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化轉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與老年心理健康變遷
——基于CLHLS 1998—2018年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

羅志華,賈志科,吳瑞君*

(1 華東師范大學 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2 華東師范大學 社會發展學院,上海200241;3 河北大學 哲學與社會學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

1 引言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市場化轉型在推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也深刻改變了人口結構。國家統計局調查數據顯示,我國0—14歲、15—59歲、60歲及以上和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別從2000年的22.89%、66.78%、10.33%和6.96%增減至2020年的17.95%、63.35%、17.80%和13.50%(1)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和《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數據》。,“中間大,兩頭小”的人口年齡結構衍生的“人口紅利”逐漸下降(王廣州,2021),“未富先老”和“未富先少”的挑戰并存(鐘水映等,2015;穆光宗,2021)。在市場化轉型和人口老齡化背景下,老年群體面臨的生活方式與社會角色壓力日益突出,焦慮、抑郁等心理健康問題頻頻出現,降低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孫鵑娟、蔣煒康,2020)。不過,教育婚姻匹配作為市場化轉型和高等教育擴張的重要結果(石磊、李路路,2022),能夠依托資源補償和配偶支持等機制有效減弱市場化轉型和高等教育擴張過程的不確定性壓力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因此,關注市場化轉型以及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變遷的影響,不僅能從理論上深化市場化轉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與老年人心理健康關系的認識,而且也有助于在實踐中把握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變動態勢,積極應對健康老齡化挑戰。

老年心理健康作為健康不平等研究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些年已經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與討論,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向:一是老年心理健康的基本差異研究。與生活背景相似的男性老人相比,女性老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更高(唐丹、陳章明,2011);城鎮老人的心理健康優于農村老人(李建新、李春華,2014);高收入老年群體的心理健康水平始終高于低收入老年群體(李丹、白鴿,2022)。二是老年群體的心理健康變遷研究。一些研究發現,伴隨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老年人的孤獨感、抑郁等心理健康問題反而愈加嚴重(李曉敏、韓布新,2012;閆志民等,2014),并且城鄉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變遷呈現出相反的趨向,即城市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逐年下降,而農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逐年上升(辛素飛等,2020)。但另一些研究也發現,1986至2017年間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并無顯著變化(廖友國、連榕,2019)。三是老年心理健康的影響因素研究。研究發現,個體層面的外向型性格特質、有配偶的婚姻狀態、年齡認同的年輕化偏向、社會資本的增加、智能手機和互聯網使用、再就業等均會正向促進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陳立新、姚遠,2006;陳華峰、陳華帥,2012;武盼盼等,2017;張文宏、張君安,2020;王宇,2020;楊夢瑤等,2022;張立媛、劉成斌,2022),家庭層面的子女代際支持、生命早期家庭環境因素等會顯著影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紅等,2020;侯建明等,2021;杜本峰等,2022),社區層面的社區貧困、社區環境、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等也會對老年心理健康產生促進或抑制作用(高麗等,2020;盧杉、汪麗君,2021;蔣煒康、孫鵑娟,2022;呂宣如、章曉懿,2022)。

盡管上述經驗研究有效地討論了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基本差異、變遷特征及其影響因素,為本研究的開展奠定了基礎。然而,由于中國經濟變革和社會轉型對老年人心理健康影響的復雜性,相關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現有研究主要關注市場化轉型的經濟后果,對市場化轉型的非經濟后果尤其是心理健康關注較少。盡管池上新探討了市場化轉型對非農勞動力健康不平等的影響問題,但其研究的焦點集中在市場化轉型本身特征對非農勞動力自評健康的影響(池上新,2018),對于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如何影響市場化轉型與老年人心理健康變遷關系的一些內在機制仍不清楚。其次,現有研究已經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性別、城鄉等差異進行了分析,但市場化轉型和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在年齡結構、居住地域、居住模式等方面存在何種內在差異,目前的主流研究仍關注較少。最后,現有研究關注到了中國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變遷態勢,但這些研究很少從理論上解釋為什么老年人心理健康會出現這些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受到何種作用機制的影響,導致我們對老年人心理健康變遷的認識仍然停留在“老年人心理健康逐年上升或下降”的粗泛結論,不利于從理論上把握老年人心理健康變遷的解釋邏輯。

