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民分化、牧業生產與傳統牧區鄉村振興
——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個案考察

范明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北京 100081）

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我國“三農”工作的重中之重。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源于政界和學界對我國農村情況已發生巨大改變的共識，主要體現在農民、農村、農業的深刻變革[1][2][3][4]。草原是我國面積最大的陸地生態系統，占我國面積的41.7%，全國有牧業、半牧業旗縣268 個，這些旗縣中有80%以上屬于民族地區，是蒙古族、藏族、哈薩克族等傳統游牧民族的主要生活區域[5]（243）。雖然20世紀80 年代之后牧區發生了巨大變化，但與農區相比有其特殊性，“人—草—畜”系統中所呈現的“牧區、牧業、牧民”的基本現狀和問題并不符合基于農區的研究結論，甚至還有較大的差異。因此，為了避免牧區被籠統地作為一般農區而接受或者實施政策，關于“三牧”（牧區、牧業、牧民）的調查研究顯得極為迫切。

一、問題的提出

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源于我國農村地區所發生的普遍的、深刻的、共識性的變化。近幾年關于牧區振興的研究已經逐漸興起，學者也紛紛強調牧區的特殊性和差異性，一些學者從宏觀方面分析了牧區與農區的差異，如生態脆弱、地理位置偏遠、基礎設施薄弱、文化獨特、市場體系不完整、現代化水平不足等[6][7][8]。還有學者從制度的視角，分析了牧區生態退化、牧業成本攀升、牧民生計困難等特殊“三牧”問題產生的原因[9][10]。但是，相比農區，牧區的研究少之又少，并且這些研究沒能呈現出如農區般清晰的研究現狀，尤其是未能體現出牧區、牧民、牧業三者之間所形成的特殊而復雜的聯系，因此也較難與農區鄉村振興展現的問題及對策達成完整的對話。本文基于已有的牧區研究，側重農區和牧區的差異，將以牧區社會經濟變化為現實背景的相關研究總結如下。

從人口流動的驅動力看，農區外出務工人口主要以提高家庭經濟收入為主要目標，同時不返鄉成為大多數外出人員的選擇，甚至進城本身成了年輕人的目的[11]，但是牧區人口外出最初的驅動力主要來自生態政策、教育以及醫療養老。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草原生態環境惡化問題凸顯，國家生態治理工程將生態退化嚴重的主要牧區的牧民大批遷出并定居在城鎮周邊或者自然條件相對較好的區域[12][13][14]，因此生態移民成為2000年前后牧區人口流向城鎮的主要驅動力。此外，受“合鄉并鎮，撤點并?！币约皩逃饾u重視的影響，牧區普遍產生了以學生上學及家人陪讀為形式的人口進城現象[15][16][17]，增加了牧區人口的向外流動。另一個離開牧區的主要群體是無勞動能力的老年人，他們進城的主要目的是享受更加便利的醫療條件[18][19]。

從流動人口與農牧區的關系看，農區外出人員體現為“離土、離鄉”，“農一代”特別是“農二代”與土地的黏度大大降低，農業不再是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11]，但是進城務工的牧民在飲食習慣、工作強度、文化習俗等方面存在普遍的不適應，牧區生活更能給他們安全感和歸屬感[20]，牧區的外出人口一般都與牧區保持著緊密聯系，因此牧民返鄉比例高。厲以寧觀察到牧區人口流動形成了“中年、壯年的牧民留在牧場繼續經營、繼續創業，而老人和青少年、幼童遷居于城鎮的情形”[21]。王林靜同樣觀察到了牧區特有的家庭分住兩地、“季節性市民”現象[22]。包智明發現，“定居在城鎮，生產在牧區”是牧民十幾年城鎮化過程中形成的新模式，牧民在牧區—城鎮之間的流動性實現了牧區、牧民以及牧業的現代化[23]。王皓田研究認為，進城牧民形成了在牧區與城鎮來回流動的“人畜合—離”的新興人動畜不動的放牧方式[24]。

