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提升了中國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嗎

張旭娜 吳建鑾 盧山冰

摘 要：鼓勵企業開展綠色創新活動，提高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是構建綠色“一帶一路”的重要舉措。將“一帶一路”倡議作為準自然實驗，以2007—2020年中國上市公司數據為研究樣本，探討“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結果發現：“一帶一路”倡議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經過傾向得分匹配、安慰劑檢驗與內生性處理等一系列穩健性檢驗發現，結論依舊穩健。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表明，“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增加環保支出、緩解融資約束以及增加逆向知識溢出3條中介渠道，間接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升。異質性檢驗結果表明，“一帶一路”倡議對內陸節點城市、低清潔行業以及國有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促進作用更顯著。結論對政府制定外貿與綠色創新政策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關鍵詞：“一帶一路”倡議；綠色技術創新；中介效應檢驗；異質性檢驗

DOI：10.6049/kjjbydc.2022010424

中圖分類號：F27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348（2023）07-0045-12

0 引言

綠色創新活動是實現企業生產技術升級、強化節能減排的重要措施［1］。2015年，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指出，要強化科技創新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引領作用。隨著全球綠色發展浪潮到來，為了在市場中獲得競爭優勢，企業必須實現經濟績效和環境績效雙重目標。然而，大多數企業對綠色技術創新的高壁壘表現出消極態度，導致目前我國企業綠色技術水平普遍較低?！耙粠б宦贰背h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全球經濟低迷環境下提出的新型區域貿易合作模式，自實施以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為沿線各國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遇。

“一帶一路”倡議倡導低碳、可持續發展理念，在鼓勵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同時，也對其綠色技術水平提出了新要求。已有研究發現，“一帶一路”倡議能夠緩解企業融資約束［2］，通過深化與沿線國家貿易往來，提高企業對外投資水平［3］，增加逆向知識溢出［4］，降低綠色創新研發風險，從而助推企業轉型升級。朱俏俏等［5］與楊波等［6］的研究成果與本文聯系最為密切，前者探討“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后者研究“一帶一路”倡議在企業綠色轉型升級中的作用，均對“一帶一路”倡議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內在邏輯進行了深入探討。但上述文獻在影響機制與綠色技術創新測度方面存在欠缺，具體而言：在影響機制上，除“一帶一路”倡議的激勵措施外，外部利益相關者施加的壓力同樣能夠倒逼企業開展綠色研發活動，但現有文獻并未對此進行深入探討；在指標測度上，上述文獻采用專利數量衡量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忽視了創新質量。

鑒于此，本文以2007—2020年中國上市公司數據為研究樣本，探討“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貢獻如下：首先，為宏觀政策對微觀企業的影響研究提供新視角。本文將“一帶一路”倡議這一宏觀經濟政策作為準自然實驗，多角度考察其對微觀企業綠色創新行為的影響，可為“一帶一路”倡議的積極經濟效應提供證據支持。其次，夯實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理論基礎。多數文獻基于企業內部與外部因素探討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本文從“一帶一路”倡議出發，為綠色技術創新理論提供新的研究方向。最后，探討宏觀政策對微觀企業的影響機制?！耙粠б宦贰背h在實施過程中，既能通過政策提高企業環保支出，又能通過對外投資緩解融資約束并增加逆向知識溢出，從而提高企業綠色產出。由此，揭示“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傳導機制，對政府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1 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1.1 “一帶一路”倡議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

企業能否開展綠色創新以及綠色創新實施程度取決于成本與收益間的權衡。已有研究發現，企業綠色創新活動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第一，外界壓力。政府行為、輿論壓力影響企業創新決策行為。劉金科等［7］、戴萬亮等［8］從環境規制與媒體關注等角度，探討外界壓力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第二，資本存量。企業內部資本存量影響企業經營績效與風險承擔能力。翟華云等［9］認為，緩解企業融資約束、提高企業資本存量可以增加企業研發投入，進而提高綠色創新產出。第三，逆向知識溢出。內生增長理論指出，知識溢出是企業創新的關鍵推動力。朱文濤等［10］、倫曉波等［4］證實，逆向知識溢出在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一帶一路”倡議以對外開放為導向，秉持共商、共建與共享原則，通過加強基礎設施互通建設，提高經濟要素流動速度、資源配置效率與市場融合程度，實現和諧包容、互利共贏的區域深度合作?！耙粠б宦贰背h致力于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可為企業綠色創新活動奠定堅實基礎，具體如下：