基于以往研究的不足,本研究主要關心和想要回答的問題是: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呈現出何種變化態勢?市場化轉型和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如何影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以及這些影響存在怎樣的內部異質性特征?通過這些問題的回答,本研究可能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分析市場化轉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與老年人心理健康關系的主效應及其調節效應,以此更好地理解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在市場化轉型影響老年人心理健康變遷機制中的作用位置;二是基于市場轉型理論、婚姻資源模型和壓力過程模型的內在邏輯解釋市場化轉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變遷的影響,從而加深對老年人心理健康變遷機制的認識與理解;三是考慮老年人心理健康不平等的區域差異,采用多層嵌套模型控制地區層面差異的干擾,使估計結果更加真實可信;四是通過市場化轉型和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影響的異質性分析,充分把握老年人心理健康變遷作用機制的內在差異,以便更加深入地理解市場化轉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與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分異。

2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2.1 市場化轉型與心理健康:促進效應還是抑制效應

市場化轉型理論認為,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改變了以政治權力為導向的資源分配機制,這種轉變有利于積極參與市場活動的“直接生產者”,并削弱了“再分配者”的特權(Nee,1989、1992)。在市場化轉型過程中,政治權力資本的回報率下降,教育人力資本的回報率上升,社會分配機制由家庭成分等先賦性因素轉向職業、教育等自致性因素(郝大海、王衛東,2009;龐圣民,2016),并由此開辟出了新的社會流動渠道。一些研究表明,中國的市場化轉型對收入分配與工作流動性、政府政策與跨省遷移、醫療保障系統、城市貧困與邊緣群體、性別平等進程、就業增長與結構性變化、住房所有權與住房消費變化等具有直接影響(Bian &Logan,1996;Xie &Hannum,1996;Liang &White,1997;Gu,2001;Wu,2004;Hannum,2005;Cai &Wang,2010;Li,2017)。然而,市場化轉型的后果可能不僅限于經濟領域,這種深刻的社會經濟變化也會對個人心理健康造成潛在影響(Durkheim,[1897] 1951)。

市場化轉型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進效應,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市場化轉型背后的高等教育擴招和繼續教育,不僅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而且也進一步改善了其對心理健康的自我認知與自我管理能力,如主動接受心理咨詢教育,從而有利于老年人在日常的負面事件和負面情緒中更好地保護其心理健康。二是市場化轉型創造的良好經濟發展環境有助于個體工作收入的增加和教育回報率的提升(趙忠、何漢儒,2020),這不僅讓老年人擁有了更多用以改善心理健康的經濟能力和社會資源,也使他們對自身心理健康的感知抱有更加積極樂觀的態度。三是市場化轉型拓寬了社會流動渠道(莫艷清、楊建華,2013),老年人可能會獲得更多社會流動尤其是向上流動的發展機會,這種向上流動不僅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而且也有效降低了其抑郁水平(石智雷、楊宇澤,2020)。因此,伴隨市場化轉型的深入推進,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將會得到極大提升。

市場化轉型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抑制效應,主要是源于市場化轉型本身具有的不確定性壓力和風險(Yu,2008),這些不確定性壓力和風險往往會使老年群體容易陷入角色錯位、競爭激烈和生活節奏加快等多重困境,極大抑制收入增加和教育提升帶來的幸福感回報(胡潔,2020),進而面臨“人前風光,人后緊張”的心理困惑與精神痛苦。同時,市場化轉型也可能會帶來社會公平、社會情緒、社會價值觀和社會心態方面的深層次改變(王俊秀,2016),如若這些潛在的社會風險意識附身老年個體,就會增加其對未來的不穩定預期,成為時代落在老年人身上的一座座大山,嚴重危害老年群體的心理健康?？偠灾?伴隨時間的向前推進,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既有可能因為市場化轉型背后的種種福祉而有所改善,也有可能會因為市場化轉型中的各種不確定性風險而有所抑制。據此,我們可以提出如下一組競爭性假設:

假設1a:市場化轉型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積極效應,并且這種積極效應會伴隨時間的累積而得到增強。

假設1b:市場化轉型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消極效應,并且這種消極效應會伴隨時間的累積而得到增強。

