提出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以期為我國營商環境建設的創新實踐提供有益啟示， 為政府推進營商環境建設提供相應參考。

【關鍵詞】營商環境；評價指標；經濟后果；中國特色

【中圖分類號】F279.2?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3）18-0153-8

一、 引言

營商環境是市場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環境， 是市場主體的氧氣。新時代營造市場化、 法治化、 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不僅是實現商事制度改革和制度創新的內在要求， 更是助推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自黨的十八大首次提出營商環境建設工作計劃①以來， 黨中央和國務院相繼出臺了多項政策以優化營商環境并取得顯著成效②。特別是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將制度型開放寫入黨代會報告， 明確提出要“穩步擴大規則、 規制、 管理、 標準等制度型開放”， 形成倒逼國內服務市場主體創新發展的強大動力。由此可見， 在新時代背景下， 如何積極釋放市場活力、 營造國際一流發展條件、 服務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是理論界和實務界亟待探討的重要理論與現實問題。

作為涵蓋政治、 經濟、 社會和文化等要素的有機動態系統（王彥東等，2021；曾慧等，2022）， 營商環境長期以來受到實務界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F有學者大多從定性分析角度對營商環境展開研究， 不僅研究范圍受限， 研究主題也較為分散， 尤其鮮有對營商環境相關理論、 中國特色評價指標體系以及一流營商環境建設路徑的綜合分析。政府對營商環境創新試點工作的持續推進不僅對學術界深入開展理論研究提出了新要求， 也為實務界加快開展高水平營商環境建設工作提供了新動力。因此， 本文運用文獻研究法， 對國內外有關營商環境的文獻進行較為系統的梳理（由于營商環境的研究維度較廣，本文不限于檢索分析以“營商環境”為主題詞的文獻，而包含更多相關的次要主題）。鑒于2012年黨的十八大首次將營商環境建設工作提上大會議程， 本文重點研究2012 ～ 2022年10月的國內學術期刊（CSSCI）文獻205篇（相關規范性文章95篇、實證文章110篇）、 國外代表性期刊（SSCI）文獻42篇， 搭建如圖1所示的研究框架。首先， 厘清營商環境的內涵和現有評價指標， 明確營商環境的研究基礎； 其次， 通過文獻研究法， 聚焦國家宏觀、 市場中觀和企業微觀三方面解構營商環境的經濟后果； 最后， 在總結現有研究基礎上指出其局限性， 并對未來研究提出展望。本研究不僅有助于揭示微觀企業視角下營商環境的實證研究成果， 在一定程度上為學術界搭建可供參考的研究框架， 也可為實務界開展營商環境評價和優化營商環境創新試點工作提供一些經驗借鑒。

二、 營商環境的概念界定

營商環境， 又稱商業環境， 是一個內涵豐富、 外延廣泛的概念。從經濟學角度來看， 早期最具權威的解釋從2003年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環境報告》中衍生而出③， 現有研究對其進行了擴展和補充。營商環境的主流定義側重兩方面： （1）影響企業外部環境的要素綜合體， 是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所處的外部環境狀態（張大海和祝志川，2019；“中國營商環境評價研究”課題組等，2021）； （2）影響市場主體開展經濟活動的各種體制機制性要素， 體現為一種基于政府視角的保障企業正常運營的制度性安排（程波輝和陳玲，2020； 公丕潛，2020）。由于各國實踐基礎和制度環境不同， 營商環境的概念界定也存在一定差異。

基于國別思維和區域視角， 國外學者對營商環境的研究起步較早。新公共服務視角下提升政府績效預算是公共服務理論的核心（包國憲和趙曉軍，2018）， 因而從政府視角來看， 世界銀行將營商環境的考察對象確定為“影響企業經營活動的政府規制性因素”。而從政府職能作用的發揮來看， 市場結構和預算軟環境是兩項重要的營商子環境（Asaftei等，2008）。還有部分學者從企業金融服務視角將營商環境界定為一種直接影響企業外部投資回報風險的政策、 制度和行為環境（Stern，2002）。但這些都是基于單一維度的狹義界定。

