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機對話走向數智對話：AI主播的對話策略與跨界實踐分析

劉亞龍

一個萬物互聯、人機互動、高度沉浸的虛實混融時代已經出現，它模糊了人與媒介、人與機器、虛擬與實在之間的邊界，重新定義了傳播網絡中的個體結構與系統屬性。[1]在“智媒融合”背景之下實現主持人與AI 主播的人機耦合傳播，能夠更好地鏈接科技生活與視聽藝術。早期的視聽節目多以蘇聯文學理論家巴赫金（Bakhtin）的“對話理論”和“對話思維”作為理論支撐，進入智媒時代，需對這一理論加以拓展。當下視聽節目中的AI 主播案例頗多，亟須從對話機制與人機耦合等維度對節目中的人機對話現狀展開思考，開辟新發展路徑，建構數智化傳播格局。

一、視聽節目中的人機對話困境

（一）對話機制：“眾聲喧嘩”與“社會互動”

巴赫金最早提出“對話”的概念并以此構建“對話理論”，他指出：“對話無處不在，廣泛而深入?！边M入智媒時代，信息化與數據化成為時代轉型特征，目前處于“眾聲喧嘩”狀態，人機合作類視聽節目中的人機存在應建立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之上，而非一味遵循設問式對話思維。以湖南衛視《你好，星期六》為例，在2022 年元旦首秀的第11 分鐘，主持人“靈魂拷問”數字人“小漾”：“小漾你是我們的實習主持人對不對？”“你會努力學習的對不對？”“你想學什么呢？”“是認真學好普通話的態度對不對？”一連串的問題中暴露出AI 主播“小漾”的“賽博格痕跡”。其實，直接轉換成一個問題且將話語權過渡給AI 主播，更能賦予人機對話互動感和數智感，進而活化對話機制，進入“眾聲喧嘩”的狀態。

德國著名學者齊美爾曾提出“社會互動”的概念，即“多種因素彼此發生關系、相互影響的過程”。人機合作類視聽類節目中的虛擬與現實間的互動則屬于社會互動類型之一。但在《你好，星期六》首期節目中，“小漾”僅出現四分鐘左右，其他主持人及嘉賓則全程在線，而在后續的互動環節中，幾乎沒有“小漾”的存在。隨著視聽類節目的數字化程度不斷加深，智媒時代的AI 主播及觀眾成為集接收、制造、傳播能力為一體的三重身份疊加者，AI 主播及觀眾在節目中的話語權和虛實互動能力理應得到提升。

（二）人機耦合：數據思維與生硬升華

基于“元宇宙思維”的存在，目前的虛擬現實并非基于虛構基礎上而存在的現實性表達，而是基于現實存在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幻想性景觀[2]。蘇軾曾在文人畫探討中提出“論畫以形似，見于兒童鄰”的觀點，而在AI 主播領域，這類幻想性景觀便停留在“形似”模仿層面，數據思維特征較為明顯，且已有的研究仍未探討主持人的思維邏輯本體，難以對AI 主播進行“神似”優化。

“元宇宙思維”在人工智能領域更多從數據思維的角度出發，以數據輸入和生成器學習的方式建構AI 模型。于口語傳播而言，主持人在節目中更多基于啟發式思維，跟隨節目進展靈活表達，遵循人本邏輯應對突發性場景，其話語表達與情感渲染（與AI相比）更能與觀眾形成情感共鳴。相反，AI 主播則更多基于數據思維，數據的輸入容易造成現實的違和和數據的失真[3]，難以跟隨節目進度應對各類場景。綜之，僅遵循數據思維進行話語表達容易造成節目失真，其根源在于目前的AI 主播開發設計未曾開拓人所具有的啟發式人類思維疆域。

另外，在情感升華方面，《你好，星期六》主持人獨掌情感表達權，如在“素人洋洋艱難經歷分享”“素人岳云鵬歌曲演繹”等環節中，主持人一人“以一帶多”點題升華。這一現狀直接導致AI 主播與主持人及觀眾的虛實互動斷鏈，難以借助情感升華使觀眾完成對AI 主播的身份認同和在地化認可。此類節目模塊設計，一方面，無法賦予“小漾”更多的“喧嘩感”；另一方面，無法借助情感表達權的過渡，幫助“小漾”突破數據思維的桎梏。

二、主持人及AI 主播的數智化對話策略

（一）個性化定位：借“數字辨識度”軟化“技術反訓”

