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范城市建設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

王偉龍，王健龍，謝成興，李中鋒

（四川大學經濟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5）

制造業作為城市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也是能源消耗最嚴重和污染排放最突出的產業，極大地制約著城市綠色發展效率［1］。中國制造業亟須通過轉型升級，形成資源節約型和環境保護型產業結構和制造體系，為城市綠色增長提供帶動、引領和支撐［2］?！爸袊圃?025”作為一項激勵型產業政策，強調通過打造智能制造和綠色制造體系，實現走創新驅動和生態文明的發展道路，成為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舉措，為提升城市綠色發展效率奠定了堅實的實體經濟支撐。為推進該產業政策系統落地，充分調動地方探索制造業發展的新模式和新路徑，強化城市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示范作用，工信部于2016年和2017年先后啟動以30個城市（群）為載體的“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范城市建設工作，并在其印發的《“中國制造2025”城市試點示范工作方案》中明確了要在3 ～ 5年內取得顯著成效。經過幾年的探索，該試點政策是否提升了城市綠色發展效率？不同城市發展特征下該政策的綠色發展福利存在何種差異？政策的示范效應達到了嗎？其作用機制究竟為何？對以上問題的理論闡釋與實證檢驗，可為城市全面推進制造業轉型升級助力高質量發展積累經驗和提供決策參考。

隨著對綠色發展效率的概念解讀與評價模型逐漸深化［3-6］，學者已證實城市綠色發展效率與經濟發展、技術創新、能源消費、產業結構、城市化和外商投資等因素高度相關［7-9］，并肯定了創新型城市、寬帶中國、低碳城市等試點政策的綠色發展效應［10-12］，但鮮有研究關注“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范城市建設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并識別其作用機制。自《中國制造2025》產業政策提出以來，學者多聚焦于其對企業創新［13］、服務化轉型［14］、企業生產率［15］和全要素生產率［16］的經濟效應探討，忽視了其可能存在的環境效應。鑒于此，該研究從理論層面構建該試點政策影響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分析框架，并采用多期雙重差分法檢驗其綠色發展效應。該研究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一是將產業政策的經濟效應和環境效應納入統一框架，聚焦至城市綠色發展領域，系統闡釋并檢驗了“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范城市建設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機制，為產業政策效應評估提供了全新的視角。二是應用多期雙重差分法對試點政策的綠色發展效應進行了有效識別，同時將空間因素納入考量，進一步考察了試點政策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溢出效應，拓展了產業政策評估的研究方向。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實現城市綠色發展是一項系統復雜的工程，需要社會經濟系統的經濟結構調整與技術、制度變遷?！吨袊圃?025》強調打造智能制造和綠色制造體系，有助于打通制造業在工業生產、能源消耗和廢物排放上的技術梗阻，賦能城市綠色運行。同時，該產業政策明確了要推進節能環保技術創新、提高綠色低碳能源使用比率、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和強化綠色監管等方面的要求。因此，對于試點城市而言，提升綠色發展效率需要技術創新、清潔能源、結構優化和制度規制等積極因素的全方位支持。為此，該研究從促進綠色技術進步、優化能源消費結構、引導產業升級和強化環境監管四條路徑出發，解析試點城市建設影響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作用機制。

1.1 促進綠色技術進步

《中國制造2025》強調加強節能環保技術的研發應用，全面推行清潔生產。因此，試點城市將更加重視綠色創新的驅動作用，通過為高技術企業提供集聚的載體和創新的平臺，誘發企業綠色技術進步。具體來說，試點城市一方面會通過加大對智能制造、高端設備等關鍵領域的財政補貼和科技投入，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等形式優化企業創新環境，鼓勵企業開展綠色研發活動，促進綠色創新技術轉化，進而提升企業和試點城市的綠色技術水平。另一方面，人才作為科技創新的核心要素［10］，試點城市將更加注重人才激勵和引進，通過建立和優化人才培養機制，為提升企業綠色技術進步，實現制造業轉型和城市綠色發展提供人力資本保障。進一步地，城市綠色技術進步能夠改善城市綠色發展效率。首先，城市綠色技術進步有利于企業改進生產設備、創新生產工藝和革新生產技術，加速生產方式變革，驅動高投入、高耗能的傳統粗放型生產方式向綠色集約型轉變，實現城市綠色發展。其次，城市綠色技術進步加快了清潔工藝、治污技術和綠色裝備等綠色創新成果轉化，保障了綠色產品的有效供給，有利于激發綠色創新的資源節約、清潔生產和環境友好優勢，形成低排放、低能耗和低污染的綠色經濟發展模式［17］，實現城市綠色發展效率提升。

