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廷鏞先生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的貢獻

□羅安琪 鄭建明

1 施廷鏞先生生平

施廷鏞(1893—1983),字鳳笙,晚號奮生,曾用名鏡宇,原籍安徽省休寧縣,中國著名圖書館學家、文獻學家,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高校圖書館工作。1922年,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改辦東南大學,學校圖書館即將完工,業務要擴充,人員要增加,施廷鏞對圖書目錄學很感興趣,經校長同意后便由教務處調入圖書館擔任中文圖書編目工作,是為其圖書館事業之始。他后又輾轉于故宮博物院、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中央大學等高校和機構的圖書館任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一直任職于南京大學圖書館。

中華圖書館協會正式成立時,施廷鏞即加入成為個人會員[1],并受聘為分類委員會和圖書館教育委員會委員、出版委員會書記,兩次在年會上參與討論編目、索引等圖書館方面問題。同時,他與洪范五等籌組南京圖書館協會,任該協會干事。1929年,施先生應洪范五之邀北上,去清華大學圖書館工作,擔任中文圖書編目和中文古籍采購工作,成為北平圖書館協會會員,后被選為該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北平淪陷于日寇之手,清華大學校園也被日軍侵占,施先生留守校園,成為清華大學保管委員會委員之一。1938年,由于清華大學保管處名存實亡,施先生也喪失全部保管職責,而燕京大學繼續留在北平,堅守淪陷區,成了不甘做亡國奴的學子的寄身之處,施先生經清華大學領導同意選擇到燕京大學兼職?？箲饎倮?受吳有訓先生之邀,施廷鏞重返南京任中央大學(新中國成立后改為南京大學)圖書館中文編目部主任。南京解放后,新政權對施廷鏞這樣的舊知識分子非常尊重和信任,他內心感到由衷的高興和感激,認為這樣可以大展“宏圖”發揮自己的專長為新社會服務[2](94)。

20世紀60、70年代,尚無明確的退休一說,施廷鏞于1961年任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1963年被北京圖書館專業書籍編輯部聘請為特約編輯,又受邀擔任《圖書館》雜志的特約通訊員,1978—1981年培養兩名圖書館學碩士研究生,1979年被聘為中國圖書館學會理事、學術委員,又被重新任命為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從事圖書館工作達60余年之久,為圖書館事業和保護祖國遺產貢獻自己的畢生精力。

不同時代的變遷,也讓施廷鏞歷經時代的磨礪和坎坷。他并未受過正規的大學圖書館學教育,既沒有高校文憑,又沒有留過洋,甚至原先學的都不是這一行。然而,他一入行就深入鉆研,在任職的各高校圖書館內自學成才,終生敬業。除了在圖書館學、目錄學、版本學、?？睂W方面都有較深的造詣之外,他還致力于地方志、叢書、文史哲工具書和古錢幣的研究,把自己的一生完完全全地獻給了圖書館事業。他臨終前還期望兒子能夠幫他實現遺愿——將他的全部著述整理出版,為古籍研究添磚加瓦。施廷鏞逝世前后,其長子施銳曾聯系多家出版社出版父親的著作,后在圖書館界朋友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現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幾部文獻學、版本學遺著得以陸續出版。施銳不僅將父親的遺愿實現,還著有《奮斗一生——紀念施廷鏞先生》一書,以示懷念。

2 施廷鏞先生創編“八大類法”

2.1 解決管理難題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我國圖書分類法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時代。伴隨著西方文化的輸入,越來越多的學子走出國門、留學海外,中西文圖書、譯籍增多,新舊圖書性質蕪雜。歐美圖書館學被引入中國,與傳統的目錄學、校讎學、版本學和典藏學相融合并,日益本土化。西方分類思想和分類法輸入中國,各個新型圖書館越發覺察到,老一套的“四部分類法”只適用于中國舊籍,不足以囊括新圖書,西方的《杜威十進分類法》(以下簡稱“十進法”)又不能完全適用于中國圖書。于是,我國學者各顯神通,各編各的分類法。不論是否付諸實用,公布者有數十種之多。受杜威“十進法”的影響,新舊圖書的類分和組織就在“并行制”還是“統一制”、“補杜”還是“仿杜”、“修補”還是“重創”等各種思想之間[3]進行著本土化探索。如沈祖榮的《仿杜威書目十類法》(1918)、杜定友的《圖書分類法》(1925)、劉國鈞的《中國圖書分類法》(1929)、施廷鏞的《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中文書目(甲編一)》(1931)等,都是受杜威“十進法”影響而創制的分類法。