解鎖AI 主播的數智化發展，首先在于個性化與辨識度。馬克·薩加爾（Mark Sagar）花了數年時間研究數字人如何回應和發出語言符號和非語言信號，認為“要將與語音相關的手勢、標志性手勢、語義手勢和各種肢體語言結合起來”[4]。一方面，應針對新聞、綜藝、社教等不同節目類型的AI 主播進行形象定位，設計與之對應的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另一方面，也應區別于傳統的主持人形象，提高AI 主播的“數字辨識度”。于AI 主播而言，“數字辨識度”并非專指技術維度的突破創新，更多指人本邏輯。國內學者劉志杰曾提出“技術反馴”和“技術無意識”的概念，認為伴隨科學技術、數據維度、算法模型等的發展，今后的創作會越發關注技術維度，進而擴大技術權力和技術運作，最終影響整個知識體系。此時技術的“反向馴化作用”會越發明顯，逐步使人陷入一種技術無意識的狀態[5]。應對此類技術陷阱，AI 主播的“數字辨識度”設計應該借助文化軟實力軟化技術隱患，逐步形成AI 主播IP，并以文化IP 助力AI 主播的個性定位與接續發展。此類創新可參考2022 年11 月敦煌文創與抖音、中國航天博物館聯動設計的“抖音仔仔”形象，敦煌IP、抖音IP、中國航天IP 三方聯動助力傳播。唯有完成AI 主播的“數字辨識度”設計，且避免“技術反訓”的出現，才能實現與AI 主播的數智化對話和數智化傳播。

（二）沉浸式輸出：以場景重塑和仿真式在場解構敘事邊界

AI 主播的涉身性問題（或稱具身性問題）成為當下的研究焦點。唐伊德在《技術中的身體》中將身體劃分為“物質身體”“文化身體”“技術身體”三種形態[6]。目前的研究更多從“技術身體”的角度出發，若再將其細分，似乎更為關注技術本身，而非身體的在場（在地），難以實現AI 主播的沉浸式輸出。于旭耀、余輝、劉韜等學者指出“由于數字人具備完美的可復制性，數字人可以同時存在于多個位置”[7]。對于人機合作類視聽節目的沉浸式內容呈現而言，一方面，需要AI 主播淡化技術身體與物質身體之間的距離感；另一方面，要求利用虛擬現實技術使AI 主播和不在場受眾在知覺、聽覺、觸覺等感知層面上實現持續性的場景重塑和仿真式在場，并進一步解構虛實邊界，打破間斷性內容輸出的藩籬。于《你好，星期六》而言，可在節目播出前分場景完成數據輸入，為其嵌入更多提問話術，但此類提問話術并非“無機提問”，而應針對每一位主持人及嘉賓的背景分門別類設置相關問題的“有機提問”，且借助“有機互動”始終保持持續性的場景重塑和仿真式在場。此外，在完成前期數據輸入后，也應為AI 主播預留更多表達空間，使其在海量信息輸入的背景之下，在可糾正的范圍內自由表達。

（三）啟發式思維：借“AI 在地化”實現文化共情

“數字人的未來發展應考慮到不同人體及其不同部位的更多異質特征”[8]，其中就包括人體的生理和心理功能以及大腦的思維和認知功能等綜合方面。主持人的啟發式思維主要體現在思維的綜合性與情感的無意識性兩方面。啟發式思維的綜合性特點表現為人所具有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且這一特點會伴隨生活不斷拓展，最終以種族心理積淀的形式成為“集體無意識”的存在。國內學者孫信茹曾提出“社交媒體在地化”的方法論，其中包括對于地理、文化、技術、位置的在地化研究等。從這一觀點可以引申出“AI 在地化”的概念，AI 主播的設計開發應加強“AI 在地化”設計和民族文化元素的輸入，即要求AI 主播基于民族文化、民族心理、“集體無意識”等元素，始終保持“在地化”來尋求表達契機進行口語傳播。

進入后情感社會之后，大部分視聽類節目陷入一種“情感話語偏誤”，過多宣揚情感化表達和劇本化走向。因此，嘗試讓AI 主播在節目中主動修正“情感話語偏誤”成為此類節目的輸出要點，讓其模擬人類啟發式思維中的情感無意識過程，以此完成類人化的情感輸出，實現人與人、人與物（機器）之間的文化共情。