1.2 優化能源消費結構

《中國制造2025》明確了“持續提高綠色低碳能源使用比率”和能耗目標，因此，在節能控碳的目標約束下，試點城市一方面將加快培育具有可持續、低資源投入優勢的節能環保、高端裝備制造業等高技術產業，推動能源消費結構改善。另一方面試點城市將通過重點推廣清潔能源工程項目，補貼新能源消費和扶持新能源基礎設施建設，鼓勵新能源行業的發展，優化城市能源消費結構。進一步地，能源消費結構優化可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提升產生深遠影響。能源消費結構優化意味著能源使用趨向清潔化，能夠減少城市制造業部門對傳統化石能源的使用，逐漸提升清潔能源使用占比，并通過不斷提高綠色創新水平來提升清潔能源使用水平，擴大清潔能源使用范圍，緩解城市資源枯竭問題，達到資源節約和清潔能源使用比率提升的雙重紅利，實現降低污染物排放，促進城市綠色經濟發展的目標。此外，試點城市為新能源技術研發提供財政資金補貼，將推動節能設備、資源綜合利用、節能診斷等領域的新能源技術研發與應用，助力企業節能降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生產率，減少單位產出能源消耗［18］，進而推動城市綠色發展效率提升。

1.3 引導產業升級

《中國制造2025》的核心在于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因此，試點城市一方面將引導與發展技術密集型高新技術產業，調整傳統重工業產業占比，改善城市產業結構。另一方面試點城市將逐步實現污染密集型產業的關、停、并、轉，引導“制造業企業裂變專業優勢”，擴大服務型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與布局，為制造業提供完善的信息技術服務，提高智能制造水平，從而促使制造業產業結構向合理化與高級化演進，實現城市產業結構升級。進一步地，產業結構升級能夠提升城市綠色發展效率。首先，產業結構升級通過促使勞動與資本密集型產業向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業演進，能夠優化能源消耗與污染物排放的產業分布格局，為城市經濟增長動力轉換和控制污染排放，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提供新的增長動力［19］。其次，隨著產業結構和產業規模的變動，將對污染物排放種類和數量產生深遠影響［20］，因此，試點城市通過引導高新技術產業、服務型制造業和生產型服務業進入，促使污染密集型產業轉型，實現產業結構比例和規模的調整與優化升級，達到節能減排，驅動城市綠色發展效率提升的目的。

1.4 強化環境監管

《中國制造2025》提出要“強化綠色監管”“開展綠色評價”，并制定了制造業在減排、降耗、節水等方面的綠色發展目標，這要求試點城市實行更加嚴格的環境監管和規制政策，如更高的節能減排目標和排污稅費，更嚴格的超額排污懲罰措施和項目審查標準等，穩定和鞏固綠色發展成效。在環境權威主義框架下，加強環境監管是我國實現污染治理，改善環境質量的有效和關鍵措施［21］。因此，加強環境監管可助力城市實現綠色發展目標。首先，根據波特假說，強有力環境監管政策可促使制造業企業內部化由環境規制導致的外部成本，激勵企業開展技術創新活動，加快清潔、綠色技術研發與應用，提高企業投入產出效率，實現增產和減排的協同，部分或完全抵消由環境監管與規制產生的“環境遵循成本”，實現創新補償效應［22］，促進城市經濟綠色發展。其次，更加嚴格的環境監管政策能夠有效緩解地方政府和企業在專注于經濟增長而忽視環境保護上的共謀行為［23］，督促地方政府引導和約束制造業企業的排污行為，從而倒逼制造業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低碳轉型，進而提升城市綠色發展效率。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第一個假說。

