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方式對生育意愿的影響

孫瑤瑤

［內容提要］ 本文使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8年數據,分析了居住狀況對生育意愿的影響。研究發現,居住方式的改善有助于增強生育意愿;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戶口性質、健康狀況、經濟水平對生育意愿有影響;住房面積、同住人數對生育意愿也有影響;然而,房產數量和配偶同住對生育意愿沒有影響。因此,政府可通過積極改善住房環境,頒布利于生育環境的住房保障措施來提高生育意愿;此外,根據多人同住的高生育率趨勢,要大力提倡多子多福生育觀,潛移默化下影響育齡人群的生育意識。

一、引言

人口是一個國家重要的基礎指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根基。低生育現象是通過低生育率來表現,長期低生育率導致我國形成人口負增長的慣性,同時少子老齡化、青壯年勞動力嚴重短缺、人口結構失衡等問題也接連不斷暴露并將會長期影響人口可持續發展。為了有效地避免人口低生育風險,提高生育率,自2016年全面放開二胎政策以來,2017年人口出生率只有12.43‰,相比于2016年下降了0.52‰,而2019年出生率僅有10.48‰,人口呈斷崖式下跌,放開二胎政策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收效。為緩解持續走低的人口現象,實現達到更替水平生育率的目標,國家于2021年實施全面放開三孩政策。

低生育率陷阱并非不可擺脫,但擺脫該陷阱的國家和地區只是少數[1]。生育意愿的改變在短時間內可能不會對社會產生消極影響,但卻是在多方面,并長期性且連貫性地影響著社會的各個角落。所以要更全面地分析影響生育意愿的因素。作為影響生育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生育意愿反映了人們的生育需求。住房影響著居民生活質量和幸福感,且作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居住環境的不同也會對生育需求產生差異。作為生活必不可少的環節,居住與生育意愿密不可分,甚至與生育決策緊密關聯。因此,可從居住方式入手研究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目的為及時地預測未來生育狀況,使我國擺脫低生育率陷阱的隱患。

二、文獻綜述

生育意愿是包括“生育數量、生育性別、生育時間”三個主要維度,是對“生不生孩子、生幾個孩子、什么時候生”的一種主觀意向。生育意愿是評判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標,可以更有效地預測生育水平[2]。

影響生育意愿因素的第一類為個體特征,包括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戶口性質、經濟水平等。(邢采,2019)研究發現,女性越接近理想的生育年齡[3],生育意愿越強烈,將最佳生育年齡往前推移,可以增加女性的生育計劃。(梁宏,2007)認為,男性相比于女性在生育成本上的付出更小[4],所以生育意愿相比于女性更高。(王一帆、羅淳,2021)受教育程度對生育意愿有顯著的抑制影響[5],受教育水平越高,女性更能發展個人事業,從而推遲婚育年齡,生育意愿更低。(周云,2016 )但在對江蘇婦女研究[6]中發現,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更強。經濟實力代表養育孩子的實力,(陳衛,2002)認為,經濟收入與生育意愿成負相關[7],收入越高,生育孩子的意愿更低。但(王記文,2018)認為,經濟水平與生育意愿是呈U型關系[8],收入處在中間段的較為一般水平的生育水平低于左右兩端經濟收入水平的,即收入更低或者收入更高的更愿意生育。

對生育意愿產生影響的第二條為外在因素,并對群體具有直接且普遍影響,并最直觀地表現在生育成本方面上。住房需求是結婚生子必備的,基于住房的正外部效應,擁有更多的房產會使人更具有安全感[9](劉子瓊,2020)。有學者從房產的價格方面來分析生育意愿的強烈[10](葛玉好,2019)研究指出,房價上漲是影響生育率下降的直接因素。(宋德勇,2017)認為房價上漲會產生兩種效應“擠出效應”和“收入效應”[11],對于房產數量較少的人群和房產數量較多的人群應對房價上漲,都表現出對生育二孩的不樂觀。從同住人數角度分析,更多的與父母同住的大家族的表現出的生育意愿更高,共同生活的方式可以幫助備孕夫妻減輕生育的壓力,且長期受到老一輩潛移默化的生育觀影響,更有一種積極生育的文化。

