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年計劃（規劃）指標演變看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優勢*

郭旭紅 武 力

五年計劃（規劃）記載了我們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軌跡、發展脈絡和成功經驗，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內容。五年計劃（規劃）指標體系是計劃（規劃）內容的集中表達和概括，既與之前五年計劃（規劃）的指導思想、主題主線和發展環境相呼應，也為之后計劃（規劃）的重點任務和政策舉措做鋪墊，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了理論和實踐基礎。2023 年是“一五”計劃實施70周年，也是全面貫徹“十四五”規劃關鍵之年，從五年計劃（規劃）指標演變由以經濟類指標為主向以公共事務類指標為主轉變、以約束性指標為主向預期性和約束性指標相結合轉變、民生指標和生態環境指標的變化四維視角系統研究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優勢，對于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五年計劃（規劃）指標引領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行穩致遠

“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十四個五年規劃，一以貫之的主題是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1](p.823)“一五”計劃至“十四五”規劃指標經歷了以經濟類指標為主向以公共事務類指標為主的演變歷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完成了從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到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再到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轉變，正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

新中國成立后，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孤立和經濟技術封鎖，盡快實現從落后的農業國到先進的工業國的轉變，以保障國家政治獨立和國防安全，成為“一五”計劃至“五五”計劃指標制定和實施的首要任務?！耙晃濉庇媱澲痢拔逦濉庇媱澥菃渭兊慕洕媱?，量化指標以經濟類為主?！耙晃濉庇媱潟r期，我國借鑒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模式，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建設項目奠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2](p.59)“二五”計劃指標依然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為主，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由于受到“大躍進”沖擊，增長指標過高?！叭濉庇媱澋闹行娜蝿帐墙鉀Q“吃穿用”問題，后期調整為“備戰”?！八奈濉庇媱澓汀拔逦濉庇媱澮浴皞鋺稹焙腿€建設為中心，突出“四個現代化”中的國防現代化，“五五”計劃后期重點是建設農業和工業現代化，關注國民經濟比例關系調整。[3]通過五個五年計劃指標的制定和實施，我國建立了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國民經濟體系，奠定了工業化、現代化基礎，為改革開放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積累了經驗；“四個現代化”奮斗目標和“兩步走”戰略設想，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提供了理論基礎，為改革開放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和確定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發展戰略提供了重要依據。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提出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的同時，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改革開放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途徑。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報告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4](p.2)和“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5](p.15)的指導思想，為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發展道路的創新提供了基本理論依據。1987年，黨的十三大正式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設想。上述關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路線圖的擘畫，為“六五”計劃至“十二五”規劃指標由以經濟類為主轉變為以公共事務類為主提供了根本遵循，彰顯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逐步提升?！傲濉庇媱澲痢熬盼濉庇媱?，中國共產黨以制度創新和對外開放為主要內容，探尋一條在市場化和對外開放中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為五年計劃（規劃）從以指令性計劃為主的直接管理向以間接化、多樣化、體系化為主的宏觀經濟管理轉變指明了方向，為“六五”計劃以后逐步取消工農業實物量指標增添新動力。[6](p.91)“六五”計劃至“八五”計劃實物量指標從65種減少到29 種。[7]“九五”計劃轉變為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指導計劃，盡管保留較少的實物量指標，但僅是預測性的?！熬盼濉庇媱澞?，我國實現了現代化“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20 世紀90 年代末糧食產量連年下滑，“十一五”“十二五”規劃重新將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作為農業發展的量化指標，除這一具有半公共物品性質的實物量指標，其他實物指標完全退出了五年計劃（規劃）。[7]五年計劃（規劃）中，經濟類指標從“六五”計劃的60.7%降至“十一五”規劃的22.7%；社會類指標從“六五”計劃的39.3% 增至“十一五”規劃的77.3%、“十二五”規劃的90%；資源環境類指標從“六五”計劃的3%提升到“十一五”規劃的27.2%、“十二五”規劃的33.3%。[7]數據表明，五年計劃（規劃）基本完成向公共事務治理規劃的轉型?！笆濉庇媱澲痢笆濉币巹澠陂g，我們黨開創了以信息化和可持續發展為主要內容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模式，超越了“先污染，后治理”和“先工業化，后信息化”的西方傳統工業化模式，為五年計劃（規劃）從經濟發展規劃轉變為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再到國家整體全面綜合發展規劃指明了方向。在“十二五”規劃中，非經濟類指標占比遠高于經濟類指標，這些保留下來的經濟增長、經濟結構等經濟類指標，都是宏觀性、預期性的，與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直接干預企業經濟活動不同，政府履行的是經濟調節職能，對市場主體行為方向具有引導功能?！笆濉币巹澋姆墙洕愔笜酥?，教育科技、資源環境和人民生活指標等占了很大比例?！笆濉蹦┢?，2015 年中國高技術產業出口占制造業出口比重為30.4%，不僅超過金磚國家巴西13.6%、俄羅斯16.1%、印度8.0%的水平，也超過發達國家美國21.8%、日本18.1%、英國22.6%、法國28.3%的水平。①根據《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2022）相關數據計算整理。我國實現了從生產力相對落后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突破，人民生活實現了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跨越，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充滿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按照“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要求，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8](p.7)著力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這三個核心問題的解決主要依靠“十三五”規劃、“十四五”規劃指標的貫徹落實，這些指標大多數為公共事務治理類指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十三五”規劃首次提出以“五大發展理念”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突出強調發展動力由要素驅動轉向科技創新驅動，注重以約束性指標促進政府職能轉變，強化公共服務、資源環境、社會治理等方面的目標和指標，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長江經濟帶、京津冀協同發展等，強調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首次將制度建設作為五年規劃的主要目標，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規劃編制中多規融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城鄉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生態環境保護規劃融合與統一。[9]2020 年，我國創新指數全球排名從2012年的第34位躍升到第14 位，②參見《國際統計年鑒》（2013/2020）相關數據?？萍紕撔掠筛?、并跑向領跑轉變，我國正處于從世界創新型國家行列向世界創新型國家前列邁進。與“十三五”規劃相比，“十四五”規劃新增綠色生態和安全保障兩類約束性指標，糧食和能源綜合生產能力首次列入五年規劃主要指標，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中心任務，其中經濟建設是根本，政治建設是保障，文化建設是靈魂，社會建設是條件，生態文明建設是基礎，要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文明、社會和諧、文化繁榮、生態安全”五大國家核心利益和目標。[10]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五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經濟建設的中心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實現“四個現代化”，計劃指標主要是經濟發展類指標，通過工農業實物量指標的制定和實施，建立了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國民經濟體系，為改革開放后現代化建設提供了物質基礎、理論準備和寶貴經驗?！傲濉庇媱澲痢笆奈濉币巹澠陂g，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兩個文明”，逐步擴散到經濟、政治、文化建設“三位一體”，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四位一體”，再到“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五年計劃（規劃）指標由以經濟類指標為主向以公共服務指標為主、經濟指標為輔轉變，我國歷史性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制度保證和精神力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五年計劃（規劃）依然發揮作用，14 個五年計劃（規劃）指標的演變歷程、經驗與優勢，是計劃指導和宏觀調控的有效手段，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結合的理論與實踐創新，是中國現代化史和世界現代化史上的偉大創舉，引領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行穩致遠。