（1）政策溝通與民心相通是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基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企業綠色創新提出了新的愿景，通過加強企業監督，促使企業增加環保支出，倒逼企業綠色研發。

（2）資金融通是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保障，可拓寬企業投融資渠道，為企業綠色研發提供多方位資金支持。

（3）貿易暢通與設施聯通是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能夠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加強企業與外界貿易合作，促進逆向知識溢出。由上述分析可知，“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影響企業外部環境與內部資源要素，間接作用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谏鲜龇治?，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一帶一路”倡議能夠提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

1.2 “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

本文主要對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企業與未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企業進行對比，深入分析“一帶一路”倡議在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中的作用機制?！耙粠б宦贰背h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見圖1。

與未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企業相比，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企業面臨更大的環保壓力，具有更高的環保支出，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企業不僅需要應對本國環境問題，而且需要應對其它國家復雜多變的政策環境與綠色貿易壁壘［11］?！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大多處于生態環境脆弱帶，對發展綠色貿易具有強烈的需求。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提出，建立生態環保大數據平臺與綠色發展國際性聯盟，將生態文明領域合作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內容［12］。此后，就生態環境保護問題召開多次會議。自2014年以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頒布的綠色貿易壁壘條款約為此前頒布數量的兩倍［13］?！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綠色貿易壁壘對我國參與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外部對企業施加環保壓力，促使其提高環保支出。第二，跨國子公司必須制定高于東道國預期的綠色戰略，以提高東道國市場預期，子公司環境疏忽會對跨國公司聲譽和整體形象造成不利影響［14］?？鐕庸静皇煜饫嫦嚓P者及其價值觀，若管理人員嚴格按照本國思維模式對公司進行運營，民族文化間的潛在差異會加劇貿易摩擦，導致跨國公司必須承擔更多社會和環境責任，以降低對外國利益相關者可能產生的影響［15］。波特假說指出，不斷增加的環境成本可以倒逼企業開展綠色創新活動，主要原因是技術創新能夠通過提高企業資源利用率、降低污染物排放等方式降低強制性環保支出［16］。因此，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企業在環保支出不斷提高的壓力下會加大綠色研發投入力度。

綠色技術創新能夠化解傳統技術創新擴張性與資源環境有限性的矛盾，注重技術與環境的兼容性。與傳統技術創新相比，綠色技術創新科技含量更高，受外界環境不確定性的影響更大，企業綠色技術所需的創新投入更大、風險更高、周期更長，因而更容易陷入融資約束。Guariglia等［17］指出，融資約束是抑制企業創新的主要因素，因而綠色創新活動對企業研發隊伍與研發投入具有更高的要求［18］。持續追加投資會使企業越來越依賴外源性融資。因此，獲得外部資金支持是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高的關鍵?！耙粠б宦贰背h可通過3條路徑幫助企業獲得金融支持，從而緩解融資約束。具體而言：第一，通過資金融通擴大企業融資范圍，亞投行和絲路基金自成立以來成績斐然，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融資平臺，截至2021年1月，亞投行為28個成員國108個項目提供220億美元融資，絲路基金累計簽約47個項目，承諾投資178億美元。第二，受到地方政府大力支持［19］，地方政府對參與“一帶一路”倡議企業的資源偏向力度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其是否積極響應的重要依據［2］。因此，地方政府會給予企業一定的稅務優惠與補貼，并通過擴大地方銀行信貸規模緩解企業融資約束。第三，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企業在得到政府資源傾斜后，會向外界釋放受政府扶持的信號，銀行業與金融機構會降低企業風險預期，并通過降低貸款利率、擴大貸款規模等措施加大企業支持力度。有研究表明，受到政府扶持的企業可以獲得更多銀行貸款［20］。此外，扶持認證信號能夠增強外部投資者對企業的信心，促使資金資源主動向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企業傾斜，從而緩解企業資金壓力。

