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法學基礎理論研究推進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時代化

汪習根

摘 要：創新發展法學理論研究體系必須強化法學基礎理論研究。加強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研究是推進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時代化的根本前提，習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時代創新發展中國法學基礎理論的根本遵循，中國化和時代化是當代中國法學基礎理論創新突破的本質要求。

關鍵詞：法學；馬克思主義法學；法學基礎理論；習近平法治思想

2023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向法學理論界明確提出了“創新發展法學理論研究體系”的時代任務，而“強化法學基礎理論研究”居于首當其沖的地位[1]?？梢?，加強法學基礎理論研究，推進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時代化是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與法學理論研究的一個根本性主題。為此，應當以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為理論始點，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根本遵循，立足全面依法治國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偉大實踐，全面深刻認識加強法學基礎理論研究、推進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深遠歷史意義和重大現實價值，科學揭示創新發展新時代法學基礎理論的邏輯理路，理性構建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為推動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奠定深厚的理論基礎。

一、加強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研究是推進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根本前提

《意見》深刻地指出：“加強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研究，以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為基礎，加強法學理論提煉、闡釋，不斷完善

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體系?！盵1]無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還是中國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中國化時代化的法學基礎理論創新發展的一個基本前提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堅持和加強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研究，始終是新時代中國法學界的神圣使命和光榮

任務。

首先，充分認識加強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研究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是當代中國法學基礎理論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思想基礎與理論淵源，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根本指導地位不動搖。盡管當今時代的社會背景較之于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馬克思

主義法學理論與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一樣，具有本質上的先進性、理論上的預見性、思想上的超越性和體系上的開放性及實踐上的動態性，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以恢宏的理論視野和科學的探知精神，全景式揭示了人類社會法律的演進規律與內在本質，為社會主義法律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同時，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歷經了從

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以及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一脈相承的接續發展與完善?？v觀人類法律思想史，世界上沒有哪一種法學思想能夠像馬克思

主義法學理論一樣具有如此強大持久的理論生命和實踐偉力。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是發展中的法學理論，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中國化時代化，正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生生不息的內在奧秘。加強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的研究，對于在繼承中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具有源頭性的意義。

其次，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基礎性地位。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和揭示法的本質特征及發展規律，在人類法學史上科學地回答了法和法學的核心命題與關鍵問題，第一次全面深刻地闡釋了法的本源和本質，解決了法學領域的基礎性問題即法究竟源自何方、具有什么樣的本質特征與演變軌跡。馬克思深刻地指出，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恣意橫行。拿破侖法典并沒有創立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相反地，產生于十八世紀并在十九世紀繼續發展的資產階級社會，只是在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現。這一法典一旦不再適應社會關系，它就會變成一疊不值錢的廢紙[2]。正是以對法的經濟社會根源和階級本質的剖析為突破口，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全面揭示了法和法律現象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形成一個博大精深、系統完備、特色鮮明、科學先進的理論體系。同時，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是一個與時俱進的發展中的體系，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豐富與完善。所以，在研究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時，應當切實做到堅持與發展的辯證統一，不斷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精研精讀，原汁原味地學習、原原本本地領悟，防止斷章取義、誤解曲解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原有之意。同時，馬克思主義的各種學說、思想、文獻眾多，應當特別重視其中的法學經典名篇，忠實于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本來面目和真實含義。馬克思主義關于法和法律現象的基石概念、基本判斷、基調觀點、基礎原理始終閃耀著真理的光芒，成為新時代中國法學理論研究和法治實踐的最基本的理論來源和思想指導。任何輕視甚至漠視或否定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先進性時代性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既要高度警惕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過時論”“否定論”，又要防止曲解、扭曲或者歪曲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思潮。

最后，加強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提煉與闡釋。結合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歷史條件，堅持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結合的基本原則，以唯物辯證法為總方法論，充分運用歸納分析和演繹推理的邏輯方法，從馬克思主義關于法學理論的豐富多彩的論斷、觀點、判斷與原理出發，合乎規律地進行提升與凝練，闡釋與展開，發現新命題、揭示新規律、探尋新理念、挖掘新思想，加深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認識和理解。例如，關于法的價值，馬克思主義從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理論出發，富于洞見地提出了未來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的思想，關于法律與自由發展、法律與全面發展的關系，便可以也應當進一步從法律價值論的深層次進行拓展?？梢哉f，新時代關于以人民為中心的法治發展思想正是在實踐上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思想具體運用的表現，而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法治原則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對古典自然法學家盧梭等提出的人民主權原則的理論超越和本質突破，既反映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應有之義，又是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進行繼承與創新的理論表達，豐富了價值法學或法律價值論，凡此種種，有助于不斷強化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導航功能，為法學基礎理論研究提供新的理論源泉，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時代化奠定更加深厚的理論基礎。而只有在與時代相融合、與實踐相統一中，才能相映成趣，不斷完善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體系，推進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創新

發展。

二、習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時代創新發展中國法學基礎理論的根本遵循

習近平法治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在新時代創新發展所產生的理論成就的最集中表達?！兑庖姟窂娬{，應當“堅持把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闡釋作為首要任務，加強對習近平