相較國外研究， 我國對營商環境的理論和實踐研究起步較晚。狹義上的營商環境指包括法律、 政府、 稅收和融資約束等在內的各約束要素（董志強等，2012； 楊暢等，2020）。在借鑒國外諸多相關研究后， 大多學者普遍接受從廣義上定義營商環境， 即市場主體在企業經營周期內面臨的所有外部環境， 泛指企業外部宏觀背景、 商務成本等要素， 其核心是主體治理結構的重建和組織方式的優化。伴隨近年來我國營商環境創新試點工作的持續開展， 營商環境的外延和內涵表現形式日漸豐富， “企業”“政府”和“制度”等關鍵詞占據營商環境研究的榜首。代表性研究包括： 任宗強等（2021）認為， 營商環境是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活動的綜合生態系統； 李穎和張玲（2020）認為， 營商環境是集政府、 市場和社會于一體的制度性公共產品。

盡管學者們基于不同視角對營商環境的概念進行了界定， 但其本質一直是貫穿企業整個生命周期的環境綜合體。相關學者對營商環境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概念框架， 而更關注實質特征、 內涵與外延的系統性剖析， 力圖在基礎概念上形成最廣泛的共識， 在細分領域實現多元化和精細化發展。綜上， 本文借鑒世界銀行2020年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和國務院發布的相關條例， 基于國內各大機構現有營商環境的評價指標共性④， 結合現有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 著眼我國商事制度改革的背景， 將營商環境界定為包含以下六大子維度的綜合系統——政務環境、 法治環境、 公共服務、 金融環境、 創新環境、 社會環境， 即營商環境是涵蓋政務、 法治、 公共服務、 金融和創新五大正式制度以及社會環境這一非正式制度的集合體。

三、 營商環境的測度和評價

現有營商環境評價體系紛繁復雜， 理論界和實務界尚未達成共識。早期學者大都通過實證研究量化營商環境， 但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化， 學者們不再局限于基于制度環境的單一研究， 而是通過綜合性指標對營商環境進行復合測度（Acemoglu和Johnson，2003；Rodrik等，2004）。國際通用和國內實證研究涉及的營商環境評價指標如表1和表2所示。

早期國際主流的營商環境評價主要是基于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治理指數（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這是一套測度了1996 ～ 2020年超過200個國家的量化指標數據， 主要從政府監管、 公眾服務、 法治建設等方面衡量各國（地區）的綜合治理水平和外部制度環境。目前， 全球范圍內測度營商環境最具影響力的報告主要包括兩類， 即《全球競爭力報告》和《全球營商環境報告》。1979年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是全球首個官方的衡量市場主體的營商環境競爭力指數， 主要衡量各國公共管理服務質量、 政府政策和影響國家生產力水平的其他因素。2003年世界銀行首次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主要為衡量影響各國企業運營的客觀外部環境而設計， 迄今⑤已衍生至11個一級指標（主要適用的是10個， 不包括雇傭員工）和50個二級指標。至今， 這兩類報告仍是衡量各國國際競爭力和市場開放程度的權威性文件。此外， 經濟學人智庫（EIU）也按照營商環境的子要素構建了包含10個一級指標的評價體系（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14）， 豐富并細化了營商環境的內涵。

近年來， 伴隨我國營商環境便利度的全球排名逐年提升， 衡量營商環境的國家級、 省級和市級指標愈加完備（見表2）。

從國家級指標來看， 大多數學者不再局限于世界銀行發布的指標， 更多著眼于營商軟環境， 將市場環境、 經濟條件、 政務服務、 社會環境和法治環境等多要素納入指標體系中。2018年12月，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發布《中國城市營商環境報告2018》， 這是首份由國家級媒體發布、 具有中國特色和第三方權威性的中國營商環境評價報告， 其選取4個直轄市、 27個省會城市以及5個計劃單列市為評價對象， 重點圍繞與市場主體生命周期密切相關的七大因素制定相關評價體系。2020年10月， 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的《中國營商環境報告2020》是基于世界銀行現有指標， 聚焦我國現有市場監管、 政府服務、 招商引資、 稅務和法治環境維度， 構建的系統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指標體系。