假說1：“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范城市建設能夠提升城市綠色發展效率。

同時，針對影響機制，提出第二個假說。

假說2：“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范城市建設能夠通過促進綠色技術進步、優化能源消費結構、引導產業升級以及強化環境監管驅動城市綠色發展效率提升。

2 模型構建與變量說明

2.1 多期雙重差分模型

由于各城市在2016和2017年陸續進入試點城市，因此將“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范城市建設視為一項準自然實驗，使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評估試點政策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24］，構建如下雙向固定效應模型：

式中：CITYi為組間虛擬變量，試點城市取值為1，非試點城市取值為0；TIMEt為時間虛擬變量，政策實施前取值為0，實施后取值為1；DIDit為雙重差分項，回歸系數α1表示試點政策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實際效果。

GDE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綠色發展效率。EBM模型兼容徑向和非徑向特點，既避免了因忽略松弛變量導致的結果偏高，又避免了因忽視要素間線性關系導致的結果偏低，能夠更加真實地反映相對效率［5-6］，因此選擇EBM模型測算城市綠色發展效率。進一步地，在投入方面，分別參考張軍等［25］和Young［26］的研究確定基期資本存量，并計算城市資本存量表征資本投入。以城市年末單位從業人數表征勞動投入。選取城鎮人均電力消費量刻畫城市能源投入。在產出方面，采用根據平減指數計算的2000年不變價GDP衡量期望產出?；诠I廢水、煙粉塵、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碳排放量［27］，利用熵值法測算城市環境污染綜合指數反映非期望產出。

Xit表示可能影響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一系列控制變量，具體包括：經濟發展水平（RGDP），采用人均實際GDP表示。城市化水平（URBAN），利用城市建設用地占市區面積的比重刻畫。城市環境水平（GREEN），選取人均綠地面積表征。政府干預（GOV），采用政府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外商直接投資（FDI），以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額與GDP占比表示。μi和ηt分別代表個體和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

2.2 空間杜賓模型

進一步，為估計試點城市建設對綠色發展效率影響的空間溢出效應，設定如下空間杜賓模型（SDM）檢驗制試點政策對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28］：

式中：W表示空間權重矩陣，參照已有研究設定地理反距離矩陣（W1）和經濟地理矩陣（W2）［29］。其余變量定義同式（1）。

2.3 數據來源

鑒于數據可獲取性，該研究未涉及西藏、香港、澳門和臺灣，最終選擇2004—2020年中國281個地級市作為研究樣本，不包括原萊蕪市、馬鞍山、三沙、儋州、銅仁、畢節、海東、吐魯番和哈密市。所涉及的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各省市統計年鑒和EPS數據庫。此外，對于個別缺失數據，采用年均增長率的方法進行補齊，實證回歸中對部分變量進行對數處理。表1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3 實證分析

3.1 平行趨勢檢驗

雙重差分法的使用前提是滿足平行趨勢假設，即未受到試點政策的沖擊時，實驗組和對照組城市綠色發展效率應當具有相同的變化趨勢。同時，考慮到試點城市受到政策實施強度和自身要素稟賦基礎等因素的影響，政策效果可能存在一定的緩沖期與滯后性。因此，利用事件分析法探究政策對綠色發展效率影響的動態效應［24］，具體模型構建如下：

式中：Di，t+k是試點城市的啞變量，k取負數表示試點政策前k年，取正整數表示試點政策后k年。由于樣本中政策實施前的時間較長，選擇政策實施前6年和實施后4年。βk表示政策實施前后實驗組和對照組之間綠色發展效率的差異。從圖1平行趨勢檢驗結果可知，試點政策實施前，實驗組和對照組之間并無顯著差異，在2016年之后，政策效應顯著為正，滿足平衡趨勢假定，且反映出試點城市建設能夠顯著提升城市綠色發展效率。