2.2 教育婚姻匹配模式與心理健康:向上異質婚的競爭效應

我們可以從婚姻資源模型和壓力過程模型來解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競爭性影響?；橐鲑Y源模型認為,婚姻的締結是兩個人或兩個家庭資源的相互整合,人們可以直接從配偶及其家庭上獲得有益于健康的經濟、社會和心理資源,進而有效改善個體心理健康狀況(Ross et al.,1990;Williams &Umberson,2004),這不僅體現了婚姻對個體心理健康的保護作用(Tumin,2018),而且還內在地蘊含了社會交換的邏輯。在不同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中,夫妻雙方擁有的相對資源有所差異,因而教育婚姻對心理健康的保護作用也有大有小。與同質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相比,那些向上婚中的弱勢個體能夠借助配偶來獲取更多的經濟資源和發展機會,也更有可能提高健康認知能力并優化健康行為,進而提升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對于當代中國的老年人而言,他們締結婚姻的時代更多依賴于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因此向上的婚姻將更有可能通過資源優勢來改善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

壓力過程模型主要是從壓力暴露機制和脆弱性機制解釋婚姻壓力與心理健康的關系(Pearlin,1999)。壓力暴露機制認為,個體暴露在不同的壓力環境中,面臨的心理健康會有所不同,較大程度的壓力暴露和應對壓力資源的缺乏會導致心理健康狀況下降。在向上婚的婚姻關系中,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個體往往長期暴露于配偶優勢的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并且通常面臨配偶、父母和朋輩等多重壓力源,這些環境壓力很容易抑制個體的心理健康水平。脆弱性機制則認為,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在應對壓力的反應上存在人際或群際差異,導致其心理健康存在分異。在老年人教育婚姻匹配情境中,盡管向上的教育異質婚能夠為弱勢老年人帶來更多經濟和社會資源,但他們在應對心理健康壓力時往往具有脆弱性,尤其是承受的家庭地位不平等壓力較大時,將有可能直接或間接地降低其心理健康水平。據此,我們可以提出如下一組競爭性假設:

假設2a:與同質型教育婚姻模式相比,向上的異質型教育婚姻模式會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并且這種積極效應會伴隨時間的推進而加強。

假設2b:與同質型教育婚姻模式相比,向上的異質型教育婚姻模式會降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并且這種消極效應會伴隨時間的推進而加強。

2.3 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在市場化轉型對心理健康影響中的作用

在市場化轉型過程中,不同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在應對不確定性壓力時的心理健康能力有所差異。大量研究發現,無論在中國社會還是西方社會,教育婚姻的同質性匹配在婚姻市場中始終占據優勢(Siow,2015;李煜,2011),其主要是受三個因素的驅動:一是個體通常更傾向于與接受過同等教育的異性交往,二是教育擴招會增加個體在適婚年齡階段接觸更多受過同等教育配偶的機會,三是女性在雙職工社會不斷變化的經濟角色中增加了其教育和勞動力依附的重要性(Blossfeld,2009)。盡管教育同質婚長期在婚姻市場中占據主導地位,然而在現代社會婚姻市場搜尋成本和機會競爭加劇的條件下,個體為了應對婚姻市場中高度不確定性的壓力和潛在的未知風險,也有可能會更多選擇向上的異質型教育婚配模式,以此獲得更多經濟社會資源來轉移市場化轉型對個體帶來的各種不確定性壓力和不穩定感。

對于老年人來說,同質型或異質型婚姻匹配在市場化轉型壓力與心理健康能力的負向關系之間往往具有不同的作用位置,甚至可能會表現出彼此矛盾的趨向。一方面,與同質型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相比,向上的教育異質婚能夠借助配偶的資源條件優勢減輕老年人退休后的養老壓力、增強健康認知與行動能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教育異質型婚姻匹配模式中老年夫妻雙方的資源不對等,導致夫妻權力關系和家庭地位等往往也不平等,這些不平等可能會對老年夫妻雙方中的資源弱勢方造成較大的心理壓力,進一步削弱其心理健康。據此,我們可以提出如下一組競爭性假設:

假設3a:與同質型教育婚姻模式相比,向上的異質型教育婚姻模式會調節市場化轉型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正向影響。

假設3b:與同質型教育婚姻模式相比,向上的異質型教育婚姻模式會調節市場化轉型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負向影響。