在省級指標層面， 被廣泛采納的是王小魯等發布的系列《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 其根據我國各省份企業的營商環境問卷調研情況， 深刻剖析市場中介組織的發育程度和法治環境等要素， 建立的中國市場化指數是衡量區域營商環境的重要指標， 數據的完備性和可實踐性較強。同時， 王小魯等（2020）還基于前期企業調查數據發布了《中國分省企業經營環境指數2020年報告》， 從政務、 行政、 法治、 稅收、 融資等多個方面對企業經營環境的總體狀況進行針對性量化評價。

相較于國家和省級層面的測度指標， 現有城市營商環境的指標體系愈趨完備。有研究基于城市層面的調查數據， 提供了諸如城市競爭力的相關報告， 而與營商環境直接相關的研究主要包括： 2019年以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為首發布的《2019中國城市營商環境指數評價報告》； 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 21世紀經濟研究院基于在線監測數據和企業實地調研形成的《2020年中國296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營商環境報告》； 2021年李志軍主編的《2020·中國城市營商環境評價》更是創新性地在原有6個分項指標基礎上新增法治環境這一測度指標， 進一步豐富了營商環境的評價維度。

四、 營商環境的經濟后果

高質量的營商環境是衡量一個國家市場競爭力和外貿便利度的重要指標。近年來， 我國營商環境建設取得明顯成效⑥， 現有文獻大多從國家宏觀經濟發展、 中觀市場平穩運行和微觀企業效率提升三個方面對營商環境的經濟后果展開研究。

（一）宏觀層面

現有研究表明， 營商環境建設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多重積極影響， 主要表現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和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具體來看， 部分學者通過比較分析營商環境與數字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認為優化營商環境各組態要素能助推數字經濟發展（馬曉瑞和暢紅琴，2021）、 賦能數字化轉型（史宇鵬和王陽，2022；龔新蜀和靳媚，2022）。也有學者通過探討營商環境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邏輯（蔡璐，2020；賀大興和王靜，2020）， 發現營商環境對構建有效的宏觀經濟體系具有直接或間接影響（張維迎和柯榮住，2002；Algan和Cahuc，2010）。一方面， 基于信任理論下追求長期利益對重復博弈的需求， 降低信息不對稱、 減少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提升信任程度的關鍵要素（Fishman和Khanna，1999）， 而“企業家”作為企業的關鍵性人力資本， 能通過提高社會信任水平和加速資本流動直接促進經濟增長（崔巍，2019）； 另一方面， 現代企業理論下高質量的營商環境是保障企業合法性的制度基礎， 優化營商環境能通過提升企業信心間接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陳太義等，2018）， 同時促進經濟向綠色驅動方向轉軌（趙德森等，2021）。

除此以外， 優化營商環境在推動地方產業結構升級（吳義爽和柏林，2021；陳秋昊和常雅麗，2022）、 提升城市區域創業活躍度（杜運周等，2020）、 提升我國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康金紅和戴翔，2021）、 改善國際分工地位（戴翔和秦思佳，2020）和縮小各國收入差距（賴先進，2021）上均能起到積極的作用。

（二）中觀層面

綜觀現有文獻， 中觀層面的營商環境研究主要從要素、 市場和制度三個方面展開。

在要素層面， 建設高質量的營商環境是加強省際資本流動、 提升行業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外部條件（袁麗靜和杜秀平，2018）， 更是優化行業資源配置的關鍵環節（鄒薇和雷浩，2021；吳煒鵬和陳金龍，2021）。

在市場層面， 在市場機制不健全的轉型經濟中， 尋租作為非正規補償手段會扭曲市場創新， 夏后學等（2019）認為優化營商環境能顯著弱化尋租對市場創新的負面影響， 進而激發市場活力。

在制度層面， 制度理論認為企業家能通過改變政治和經濟組織的制度框架， 實現制度的漸進式變革， 但這種變革會受到國家制度變遷和商業環境的影響。在North（1971）開創性地將制度因素引入經濟增長研究中后， 制度框架的創新和重構成為解釋經濟增長的關鍵。近年來， 大量的跨國經驗研究也證實了這一觀點（Olson，1993；Acemoglu等，2002）， 即制度的頂層設計會顯著影響經濟增長質量， 制度環境是區域城市經濟發展差異化的重要影響因素（徐現祥和李郇，2005；董志強等，2012）。