知識作為基本生產要素在企業綠色創新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鐕庸灸嫦蛑R溢出在母公司技術創新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已得到普遍認可［21］。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指出，在逆向知識溢出的作用下，發展中國家企業向發達國家投資，技術創新水平得到提高。不同于發達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為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較低，中國企業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模仿創新受到的技術追趕效應較弱。王桂軍等［22］指出，在“一帶一路”貿易順梯度的投資模式下，中國可以將國內部分成熟產業或富余產能轉移至發展中經濟體以獲取交換價值，進而緩解子公司研發資金約束，促進子公司優化升級并通過逆向知識溢出反哺母公司。本文認為，“一帶一路”倡議通過綠色研發成本分攤與綠色研發成果反饋兩條途徑促進子公司逆向知識溢出。綠色研發成本分攤是指通過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府或企業合作，分擔綠色研發成本與研發風險，提高綠色創新產出，以促進對我國母公司的逆向知識溢出。Chen等［23］指出，企業傾向于提升擁有豐富研發投入資源（研發人員或研發投資）子公司的研發支出。中國企業與國外企業合作研發，通過擴大研發投入規模降低研發風險，促進技術人員流動，從而提高綠色研發活動成功率。綠色研發成果反饋是指利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技術與資源對母國企業綠色技術進行整合，并將研發成果反饋給母公司的作用機制。不同國家企業制度與文化存在較大差異，與母公司相比，國外子公司更能準確把握國外消費者偏好，利用數據優勢對母公司綠色技術進行整合，其技術更符合國外標準，能夠滿足國外市場需求。在綠色研發成本分攤與綠色研發成果反饋的作用下，“一帶一路”倡議通過逆向知識溢出效應作用于我國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如圖1所示?；谏鲜龇治?，提出以下假設：

H2a：“一帶一路”倡議通過提高企業環保支出助推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升。

H2b：“一帶一路”倡議通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間接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升。

H2c：“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增加企業逆向知識溢出間接促進企業綠色創新水平提升。

2 研究設計

2.1 模型設定

本文構建雙重差分模型，驗證“一帶一路”倡議對我國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參考大多數文獻的做法［4］ ，將“一帶一路”倡議的實驗期設定為2014年及其后年份。此外，某些企業注冊地址位于“一帶一路”倡議重點省份，其發展方向與業務范圍與“一帶一路”倡議毫無關系，而某些注冊地址位于非“一帶一路”倡議重點城市的企業，其發展方向與業務范圍同“一帶一路”倡議密切相關。因此，不能將地理位置作為唯一評判標準。本文參考徐思等［2］的做法，將屬于同花順數據庫中“一帶一路”概念板塊上市企業作為實驗組，其余作為對照組，模型如式（1）所示。

grinit=α0+α1treatit×postit+βX+μi+μt+εit（1）

其中，grinit為被解釋變量，分別代表綠色技術創新數量（grin_num）和綠色技術創新質量（grin_qua）；postit為處理效應時期虛擬變量，treatit為企業分組虛擬變量，X為控制變量，μi為個體固定效應，μt為時間固體效應。

2.2 變量解釋與說明

（1）被解釋變量。對創新活動而言，創新投入僅能衡量研發過程，無法觀測創新效果，因而大多數研究采用專利數量衡量創新產出［7］。專利數量能夠直觀反映創新水平，然而許多企業為了獲得政府補貼申請大量專利，導致專利泡沫，故僅采用專利數量衡量企業創新存在一定的弊端。因此，從專利數量與專利質量兩個角度出發，可以更好地反映企業真實創新水平。本文從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grin_num）和綠色技術創新質量（grin_qua）兩個維度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加以測量，測度方法如下：第一，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grin_num）。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IPO）發布的《國際專利分類綠色清單》列示的綠色專利分類號（IPC編碼），判斷企業申請的專利是否為綠色專利并統計綠色發明專利與綠色實用新型專利數量，采用兩者之和的對數衡量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第二，綠色技術創新質量（grin_qua）。借鑒張杰與鄭文平［24］的知識寬度法計算每個專利質量，計算公式為q=1－∑τ2。

