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萬年，考古重現
——薩拉烏蘇的考古傳奇

陳福友

黃水河畔，驚世發現

在內蒙古烏審旗最南部，有一條發源自陜北黃土高原白于山北麓的河流，夏秋季節，洶涌的洪水將侵蝕的黃土帶到此地，形成一條黃水河，被當地的蒙古族稱為薩拉烏蘇，即黃色的水——在蒙語中，薩拉是黃色，烏蘇是水。薩拉烏蘇河是黃河的支流無定河流經烏審旗一段的名稱，范圍一般指烏審旗的大溝灣至巴圖灣之間。薩拉烏蘇河流經的地理單元是毛烏素沙地，湍急的河水在相對松散的砂質地層中蜿蜒曲折，侵蝕出深達60多米的河谷，形成相對寬闊的溝灣地貌，在毛烏素沙漠中間形成一道河谷綠洲。

1922-1923年的薩拉烏蘇河谷（引自《中國的舊石器時代》）

1922年8月的一天，法國學者桑志華從陜西省靖邊縣的小橋畔村出發，向北沿著薩拉烏蘇河谷，一路考察，進入毛烏素沙地，來到了今天的內蒙古烏審旗大溝灣一帶，在當地的蒙古族牧民旺楚克的幫助下，在他家附近的薩拉烏蘇河右岸陡崖下，發現了大量的動物化石，更重要的是，還從地層中發現了古人類打制的石器，從此喚醒了深埋地下數萬年之久的薩拉烏蘇遺址。

1923年，桑志華邀請法國著名的古生物學家德日進，共同進行薩拉烏蘇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工作。這年的7月底至8月底，桑志華和德日進組織的考察隊主要發掘了上年度確認的石器地點（A點），發掘規模較上年度大大拓展，工作面南北延伸長度達到200米，重點發掘的區域南北約80米，發掘剖面的深度從頂面往下超過10米，但發掘者在后來發表的文章資料中，并沒有提供此次發掘的具體面積。后人在論及薩拉烏蘇遺址的文章中曾出現“向剖面內掘進10多米寬”、“發掘面積約2000平方米”的數據，但是根據原始的發掘記錄和文獻看，當年的發掘時間接近一個月，歷史照片中展示的發掘現場的人員不到十人，而發掘深度至少10米等線索看，這么大的發掘面積是不可能實現的，出現這種認識可能是對法文原著的翻譯誤解和對發掘工作量缺乏常識造成的。

薩拉烏蘇河谷地貌

1923年在接近一個月的時間里，通過系統的考古發掘，出土了約200件舊石器時代的打制石器和大量的動物化石，包括燒骨和木炭，“在地層中發現了無可置疑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第四紀人類的遺跡”，確認了A點（后來被中國學者定名為薩拉烏蘇遺址邵家溝灣地點）是一處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居址，這是在中國第一次較多地出土舊石器，并確定遺址的性質為人類居址，推翻了當時西方部分學者認為東亞沒有古老的人類文化這一偏見，在中國考古史上具有重大的科學意義。

百年匿跡，世紀找尋

1923年8月底，桑志華和德日進結束了薩拉烏蘇遺址的發掘，轉而奔赴陜西榆林油坊頭和寧夏靈武水洞溝，曾經人聲鼎沸的薩拉烏蘇河谷也沉寂了下來。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毛烏素沙地的流沙被疾風吹落河岸，掩蓋了曾經的考古發掘剖面，源自南部山區的薩拉烏蘇河水不斷地侵蝕著河岸，尤其是夏秋季節的洪水，經常造成岸堤崩塌，甚至局部河流改道。蒙古族人旺楚克一家在溝灣里高地上的居址，也因為一次洪水被完全沖走，他們全家被迫搬遷到了二十公里以外的城川鎮，具體時間已無從考證，推測應該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這段時間，由于戰亂，陜北一帶的部分農民為躲避戰火，開始遷徙到薩拉烏蘇河周邊生活。這個溝灣原先的住戶只有旺楚克一家，他們遷走后，隨之而來的是邵家，在河西岸的階地上挖窯洞生活，溝灣小地名就以邵家為名，這個溝灣到現在一般被稱為邵家溝灣，再后來楊姓人家又在河的東岸階地上挖窯洞居住。