從農牧業發展看，農區由于勞動力的大量外出，農民改精耕細作為粗放經營，不僅復種指數明顯下降，而且撂荒現象比較普遍，土地利用率有所降低[25]，但是牧區的草場依舊保持了高強度使用率，對牧民生活及牧區發展起到了支撐作用。雖然從2000 年之后國家出臺和實施了一系列的草原生態政策與生態治理工程，但是草原依舊難以實現“草畜平衡”，2011年開始實施的生態獎補政策雖然對牲畜數量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超載現象普遍存在[26][27]。因此，草場大量閑置的情況在牧區基本不存在，未放牧的草場基本為禁牧草場，而可用于放牧的草場則利用強度很高。

已有研究從較長的歷史時期及不同側面呈現了“三牧”問題的基本輪廓，可見牧區與農區的差異是巨大的，牧民、牧區與牧業的關系必定需要以不同于一般農區的邏輯和思路來處理?；诖?，本文所提出的問題是，既然牧區沒有出現大量類似農區的“農一代”“農二代”，那么牧民中形成了怎樣的不同群體，這些群體與牧區土地之間的關系如何？在環境約束背景下，上述這些問題的關系該如何處理？本文以2018 年以來筆者在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的田野調研為基礎，探討牧區振興所面臨的現實背景和路徑選擇，以期為傳統牧區振興提供參考。

蘇尼特右旗位于內蒙古錫林郭勒盟（以下簡稱錫盟）西部，屬中溫帶半干旱大陸性氣候，年降水量170—190毫米，年蒸發量達2 700毫米，境內僅有季節性河流，草原面積占全旗面積的95%。全旗有漢族、蒙古族、回族、滿族等11個民族，其中漢族和蒙古族分別占人口總數的62.2%和36.6%，總人口中鄉村人口占47.5%，牧區常住人口在1.5萬—1.7萬人①被訪人：蘇尼特右旗鄉村振興局工作人員；訪談時間：2021年7月12日；訪談地點：蘇尼特右旗鄉村振興局。。蘇尼特右旗曾是國家級貧困旗，2019年脫貧摘帽，2022年三次產業結構為19.5∶38.6∶41.9，農牧區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6 996元，低于全國和全區水平[28]。選取蘇尼特右旗作為案例地的原因有三：一是該旗是傳統的牧業旗，草原畜牧業歷來是牧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二是該旗地處偏遠，人口分散，目前周邊無著名、有競爭力的旅游資源或產業，代表了相當一部分牧區的情況；三是調查區域內無政府主導的生態移民，牧民的生計決策基本反映了其對社會經濟環境的權衡和自身偏好。

2018—2022年筆者對蘇尼特右旗鄉村振興局工作人員進行訪談，根據該旗鄉村振興情況，選取S 蘇木C 嘎查進行實地調查，對牧區從事畜牧業生產和外出務工、陪讀或創業的牧民進行了深入訪談和追蹤調查。為了解嘎查的整體情況及歷史縱向變化，筆者對四任嘎查達進行了深入訪談，并依據整體情況選擇不同類型的牧民共29 戶，其中牧區常住戶22 戶，城鎮常住戶7 戶（涉及的行業包括奶食店、司機、洗車行、理發店、餐飲等），每戶進行了1.5—3小時的訪談。

C嘎查位于蘇尼特右旗的中東部，是傳統的牧業嘎查，目前全嘎查共有戶籍牧戶176戶，其中蒙古族占90%左右，73萬畝草場全部為草畜平衡區。截至2022年7月，該嘎查的常住放牧戶有80戶，戶口仍在本嘎查的外嫁女有20戶，在城鎮帶孩子陪讀的有十幾戶，其余牧戶為在外工作或者在城鎮定居。

二、牧民分化：牧民流動與家庭決策

農民分化是指農民從一致性向異質性轉變的過程，包括職業、經濟收入、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分化[29]，本文主要指職業的分化，側重對畜牧業依賴程度的生計多元化，包括完全依賴畜牧業的牧業戶、外出務工和畜牧業兼顧的兼營戶、收入主要依靠外出務工或做生意的非牧業戶，以及仍然依賴畜牧業但不從事生產的非經營牧業戶等（見表1）。牧區人口的向外流動基本始于20 世紀90 年代，但是牧民外出的外在原因和內在動力卻與農民工潮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本部分將以C 嘎查為例，闡述一個牧業村莊人口流動的情況和家庭決策的主要因素。

