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國家的構成

歐樹軍

一、結構與能動者：國家構成的社會理論淵源

如果說社會科學建立在現代社會理論之上，①18世紀的現代社會理論，催生了包括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在內的社會科學，參見多蘿西·羅斯：《美國社會科學的起源》，王楠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第17—40頁?，F代社會理論如何理解現代社會，參見李猛：《“社會”的構成：自然法與現代社會理論的基礎》，《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10期。那么政治學就是建立在現代國家理論之上，進而，如果說政治的現代性建立在國家的現代性之上，那么國家的現代性也就是其國家性。這是因為，與中國不同，國家在西方社會從一開始就是現代的，國家在羅馬帝國與天主教會的廢墟之上崛起成為現代政治世界的支柱。因此，（現代）國家的構成問題一直是現代政治理論的核心議題。②Theodore J.Lowi, “The Return to the State: Critiqu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2, No.3, 1988, pp.885-891.大致而言，這又分為應然與實然兩端。前者側重國家的性質、作用、目的和理由，即國家應該如何構成，國家“應為何物”。后者側重國家的形成、建構、權力和職能，即國家實際如何構成，國家如何“是其所是”。國家的“應然構成”與“實然構成”問題，共同推動著現代政治理論的發展。

國家的實然構成問題聚焦現代國家的興起、發展、成熟與衰敗。德國社會學者馬克斯·韋伯奠定了政治理論家理解這一問題的經典范式。③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Vol.2,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pp.54-56.作為一位世所公認的社會科學家，“國家理論學家”并不在韋伯的諸多學術頭銜之列，他沒有提出一種系統的“國家社會學”，也沒有提出一種嚴謹的“國家政治學”，但他卻給出了“政治科學”很難繞開的現代國家“元定義”，①Andreas Anter, Max Weber’s 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 Origins, Structure and Significanc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2014, pp.1-45.強化了社會理論與政治理論之間的思想聯系。

韋伯將現代國家視為用暴力維持對領土和居民之有序支配的政治共同體，無論“強盜國家”“福利國家”“憲制國家”還是“文化國家”，莫不如此。但政治共同體要想保持獨立性，就要建立既能滿足共同經濟需要又能調整居民間關系的經濟框架，這就需要某種“民族國家的經濟政策”。這是因為，共同體首先是決定民族/國家意識的、生死與共的記憶共同體。但是，政治共同體的獨特性，并非有權威要求成員為之犧牲，而是其權力持久存在于特定的領土、海洋（乃至天空）之上，既壟斷著正當暴力的行使權力，也維系著判斷暴力是否正當的法律秩序。②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pp.901-904.暴力是原始但基本的權力形態，政治共同體壟斷正當暴力并形成理性的制度秩序，則是組織發生學意義上的演化結果，歷經“前政治組織”“政治共同體”“軍人職業共同體”“現代國家”四個階段?！扒罢谓M織”是第一階段，此時沒有任何政治組織，社會所需要的各項國家職能，由家庭、家族、鄰里組織、鄉村公社和其他志愿共同體等社會組織履行，包括：“制定法律（立法職能）；保障個人安全與公共秩序（治安）；保障既定權利（司法行政）；保障衛生、教育、社會福利及其他文化利益（行政的不同分支）；以及，組織對外來襲擊的軍事防御（軍事行政）?！薄罢喂餐w”是第二階段，強制組織萌生，并從臨時的聯合發展成為永久的結構，通過軍事力量和戰爭，謀求全面服從?！败娙斯餐w”是第三階段，職業軍人群體興起，將制造和維持戰爭及持有戰爭工具變成自己的特權，逐漸脫離并超越日常生活的約束，實現了自由的聯合，又在永久性的地域共同體和政治組織形成后，獲得了使用暴力的特殊正當性?！艾F代國家”是最終階段，強制組織強大到足以禁止私人暴力進而全面壟斷正當暴力的行使權，現代國家成為暴力之正當性的來源，也因此成為最高的政治組織，國家所適用的規則也達到正當法律秩序這個理性化的巔峰。③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pp.904-910.根據韋伯的看法，作為現代社會所必要的政治組織，現代國家既是決定民族/國家意識的文化共同體，也是并主要是壟斷正當暴力及其判斷標準的政治共同體。

1919年1月，已過天命之年的韋伯把政治定義為對國家的領導及其所受到的影響，并再次用國家的獨特手段即物理暴力來界定現代國家。如上所述，在韋伯看來，沒有什么職能是純粹的國家職能，只有那些在特定地域上壟斷正當暴力行使權的政治共同體，才是“現代國家”。就此而言，構成現代國家的最重要一環，就是行政官員與行政工具的分離：“現代國家是制度化的支配組織；它成功獨占了疆域內的支配手段，壟斷了正當暴力；國家為此把自身運行所使用的物質工具集中到領導者手中……；國家站在最高處，取代了他們的位置?！雹荞R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錢永祥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04—205頁，引文已做修正。但是，正當暴力終究只是現代國家的外在手段，現代國家本質上仍是一種“人支配人”的關系，沒有任何政治體僅憑暴力長久統治，現代國家的存續離不開被支配者對支配者所聲稱之權威的服從。因此，探究現代國家的構成，除了關注支配的外在手段，還要考慮支配的內在理由，即被支配者在什么情況下服從、為什么服從及其心理學依據，韋伯正是由此提出了支配正當性的三種理想型（即通常所說的三種政治權威類型）：傳統型、魅力型和法理型，這三種型態并非按時序相繼出現，而是同時存在于所有時代，只是不同的時代側重不同。國家站在最高處，既壟斷物理暴力又壟斷終極權威，現代國家由此成形。