與住房相關的文獻更多的是針對住房大環境的研究,如從住房公積金、房價等方面分析對生育意愿造成的影響,鮮有從個體居住角度對生育意愿進行分析?？疾毂尘拔墨I后,本文從房產數量、房產面積、同住人數、配偶同住等與個體居住相關的四個方面進行分析,并闡述各個因素對生育意愿的影響。

三、數據變量

(一)數據來源

CGSS調查數據作為研究我國社會問題比較綜合性的來源基礎,本文使用了2018年的中國社會綜合調查問卷(CGSS)。其有效樣本12787,根據研究需要篩選出(15-49歲)的變量,并對回答“不知道、拒絕回答”的問卷進行剔除,剩余變量樣本共3805。

(二)變量選擇

1.因變量。因變量為女性意愿生育子女數。根據問卷的問題“如果沒有政策限制的話,您希望有幾個孩子”進行設置。根據受訪者的回答填寫數字,更多的回答是“1”、“2”,在生育放開的政策背景下,更多的人還是有想要生育二胎的意愿,但對于生多孩的意愿并不顯著,基于調查問卷是2018年,還未出臺全面放開三孩的政策,可能也是存在相關性的。

2.控制變量。女性生育意愿還包括其他個體特征的影響。包括受訪者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戶口狀態等。將男性賦值為1,女性賦值為0,女性作為參照組;按照上學的學年制,將小學及以下賦值0,初中賦值9,高中賦值12,大專賦值15,大本賦值16,研究生賦值19[12];政治面貌,黨員的賦值為1,非黨員賦值為0,非黨員作為參照組;戶口登記狀況,根據問卷A18將居民戶口(以前農業戶口)劃分農業戶口賦值為1,將居民戶口(以前是非農業戶口)劃分非農業戶口賦值為0,非農業戶口作為參照組;健康狀況作為計數變量,分為很不健康為1,比較不健康為2,一般程度為3,比較健康為4,很不健康為5;經濟狀況以所在地屬于哪一檔進行解釋,將遠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遠高于平均水平依次按照1-5排序;工作時長取值范圍0-140小時之內。

對主要控制變量進行統計可知,最重要的變量生育意愿其最大值為10,然均值僅為1.89,這說明被調查人群的平均生育意愿低于二胎,仍有著較低的生育意愿;年齡均值為38.597歲,標準差為7.162,表明受調查人群年齡存在較大差異;女性賦值為0,均值為0.486,表明女性更多于男性;按學年制計算的受教育程度均值為9.398,標準差為5.617,表明受訪者學歷主要為初中學歷,且文化差距很大;政治面貌中黨員賦值為1,均值為0.086,黨員占比較小;戶口狀態中農業賦值為1,均值為0.625,說明受訪者主要為農業戶口;健康狀況劃分1-5,均值為3.936,標準差0.943,健康良好;經濟水平級別為1-5,均值為2.648,標準差為0.678,表明受訪者存在著一定水平的經濟差距;工作時長最大為136工時,均值為37.6,標準差為27.093,說明受訪者工作時長差距很大。

表1 主要控制變量的描述統計

3.自變量。自變量是居住方式。根據調查問卷將居住方式分為房產數量、住房面積、同住人數、配偶同住進行回答。將房產數量取值為0-8套;住房面積取值為10-1000平米;同住人數取值為1-11人;將配偶同住劃分為三個分類變量,住在一起的、不在一起同省的、不在一起外省及異國的(以不在一起,外省及異國為參照)。