（三）微觀層面

微觀層面的營商環境研究主要聚焦于企業創新、 對外出口貿易、 投融資行為三個維度。

1. 企業創新。營商環境對企業創新的作用機制體現在實現企業技術創新和提升企業創新效率兩方面。一方面，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 區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會受資源、 技術和體制三方面約束， 而技術創新水平直接影響生產力發展?；趧撔乱庠妇S度， 優化發展中國家的營商環境能顯著促進外資企業的技術、 產品和流程創新（靳婷婷和劉軍，2021）。其中， 優化制度環境能強化研發稅收激勵的研發支出擠入效應（胡凱和吳清，2018）， 為激發企業內在創新機制（雷挺和栗繼祖，2020）、 提升企業創新績效和創新產出提供內生動力（付東，2020；張美莎和徐浩，2021）。就具體影響路徑來看， 優化營商環境能提升經濟發展對創新項目的資本配置總量和效率。其一， 企業面臨的政企關系和商業環境的改善能通過提升企業產能利用率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劉軍和付建棟，2019）； 其二， 政府加大直接創新補貼和間接財政支出會增加企業創新產出。另一方面， 企業創新的本質是創新效率的提升， 表現為企業研發投入和專利發明數量的增加?，F有研究大多從投入產出視角測度企業創新， 包括企業技術創新和研發創新兩種， 企業技術創新用“申請發明專利數量”衡量（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何歡浪等，2020）， 企業研發創新通過“研發活動投入額”衡量（Baysinger等，1991；陳穎等，2019）。

從不同公司組織形式的異質性影響來看， 民營企業在實際生產過程中存在獲取要素成本偏高、 市場議價能力較弱、 政府信息供給要素缺失和人力資本不足等問題， 營商環境對民營企業的影響更加明顯?，F有研究表明， 民營企業員工在職培訓對企業創新績效的推動效應（王興和魏佳儀，2021）、 地方貿易政策的落實不當對企業活力的阻礙效應（于文超和梁平漢，2019）， 都會伴隨營商環境的優化得以改善。同時， 根據新經濟地理學相關理論， 正負外部性和規模經濟等要素均會顯著影響企業的區位選擇， 相較沿海地區， 優化營商環境對提高內陸地區民營企業創新績效的邊際效用更大（尚煒倫，2020）。本質上， 改善營商環境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顯著提升市場主體信心， 實現對外貿易增量（趙家章和池建宇，2014；呂鵬和劉學，2020）， 建設一流營商環境是助推中小微民營企業整體經濟發展的關鍵。

2. 企業對外出口貿易。企業對外出口貿易依存度是衡量一國對外開放環境改善程度的重要指標， 優化營商環境能通過增加企業質量建設投入、 提高內部管理效率和加強企業研發創新三條路徑直接影響企業外貿產品質量（程虹和張力偉，2021）， 也能作為中介機制間接影響外商直接投資（FDI）和出口產品質量的變動（劉宏等，2020）。戴翔（2020）發現， 優化營商環境能通過價值鏈遷移和創新激勵提升企業出口國內增加值率， 進而推動企業對外出口貿易。此外， 劉軍（2020）發現， 特惠度（政府對企業的優惠程度）對企業出口貿易行為也具有重要影響。