韋伯秉持文化與政治的雙重視角，將黑格爾的倫理國家哲學與普魯士德國的國家科學結合起來，融合了社會體系中的結構與能動者雙重因素，建立了內在理由與外在手段的二元框架，這種對現代國家構成的組織發生學闡釋，將德國大學所孕育的“國家科學”推上巔峰，給現代國家理論、現代政治理論乃至現代政治學涂上了韋伯主義社會理論的濃墨重彩。美國歷史學者斯特雷耶的現代國家三要素說、①約瑟夫·R.斯特雷耶：《現代國家的起源》，華佳等譯，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年，第5—7、49—59頁。美國政治學者賈恩弗蘭克·波齊的現代國家本質論、②賈恩弗朗哥·波齊：《國家：本質、發展與前景》，陳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0—34頁。英國政治學者克里斯托弗·皮爾遜的現代國家八特征論、③克里斯多夫·皮爾遜：《論現代國家》，劉國兵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4—26頁。美國社會學者托馬斯·埃特曼的理性化官僚制國家基礎結構論④托馬斯·埃特曼：《利維坦的誕生：中世紀及現代早期歐洲的國家與政權建設》，郭臺輝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0年，第1—40頁。都是韋伯式的理論。

韋伯以降，在現代國家構成問題上，現代政治理論透過不同視角聚焦不同側面。制度視角和結構視角側重現代國家的外在手段：國家如何站在最高處，壟斷包括物理暴力和物質工具在內的外在手段，建立相對于社會分工的政治分工，形成相對于社會組織的權威性、自主性；理性視角和文化視角側重現代國家的內在理由：國家如何建構權威的中立性，謀求支配的正當性，塑造自身的能動性，以及國家就此遭遇何種挑戰，國家為什么并不總能站在最高處。它們共同塑造了現代國家構成的問題域，使之成為現代政治理論的元問題。

二、制度化的結構：政治在社會之內還是之外

韋伯將現代國家從新教倫理的市場資本主義中剝離出來，賦予其制度上的自主性，這深刻影響了試圖在社會心理學和社會理論之外形成一套專門知識的政治學，制度視角變成了一種政治學視角，“作為制度的國家”成為一種政治學思維方式。與韋伯一樣，社會思想家卡爾·波蘭尼和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也都沒有直接提出某種國家理論，但正是他們重塑了人們對現代國家的構成及其經濟社會影響的認知，因此被視為20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政治學“回歸國家”研究范式的先行者。不過，雖然波蘭尼和亨廷頓都從歷史制度主義視角理解現代國家的構成，二者的看法卻針尖對麥芒。

如果說現代國家脫胎于西方世界19世紀文明向20世紀文明的大轉型，波蘭尼堪稱現代國家及其構成機制的深描者。波蘭尼用社會的眼光看國家，把共生互嵌視為人類社會事務的天性，把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均視為社會制度的一部分，把社會而非國家看作一部自我運行的機器，進而，把國家視為文明的一種制度機制，國家的實際構成取決于文明的物質實存和精神要素，國家的現實命運取決于其是否與文明的大轉型合拍。⑤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經濟起源》，馮剛、劉陽譯，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第3—29頁。國家的政府干預主義與市場的經濟自由主義、社會的自我保護主義構成了現代國家的“三體問題”，國家被問題推著走，衍生出被動的自主性。

在波蘭尼的“被動國家觀”中，國家是市場這種社會制度而非經濟制度所塑造的，市場資本主義的商業革命創造出官僚制的、集權的民族國家，在對外擴張的同時締造并干預市場，以防止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及其壟斷嚴重傷害人類、自然、生產組織和社會，現代國家由此成為市場自由主義之悲劇后果的“解圍之神”。⑥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經濟起源》，第57—68頁?，F代國家是這樣構成的：羅馬天主教會將土地還俗并有序流轉至私人手中從而獲得領土性，建立以實現自由放任為使命的官僚制集權政府，政府從政治上、中央銀行從經濟上建立國家認同。⑦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經濟起源》，第207—214頁。但是，在波蘭尼看來，這種市場自由主義的歐洲現代國家在主權上有差等，它們中的大多數沒有國際經濟權力進而無法建立主權貨幣體系，只有那些擁有無限且不受制約之貨幣主權的現代強國，才算得上是主權國家。大西洋沿岸的海洋霸權國家在市場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驅動下，推動著市場經濟、市場社會和自由貿易的全球化，推動著貨幣、代議制和自由主義現代國家的全球化。只有那些獨立自主的政府，即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國家，才能保護自己免受這種全球化的侵害，避免陷入失去政治組織能力的殖民地人民那樣的悲慘境地。

如果說霍布斯的國家利維坦由無數人的身體構成，李嘉圖以降的自由主義現代國家由一群數量被食物供給控制的流動者構成，那么，現代國家就堪稱一個大號的勞動力市場。⑧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經濟起源》，第172頁。經濟自由主義將現代國家統一成了市場國家，進而推動了16至20世紀西方世界的霸權轉移。 19世紀文明建基于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法則，及其所塑造的脆弱的金本位、勢力均衡和自由主義國家之上，釀成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災難，“眾多國家毀于一旦，新帝國的輪廓浮現于血海之中”，現代社會與國家制度變遷的本質、機制、趨勢和后果，尤其是人類自身的處境都處在大轉型之中。①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經濟起源》，第3—5頁。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和戰爭災難，讓人類社會從19世紀文明轉向20世紀文明，現代國家由此重塑。美國人對構建非歐洲式現代社會的渴望，對德國、意大利、日本法西斯主義國家的恐懼，對蘇聯共產主義體制的敵視，共同推動20世紀4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美國政治學進入“社會中心論”時代。