表1：牧民分化的四種類型

2000年前后，草場承包之后的第一批新增戶逐漸成為家庭主要勞動力，有限的草場面積和新增人口之間的矛盾逐漸顯現，外出務工成為補充畜牧業生產現金流的一種選擇，也促使少量牧民外出務工。1983年，蘇尼特右旗開始牲畜承包到戶試點工作，草場的所有權和使用權承包工作也同時展開。C 嘎查在同年6 月完成了草場承包工作，這對當地牧民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也成為20 年后牧民分化的基礎。據幾位老年牧民回憶，當時全嘎查共有牧戶78 戶，家庭戶數不到現在的一半，草場承包的標準為：成年人人均草場2 700 畝、小畜25 只，孩子人均草場1 300 畝、小畜5 只，此后出生人口無草場承包權。承包草場之后，全嘎查牧戶將畜牧業作為主要的產業，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牲畜數量進入快速增長的時期，達到了最高峰，有牧戶甚至有1 000多只羊。其間，隨著小家庭的分家立戶，放牧戶也增加到120—130 戶。組建新家庭意味著在草場面積不變的情況下要養活更多的人口，因此一些家庭需要以其他生計方式維持家庭生活，如被訪人TL①出于實地調查倫理要求，文中一些人名進行了匿名處理。。此外，20世紀90年代，雖然牲畜數量迅速增加，但是羊價并不高，牧區人們基本生活保障沒有困難，然而，一些家庭缺乏現金來源，如被訪人BTSH；或者年輕人想體驗牧區之外的生活而選擇外出?？梢哉f，這是牧區第一批外出務工人員，他們主要以工廠、工地等為打工地點?？梢?，20 世紀90 年代牧區就開始出現了少量外出務工人員，但是這部分人并未放棄畜牧業，以打工收入作為畜牧業的補充，就業半徑相對較短，僅在旗內或者內蒙古區內打工，畜牧業以及牧區依舊是他們的重要保障。

我是1983年后半年出生的，沒有分草場，爸爸是從別的地方來的，就只有媽媽有2 000多畝草場。所以我小學的時候就開始給別人放牧，一直到現在都是年年打工，最遠就到過二連浩特，剪羊毛、泥瓦匠、裝卸工都做過。小時候父母在家里放羊，現在有的時候也包出去讓別人放，我不打工的時候就回到牧區，不能去遠的地方，家里有事能隨時回來。②被訪人：TL，男，37歲；訪談時間：2021年7月9日；地點：SC。

1997 年的時候去呼和浩特當建筑工人，那時候羊少，一只羊才200 塊錢，沒有錢，就出去打工了。1998 年就回（牧區）來了。打工沒有賺到多少錢，太累了，一個月也就500—600 塊錢工資，吃喝之后就沒有了。③被訪人：BTSH，男，45歲；訪談時間：2022年7月21日；地點：SC。