3. 企業投融資行為。營商環境對企業投融資行為的影響體現在緩解融資約束和增加投資契機兩方面。

在企業融資層面， 市場信息的不對稱會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 新興企業在融資渠道上會更偏好非正規融資， 較少依賴銀行融資。提升外部信息環境質量不僅能有效降低市場信息不對稱程度、 提升企業的融資能力（Chavis等，2010）， 還能減少企業債務來源， 解決融資歧視問題。同時， 良好的營商環境能弱化非正規部門灰色競爭對企業的外部融資約束效應（何冰和劉鈞霆，2018）， 降低融資約束壁壘。從“經濟政治人”視角來看， 營商環境對關系型融資與企業技術創新具有調節作用， 關系型融資對企業技術創新具有明顯的擠出效應（徐浩和張美莎，2019）。此外， Augier等（2012）還補充指出企業所面臨的商業環境與以全要素生產率（TFP）衡量的企業績效之間的聯系， 發現融資渠道、 行業制度環境和地理位置都會影響企業的信貸資源分配。就這一研究領域， 陳艷利和蔣琪（2021）發現， 優化營商環境不僅能在政務服務層面促進信用風險識別， 還能降低企業信貸成本。

在企業投資層面， 營商環境的改善對企業對外投資和外商對內投資均影響重大。從“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的營商環境來看， 國內研究發現東道國的營商環境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吳俊等，2020；曾慧等，2021）， 緩解當地企業融資約束是實現營商環境助力對外招商引資的關鍵機制。

五、 結論與展望

本文通過較為系統地梳理營商環境的概念界定、 測度和評價以及經濟后果（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方面的相關文獻發現： 目前研究主要聚焦于定性和定量兩種分析方法（劉智勇和魏麗麗，2020）， 這些理論與實際兼備、 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結合的研究成果為我國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奠定了堅實基礎，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亟需改進。

（一）現有研究不足

1. 營商環境評價指標的構建缺乏中國特色。營商環境的評估是近年來國內外研究的熱點， 黨中央、 國務院也高度重視優化營商環境工作， 但其評價指標的構建仍以借鑒世界銀行、 對標國際實踐需求為主， 未將中國特色國情下的實際需求落實到位。早期世界銀行評議小組采用統一標準對全球經濟體營商環境進行排名， 但通用指標無法良好評估各國的差異化發展情況。一方面， 世界銀行注重指標的國際區域對比分析， 普適性指標必然導致缺乏對市場規模和競爭力、 金融行業穩健度、 政治安全等其他方面的考量。另一方面， 世界銀行關于營商環境評價的樣本量存在選擇不科學、 數據來源渠道不實等問題。在納稅指標的選取和度量上， 世界銀行界定的納稅申報次數按稅費種類計量， 依靠企業總納稅次數衡量稅收環境的中國特色與世界銀行的衡量指標不適配。2021年9月， 世界銀行官網發布聲明， 終止營商環境評估這項業務。2022年2月， 世界銀行發布新的營商環境體系BEE項目概念說明⑦。指標的不斷改良和更新證實， 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 與時俱進的營商環境評價指標至關重要。

盡管近兩年已有研究結合我國國情初步構建了中國特色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如：中央廣播電視臺編纂《2019中國城市營商環境報告》； 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中國營商環境報告2020》等）， 也在全國范圍內對直轄市、 計劃單列市和部分省市開展了試點評價工作， 但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傳統營商環境建設提出了新的挑戰， 建設數字營商環境已是大勢所趨。

2. 理論研究基礎單一。國內學者對營商環境的相關理論研究起步較晚， 理論闡述維度單一， 缺乏對研究內容深入而全面的剖析。追根溯源， 營商環境的研究重心大致經歷了成本分析、 政策變化和營商環境排名測度三個階段， 學者們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為主線， 圍繞新公共管理理論、 交易成本理論和委托代理理論等展開后續研究， 重點強調政府作為市場“看不見的手”是推動營商環境建設的關鍵。但企業家作為營商環境建設的重要利益相關體， 涉及的管制與企業家精神理論一直被忽視； 不僅如此， 我國《營商環境條例》中涉及的中國特色營商環境理論的思想淵源和深層邏輯也有待深究。

3. 研究內容亟待擴展。近年來學術界對我國營商環境建設的相關研究成果頗豐， 現有文獻多著眼于宏微觀層面， 聚焦企業和政府兩類主體， 圍繞營商環境的指標構建、 影響因素、 經濟后果和優化路徑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其框架體系初見雛形， 但研究內容的廣度和深度仍有待拓展。