其中，τ為綠色專利分類號中各大組數目在分類號總數中的占比，q為每個專利質量，如某個綠色專利有5個IPC分類號，分別為G06Q20/28、G06Q20/34、G06Q20/24、G06Q40/02、G06Q10/10，對應大組G06Q20、G06Q40與G06Q10的個數分別為3、1、1。計算τ值分別為3/5、1/5、1/5，專利質量為0.56。對企業每年所有綠色專利質量取平均值，以此衡量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質量。

（2）解釋變量：“一帶一路”倡議（treat*post）。當企業屬于同花順“一帶一路”概念板塊時，treat取值1，反之取值0。時間區間為2014—2020年，post取值為1，時間區間為2007—2013年，post取值為0。

（3）控制變量。杠桿率（lev），采用企業負債總額與資產總額的比值衡量；資產收益率（roa），采用企業凈利潤與總資產的比值衡量；企業年齡（lnage），采用當年年份減去企業成立年份取對數計算得到；成長能力（gro_ab），采用企業營業收入總額與企業資產總額的比值測度；股權集中度（top10），使用企業前10大股東持股總份額進行測度。

2.3 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本文采用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專利數據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進行測量，上市公司專利數據與財務數據來自CCER經濟金融數據庫與國泰安數據庫，“一帶一路”概念股中262個企業數據來源于同花順數據庫。刪除經營不善、數據嚴重缺失以及企業年齡小于或等于1的樣本，并對所有變量在1%水平上進行Winsorize縮尾處理。最終，得到32 049條觀測值、4 093家企業數據。數據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從表1可以看出，相較于“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綠色技術創新數量、綠色技術創新質量的平均值與標準差得以提升，實驗組大于對照組。相較于基期，對照組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在實驗期大幅提升，說明除“一帶一路”倡議外，還有其它因素如技術進步和政府政策等共同促進實驗組和對照組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升。此外，從基期到實驗期，對照組與實驗組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與質量的標準差均有所提升，說明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復雜多變的國外環境會拉大實驗期企業間綠色創新水平差距。對于對照組企業來說，環境政策等影響因素同樣會加劇企業競爭，提升數據離散程度。

3 實證分析

3.1 平行趨勢與動態檢驗

使用雙重差分方法的前提條件是實驗組和對照組在受到政策沖擊前具有相同的變動趨勢。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檢驗實驗組和對照組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后是否具有相同的趨勢。首先，設置虛擬變量Before1-Before7、Current以及After1-After5，分別表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1～7年、提出當年以及提出后1～5年；其次，將年份虛擬變量與treat相乘；最后，基于上述交互項與控制變量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進行回歸，回歸結果中的交互項系數如圖2與圖3所示。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圖2中只有2007年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圖3中只有2007年、2010年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其余年份交互項系數均不顯著，說明實驗組和對照組基本滿足平行趨勢假定。

基于“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當年以及之后年份的交互項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進行回歸，檢驗“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動態效應，如表2模型（1）與模型（2）所示。模型（1）與模型（2）分別為“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與綠色技術創新質量的動態效應回歸結果?；貧w結果顯示，“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影響的回歸系數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當年及以后年份均顯著為正，“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質量影響的回歸系數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兩年及以后年份均顯著為正，說明促進綠色技術創新質量提升所需周期長、見效慢。

3.2 基準回歸結果與解釋

表2模型（3）與模型（4）為“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與綠色技術創新質量影響的回歸結果，所有模型加入控制變量、個體固定效應與時間固定效應。如表2所示，核心解釋變量treat*post系數分別為0.296與 0.044 2，在5%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一帶一路”倡議能夠提高企業綠色技術水平，驗證了假設H1。

在控制變量中，杠桿率（lev）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與綠色技術創新質量影響的系數均顯著為正。杠桿率是指利用金融手段，以更小的成本撬動更多的資源，本質上可以提高外部資源可得性。杠桿率提升可為企業綠色研發提供資金保障，有利于企業開展綠色創新活動。資產收益率（roa）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資產收益率提高能夠增加企業利潤和留存收益，為企業綠色研發投入提供資金支持。企業年齡（lnage）的系數均顯著為負。企業年齡往往代表企業成熟度，雖然成熟度提高可以為企業帶來豐富的綠色創新經驗與物質基礎，但會導致企業創新研發陷入路徑依賴，難以開展顛覆性綠色創新。成長能力（gro_ab）的系數均顯著為正。企業成長能力表示企業發展前景，隨著企業成長能力提高，其附加值、總價值與創新能力隨之提高，促使企業綠色創新產出增加。股權集中度（top10）提高能夠促進綠色技術創新數量提升，但對綠色技術創新質量的影響不顯著。股權集中度提高能夠加強專業經理人監管，經理人為了在短期內快速提升自身業績，會將有限的資源用于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數量，原因在于促進企業創新質量提升的周期更長、風險更大。