2000年之后，牧民外出務工的人數進入加速階段，背后的驅動因素是多方面的，頻發的自然災害、有限的草場面積、穩定增長的現金需求等因素相互疊加作用。2000 年，蘇尼特右旗遭遇了嚴重的冬季雪災和春季旱災，草場生態狀況也從這一年發生了轉變④2000年的自然災害是牧民的共同記憶，當問及“哪年受災嚴重，從什么時候草場就差了”時，2000年是牧民最先回答的。，具體表現在植被覆蓋度大幅降低、自然災害頻率增加、草原植被種類明顯減少等。與此同時，畜牧業生產成本逐年增加，購買飼草料成為畜牧業應對自然災害的常規策略；以戶為單位進行圍欄建設，圍欄之后，以牧戶為單位的基礎設施建設（棚圈、住房、機井、摩托、農用車等）也成為必需品。因此，穩定的現金需求更顯緊迫，草場面積較小的牧戶在災害中更加脆弱，不確定的自然條件和穩定的現金流需求促使牧民外出謀生。在牧民的印象中，2000 年、2006 年、2010 年、2016 年、2018 年、2022 年該嘎查都遭受了較為嚴重的旱災，災害往往伴隨著牲畜膘情損失以及羊價的下跌，導致牧民缺乏現金收入，因此這些年份也成為牧民外出務工的重要時間節點，如被訪人BYBB。一位當了25 年嘎查書記的干部說：“1999—2000年旱災，收入不行，喂草料喂得很多，好多人都出去打工了，2010年到2021年就沒有什么不旱的年份，2009年嘎查還有120多戶放牧的，現在養牧的才70多戶?！痹谒{查的29戶牧民中有14戶牧民在2000年之后有外出打工的經歷，其中60歲以上的牧民有1戶，50—60歲之間的牧民有1戶，40—50歲之間的牧民有3戶，30—40歲之間的牧民有9戶。外出打工的群體主要為30—40歲的牧民，其中分草場之后出生的牧戶共7 戶，全部有外出打工經歷，他們要么沒有草場，要么繼承父母的草場，但依然無法滿足一定規模的畜群飼養需要。

2001 年的時候我有500 只羊，但是遭災了自己留下了90 個，2008 年的時候發展到了480只，2015年的時候天就開始旱了，2016年處理牲畜剩下了40個羊，就包給別人，我出去打工，到阿巴嘎旗給別人剪羊毛、當羊倌、打零工。我打工就是為了不把羊都賣掉，想著等到天好的時候再把羊拿回來自己放牧，但是今年（2018年）還是旱，只能繼續打工。①被訪人：BYBB，男，60歲；訪談時間：2018年7月13日；地點：SC。

但是牧民外出務工并未形成整體穩定的人口外流趨勢，畜牧業和外出務工兩者之間待機切換是牧民的重要策略。22戶常住牧區的牧戶中有9戶有過外出打工的經歷，其中有3戶目前仍保持著在牧業不忙的時間外出打工的習慣。7戶常住城鎮的牧戶中有2戶保留著畜群，等待時機回去放牧，其余5戶在牧區飼養著少量食肉羊由家人照看。調查可知，常住牧區的牧民通常在災害年份或者急需現金收入的時候外出打工，他們以能夠在牧業繁忙季節（如接羔、出欄、備草料）及時趕回作為選擇工作的重要標準。外出務工牧民所從事的職業包括司機、保安、服務員、工地零工、剪羊毛、接羔子、裝卸工等，都是一些臨時性的體力工作，而主要目的則是能夠維持現金流，不至于在缺乏現金的時候大量處理牲畜。這些牧民主要從事旗內的工作，旗外主要到呼和浩特、包頭、二連浩特、阿巴嘎旗等地打工。常住城鎮的7 戶居民有2 戶為到城鎮養老的老年人，1 戶常年在呼和浩特打工，其余4戶在旗里經營著理發店、洗車店、奶食店、長途運輸等。城鎮的常住戶中，老年人是穩定的群體，他們已經適應城鎮生活，尤其是城鎮的住房和醫療條件便利。但是其余5 戶經營生意的牧民（4 人30—40 歲之間，1 人50 多歲），均表示更喜歡牧區的生活，也經常會回到牧區住一段時間，有機會的話還愿意回牧區繼續放牧，如被訪人TL。因此，除了一些年邁的牧民，其他牧民均表示喜歡留在牧區。原因如下：“牧區的收入還是好呀；（從）牧區出去的人去大城市也不習慣，去了南方語言也不通；牧區安靜，不像城市那么擠；現在都有網絡了，牧區和外面也差不多（網購的兒童玩具、女士護膚品等都非常普遍）；感覺牧區以后會發展得更好?！?/p>