從研究內容的廣度來看， 一方面， 早期學者多將研究重點放在省域或區域層面的營商環境分析上， 目前不少研究著眼于某代表性城市（部分地級市和直轄市）對市域營商環境進行測度和剖析， 但礙于指標數據的可獲得性較差且人工整理數據的復雜性， 城市營商環境的測度指標一直有待完善。至于對縣域營商環境質量的考量則更加匱乏， 這是由于縣鄉級營商環境指標界定和數據獲取的難度較大， 大部分學者對縣域營商環境和宏觀經濟因素二者的關系僅做了規范性研究， 實證研究尚未形成系統。另一方面， 營商環境是涵蓋稅收、 經濟、 文化、 法律和管理等多學科的綜合體， 而現有相關研究多基于制度經濟學視角， 缺乏基于交叉學科的協同研究， 也缺乏立體、 豐富的綜合案例研究。

研究內容的深度主要考慮以下兩方面問題： 第一， 現有定量分析大多以某行業或某區域企業的截面數據為樣本， 相關研究缺乏一定時間連續性， 尤其基于時間序列對國內各城市營商環境建設的面板對比分析更是鮮有； 第二， 研究維度尚未上升到理論層面， 定性分析過于注重宏觀層面的政策指導建議和數據分析， 而對理論的剖析深度不到位。

（二）未來研究展望

1. 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未來指標體系構建應在已有研究基礎上， 從以下三個方面延展： 第一， 在市場環境一級指標下添加制度性交易成本二級指標， 以加強組織實施、 強化市場主體協同配合。具體地， 下設市場準入門檻、 涉企收費、 涉企服務、 市場監管、 行政權力五項三級指標， 可以采用影響市場準入的隱性門檻、 市政收費罰款與行業收費、 投資審批時間與跨境貿易水平、 監管時間與產權保護、 政策時效與誠信建設來衡量。第二， 政務環境的二級指標應當注重衡量政商關系， 傳統政商關系向親清政商關系的轉變是度量“有為政府”的關鍵， 政商關系的健康程度也是展現地方特色的指標和數據。第三， 重點構建全新的數字營商環境一級指標， 采用數字基礎、 數字媒體平臺、 數據要素治理和安全保障、 數字技術創新和數字政府建設等二級指標衡量。這不僅是《“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的重點建設目標和部署， 也是重組全球要素資源、 重塑全球經濟結構和數字經濟競爭新優勢的關鍵力量。

2.豐富營商環境相關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基礎。針對國內營商環境研究在理論層面較為單薄、 應用層面較為分散且缺乏創新的現狀， 結合我國特有的制度文化背景以及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考慮， 營商環境相關理論研究可從以下兩個維度展開： （1）理論層面， 基于傳統公共服務理論和現代企業理論， 從營商環境各組態要素上進行挖掘式研究， 將研究重心由市場主體轉移到企業主體， 強調企業家精神這一稀缺資源的重要性。（2）信用管理理論也有望成為未來研究營商環境的一大理論支撐。究其原因， 信用管理理論研究的信用風險廣泛存在于企業在整個生命周期內參與的信用交易活動中， 企業和機構的信用等級越高， 社會資源配置和信用秩序就越好， 區域營商環境的建設水平就越高。

營商環境相關實證研究可以進一步關注以下方面： （1）反映我國市場主體和群眾需求的真實現狀， 探討營商文化與企業價值追求、 企業家政治偏好之間的關系。（2）創新實證研究方法， 不拘泥于傳統的OLS回歸模型分析， 考慮到營商環境的耦合性和復合性， 可以嘗試從組成要素（如制度組態框架等）著手， 結合NCA、 QCA、 DCA等新型方法， 從組態視角分析我國城市營商環境生態與創新創業活躍度的關系等。

