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兒童題材紀錄片的創作要點

吳 珂

人們將在智力、感官、情緒、肢體、行為或言語等方面低于正常兒童的孩子稱為“特殊兒童”。在我國，社會對于特殊兒童的關注度逐漸提高，許多孤殘兒童有了生活上的保障，這些弱勢群體也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許多關心，也涌現出一些與特殊兒童相關的報道。然而，特殊兒童題材紀錄片數量有限，首先家人會出于對孩子和家庭的保護，不愿意將有缺陷的兒童推至鏡頭前；其次特殊兒童會存在一些心理或生理問題，在屏幕化呈現的片子里，他們不能很好地表達自己，以致公眾鮮少能看見特殊兒童真實的生活環境和心理世界。如何在尊重拍攝者、守住倫理底線的前提下，進行真實的拍攝記錄，通過紀錄片的形式，真實展現特殊兒童的生活，是每一位創作者要多重考慮的問題。

著名結構主義理論家塞默爾·查特曼說過：“敘事是傳播，因此它預設了兩方：一個發送者，一個接受者，每方都有三個不同的人格位。在發送一端是真實的作者、隱含的作者和敘述者，在接受一端是真實的受眾、暗含的受眾和敘述對象?！盵1]我們在制作特殊兒童題材的紀錄片時，作為發送者，要能準確地將故事說完整，傳遞正確的主旨思想，進行正向的價值引導，讓觀眾在另一端獲得最真實的感受。

一、不觸碰創作中的“灰色”地帶

特殊兒童往往會被社會定義為“弱勢群體”，在采訪這樣的弱勢群體的時候，一些創作者會抱有“等差之愛”的眼光來記錄被訪者，甚至有的創作者為了博人眼球，會放大這類人群的“特殊性”，在鏡頭前更多地表現殘障。這會導致很多作品偏離了本有的主旨思想，引起被拍攝者的不適，形成此類紀錄片創作中的“灰色地帶”，同時也會引發倫理道德問題。隨著新媒體的發展，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創作者和傳播者，人們拿起手機隨手拍攝，就可以發至網絡平臺，與社會共享。無論是拍攝節目還是生活捕捉，在面對特殊兒童人群時，我們應當思考，創作者和拍攝主體如何相處，在創作的藝術性與紀實性中如何取舍。

在特殊兒童題材紀錄片的拍攝過程中，拍攝者和被拍攝者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而雙方的關系有時直接決定了影片的成敗，拍攝者在交流上的“尺度”拿捏很重要。拍攝者往往想要更加接近拍攝對象，近距離記錄拍攝對象。而拍攝者在創作過程中會發現與被拍攝者的親近，并不是無限度地深挖被拍攝者的故事。比如記者采訪一位盲童，她的眼球只能感知太陽光，但是她卻有個音樂夢想，小小年紀，已經取得很多的鋼琴獎項。記者在與盲童的交流過程中，問她在家里最喜歡誰的時候，受到了她的抵觸。因此在交流過程中，并不是無限度地接近被采訪者就是對影片有益，有的時候反而會使影片看起來很刻意，給觀眾造成不好的觀感。

在對特殊兒童單獨拍攝和采訪時，他們因為身體的缺陷，心理戒備心比較強，當記者想問及一些私密問題時，他們經常不作答或不配合，不能按照設想繼續拍攝下去。而當他們置身在家庭環境中，與他的朋友和家人在一起時，就顯得很放松和自如，這個時候采訪他本人或者他身邊的人，也不會抗拒，有時“意外”的搭腔，還會制造出更愉悅輕松的氛圍。

對拍攝對象保持充分的尊重還體現在話題的取舍上。盲童還有一個弟弟，卻在影片里未曾露面，一個原因是弟弟長期與父母出海不在家，還有個原因是弟弟也是個盲人，還存在智力低下的問題。所以創作者在與其家人的前期溝通中，就避免了弟弟的話題介入，以免給被拍攝家庭帶來不好的感受。這也是為了影片在傳播過程中，觀眾能夠充分尊重被拍攝者的家庭，讓社會與家庭有積極向上的溝通方向。

創作者在話題取舍上要充分考慮到，鏡頭是否擁有權力，或者是否有這個能力去改變拍攝對象的生活，且改變的結果是拍攝對象所愿意接受的，如果不能，創作者就不要觸碰交流中的“灰色”地帶，對特殊的主人公保持充分的尊重。