在這股社會中心論的美國政治學浪潮中，塞繆爾·亨廷頓是個值得注意的異類。波蘭尼用社會的眼光看國家，亨廷頓則用國家的眼光看社會。作為關鍵歷史節點，第二次世界大戰深化了美國的現代國家型態，塑造了美國從英國手中繼承資本主義西方世界霸權的思維與行動方式。英美都是資本主義帝國，但與主要受權力的領土邏輯指引的英帝國不同，美國是個主要受權力的資本主義邏輯指引的非領土型“全球帝國”，②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兩種邏輯，參見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路愛國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11—250頁。自由主義在美國既是經濟理論也是政治理論。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沿著傳統與現代的分界線，將現代國家視為現代社會的獨特政治制度，政治現代化就是從傳統性走到現代性，認同、權威和平等這三大政治現代化的關鍵要素就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基石：“認同對民族來說是必要的，權威對國家來說是必要的，平等對現代性來說是必要的”；③拉斯托：《世界大同》，轉引自塞繆爾·亨廷頓：《導致變化的變化：現代化，發展和政治》，西里爾·E.布萊克編：《比較現代化》，楊豫、陳祖洲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年，第77頁。進而，對于非西方國家而言，發展就是現代化，現代化就是西方化，政治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現代國家化。亨廷頓對這種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發起了挑戰，他認為傳統性與現代性在概念上都比較模糊，傳統與現代的二分法往往只是對不同社會的靜態比較，并將基于西北歐經驗的現代民族國家等同于現代社會，將傳統性與現代性視為政治發展即政治現代化的起點和終點，正如帕森斯和希爾斯的社會理論忽略社會變革一樣，忽視了政治變革的制度動力和政治結構的制度要素。

通過界定政治制度化的標準，并以此衡量不同社會謀求政治現代性、建構政治秩序的政治能力，亨廷頓拋棄了結構功能主義、行為主義和多元主義共享的政體決定論，轉向統治水平決定論，突出了現代國家的政治制度構成。④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張岱云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1—35頁。通過在政治制度（能力）、政治品質與統治水平之間建立環環相扣的因果鏈條，把現代國家視為十種政治制度（能力）的集合體，將這種現代國家作為處理認同、權威、平等、正當性、滲透、參與和分配等問題的關鍵，亨廷頓把自己變成了韋伯主義者。通過把現代國家視為18世紀初在政治上取代教會、等級制和貴族階級的行政、軍事、稅收等制度集合體，將現代社會視為兼具傳統性和現代性的復雜體系，將政黨視為唯一的現代政治制度，聚焦政治權力的集中與分散，探究構建政治秩序的方式方法，亨廷頓又把自己變成了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者。⑤歐樹軍：《亨廷頓：一個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者》，《文化縱橫》2019年第3期。

作為現實保守主義者，亨廷頓用權威理性化、結構區分化、參政擴大化三要素區分了現代國家的三種構成模式。⑥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第101—152頁。權威的理性化意味著將分散的權威集中化，結構區分化本質上是職能分工而非權力分立，大陸模式和英國模式借助君權實現了權威集中化，從職能混合走向職能分工，構成現代國家的兩種歐洲模式合二為一。在亨廷頓看來，盡管美國在聯邦制和政黨制上對現代政治世界貢獻良多，但美國模式是權威分散、職能混同、權力分立與大眾參政的結合，既不同于大陸模式也不同于向大陸模式靠攏的英國模式，美國在政治上仍是都鐸制的傳統而非現代國家。在社會上，美國也兼具傳統性與現代性。美國既是新教徒身份平等的現代社會，也是工業化所催生的大規模生產、大眾教育和大眾文化的現代社會，并因此在經濟和軍事上成為現代化強國。美國經驗的獨特性，讓亨廷頓認為現代化道路并非千篇一律，現代性的分布在不同的制度領域也不均勻，社會和政治制度均需在變化與連續之間保持某種平衡，只有革命才能產生推動社會現代化所需要的政治力量。不同的時代都有符合時代需求的“典范國家”，比如17世紀的絕對主義君主制法國，18世紀末至19世紀的君主立憲議會制英國，以及20世紀的一黨制國家。值得思考的是，在后冷戰時代的三十年中，總統制美國是否依然如此。

波蘭尼處理的是被動的國家，國家是文明的制度構件、內外政經多重因素交織互嵌的復合物，以及社會階級力量斗爭的舞臺。國家的能動性、自主性和權威性都從屬于不同社會階級的力量對比關系，現代國家是19世紀文明朝向20世紀文明之大轉型的產物。亨廷頓處理的是主動的國家，國家是政治制度（能力）的組合體、社會紛爭的裁決者、泛政治社會的終結者以及政治秩序的發動機，國家可以積聚并發揮極大的能動性、自主性和權威性，但長遠看來，現代國家只是文明的興衰在特定時空下轉瞬即逝的制度結晶，無論是在傳統國家還是現代國家，都是政治組織國家，國家整合社會，但國家本質上是宗教文化所定義之文明的制度產物，國家的傳統性遠遠大于現代性，在構成國家的政治制度中，只有動員和組織大眾參政的政黨制度是現代的，現代國家必然是某種政黨國家。波蘭尼和亨廷頓都把國家視為長期文明的附屬物，但他們對文明的理解卻并不相同，波蘭尼眼中的文明是用政治經濟定義的，亨廷頓眼中的文明是用宗教文化定義的。他們對構成國家并決定國家命運的制度類型的理解也不一樣，波蘭尼側重國家的社會制度構成，長期滋養著社會中心論的政治學分析和政治人類學研究。亨廷頓側重國家的政治制度構成，一直是國家中心論、政黨中心論的理論資源。