在風沙的包圍阻隔之下，薩拉烏蘇河周邊近似與世隔絕的農牧生活，使得當地人們逐漸淡忘了曾經的考古盛況，人們在河流階地的陡坎上開挖窯洞居址，曾經的考古地點上近十米高的階地黃土堆積，也被村民開挖出多個窯洞。薩拉烏蘇遺址也似乎只在有限的文章中才能找到一點殘存的印象。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學者開始重新在薩拉烏蘇河一帶進行考古調查和研究工作。

國內最早考察薩拉烏蘇遺址的是內蒙古博物館的汪宇平先生。1956年4月，汪宇平從包頭乘坐卡車出發，因為土路難走，用了3天才到達東勝，然后跟著木輪車在沙海里步行了6天，才來到烏審旗駐地；又步行了4天到達當時的河南鄉駐地，詢問當地人皆不知法國人發掘薩拉烏蘇一事，后詢問到大石砭的喇嘛廟里有個六七十歲的老喇嘛，告之需要到30多里外的大溝灣一帶尋找。在13天的沙地徒步之后，汪宇平終于在沙丘遍地不見人煙的困頓之時，找到了沙漠深處一條寬闊幽深的大溝，溝里有農田、樹木和河流，一問才知，這里正是大溝灣。隨后5天左右的考察，雖然沒有找到桑志華發現的舊石器遺址的位置，但汪宇平新發現了一處舊石器遺址，后來命名為范家溝灣遺址，這是繼法國人發現第一個舊石器地點后，中國學者在薩拉烏蘇發現的又一處重要的舊石器遺址，開啟了薩拉烏蘇新一輪的考古學研究。

1963年，中國科學院的裴文中先生帶隊到薩拉烏蘇一帶考察，與汪宇平一起，確認了新發現的范家溝灣地點，對薩拉烏蘇河系的地層進行了詳細的劃分對比，發掘了一批動物化石。但對桑志華發現的舊石器遺址的具體位置仍存疑問，40年的風沙已經掩蓋了發掘的剖面，雖然考察隊找到了旺楚克家的大致的范圍，但無法確認出土石器的文化層的具體位置，“在薩拉烏蘇河區域的人類化石和河套人的石器究竟原生在哪一個文化層位？”仍然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

1978-1979年，中國科學院蘭州沙漠研究所對薩拉烏蘇地層進行了考察，發現6件人類骨骼，認為其中4件是從薩拉烏蘇下部地層里發現的，并發表論文認為解決了河套人化石出土層位不明的問題，判斷這些人骨屬于河套人時期；1980年又在綜合考察中發現11件人骨。如果這些人骨都是數萬年前的河套人化石，那這無疑是個十分震驚的發現，因為除了著名的周口店第一地點以外，國內還沒有任何一個舊石器遺址有如此之多的人化石發現，如何科學地證明這些人骨的古老性，一直是一個困擾考古學者的問題。依據舊石器考古學研究的慣例，證實一件標本的年代，需要有詳細的考古發掘記錄，和大量的同層出土文物來共同佐證，并輔以地層和標本本體的科學測年，對采集的脫層的人骨標本，必須針對人骨本體進行科學測年。20世紀80年代，國內尚不具備進行人骨本體直接測年的技術條件，直到21世紀以后，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尚虹博士等發表論文，對薩拉烏蘇區域采集的1件人骨進行了AMS碳十四測年，結果距今只有兩三百年，年代之年輕讓人震驚，因此作者在文中建議“只有根據直接采樣的方法測定出的年代才有一定的可信度”。因此，解決這些采集的、非考古發掘出土的人骨標本的年代歸屬問題，必須通過對人骨本體進行直接的科學測年，才能得出可信的結論。

