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哈佛燕京圖書館方志館藏建設研究*

□張琦

我國有著悠久的編修方志文化傳統,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產生了種類繁多、內容豐富、體例完備的地方志(以下簡稱方志),不少方志也通過多種渠道流播到日本和歐美等地。這些存藏于海外的方志典籍,是中華燦爛輝煌文化的重要見證,也是厘清中華文明發展脈絡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資源。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是北美地區收藏中國方志最豐富的機構之一(1)哈佛燕京圖書館各時期名稱:漢和文庫(1928-1929),漢和圖書館(1929-1964),哈佛燕京圖書館(1965-),本文統稱“哈佛燕京圖書館”。,現收藏有1949年前修纂的方志2922種[1],僅次于美國國會圖書館。這些方志是如何漂洋過海入藏哈佛燕京圖書館的?為探究這個問題,筆者通過查閱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民國時期購書發票等檔案資料(2)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哈佛燕京圖書館檔案 1928-1965》,并參考:程煥文.裘開明年譜[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共整理出2200余種方志的采購記錄,約占哈佛燕京圖書館現藏舊方志總量的近80%,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哈佛燕京圖書館方志館藏來源,可為方志流播海外的歷史研究提供參考與借鑒。

1 對方志價值的認識

美國的中文藏書建設與其中國研究的興起和發展密切相關。自1876年起,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高校陸續開設中國語言文學的課程,并開始收集與中國研究有關的書籍與文物。方志作為一種歷史研究文獻,其史學價值,尤其是其對于中國研究的重要價值,很快為美國學者所重視。1917年,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樸特南(George Herbert Putnam)通過江亢虎致函中國各級政府征集方志,指出“此項書籍裨益甚大”[2]。1921年,協助美國國會圖書館收集方志的農林學家施永格(Walter Tennyson Swingle)在《中國歷史史料》(ChineseHistoricalSources)一文中,特別介紹了中國的方志資源,認為方志對研究中國任何歷史階段的文明都具有很高的價值[3]。1936年,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裘開明在向哈佛燕京學社提交的報告中指出,方志包括中國各個地區的地形、歷史、地理和人物傳記、考古、經濟以及各時期重要的統計數據,對眾多分支學科的研究都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4]。同年,裘開明在《美國中文圖書館改良計劃》(ProjectforImprovementofChineseLibrariesinAmerican)中指出培養人才和豐富館藏是確保美國的中國研究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的兩個重要因素,他認為當時只有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和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能夠滿足中國研究的需要,并指出哥倫比亞大學等高校的圖書館在中文館藏建設方面的不足,如嚴重缺乏方志、個人文集和全集,而這三大類文獻對各種研究尤為重要[5]。 1938年,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葉理綏(Serge Elisséeff)致函裘開明指出“我們不僅對善本方志感興趣,而且對一般的方志也感興趣,這樣每個省都能通過地方歷史的形式展現出來”[6]?？梢?美國中國研究的興起與發展直接推動了各圖書館對中國方志的收集。

2 方志采購經費

哈佛燕京圖書館成立于1928年,隸屬哈佛燕京學社,其購書經費主要來自哈佛燕京學社。哈佛燕京圖書館在建館之初就將方志作為館藏建設的重點,在采購經費分配時也向方志傾斜。1928年,哈佛燕京圖書館委員會在討論館藏發展的優先順序時,決定在每年10000美元撥款的基礎上編制財務預算,其中地方志1000美元,僅次于叢書(2500美元)、傳記和一般性參考工具書(1500美元)和考古學和藝術類圖書(1500美元)[7]。1929年,哈佛燕京圖書館第一個五年規劃(MemorandaVI:Harvard-YenchingInstitute,MappingoutaProgram,FirstPeriodofFiveYears,TheLibrariesoftheInstitute)建議哈佛燕京學社每年提供4-5萬美元的購書費,重點收集歐洲漢學著述、中國地方志、未收入叢書的中國文集、善本、雜集等文獻[8]。1935年,裘開明館長向學社提交報告《哈佛圖書館的中國地方志》(ChineseLocalHistoriesintheHarvard),闡述了方志的特點、對于漢學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國立北平圖書館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收藏情況,指出哈佛燕京圖書館每年的購書經費不足以滿足其搜購方志的需要,要求學社增加用于購買方志的經費預算,獲學社董事會批準[9]。從1938年起,哈佛燕京學社董事會將哈佛燕京圖書館采購方志的年度預算提高到2000美元,并一直持續至1941年。從1936-1941年度哈佛燕京圖書館購書經費支出分配情況(見表1)可以看出,在每年的購書經費中,方志采購經費都占據了其中較大比重,部分年度支出金額甚至超過其他所有圖書。