圖1 平行趨勢檢驗

3.2 政策效應評估

運用城市與時間雙固定的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估計結果見表2?？梢钥闯?，在將控制變量逐個納入回歸模型下，DID的估計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試點城市建設能夠驅動城市綠色發展效率提升，假說1得到驗證。從控制變量看，經濟發展、城市綠化的提高也能提升綠色發展效率。城市化進程不利于綠色發展效率提升，可能原因在于迅速擴張的城市規模引發集聚效應，導致交通擁擠、環境污染等“城市病”，制約了綠色發展效率的提升。政府干預對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為負，意味著政府對經濟發展的過度干預將導致資源浪費與效率低下，從而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提升產生不利影響。外商直接投資顯著抑制了綠色發展效率提升，可能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為尋求經濟增長放松環境規制導致大量低質量外資進入，帶來污染產業的轉移，形成“污染天堂效應”。

表2 多期DID回歸結果

3.3 穩健性檢驗

3.3.1 反事實檢驗

借鑒汪克亮等［30］和石大千等［31］研究，通過改變政策實施時間和時間窗寬兩種方法進行反事實檢驗。首先，將政策實施時間提到2011年和2012年，估計結果見表3中模型（1）所示；其次，將研究時期限定為2010年至2015年，并假定政策實施時間為2012年和2013年，估計結果見表3中模型（2）所示?？梢园l現，DID的估計系數均為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試點城市建設提升綠色發展效率的估計結果有效。

3.3.2 替換被解釋變量

首先，借鑒李少林等［32］的研究，選取城市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表征城市綠色發展效率，估計結果見表3中模型（3）所示；其次，參考周亮等［33］的研究，采用SBM-Undesirable方法重新測算城市綠色發展效率并納入回歸，估計結果見表3中模型（4）所示?？梢园l現，更換被解釋變量后，DID的估計系數仍然顯著，表明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

3.3.3 排除其他政策干擾

樣本區間內城市綠色發展效率可能還會受到其他政策的影響，該研究收集整理了與樣本期間重疊的智慧城市、低碳城市、寬帶中國和創新型城市四類代表性政策，在此基礎上參考紀祥裕等［34］的做法，將上述四種政策的虛擬變量納入基礎回歸，從表3中模型（5）—模型（9）可以看出，在控制四類政策的影響后，DID的估計系數較基礎回歸雖有所下降，但仍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且為正，表明試點城市建設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雖然存在高估，但并不影響該研究的結論，試點政策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仍然產生了顯著的提升作用。

3.3.4 安慰劑檢驗

通過隨機分配試點城市進行安慰劑檢驗，并進行1 000次隨機抽樣。圖2表明，安慰劑檢驗回歸系數集中分布于0值附近，大多數估計系數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梢婋S機抽樣后的樣本組合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并未產生顯著影響，因此可認為基準回歸中試點政策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促升結果穩健。

圖2 安慰劑檢驗

3.3.5 PSM-DID

為降低雙重差分法的樣本選擇偏誤，克服試點城市與非試點城市間變量趨勢的系統性差異，進一步采用傾向得分匹配雙重差分模型（PSM-DID）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由于試點政策是分階段實施的，該研究利用樣本考察期內的試點城市作為實驗組，采用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按照近鄰匹配、核匹配和半徑匹配3種方法對對照組進行逐年回歸處理，匹配后實驗組與控制組滿足共同支撐假設，進一步采用PSM-DID的回歸結果顯示（表4），估計系數通過了至少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再次印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綜上所述，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酒店行業面臨諸多挑戰。企業要結合自身運營發展背景及要求，采用正確的方式，加大內部控制力度，認識到營改增對酒店財務管理工作的影響，并在該背景下依托具體的財務管理工作方法，使酒店企業財務管理工作更具科學性和有效性，提高其市場競爭力。同時，也應結合酒店行業發展特性，根據國際市場情況對內部控制制度予以構建，使酒店行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取得良好發展，提高資金利用率，實現效益最大化。

