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嫁、子女教育、代際支持與農民工市民化研究

徐家洪，吳永續，汪智潔，胡 勇，陳家毅，劉 凡

（池州學院 商學院，安徽 池州 247000）

21 世紀以來，農民工更多是通過新城鎮建設與拆遷，以及“民工潮”的常態化，大批農民工在城市安置和購房等，實現了城市化。當前，農民工群體中存在這樣一項認識，即農民工子女教育、農村青年婚嫁、代際支持促進了市民化，論文期望通過調查分析來認識。

1 文獻簡述

以下從子女教育、婚嫁、代際支持與農民工市民化的角度簡述。

1.1 農民工市民化

2002 年，有學者初次提到農民市民化問題，指出“解決中國農民的根本出路，是鄉下人變城里人，農民變市民”[1]。一般認為農民工市民化，即農民工像城市人一樣的生活、工作和交往，以及享有城鎮居民的福利和社保[2]。社會互動、身份認同等社會資本，以及勞動合同、非農就業、醫保、養老和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都對農民工市民化有顯著正影響[3]。此外，物理環境、社區經濟水平、富有包容性的制度等能夠促進農民工社會交往、經濟生活和參與意識市民化[4]。另一些學者采用多指標來評價農民工市民化，其中有從城市收入、職業狀況、城市居住、城市融入、城市身份認同、城市轉化意愿等六個方面去度量[5]；以及從農民工基本素質、社會接納、經濟狀況、心理認知等四個方面去衡量[6]；還有從居住條件、社會關系、經濟生活、心理認同、政治參與五個方面來評價農民工市民化等[7]。當前，農民工市民化也存在一些問題，在城市空間供給上很難滿足農民工需求，住房權益、失業培訓、就業機會等方面保障性偏弱；農民工不穩定就業對家庭成員隨遷不利[8]；居住隔離降低了農民工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城市適應性，進而對農民工市民化產生抑制等[9]。

1.2 代際支持與市民化

在下代支持老人中，日常照料和情感支持對老年人的健康狀況顯著有利，且日常照料的作用更大[10]；成年子女外出對農村父母的健康造成負向時間缺失和正向經濟支持的效應，主張子女經濟支持和時間投入并重的孝親方式，適宜就地城鎮化等[11]。在老人支持子女中，上代的房貸支持會受到子女反饋性支持的顯著正影響，也會受到房貸代際支持成本、社會資本以及環境不確定風險的負向影響[12]；上代在經濟和日常照料上更傾向于兒子，存在著顯著“兒子偏好”，精神支持方面更傾向于女兒，女性老人提供日常照料和精神支持的發生率均明顯高于男性老人[13]。在具體代際支持上，很多人普遍提到三點：資金實物支持、勞務及工作支持、自主養老[14]。并且上對下的代際支持會促進老年人的正向情緒，雙向情感支持有利于緩解老年人的心理癥狀，并促進健康的情緒[15]。農民工作為弱勢群體，代際支持和家庭資源積累將決定其能否支付城市化成本的能力[3]；農民工實現進城是在家庭倫理責任下的代際支持、半耕半工模式上的家庭積累以及農地集體所有的制度保障基礎上[14]。

1.3 婚嫁與市民化

農村婚嫁高額彩禮在欠發達地區更突出，已成為農村男方家庭的負擔，頻發矛盾糾紛[16]。男方因為社會環境因素，女方因家庭經濟因素對待婚嫁彩禮的態度存在差異[17]。對尚未結婚的農民工群體來說，婚戀中所付出的金錢、時間、機會成本形成對新生代農民工的高門檻[18]。全國地級、縣級中小城市的新居民很多來自周邊農村，他們掀起了一陣進入縣城與城市的購房熱潮。在進城購房的農戶家庭中，為子輩購置婚房是一條最重要的理由[19]?？梢?，父輩們為農村子女在城市購買住房是一常見現象，并對普通農村家庭來說是一個高門檻的金錢投入。在此情況下，婚嫁已成為推動農民工市民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1.4 子女教育與市民化