作為創作者，對故事的構建不是簡單地串聯素材，而是有脈絡有條理地講述故事，描述人物。在條理中，盡可能多地展示主人公的人格魅力和導演的創作手法。如今拍攝設備先進而便捷，讓更多拍攝者有了創作和分享的機會，比如在抖音上就經常能刷到隨手拍攝的記錄類短視頻。拍攝者和被拍攝者的距離因此拉近且親密，而這種距離的拉近使得拍攝中的“灰色”地帶增多。隨手拍攝，隨意上傳，將視頻呈現在成千上萬的網友面前，并不意味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建立了有效的交流關系，也可能是侵犯了被拍攝者的隱私。便捷的拍攝方式和分享平臺，為拍攝者提供條件的同時也可能引發法律和倫理問題，被拍攝者會產生被侵犯、不被尊重的感受，覺得自己成了工具被利用、被消費、被道具化。紀錄片的創作也應該注意保護拍攝對象的隱私權，充分尊重拍攝對象，多交流多溝通，避免創作者陷入法律和倫理問題的泥沼。

二、秉持不傷害的原則

不傷害原則，就是不傷害被拍攝者的利益，是紀錄片傳播倫理中備受重視也是被創作者廣為接受的一個基本準則。一般認為，拍攝者有義務保護拍攝對象，盡量避免拍攝對象被拍攝行為所傷害是最基本的道德責任。[2]

國外紀錄片《我曾是個士兵》是一部口述紀錄片，幾位口述者都因為戰爭失明了。在這個紀錄片里，他們揭開傷疤，講述了在戰斗中失明的過程、失去視覺后的感受，以及對光明的渴望。觀眾通過畫面和講述，能切身感受到講述者內心的痛苦。有個片段是這些士兵講述了他們的夢境，夢境里，他們的眼睛是能看得見的。一位士兵說，我從來沒有做過看不見的夢。另一位士兵說，我的夢不是灰色的也不是黑白色的，我的夢是色彩斑斕的。還有一位士兵說，我看到果園和盛開的鮮花。畫面中他們的形象和講述的夢境產生一種反差，讓觀眾感受到常人難以想象的痛苦。導演將它們挖掘了出來，通過鏡頭展現給觀眾。這些士兵雖然獲得了觀眾的憐憫，但是伴隨他們的痛苦是無法磨滅、永久存在的。而紀錄片的制作，使他們的痛苦一遍又一遍地重復展現，影像的倫理命題再一次使創作面對兩難的境地。

對于特殊兒童，有的時候真實的記錄也是雙刃劍。當創作者反反復復挖掘他們的“痛點”，對于觀眾，會有感官上的刺激，但對于特殊兒童本人而言，很容易產生心理上的陰影。在特殊兒童題材的紀錄片創作時，如何引導他們拍攝，才能最大程度地“不揭傷疤”，卻又能真實地展現生活，讓觀眾更多地關注他們的生活和成就，而不是與他人不同的缺陷，是創作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自閉癥兒童紀錄片《守護星星的人》展現主人公艱難求學歷程。該片通過采訪自閉癥兒童張翰生的父母，記錄日常生活場景，展現自閉癥孩子的生活狀態。全片28 分鐘，沒有額外的配音，貫穿始終的是父母的講述和背景輕音樂。在父母接受采訪的過程中，張翰生會在一旁發出不成句的聲音，這是他在表達，父母也很關注兒子的動作和聲音。簡單的記錄，呈現的是一家三口積極生活的畫面，讓觀眾感受到他們對當下生活的接受和對未來生活的努力。

被拍攝者本身的自我保護本能應該得到肯定，也就是他們想要不過分曝光的心情是正常且需要保護的。紀錄片是由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共同完成的，拍攝者在紀錄片里充分地展現真實，在合理范圍內進行藝術創作的同時，也要秉持不傷害被拍攝者的原則。

其實特殊人群紀錄片的呈現，無論是觀眾表達個人主觀道德傾向的觀后感，還是拍攝者有關倫理道德的被問話，都是正常存在的。一部紀錄片在道德準則上的評判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創作中，尤其要注意不傷害被拍攝者，避免陷入倫理道德的輿論中。

三、將倫理道德統一于創作理念中

在特殊兒童題材紀錄片里，創作理念與倫理道德從哲學角度上來講，沒有絕對的對立，任何事物都有對立、統一的方面，且這兩個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可以相互轉化，前者主張追求真實，后者主張保護隱私，雖然有這樣的矛盾，但這兩點融合既有為社會服務的統一，也有尊重被拍攝對象與承擔大眾輿論壓力的平衡。

