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審計收費和審計延遲的影響研究

侯大偉

（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上海 200120）

1 引言

企業通過在日常生產活動中引入先進的數字化技術，能夠提高企業收集、分析和處理數據的能力，從而為企業發展有所幫助[1]。企業數字化轉型有助于提高企業的運營效率和靈活性，同時也能夠幫助企業改變傳統的商業模式[2]，革新了企業與外界互動和溝通的模式。但與此同時，企業數字化轉型也可能會使企業內部的技術水平大大提升，同時也使得企業的管理模式和業務模式更加復雜，企業的內部行為更難以被外部利益相關者所了解，這同樣也會對外部審計產生一定的影響。

由于控制權和所有權的分離，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可能會產生代理沖突。作為企業所有者的股東并不能很好地掌握企業的全部信息，而管理者作為企業日常經營行為的執行人，對會計信息的產生和披露負有責任。由于審計能夠提升會計信息的可信度，因此審計往往被視為解決公司內部管理人員與其股東之間代理問題的一種方法[3]。而外部審計機構需要對企業的經濟業務活動進行詳細的審查和公正的評價，因此審計也會受到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F有研究發現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提升審計質量[4]、降低審計風險[5,6]、使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更加謹慎[7]。

本文認為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審計收費和審計延遲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方面，隨著企業采用尖端技術，如大數據分析和云計算等，這些數字化進步將顯著影響企業的管理行為和業務模式，根據相關的規定，審計師應當在風險評估階段“了解被審計單位與財務報告相關的信息系統”“了解被審計單位如何應對信息技術導致的風險”，使審計人員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如實施更多的實質性程序、擴大控制測試的抽樣規模等。同時，如果需要通過外部專家來了解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相關問題，同樣會大大增加審計工作的成本和時間。另一方面，企業數字化轉型也對事務所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能需要事務所對電子設備進行升級，從而幫助事務所更好地完成審計工作。除此之外，這同樣也需要事務所對審計師加強培訓，從而保證審計師對于開展了數字化轉型的企業的勝任能力，這同樣會增加審計的金錢成本和時間成本。據此本文認為企業數字化轉型將會導致審計收費的增加和審計延遲的增加。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來源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CSMAR），本文以2010-2022 年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剔除了公司股票被ST 的樣本、有數據缺失的樣本和金融行業的樣本，最終得到了34 225 個公司樣本，為了避免極端值的影響，本文還對所有連續性變量進行了首尾1%的縮尾處理。

2.2 模型設定和變量定義

為研究企業數字化轉型與審計收費和審計延遲之間的關系，本文建立的回歸模型如下：

模型中的i 和t 分別是指公司和年度，α 是回歸的截距項，β 是回歸系數，ε 是殘差項。被解釋變量分別是審計收費（Fee）和審計延遲（Delay）。審計收費（Fee）采用了國泰安數據庫中公布的審計費用的自然對數，審計延遲（Delay）是資產負債表日到審計報告日之間的天數的自然對數。

主要解釋變量是數字化轉型程度（DT）。對數字化轉型（DT）的衡量參考了吳非（2021）的研究，在國泰安數據庫中獲取了年報中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方面的關鍵詞詞頻，并對關鍵詞詞頻加1 取對數處理。同時，本文還定義了數字化轉型的虛擬變量（DT_Dummy），如果企業當年開展數字化轉型則記為1，否則為0。

此外，本文還在參考現有研究的基礎上納入了控制變量（Controls），主要包括公司規模（Size）、業績表現（Roa）、股權集中度（First）、杠桿率（Lev）、增長率（Growth）、兩職兼任（Dual）、董事會規模（Board）、獨董比例（Indep）、產權性質（State）等必要的控制變量，并在回歸時控制了行業（Ind）和年度（Year）虛擬變量。