三、結構化的過程：權力的構成與統治的構成

亨廷頓的政治制度構成論突出了政治自主性的重要性，波蘭尼的社會制度構成論凸顯了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互嵌共生關系，二者的結合催生了現代國家的結構論。如果按照美國政治社會學者西達·斯考切波的結構主義標準，把結構視為行動者背后的權力關系和資源模式，無論這行動者是結構化的國家、社會階層抑或政治體，那么，英國社會學者邁克爾·曼在現代國家構成問題上并不是他所自稱的制度國家主義者，而是典型的結構主義者。曼認為，韋伯之所以沒能將各種制度因素整合成為一套系統的國家理論，是因為他既混淆了滲透與權力，又混淆了集體性的基礎權力和個體性的專制權力。①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二卷）：階級和民族國家的興起》，陳海宏等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5年，第50—63頁?；A權力與專制權力之分，是曼在其社會權力網絡理論基礎上的創造性知識貢獻，基礎權力是一種中央集權的、集體性的、雙向互動的制度能力，是一條既能讓權力組織滲透社會生活、又能讓社會力量通過政黨控制國家的雙向車道。在曼看來，米爾斯海默和多姆霍夫等經驗主義激進學派側重精英的統治力，他們主張現代國家由權力精英和階級派別及其主導的政府部門構成；多數階級論者偏重國家的被動性，他們認為西方現代國家是結構化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所決定的；多元主義注重國家的代表功能，他們把西方現代國家視為代表政府與利益集團之間權力關系的功能系統，這種權力關系不是累積性的，而是不斷被打破的，所以是民主的；“精英主義國家論”主張國家是積極的行動者，國家的領導者代表國家，國家在國家體系中受地緣政治、戰爭和軍事財政塑造，享有支配社會的個體性權力；四種視角各有偏廢，曼因此力圖通過融合制度主義和精英主義的權力理論，重塑現代國家的制度特征、主要功能和基本機制，最終形成了一種結構化、關系型的多形態現代國家構成理論。

這種多形態現代國家構成論認為，現代國家需要具備下述四大制度要素：在特定領土之上中央集權的強制組織；處于中心與疆域、中央與地方、地方與人群等二元政治權力關系之中；不同部門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并履行不同功能；國內政治受國家間地緣政治影響?，F代國家需要對轄域內一切事務享有令行禁止的權威，需要有能力將理性化、例行化的正式制度，通過行政和法律施加于公民和領土，并通過領土和地緣政治謀求支持。此外，現代國家的實際構成還受制于四種機制：明確權利義務的憲法法律、標示權力分布及其限制的國家預算、政黨—民主多數派的等級化分配權及其政策、專制的官僚政治對國家行政的理性分配?，F代國家根據制度要素的重要性來配置國家構成機制，不同的構成機制塑造出六種現代國家制度型態：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道德國家、軍國主義國家、代議制國家、聯邦制國家以及家長制國家。①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二卷）：階級和民族國家的興起》，第63—105頁?？傊?，在曼看來，現代國家遠比任何單一理論所界定的更復雜，扮演著更重要的社會建構者角色，擴展著自己的制度基礎，并提升了所有已經形成的權力。

曼在“組織唯物主義”視角下，將人類社會史解釋為有組織的社會權力網絡發展史，將資本主義、現代國家和殖民帝國視為現代世界的三駕馬車，將現代國家視為“多型態”的政治結構。與曼不同，塞繆爾·芬納將人類社會的政治史理解為統治史，國家的構成方式極大地影響著國家的統治方式。美國學者堅持歐洲中心主義的政治現代化理論，認為現代國家的典范在歐洲，歐洲的典范在西歐，20世紀50年代以來歐洲殖民帝國瓦解后產生的新國家應該師法歐洲，政治學也應聚焦西羅馬帝國崩潰后西歐國家的構成方式，探究它們如何從封建制走向君主制再走向民主的民族國家。②塞繆爾·芬納：《統治史（卷三）：早期現代政府和西方的突破：從民族國家到工業革命》，馬百亮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49—451頁。但是，芬納主張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都源于法國，民族情感也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后形成的，不能把現代國家視為民族國家，具備下述五個特征的才是現代國家，前現代國家往往只具備前三個：特定地域之上的人口，承認共同的最高統治機構；有專業人員為這一機構服務，文官執行決策，軍人在必要時提供武力支持并負責防范其他共同體的侵犯；對領土之上的人民采取行動的獨立性，獲得其他類似國家的承認，享有國家主權；人口構成一個植根于情感化、民族性的自覺意識的禮俗社會；人口構成一個共同參與權責分配的共同體。③塞繆爾·芬納：《統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權和帝國：從蘇美爾到羅馬》，王震、馬百亮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16頁。

芬納認為，源于中世紀歐洲的代表制才是現代國家模式的核心，源于英國的政黨制才是現代國家的最本質構成要素，美國則為現代國家補充了成文憲法、公民權的憲法保障、司法審查和聯邦制。④塞繆爾·芬納：《統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權和帝國：從蘇美爾到羅馬》，第95—96頁?？紤]到歐洲現代國家的發展非常特殊，并不適合解釋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國家類型應按領土標準分為四類：城邦、一般國家、民族國家和帝國，并借助下述兩個變量來考察國家的構成方式如何影響其統治方式：統治者是否建立遍布全國的統一中央行政機構及其中央集權度，以及文化語言和法律的統一度。⑤塞繆爾·芬納：《統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權和帝國：從蘇美爾到羅馬》，第13—14頁。在芬納看來，16世紀的確是歐洲乃至世界政治發展史的分水嶺，但與其說現代國家興起于16世紀的歐洲，不如說歐洲重新發現了國家這一政治制度，并為之添加了三個特性：法律至上、變動不居和多國家體系，形成了專制君主制和議會君主制兩大傳統。走向現代國家，意味著功能從混合走向分離，領土從分散走向統一，以民族性為地域組織原則，以人民主權為正當性，以公共利益為依歸的國家決策，通過工業化奠定自主的、全國性的健康、財富和權力基礎，保障公民的政治、經濟、社會權利，以及強大的軍事實力。⑥塞繆爾·芬納：《統治史（卷三）：早期現代政府和西方的突破：從民族國家到工業革命》，第257—266、451—458頁。在芬納這里，這些要素都源于西方，既構成現代國家，又構成政治現代性。