法治思想的原創性概念、判斷、范疇、理論的研究，加強對習近平法治思想重大意義、核心要義、豐富內涵和實踐要求的研究?！盵1]為此，在加強法學基礎理論研究、發展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進程中應當切實做到：

第一，正確認識習近平法治思想在新時代繁榮發展法學基礎理論研究中的根本意義。理論不可能與價值無涉，加強法學基礎理論研究，必須堅持正確的方向引領和價值導向，明確研究的目標、使命與歸屬。對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集中研究和全面闡釋，是當下中國法學理論界的首要任務。習近平法治思想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相結合的產物，科學地回答了全面依法治國和法治中國建設以及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一系列根本性長遠性基礎性法學理論與實踐問題；科學地回答了法治的初心使命問題，發現了法治中國的真諦在于實現依法執政和執政為民的有機統一、實現法治的規范性和人民性的有機統一?？茖W地回答了法治的治理模式問題，明確了社會主義法治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穩定最可靠的保障；科學地回答了法治的外部環境問題，提出了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茖W地回答了法治的根本道路問題，明確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其中，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一個關鍵內容。這無疑為法學基礎理論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維范式與基本的方法指引，在這一難得的大好歷史機遇面前，應當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根本指導，全面闡釋和探究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邏輯、思想精華、價值理念與文化密碼，清醒地把握所謂“純學術”的非純粹性與社會性。實際上，西方任何一個法學流派所創立的法學理論都是特定歷史時代和社會實踐下的產物，脫離特定社會文化和政治經濟背景而論學術創新，終究不過是一種奢談。因此，應當以高度的理論自覺和負責的學術精神為推進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時代化貢獻理論智識。

第二，準確把握習近平法治思想對加強法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創新意涵。法學基礎理論研究應當聚焦于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創性概念、范疇和命題與原理，深刻揭示其中的理論意蘊與價值支撐，從事理、道理上升到學理、法理，科學而準確地闡釋這一思想的學術精神與理論品質。在概念與范疇的原創性貢獻中，習近平法治思想首次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和“法治中國”這兩個基石性范疇，作為支撐法治思想體系的支柱。在此之下，又原創性地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用以統攝全面依法治國和法治中國的實踐體系，實現了全面依法治國、法治中國建設戰略和立法執法司法守法以及法律監督等實踐環節的有機統一。就命題與原理而言，

習近平法治思想原創性地提出和論證了良法善治、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社會治理法治化等大量的法學新理論命題與基本原理，而在現有的法學基礎理論體系、法理學學科、學術和教材體系中還有待進一步加強論證和全面吸納。尤其是對其中的內涵與外延、理念與法理、本質與特征、依據與緣由，有必要全方位展開深入探究，不失時機地上升為當代中國

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學術成果。

第三，高度重視習近平法治思想在法學基礎理論與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時代化進程中的系統構建。系統化整體思維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方法論和思維特色。習近平法治思想是一個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而不是僅僅針對某一個或某些方面的理論論證與思想歸納。為此，有必要全面豐富與重塑法理學的知識內涵和學術品質。其中，就本體論而言，習近平法治思想關于法治的時代精神與初心使命的論述，對于解釋法的本源、本質具有重大現實意義。馬克思主義從法與經濟社會的相互關系展開探索法的形成、演進軌跡，克服了歷史上西方各法學流派關于法本質論的種種內在局限，科學地提出了法的經濟本源論。習近平法治思想從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發展的全新視角出發，從全面小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多層面現實化地解析了當代中國法律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性。就價值論而言，習近平法治思想超越了西方法學從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與矯正正義到羅爾斯式的社會正義論，提出和論證了基于機會公平、規則公平與權利公平、“個人”與“人人”共享相結合的社會公平論；超越以個人人權和政治自由為核心的西方人權觀，提出和論證了以生存權發展權為首要的基本人權、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人權這一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觀；超越一般的安全觀，提出和論證了基于個人安全與國家安全，經濟、政治、社會、科技與軍事各方面安全相統一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如此等等，極大地豐富發展了法律價值論這一法理學的重要知識體系。法學理論界應當以此為契機，加緊加深在這些層面的學術研究，產出原創性法學理論成果，不斷充實和優化現有的法理學和整個法學理論體系。就方法論而言，唯物辯證的方法、系統論的方法、問題導向的方法、案例分析法、歷史分析法等的創造性運用，是習近平法治思想體系形成與發展的一大特質，為法學方法論的發展帶來了良好的契機。例如，堅持以問題為導向，分析和揭示法治實踐難題及其癥結，通過理論創新解決現實問題，形成“問題—理論—問題的解決—理論創新”的思維閉環，這在法理學和整個法學研究中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就實踐論而言，習近平法治思想立足中國現實改革發展實踐，提出和論證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等關于法律運行與法律實施的一系列關鍵性命題與原理，值得在理論上深入揭示與深刻分析闡釋?？傊?，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靈魂，習近平法治思想蘊含著持續不斷的創新動能和創造活力，為當代中國法學基礎理論創設了根本理論前提。