表4 穩健性檢驗（2）

3.4 異質性分析

3.4.1 制造業集聚水平異質性

為節約生產和交易成本，實現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制造業更傾向于通過集聚加速彼此成長，形成“綠洲效應”［35］。高制造業集聚城市更容易形成規模效應和知識溢出效應，進而強化人才、資本和技術等資源的自我集聚功能，導致試點政策在不同制造業集聚水平城市中對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存在差異?；诖?，該研究測算政策實施前一年的城市制造業集聚水平［36］，并通過均值將其分為高集聚和低集聚兩組城市，進一步，設置城市制造業集聚水平虛擬變量（LEVEL1），將高于均值的城市設置為1，低于均值的城市設置為0，并將該變量與試點政策雙重差分的交互項帶入回歸，結果見表5中模型（1）所示?？梢园l現，交互項DID × LEVEL1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表明試點城市建設對高制造業集聚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強。究其原因可能在于：高制造業集聚城市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等東部發達地區，憑借經濟規模、公共服務供給、信息基礎設施以及交通基礎設施等優勢，高制造業集聚城市入選“中國制造2025”試點所提供的更大的政策優惠，一方面能夠吸引更多的生產性服務業形成集聚，帶動制造業轉型升級；另一方面試點政策所帶來的信息化沖擊能夠吸引研發人才等創新要素涌入，推動制造業綠色技術進步，賦能城市綠色發展。此外，試點城市政府更傾向于收緊環境保護政策，制造業企業將綠色節能的生產技術作為提升自身競爭力的差異化策略，從而降低企業能源消耗和邊際治污成本，有利于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提升。而低制造業集聚城市受制于經濟規模、基礎設施水平和創新資源稟賦，政府通過土地、投資和財稅等優惠政策吸引的企業多屬低端且難以形成集聚優勢，因此，試點政策對于低制造業集聚城市制造業的資源配置優化、生產成本降低和技術進步的推動作用在短時間內無法彌補自身發展差距，使得試點政策對其綠色發展效率的驅動效應較弱。

表5 異質性分析

3.4.2 工業智能化水平異質性

作為新科技革命與制造業融合的標志性技術要素，工業智能化為制造業生產方式綠色轉型實現節能降耗提供了新途徑［37］。因此，對于工業智能化水平較高的城市而言，實施試點政策能否激發工業智能化高水平發展的先發優勢，實現城市綠色發展效率提升？基于此，該研究測算出政策實施前一年的城市工業智能化水平［38］，并通過均值將其分為高低兩組，進一步，設置城市工業智能化水平虛擬變量（LEVEL2），將高于均值的城市設置為1，低于均值的城市設置為0，并將該變量與試點政策雙重差分的交互項帶入回歸，結果見表5中模型（2）所示?？梢园l現，交互項DID × LEVEL2通過10%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這表明試點城市建設對高工業智能化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提升存在先發優勢?？赡艿脑蛟谟冢旱靡嬗谠谥悄芄S、技術和設備上的積累，試點城市建設在驅動高工業智能化城市綠色發展效率中，更多地展現出“錦上添花”的效應。而對于工業智能化發展剛起步或尚未起步的城市而言，企業進行技術研發所需的信息獲取與知識反饋成本較高，從而降低了其開展創新活動的積極性。此外，較弱的智能化設備密度制約了其技術擴散能力，無法形成規模效應。因此，試點政策對工業智能化理念革新和全面推進的要求對于企業綜合能力是一項新的考驗，低工業智能化城市在智能化改造中還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間，導致試點城市建設對其綠色發展效率的提升作用難以有效發揮。