我是1989 年出生的，沒有草場，為了賺錢就從牧區出來了，學了化妝和美發，現在自己（在旗里）開店。我沒有草場，但是父母幫我養著十幾個吃肉的羊。我和兩個孩子都經?；啬羺^，他們愛在牧區待著，經常周五回去，周日再回來。我覺得還是牧區好，感覺牧區輕松，在這壓力大，每天起來就開始忙，如果現在有草場，還是回去吧。我回去應該能適應，從小就放羊，是另一個（擅長的）專業。②被訪人：TL，女，32歲；訪談時間：2021年7月7日；地點：賽罕塔拉鎮。

2005—2006 年蘇尼特右旗蘇木小學撤銷合并到旗政府所在的賽罕塔拉鎮，自此有學齡兒童的家庭分離出了進城陪讀的家庭成員，而且從幼兒園開始家長就要到城鎮陪讀。在受訪的家庭中，有5 戶家庭有陪讀情況，戶主年齡段在35—45 歲之間，其中一家為祖父祖母陪讀，孩子父母在牧區放牧，其余4戶為孩子母親陪讀，父親在牧區放牧。陪讀家庭的人口流動分為兩種情況：一是祖父母陪讀的兼具養老目的，孩子假期回到牧區與父母生活在一起，祖父母偶爾回到牧區，但是基本在城鎮常住養老，如被訪人BLGBB；二是由母親陪同的家庭則具有臨時性，一般放假時母親帶著孩子回到牧區，等到孩子可以脫離母親照顧，或者可以住校，母親則回到牧區參與牧業生產。需要重點關注的是，這部分陪讀人員在城鎮的住房、生活、教育開支基本來源于牧區的供給。

我們在大孫子上幼兒園的時候就來城里了，現在小孫子也來上學了。我們老兩口回牧區干不了活了，腿不行，還是在城里看孩子好，在旗里看病去醫院也方便。孩子周五放學后兒子來接，一起回牧區，我們老兩口也不是每周都回，孩子每周回。③被訪人：BLGBB，男，62歲；訪談時間：2021年7月8日；地點：賽罕塔拉鎮。

在所有流動的人口中，相對穩定的是公務員或者教師等具有正式編制的。這些人口受過高等教育，在獲得工作后基本就定居城鎮，大概率不會再回到牧區從事畜牧業。在訪談的牧戶中，有4戶家庭中有成員在外有穩定的正式工作，職業包括公務員、教師、護士。對于極少數有穩定工作的年輕人，他們的草場面臨父母缺乏勞動能力而無人經營的情況，如被訪人DFP，但更多的是家里仍然有其他勞動力需要以牧業為生活保障。

我有兩個孩子，姑娘在旗政府工作，兒子在呼市當老師，都是大學畢業。我還能再干上十幾年，現在能動呢，不給孩子們添麻煩。等到干不動了，草場就租出去。①被訪人：DFP，男，53歲；訪談時間：2022年7月20日；地點：SC。

綜上所述，從嘎查整體情況來看，牧區向外流動的人口比例較高，占到戶籍人口的1/2 左右，使得常住牧區的人口與20世紀80年代承包草場時候的人口基本持平。同時，造成牧民流動的驅動力是多方面的，主要有草場承包、現金需求增長、自然災害和生態退化等。此外，教育陪讀、醫療養老和少量穩定工作機會也發揮了作用。但是牧民的外出務工具有以下一些特征：就業半徑相對較短，僅在旗內或者內蒙古區內；不放棄畜牧業的外出務工牧民占有較大比例，并且外出務工具有臨時性和季節性；常住城鎮的勞動力中，依然將畜牧業視為一個較好的生計選擇；老年人和具有穩定正式工作的勞動力是較穩定的外出人口，大概率不會再回到牧區。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牧民分化成了不同群體，但是大多數牧民對于牧區的歸屬感十分強烈。