表1 1936-1941年度哈佛燕京圖書館購書經費支出分配表(單位:法幣)[10]

表2 哈佛燕京圖書館方志采購主要來源書店

表3 哈佛燕京圖書館方志采購來源書店地域分布

表4 哈佛燕京圖書館方志采購北平地區書店分布

表6 1949年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方志數量占當時各省已知現存方志數量比例[46]

3 方志采購時間

3.1 何時開始采購

哈佛燕京圖書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收集方志的呢?1985年吳文津先生在其《哈佛燕京圖書館中國方志及其有關資料存藏現況》一文中認為“起始于1930年代”[11]。但筆者梳理方志采購檔案發現,哈佛燕京圖書館自建館之初就開始收集方志,僅在建館第一年,即1928-1929年度就收集了200余種方志。目前筆者所見哈佛燕京圖書館最早入藏的方志是1928年9月26日入藏的清乾隆刻本《登封縣志》,是北美地區較早開展方志收藏的圖書館之一。

3.2 采購高峰

從1928-1941年,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方志館藏從無到有,14年間年均采購方志160余種。特別是1937年后,方志采購數量呈爆發式增長,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1941年,為哈佛燕京圖書館方志采購的高峰。這5年共采購方志1595種,占現有方志藏量的54.6%,其中僅1939年就采購了530種方志,為各年份采購方志數量之最。這一時期比較大宗的方志采購有:1937年12月28日從松筠閣購入方志81種,書款967.7元;1939年1月30日、6月2日、12月11日分別從富晉書社購入方志88種、73種、41種,書款1695.44元、2260.27元、2410.4元;1941年3月24日從文殿閣購入方志96種,書款12986元。

圖1 民國時期哈佛燕京圖書館方志采購情況(3)由于倉儲、海運郵寄等原因,各年份方志采購數量與入藏數量有所差異。如1937年購買的清康熙刻本《泌陽縣志》,發票開具時間為1937年12月11日,而入藏時間為1938年4月5日。

究其原因,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鄉間私藏,率步散亡,流落平市者,珍秘籍,頗為非尠,平日不易見,不得之圖書,往往遇之”[12]。而這一時期,國內主要圖書館大多疲于西遷,躲避戰火,艱難維持,根本無力在市場上搜購圖書。裘開明認為“現在是在中國圖書市場購買圖書的好時機”[13],并向哈佛燕京學社申請更多的采購經費,“由于缺乏資金,在中國只購買了356種3304冊低價的地方志,還有86種939冊珍稀地方志尚未購買,故申請2000美元購書經費[14]。葉理綏社長同意了裘開明的申請,認為“現在這個時期正是購買中國地方志的好時機,因為中國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均沒在購買此類書籍,僅有燕京大學圖書館在采購”[15]。并表示“我對地方志采購和漢和圖書館是否能搜集一批新的重要的地方志非常感興趣”[16]。在學社經費的支持下,哈佛燕京圖書館1936-1941年間用于方志采購的支出達法幣80522.23元,其中1939-1940年度、1940-1941年度分別為21628.02元和35348.60元,比同期西南聯合大學圖書館(14304元[17]、18000元[18])全館全年的購書經費還多。這一時期戰亂導致私人藏書紛紛散出,與此同時哈佛燕京學社加大了對方志采購的經費投入,使得哈佛燕京圖書館比過去購得了更多的方志。