二、五年計劃（規劃）指標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一五”計劃至“十四五”規劃期間，我國經濟體制經歷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五年計劃（規劃）由國民經濟指令性計劃逐步演變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綱領性、綜合性、指導性規劃，[11](pp.4-5)計劃（規劃）指標由以約束性為主向兼具預期性與約束性轉變，彰顯了“一張藍圖繪到底”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一五”計劃至“五五”計劃，我國處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為指導，強調以趕超發展實現工業化為目標、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戰略重點、以建立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保障，[9]計劃指標是單純的約束性指標。在指令性計劃指導下，國有工業企業是絕對的中堅力量，產值占比都在70%以上，個別年份如1965年、1966年高達90%以上，①根據《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2001）相關數據計算整理。說明公有制經濟在工業經濟中占絕對優勢地位，國家指令性計劃得到很大程度貫徹與執行，基本形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奠定了初步基礎，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彰顯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從“六五”計劃到“十二五”規劃，我國經濟體制經歷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五年計劃（規劃）由指令性計劃演變為指導性計劃，再到預期性發展規劃，計劃（規劃）指標從以約束性為主向兼具預期性和約束性轉變，充分發揮政府指導宏觀管理、引導市場資源配置、服務國家戰略目標的作用。從“六五”計劃開始，五年計劃（規劃）不再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轉變為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宏觀框架，“七五”計劃是計劃體制和市場體制并存時期，國家對經濟管理開始向“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方向推進，五年計劃向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設規劃轉變，指標專門設置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任務。