3 研究設計

3.1 數據來源

本研究的調查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健康老齡與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展研究院組織的中國老年健康影響因素跟蹤調查(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簡稱CLHLS),該調查采用多階段分層抽樣的方法,在1998—2018年間隨機抽取全國23個省/市/自治區大約一半縣市進行了追蹤調查。CLHLS數據的信度和效度較好,具有調查內容完整、結構科學、樣本量大、追蹤期長和代表性好等優勢,其相關研究成果獲得了國內外學界的廣泛認可(Zeng,2012;Wang et al.,2018;夏翠翠、李建新,2021)。由于本研究主要分析市場化轉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與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關系,因此對樣本進行以下處理:首先,由于研究關注的是老年群體,故剔除真實有效年齡在60歲以下的受訪者;其次,由于需要根據老年夫婦雙方的受教育程度進行婚姻匹配,故篩選出在調查時受教育程度為有效回答、婚姻狀態為“在婚且和配偶生活在一起”或“分居”的受訪者;最后,剔除樣本中核心變量為隨機出現的缺失值、無回答或回答不符合邏輯等情況的個案。經數據清理,最終獲取樣本量為26212個,構成本研究分析使用的數據。為進一步檢驗篩選后的樣本代表性,我們采用“結構相似說”比對了篩選后的樣本庫與原數據庫主要變量的結構性特征(艾爾·巴比,2007;風笑天,2009),發現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和心理健康等變量在樣本庫與原數據庫的分布結構特征基本相近,表明篩選出的樣本質量較高,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總體性特征。

3.2 變量說明

3.2.1 因變量

本研究的因變量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指的是老年人在精神健康方面的行為或表征,主要包括積極心理狀態(老年人的抗逆能力、自我控制能力、自我決定能力和樂觀程度)和消極心理狀態(老年人的焦慮感、孤獨感和老年無用感),將積極心理狀態各題項的回答“從不”、“很少”、“有時”、“經?！?、“總是”分別賦分為1—5分,消極心理狀態各題項的回答“從不”、“很少”、“有時”、“經?！?、“總是”分別賦分為5—1分。由于本研究主要關注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總體變動情況,因而將積極心理狀態和消極心理狀態累加得到一個綜合性的心理健康變量,其得分范圍為9—35分。經過信度檢驗,該心理健康變量的內部一致性較好,可信度較高(Cronbach′s Alpha系數為0.650),適用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變動態勢分析。

3.2.2 主要自變量

市場化轉型指的是地區市場化的發展水平和程度,其測度主要包括樊綱指數(即市場化指數)和北師大指數。其中,樊綱指數重點測度了市場化過程,即各地區市場化程度伴隨時間推移而發生的變化;北師大指數則更多關注市場化結果,即各地區市場化程度與標準的市場化體制相比發生的變化(樊綱等,2003;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所,2003)。由于本研究主要關注市場化轉型過程,即不同地區在不同時間節點的市場化程度差異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因此使用樊綱指數更符合本研究的目的需要。具體而言,樊綱指數通過使用涵蓋全國31個省份、跨度長達23年(數據自1997年開始)的數據,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市場中介組織的發育和法治環境五個方面對全國各省份的市場化相對進程進行了系統分析和評價(王小魯等,2021),權威性較強,目前已經被廣泛應用于市場化進程與經濟增長、城市性別收入不平等、健康不平等、人口流動等關系的分析研究(樊綱等,2011;賀光燁、吳曉剛,2015;池上新,2018;陸豐剛、陳寅平,2019)。

3.2.3 調節變量

教育婚姻匹配模式主要是指夫妻雙方在締結婚姻時的受教育程度匹配。根據CLHLS數據中夫妻雙方的最高受教育年限劃分為未接受過正式教育、小學、初中、高中(含中?；蚣夹?和大專及以上五類,并將教育婚姻匹配模式進一步劃分為夫高妻低型(丈夫受教育程度>妻子受教育程度)、妻高夫低型(妻子受教育程度>丈夫受教育程度)和同質婚(丈夫受教育程度=妻子受教育程度),分別賦值為1—3,以全面了解1998年至2018年間老年人教育婚姻匹配模式的變遷。同時,為了更好識別向上婚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異質性影響,參照以往研究的通行做法,將夫高妻低型婚姻匹配模式細分為丈夫高于妻子1個等級和2個及以上等級,將妻高夫低型婚姻匹配模式細分為妻子高于丈夫1個等級和2個及以上等級。