四、描述統計

(一)房產數量與生育意愿

表2可知,擁有不同房產數量的家庭,其生育意愿不存在顯著差異(P=0.055>0.05)。無論擁有幾套房產,生二孩意愿都比生零孩、一孩、三孩及四孩及以上的意愿高很多。生二孩的最高意愿(67.5%)是擁有一套房產的。生二孩的意愿在不超過有三套房的占比是比較平穩的,房產更多反而生育二胎的意愿有所下降。零孩和四孩及以上的占比都未超過5%,可知對不生和多生的意愿并不明顯。零孩生育意愿最高的為擁有三套房產的(4.8%),這可能是因為這些被調研人群中,存在著實現經濟自由且思想上有著“丁克家庭”的一批人群。生三孩的更多的是房產數量有三套的,生四孩及以上的生育意愿最高的人群為擁有四套及以上的人群(3.8%生育意愿),這也側面說明了生育意愿更強的占比較高的更多的是經濟水平更高的。

表2 房產數量與生育意愿

表3 住房面積與生育意愿

表4 配偶同住與生育意愿

表5 居住方式對生育意愿的回歸表

(二)住房面積與生育意愿

不同住房面積的家庭,生育意愿存在顯著差異(P=0.00<0.05)。其中,180-1000平米的人群生育二孩意愿最高(73.8%)與生育四孩及以上意愿也是最高的(3.4%),但該人群生育三孩的意愿是最低的(7.1%)。與更高的住房平米人群相比,住房面積10-80平米的人群有著更大的經濟壓力,其不生孩子意愿(2.8%)和生一孩的意愿(27.8%)是最高的,生育二孩和四孩及以上的意愿占比是最小的。住房面積在80-180平米的家庭大多數相比于住房面積更大181-1000平米的家庭生育一孩的可能性更高。生育四孩及更多的生育意愿與住房面積呈上下波動關系,且住房面積超過180平米的生育更多孩子的意愿也增加。隨著住房面積的增加生育一孩意愿在逐漸降低,而伴隨著的是生育二孩意愿基本在逐漸升高,這也說明了在一定范圍內隨著住房面積的增大生育意愿也是逐漸增加的。

(三)同住人數與生育意愿

家庭同住人數的不同也會對生育意愿產生顯著性差異。無論幾人同住家庭,生二孩意愿都遠高于生其它孩子數量意愿,生二孩意愿最高的為四人同住家庭,占比75.4%。伴隨著家庭同住人數的增加,一孩生育意愿總體趨勢為先增加后減少,一孩生育意愿最高的為三人同住家庭,占比31.2%。隨著家庭同住人數的增加,生三孩和四孩及以上的意愿在不斷上升,七人及以上家庭同住人口的的生四孩意愿最高(13.6%)。這說明了在多人同住家庭中,其生活環境一直為“大家庭”氛圍,?“多子多孫、共享天倫”的家庭理念更加濃厚,該類被調研人群受傳統文化氛圍熏陶,對繁衍后代有著更強的渴望,想要生育更多的孩子。

圖1 同住人數與生育意愿分析

(四)配偶同住與生育意愿

針對配偶是否同住與生育意愿的表格分析如下所示。無論何種同住情況,夫妻生育二孩意愿都為最高(>60%),且遠遠超于生育其他數量孩子的意愿。隨著配偶見面同住難度的增加,針對零孩和四孩及以上的生育意愿在逐步降低。在同省工作然不同住的配偶,其人群生育一孩的意愿在調研人群中最高(23.8%),對比出異省異國的生育一孩的意愿降低。對于一孩生育意愿最高的同省不同住配偶和二孩生育意愿最高的異國異省的不同住配偶(70.4%)來說,該人群渴望有孩子能產生羈絆,使得雙方有機會見面,促進感情交流,更好維持婚姻穩定;推測該類人群已有一孩的占比很大,但因工作原因分居,身旁孤單無人照料,思子心切,有著更加強烈的再生一胎意愿。

五、居住方式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回歸分析

為了了解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本文應用線性回歸的方式將自變量和因變量進行分析。具體模型:y=a+b1x1+b2x2+…+bnxn。

模型一是對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戶口模式、健康狀態、經濟水平和工作時長作為控制變量進行參照,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礎上加了自變量房產數量,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礎上加了住房面積變量,模型四在模型三的基礎上加了同住人數變量,模型五在模型四的基礎上加了配偶同住的變量。

