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汪宇宇平平與與薩薩拉拉烏烏蘇蘇遺遺址址

李毅君 汪英華

在薩拉烏蘇遺址考古百年史上，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研究員汪宇平先生潛心篤志，躬體力行，書寫了至關重要的一筆，值得永遠銘記。作為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家、內蒙古文物考古博物館學界奠基人之一，他所做的工作，開啟了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學者對薩拉烏蘇遺址進行舊石器時代考古調查、發掘研究的先河，也促使薩拉烏蘇遺址考古工作從此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實現了新的突破，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

工作緣起

1951年，汪宇平懷著建設新中國的滿腔熱情，應聘于內蒙古文教部，成為內蒙古自治區第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和奠基人。作為內蒙古第一支文物考古專業組織——考古工作隊的首任隊長，汪宇平面對專業人員少、工作范圍廣、工作量大、環境復雜、條件艱苦的現實情況，依靠“一切工作從零開始、從我做起”的決心，帶領團隊開展了全區境內第一次文物普查，并取得成效，為內蒙古地區文物的征集、保護和科研工作的良性發展填補了空白，積累了經驗。

1953年，汪宇平參加由文化部舉辦的“全國文物考古訓練班”，并學以致用，推動各項工作逐步轉移到有序的軌道上來。以此次培訓為契機，汪宇平本著“多讀書、多跑路、多鉆研”的精神，開始探索性地進行調查、科研工作。半個世紀以來，他始終保持在第一線，兢兢業業，一絲不茍。每年初春，他便整理行裝，奔赴區內各地進行文物調查及宣傳等工作。而雁去冬來之時，他又忙于文物修復和調查材料的室內整理。內蒙古地廣人稀，常常幾百里杳無人煙；解放初期工作條件差，交通也極為不便，可他從無怨言。經他之手，數以萬計的文物得到整理和研究，其中有很多文物成為內蒙古博物館的重要藏品。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汪宇平先后徒步、騎馬或騎自行車翻山越嶺，走川渡河，棲息荒漠，飲寢草原，不畏酷暑，不懼嚴寒，行程8000余公里，跨越河北、陜西、山西、甘肅、寧夏、內蒙古六省區，在內蒙古境內發現舊石器時代遺址24處和一大批新石器時代遺址。

解放后幾年間，賈蘭坡先生先后發表了《北京人》、《山頂洞人》和《河套人》幾本專著。汪宇平都非常喜歡讀，愛不釋手。特別是《河套人》，專門談到內蒙古自治區的遠古文化——河套人及其文化在內蒙古歷史發展上所處的重要地位。于是，作為我國最早開展舊石器時代考古發掘的遺址之一、我國最早發現古人類化石的遺址，享譽世界的薩拉烏蘇河流域，成為汪宇平最為向往的地方。

考古新發現

薩拉烏蘇遺址的舊石器時代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自1922年-1923年法國天主教傳教士桑志華、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揭開序幕之后，30余年以來一直沒有學者開展后續的實地工作。對此，汪宇平一直耿耿于懷。內蒙古自治區的考古工作者怎能沒有責任到那里進行調查發掘呢？幾經考慮、下定決心之后，他決定試一試。1956年4月2日，承蒙當時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局、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領導的支持，汪宇平懷著興奮的心情踏上前往薩拉烏蘇河的考古調查之路。

這是極其艱辛的探索之路。正值春風送暖時，汪宇平乘坐前蘇聯造的十輪大卡車，遭遇河槽翻漿，走不多遠，車就陷住。單是從包頭到東勝（鄂爾多斯）大約100公里的土路，就走了3天。汪宇平受到當時伊克昭盟行政公署主管文教相關人員的接待，但沒有獲得薩拉烏蘇遺址的任何線索，于是決定自行前往烏審旗。次日離開東勝，由于車輛又出故障，他不得不改雇老鄉架著一輛木輪車拉行李，自己跟車徒步走到烏審旗境內?？尚谐痰诙熠s車老鄉就迷路了，幸有烏審旗的兩名干部隨行，以驢馬糞便為路標繼續前行。怎奈沙地氣候無常，一遇風沙，前不見糞便，后不見車轍，頓時迷失方向。走了6天，才到達烏審旗政府所在地。連著5天過去，一找到老鄉向導，汪宇平立即徒步趕著驢車，翻越荒漠，前往薩拉烏蘇河畔。這段行程沙丘漸厚，人煙稀少，極易迷路，進度很慢。功夫不負有心人。經多方打聽、百費周折，歷時13天，他終于來到老鄉們口中的線索地——大溝灣。

汪宇平1956年拍攝的薩拉烏蘇河谷地貌

為推進考古工作，汪宇平此行特意尋找1922年曾經幫助桑志華在烏審旗大溝灣一帶進行考古調查的那名王氏老鄉。經詢問，從大溝灣楊老鄉口中得知，當年的向導名叫“石王順”，時人簡稱“王順”，當地口音稱為“王壽克”。他在桑志華考古調查工作中起過重要作用，曾幫助其發現一個古生物化石新種。桑志華根據口音以為此人姓王，記錄為“王壽克”（Wangsijock，后被譯為“旺楚克”），并將該化石新種命名為“王氏水?！保˙ubalus wansjocki）。遺憾的是，他已搬遷異地并故去，未得謀面。