薩拉烏蘇遺址首次發掘的邵家溝灣地點遠眺

1980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黃慰文和衛奇帶隊，參與薩拉烏蘇河的多學科考察，2003年黃慰文等對此次考察的成果發表論文，認為1923年發掘的第一個石器地點在楊四溝灣，他們1980年的工作“在邵家溝灣至范家溝灣之間河段試掘了4個地點，其中3個地點無大的發現，但在汪宇平1956年發現的范家溝灣地點則多有收獲，出土了近200件石制品、大批破碎的獸骨、一些骨器和炭屑”，這次考察仍然沒有找到1923年發掘的遺址點。之后雖然地質地貌學者和考古學者多次考察薩拉烏蘇遺址及周邊，但都沒有提到1922年最初發現的那個遺址點，有關薩拉烏蘇遺址石器文化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范家溝灣地點1980年出土的那批石器上，涉及到桑志華最早發現的那個石器遺址，只限于根據最初發掘者發表的文獻進行的文字上的討論和考證，具體位置又出現邵家溝灣、楊四溝灣、小橋畔村北等多個說法，而沒有任何找到遺址現場的實地工作。

自首次發掘之后，將近一百年的時間，薩拉烏蘇遺址最早發現的那個地點就這樣一直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之外，那么，1922年發現、1923年發掘的那個震驚世界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就這樣永遠埋沒在毛烏素的漫漫黃沙之下了嗎？

考古重啟，遺址再現

2021年8月開始，為配合薩拉烏蘇遺址公園的建設，薩拉烏蘇遺址的考古工作重新開啟。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烏審旗薩拉烏蘇遺址公園管理局等單位聯合，對之前認定的王氏水牛出土地的遺址點進行了考古發掘工作，考古隊向國家文物局申請并獲批了正式的考古發掘證照，筆者作為考古領隊組織了這次為期3個多月的發掘工作。

2021年發掘出土的石器

2021年發掘出土的羚羊角化石

此次發掘是嚴格按照舊石器考古發掘規范進行的，在地層和操作層的雙重嚴格控制下，逐層下挖，地層中不斷有動物化石出土。由于之前的專家認定該處為王氏水牛出土地，根據1922-1923年的發掘記錄，王氏水牛出土地只發現了動物化石，德日進等對其地層的描述為“這里的地層以青色泥質砂巖為主，在貝殼狀的裂口處有些質地很細的青色黏土層”，而我們此次的發掘發現，地層主要為上部的灰綠色砂層和下部的灰色砂質黏土層，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在發掘中出土了數量較多的打制石器，這些都是王氏水牛發現地所沒有記錄的，難道我們又發現了一個新的舊石器遺址點？

2021年薩拉烏蘇遺址發掘現場

薩拉烏蘇遺址1923年和2021年照片對比，地形吻合

種種跡象表明，我們需要重新審視之前定名為王氏水牛發現地的這個地點的真實面目?？脊抨爢T們開始從源頭尋找原始資料，結合正在發掘的地層剖面詳情和出土遺物的分布情況，與1922-1923年的發掘資料進行了嚴謹的對比。得益于桑志華等細致的野外記錄，我們查找了桑志華的日記和他繪制的薩拉烏蘇遺址的地形圖，以及德日進和桑志華發表的相關論文和專著，排除了我們正在發掘的地點是王氏水牛發現地的可能。

對比桑志華一百年前繪制的地形圖和今天的衛星影像，可以清楚地發現，二者的地形基本吻合，但相對于一百年前的地形，薩拉烏蘇河有局部改道的跡象，地形圖上標注為旺楚克家園的高地，如今已是一片河灘，這與旺楚克一家遭遇洪水而搬走的傳說相吻合，正可能是因為旺楚克家園位置被洪水沖走，失去了重要的參照地標，導致后期很多專家對薩拉烏蘇遺址出土石器的邵家溝灣地點的位置做出了錯誤的判斷。此外，德日進和桑志華等發表的論文中有遺址發掘的場景照片，我們在近似的角度對本次發掘的位置進行拍照，發現二者的地貌形態基本一致，除了照片左上角的沙丘位置有所變化，但這在毛烏素沙地的環境中，沙丘移動是正?，F象，不影響整個地形的判斷。