三、“賽博格時代”AI 主播的跨界實踐

（一）災難報道中的AI 主播

疫情時期的AI 主播主要聚焦于防疫報道，如廣西衛視《戰役進行時》欄目利用AI 主播“小晴”報道相關防疫政策及政府策略，上海市普陀區利用“AI智能呼叫系統”逐一開展防疫宣傳等。AI 主播在此類報道中具備更為明顯的效率優勢，可實現零失誤的表達和無間斷的輸出。但此類AI 主播的傳播核心與設計關鍵不僅在于準確報道，更多在于及時撫慰。國外有學者探討有關“AI 互動涉及情感投入以及為人提供安慰或同情”[9]等問題?；ヂ摼W時代萬物皆聯，而實現人與人、人與機的連接才是傳播的核心[10]。因此，災難報道類AI 主播的發展核心不單囿于技術攻堅，更應聚焦人文關懷，利用啟發式思維在報道中嵌入更多情感撫慰話術，在提高報道能力的基礎上實現“無技術之技術式”的人文關懷，并以此完成精神火炬的傳遞。

（二）政策解讀中的AI 主播

政策解讀類的AI 主播案例頗多，這類節目主要借AI 主播解讀國家及地方的相關政策，如溫州市政府推出的短視頻欄目“政AI 播”、江西網絡電視臺《小燕“說兩會”》、澎湃新聞《AI 播報》等。但政策解讀類AI 主播的傳播設計核心不僅在于政策解讀，更多在于政策的落地服務。因此，電視臺及相關媒體在政策解讀模塊之外還應增設一個AI 主播服務板塊，幫助群眾適配國家政策，深化AI 主播的“落地化”體現。例如，媒體可安排AI 主播在視頻平臺幫助畢業生群體解答各地人才引進問題，或者通過落地化服務環節幫助市民完成政策的答疑適配。一方面，能夠緩解相關工作人員的壓力，避免資源浪費；另一方面，還能拉近人機之間的心理距離。

（三）體育賽事中的AI 主播

近年來，AI 主播頻頻出現在各類體育賽事中。例如在2020 年東京奧運會期間，《溫州都市報》推出“思思”“一峰”“愛加”三位虛擬主播，共同解說《奧運AI 說》系列短視頻欄目。再如2022 年北京冬奧會中的數字記者、真人數字分身“Meet Gu”，冬奧手語主播、直播帶貨數字人“冬冬”等。據不完全統計，僅北京冬奧會期間，就至少出現了由騰訊、中國移動、新華社、百度、科大訊飛等平臺設計的28位數字人[11]。北京冬奧會期間，直播帶貨數字人“冬冬”在淘寶平臺連續進行6 場直播帶貨，且直播間觀看人數穩定在14 萬左右。目前已有的體育賽事類AI主播，具有較強的科技感，缺乏一定的民族文化元素。但對于此類AI 主播而言，其傳播設計核心不僅在于科技水平與國家科技形象的展現，更多在于民族文化的傳播。體育賽事類AI 主播的設計除了聚焦時尚、銜接科技、具身創新之外，更多應融合本國傳統文化，利用科技創新活化傳統文化。此外，還可與“敦煌IP”“故宮IP”等有標識性的中國文化IP 相結合，加強文化鏈接，實現跨文化傳播。

四、結語

凱瑟琳·海勒斯在《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中提出“后人類主義”的視角，而目前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則是后人類主義視角的真實體現。AI 主播雖為傳播內容和傳播效果帶來了去個性化、去情感化、去思想化的問題，但也為今后的科技突圍指明了前進方向。在人工智能及傳播媒介超乎想象的發展過程中，要想幫助人機合作類視聽節目實現技術突圍和文化突圍，就必須深入探討AI 主播與主持人的數智化對話藝術，充分利用國家戰略契機和智媒融合趨勢建構數智化AI 主播。在讀懂科技的基礎上領略人文風韻，實現AI 主播的數智化表達和數智化傳播。唯有如此，才能讓AI 主播與主持人完成由非此即彼向彼此融合的跨越，才能實現由各美其美至美美與共的和諧。

注釋：

[1]彭蘭.連接與反連接：互聯網法則的搖擺[J].國際新聞界,2019,41(2).

[2]彭蘭.新媒體用戶研究：節點化、媒介化、賽博格化的人[J].城市黨報研究,2022(2).

[3]陳昌鳳,黃家圣.“新聞”的再定義：元宇宙技術在媒體中的應用[J].新聞界,2022(1).

[4][9] Seymour, Mike, et al. AI with a Human Face[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23(2).

[5]徐曼,王紫菡.AI 虛擬主播的傳播價值與發展空間探究[J].新聞研究導刊,2022(3).

[6] Don Ihde. Bodies in Techology[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1.

[7][8]Xuyao Yu, et al. Digital Human Modeling and Its Applications: Review and Future Prospects[J]. Journal of X-Ray Science & Technology,2015(3).

[10]李穎.疫情背景下的智能傳播與人文關懷——AI 主播傳播效度[J].中國電視,2021(9).

[11]張卓,王競.身體、場景與共情——體育賽事沉浸式傳播[J].電視研究,2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