憑借堅定的決心，汪宇平1956年兩次不辭辛勞在薩拉烏蘇流域進行考古調查與發掘。在大溝灣村的西溝新發現一處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得到人工打制石片76件、破碎的燒骨10件左右、許多被人為破壞過的哺乳動物骨骼化石殘片。此外，一個名叫“思治寶”的孩子幫助汪宇平在烏審旗滴哨溝灣村發現1件人頂骨化石；次日，距此60米處，在一位老鄉窯洞門前的土崖上，又找到1件人股骨化石。1957年，汪宇平在《文物參考資料》發表《伊盟薩拉烏蘇河考古調查簡報》，概括總結了以上調查情況。

上圖：1956年，汪宇平在薩拉烏蘇遺址區發現人類股骨化石的窯洞；

下圖：1990年，汪宇平在薩拉烏蘇遺址考察

不久之后，汪宇平親自將人骨化石送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進行鑒定。吳汝康院士認為，這兩件人骨化石都比尼安德特人更接近現代人，但仍然有明顯的原始性質。1958年，吳教授在《古脊椎動物學報》上發表《河套人類頂骨和股骨化石》一文，指出汪宇平1956年發現的薩拉烏蘇河人類頂骨和股骨具有一定原始性，又有接近一般的現代人特征，可能處于更新世晚期，可能代表晚期的尼安德特人類型。這是我國學者通過人骨化石對比研究對“河套人”所處發展階段及其與現代人關系的最早論述。

汪宇平發現的這處舊石器時代遺址，就是后來學者們所稱的“范家溝灣遺址（地點）”。這不僅開啟了薩拉烏蘇遺址新一階段的野外考古調查工作；而且是繼1922年桑志華的發現后，我國文物工作者在薩拉烏蘇遺址的首次重要收獲，是內蒙古考古工作者在舊石器時代考古學上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的第一次重大發現,也是新中國誕生后一次重要的考古發現，為鄂爾多斯地區舊石器時代考古和深入系統地研究“薩拉烏蘇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突破性進展

1960年和1961年，汪宇平又兩次來到薩拉烏蘇河地區進行調查。他在烏審旗范家溝灣舊石器時代遺址西南角一處灰燼遺跡中獲得1件石器、30余件破碎的燒骨；另在大溝灣村南部薩拉烏蘇河畔的砂崖上，發現犀牛、鬣狗、水牛、鹿等動物化石。1962年8月，汪宇平在烏審旗滴哨溝灣開展考古調查工作的時候，當地農民博音圖同志向他移交了一件人頭骨化石，說是1961年春當地社員在河谷深處開辟坡地、平整地面時，在坡地下60厘米深處發現的。上述補充資料進一步豐富了薩拉烏蘇遺址的文化內涵。通過這期間的考古調查與研究，汪宇平將新發現的薩拉烏蘇遺址時代定為更新世晚期，文化期為舊石器時代中后期。

汪宇平這些年對薩拉烏蘇遺址開展的一系列考古工作，引起了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極大關注。1963年-1964年，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著名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家、古生物學家裴文中，著名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家張森水專程與汪宇平等人組成科學調查隊，在薩拉烏蘇河地區開展第四紀的全面考察。汪宇平吃苦耐勞的敬業精神、依靠群眾和發動群眾的工作方式，使其深受同行們的尊重和敬仰。其間，科學調查隊確認了汪宇平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勘察清水溝灣至米浪溝灣沿岸地層，重點研究滴哨溝灣地層，在楊四溝灣左岸的基座階地里開展動物化石和人類遺跡的發掘工作，所獲資料為之后的“薩拉烏蘇遺址”系統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此后，薩拉烏蘇遺址的考察與研究在全國各地產生廣泛影響，吸引更多學者慕名前來，加入其中。薩拉烏蘇遺址研究隊伍逐漸壯大，研究成果不斷向前推進。

1972年，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著名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家、地質學家賈蘭坡，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家衛奇、呂遵諤與汪宇平等人組成聯合考察隊，到薩拉烏蘇河進行參觀性考察。到20世紀70年代末，關于薩拉烏蘇遺址的考察不僅方興未艾，而且各方高校、科研院所相互合作，積極展開多學科綜合研究，將薩拉烏蘇這一重大課題持續引向深入?？吹饺绱诵佬老驑s的場面，汪宇平常常欣慰不已，更加堅定自己早年艱苦跋涉、伏案堅守的無畏選擇。

汪宇平考古事業生涯40年來，征集大量珍貴文物、標本、化石，發現大批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和各歷史時期的重要遺址。薩拉烏蘇的考古工作只是其中亮麗的一頁。他先后完成學術論文和調查報告150余篇。具有重要科學研究價值、在全國產生廣泛影響的論文有50余篇。有不少論文內容還被國內外學者所引用，為內蒙古的文物考古工作被中國和世界所認識，做出不懈的努力。

上圖：1990年，汪宇平和汪英華在薩拉烏蘇遺址考察；

下圖：1990年，白慶元（左1）、汪英華陪同汪宇平先生在薩拉烏蘇遺址考察

汪宇平攻堅克難，任勞任怨，全身心奉獻給文博考古事業，社會對他給予極高評價和莫大榮譽，先后多次被評為內蒙古博物館、內蒙古文化廳先進工作者。1985年，他榮獲全國文博戰線先進個人和全國民主黨派、工商聯等單位先進個人稱號。1986年，被評為內蒙古自治區勞動模范。2002年，榮獲第一屆“裴文中科學貢獻獎”。

值此薩拉烏蘇遺址考古發掘一百周年紀念之際，向汪宇平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