家庭收入和父母就業類型是農村子女教育主要影響因素。收入提高可以降低父母因素、健康因素和性別偏好對子女教育的負面影響，但不能解決區域間教育資源不均的影響[20]；非農經營比外出務工更能增加對子女課外教育支出的意愿，但外出務工家庭對子女課外教育支出的程度更大，以及家庭非農就業縮小了子女課外教育支出的性別差異等。農民工留城決策不僅取決于其個人的收益，對于已有子女的農民工群體來說，城市的義務教育資源會更大地影響留城意愿[21]。中小城市新型城鎮化下的落戶政策與面對農村子女的教育產業，為農民工子女教育提供了新選擇，產生了農民工“回流不返鄉”現象。一些學者驗證了子女教育對農民工城市購房行為有顯著影響，指出子女教育是城市買房的直接因素，而婚姻狀況、性別和年齡是深層因素。目前，重視子女教育現象普遍，并推動著有能力的農民工在城市購房就讀。但是，子女進城就讀也面臨了家庭負擔加重和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困境。

2 調查設計

調查對象主要是已經在城區購房的年輕農民工，或者將來打算在城市生活居住的農民工，以及一些年齡較大的農民工父輩。在調查指標上，主要有（1）市民化。將農民工市民化分為就業、關系、居住和心理市民化四方面。居住和就業是市民化的物質基礎，關系是市民化的文化，心理市民化被看成是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標志，農民工本人心理認定是市民化轉變的一項依據，論文將農民自身心理市民化作為最終評價目標，避免標準化城市人作為參照的局限。（2）子女教育。研究采用了子女就讀學?？诒?、課外輔導班數和家庭輔導量三個外部條件來反映對子女教育重視情況。（3）代際支持。采用有廣泛認同度的物質支持、工作支持、家務陪讀和自主養老四個方面。（4）婚嫁推動。農村青年存在婚嫁購房壓力，采用了婚嫁主動城市買房和被動城市買房兩項測量指標。（5）就業市民化。就業市民化有助于農民工在城市工作與居住，調查采用非農工作量、工作穩定度、報酬滿意度和保險保障度共四個方面。（6）關系市民化。采用工作同事關系、城市熟人關系，以及城市親友關系三方測量關系市民化。（7）居住市民化。包括居住的城市等級、居住條件、區位便利性等評價居住是否接近城市人。（8）心理市民化。以就業、關系、居住、生活四個方面測量接近市民的程度。

3 結構模型分析

論文先構造農民工子女教育、居住市民化、心理市民化等相關潛變量之間的經驗關系，然后利用調查獲取的樣本數據，采用結構模型方法去驗證并探索各潛變之間的實際聯系。

3.1 SEM潛變量設定

結構模型（SEM）反映潛變之間的因果聯系，其方程的基本形式為：η=Bη+Γξ+ζ。依據理論及經驗，對農民工本人來說，長輩的代際支持具有外生性，論文將代際支持作為外生潛變量，剩下6 個潛變量均具有相互影響的特點，均作為內生變量處理，參考農民工市民化的案例及各種因素之間的可能聯系，將7個潛變量之間關系初步設定如圖1。

圖1 潛變量間的經驗關系

3.2 模型擬合及改善

由圖1 預設的婚嫁、子女教育、代際支持三個潛變量間的聯系，以及它們與就業市民化、關系市民化、居住市民化、心理市民化之間的路徑連接，并將所有觀測變量列入其中，構建一個具有多種聯系的經驗性結構，見圖2。最后輸出經驗模型的χ2=450.192，檢驗值太大，差異函數的概率P 值幾近為0?？梢?，預設模型效果很差，需探尋更合理的結構關系。

圖2 預設經驗模型

在預設經驗模型中，心理、就業市民化與“關系市民化”的P 值均遠大于0.05，路徑很不顯著。而刪除了“關系市民化”后，模型反而明顯改進。再結合Amos 探索工具，陸續將“輔導班數”、“保險保障”、“工作支持”、“居住條件”、“人際感受”等相關性低的測量變量排除在外。再刪除一些異常調查值，確定最終改善模型，見圖3。此時，差異函數值的P值由0增長為0.13，大于0.05的顯著性，而且模型也具有合理含義，難再進一步改善。

圖3 改善后模型

3.3 模型評價

為確保數據的可信度和有效性，進行了信度、效度驗證。按照α值≥0.7為高信度，0.35≤α值≤0.7為尚可信度。案例潛變量的信度處于0.867 與0.363之間，分屬高信度和尚可信度區間。此外，采用結構效度來檢驗數據的有效性，采用潛變量第一主成分方差貢獻的大小衡量可測變量對目標潛變量的貢獻。除居住市民化接近0.4 之外，其它6 個潛變量第一主成分貢獻均明顯高于0.4。數據符合結構模型信度、效度的要求。表1為改善后模型的主要擬合評價指標，依據χ2、RMSEA 及其它各項擬合標準，各指標都在可接受范圍內，并且模型路徑具有實際含義。由以上綜合判斷，改善模型有一定合理性。