3.4.3 數字金融發展水平異質性

作為傳統金融與信息技術的融合，數字金融憑借融資門檻低、金融服務普惠性高、移動支付快和服務范圍廣等優勢，對制造業發展產生諸多積極影響［39］。高數字金融發展城市依托其充裕的金融資源和發達的金融基礎設施，擁有更加豐富的金融產品種類，從而為制造業企業提供更加適配的數字金融服務。因此，城市在數字金融發展上的差距可能導致試點城市的政策效果產生差異?；诖?，該研究采用政策實施前一年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的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表征城市數字金融發展水平，進一步，設置城市數字金融發展虛擬變量（LEVEL3），將高于均值的城市設置為1，低于均值的城市設置為0，并將該變量與試點政策雙重差分的交互項帶入回歸，結果見表5中模型（3）所示?？梢园l現，交互項DID× LEVEL3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意味著試點城市建設對高數字金融發展城市的綠色發展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強。原因可能在于：《中國制造2025》強調，“完善金融扶持政策，深化金融領域改革，拓寬制造業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是戰略保障，因此，制造業轉型升級離不開金融支持。高數字金融發展城市能夠通過整合大量小而散的金融資源，發揮其普惠性，為環境友好型、清潔型以及眾多傳統金融無法觸達的技術密集型制造業企業增加金融供給，有效緩解傳統金融造成的金融資本供給扭曲與錯配，為企業進行綠色技術研發提供資金保障，從而驅動城市綠色發展效率提升。此外，數字金融通過豐富企業信息和數據獲取渠道，使得企業信息透明化，能夠強化政府的污染監管與公眾的環境監督參與，對企業的環保腐敗形成有效遏制，倒逼其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助推降污減排。對于低數字金融發展城市而言，數字金融的普惠性受到制約，金融資本向推動城市經濟快速發展的高耗能高污染企業集中，從而使得試點政策對綠色發展效率的提升作用受到制約。

4 作用機制檢驗

為考察試點城市建設影響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作用機制，參照王巧等［40］做法，先分別考察試點城市建設對城市綠色技術進步、能源結構、產業升級和環境監管的影響，然后再分別將試點城市與四個作用機制的交互項分別納入模型，考察其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具體模型為：

式中：Mit表示四大作用機制的代理變量，具體包含：①綠色技術進步。采用綠色專利申請量衡量［41］。②能源結構。制造業能源消費結構的優化體現在低碳清潔能源消費在總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增加，參考張雪峰等［42］的做法，選擇城鎮生活用電量占總能源消費比重表征能源結構，計算公式為：能源結構=（Eit×Q）/（GDPit×ECt），其中E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城鎮用電量，Q表示電力折標煤系數，GDP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生產總值，ECt表示中國t年度的單位生產總值能耗水平。③產業升級。產業升級×PERit-IND，其中，PERit-IND表示城市i在t年一次、二次或三次產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的比重。④環境監管。采用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環境的詞頻數衡量環境監管強度［43］。DIDit×Mit表示試點城市設立虛擬變量與四大作用機制的交乘項，其余各項與式（1）相同。γ1反映了試點政策通過綠色技術進步效應、能源結構效應、產業升級效應和環境監管效應影響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作用強度。

4.1 綠色技術進步影響機理檢驗

依據式（5）—（6）的檢驗步驟，首先需檢驗試點城市建設對城市綠色技術進步的影響，然后再檢驗試點城市虛擬變量與城市綠色技術進步的交互項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檢驗結果見表6中模型（1）和模型（2）所示。從模型（1）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試點城市建設對城市綠色技術進步的影響呈顯著正相關。模型（2）的回歸結果進一步顯示，試點城市與綠色技術進步的交互項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呈顯著正相關，表明試點城市建設能夠通過促進綠色技術進步提升城市綠色發展效率，即綠色技術進步是試點城市建設提升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一大作用機制?！吨袊圃?025》強調要加強財稅政策支持、知識產權保護和人才培養體系建設，因此，試點城市通過實施政策優惠，培育高新技術企業和科技人才集聚沃土，各創新主體間通過信息共享形成知識溢出效應實現城市綠色技術進步。同時，政策優惠也激發了制造業企業在節能減排上的創新需求，能夠提高企業綠色創新投入和綠色研發活動的積極性，從而帶動區域綠色技術進步。綠色技術進步有助于改善城市粗放式發展模式，帶來降低資源消耗，抑制污染排放，提高生產效率等多重紅利，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進而提升城市綠色發展效率。