三、中國化和時代化是當代中國法學基礎理論創新突破的本質要求

《意見》明確指出：“緊緊圍繞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切實加強扎根中國文化、立足中國國情、解決中國問題的法學理論研究，總結提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具有主體性、原創性、標識性的概念、觀點、理論，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不做西方理論的‘搬運工’，構建中國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盵1]

一方面是中國化?，F代中國法學理論的演進與發展，實質上是伴隨著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偉大歷史進程而不斷發展的。習近平

法治思想的創立為繁榮發展法學基礎理論研究開辟了恢宏的理論視域、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思想活力。集中體現在四個層面：一是中國實踐。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博大精深，回答了法律的本源本質特征，而只有深深地植根于中國大地，結合中國歷史與現實國情，才能在法治中國建設園地生根開花，結出豐碩的法治中國之果。二是中國文化。法律既是一套制度規范體系，又是一種文化價值理念。法律文化較之于制度模式而言更加具有根本性長遠性和內在的影響力。法學理論研究應當不斷強化闡釋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相互關聯及其作用方式，深入挖掘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法律文化與馬克思

主義法學理論的互動關系與結合路徑，揭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法律文化的獨特意義與系統構造及其實踐之道。三是中國國情。推進馬克思

主義法學理論的中國化，呼喚法學理論研究把

馬克思主義法學普遍原理與中國國情相結合，既要看到歷史國情與現實國情，又要結合制度國情與發展國情，還要把握一般國情與法治國情，在法學理論的共性與個性相互融合的過程中合乎規律地探究法學新原理、創新法學新范式、弘揚法學新理念。四是中國問題。為什么要實現全面依法治國？怎樣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建設什么樣的法治中國？如何建設法治中國？究竟走什么樣的法治發展道路？如何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如何理解法治體系的概念內涵與外延構造及其實踐運行模式？如何在全面依法治國和法治中國建設中促進和保障中國式現代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保駕護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這些大是大非的問題，正是法學界必須回答的中國之問。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迫切需要創新發展法學基礎理論研究，不斷促進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中國化。為此，在法學研究中應當切忌西方化、外來化、食洋不化。新時代的法學理論及其所面臨的社會變革絕不應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上法律文化的模板，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法治現代化發展的翻版。只有把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歷史文化傳統、時代要求緊密結合起來，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才能深入推進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和現實化，為更好地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奠定深厚的理論基礎。

另一方面是時代化。任何理論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加強法學基礎理論研究，必須緊扣新的歷史時期中國的時代主題。在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指引下，中華民族正在進行著文明史上最為深刻而全面的改革和創新實踐，為法學基礎理論的繁榮發展創造了不可多得的良好條件。從時代使命看，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向前推進一步，法治建設就要跟進一步。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關系黨執政興國，關系人民幸福安康，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必須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那么，究竟如何以全面依法治國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從嚴治黨，最終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謀劃好法治的頂層設計與全面統籌協調，解決以往歷史上遺留的難以解決的老問題和全面依法治國所面臨的新挑戰新問題以及新的風險矛盾？如何實現國家和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法治化并進而充分彰顯制度優勢和制度效能？這都亟待通過深厚的理論積累、生動的法治實踐、不斷的思想升華，總結新經驗、形成新思維，逐步創新發展出更加具有實踐說服力、社會公信力、理論解釋力的法學基礎理論，更好導引改革創新的偉大實踐。

實踐是思想的先導。特定時代的特定社會實踐是法學基礎理論創新的源頭活水。只有立足時代背景、弘揚時代精神、圍繞時代主題，才能不斷構建中國自主的法學基礎理論體系。為此，法學基礎理論應當最大限度彰顯三性：一是主體性。主體和主體性的問題是哲學研究最核心的問題之一。法學理論的主體性問題是法哲學、法理學研究所面臨的一個關鍵議題。主體性意味著能動性、積極性、相對獨立性而非總是處于消極被動地位甚至被客體化。主體性體現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價值關系，這一價值關系是非依附性、非消極被動式的，而是彰顯出主體的固有價值和主觀能動性。那種對西方法學的依附、翻譯、描摹和翻版，正是法學喪失主體性的表現，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二是原創性。實現中國法學理論從零到一的突破，產出具有原始性、始源性、史無前例的法學知識體系和基礎理論，而非在外來法學概念原理基礎上進行小改小革或簡單加以花樣翻新。三是標識性。鍛造出中國特定的法學知識符號和法學學術標牌，彰顯中國法學特有的理論品質和學術氣質。通過理論創新，發展出具有十分明顯的獨特性、可識別性的中國法學范疇體系、價值體系、方法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正如中華法系在歷史上的輝煌一樣，在當今時代，在世界法學園地譜寫出中國法學基礎理論的嶄新篇章?？傊?，創新發展法學基礎理論是構建中國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的基本前提，也只有進行法學基礎理論上的創新才能為部門法學、領域法學、新興法學學科發展供給充足的理論養分，推動整個中國法學和法治體系的完善發展。

參考文獻：

[1]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N]. 人民日報，2023-02-27（1）.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91-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