3.3 穩健性檢驗

（1）傾向得分匹配。樣本自選擇性會導致回歸結果出現偏誤。因此，本文采用PSM核匹配法對數據進行匹配，匹配變量為杠桿率、資產收益率、企業年齡、成長能力與股權集中度。表2模型（5）與模型（6）分別為傾向得分匹配后的回歸結果。核心解釋變量treat*post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與質量影響的系數分別為0.298、0.044 5，估計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相差不大，符號和顯著性均未發生顯著變化，說明回歸結果不受傾向得分匹配的影響，本文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

（2）安慰劑檢驗。安慰劑檢驗一：改變政策發生時點。將“一帶一路”倡議提出時間分別提前2年和4年，通過構建虛假時間變量進行動態效應檢驗，如表3模型（1）～（4）所示。模型（1）與模型（2）將“一帶一路”倡議提出時間設定為2010年，模型（3）與模型（4）將提出時間設定為2012年。在加入控制變量、個體與時間效應后，“一帶一路”倡議對綠色技術創新數量的積極效應從2014年開始顯現，對綠色技術創新質量的積極效應從2016年開始顯現，從虛假年份到2014年間，交互項系數均不顯著，驗證了假設H1。

安慰劑檢驗二：改變對照組與實驗組。首先，隨機選擇262個企業作為實驗組，觀察核心解釋變量treat*post的系數；其次，按照上述方法重復抽取1 000次，統計1 000次核心解釋變量回歸系數；最后，根據1 000次回歸系數繪制核密度圖以觀察系數分布情況。由圖4與圖5可知，橫軸上實線為基準回歸系數，兩條虛線均為5%顯著性水平下對應的臨界值。由此可以看出，上述核心解釋變量系數絕大部分落在0附近，且回歸系數值落在5%顯著性水平下對應的臨界值上側，充分說明隨機選擇實驗組得到的偽政策虛擬變量系數估計值并不顯著，表明未觀測到的隨機因素不會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產生影響，再次驗證了本文研究結論。

（3）內生性檢驗。一帶一路”倡議能夠有效提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同時綠色技術創新水平較高的企業更傾向于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因此，本文采取工具變量法解決內生性問題。工具變量選取需要滿足外生性與相關性兩個條件，以企業注冊地址是否位于“一帶一路”重點省份作為工具變量，當企業位于“一帶一路”重點省份時，iv取值為1，否則為0。受地理位置與政府政策的影響，位于“一帶一路”重點省份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可能性更高，因而滿足相關性要求。相較于非“一帶一路”重點省份企業而言，位于“一帶一路”重點省份企業除參與“一帶一路”倡議會對自身綠色技術創新產生影響外，沒有其它途徑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本文核心解釋變量為treat*post，工具變量為iv*post。采用兩階段2sls工具變量法估計“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與綠色技術創新質量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4。Hausman檢驗結果表明，本文基準模型構建具有內生性問題，說明使用工具變量法具有合理性與必要性。模型（1）為工具變量法第一階段的回歸結果，即工具變量對核心解釋變量的影響，回歸系數顯著為正且F統計值為133.96，說明工具變量選取滿足相關性條件，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模型（2）與模型（3）分別為工具變量法第二階段的回歸結果。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均在0.01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在解決內生性后，“一帶一路”倡議仍能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升。

3.4 異質性檢驗

“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會因地區、行業以及企業特征差異而有所不同。根據地區、行業及企業產權異質性進行分組，進一步探討不同分組樣本下兩者關系差異。