作為特殊兒童紀錄片的創作者，既要堅持真實性，也要有藝術性地再創作。那么，真實和二次創作如何相輔相成？這就要回到拍攝對象本身。當大眾提起特殊兒童的時候，他們的刻板印象大多是可憐、無助、沒有希望。而創作者去拍攝特殊兒童時，他們會發現這些特殊兒童身上的標簽已悄然改變，積極樂觀、自強不息、開朗大方都可以用來形容他們，甚至完美詮釋了那句名言：上帝為我關上了一扇門，卻打開了一扇窗。所以創作者也希望通過作品，讓觀眾看到這些特殊兒童不一樣的一面。因此，創作者不要渲染“可憐、無助”的氛圍來吸引觀眾，而是應該真實地展現這類特殊兒童的正能量一面。比如在創作過程中，不需要再另加配音把創作者的主觀感受過多地加入進去，有的時候只用同期聲和畫面，就能展示這些特殊兒童充滿希望的生活，同時，也能讓觀眾對他們美好的未來產生期待。

聚焦兒童聽力障礙的紀錄片《聽風的孩子》，真實記錄了聽力障礙兒童的生活。孩子們帶著人工耳蝸，“如果不是耳后細細的線，根本不會發現他們和別的孩子有什么區別”，這是來自片中的旁白。片中還特別展示了聽障孩子陽陽的跳舞天賦，“陽陽在學校也是一個被其他孩子所羨慕的孩子，主要是他的特長街舞，陽陽對音樂節奏的感知能力很強”。通過這樣的旁白加上陽陽跳舞的畫面，讓觀眾感受這些孩子的閃光點，弱化了“聽障”的缺陷。

紀錄片的創作理念是真實地記錄生活，在紀實中，通過鏡頭語言、聲音語言為社會服務、為人民服務。紀錄片創作者應該始終保持初心，保持一種謙卑、敬畏的態度，在創作過程中要做到對客觀事實負責。雖然任何一部紀錄片的產生，離不開紀錄片創作者的多層主觀篩選、加工和再創造。創作者通過帶著架構的思維和畫面故事，創作出一部完整的紀錄片。很多時候一部紀錄片蘊含的是創作者個人的主觀表達，有著創作者強烈的主觀意識。所以創作者在創作中應該平等、尊重地看待拍攝對象，不能有優越感，這種優越感缺少了對拍攝對象的人文關懷，也否認了紀錄片獨特的價值追求。尊重拍攝對象，在乎角色感受，是創作者必備的道德素養，也是紀錄片的創作理念，兩者在這一點上形成統一。

四、保持良好的溝通

特殊人群紀錄片應當認可一個觀點，即通過拍攝行為給被拍攝者帶來益處。但很多特殊兒童紀錄片，當素材拍攝完畢，素材的使用和剪輯都全權交給了后期，被拍攝者即與影片割裂開來。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需要思考，被拍攝者如何從影片中獲得益處，如何與影片創作始終保持良性溝通。被拍攝者在自愿的情況下利用自身角色的優勢，表達對社會的期盼，是影片應當給予他們的權利，也是對他們最基本的尊重。

同時，在觀看過程中，觀眾如何和影片保持良好的交流，也是創作者需要思考的。拍攝對象往往會在鏡頭的刺激下做出許多本能的反應，以至于忽略了鏡頭背后的觀眾和社會。在傳播的過程中，拍攝對象所有的性格特征、行為方式都暴露在觀眾的視野里，每一個細節都會受到觀眾的關注，從而對拍攝對象產生全面的影響。有的時候觀眾的這種關注會存在強烈的主觀性和非理性，甚至有窺探的心理。為了避免出現負面的影響，創作者應該在影片中進行正面的價值引導。

央視紀錄片《我不是笨小孩》是一部長時間觀察閱讀障礙兒童成長的紀錄片。在第一集開始，片頭就出現這樣的字幕：“在適齡兒童中，大約5%～8% 的孩子有閱讀障礙困難，他們常常會被誤認為笨或者懶?！倍潭痰囊痪湓?，其實已經在向觀眾說明：片子說的是閱讀障礙的孩子，這樣的孩子有一定的概率。帶著這樣的思維去觀看片子，觀眾就更容易理解片中孩子的行為，當看到孩子因為讀書障礙造成家庭困擾時，觀眾更能感受父母對于閱讀障礙孩子的積極努力。

五、結語

特殊兒童，既是社會的弱小群體，又是兒童中的弱小分支。創作者是影片的記錄者，同時也是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傳播者。不觸碰拍攝的“灰色”地帶，保持充分的尊重，秉持不傷害的原則，處理好創作理念和倫理道德的關系，是面對這樣的群體所需要堅守的。很多的特殊兒童雖然殘疾卻熱愛生活、積極樂觀，通過創作者的鏡頭能夠讓觀眾知道他們、走近他們、了解他們，而不是一味地憐憫或是滿足觀眾獵奇心，才是特殊兒童題材紀錄片的創作目的。

注釋：

[1]塞默爾·查特曼.媒介研究的進路：經典文獻讀本[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122.

[2]劉忠波.紀錄片的道德困境和倫理風險[J].中國電視,2012(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