作為一名館員,圖書館實踐經驗不斷豐富著施廷鏞的圖書館學理論。為解決實際問題,他并沒有采取他人的分類法,而是根據當時學校圖書館的具體情況,對所有館藏進行登記、歸類,主持圖書科學分類工作,于1931年創編《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中文書目(甲編一)》,于1937年創編《清華大學圖書館中文圖書分類法》及《著者號碼表》。此圖書分類法即“八大類法”,后被人們簡稱為“施法”,與劉國鈞先生創編的“劉法”并稱于一時。

2.2 科學設置類目

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民國時期的圖書分類法本土化工作已成現實之必然、時代之產物,更凸顯當時的社會需求。同時期的諸多分類法雖皆受杜威圖書分類法之影響,而宗旨各殊,類目迥異,擷其特色,可分為五派。用三位數字作分類號碼之意而另創部類不用十分法者為一派[5](140),如劉國鈞、施廷鏞是也。三人分類法類目設置對照如表1所示,而類目設置可見“施法”特征,現分述如下。

表1 杜威、劉國鈞、施廷鏞分類法類目設置對照表

2.2.1 符合中國國情

在“總類”部分,除杜威之法“General Works”所涉二級目錄外,劉、施二人據書籍性質,均在總類中加入了我國的國學、類書、叢書、經籍等內容,而“施法”更是加入了藝文志、著述考、存毀書目、群書題記,既符合西方學術體系和話語系統,又堅守傳統學術陣營,將中國歷代紀傳體史書、政書、方志等匯編成目錄,帶有明顯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色彩,且具有學術價值。就分類符號而言,杜威和我國分類法的變革者大多使用阿拉伯數字符號,而施廷鏞添加了中文漢字作為類號,取天干中的前八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將圖書分為八大類,乃有得于布朗兼用字母數字之意。先分為八大類,每類各分十目,共用100至999九百號。雖每類中亦用十進十分之法,而實際已有千位,大類且屬八分,較之杜威,大有不同[5](142),也為今后修正和增加留出更多的空間和可能性,在眾多同時期的分類法中獨具中國特色。此外,“八大類法”的分類原則基本遵循總—分、中—西,拒絕單一的并列和疊加,其復分表也更為細致和完整。施廷鏞在主表前單獨列出八張活用通用復分表,全部類目可用,更適應中國圖書的類分。

2.2.2 貼合傳統思想

“施法”與“劉法”有同。在“語言”與“文學”的拆合問題上,西方文化認為語言學更側重于研究如何運用語言規律去交流,而文學更傾向于根據社會背景等因素對文化進行表達。因此,杜威“十進法”將其分為兩部。而東方文化則多認為文學是語言學研究的主要對象及主要語料來源,語言學是文學言語運用和文學分析的理論基礎。語言文字為記載的依托,兩者相輔相成。故劉、施二人之法都合兩者為一部,稱為“語文”?！笆┓ā庇峙c“劉法”有異。在“哲學”與“宗教”的拆合問題上,施廷鏞則將兩者合為一類,說明他已經意識到: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沒有真正的宗教情結,但卻有一種信仰和崇拜。而哲學作為一種思想和理論,與宗教是密不可分的,這樣的分類更貼合中國傳統思想。