（1）地區異質性檢驗。企業所處地區會影響企業貿易類型與貿易方式，從而進一步影響企業創新行為。因此，本文將企業所在城市屬于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城市稱為內陸節點城市，將企業所在城市屬于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節點城市稱為沿海節點城市，將其余企業所在城市稱為非節點城市，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表5中，模型（1）和模型（2）為“一帶一路”倡議對非節點城市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與綠色技術創新質量影響的回歸結果。模型（3）與模型（4）為內陸節點城市企業回歸結果，模型（5）與模型（6）為沿海節點城市企業回歸結果。上述回歸結果顯示，“一帶一路”倡議對非節點城市影響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319、0.047 1，對內陸節點城市影響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342、0.054 4，對沿海型節點城市影響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209、0.029 1，均在5%水平下顯著?！耙粠б宦贰背h對內陸節點城市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最顯著，非節點城市次之，沿海節點最小。主要原因在于，沿海節點城市大多位于經濟發達地區，相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企業來說，上述地區企業對外界知識溢出的依賴程度較低且創新模式大多為自主創新，研發周期長、不確定性高。因此，“一帶一路”倡議對沿海節點城市企業綠色創新的提升作用最小。內陸節點與非節點城市企業技術較為落后，以模仿創新作為主要創新模式，對外界逆向知識溢出的依賴程度高。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后，上述地區企業融資約束得到緩解，逆向知識溢出增加，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得以提升。相較于非節點城市，內陸節點城市在建設領域具有明顯優勢，金融資源更為豐富，擁有更多機遇。因此，“一帶一路”倡議對內陸節點城市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最顯著。

（2）行業異質性。在“一帶一路”貿易中，不同行業企業綠色技術研發動力不同。根據企業所處行業清潔度將樣本企業分為高清潔企業與低清潔企業。

如表6所示，模型（1）和模型（2）為“一帶一路”倡議對高清潔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與綠色技術創新質量影響的回歸結果，模型（3）與模型（4）為對低清潔行業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與綠色技術創新質量影響的回歸結果。上述回歸結果顯示，“一帶一路”倡議對高清潔企業影響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249、0.046 3，對低清潔企業影響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459、0.044 9，所有系數均在5%水平下顯著。與高清潔行業相比，“一帶一路”倡議對低清潔行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具有更顯著的邊際提升效應。原因在于，相較于低清潔行業，高清潔行業減排壓力較小，不會過分關注綠色技術創新。對低清潔行業而言，“一帶一路”倡議能夠給自身發展提供機會，同時也對清潔生產提出更高要求。因此，低清潔行業要想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重視清潔生產，加大綠色技術創新投入。

（3）企業產權異質性。根據所有權性質，將上市公司企業分為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如表7所示。表7模型（1）與模型（2）為“一帶一路”倡議對國有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影響的回歸結果，模型（3）與模型（4）為對非國有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影響的回歸結果。上述模型回歸結果顯示，“一帶一路”倡議對國有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影響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419、0.062 9，對非國有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影響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39與0.021 0，均在5%水平下顯著。由此可見， “一帶一路”倡議對國有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具有顯著提升作用。相較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在開展綠色創新時具有兩個方面的優勢：一方面，國有企業資本雄厚、資金與人才儲備充足，掌握核心技術；另一方面，國有企業承擔更大的責任，不僅需要在日常經營中創造業績、穩定經濟，而且需要積極響應國家政策號召，發揮“領頭羊”的作用。因此，國有企業具備綠色技術創新的實力與動力。

3.5 機制檢驗

前文證實，“一帶一路”倡議可以顯著提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那么其影響渠道有哪些？參考溫忠麟等［25］的中介檢驗三步法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如式（2）～（4）所示。

techit=α0+α1treatit×postit+βX+μi+μt+εit（2）

mechit=θ0+θ1treatit×postit+γX+σi+σt+εit（3）

techit=δ0+δ1treatit×postit+δ2mechit+φX+ωi+ωt+εit（4）

其中，α1為“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總效應，θ1為“一帶一路”倡議對中介變量的影響系數，δ1為“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直接效應，δ2*θ1為“一帶一路”倡議通過中介渠道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間接效應。mechit為中介變量，分別為環保支出、企業融資約束與逆向知識溢出。環保支出（ep）采用企業當年環保投資總額與營業總收入的比值衡量。借鑒 Kaplan等［26］的測量方法，選取上市公司經營性凈現金流量、現金股利、現金持有、資產負債率以及Tobin's Q 等5個指標，構建融資約束（kz）指數。該指數越大，表示企業所受融資約束程度越高。逆向知識溢出（rks）采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的子公司資產總和與我國母公司總資產的比值衡量。