但是，芬納并不認為統治史是線性發展的，相反，他主張原本野蠻貧瘠的歐洲，正是因為現代國家的興起，才變得人口眾多、經濟富足、軍事強大，船堅炮利并極具進攻性的歐洲人開始殖民和征服非歐洲國家，后者開始喪失文化自信，被迫對政治和社會變化保持開放態度，要么出于羨慕而仿效歐洲，要么為了復仇而移植歐洲，歐洲現代國家因此成為世界典范。換言之，英國和法國革命不是工業化而是國家現代化的結果，政治革命與工業革命結合讓歐洲和美國形成了向非西方世界殖民擴張的財富和武力優勢，現代國家模式的傳播同樣如此，正所謂“英國旗幟所到之處，政治制度也隨之而至”。但是，歐洲殖民帝國并未在殖民地移植整個現代國家制度，殖民地既無代表制也無法治，只是通過官僚和軍隊來統治，這也導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歐洲殖民體系崩解之后，反殖民主義在一百多個亞非拉新國家成為現代化的主要動力。①塞繆爾·芬納：《統治史（卷三）：早期現代政府和西方的突破：從民族國家到工業革命》，第458—462頁。因此，現代社會的統治史本質上就是現代國家的構成史，西方世界與非西方世界的主要區別在于現代國家及其財富和武力效用。

結構功能主義，如阿爾蒙德的體系過程政策三層論，追求連續的均衡系統，并不處理沖突，這既是社會理論的缺陷，也是政治理論的缺陷。但在結構視角看來，政治在根本上關涉沖突，曼將沖突轉化成有組織并重疊交織的社會權力網絡，用四對六種基本權力類型，構筑出現代國家的制度要素、基本機制和多樣型態。芬納用現代國家的構成方式來解釋人類社會的統治史，將現代國家的政治優勢作為西方世界獲得霸權的根源。經濟性質和社會權力影響國家構成，國家構成又反過來影響經濟性質和政治結果?？傊?，關鍵在于結構化的權力關系及其資源模式，不僅人類社會的文明進程是結構化權力關系的“囚徒”，人類社會的統治史也是結構化權力關系的產物。

四、能動者的理性：個體現實感與群體超驗性

20世紀50年代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對新政自由主義（New Deal Liberalism)的批判，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里根保守主義改革，以及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東政治劇變，掀起了美國新自由主義的浪潮，推動行為主義、理性選擇論成為美國政治學的主要范式。②赫拉爾多·L.芒克、理查德·斯奈德編著：《激情、技藝與方法：比較政治訪談錄》，汪衛華譯，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22年，第612頁。行為主義、理性選擇范式都是個體理性視角，它們都反對國家中心論和政黨中心論，都反對嚴整的制度敘事和宏大的結構敘事，都主張對于觀察現代國家的構成而言，重要的既不是制度，也不是結構，既不是國家，也不是社會，而是理性的個人，每個人都是微觀經濟學意義上受制于集體行動困境、機會成本、決策交易成本以及弱議價能力等約束限制的理性行動者。因此，只有“把人帶回來”，理解人的偏好、動機、合作和協調問題及其對制度結構和政治結果的影響，才能理解現代國家的構成及其職能。

以美國政治學者瑪格麗特·列維為代表，個體理性視角認為，現代國家和大政府時代已告終結，國家過于抽象、充滿張力、難以把握，所以要把國家拆解開來，聚焦某個側面，尤其是統治者或公務人員等國家行動者的關鍵決策。③Margaret Levi, “The State of the Study of the State”, in Ira Katznelson, Helen Milner(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Norton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2, pp.33-55.進而，國家理論不能只考慮國家行動者相對于社會的自主性、相對于他國的實力，而應將不同的國家行動者之間、不同的國家代理人之間、國家和社會行動者之間的戰略互動模型化，探討制度、交易成本、集體行動、抗爭政治和社會運動，所形成的國內外經濟、思想和組織壓力，如何推動國家促進經濟增長和政治自由。

在個體理性視角下，國家是中央集權的、復雜的、制度化的權力裝置，國家在特定領土內創造并維護市場制度、產權結構和相應的強制制度，設立汲取社會資源的稅收機構和規制社會的監管機構，建立規范公民關系的法律體系，進行國際貿易，建立防御和進攻機制，獲得國際承認。按照這種新古典經濟學的個體理性視角，國家具有四種功能型態，兩種積極正面的：利于經濟與政治發展的“最小國家”、促進增長的民主國家；兩種消極負面的：利維坦式的“掠奪型國家”“失敗國家”。④Margaret Levi, “The State of the Study of the State”, in Ira Katznelson, Helen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Norton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2, pp.33-55.事實上，個體理性視角是從制度和結構的反面看國家，國家并不存在，因為國家在整體并不是行動者，只有構成國家的并按照市場交換原則對其提出要求的理性經濟人才是行動者。

進而言之，個體理性視角將交換視為萬事萬物之間關系的核心，正如波蘭尼所揭示的，“交換不是發生在國家之間，而是在個體之間”，個體因此對國家沒有政治上的忠誠義務，個體理性視角往往忽略民族主義、民族認同和民族國家及其領土性，忽略所有西方國家在面臨市場經濟的緊張壓力之際，都會轉向民族主義、保護主義、集體主義、干預主義。①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經濟起源》，第71—72頁。這在根本上是因為，盡管市場不可能脫離政治領域，但自生自發自我調節的市場宗教卻把社會割裂成政治與經濟兩個空間，用市場組織國家，②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經濟起源》，第202頁。用經濟法庭裁斷政府行動，并因此對政治問題的本質缺乏認識，對現代國家的構成缺乏現實感，從而將民族國家視為狹隘的偏見，將國家主權視為可笑的幻覺，將軍事戰爭視為商業計算失誤的產物。③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經濟起源》，第195—196頁。