3. 結合國情寬領域探討營商環境的優化路徑?，F有文獻主要集中研究稅收、 法治、 政府“放管服”和制度環境的發展脈絡與優化路徑， 其行文邏輯相對成熟且有真實數據考察經驗， 但也存在分析問題不夠全面、 思想固化等問題。一方面， 現有營商環境的相關研究與其他主題（如社會文化、區域創新、數字政府等）的聯系并不緊密， 體系搭建較為松散。另一方面， 學者們對國內外營商環境的成功優化案例僅處于描述階段， 沒有過多涉及背后的營商文化和企業價值追求問題。盡管各國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程度存在差異， 國外先進經驗是否適合中國國情仍有待深入研究， 但不可否認的是， 印度和俄羅斯短時間內推動營商環境整體優化的先進經驗值得借鑒（宋林霖和張培敏，2020；宋林霖和黃雅卓，2020）。

未來， 學術界應當加深營商環境與各研究主題的關聯度， 結合我國重點推進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充分發揮科技創新的支撐引領作用， 在實現營商環境各生態要素耦合作用的同時， 為企業創新創業注入活力。一方面， 重點建設科技創新公共服務平臺、 提升企業獲得創新資源的便利性、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落實創業者實現創新發展的配套服務。另一方面， 加快與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的接軌步伐， 在深刻認識和把握市場經濟要素內涵與規律的基礎上， 研究如何積極推動“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 促進實務界高效落實全方位、 多層次的營商環境體制。

4. 推動數字營商環境發展模式轉型。伴隨各國制度轉型步伐的加快， 數字經濟已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 重塑全球經濟結構和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石勇，2022）。數字化轉型賦予企業新的發展動能， 就目前而言， 數字經濟營商環境的相關指標正逐漸被納入國際組織的各國國別評價中。一方面， 優化數字經濟營商環境能有效降低全球市場信息的不對稱程度， 為完善數字基礎設施、 加強數字政府建設和提升數智素養提供遵循； 另一方面， 聚焦當下我國營商環境供給側改革的成效， 2021年以來全國數字政府建設進入大規模使用階段⑧， 但線上數字政府的潛在需求與使用率仍不匹配， 區域使用率和標準化建設差異較明顯， 市場主體需求側的獲得感偏低， 推動數字營商環境發展模式轉型刻不容緩。

綜合來看， 各界應當著眼于數字經濟這一新發展模式與營商環境的切實融合， 立足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這一現實需求， 在理論層面探索深化數字政府需求側建設和維護的可行性方案， 構建其與優化營商環境的內在聯系。實務界要加大實地調研和各地政務機構考察力度， 助推全國數字政府建設從“量化使用”邁向“質化使用”階段， 構建與網絡匹配的數字經濟營商環境新常態， 推動傳統營商環境向構建智能化數字營商環境的轉變。

【 注 釋 】

① 營商環境建設應著眼于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高效廉潔的政務環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環境和開放包容的人文環境。

② 如：中共中央 國務院于2020年5月18日發布《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于2021年3月24日發布《關于進一步深化稅收征管改革的意見》；國家知識產權局于2021年5月10日發布《關于深化知識產權領域“放管服”改革優化創新環境和營商環境的通知》；中共中央 國務院于2021年11月25日發布《關于開展營商環境創新試點工作的意見》。

③ 營商環境被界定為伴隨市場主體在準入、生產、經營和終結整個生命周期中涉及的政務、法治、市場、稅務等外部環境綜合體。

④ 主要包括：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發布的《中國城市營商環境報告2018》；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的《中國營商環境報告2020》；李志軍主編的《2020·中國城市營商環境評價》；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21世紀經濟研究院發布的《2020年中國296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營商環境報告》；王小魯、樊綱、胡李鵬發布的《中國分省企業經營環境指數2020年報告》；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2017）》。

⑤ 鑒于2021年9月世界銀行發布聲明停發《全球營商環境報告》，此處的“迄今”指截至2020年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

⑥ 新華網，李克強：在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 優化營商環境電視電話會議上的講話，http：//news.cctv.com/2019/07/28/ARTIxWBbGmcbwiAWABPZJPq

6190728.shtml。

⑦ 世界銀行集團正開發的新項目（Business Enabling Environment，BEE），用于衡量全球各經濟體的宜商環境，具體包括10個一級指標和30個二級指標。

⑧ 數據來源：徐現祥、畢青苗、馬晶所著《中國營商環境報告（2021）》中指出，全國數字政府知曉率為77%，使用率為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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