2.2.3 兼顧學科屬性

徐杰（2007）在《語言規劃與語言教育》中分析了語言學研究的民族性特點以及在全球學術研究一體化浪潮中我國的語言研究如何從本民族學術源流中汲取優秀元素，從而為世界語言學的發展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馬宏程（2012）關注到在語言政策的比較背景下如何推行雙語教育。王建華（2006）在國家語言教育政策層面上總結當今母語教育與英語學習的關系。王烈琴（2013）介紹新的語言觀及分析、探討新的語言觀如何影響各國的母語教育政策、少數民族語言教育政策及外語教育政策,并提出必須站在國際高度,用動態的眼光審視、制定、實施及評估一國的語言教育政策的建議。

民國時期,圖書分類法的變革雖大多以杜威“十進法”為藍本,但都有結合我國國情及學術性質進行“創造性轉化”,且類目設置也受創編者個人經歷和社會環境所影響。比如,沈祖榮列“社會學及教育學”類、杜定友列“教育科學”類,都過分強調了教育學的地位?！皠⒎ā彪m是一部等級列舉式分類法,類目設置是以“論理的關系”,即學科性質及其相互關系為次序的[6],但其擴史地占二部(610—690為中國,710—770為世界),占位過多,反而不利于圖書的科學分類。又如,在西化的過程中, “美術”和“藝術”的用法相當混亂,待文藝復興之后“Art”一詞才用來表現“美”。沈祖榮列“工藝”類、皮高品列“實業工藝”類,其與“美術”的關系從隸屬變為并列。而施廷鏞則認為“藝術”一詞已經開始被廣泛接受,藝術部下屬二級目錄也包括了樂舞、書畫、雕塑、攝影、美術工藝、美術建筑等,“美術”一詞無法全部涵蓋這些概念,故更名為“藝術”,哪怕從當今的學科屬性來看,都是極為恰當的?？梢?“八大類法”綱目明晰,能夠科學、客觀、合理地處理中與西、古與今的關系,在前人分類法的基礎上,簡而精地設置不同類目的隸屬關系,調整圖書類屬,并邀請校內外政治學、文學、經濟學、法律學、社會學、自然科學、教育學、心理學的學科教授參與修訂和編制分類法,按“學科知識”分類而不再是以往的“文獻分類”。

2.3 提供參照藍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圖書分類法也在新形勢下面臨調整變化。由于要消除使用外國分類法的現象,施廷鏞毅然承擔了編制分類法的艱辛工作。他認為在類目的設置上,必須要古今中外兼顧;在類號的排序方面,也要事先留有余地,以備實際使用時能夠有所包容,又能靈活補充。因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各處調撥合并的大量書刊未經編目,為適應教學所需、方便校內師生,施廷鏞組織館員于1958年編制出《南京大學圖書館中文舊籍分類目錄初稿》,先前使用“施法”,分過類的館藏也被一并記錄在冊。 1959年《南京大學圖書館圖書分類法》印行,一直沿用至1991年底。

由于記載“八大類法”的《清華大學圖書館中文圖書分類法》和《著者號碼表》均為內部資料,年代久遠,且未正式出版,只流傳一時,所以不如同時期劉國鈞的分類法應用廣泛。在清華大學圖書館蓬勃發展之時,國內抗戰爆發,學校南遷,圖書裝箱啟運,在輾轉途中因遭空襲失火而焚毀,圖書館古籍藏書損失慘重。歷經戰亂和南遷,完整的分類法體系及相關重要資料已難覓其蹤?；靵y的抗戰環境讓圖書館工作者感到惋惜的同時,也對圖書資源更加重視,因而把注意力全都放在對圖書的保管、搬運和守護上,自然無人力編目。加之“八大類法”未能遵循中外圖書統一分類的潮流,且無人為此修訂、改編、傳播,后逐漸沒落。但是,“施法”是民國時期圖書分類本土化的代表性成果,其沒落而不消失,至今,清華大學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仍有部分古籍分類在沿用“施法”,可見施廷鏞及其“八大類法”在中國圖書分類史上所造成的影響不容忽視。