（1）環保支出渠道。表8模型（2）（1）（3）與模型（4）（1）（5）分別為“一帶一路”倡議通過環保支出渠道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與綠色技術創新質量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貧w結果顯示，“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影響的回歸系數為0.296， “一帶一路”倡議對環保支出影響的回歸系數為0.031 2， “一帶一路”倡議與環保支出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影響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281、0.489，所有系數均在5%水平下顯著。上述回歸結果說明，環保支出渠道在此過程中發揮部分中介效應，即“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增加環保支出進一步提高綠色技術創新數量。同理，模型（4）（1）（5）回歸結果說明，環保支出在“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質量的影響過程中發揮部分中介作用，即“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增加環保支出進一步提高綠色技術創新質量。表8回歸結果驗證了假設H2a。

（2）融資約束渠道。表9中模型（2）（1）（3）與模型（4）（1）（5）分別為“一帶一路”倡議通過融資約束渠道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與綠色技術創新質量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同上述分析相似，模型（2）中“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影響的回歸系數為0.296，模型（1）中“一帶一路”倡議對融資約束影響的回歸系數為-0.304，模型（3）中“一帶一路”倡議與融資約束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影響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284、-0.040 7，所有系數均在5%水平下顯著。上述回歸結果說明，“一帶一路”倡議通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進一步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增長。同理，模型（4）（1）（5）回歸結果說明，“一帶一路”倡議通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進一步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質量提升。表9回歸結果驗證了假設H2b。

（3）逆向知識溢出渠道。表10模型（2）（1）（3）與模型（4）（1）（5）分別為“一帶一路”倡議通過逆向知識溢出渠道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與綠色技術創新質量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模型（2）中“一帶一路”倡議對綠色技術創新數量影響的回歸系數為0.296，模型（1）中“一帶一路”倡議對逆向知識溢出影響的回歸系數為0.016 0，模型（3）中“一帶一路”倡議與逆向知識溢出對綠色技術創新影響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290、0.372。上述回歸結果說明，“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增加企業逆向溢出進一步提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同理，模型（4）（1）（5）回歸結果說明，“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增加企業逆向知識溢出進一步提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質量。表10回歸結果驗證了假設H2c。

4 結語

4.1 主要結論

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國上市公司相關數據，將“一帶一路”倡議作為準自然實驗，通過構建雙重差分模型檢驗“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1）“一帶一路”倡議能夠提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與綠色技術創新質量，在PSM、安慰劑、內生性等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結論不變。

（2）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表明，“一帶一路”倡議能夠通過提高環保支出、緩解企業融資約束、增加企業逆向知識溢出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與綠色技術創新質量提升。

（3）地區異質性檢驗結果表明，“一帶一路”倡議對內陸節點城市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與綠色技術創新質量的提升作用最顯著，非節點城市次之，沿海節點最小。行業異質性檢驗結果表明，相對于高清潔行業企業而言，“一帶一路”倡議對低清潔行業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與綠色技術創新質量具有更顯著的提升作用。企業產權異質性結果表明，相較于非國有企業，“一帶一路”倡議對國有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與綠色技術創新質量具有更顯著的提升作用。

4.2 研究啟示

（1）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戰略合作，為我國企業對外貿易保駕護航。本研究結論肯定了“一帶一路”倡議在企業綠色創新中的積極作用。因此，堅持“走出去”戰略不動搖，為企業參與對外貿易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具體措施包括：第一，強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發展共識，構建生態環境“命運共同體”，制定有效的環境政策法規，完善綠色監督體系。第二，凸顯金融機構在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中的積極作用。通過設計合理的融資結構與償債模式，幫助企業在綠色技術創新收益與風險中達到平衡。金融機構應合理評估項目風險，并積極運用各種債務管理工具分散和抵御各類外部風險，為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企業提供研發資金，緩解融資約束，促進其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升。第三，完善雙邊經濟合作機制，降低企業投資風險?！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眾多，政治、經濟與文化各異，企業對外投資面臨的環境錯綜復雜。因此，政府應進一步完善投資協定，為企業對外投資減少障礙，從而促進逆向知識溢出。