1992 年，黨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提出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鞍宋濉迸c“九五”計劃分別提出，“初步建立適應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改革目標?！熬盼濉庇媱澥状翁岢鰧崿F兩個根本性轉變，即“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和“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12]（p.34）并提出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熬盼濉庇媱澞?，我國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非公有制經濟實現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80 年的0.49% 逐步擴大到1992 年的13.41%、2000 年的64.07%，①根據《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2001）相關數據計算整理。改變了過去追求單一公有制的做法，體現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局面逐步形成，為21 世紀初實施“第三步”戰略部署奠定更好的體制基礎。從“十一五”規劃開始，指標分為預期性和約束性兩類，增加了具有空間約束的主體功能區內容，開始重視以約束性指標推動政府職能轉變，以預期性指標更好激發市場主體活力，五年計劃（規劃）成為指導性、戰略性、綱領性、綜合性的科學發展規劃。[13]“十一五”規劃設置經濟增長、經濟結構、改善民生等預期性指標，設置GDP 能源消耗強度、人口總量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等約束性指標，旨在分清政府和市場的職責，強化政府在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務領域的職責?！笆晃濉币巹澞┢?，經濟發展方式得以初步轉變，規劃制定的主要目標基本實現。[14](p.72)然而，結構調整略顯滯后、傳統發展方式未能根本改變等問題依然存在?！笆濉币巹濐A期性指標主要集中在經濟發展、結構調整和科技進步上，約束性指標主要集中在節能減排和改善民生等方面。這些指標尤其是一些約束性指標，對加快轉變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具有重要導向作用，有利于確保實現“十二五”節能減排目標，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笆濉币巹澠谀?，集體所有制企業比重下降，影響和作用越來越弱，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中心。2015 年，集體資本占實收資本總額的比重僅為1.92%，國有資本占實收資本總額的比重由2003 年的31.2%減至2012 年的18.2%，之后增至2015年的24.9%。②根據《中國工業統計年鑒》（2013）和《中國工業統計年》（2021）相關數據計算整理。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全面深化改革，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使命，五年計劃（規劃）指標逐步向預期性與約束性相結合演變，更加注重用約束性指標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更加強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笆濉币巹澮怨┙o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為目標，抓好“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最大限度激活微觀主體活力，首次將制度建設作為主要目標，提出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各領域基礎性制度體系基本形成?！笆濉币巹澑幼⒅匮a齊短板，在基礎設施、扶貧攻堅、民生保障、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提出針對性的未來發展目標及路徑，規劃指標設置了經濟發展、創新驅動方面的預期性指標，民生福祉和資源環境方面的約束性指標?！笆奈濉币巹澝槎?035 年遠景目標，“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指標設置了經濟發展、創新驅動、民生福祉、綠色生態、安全保障等五方面，其中，約束性指標主要集中在綠色生態和安全保障，首次設置糧食和能源綜合生產能力約束性指標，突出對高質量發展綜合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對接，更好體現指標激勵約束導向作用，強化政府公共服務的責任和約束力。經濟增長目標遵循“定性表述、蘊含定量”原則，不設定五年GDP 量化增速目標，但不意味著不要GDP 增速，意在強調發展質量和效率。民生福祉類指標占比超過1/3，為歷次最高?！笆濉敝痢笆奈濉睍r期，充分激發國有資本活力及其對能源資源和糧食安全的托底作用，國有資本占實收資本總額的比重保持在20%以上，①根據《中國工業統計年鑒》（2016-2022）相關數據計算整理。增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使國有企業更好適應市場化、國際化要求，提高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一五”至“五五”計劃，發展國民經濟以指令性計劃為手段，主要是約束性指標，確定基本建設的投資規模和項目，政府決定資源的分配與流向，市場作用微乎其微，使單一公有制經濟在工業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傲濉庇媱澲痢笆奈濉币巹?，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指令性逐步向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戰略性、指導性和預測性轉變，政府管理經濟職能由以直接手段為主轉變為以間接手段為主、由過去“全能型”轉變為“創新服務型”，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由基礎性向決定性轉變。14個五年計劃（規劃）量化指標由以約束性指標為主向約束性和預期性指標相結合轉變等，對于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作出了重大貢獻，彰顯了“一張藍圖繪到底”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三、五年計劃（規劃）指標生動詮釋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