3 施廷鏞先生編制資料目錄

3.1 整理國故

施廷鏞精通目錄學,尤其專長于古籍的整理、分類與編目,經驗之豐富、所見所聞亦廣,為我國圖書館目錄的建設奠定了基礎。為籌辦故宮博物院、建立故宮圖書館,他受聘為清室善后委員會顧問,點查整理各宮殿圖書,編號登記,以資稽考。宮中圖書散見各處,在清點和整理昭仁殿藏書時,施廷鏞編撰了《天祿琳瑯查存書目》。待故宮博物院成立時,他親自策展故宮藏書,并將藏書情況寫成《故宮圖書記》:宮中圖書,所在多有,其藏書之所,有專設者;如昭仁殿之貯“天祿琳瑯”,文淵閣之貯《四庫全書》,摛藻堂之貯《四庫全書薈要》等是也?！秩钤帯端膸煳词諘俊?即養心殿所藏“宛委別藏”,亦為外人所未及知者也。余親加考察,本“知之為知之”之義,據實分述如次,以資留心掌故者之考證[7]。

此外,他在工作之余,曾依《掌故叢編》第十輯中的《禁毀書目》等,就所見作了?？?、注釋(參閱2005年出版的《清代禁毀書目題注/外一種》一書)。故宮博物院建成后,施廷鏞南下回到東南大學,不久,又北上到清華大學工作[8]。

3.2 清編存書

一個學術性圖書館,如要獲得公認,重要的物質條件是,針對本?？蒲蟹较?、教學要求而具有豐富的收藏,形成本地區獨具特色的資料中心[9]。在圖書館目錄方面,學界一直對于如何建設圖書館目錄、建設什么樣的圖書館目錄、怎樣有效地識別與檢索館藏文獻等問題存在著分歧。施廷鏞當時就提出三種目錄建設方案:分類目錄、書名目錄、著者目錄,這就是至今圖書館仍應強調建設的三種基本目錄。而對于編目工作他更是認為:書目之于圖書,猶利濟之舟航也。故欲圖書館克著其效,關于書目之纂輯,不可不求其周備?！蟹诸愔饬x,編目之體例,別詳類敘及凡例,是項編制,非但求合乎理論,并冀切于實用[10](2)。

在清華大學圖書館工作期間,施廷鏞始終一絲不茍地做著服務讀者前必須進行的基礎工作——文獻編目。每遇舊書未編、新書又至、事務增繁的狀況,他除清理積存者外,對于新書,按其需要,隨時編制。至關于編目應備之手續,為求切乎適用,亦不得不加以改進[2](150)。為作“理論結合實際”之用,改革編目,他于1931年和同事編印出版了《清華大學圖書館中文書目(甲編一)》,為該館1931年以前的藏書目錄,其“當茲甲類目錄付梓之始”,收錄700余種。該書目非常注重書目序錄的撰寫,不僅有總序,而且有大、小序。卷首寫有類敘,說明分類大意:本編參酌需要,析為若干目,按其性質分隸之,但其中頗多互通者,則僅能就其較著之點以相屬,并略陳其義于右[10](10-15)。每書著錄書名、卷數、編者、版本、冊數、書號等項,方便日后的編目工作。叢書本,則注叢書名稱和書號冊次;載在期刊上的,則注刊名、卷期、分類序列。書末有“書名索引”與“著者索引”,還采用“互著”“別裁”的著錄方法,極大方便了讀者。

3.3 規范編目

1956年,施廷鏞當時雖年逾古稀,仍積極參與館藏的整理和校對工作。他編有《南京大學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條例(草案)》,并在12月南京圖書館舉行的第一屆圖書館學科學論文討論會上,就“為了發揮科學研究的資料作用,應編制怎樣的科學研究的資料目錄”這一問題,發表個人粗淺見解:必須把分類目錄與主題目錄結合起來,編成一種資料目錄[2](171)。1959年底,施廷鏞認為提供圖書數據時需要正確地描出一書的特征,反映出圖書的思想性和科學性。要提高目錄的質量,就必須編制一個比較完備的編目規則,以資遵循[2](176),故親自草擬《南京大學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