（2）實施差異化、動態化的綠色創新激勵措施。本文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對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以及不同所有制企業具有不同影響。因此，政府應根據企業類型實施差異化、多元化創新激勵策略，具體措施包括：第一，助力沿海節點城市企業突破技術瓶頸，發揮節點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釋放企業合作潛力，提升“一帶一路”建設質量與效率。第二，充分調動高清潔企業綠色研發的積極性。塑造綠色發展文化，深化高清潔企業對綠色創新的認識，構建科學有效的綠色監督評價體系，對核心技術研發投入予以補貼，改善企業形象，走社會與企業雙贏的可持續發展道路。第三，消除對非國有企業的歧視，引導其融入“一帶一路”綠色建設。鼓勵國有企業集中資源突破技術難關，并以“領頭羊”的角色帶動非國有企業綠色發展。此外，鼓勵非國有企業建立高水平研發機構，支持非國有企業通過設立綠色技術研究院、生態環境保護研究院等新型綠色研發組織，發揮行業示范作用，從而有效提升非國有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

4.3 研究不足與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在中介機制上，從“一帶一路”倡議給企業帶來的壓力與激勵兩個方面，提出3個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中介機制，但有理由相信，可能存在其它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路徑。第二，在研究視角上，重點關注“一帶一路”倡議對我國企業的綠色創新效應，沒有考慮“一帶一路”倡議對沿線國家的綠色創新效應。期待以上兩個方面的不足在未來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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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 悅）

英文標題Do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nhance the Level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英文作者Zhang Xuna1，Wu Jianluan2，Lu shanbing1

英文作者單位（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127，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Xi'an 710128，China）

英文摘要Abstract：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fers to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at aims at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principles in innovation and harmonizing economic benefits， social benefits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of enterprises. 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nd buil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However， most enterprises show a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barriers and R&D costs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low level of green technology in China. Therefore it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government to design reasonable policies to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green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 which was propos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in 2013 advocates the concept of low carb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of enterprises， while encouraging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BRI. As a top-level national design， BRI provides more support and good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green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enhance their capacity for green innovation. "Going global"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trend of cooperation， but also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BRI. For this reason there are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s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lusive growth by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BRI on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

Drawing on the data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20， the study centers on the BRI to conduct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BRI on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n improve the reverse knowledge spillover of subsidiaries through two ways： green R & D cost sharing and green R & D achievement feedback. The cooperative R & D between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other foreign enterprises has expanded the scale of R & D investment， reduced R & D risks， and improved the success rate of green R & D activities. The feedback of green R & D achievements is a mechanism to use the technologies and resource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outes to re-integrate the green technology of enterprises in the home country and feed back the R & D achievements to the parent compan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BRI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enterpris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level and the results are still robust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such a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lacebo test and endogenous process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BRI indirectly improves the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level by the following three intermediary channels： increasing the environmental expenditure，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increasing the reverse knowledge spillover. Finally， the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BRI has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inland node cities， low clean industrie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mpared to the existing related studies，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impact of macro policies on micro enterprises. Taking BRI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e research examines its impact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behavior of micro enterprises from multiple angles and provides strong evidence support for the positive economic effect brought by the BRI. Secondly， it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enterpris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literatures，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green economic effect of the BRI， which enriches relevant researches on the impact of macro policies on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and provides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government to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irdly， it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macro policy on micro enterprises. The BRI indirectly improv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level by improving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expenditure， eas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increasing reverse knowledge spillover， which reveals the basic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BRI to th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research have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the policies of the BRI.

英文關鍵詞Key Words：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Mediating Effect Test; Heterogeneity Test

收稿日期：2022-01-18? 修回日期：2022-04-18

基金項目：陜西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2020ZLYJ－18）；陜西省教育廳一般專項項目（21JK0302）

作者簡介：張旭娜（1993-），女，河南洛陽人，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學；吳建鑾（1986-），女，福建三明人，博士，西安外國語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科技創新、綠色金融與低碳發展；盧山冰（1966-），男，河北石家莊人，博士，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本文通訊作者：吳建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