三、牧業與牧區：經濟支撐與內部調整

牧區草場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利用強度。根據國家林草局的數據，2019 年全國重點天然草原平均牲畜超載率為10.1%[30]，可見雖然歷經20 多年的草原生態治理，但是草原的利用強度依舊很高，類似農區土地閑置的情況在牧區非常少見。以2016—2020年為例，即第二輪草原生態獎補期間，蘇尼特右旗89.09%的草原為草畜平衡區，必須嚴格控制載畜量。依據錫林郭勒盟生態委《關于蘇尼特右旗2016—2020年天然草地冷暖季適宜載畜量核定標準批復的函》，蘇尼特右旗天然草地暖季適宜載畜量為111.72萬羊單位，但實際載畜量一直高于該標準，比如2016年超載率高達31.91%，2018年當地遭遇了嚴重旱災，草場生產力極低，但是依舊超過適宜載畜量（超載率為3.61%）②數據來源于2016—2020年蘇尼特右旗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暖季存欄量計算依據為“年末牲畜數量+出欄量×0.5”。。

上述草原牧區土地的狀況，源于一個基本現實狀況，即依賴草原的畜牧業生產是牧民重要的收入來源，承擔著改善牧區家庭生活水平、積累家庭資產的重要角色。以S蘇木C嘎查為例，在22戶常住牧區的牧民家中，戶均人口3.4 人，草場面積4 870 畝，過冬牲畜197 只。按照正常年份，一只羊的生產成本不高于50%，出售價格平均為1 000元③牲畜價格浮動較大，本文為保障結論的可靠性，選取了近五年牲畜價格較低的年份。，那么戶均畜牧業年均純收入為98 500元，此外，草場生態獎補戶均為14 610 元，故畜牧業收入還是非?？捎^的。正如一些牧戶所說，相比打工，如果牧區不遭受災害，收入還是更好且自由，如被訪人SQ。調查發現，草原牧區雖然地處偏僻，但是在住房、車輛、生產基礎設施、生產工具、家庭消費等多個方面都有著快速的積累。幾乎任何一個牧戶家中，摩托車、農用車、小汽車都是必備的工具，其中部分牧戶還購買了鏟車、打草機等生產設備，畜牧業生產的經營有著越來越精細化的趨勢。在22 戶牧民家中，有13 戶在賽罕塔拉鎮購買了樓房，均價在30萬元，這筆支出也同樣主要來自畜牧業收入。

女兒上高中的時候急需要錢，又趕上那兩年干旱，我就出去打工了，已經7年了。我把草場租給了別人，但是牲畜保留了80多只。我在餐廳當服務員，每年也就能收入4萬塊，今年（2022年）我就準備回來了，主要就是打工累啊，牧區回來發展一下，羊價可以，下雨好的話，還是牧區的收入高啊。我們希望女兒以后能回牧區生活，打工的壓力太大。④被訪人：SQ，女，40歲；訪談時間：2022年7月21日；地點：SC。

牧區內部，在人口流動、自然災害、市場波動的共同作用下，草場在牧戶之間不斷進行流轉與調整。雖然目前牧區購買飼草料已經十分普遍，但是能夠獲得相對穩定、大面積的草場資源，是降低畜牧業生產成本、應對自然災害的必要條件。筆者對S蘇木C嘎查的22戶常住牧戶的草場使用情況進行了調查，這些牧戶的戶均承包草場4 870畝，但是戶均實際利用草場是8 838畝。有16戶牧民租用了其他牧戶的草場，出租草場來源于已經搬離牧區的同嘎查牧戶，或者是嘎查內部的集體草場，有的牧戶甚至整合了周邊3—4 家的草場，如被訪人HMJL。當自然災害來臨的時候，大面積的草場就為牧戶提供了保障，使牧戶不用大規模處理牲畜。如果嘎查內部草場不足以應對災害，牧民則會選擇聯系嘎查之外甚至是本旗縣之外的天然草場。

我家一個女兒，上大二了，家庭情況算是咱們大隊里的中等偏上戶。300多個大羊，自己有6 000畝草場，租的嘎查里的草場10 000多畝，一年一年的合同，一年租金大約5萬塊。租的不是一家草場，3 家一起的，這3 家都不在嘎查住了，一家女兒嫁出去，父母也不在這里住了，一家在別的地方養羊的（在別處租更大的草場），還有一家在城里打工。打工不如在牧區，但是沒有羊，買不起，沒有羊的話回牧區也沒用。①被訪人：HMJL，男，52歲；訪談時間：2021年7月10日；地點：SC。