表6 作用機制檢驗

4.2 能源消費結構影響機理檢驗

表6模型（3）和模型（4）反映了試點城市通過能源結構影響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作用路徑。模型（3）中DID估計系數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試點城市建設并不能顯著優化能源結構，進一步發現，試點示范城市與能源結構的交互項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也未通過顯著性檢驗，意味著當前試點城市建設并非通過優化能源結構提升城市綠色發展效率。試點政策雖然有利于清潔能源進入企業生產過程，但實踐中，囿于績效壓力和清潔能源使用成本，企業對以煤炭為主的傳統能源的使用是一個削減的過程，研究期間內，制造業企業對傳統能源的消費還未達到峰值，能源消費結構仍以傳統“黑色”能源為主，抑制了試點城市本該發揮的能源結構優化效應。

4.3 產業升級影響機理檢驗

表6模型（5）和模型（6）驗證了試點城市的產業升級影響機制。模型（5）中結果顯示試點城市能夠顯著促進城市產業升級，進一步地，模型（6）中試點城市與產業升級的交互項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表明試點城市建設能夠通過引導產業升級驅動城市綠色發展效率提升，產業升級是試點城市影響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另一大作用機制?！吧钊胪七M制造業結構調整”是《中國制造2025》所明確的戰略任務和重點內容，因此，試點城市將聚力于改造、引導傳統制造業向中高端、智能化與數字化轉型和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帶動區域產業結構趨向合理化和高級化，重塑地區產業布局，優化傳統產業結構，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促進城市產業結構升級。產業升級是城市實現集約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前提。通過發揮“資源轉換器”和“污染物控制體”作用［44］，產業升級能夠持續釋放“產業結構紅利”，促使資源配置持續優化、生產效率不斷提升，進而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提升形成有效支撐。

4.4 環境監管影響機理檢驗

表6中模型（7）和模型（8）對試點城市建設通過環境監管影響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機制進行了驗證。模型（7）的結果表明試點城市能夠顯著提高城市環境監管水平，模型（8）中試點城市與環境監管的交互項顯著為正，意味著試點城市建設能夠通過強化環境監管水平提升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環境監管亦是試點城市影響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作用機制之一?！吨袊圃?025》指出，重點行業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要在2025年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這要求試點城市在推進制造業綠色發展的同時，還需通過強化城市環境監管水平穩定和鞏固綠色發展成效。環境監管水平的提升，一方面通過創新補償效應促進企業節能減排，另一方面通過收緊環保政策、促進環境立法、加大懲罰力度等監管形式的實施，能對企業排污行為產生約束，實現城市綠色發展。

5 空間溢出效應

5.1 空間相關性檢驗

運用stata 17軟件，結合W1和W2空間權重矩陣檢驗綠色發展效率的空間相關性［29］。從表7可以看出，兩種空間權重矩陣下，Moran’sI指數均通過顯著性檢驗且為正，意味著城市間綠色發展效率彼此影響，形成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特征。

表7 空間相關性分析

5.2 空間模型估計結果

根據LM檢驗、Hausman檢驗、Wald檢驗、LR檢驗（表8）的結果，確定采用個體和時間雙固定效應SDM用于實證回歸分析。由表8可知，兩種空間權重矩陣下DID的估計系數與空間相關性系數ρ均顯著為正，表明試點城市建設的政策影響存在空間溢出。從效應分解結果看，試點政策的直接效應和空間溢出效應均顯著為正，表明試點城市對本市和鄰近城市的綠色發展效率均產生促進作用?？赡艿脑蛟谟冢阂皇鞘痉缎?。自2014年史上最嚴厲《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修訂通過以來，環境指標權重在以圍繞GDP增長展開的地方官員晉升錦標賽中日漸提升［45］。由于試點城市建設實現了城市制造業轉型與綠色發展效率提升的雙贏，這強化了地方官員模仿地理或經濟上相鄰試點城市制造業轉型模式的內在動力［46］，有利于推動城市加快制造業轉型，實現綠色制造賦能降污減排，提升綠色發展效率。因此，試點城市將對相鄰城市綠色發展效率提升產生較強的示范效應，使得試點政策的綠色發展效應在空間維度上得以延伸。二是擴散效應?！吨袊圃?025》明確了制造業減排降耗的具體目標，試點城市在制造業驅動綠色發展上擁有更大的責任和壓力，有助于強化地方政府倡導和推行綠色發展理念，促使城市制造業企業加快節能減排技術革新、提高清潔能源使用水平以及推進產業結構低碳化升級。同時，還有助于推進試點城市牽頭構建常態化知識反饋機制和信息共享平臺，強化城市間協同合作，這一方面加速了知識和信息技術的跨區域轉移和流動，另一方面能夠優化信息和創新要素資源的空間配置，實現知識和技術的溢出與擴散，從而對相鄰城市綠色發展效率提升產生積極影響。