編一部館藏古籍目錄,不僅需要熟悉館藏情況,而且還要具備版本鑒定的經驗和有關編著者、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方面的知識,甚至還要參考諸家目錄等資料。圖書館善本書籍的流通利用,除了供本校教學科研需要外,還要提供給許多學術機構及科學工作者大量使用。1980年,施廷鏞在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期間,為便于讀者查檢,他和館員又參照全國古籍善本總目編輯工作會議“歷史文物性、學術數據性、藝術代表性”等標準,整理館藏未編的中文線裝書,先編出《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圖書目錄》,繼而又根據已編的線裝書印出《南京大學圖書館中文舊籍分類目錄》,這都是由施廷鏞親自在書庫里一種種、一冊冊地制成草目,排列過后用鋼版刻寫好,再去復印多份,最終裝訂成冊。目錄的編制是以文獻作為基礎的,因此也要受到文獻發展情況的制約[11]。他堅持:書的版本有好有壞,好的稱作善本,善在何處?善在不失原編著書的面貌。若訛誤字句連篇,年代雖遠,也不能作為善本[12]?？梢?南京大學圖書館圖書的收藏、整理,是與施廷鏞等館員的努力分不開的。

4 施廷鏞先生對叢書的研究

4.1 編纂叢書索引

“叢書”之名自唐代出現,是將各類書籍匯為一編或集一人各類著作為一集,但常常由于卷帙浩繁,尋檢不易。到了清代,叢書的發展進入黃金時期。特別是乾隆到道光前期的清中期,古籍叢書編纂、刊刻蔚然成風。與之相適應,有關叢書目錄的編制也應運而生了。民國時期是中國社會和學術文化的一個新的轉折點。民國時期目錄學不僅受到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和目錄學的影響,同時也受到國外學術文化和目錄學的影響[13]。施廷鏞對古籍叢書頗有研究,對于叢書目錄的重要性也早已道出:按叢書乃匯刻各書而成,匪獨諸類賅備,且所收之書,多無單行者,欲使各類書目,網羅靡遺,以利治學,當自叢書始,惟館藏叢書,千有余種,每書所含子目,少則二三,多至數百,綜計不下四萬余條。欲知某書見于何處,非知叢書內容者難以素檢。況叢書浩繁,亦難盡悉,不得已于叢書總目付印之先,另編子目書名索引以應需要[14]。

施廷鏞晚年幾乎將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古籍叢書的整理之中,雖年事已高,卻毫不懈怠,書稿皆以工楷書成。1936年,在《中國叢書綜錄》出現以前,施廷鏞僅用7個月就編制完成《叢書子目書名索引》(以下簡稱《索引》)和清華大學圖書館藏附見書名索引《館藏圖書附見書名備檢》?！端饕肥諘?275 種,且書著錄甚詳,每一子目,以書名為綱,詳列卷數、著者時代和姓名,下注館藏叢書分類號及簡名、冊次。凡同書異名者,則互相參見,卷數和著者姓名有不同的,則附注于這一叢書簡名之后。一書原系二名的,也作參見,都按書名的筆畫多寡排列。同一字而寫法不同,也互相參見,加以注明。

當時施廷鏞入行不過十多年,卻對古代叢書頗有研究。曾任清華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洪有豐也談及目錄編制之艱辛:惟昔之編纂,未必盡考原書,僅憑他目而輯成,是編皆本館所藏,其子目曾悉為校核,每有疑問,雖一字之微,不憚反復校對。此種景況,非親其事者,殆莫能辨。而此艱巨工作,能底于成,則施君之力居多[15]。書前有畫數檢字表、部首檢字表,且收入叢書一覽、叢書書名索引、叢書簡稱索引。時至今日,不少學者對這部《索引》都作了較高的評價,認為其不但有歷史價值,而且仍兼顧使用價值,篇幅頗為可觀,體例也較嚴密,為古代叢書研究提供諸多參考。