在新古典經濟學指引下，個體理性視角傾向于將國家視為社會的成本，將政府視為必要的惡。受其影響，在多元主義、行為主義和個體理性選擇主義那里，只有利益集團，沒有國家這回事兒，國家就像一臺毫無情感地根據社會需求存儲和發放現金的“ATM機”，但正是國家通過抑制某些需求積極塑造了社會。④赫拉爾多·L.芒克、理查德·斯奈德編著：《激情、技藝與方法：比較政治訪談錄》，第462頁。因此，以羅伯特·貝茨（Robert Bates）為代表，理性選擇主義的群體視角轉而將國家視為有頭腦和身體的有機體，主張國家通過整合并塑造社會來減少沖突，民主離不開有效的國家。⑤赫拉爾多·L.芒克、理查德·斯奈德編著：《激情、技藝與方法：比較政治訪談錄》，第459—469頁。群體理性視角希望突破個體理性視角的內在局限，重視國家對于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正向影響。伯納德·西爾伯曼循此將政治繼承制度化的原因歸結為，在激烈的競爭面前，為了避免不確定性，政治家群體選擇鉆進理性的籠子。貝茨本人也不滿于自己被視為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⑥Robert Bates,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p.1-29, 81-132，中譯本參見羅伯特·H.貝茨：《熱帶非洲的市場與國家：農業政策的政治基礎》，曹海軍、唐吉洪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轉而致力于張揚政治制度的積極經濟功用。⑦赫拉爾多·L.芒克、理查德·斯奈德編著：《激情、技藝與方法：比較政治訪談錄》，第581頁。此外，另一種群體視角，即法團主義，也試圖突破個體理性視角的缺陷，重視國家如何塑造利益集團的利益代表方式，后者既逃不掉國家的掌控，又與資本主義發展的某種獨特動力密切相關。法團主義將重心放在國家、利益集團與政黨的三方關系上，區分國家法團主義和社會法團主義，揭示國家強制力與社會法團主義之間的緊密關聯?？傊?，在群體視角看來，只有美國學者才會說把國家帶回來，對于任何非美國學者而言，國家就在那里，國家一直都在?、嗪绽瓲柖唷.芒克、理查德·斯奈德編著：《激情、技藝與方法：比較政治訪談錄》，第346、364—365頁。

如果說結構視角把國家整體化了，既把國家視為非人格化的正式制度，又把國家視為具有能動性的行動者，那么，個體理性視角就是把國家人格化了，國家不再是主動的整體，而是受制于偏好、動機、機會成本、交易成本、集體行動和協調困境的被動個體，是戰略互動的參與者，是需要對政治體系的內外參與者做出回應的人。個體理性視角試圖為國家理論提供現實感，群體理性視角則努力為個體理性視角補充超驗性。

五、能動者的文化：國家的傳統與社會的傳統

理性選擇視角引導下的現代國家的個體理性構成論，把“經濟人”變成了在政治哲學上不可還原、不可化約的利益主體，現代國家就是由這樣的可計算、可預期進而可治理的“經濟人”構成，從而相當徹底地重構了現代國家大廈。但是，一旦營利被視為人的唯一動機，國家和人也就被降維成了經濟動物。一旦脫離了自主、尊嚴、自由的歷史、智識和文化傳統，饑餓法則就成了上帝法則?，F代國家構成的文化視野不滿于此，所以借助國家性、自主性等基礎概念，從政治文化視角和政治人類學視角兩端入手，探究政治權力的本質及其核心理念。德國學者約翰·內特爾代表的政治文化視角強調自主性的歷史、智識和文化傳統對于現代國家的重要性。①John P.Nettl,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Vol.20, No.4, 1968, pp.559-592.美國學者斯科特代表的政治人類學視角則主張極端現代主義思維所塑造的簡單化、清晰化和標準化的現代國家視角，破壞了自主、尊嚴和自由的社會傳統，導致了那些本欲改善人類境況的社會工程走向失敗。但在對抗全球化的市場資本主義上，現代國家仍是必不可少的。②詹姆斯·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王曉毅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3—66頁。

政治文化視角反思了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功能主義、政治體系論和控制論，指出了其現代國家構成觀的局限性，轉而將重心放在英國、美國、歐洲大陸國家的國家性尤其是自主性上。③John P.Nettl,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Vol.20, No.4, 1968, pp.559-592.結構功能主義將國家視為一系列職能結構的最高集合，政治體系理論將國家視為不可還原的國際關系單位，控制論將國家視為發達社會的自主部門，它們都忽略了國家的文化面向。作為社會文化現象，現代國家的國家性尤其是自主性，具有歷史、智識和文化三個傳統。

內特爾的現代國家三傳統論，建立在對歐美現代政治經驗的比較之上。首先，就歷史傳統也就是一個社會是否存在國家及其首要性、主權和自主性而言，自主性的邊界和程度在歐洲的國家與非國家制度之間厘定，在美國則是在構成國家的諸政治制度之間及其內部區分?，F代國家的原初概念源于意大利的馬基雅維里，基本模型形成于法國，主權高于自主性的哲學傳統發揚于19世紀的德國，自主性的分化在美國達到巔峰。其次，就智識傳統也就是國家概念是否整合進了社會的政治理論并被賦予某種功能而言，只有在韋伯式的“去個人化”背景下，國家性才能理性化，才具有現代性。內特爾這個論斷的確有助于人們理解歐洲的“朕即主權”傳統是如何被打破的，但亨廷頓或許不會同意他對英國和美國的判斷。按照亨廷頓的思路，英國和美國在現代國家構成問題上共性大于差異，“主權在王”和“主權在法”只是表面差異，個人在英國和美國等同于政府，只有回答是誰的政府，才能理解英美政府。國家這個“去個人化”的政治組織，事實上處于政黨政治所強化的個人化統治之下。再次，就文化傳統也就是個體理性在多大程度上將國家概念融入認知和行動而言，國家在歐洲往往是與經濟、宗教和家庭平行但又具有某種至上性的自主領域，在美國則意味著聯邦制下與地方政府分權的聯邦政府。