1941年后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哈佛燕京圖書館包括方志在內的圖書采購工作大受影響。裘開明在致何多源的信函中指出,“中國交通不便,搜購刊物極感困難,且時有損失?！袊越洿舜慰箲鸷?許多以前認為最普通之書,現在亦難于購得。亂世如斯,公私所藏書如秦火胡灰,都非意外”[19]。因戰爭原因,這一時期的購書活動未留下相關檔案資料。

4 方志采購方式

哈佛燕京圖書館遠在大洋彼岸,無法像中國國內圖書館那樣在方志采購方面具有地域優勢。因此,哈佛燕京圖書館主要通過直接向書商下單采購、委托燕京大學圖書館和個人代購、直接派員來華采訪等多種方式開展方志采購工作。

4.1 直接從書商處采購

為擴大征集來源,哈佛燕京圖書館通過印發征購宣傳單,或在報刊上刊登征購廣告等方式,吸引有意的店家接洽議價買賣。1935年,裘開明起草向中國各古籍書店征集所售中文方志及叢書目錄的通告,通告要求目錄中提供書名、撰人、版本、刻印年代(或修志年月)、冊數、紙質種類等信息[20]。并向中國各省的重要書商郵寄了約140封信,請求提供地方志和叢書的價格目錄[21]。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為征集西南地區方志,哈佛燕京圖書館分別在1939年9月21日《云南日報》以及1939年10月11日《云南朝報》刊登《收買云南等省志書等》的廣告[22]。筆者在購書發票中發現了1940年用于排印征購方志單的兩張發票,其中一張5月27日已是第三次印刷,每次100份,由此可見征購單發放的范圍不小。在征購廣告的宣傳下,大批書店向哈佛燕京圖書館提供了待售書目。如1935年,哈佛燕京圖書館共收到北平、上海、杭州和蘇州等地約20家書店所提供的1031種方志目錄[21]。哈佛燕京圖書館現還收藏有當時各書店所提供的待售書目100余冊,涉及書店近40家,其中包括不少方志目錄。這些書店為哈佛燕京圖書館采購地方志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與信息來源。哈佛燕京圖書館綜合考慮價格、版本、印刷方式、紙張等因素,將所選購之書目信息發給各書店。書店將哈佛燕京圖書館所選購的方志匯集后開具雙份發票,其中發票正本寄至燕京大學圖書館哈佛購書處付款,副本與書籍同時直接寄哈佛燕京圖書館[23]。直至今日,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部分方志的函套上,依舊保留著當時書店的印章或貼條。

4.2 委托燕京大學圖書館代購

哈佛燕京圖書館除向北平、上海、廣州、杭州各地書商直接購買方志外,亦通過燕京大學圖書館協助采購[24]。燕京大學圖書館是國內較早開展地方志收集的圖書館之一,1928年還將本館館藏方志復本轉讓給哈佛燕京圖書館。由于國內書商不愿意賒賬銷售,為保證文獻采購質量,從1928年開始,哈佛燕京圖書館委托燕京大學圖書館作為其在中國采購中文圖書的代理,并于1932年正式設立“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辦事處”(簡稱燕京大學圖書館哈佛購書處)。1932年,哈佛燕京圖書館通過燕京大學圖書館在《燕京大學圕報》上發布《本館征集地方志及各種刊物》廣告,“本館現擬征集中國地方志及各種刊物,凡有愿出讓或贈送者,請徑來本館接洽或函商亦可?！直攫^附設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購書處,凡有愿以書籍刊物或售或贈于該館者,亦請與本館接洽”[25]。一方面,哈佛燕京圖書館將所需書單寄往燕京大學圖書館,由燕京大學圖書館根據書單代購;另一方面,燕京大學圖書館根據哈佛燕京圖書館館藏目錄,直接選定代購哈佛燕京圖書館所缺藏文獻。1928年,哈佛燕京圖書館先后四批次向燕京大學圖書館寄送了8000美元的購書訂單。特別是1937年“七七事變”后,燕京大學圖書館在協助哈佛燕京圖書館采購方志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笆伦兒笄迦A遷移,惟燕京屹然獨立,近三四年來北京舊書業,大半以燕京、大同(4)大同書店成立于1931年,由國立北平圖書館開辦,時任西文采訪組負責人顧子剛兼任書店經理。初衷是為了國立北平圖書館可以無須通過中介機構就可以直接從國外購買外文文獻,并能享受一定的折扣。書店同時也為美國國會圖書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等國外圖書館購買中國古籍。為第一出路,因其經濟力強,且無競爭者,數年之間,頗獲善本,書賈每得好書,比先送燕京以求善價”[26]。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隨著日軍占領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與燕京大學圖書館的合作采購工作遂告結束。此后,哈佛燕京圖書館主要通過中國內遷西南地區和香港等地的部分圖書館、文化機構乃至個人代購書籍,由美國直接匯寄采購,但困難重重。