表1 主要指標擬合評價表

3.4 結論

由改善模型路徑圖3，探討如下。

3.4.1 社會關系對農民工心理市民化無明顯影響在最初經驗模型中，將關系市民化去掉后，顯著性反而有很大提高。說明關系市民化不會對心理市民化造成太大影響，與一些學者將人際關系及社會資本看成是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的能力因素不同[2]。論文認為個人之間均存在社會資本的差異，城鄉居民中都普遍存在社會資本缺乏的個體。農民工心理市民化是對自己市民化程度的感知，而與本人現有的城市社會關系的多少沒有必然聯系。很多農民工依靠在外省打工收入，然后在家鄉城市學區購買了商品房，按照政府就近入學的明文規則，子女可以享受城市的教育資源，并不需要很多的社會資本。

3.4.2 居住市民化對農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影響在連接心理市民化的路徑中，僅有居住市民化的路徑系數具有顯著性，其它連接心理市民化的路徑均沒有顯著性，而被刪除，見表2。表明農民工心理市民化很大程度上受居住市民化影響，“家”在農村傳統文化中有很重要的地位，農民在城市中有房產，即認為自己是城市人?，F在城鄉戶口已經放開，農民工可以托依城市房產分享城市教育、福利和生活工作便利，是農民工心理城市化的主要因素。在居住市民化的測量變量中，居住條件對農民工市民化心理缺乏顯著作用，從模型中去掉了；而居住區位便利性，包含工作、生活和學區的便利等有著很大影響；另外，居住城市等級也具有顯著性，但系數較小。這些反映了農民工樸素的心理和較低的城市化需求，與當前農民工市民化能力不足有關系，即剛踏入城市常處于城市中底層。

表2 改善模型的標準化系數

3.4.3 子女教育促進農民工就業和居住市民化 子女教育對居住市民化、心理市民化的直接效應不顯著，但是子女教育→就業市民化→居住市民化的路徑系數分別為0.616、0.337，都具有0.01的統計顯著性，見表2。表明子女教育雖然沒有顯著直接致使在城市購房，但會顯著通過就業市民化，積累了城市化的物質能力后，再作用于居住市民化?？梢?，子女教育對農民工城市化起著間接的推動效應。

3.4.4 就業對心理市民化的直接作用較小“就業市民化→心理市民化”的路徑系數統計概率不顯著，已刪除，表明在城市就業不能直接促進農民工心理市民化。當前很多農村的土地已經流轉給專業農戶，大多數具有勞動能力的年輕農民已經成為城市工人，城市就業已是常態。然而，由于農民工整體人力資本的特性不突出，對于很多底層農民工來說，在城市就業的收入、穩定性和保障性不足，心理上并不認為自己是市民，只是城市的“漂族”，在城市工作仍是掙錢“養”農村家庭，或者是支持子女城市化。以上原因都可能導致了就業市民化對心理市民化影響不明顯?？梢?，就業是農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3.4.5 代際支持推動了農民工市民化 在結構圖3中，可以看到“代際支持”與測量變量和潛變量的路徑系數都具有統計顯著性，其中“代際支持→子女教育”比“代際支持→婚嫁推動”的系數更大。長輩在孫輩教育上的支持力度更大，主要表現是代際“家務陪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另外，長輩在兒女婚嫁購房當中也有明顯的物質支持，從而間接支持子女居住城市化和工作城市化。這方面比較典型的例子是：為了支持兒孫城市化，農村爺爺奶奶一方面在物質上支持農民工子女在城市購房，另一方面又在城里給孫輩教育做陪護，減輕農民工子女的負擔，讓他們能繼續在城市工作。長輩自助養老的系數為-0.684，在代際支持中具有負的顯著性。表明農村老人自主養老，不能直接給城市子女提供支持。但是能減輕城市子女的贍養負擔，具有間接的支持作用，也有利于農民工市民化。

3.4.6 婚嫁促進了年輕農民工市民化 一方面婚嫁通過推動年輕農民工購買城市住房實現“居住市民化”，系數為0.604；另一方面婚嫁又促進農民工“就業市民化”，系數為0.355，這些作用都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且婚嫁對居住市民化的作用更大，見表2?？梢?，婚嫁是市民化的促進因素，對90 后年輕的農民工來說，更是如此。例如，在一些農村地區，女方婚前對男方的要求是城市住房和小汽車。在婚嫁推動中，主動城市買房的系數較大，作用相對突出；因對方要求被動購房，也具有顯著性。