根據模型一回歸結果可知性別、學歷、戶口性質、健康程度、經濟水平與生育意愿存在顯著性關系。相比于女性,男性在生育成本上所付出明顯低于女性,男性更愿意生育。相比于非農業戶口,農業戶口的生育意愿更高,即體現在相比于城鎮人口,農村人口更愿意生育。在對生孩質量的對比下,農村人口相比更注重生孩數量。健康狀況與生育意愿呈顯著的負相關性。經濟是生養育孩子的物質基礎,經濟水平越高生育意愿越強烈,經濟水平與生育意愿呈正相關。受教育年限與生育意愿呈明顯的負相關,表明受教育年限越少,生育意愿越高;受教育年限越多,生育意愿越低。受教育水平對生育起著抑制的作用。

模型五與模型一比較,控制變量中除了年齡其他變量的回歸系數符號和顯著性變化并不大,可知大部分控制變量的對生育意愿的影響較為穩定。年齡在模型四和模型五加入自變量同住人數和配偶同住后才對生育意愿起顯著性影響。政治面貌對生育意愿不存在顯著性。健康狀況與生育意愿在模型一至模型五一直是顯著的負相關性,表明身體狀況不佳的更愿意生育,可能是基于一種彌補心態,身體健康狀況不好更加刺激了生育的意愿。

除控制變量外,自變量中房產數量和生育意愿并沒有顯著性,且自模型四加入同住人數和配偶同住回歸系數變成負相關?；诂F在社會經濟的發展,基本每家每戶的房產數量都有保底,房產數量對生育意愿并沒有更直觀的顯著性影響。住房面積對生育意愿起著明顯相關性且呈正相關,住房面積越大,生育意愿越高。在模型四加入同住人數與模型五加入配偶同住后住房面積與生育意愿并無顯著性。家庭同住人數對生育意愿有顯著性且相關系數為正,同住人數越多,生育意愿越強烈?，F在小家庭的生活模式及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導致年輕人更不愿意生育孩子。在大家庭氛圍下,老一代的生育觀會影響到家庭的生育行為,促使生育意愿更明顯。配偶是否同住對生育意愿不存在顯著性且回歸系數為負,相比于不同住,異省異國的參照組,同住和不同住但同省的更不愿生育。

六、結論

基于線性回歸分析發現,房產數量、配偶同住對生育意愿不產生顯著影響;住房面積、同住人數與生育意愿產生顯著影響。深入研究所得不同結果特征,才能制定針對性的政策。

模型二中加入的房產數量與生育意愿并不顯著,但模型三中加入的住房面積對生育意愿產生顯著性影響。研究認為,目前社會高昂的房價,對于大部分處于適婚和備孕的人群,房產數量的變動幾率可能并不大,增加房產數量所帶來的房貸壓力會對增加生育產生抑制作用。但對于已購買的住房,面積更大更適合生多孩。同住人數在叫多人的家庭模式里,更多的受到“多子多?！庇^念的影響,“大家庭”的生活模式可以有更多的凝聚力量,減少生育過程受到的阻礙?，F在的核心家庭模式,基于社會經濟壓力、生育孩子的成本等現實問題,促使更不愿意生育。配偶同住一起,生活瑣事消減了夫妻生活的幸福度,從而降低了生育意愿。對于已婚的夫妻,要對雙方更加包容,提高夫妻的婚育幸福程度,增加生育意愿。

居住方式與生育意的影響分析在同住人數和住房面積上體現著顯著性,根據貝克爾家庭決策理論,生育決策所帶來的最終是效益最大化。對于同住人數少的抵御生育風險成本更大,相應的所帶來的效益就會減少。而在同住人數較多的模式下生育阻力減小,生育帶來的效益就會被突顯出來。

對居住方式的四個變量與生育意愿影響回歸分析發現,生育意愿不僅受到性別、受教育程度、戶口性質等個體特征的影響,住房面積的大小與同住人數的多少都會對生育意愿產生影響。同住人數更多情況下也潛移默化的影響著生育意愿的增多,多子多福傳統的生育觀要大力提倡,增加家庭的凝聚力,鼓勵年輕夫妻核心家庭更積極的融入大家庭的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