4.2 增補叢書綜錄

1963年,施廷鏞又發表《叢書概述》一文,就“什么樣的書才叫做‘叢書’”這一問題略談個人所見。敘述了我國叢書的產生過程,認為叢書中的子目,多數是可獨立成一書的,但也有摘抄本、輯錄本和裁篇別出的,只要有原著的書名,都能構成叢書。叢書按其內容可分為綜合匯刻和分類叢刻,他主編的《索引》對叢書目錄就采用了這種分類法,重在增補《中國叢書綜錄》所收或未收叢書:叢書既系匯群書而為一書,并題有總名,但一部叢書中所收的書,除首尾完整、序跋不遺者外,其余裁篇別出、斷簡殘篇或經刪節選錄的,是否可以構成叢書的條件,這要看它是否能獨自成書,以及編輯該書的意圖如何來決定?！瓍矔木幙?由于它的主旨和內容的不同,可分為綜合性叢書和專門性叢書[16]。

文章最后詳細闡述了叢書目錄的產生、形成和發展,并揭示他編叢書總目錄的初衷:叢書刻印繁多,為了便利學者查考某一叢書內收些什么書,或者某一種書收于什么叢書,于是便有叢書目錄和索引作為工具?！纱耸刮疑钌罡械?要編一部完善的叢書總目錄,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6]。

但是,叢書總目與子目索引都是獨立的,子目索引雖為查檢提供了方便,卻又忽略了叢書本身,仍是顧此失彼。如何解決這種問題呢?施廷鏞逝世后,其長子施銳先生在清理施廷鏞遺著時,又發現施廷鏞草擬的《叢書綜合目錄》編纂大綱,其實施廷鏞早就注意到這個現象,并積極著手解決這一問題。該書雖屬未完稿,未能刊行,但說明他早在上海圖書館編輯出版《中國叢書綜錄》之前,就已經著手編輯此書,并搜集整理謄清成稿本40余冊待印:余于一九二八年始迄新中國成立前留意搜羅叢書,據書錄目,闕者補之,訛者正之。即經目者仍取以校其異同,考其淵源,歷經二十載,積稿盈帙,鑒于目前尚無一較完善之叢書書目及索引行世,擬整理籍稿[2](161)。

和《中國叢書綜錄》相比,《叢書綜合目錄》有700種未收者,有400種著錄不同者,是我國叢書目錄極具參考價值的工具書。此后,為充分發揮該書價值,南京大學圖書館和歷史系補充《中國叢書綜錄》未收錄部分于原稿之中,編成《中國叢書目錄及子目索引匯編》用以校內教學和科研參考。

4.3 題識古籍叢書

與此同時,施銳又發現父親原手稿中可見一些非常醒目的題識。題識在一些古籍中并不少見,但作為叢書題識則是空前的,從無人編纂過,因此施銳決定向出版社提出申請影印出版《中國叢書題識》一書,后為了使該書更加完善,又將每部叢書著者的生平作了介紹,于2003年面世。此書因所收叢書均為施廷鏞親眼所見,根據手寫原稿影印,所以資料詳盡、真實可靠,編排印刷從內容到形式獨辟蹊徑,對研究整理古籍益處頗多,為目錄中的創新之作。

5 施廷鏞先生培養年輕新一代

5.1 著書立說

在施廷鏞的經歷中,解放以前,圖書館雖有多所,但一般藏書量很有限,使用的人因此也就不多,沒能起到圖書館應有的作用[17]。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重新定位圖書館事業在國家文化教育領域中的位置,對于圖書館工作者高度重視。施先生也深切感受到圖書館對國家建設所起到的作用和應擔負的責任:黨和人民賦予我們如此光榮任務,我們一定要把圖書館辦好[17]。他認為圖書館工作人員要以大學講堂和大學圖書館為舞臺,承擔起自己應盡的職責。

施廷鏞從事圖書館學專業教育最早可追溯到東南大學任職時期,當時他擔任暑期學校的教學工作,講授圖書裝訂等有關課程。為培養新一代圖書館工作者,施廷鏞重返南京后,參加各種培訓班的教學工作,如江蘇省學校圖書館工作訓練班、南京市鼓樓區干部業余大學等,并為此編寫講義,認真講授,得到好評[8]。民國時期三大圖書館學期刊之一的《圖書館學季刊》在南京編輯、出版和發行期間,施廷鏞等南京高校的知名學者即為主要撰稿人[18],對我國圖書館學人才培養起到前所未有的推動作用。

