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沉思和寬恕他人在大學生特質怒與憤怒控制間的中介作用分析*

劉菂斐 趙海鳳

【提 要】 目的 探討特質怒對大學生憤怒控制的影響以及憤怒沉思和寬恕他人的中介作用,為大學生憤怒情緒的干預和管理提供理論依據。方法 采用特質怒量表、憤怒控制量表、憤怒沉思量表和寬恕他人量表,對831名大學生進行調查。結果 差異分析結果表明,各年級在憤怒控制上的差異顯著,大三學生的憤怒控制水平顯著高于其他年級;特質怒、憤怒沉思、寬恕他人、憤怒控制兩兩因素之間顯著相關;特質怒對憤怒控制的直接效應顯著,寬恕他人的中介作用顯著,憤怒沉思和寬恕他人的鏈式中介作用顯著。結論 特質怒既能直接影響憤怒控制,也能通過寬恕他人的單獨中介作用、憤怒沉思和寬恕他人的鏈式中介作用間接影響憤怒控制。

大學生常常會因為一些小事與他人產生沖突,導致憤怒情緒上升,人際關系破裂,嚴重時還會引發傷害和攻擊事件。作為一種正常的情緒體驗,憤怒并不一定會導致攻擊行為,只有那些不加控制的憤怒情緒才有可能引發攻擊事件。研究發現,男性暴力罪犯中有82%的個體在暴力行為發生之前都曾體驗到難以抑制的憤怒情緒[1]。憤怒控制是指個體在憤怒的狀態下使用一定的方法平緩憤怒情緒,減少沖動行為。研究表明,憤怒控制水平會影響個體的生活質量[2]、心理健康水平[3-5]、人際關系[6]、攻擊行為[7]等。在敵意情境下,有些人容易憤怒,有些人則不容易憤怒。特質怒作為一種穩定而持久的人格特質是重要的影響因素。特質怒代表了人們在覺察挫折和苦惱等情境的敏感度上的個性差異以及對這些情境發怒的反應傾向[6]。研究表明,特質怒負向預測憤怒控制水平[8-9]。憤怒沉思是一種反復關注憤怒情緒,持續回憶過去憤怒經歷的認知過程,特質怒水平越高者,其沉思水平也越高[10]。作為一種習慣性的思考過去憤怒經歷的認知方式,憤怒沉思會減少寬恕他人的可能性[11-13],降低個體對憤怒情緒的管理和控制[4]。研究表明,低寬恕個體的特質怒水平顯著高于高寬恕個體,而后者的憤怒控制水平高于前者[3-4,14]。較少文獻關注特質怒這種人格特質對憤怒控制的影響,關于其中的作用機制的研究更少。本研究假設憤怒沉思和寬恕他人在特質怒對憤怒控制的影響中起到中介作用,擬為大學生憤怒情緒的干預和管理提供理論依據。

對象與方法

1.研究對象

采用方便抽樣,抽取安徽省綜合性高校大學生共900名進行問卷調查,剔除無效問卷后,共回收有效問卷831份,有效回收率為92.3%。

2.研究工具

(1)特質憤怒量表

采用羅亞莉、張大均于2011年翻譯的中文版特質憤怒量表[15]。該量表包含10個項目,分為氣質型特質怒和反應型特質怒兩個維度,采用4點計分(1=完全不符合,4=完全符合)。分數越高,表示個體的特質怒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25。

(2)憤怒控制量表

采用陳海燕于2006年修訂的狀態-特質怒表達量表Ⅱ(state-trait anger expression inventory 2,STAXI-2)中的憤怒控制量表[16]。該量表包含16個項目,分為憤怒內控和憤怒外控兩個維度,采用4點計分(1=從來沒有,4=總是)。分數越高,表示個體憤怒控制的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28。

(3)憤怒沉思量表

采用Sukhodolsky于2001年編制的憤怒沉思量表(anger rumination scale)[10]。該量表包含19個項目,分為四個維度,分別是事后憤怒、憤怒記憶、理解原因和報復想法,采用4點計分(1=偶爾或無,4=持續)。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20。

(4)寬恕他人量表

采用Hearland編制的Hearland寬恕量表中的寬恕他人量表[17]。該量表包含12個項目,其中第3、5、6、11、12題為反向計分題。這些題目反向計分后,把所有題目分數加在一起就是寬恕他人總分,采用 7點計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65。

3.數據處理

使用SPSS 23.0及Hays編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對數據進行整理和分析[18],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分析中介效應[19],將研究中所有被調查者當作Bootstrap總體,采用有放回地重復取樣得到一個容量為5000的Bootstrap樣本,通過估計這個樣本的中介效應95%置信區間檢驗中介效應。

4.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方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檢驗[20]。結果顯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10個,第一個因子解釋百分比為21.95%,小于40%的臨界標準,表明本研究數據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結 果

1.研究對象一般資料

納入研究的831名大學生平均年齡(20.6±1.63)歲,其中男生344名(41.4%),女生487名(58.6%),其他具體信息見表1。

表1 研究對象一般情況調查信息(n=831)