4.3 直接派員來華采訪

除了直接下單或通過燕京圖書館協助采購外,裘開明館長也利用兩次來華的機會為哈佛燕京圖書館選購方志。1930年夏至1931年夏,裘開明獲中央研究院北平社會調查所研究基金資助赴中國開展學術研究,期間積極為哈佛燕京圖書館采購圖書?！白詮奈业竭@里以后,我一直在購買各種書籍現存的最好版本,還買到了一些宋、元版本的書。這就是為什么我要比往年花費的經費更多的原因[27]?！惫鹧嗑﹫D書館1931-1932年度所采購的大部分中文圖書均由其在北平、杭州和上海時購買[28],其中包括許多南方省份的方志[29]。另外,1937年1月至1938年9月,裘開明來華推進中文圖書目錄卡片印刷計劃。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葉理綏告知其“如果在北京或天津有比較好的機會購買地方志,那么你可以購買這些文獻,如果有必要,燕京大學將會預付相關款項”[30]。裘開明在中國南方和北平通過實地走訪書店,共購得方志502種4320冊地方志[31],成為哈佛燕京圖書館歷史上采購的最大一批方志。另外,1937年,葉理綏赴中國考察受學社資助的教會大學,也曾計劃為哈佛燕京圖書館采購四川等西南地區方志[32]。

4.4 委托學者代購

對于部分難得的方志,哈佛燕京圖書館通過委托相關學者代購。裘開明認為福建、廣東、廣西、四川、云南和貴州等中國南部和西部省份重要城市的方志對于人類學和語言學的研究非常重要,應首先購買這些地區的方志[33]。1937年北平為日軍占領后,鑒于燕京大學圖書館很難在北平為哈佛燕京圖書館買到西南地區的方志,為此,裘開明館長委托華西協和大學校長張凌高、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圖書館館長嚴文郁[34]與私立華中大學校長韋卓民[35]為哈佛燕京圖書館采購西南各省份的方志,請他們提供西南地區方志出售的消息與目錄,或根據哈佛燕京圖書館所掌握的西南地區方志書目協助購買。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鑒于“廣州失后,本港舊書攤時有西南方志出售,價格較平津所售者均廉一倍”[36],裘開明館長致函(香港)嶺南大學圖書館館長何多源,請其在香港協助哈佛燕京圖書館采購西南方志[37]。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多種西南方志,即為此時期所購進。另外,張松林、容肇祖、容庚、朱士嘉、于冠英、朱肇洛等學者也曾為哈佛燕京圖書館采購方志。

5 方志采購來源

充裕的經費支持,多種采購方式并舉,使哈佛燕京圖書館成為當時中國舊書業市場方志采購首屈一指的大戶。正如謝興堯在《書林逸話》中談到“事變后之舊書業”時指出,“至其(古籍)銷路,時購買力最強者,若哈佛燕京社、大同書店,皆購寄美國,年各約數十萬元?！纸哪陙?燕京大學及哈佛社因時會關系,挾其經濟力,頗買得不少佳本。于是珍本秘籍,多浮海而去”[26](30-31)、“事變后,哈佛燕京等處,凡方志書只要為其目錄所無者,任何高價,均必購置”[26](29)。在利潤的驅使下,大批書店競相將方志售與哈佛燕京圖書館。