美國的這種“雙重主權”很可能在危機時刻強化國家的弱自主狀態，后者又與社會分裂形成相互增強之勢。在這種亟需重組社會整合機制的時刻，人們往往會將國家性簡化為國家的重要性，拷問國家的正當性。內特爾因此認為，關鍵在于國家傳統之有無。在沒有國家傳統的社會，代議型政黨替代國家提供正當性。在有國家傳統的社會，國家性意味著中央政府的公共服務，行政吸納了正當性，國家從傳統的民族認同或社會共識的化身，變成了整合社會政治分歧的產物。

在斯科特的政治人類學視角中，自主與主權更是相對的兩極。政治人類學視角從政治學和人類學兩端的邊緣，也就是農民、工匠、工人、小資產階級構成的“下層政治”，向政治生活的中心即現代國家掘進?，F代國家就像一部極端現代主義的國家機器，通過將統治對象清晰化和簡單化，通過削弱乃至消除地方傳統，通過絕對主義的專制國家，通過確保公民社會的軟弱無力，化解流動性給自己帶來的挑戰，強化對統治對象和環境的控制。④詹姆斯·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第4—6頁。政治人類學視角不僅抽象批判這種居高臨下的國家視角，而且批判貌似普適實則特殊的北大西洋現代國家：北大西洋現代國家發端于18世紀，由一套高度同質化的制度構成，比如國旗、國歌、元首、議會、央行、劇場、禮樂以及高度相似的政府部門和公共安全體系，但現代國家本質上是以普適制度為名的西方政治霸權，這種霸權一旦確立，就開始將其國民同質化，淘汰偏離常規的民間實踐，在所有領土上打造單一的民族，就像國際組織那樣，現代國家的普遍性常常不過是北大西洋的地方性喬裝打扮而成。⑤詹姆斯·斯科特：《六論自發性：自主、尊嚴，以及有意義的工作和游戲》，袁子奇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90—94頁。盡管對現代國家制度批判有加，但政治人類學視角并不認同與之配套的哈耶克、弗里德曼所推動的市場型政治自由，這是因為，市場推動的標準化與科層制推動的同質化都可能導致社會工程的失敗，在市場中起作用的不是人而是錢，而全球化資本主義在當今世界堪稱推動標準化、簡單化和同質化的最強大力量，面對這種力量，現代國家可以發揮保護地方的傳統、差異和多樣性的功能，①詹姆斯·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第9頁。從而贏得正當性。

在政治文化視角下，國家性以自主性為內核。即使在國家性非常鮮明的社會，國家也不一定是政治體系的結構精髓，人們需要關注國家自主性的歷史、智識和文化傳統，來彌補主權視野的局限性。政治人類學視角則借助?？轮髁x，批評國家統治術的弊端缺陷，揭示下層群體逃避國家統治的藝術，強調下層群體在限制國家權力過度擴張滲透上的重要性，主張在無政府主義思想史中重新發掘自主、尊嚴、自由的社會傳統。

六、國家構成、國家性的演進與理想政治秩序

現代國家站在古今中西的交匯點上，處于政治現代性的聚光燈之下。中西大分流中的“歐洲奇跡論”，將資本主義和現代國家都歸為歐洲造物：歐洲發明了民族國家，現代國家源于西方，非西方世界的政治現代化意味著主動或被動地仿效現代國家模式，西方化是無法逃脫的命運，這種說法本身堪稱現代社會科學最大的“神話”。②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路愛國、黃平、許安結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312—353頁。但這種說法又不無道理，因為國家在西方社會從一開始就是現代的，政治的現代性孕育于現代國家的構成之中。美國歷史學者斯特雷耶將現代國家的普遍性界定為，歐洲借助現代國家獲得相對于非歐洲國家的巨大政治經濟優勢，現代國家的起點因此被不斷上溯。當今世界的全球化在經濟、文化、法律和政治多個維度上展開，政治的全球化意味著歐洲式現代國家模式的全球化。源于北大西洋沿岸的歐洲殖民帝國的現代化錦標賽，既成就了現代國家制度的普遍性，也彰顯了現代國家模式的地方性和特殊性。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之后，現代國家模式從二維降為一維，盎格魯新教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政體竭力將自己變成某種“世界政體”。

但是，國與國之間，政治制度的建構有先后之分，能力有強弱之別，水平有高低之差，模式各異，道路不同，作為現代世界的先行者，歐洲經驗也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意識到這一點。英國模式是君主立憲制，法國模式是專制君主制，德國模式是軍人共同體，美國模式則是“新社會、舊國家”，代表現代國家的非現代性，美國并不具有歐洲國家的“現代國家性”，反倒具有很強的“非現代性”。美國、瑞士和澳大利亞是“走到一起”的聯邦制，不同于西班牙、比利時和印度等“拴在一起”的聯邦制。③赫拉爾多·L.芒克、理查德·斯奈德編著：《激情、技藝與方法：比較政治訪談錄》，第471—477頁。正是因為意識到歐洲現代國家模式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現代化不是西方化”才越來越成為一個共識。

無論暴力強制還是水利工程，廣土眾民還是官僚制度，地理環境還是魅力領袖，這些通常被視為非西方原初國家的解釋要素往往難以適用于現代國家。對于理解現代政治的興衰而言，重要的不是探究現代國家的第一因，而是現代國家的構成。韋伯以社會體系中相互塑造的結構與能動者因素為基石，搭建了現代國家的外在手段與內在理由的關系框架，探究了現代國家如何在“經濟與社會”中形成、生長、發展、成熟，從而將現代國家與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進程中剝離出來，將“去個人化”構建為國家的理性化和現代性，為現代國家構成的問題域構筑了地基。