習近平指出：“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會有正確的發展觀、現代化觀?！盵15](p.50)這也是我們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立足點。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五年計劃（規劃）主要指標設置的頭等大事，也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根本宗旨。14個五年計劃（規劃）民生指標的制定和實施，經歷了從單純以實物指標為主到以價值指標為主的演變。與此相應，中國人民生活實現了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跨越，正邁向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中國社會實現了從低收入水平到中低收入水平、再到中高收入水平的轉變，充分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

“一五”計劃至“五五”計劃期間的民生建設呈現出“生存兜底型”的制度特征，以保障人民衣食住行基本生存需要、兜底滿足人民群眾基本生理需求為主要內容。[16]“一五”計劃至“五五”計劃指標的設置，主要依據“強國優先”戰略導向，同時注重解決吃、穿、用與處理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關系，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耙晃濉庇媱澲笜耸前凑铡敖洕ㄔO的重點是工業，工業建設又以重工業為主、輕工業為輔”的方針，[2](p.55)開始進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岸濉庇媱澋健拔逦濉庇媱?，都提出了科技教育和人民生活領域的投資安排和目標任務?！岸濉庇媱澲笜藢嵤┻^程中，增長目標被提高很多倍，導致國民經濟主要比例失調。[2](pp.185、307、308)“三五”計劃指標重點解決“吃穿用”問題?！八奈濉迸c“五五”計劃均出現過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值得提出的是，“既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思想，始終是“一五”至“五五”計劃制定經濟指標的根本出發點和指導思想，“我們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這樣結合起來，優先發展重工業才有基礎。發展重工業，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是為人民謀長遠利益”。[17](p.336)

中國化工學會農藥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劉長令表示，新形勢下，新《農藥管理條例》頒布實施、環保督查全面執行、作物綜合解決方案、藥肥一體化、原藥全面漲價等行業變化已成新常態，農藥行業不僅面臨更多挑戰，同時也迎來了綠色發展、綠色植保的新機遇。綠色高效農業發展對農藥新品種、新劑型、新技術的開發提出了更高要求，堅持科學至上，推動創新發展，創新已成為農藥行業轉型升級的必經之路。

改革開放以來，迅速提升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成為我們黨推動國民經濟社會發展，推動五年計劃指標改變的強大動力。因此，發展計劃（規劃）指標逐漸轉變為“富民優先”的戰略導向?！傲濉庇媱澥锹鋵嶞h的十二大提出的“到20世紀末力爭實現全國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的戰略部署，指出：“在生產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使城鄉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繼續得到改善?！盵18](p.16)“六五”計劃至“八五”計劃，重點解決民生消費品短缺問題，民生建設的指標設置呈現“基本保障型”的制度特征，以重點補齊民生短板，優化民生資源配置，使居民的各項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為主要內容?！傲濉敝痢鞍宋濉庇媱澲笜嗽O置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糾正了以往五年計劃過分追求高速度、高積累的做法。1995 年，最終消費支出貢獻率與資本形成貢獻率為46.1% 和46.7%，基本均衡，而1978 年最終消費支出貢獻率為39.4%，遠低于資本形成貢獻率66%的水平。①根據《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2021）相關數據計算整理。

“八五”計劃提前五年實現了經濟總量比1980 年翻兩番的戰略目標?！熬盼濉庇媱澋健笆濉币巹澲饕獜娬{轉變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方式，通過改進經濟效率和經濟質量改善民生，指標設置以發展改善型民生建設為主要目標?！熬盼濉庇媱澠陂g，雖然受亞洲金融危機沖擊，政府采取了增發國債、擴大內需策略，同時進行住房制度改革，加大“鐵公基”建設等，提前三年實現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1980 年翻番目標?！熬盼濉蹦┢?，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我國由低收入國家邁入中低收入國家行列。

“十五”計劃是向“第三步”發展戰略邁進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改善人民生活、促進社會發展，以及強國與富民相統一成為這一時期的計劃理念?！笆晃濉币巹澞┢?，2010 年國內生產總值（以下簡稱GDP）為412119.3億元，人均GDP 為30808 元，分別比2005 年增長120%和114%，②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2）相關數據計算整理。是繼“六五”計劃實現GDP和人均GDP翻番目標的又一個五年規劃，我國由中低收入國家邁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黨的十七大明確做出推進以解決民生問題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的戰略部署，為“十二五”規劃民生指標的設置提供了根本遵循。與“十一五”規劃相比，“十二五”規劃淡化GDP增長，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也是解決民生問題的必然選擇?！笆濉币巹澗V要指出：“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盵19](p.7)“十二五”規劃末期，我國人均國民收入達7890 美元，城鎮化率從2011 年的51.83%提高到2015年的57.33%，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分別為7.68%和9.62%，均超過GDP 年均增長7.9%的水平。①根據《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1—2015）相關數據計算整理?！笆濉币巹潟r期成為繼“一五”“六五”計劃時期之后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改善的又一“黃金期”。