5.1 來源書店

根據方志購書發票整理統計,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方志采購來源書店達83家,其中提供方志超過百種的書店有:邃雅齋、富晉書社、松筠閣、文殿閣、修綆堂、來薰閣、保萃齋等。其中邃雅齋和富晉書社均超過300種,成為哈佛燕京圖書館方志交易最為活躍的兩家書店。從善本方志來源看,主要購自富晉書社、邃雅齋、文殿閣、保萃齋、來薰閣、修綆堂等,其中富晉書社更是超百種,是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方志的主要來源。另外,不同時期來源書店也有所變化,1937年前哈佛燕京圖書館每年方志的來源書店僅有十余家,主要以修綆堂、文奎堂、邃雅堂、松筠閣、保萃齋為主;而1937年以后來源書店均超過20家,1940年更是達到53家之多,以富晉書社、邃雅齋、文殿閣、松筠閣、來薰閣、保萃齋為主。

上述書店均為民國時期我國知名舊書店,實力雄厚。如富晉書社“多藏板本書及各省地方志?！@利甚厚,因多資本常積存大部頭書”[38],該書店曾以四萬元購得揚州吳引孫測海樓藏書,共計8020余種,其中不乏罕見地方志孤本等。1934年,《上海富晉書社書目》刊登廣告“敝社搜集方志有年,現已收得一千數百種,其中不乏罕見善本。不久另有方志目印行以供各界采擇”[39]。為擴大影響和拓展銷售渠道,各書店除了在綜合性書目中詳列待售方志外,還專門編制了待售方志書目,如《邃雅齋方志目》《富晉書社方志目錄》《來薰閣書店方志目錄》等,收錄方志從幾十到幾百種不等,有的甚至達一千余種。如1936年《松筠閣方志目》收錄待售方志達800余種。各書店除了提供書目上的方志外,還可代為搜辦指定的方志。如邃雅齋在其方志目上刊登廣告“此目以外方志等書,雇主如有所需,敝店亦可代為搜辦”[40]。

5.2 來源地域

從哈佛燕京圖書館采購方志來源書店的地域分布來看,主要以北平和杭州為主,其中北平地區的書店達70家,占書店總量的84%。在有確切來源書店的方志(2098種)中,超過98%的方志(2062種)來自北平地區的書店,凸顯北平作為民國時期圖書交易集散中心的地位。特別是“七七事變”后,南北許多私家藏書紛紛散出,“但大多數都運輸于北京,北京書業所收來者,又大多數售與燕京大學及大同書店”[26](36)。

琉璃廠和隆福寺作為當時北平兩個最主要的舊書肆所在地。1937年1月至1938年9月,裘開明來華為哈佛燕京圖書館采購方志等圖書,“每個周末,我會利用周六或周日的下午,甚至兩日的下午,進北京城內,去逛琉璃廠和隆福寺一帶的書店。同時,我請求書商每周寄三次圖書樣本給燕京大學圖書館,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已經購買了大量的地方志、明代傳記、明清文集[41]?！惫鹧嗑﹫D書館采購自琉璃廠的方志達1433種,占有確切來源方志總量的68%,而隆福寺則占29%,可見北平琉璃廠是哈佛燕京圖書館采購方志的首要來源。前述哈佛燕京圖書館方志采購來源書店中排名前列的邃雅齋、富晉書社、來薰閣等書店均在琉璃廠,而文殿閣、修綆堂、保萃齋、文奎堂等則在隆福寺。