3.2.4 控制變量

(1)地區。依據被訪者的調查省份,將其所在地區劃分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四個類別(2)根據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東部地區是指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10省(市);中部地區是指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省;西部地區是指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12省(區、市);東北地區是指遼寧、吉林和黑龍江3省。在CLHLS中,西部地區僅包括廣西、重慶、四川和陜西4省區。,以“東北地區”為參照。

(2)性別。包括男性和女性兩個類別,以“女性”為參照。

(3)年齡。采用核查過后的有效年齡,為連續變量。

(4)年齡平方。根據有效年齡平方計算所得,為連續變量。

(5)民族。根據民族變量在CLHLS數據中的結構性分布特征和學術慣例,將其處理為漢族和少數民族兩個類別,以“少數民族”為參照。

(6)職業。職業主要是指老年人退休前從事的工作類型,包括政府、機構或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商業、服務業或產業工人,農民以及自雇傭人員或家庭主婦五個類別,以“自雇傭人員或家庭主婦”為參照。

(7)出生地。出生地是一個包括城鎮和農村在內的二分類變量,以“農村”為參照。

(8)居住地。包括城鎮和農村兩類,以“農村”為參照。

(9)居住模式。包括共同居住(與家人、親戚、朋友等同住)和非共同居住(獨自居住)兩個類別,以“非共同居住”為參照。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N=26212)

(10)經濟自主性。包括經濟自主(經濟來源于個人退休金或工作)和非經濟自主(經濟來源于配偶、子女、親戚、朋友等)兩類,以“非經濟自主”為參照。

(11)生育子女數。生育子女數是指夫妻終身實際生育的子女數,在CLHLS中通過詢問被訪者“曾經生育過的子女數量”獲得,為連續性變量。

(12)生活質量。生活質量是被訪者自身對感知到的生活水平高低的評價,包括很不好、不好、一般、好和很好五個序次,分別賦值為1-5。

(13)生活自理能力。生活自理能力通過洗澡、穿衣、上廁所、移動、控制大小便和吃飯等進行評估,每項由完全不能自理、部分自理和完全自理三類答案構成,分別賦分為1—3,將其加總得到生活自理能力指標。

3.3 分析方法及策略

根據主要自變量和因變量的特征,本研究主要采用描述統計和回歸分析方法來考察市場化轉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與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關系。首先,采用列聯表分析和方差分析方法,觀察不同時期市場化轉型、不同類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與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變遷態勢,以更好地從縱向時間維度把握在市場化轉型不同歷史時期中老年人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及其心理健康的基本特征。其次,采用混合OLS回歸模型并在控制變量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時間固定效應和地區固定效應,緩解可能由時間和地區控制變量遺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得到更為穩健的模型估計結果,以此分析市場化轉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與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關系,并深入考察市場化轉型和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影響的內部異質性。最后,采用分位數回歸模型對實證研究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以更好考察在條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中市場化轉型和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

4 結果與分析

4.1 描述統計結果

表3報告了1998至2018年間中國各省市平均市場化指數、老年群體的心理健康及其教育婚姻匹配模式變化情況。在總體樣本中,1998至2018年的心理健康和市場化指數均值分別為26.84和7.47,夫高妻低型、妻高夫低型和同質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的比例分別為26.29%、21.12%和52.59%。在分時間樣本中,1998至2018年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狀況呈現出明顯的波動增減態勢,波動范圍基本在25.92—27.21;市場化指數從1998 年的4.92上升至2018年的9.28,翻了將近一番;夫高妻低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呈現先降后升、再降再升的態勢,妻高夫低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呈先升后降再升的態勢,而同質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總體上表現出先升后降的趨勢,尤其是2018年同質型婚姻的比例降低到了40.08%。由此可以看出,在1998至2018年的20年間,伴隨中國的市場化轉型,老年群體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呈現出“同質型婚姻獨占鰲頭,異質型婚姻平分秋色”的典型特征,而其心理健康則在不同時期表現為小幅波動、總體上升的趨向。