3 回歸結果

3.1 描述性統計

本文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 所示。從審計收費的情況來看，其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13.830 和13.732，表明該指標符合正態分布特征，同時，由于該指標已經進行了對數處理，因此取了對數后的樣本件差異相對較小。從審計延遲情況來看，該指標同樣具有較好的分布特征，該指標均值為4.569，即審計延遲的平均天數為96 天，且審計延遲天數的最小值和最大值38 天和119 天，表明不同樣本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從企業數字化轉型情況來看，已有64.7%的樣本開展了數字化轉型的相關活動，但同時樣本間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表1 描述性統計

3.2 相關系數檢驗

本文的相關系數檢驗如表2 所示。從下三角的Pearson相關系數檢驗結果來看，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DT）與審計收費（Fee）的相關系數為0.157，與審計延遲（Delay）的相關系數為0.165，且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同時，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虛擬變量也與審計收費和審計延遲有著較強的相關性。從上三角的Spearman 相關系數檢驗結果來看，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相關系數研究的結果初步驗證了數字化轉型與審計收費和審計延遲之間的正相關關系。

表2 相關系數檢驗

3.3 均值差異檢驗

在表3 中，本文以是否進行了數字化轉型為樣本的劃分依據，將全部樣本區分為進行了數字化轉型的樣本和未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樣本，并進行了兩組之間的均值差異T 檢驗。從表中的結果可以看出，兩組中審計收費的均值分別為13.919 和13.666，均值差異為0.253，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進行了數字化轉型的樣本有著更高的審計收費。從審計延遲情況來看，兩組中的均值分別為4.593 和4.525，均值差異同樣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這再次印證了數字化轉型對審計收費和審計延遲的正向影響。除此之外，本文還發現各控制變量間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具體表現在相較于未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樣本來說，進行了數字化轉型的樣本具有更大的公司規模、較低的股權集中度、較低的資產負債率、較低的成長性、較高的兩職兼任可能性、較小的董事會規模、較高的獨立董事比例以及更可能是非國有企業。

表3 均值差異T 檢驗

3.4 多元回歸分析

在表4 中，本文通過多元回歸分析探討了企業數字化轉型會如何影響審計收費和審計延遲。在第（1）列中，本文對數字化轉型的虛擬變量與審計收費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并加入了控制變量和行業年度虛擬變量，回歸結果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相較于未進行數字化轉型的企業而言，進行了數字化轉型的企業的審計收費更高，即數字化轉型會顯著提升企業的審計費用。在第（2）列中，數字化轉型程度對審計收費的正向影響同樣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越高，審計收費也會更高，這印證了本文的分析。在第（3）（4）列中，數字化轉型對審計延遲的影響同樣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即隨著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增加，審計所需的時間也會更長，表現為審計延遲的增加?？偟膩碚f，回歸結果印證了前文的分析，即數字化轉型會增加審計所耗費的成本和精力，從而會導致審計收費和審計延遲的增加。

表4 多元回歸分析

3.5 穩健性檢驗

為緩解潛在的由于反向因果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對自變量和控制變量進行了滯后一期處理，并重新進行了回歸，回歸結果如表5 的（1）（2）兩列所示。同時，由于2020 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對公司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的影響，可能會導致近幾年的數據異常的問題，因此本文剔除了2020 年之后的樣本，通過更換樣本期間的方法進行了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如（3）（4）列所示?？偟膩碚f，回歸結果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了本文結果的穩健性和可靠性。

表5 穩健性檢驗

4 結論

本文以企業數字化轉型為出發點，探討了數字化轉型對審計收費和審計延遲的影響。本文的研究發現，企業數字化轉型會影響企業的管理行為和業務模式，這一影響會增加審計的程序和工作量，使得審計所需的成本和精力增加，因此，企業數字化轉型會導致審計收費的提高，同時也會導致審計延遲的增加。

盡管數字化轉型會為審計師帶來挑戰，但同時也是審計行業的機遇。審計可以利用數字化工具來進行全面的數據處理，能夠對公司的各項流程進行相關的分析，并檢測財務報表和控制系統中的錯誤和異常。同時，事務所也可以利用數字化技術開展新的服務來擴大其服務范圍，如實時審計、對某些系統和程序進行詳盡的數據分析、驗證預測數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