2.大學生特質怒和憤怒控制水平的現狀及差異分析

對不同性別大學生的特質怒和憤怒控制水平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男生與女生的特質怒水平(23.91±5.52 vs 24.38±5.07,t=-1.25,P>0.05)、憤怒控制水平(41.35±8.65 vs 40.92±8.45,t=0.71,P>0.05)均無顯著差異。對不同年級大學生的特質怒和憤怒控制水平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表明各年級大學生在特質怒水平(大一,23.16±5.18;大二,24.32±5.05;大三,24.26±5.58;大四,24.53±5.21,F=2.07,P>0.05)上無顯著差異,在憤怒控制水平上差異顯著(大一,39.71±8.66;大二,40.92±8.26;大三,42.95±9.01;大四,40.52±8.13,F=4.85,P<0.01),進一步LSD多重比較發現大三學生的憤怒控制水平顯著高于其他年級大學生,而大一、大二、大四學生的憤怒控制水平之間無顯著差異。

3.大學生特質怒、憤怒沉思、寬恕他人和憤怒控制的相關分析

相關結果顯示(表2),特質怒與憤怒沉思呈顯著正相關,與寬恕他人、憤怒控制呈顯著負相關;憤怒沉思與寬恕他人、憤怒控制呈顯著負相關;寬恕他人與憤怒控制呈顯著正相關。

表2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n=831)

4.憤怒沉思和寬恕他人在大學生特質怒和憤怒控制間的中介效應檢驗

以特質怒為自變量,憤怒控制為因變量,憤怒沉思和寬恕他人為中介變量,將性別和年級作為控制變量進行中介效應檢驗。鏈式中介回歸分析顯示,特質怒可顯著正向預測憤怒沉思(β=0.53,P<0.001);特質怒(β=-0.24,P<0.001)和憤怒沉思(β=-0.35,P<0.001)可顯著負向預測寬恕他人;當特質怒、憤怒沉思和寬恕他人同時進入回歸方程時,特質怒(β=-0.24,P<0.001)顯著負向預測憤怒控制,寬恕他人(β=0.21,P<0.001)顯著正向預測憤怒控制,憤怒沉思(β=0.07,P>0.05)對憤怒控制的直接預測作用不顯著。

中介效應的分析結果顯示(表3,圖1):特質怒對憤怒控制的直接效應為-0.24,占總效應(-0.33)的72.7%;憤怒沉思和寬恕他人在特質怒對憤怒控制的影響中起顯著的中介作用,總中介效應值為-0.09,占總效應的27.3%。中介效應通過兩條路徑對憤怒控制產生影響:特質怒→寬恕他人→憤怒控制(-0.05,占總效應的15.8%);特質怒→憤怒沉思→寬恕他人→憤怒控制(-0.04,占總效應的11.5%)。

表示影響路徑顯著,影響路徑不顯著,影響路徑上所標數值為回歸系數,***:P<0.001。

表3 鏈式中介效應分析

討 論

研究結果顯示,特質怒負向預測憤怒控制,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21-22]。特質怒影響憤怒控制的中介機制分為兩條路徑。一條路徑是寬恕他人的單獨中介作用。具體表現為,憤怒特質水平越高者,越不容易寬恕他人,而這種低寬恕又會負向預測他們的憤怒控制水平。具有高憤怒特質的個體在受到侵犯后較難釋放對侵犯者的負性情緒和報復動機[22],從而不易寬恕他人。較低的寬恕傾向使他們更多地表達自己的憤怒和不滿,從而不對自己的負性情緒加以調節和控制。另一條路徑是憤怒沉思和寬恕他人的鏈式中介作用。具體表現為,高特質怒者更多進行憤怒沉思,對冒犯事件的反復思考和沉浸使他們不斷感到被冒犯,寬恕他人的意愿降低,更少采用積極的應對方式調節自身情緒,不對憤怒和沖動行為加以控制[11,23]。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發現在特質怒對憤怒控制的影響中,憤怒沉思不起單獨的中介作用,但鏈式中介路徑顯著,說明憤怒沉思是完全通過寬恕他人的中介作用對憤怒控制產生影響的。憤怒沉思是在憤怒事件發生之后,對已經發生的憤怒事件的反復思考,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認知加工方式。上述結果提示我們,僅有對憤怒事件的認知加工可能并不能直接影響個體的憤怒控制水平。憤怒沉思對憤怒控制的影響需伴隨沉思后對冒犯者報復或和解動機的出現,才能更有效地影響個體的憤怒控制水平。

本研究對特質怒與大學生憤怒控制的關系和作用機制進行探討,豐富了已有研究。雖然憤怒具有防御和適應功能,但如果不能對其進行適當的控制,就可能危害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和人際交往。由于人格特質的穩定性,高特質怒者很難轉變為低特質怒者。因此,教育工作者可以從憤怒沉思和寬恕他人這兩個中介因素入手來提高大學生的憤怒控制能力。第一,可以通過情境模擬、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等形式加強寬恕教育,鼓勵大學生學會寬容和釋懷他人的冒犯和錯誤;第二,對大學生進行認知重評訓練,改變他們持有的不合理信念,讓他們學會在遇到刺激事件時能夠以一種中性的、非情緒化的方式去評價事件并關注該事件的積極方面,從而達到降低負性情緒的目的。由于高特質怒特質本身可負向預測憤怒控制,因此教育工作者應給予高特質怒水平的大學生更多的關注,多角度積極引導他們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憤怒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