在制度、結構、理性和文化等不同視角下，現代國家的構成問題展現出了豐富的可能性。制度視角將國家視為制度化的結構，而對于何種制度具有能動性，又有社會與政治兩說。波蘭尼將資本主義重新帶回來，揭示了資本主義所塑造的自生自發、自我調節的市場自由主義烏托邦，在市場自由主義與社會自我保護主義的雙向運動之中，自由主義的現代國家被迫變成干預主義的積極國家，政治制度在社會制度的統攝駕馭下躑躅前行。亨廷頓在現代國家和資本主義兩個維度上都堪稱新韋伯主義者，就前者而言，他把國家的制度構成標準化和體系化了，凸顯了政治家群體在社會之外構建國家制度的政治能力和政治自主性的重要性；就后者而言，他把韋伯所闡發的資本主義新教倫理視為美國的文化內核。

結構視角將國家視為結構化的過程。曼所代表的組織唯物主義視角側重權力的構成，在資本主義和現代國家之外，引入了在現代政治學中隱而不見的殖民帝國，現代國家不僅是結構化的資本主義體系的產物，而且是結構化的歐洲殖民帝國之間的激烈競爭所決定的制度機制的結晶。芬納所書寫的統治史就是國家的構成史，國家的構成方式決定統治方式，現代國家制度是西方世界之于非西方世界的武力和財富優勢之源。

理性視角注重能動者的內在理由。個體理性視角通過將每個人視為理性的行動者，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建立了基于利益原則的交換關系，將現代國家變成了市場國家，國家的功能是締造并維護產權、契約和市場，干預市場運行的條件而非市場機制本身，國家是市場自由所必要的安全機制。就此而言，群體理性視角所反對的，只是自由放任主義的個體理性視角，而非市場國家的本質。

文化視角同樣重視能動者的內在理由，但其兩種視角均與理性論不同。政治文化論側重個體理性論所認為的虛無縹緲的哲學、理念和認知，主張在歷史、智識和文化三個傳統中，具體把握不同國家的自主性及其正當性。政治人類學側重張揚下層階級對自主、尊嚴和自由的熱望，既批判現代國家極端現代主義的標準化、簡單化、清晰化視角，又重視現代國家抵御頗具世界性、①強世功：《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美國建構的全球法秩序》，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普遍性、高度同質化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力量，保護地方性、②詹姆斯·斯科特：《作繭自縛：人類早期國家的深層歷史》，田雷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2年。特殊性、多樣性和共同感的政治功能，還充分揭示了現代國家所面臨的充滿復雜性、流動性和不確定性的深刻挑戰。③陳雪飛：《無遠弗屆：國際政治社會學的視野》，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22年，第1—33頁。

在不同的政治學視角下，不同的國家構成模式塑造了不同的國家性及其維系紐帶，它們彼此之間的融合、競爭和沖突，推進著人們對理想政治秩序的構想構建。國家性在現代國家構成中的重要性由此得以凸顯。歐洲式的國家性經驗，意味著主權的特殊化，國家的民族化，領土的縮小化，以及視野的狹隘化，所有國家的參照系要么是英國，要么是法國。國家性在國際體系中獲得發展，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國家通過強調國際角色和國際地位來理解自身、整合社會、維護生存，從而發展出不同于歐洲傳統的國家性。④John P.Nettl,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Vol.20, No.4, 1968, pp.559-592.國家構成的不同模式凸顯了國家性的多樣性，在現代性與傳統性、地方性與世界性、特殊性與普遍性、內在性與超越性、世俗性與神圣性之間，國家性及其維系紐帶并不相同。

究其要者，現代國家的領土性不僅意味著地域之上權力和權威的政治集權，而且意味著土地之上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往，不是一代人的即興之作，而是多代人對包括經濟在內的社會事實長期勞作不懈耕耘的產物。因此，領土性不能僅僅從理性化的現代維度來理解，正是領土性賦予社會成員無法磨滅也無法拋棄的共同感，現代國家就是這樣一個領土之上的人類共同體。⑤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經濟起源》，第190—191頁。這種不臣服于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現代國家觀念，賦予現代國家以獨特的文化自主性。不同的國家分屬不同的文化，正如波蘭尼所言，有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五國這樣的北方國家，也有意大利、西班牙這樣的南方國家；有英格蘭、愛爾蘭、比利時這樣的雅利安人種國家，也有日本、匈牙利、巴勒斯坦這樣的非雅利安人種國家；有葡萄牙這樣的天主教傳統國家，也有荷蘭這樣的新教國家；有普魯士這樣的軍人共同體國家，也有奧地利這樣的平民社會國家；有法國這樣的文化古國，也有美國和拉美這樣的新興文化國家。

進而，現代國家不僅是政治共同體，也是文化共同體。國家性在多個維度上展開，不僅意味著主權性：針對邊界清晰的地域和居民的至上主權和終極權威；也意味著理性化：通過高效、一致、穩定、復雜、靈活的政治、法律和政策，將自身的意志和目標貫徹至每個居民每寸土地。不僅意味著強制性：對正當暴力行使權的壟斷性，以軍事權力、警察權力為后盾的政治和法律權力；而且意味著正當性：通過塑造國族認同、謀求社會共識、制憲立法、分配財富，來獲得支配的合理性。不僅意味著政治行動的自主性：不受制于社會力量的自主決策、獨立行動；也意味著政治制度的文明性：超越種族主義的帝國性、自由主義的人口性和多元主義的工具性，堅持剛健的民族性，發揚歷史、智識和文化的傳統，讓國家制度在文明的興衰中處于上升的大道之中，讓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與社會成員的處境改善始終關聯在一起。

國家構成的變遷、國家性的演進，形成了政治理論中“國家化”與“去國家化”的潮汐運動。政治理論的國家化，意味著在涉及國家與人民、中央與地方、政府與市場、政治與文化之間關系的重大議題上，國家性走上了制度化、結構化、理性化和文明化的軌道。政治理論的“去國家化”，意味著官僚化、市場化、國際化、全球化、去中心化和去工業化等因素對國家發展發起重重挑戰?！皣一迸c“去國家化”的潮汐運動，促使人們從不同的視角反思國家在政治生活的地位作用，這種反思時刻影響著人類社會對于理想政治秩序的構想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