而作為民國時期另一重要舊書集散中心的上海,雖然在《裘開明年譜》中多次提到上海書商曾向哈佛燕京圖書館提供方志目錄,卻并未發現有上海舊書店位列方志來源書店中。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在方志主要來源書店中,有多家在上海開辦了分店,如富晉書社和來薰閣,這些分店在銷售圖書的發票上可能采用總店的印章,以至于無法區分是北平總店還是上海分店,抑或是分店直接通過北平總店與哈佛燕京圖書館進行圖書交易與結算。二是“七七事變”爆發后,哈佛燕京圖書館從南方購買方志變得非常困難。1937年秋,裘開明在致葉理綏函中表示“我原本可以在南方買到很多地方志,而且南方的書價要比北京的低廉,但因為既沒有現金,又通信不暢,我很難與燕京的人員取得聯系?！绻皇且驗閼馉?我更傾向于在南方購買這些書,尤其是去杭州、上海、福州、武昌和長沙等地”[41]。三是從上海購買方志競爭激烈,哈佛燕京圖書館可能無法及時搶購到自己需要的方志。1930年,金陵大學圖書館派員赴上海采購測海樓散出方志,發現“本館未有者,亦八九十種,乃以爭購者多,早經分散,故本館僅得方志九種”“上海聚書雖多,各書鋪稀罕之書,書目未出,書已半為捷足者先得。又上半年一批志書,約八九百種,亦未待書目出世,已銷售殆盡”[42]。由此可見上海書市競爭之激烈。

6 方志采購成果

哈佛燕京圖書館自1928建館之初即開始收集方志,到1949年方志館藏已達2869種,占其目前舊方志館藏量(2922種)的98%,可以說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舊方志幾乎是在建館后短短的21年中完成收集的。這其中又有近90%(2571種)是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14年間采購的。由此可見哈佛燕京圖書館在這一時期收集方志力度之大、成果之豐。美國國會圖書館是北美最早開展方志收集、同時也是館藏方志最多的機構。在方志館藏建設過程中,哈佛燕京圖書館一直以美國國會圖書館為追趕的目標,到1949年兩館的方志館藏規模已大致相當,僅差600余種,成為當時唯一兩所被收錄到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地方志收藏機構名錄中的外國機構[43]。

根據1949年裘開明提交的《館長年度報告》,當時已知各省現存方志6562種,而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比例為43.7%,其中部分省份的收藏比例更是超過50%,如陜西省70%、四川省63.9%、西北各省71%、山東省52%、河北省51%等,體現了哈佛燕京圖書館對各省方志收集的全面性與豐富性。

在所收方志價值方面,據筆者統計,哈佛燕京圖書館現藏善本方志700余種,其中有超過80%為1949年前采購。另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版方志32種,居全美國之首,其中有超過一半為1949年前所收集,包括明嘉靖本《宣府鎮志》、萬歷本《潞城縣志》、崇禎本《江陰縣志》、崇禎本《乾州志》等國內稀見版本,甚至孤本。據1943年統計,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方志中,有405種方志是當時美國國會圖書館未收藏的,且約有100個地區是美國國會圖書館館藏未涵蓋的[47]。由此可見哈佛燕京圖書館這一時期所收方志價值之高。

7 結語

美國的中文藏書建設與其中國研究的興起和發展密切相關,二者互為表里,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中國研究的興起與發展直接推動美國各大圖書館對中文文獻的收集,而中文館藏的建立與完善又極大地推動了美國的中國研究。有學者認為,美國的中國研究一向落后于歐洲,但二戰以后則急起直追,很快居于世界領先地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許多一流大學加強了其中文藏書建設[48]。作為了解和研究中國歷史、制度、社會、經濟、傳志、土俗、信仰等重要史料的方志,很早就為美國學界所關注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哈佛燕京圖書館是北美地區較早開展方志收集的圖書館之一,在民國時期特別是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利用中國社會動蕩,私人藏書散出的契機,依托哈佛燕京學社充裕的經費投入,通過多種渠道從北平等地購買了大批高質量的方志,使其方志館藏在歐美東亞圖書館中獨樹一幟,為二戰后哈佛大學乃至北美地區中國研究的快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文獻支撐。

民國時期哈佛燕京圖書館收集方志的歷史,是20世紀上半葉中華傳統文化典籍向海外流散的一個重要縮影,不僅揭示了方志流播美國的歷史,有助于從藏書史的角度深入探究美國的中國研究歷史以及東學西漸的影響;而且對美國東亞圖書館早期藏書發展史、民國時期中國舊書業發展史等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致謝：感謝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授權使用其館藏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