薩拉烏蘇溝灣里秋天的豐收景象

因此，從百年前的地形圖與今天的衛星圖的對照、原始發掘資料和新考古發現的對比、新老照片對遺址地形記錄的吻合等各個方面，我們確認了2021年薩拉烏蘇遺址發掘的地點不是王氏水牛出土地，而是薩拉烏蘇遺址1923年發掘出土舊石器的最重要的那個遺址點。在埋沒黃沙之下即將百年之際，薩拉烏蘇遺址最初的那個舊石器文化地點終于重見天日！

2021年的考古發掘，重新找到了百年之前的薩拉烏蘇遺址，新出土了大量的動物化石和豐富的舊石器、木炭和燒骨等遠古人類活動留下的寶貴文化遺物，形成了地層確切的考古剖面，為進一步解決薩拉烏蘇遺址的年代、環境和文化屬性等學術問題提供了科學的考古材料，這次的發掘，重新啟動了薩拉烏蘇遺址的考古工作，推動了薩拉烏蘇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沙漠溝灣，舊貌新顏

薩拉烏蘇遺址所在的大溝灣一帶，地處毛烏素沙地，是我國有名的沙漠之一，幾十年前，這里還是一片沙海，流動沙丘此起彼伏，風沙肆虐，一夜之間一座沙丘就可能移動十幾米遠，這種移動沙丘形成的原因是地表沒有植被的固定，大風一吹，表面的沙子就從迎風坡向沙丘頂部移動，然后落到背風坡，循環往復，整個沙丘就移動了位置，被稱為移動沙丘，是沙漠里的典型地貌。由于環境的惡劣，當時的居民主要集中在薩拉烏蘇河谷一帶生存，河水左右擺動，蜿蜒曲折，擴寬了河谷，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溝灣地貌，連成一片，統稱大溝灣，其中又以當地居民姓氏或地貌環境特點命名了多個較大溝灣的名字，例如邵家溝灣、范家溝灣、楊樹溝灣、清水溝灣、滴哨溝灣等等。因為溝灣里相對寬闊一些，又靠近水源，人們就在河流兩岸的階地陡坎上挖掘窯洞居住，在河流的低階地上種植莊稼，在河灘上放牧牛羊，但由于人多地少，生活比較艱難。

2022年10月，建設中的薩拉烏蘇遺址博物館

新中國成立以后，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生活在溝灣的人們開始同沙漠做斗爭，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村民開始在沙漠里植樹造林、種草固沙，涌現出全國治沙勞動模范殷玉珍這樣的典型人物，大家的努力漸漸地改變了毛烏素沙地的面貌，流動沙丘慢慢變成半流動沙丘，最終由于植被的覆蓋，變成了固定沙丘，原來的沙漠被翠綠的植被覆蓋，甚至著名的沙漠峽谷這一特殊地貌也難得一見了。政府給這個區域通了電、修了路，生產生活條件大大改善，尤其是有了電以后，可以打井灌溉，村民們在原來的沙地上開墾良田，種植玉米、土豆、向日葵等農作物，人們也逐漸從溝灣的窯洞遷徙到廣闊的沙地良田，修建了磚瓦房，開始了幸福的農場生活。

與村民們日新月異的田園新生活同步，薩拉烏蘇遺址的保護和發展也得到了持續的重視。薩拉烏蘇遺址于1992年被列入烏審旗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被列入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如今的薩拉烏蘇遺址一片繁忙景象：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如火如荼，新建的遺址博物館正在進行布展，薩拉烏蘇河套人研究中心已經封頂，邵家溝灣和范家溝灣兩個遺址點的考古工作也進入第3個發掘年度，新的發現層出不窮，溝灣農田里6月份播種的向日葵和蕎麥茁壯成長，將在火熱的8月盛開遍地的花朵，迎接薩拉烏蘇遺址發掘100周年國際論壇的專家學者，向全世界展示薩拉烏蘇遺址新的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