表8 空間溢出效應

6 結論與啟示

該研究基于2004—2020年中國281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數據，將“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范城市建設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運用多期雙重差分法考察了試點政策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①試點政策顯著提升了城市綠色發展效率，一系列穩健性檢驗支持了該結論。②從異質性看，在制造業集聚水平更高、工業智能化水平更大和數字金融發展水平更好的城市實施政策，將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產生更強的驅動作用。③從影響機制看，試點政策通過促進綠色技術進步、引導產業升級和強化環境監管提升城市綠色發展效率，試點政策通過優化能源消費結構提高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機制不具有統計顯著性。④城市綠色發展效率呈顯著的空間正相關特征，空間溢出結果表明試點政策對本市和鄰近城市綠色發展效率提升均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第一，總結試點城市建設經驗，打造制造業轉型升級驅動城市綠色發展的典型樣板?！爸袊圃?025”試點示范城市建設有效推動了城市發展效率，彰顯了制造業轉型升級賦能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現實意義。因此，應加強試點城市制造業發展成功案例的模式和制度創新總結，通過打造典型樣板，推廣可復制的制造業轉型升級經驗，引導城市制造業向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優化制造業產業結構和生產體系，為城市綠色高質量發展形成堅實的實體經濟支撐。

第二，因城施策，為城市綠色發展精準賦能。研究結果證實了政策效應在不同制造業集聚、工業智能化和數字金融發展水平下的異質性。因此，應結合城市發展特征精準施策，以提升綠色發展效率。首先，試點城市應積極推進制造業結構優化，在政策和市場的引導下，加速推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推動城市制造業高質量、高程度集聚，充分發揮制造業集聚在政策效應中的支撐作用。其次，試點城市應普及工業互聯網，加快智能工廠建設和智能設備應用，增大工業智能化研發投入，積極培育工業智能化的新模式和新業態，推動城市工業智能化進程，為綠色發展賦予新動能。最后，試點城市應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強化信息技術發展應用，深化數字金融服務，緩解企業進行綠色技術研發的融資約束，激發數字金融賦能制造業釋放節能、降碳、減污優勢，助力城市高質量發展。

第三，探索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多維驅動路徑，激發試點政策的綠色發展紅利。進一步促進綠色技術進步、引導產業升級和強化環境監管，為試點政策的綠色發展紅利持續賦能。首先，要加大對企業的專項技術支持力度，在節能減排、降耗增效、循環利用、污染防治等領域給予研發補貼，促進綠色技術進步。其次，需加快淘汰落后產能，推動傳統“三高”產業低碳轉型，同時引導高新產業集聚形成智慧產業集群，優化城市產業布局，驅動產業結構升級。再次，應通過健全企業環境信息公開制度、完善企業污染排放獎懲機制，規范企業生產行為，抑制企業污染排放，提升環境監管的有效性。此外，試點城市也應結合自身能源資源稟賦，推進新能源規?；a，鼓勵企業提高清潔能源使用比例，優化能源消費結構，激發其推動城市綠色發展的潛能。

第四，探索有效的區域合作機制，強化綠色發展的空間輻射效應?？紤]到試點城市對綠色發展效率的驅動效應存在空間溢出，應推動城市之間打造網絡化和去中心化交流平臺，通過合作、示范、模仿、競爭等機制，驅動信息、技術和人才高效流動與配置，實現智能制造和綠色制造助推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區域聯動，強化綠色發展的空間輻射效應，助力城市綠色高質量協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