表3 市場化轉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與老年心理健康狀況

4.2 基準回歸結果

表4報告了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基準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市場化轉型對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負向影響,而向上婚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正向效應。首先,在模型(1)中加入控制變量,結果顯示性別、年齡、民族、職業、出生地、居住地、居住模式、生活質量和生活自理能力等均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顯著影響,其中男性比女性、漢族比少數民族、出生地和居住地在城鎮、共同居住比非共同居住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狀況更好;年齡越大的老年人心理健康越差;相對于自雇傭人員或家庭主婦來說,退休前職業為政府、機構或管理人員以及專業技術人員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狀況更好,而退休前職業為農民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狀況則相對更差;生活質量越高、生活自理能力越強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狀況越好。其次,在模型(2)中納入市場化指數變量,發現在0.001的顯著性水平下,市場化轉型會降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市場化指數每提高1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就會降低0.140分。同時,市場化轉型影響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時間效應呈現出波動性變化,并且通過了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性檢驗,假設1b得到了驗證。最后,模型(3)納入了教育婚姻匹配模式變量,結果表明,在0.001的顯著性水平下,與同質型教育婚配模式的老年人相比,異質型的向上婚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積極的提升作用;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影響的時間效應也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在0.001的顯著性水平下,伴隨時間的向前推進,異質型的向上婚將會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假設2a得到了驗證。

表4 基準回歸分析結果

4.3 調節效應結果

表5報告了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在市場化轉型與老年人心理健康關系的調節效應。模型(4)僅控制時間效應和地區效應,發現市場化轉型會降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而教育婚姻匹配模式中只有丈夫高1個等級、丈夫高2個等級及以上和妻子高2個等級及以上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會高于擁有同質型婚姻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模型(5)在模型(4)的基礎上納入市場化轉型與教育婚姻匹配模式的交互項,結果顯示,丈夫高1個等級、2個及以上等級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會弱化市場化轉型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負向影響,而妻子高1個等級、2個及以上等級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則在市場化轉型與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間不具有調節效應。模型(6)在控制其他變量、時間效應變量和地區效應變量后,發現丈夫高1個等級、2個及以上等級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仍對市場化轉型與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負向關系具有調節作用,假設3b得到了部分驗證。

表5 調節效應回歸分析結果

表6 穩健性檢驗結果

4.4 穩健性檢驗

通過兩種方法檢驗實證研究結果的穩健性:(1)對因變量老年人心理健康上下各1%的樣本進行縮尾處理,以消除樣本中可能存在的異常值對模型結果的影響。結果顯示,市場化轉型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仍具有負向影響,并且各類異質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會顯著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2)采用分位數回歸避免極端值的影響,即分別選取25%、50%和75%百分位進行參數估計,考察在條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中市場化轉型和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結果表明,分位數回歸結果與縮尾處理的回歸結果基本一致,伴隨老年人心理健康由低分位點向高分位點變化,市場化轉型和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系數存在差異。隨著老年人心理健康分位點的上升,市場化轉型的加快對老年人心理健康條件分布兩端的負向影響程度最小;丈夫高1個等級、丈夫高2個等級及以上和妻子高1個等級教育婚姻匹配模式的增加對老年人心理健康條件分布高端的正向影響程度最大,而妻子高2個等級及以上教育婚姻匹配模式的增加對老年人心理健康條件分布低端的正向影響則高于對中端部分及以上的正向影響程度。由此可以看出,實證結果具有較好的穩健性和可信性。

4.5 異質性分析

表7報告了分性別、年齡、居住地、職業、居住模式和經濟自主性的回歸分析結果。從性別來看,市場化轉型對老年男性心理健康的負向影響更大,男性和女性向上的教育婚姻模式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均具有明顯的提升作用。在年齡結構方面,市場化轉型對60至70歲的低齡老年人負面影響更大,當60至90歲的老年女性向上婚1個等級時,年齡增長對低齡女性心理健康的正向影響較大;當60歲及以上的老年女性向上婚2個及以上等級時,年齡增長對高齡女性心理健康的提升作用更為明顯;當60至90歲的老年男性向上婚1個等級或2個及以上等級時,年齡增長對低齡男性心理健康的正面提升效應更強。從居住地來看,市場化轉型對城鎮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負向影響大于農村,“夫高妻低”型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農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提升作用更明顯,而“妻高夫低”型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則對城市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積極效用更大。在居住模式方面,市場化轉型僅對共同居住的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負面影響,當老年人選擇只比自己受教育水平高1個等級的婚姻匹配模式時,共同居住會明顯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而當老年人選擇比自己受教育水平高2個及以上等級的婚姻匹配模式時,非共同居住往往會比共同居住更能提高老年心理健康水平。從經濟自主性來看,市場化轉型對那些經濟非自主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負面影響更大,“夫高妻低”型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經濟自主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正面提升作用更大,而“妻高夫低”型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則對非經濟自主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更為明顯的正向影響。