此外,為適應文科教學的需要,他還為南京大學各系開設版本學選修課程,在高校普及古籍版本學教育,曾編寫《文史哲工具書簡介》《中文古籍版本簡談》《中國貨幣沿革簡表》等教材和工具書,都是施廷鏞據平日編目所見,留心記錄,用力頗勤[19]?！段氖氛芄ぞ邥喗椤窙]有按照通常的字典詞典、目錄索引、年鑒手冊等工具書的類型編排章節,而是從實際應用的角度出發,將各種工具書作了一個粗略的分類,以幫助文科各系同學掌握使用各種工具書的方法,便于初學。施廷鏞逝世后,其遺著《中文古籍版本簡談》更名為《中國古籍版本概要》,由天津古籍出版社首先推出發行。全書分為四章:版本及寫本的起源及其發展、雕版印書的起源及其發展、各種版本、古籍版本的鑒別。每章后都有附錄,前三章后的附錄,一方面是參考書目,另一方面又是很好的版本目錄,并且都有詳細的版本介紹?！吨袊泿叛馗锖啽怼泛蟾妒┩㈢O中國貨幣沿革講義》,于2006年出版。

5.2 言傳身教

經過數十年的圖書館工作實踐,施廷鏞對古籍版本的鑒別也積累了豐富的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1978年,高?；謴脱芯可猩?為了適應圖書館教育和科學事業發展的需要,南京大學決定向全國各圖書館征招版本目錄學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一名。施廷鏞不顧85歲高齡,欣然應學校之邀招生,成為南京大學“文革”后第一屆圖書館學專業研究生導師。后來,又從中文系轉來研究生一名,一起讓他培養。

在培養兩名碩士研究生時,施廷鏞主要講授版本學課程,內容包括版本的起源和發展、各時期雕版印書的特點、各種版本的類型、版本的鑒定等。對于版本的真偽優劣,他認為,主要在于實踐,每見一種版本,就應仔細查考,日積月累,經驗隨之豐富,即可判定其為何種版本。若僅靠談論,不接觸實際,當見到書籍,需要判定為何種版本時,就會茫茫然不知所措了[20]。故在教學工作中,施先生注重學科的實踐性,從圖書館借來不同時代不同特點的古籍讓學生觀摩。不僅如此,對于版本的辨別,不但可以說明書籍的制成情況,而且可以反映圖書的內容和價值。因之,圖書館工作者,無論是進行采購、編目或流通工作,對我國的古籍,都要求掌握一定的版本知識[21]。為幫助學生增強古籍整理的動手能力,他還安排學生參加南京大學圖書館的古籍善本的整理工作,通過對古籍善本的鑒定、編目、分類、登記,讓他們對古籍版本有更深刻的認識,對整理古籍的方法、技巧也有更深入的了解。1981年,兩名學生均順利畢業并分配工作。

6 結語

縱觀施廷鏞的人生軌跡,他曾數度北上南下、輾轉各地,對圖書館學的理論探討、高校圖書館的古籍整理工作作出巨大貢獻,也為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做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是中國圖書館事業的實干家和學者。盛世之時,他立足本土,搜集、選購散落在社會上的善本珍籍,采置新籍,豐富館藏,使之形成各館特色;動亂之秋,他恪盡職守,保管校內圖書免受戰亂摧殘,不負委托。施廷鏞任職過的單位,有些是創辦伊始,因無規模完備之圖書館,人才甚為缺乏,他精心規劃,為圖書資料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礎;有些是整理舊藏,為圖書重新編目,搶救我國寶貴的歷史文獻,免受災難。無論是引入新知,還是整理國故,他在圖書館幾十年如一日勤奮工作,致力于圖書館實務,早期主要負責中日文圖書分類編目,晚年主要從事圖書館古籍整理以及培養年輕一代等工作。這種為人和治學的態度與精神,使得他能夠心無旁騖,潛心求知,以獲取知識、有所創獲為最大的滿足。他杰出的學術成就和人格操守,也留給后輩學人見賢思齊的追求與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