需要注意的是，草場流轉是以個體牧戶為主導，而牧戶合作進行草場整合的幾乎沒有，這也導致以降低生產成本和抗災為主要目的的草場流轉和整合加劇了生計與生態間的矛盾，這在災害發生時體現得淋漓盡致。2018年和2022年，錫林郭勒盟中西部遭遇了嚴重的旱災，有效降水時間推遲到了7月中下旬，“牲畜走場”成為一項重要的應對策略。以2018年夏季旱災為例，被訪的34戶受災牧戶中有17 戶租用了草場，而其他牧民則是因為找不到可用草場或者價格太高無法租用。能夠租到草場的牧戶，為了盡可能降低生產成本，又給租用草場造成極強的放牧壓力?？梢?，在牧區土地利用情況與農區有著巨大的差異，牧區土地幾乎不存在閑置情況，并且處于高強度利用狀態，是牧民緊密依賴的資源。

雖然以依賴畜牧業為生的人口依然很多，但是牧區人口面臨著結構性和功能性問題。在人口結構方面，牧區的勞動力面臨老齡化問題。以S蘇木C嘎查為例，目前全嘎查80戶常住放牧戶中，50歲以上的占到70%以上，30—40 歲的牧戶15 戶（比例約為19%），1990 年以后出生的牧戶只有1—2戶。在人口功能方面，牧戶在購買飼草料、草場流轉與整合、草原生態保護、畜產品銷售等方面都需要合作，但是牧區能夠發揮實際作用的合作社數量極少，基層自組織能力、能人培育等極度欠缺。同時，牧戶依舊處于市場商品鏈的底端，沒有參與畜產品加工、品牌打造、銷售等環節的渠道和能力，還承受著自然災害和市場波動的雙重風險。

四、傳統牧區振興面臨的主要問題和路徑選擇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牧區的振興面臨如下主要問題：一是外出務工人口方面，雖然人口有外流趨勢，但是與牧區的聯系依舊緊密，牧業和牧區依舊是進城牧民的重要經濟保障和精神寄托，如何在維持外出務工牧民與牧區聯系的同時，減少他們對天然草場經濟依賴是需要解決的問題；二是在畜牧業生產方面，“產業興旺”與“生態宜居”之間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家庭消費和資產積累等均依賴于天然草場的產出，長期來看，畜牧業的發展將會面臨“生態天花板”的嚴峻挑戰；三是在畜牧業風險方面，自然災害與市場波動疊加，對牧民的家庭收入產生顯著影響；四是長期來看，本地牧民將會是草原主要利用、管理和保護者，因此加強基層牧民的組織管理水平、市場應對能力非常重要。鑒于此，本文認為有必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深入探索牧區振興的有效路徑。一是明確草原畜牧業的優勢。圍繞草原畜牧業的畜產品、文化、景觀進行深度開發，拓展草原畜牧業的文化內涵和經濟價值，圍繞干旱區生態教育、草原綠色畜產品、草原游牧文化等開發一批衍生產業，讓不愿意離開草原又不直接參與畜牧業生產的牧民能夠獲得就業途徑。二是以牧民為主體，鼓勵牧民在草場整合方面進行探索與實踐，鼓勵牧民參與到草場的管理、利用和保護中。目前所實施的草畜平衡并未有效解決“產業興旺”與“生態宜居”之間的矛盾，自下而上的解決方案是一個可以探索的路徑，建議以牧民為主體開展合理載畜量的測定與實踐，政策性給予資金、制度、技術、人員支持。三是高度重視自然災害和市場波動對牧區的雙重影響?？梢灾贫ㄒ幌盗蟹袭數貧夂蚝蜕a特征的保障政策以降低牧民風險。四是提升基層牧民組織管理水平，強化能人的帶頭作用，吸引有能力的年輕人加入牧民隊伍?？梢酝ㄟ^組建合作社、引進人才、參觀學習等方式，培育一個具備真正解決問題能力的牧民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