4 促進農民工市民化的意見

4.1 穩定房價、加大農民工購房補貼力度，以及就近城市化

在農村傳統思想中，住房是“家”的基本條件，如果在城里有住房，農民一般會認為自己在城里也有一個“家”。模型分析中也驗證了居住市民化是心理市民化最大的影響因素。而當前城市房價超出了很多有城市化意愿農民的購買能力。因此，采取降低購房成本將有利于農民工市民化。具體有：（1）供應經濟適用房，穩定房價。針對農民工總體購買能力偏低的情況，政府需要保障經濟適用住房的投入，滿足農民工對中、低價普通城市住房的需求。其次，政府還應繼續房價調控政策，抑制房價上升，降低農民工的直接購房成本。（2）加大購房補貼力度和減免稅優惠。對于當地農村居民購買城市住房，可加大購房補貼的力度和免稅政策，以提高農民工城市購房的積極性。（3）采取就近城市化策略。當前，很多農民工在東部發達城市就業，但發達城市的房價較高，對普通農民工來說缺乏購買能力。然而，他們可在家庭所在地縣城，或者附近城市購買住房，采取就近城市化策略。這樣既可以降低農民工市民化的經濟門檻，還可以減緩當前內陸城市的人口、人才流失嚴重的現狀，有利于中西部地區的發展。

4.2 增加就業機會、開展農民工培訓促進就業市民化

分析了解，農民工城市就業的穩定性和報酬對就業市民化有顯著影響，而就業市民化對心理市民化沒有顯著直接作用，但對居住市民化有顯著影響。表明高質量的城市就業，能提高農民工市民化的物質能力，如城市購房能力，從而實現居住市民化，并最終完成向心理市民化的轉變。如何提高農民工穩定就業和報酬水平。（1）創造更多的穩定就業機會。包括招商引進企業投資，發展城市教育事業及居民服務業，發展現代農業和旅游業、推動農產品新媒體營銷，以及支持農民工回鄉創業等，創造更多的城鄉就業機會，提高就業質量和收入水平。（2）開展多種形式的農村青年職業技能培訓。普通農民工缺乏職業技能致使就業面狹窄和工資收入低，加強政府、企業對農民工直接或間接的職業培訓支持，提高其就業素養，增加就業率和收入，提高市民化能力。另外，向年輕農民工群體宣傳職業學習的重要性，增強農民工自主學習意識，加強農民工自我培養，改善自身的就業技能。多種途徑推動農民工就業市民化，并最終向市民轉化。

4.3 妥善處理子女教育與其它因素間的關系

代際支持會作用于子女教育，子女教育對就業和居住市民化有直接與間接的作用，這就需要協調好各因素之間的聯系。（1）緩解“隔代教育”難題。農民工子女教育由爺爺、奶奶“隔代陪護”較常見，而來自農村祖輩的教育理念相對較落后。對此，農村長輩也需要學習并吸收新時代的教育理念，改變過去“放養”式的教育，在對子孫的教育陪護中，力爭做一個合格、稱職的家教陪護者。（2）加強農民工夫妻之間在子女教育上的合作。例如，男方在外地工作，女方在家鄉陪護等，保證有一方能親子陪護。（3）綜合考慮居住市民化各項利益點。農民工在居住市民化選擇中，既要考慮到子女教育上的利益，還要考慮居住的長期性、舒適性，生活和工作的便利性，防止過分強調子女教育，損失了其它利益點。

4.4 防止農村婚嫁中的盲目攀比

分析了解到主動與被動購置城市婚房的現象較普遍，婚嫁是年輕農民工城市化的助推器。但也可能成為經濟困難家庭的城市化的障礙。例如，存在年輕農民工家庭因買不起滿意的城市住房使婚姻“擱淺”的現象。因此，要防止農村婚姻中盲目攀比的風氣，一定程度給予年輕農民工采取長期城市化的社會空間。使有經濟困難的年輕農民工可以婚后用稍長時間的工作積蓄在城市購房，實現市民化，以及逐步實現舒適的城市化生活，而不是強求短期內實現高質量、舒適的城市生活。

此外，農民工保險保障不足的情況普遍，增加了城市化后的養老風險。因此可以加強對企業社會責任監督，推動企業主動為農民工繳納養老等主要險種；另一方面，提高農民工自我足額繳納社保意識，以降低未來生活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