5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利用CLHLS 1998至2018年的數據,通過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較、列聯表分析、混合截面回歸和分位數回歸分析方法,從市場化轉型理論和婚姻資源模型解釋了市場化轉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不平等變遷的影響,主要有如下的幾點研究發現:

第一,市場化轉型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差異具有顯著影響。在1998至2018年的20年里,中國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并不是一種線性上升或下降的態勢,而是呈明顯的波動增減趨勢。就市場化轉型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而言,市場化轉型將會降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并且這種負向的影響可能會伴隨時間的累積而有所增強。根據市場化轉型理論的解釋邏輯,市場化轉型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抑制效應主要是源于市場化轉型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壓力,以及社會公平、社會心態、社會情緒和社會環境等對老年人生存與生活的“擠壓”,這些“擠壓”不僅抑制了老年人收入增加和教育提升背后的幸福感回報,而且也極大降低了老年人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

第二,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正向提升作用,并且會調節市場化轉型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在1998至2018年間,中國老年群體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呈現出“同質型婚姻獨占鰲頭,異質型婚姻平分秋色”的典型特征,其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也表現出明顯的內部差異性。與同質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相比,向上的異質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能夠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并且會弱化市場化轉型對老年人心理健康帶來的不利影響。從婚姻資源模型的觀點來看,向上婚能夠給相對弱勢的老年個體帶來更多的經濟資源和發展機會,為老年人習得健康知識、提高健康能力和改善心理健康提供了成功的可能。

第三,市場化轉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存在內部異質性。從市場化轉型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負向效應來看,市場化轉型對男性老人、低齡老人、城市老人、從事體力勞動的老人如農民、共同居住的老人以及經濟上非自主的老人的負面影響更大。從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老年心理健康的正向效應來看,向上的異質婚對男性和女性老人的心理健康均具有提升作用;60至90歲男性的向上婚對低齡男性的心理健康具有更明顯的正面效應,60歲及以上女性的向上婚對高齡女性心理健康的正面效應更為明顯;“夫高妻低”型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居住在農村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提升更顯著,而“妻高夫低”型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則對城市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積極效用更大;夫妻彼此僅高1個等級的向上婚會明顯提升共同居住的老人心理健康,但高出2個及以上等級的向上婚將會更多提升非共同居住老人的心理健康;“夫高妻低”型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經濟自主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正面提升作用更大,而“妻高夫低”型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則對非經濟自主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更為明顯的正向影響。市場化轉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這些異質性影響,主要是由于不同老年群體面臨的生存空間、生活環境、社會資源和社會壓力等存在較大差異所致。

當然,由于受到調查資料、樣本規模、抽樣方法和統計分析技術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由于早年的CLHLS數據沒有采集結婚時間信息,我們無法觀察到被訪者在市場化轉型前后教育婚姻匹配模式的變化,不過由于老年人的教育婚姻匹配在“成家立業”后具有一定的穩定性,所以我們仍然可以初步了解在市場化轉型的不同時期,老年人如何依靠向上異質婚累積的資源優勢來改善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其次,盡管本研究主要基于市場化轉型理論和婚姻資源模型的經濟學邏輯解釋了市場化轉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但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實質是一個受到資源、情感、關系和權力等多個復雜機制影響的綜合體,是否能夠從理論上拓寬其解釋路徑,仍有待于今后開展進一步的探索與分析。最后,由于本研究主要關注的是老年群體的心理健康問題,因而不適宜將相關的研究結論推導到其他群體中,并且在相關研究結論的使用上也應小心謹慎?？傊?如何區分出老年群體在市場化轉型前后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變化,如何從理論上拓寬市場化轉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影響的解釋路徑以及如何選用更加準確科學的分析方法探討老年群體的心理健康問題等,將是未來深入研究的方向所在。

養老和社會保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