“十三五”規劃至“十四五”規劃民生指標轉向全面普惠型民生建設，核心任務是破除公平缺失、民生制度“碎片化”等問題，全面完善民生要素指標，以均衡性與普惠性為原則提升民生發展能力，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笆濉币巹澥窃凇八膫€全面”戰略思想指導下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規劃，緊密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更加重視底線民生的全面改進，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從執行績效來看，2020 年，我國如期實現有關民生福祉的約束性指標，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2020 年我國人類發展指數從2002 年的0.594 提升到0.764，從中等收入國家水平躍居高人類發展水平國家行列。②根據《國際統計年鑒》（2002）和《國際統計年鑒》（2022）相關數據計算整理?！笆奈濉币巹澥状挝刺峒癎DP 增長目標指數，提出到2035 年人均GDP 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有利于主動應對各種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因素，增強發展的靈活性，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笆奈濉币巹澨岢觯骸懊裆ｌ磉_到新水平，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基本同步?！盵20](p.219)這就把增進民生福祉放在優先或重要位置，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民生福祉類指標占總指標的比重超過1/3，是歷次五年規劃中最高的。這些指標覆蓋就業、教育、收入、醫療、養老、托育等民生領域，最大亮點是三項新增指標：失業率、醫師數和托位數，意味著要著力解決人民群眾看病難、入托難等民生問題。[20](p.222)

四、五年計劃（規劃）環境指標展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

習近平指出：“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根基，生態環境變化直接影響文明興衰演替?！盵21]“生態興衰論”的科學理念，是指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生態歷史觀，揭示了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大計。隨著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推進，“一五”計劃至“十四五”規劃主要指標經歷了從經濟發展類到資源環境類，再到綠色生態類的演進歷程，展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生態觀。

為盡快實現從落后的農業國到先進的工業國的轉變，“一五”至“五五”計劃指標設定的目標是以重工業為中心，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在建設過程中，如工業“三廢”放任自流，污染逐步蔓延，鄉鎮企業不斷發展壯大加重環境污染等生態問題逐步顯露出來。[22]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五五”計劃提出了有關企業“三廢”治理、重點城市環境保護、水環境質量改善等環保內容。[23]1973 年，國務院召開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確立“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的環境保護工作方針，[24](p.1971)奠定了我國生態環境保護事業的基礎。

“七五”“八五”計劃期間，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程度較低，環境污染以點源為主，環境保護重點是開展工業“三廢”治理，環境保護指標主要針對工業污染治理部署?！捌呶濉庇媱澥状伟循h境保護指標納入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綜合決策，強調環境容量約束與總量控制，更加突出工業污染防治和城市環境綜合整治，設置了城市污染控制、生態保護及相關計劃指標。從執行效果來看，“七五”計劃基本控制了工業污染發展，減緩了生態環境惡化趨勢?！鞍宋濉庇媱澃循h境保護指標首次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提出污染防治從末端治理到全過程防治，從濃度控制轉變為總量控制，包括工業粉塵排放總量控制以及重點工業污染源、海域、流域的污染物總量控制。

“九五”計劃首次把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并列為國家基本戰略，實施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工業污染控制逐步從末端治理為主轉向生產全過程控制。[26](p.98)“九五”計劃指標總體上是預測性和指導性的，體現了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進入21世紀，黨和政府更加重視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2002年3月，江澤民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一定要按照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促進人和自然的協調與和諧，努力開創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盵27](p.424)黨的十六大正式提出“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28](p.15)這就把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改善生態環境，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形成了生態文明思想的雛形?！笆濉庇媱澮哉{整經濟結構為主線，突出科教興國、人才強國和可持續發展三大戰略，提出遵循“污染防治”與“生態保護”并重，落實“一控雙達標”，重點抓好“三河、三湖、兩控區”“一市”“一?！钡拳h境保護重點區域的污染防治工作?！笆濉庇媱潓嵤┣闆r總體良好，大部分指標順利完成，然而污染物減排、經濟結構調整、能源節約等指標沒有完成，說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緩慢，能源資源消耗過大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對此，胡錦濤強調：“建設生態文明，實質上就是要建設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基礎、以自然規律為準則、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盵29](p.42)這就強調把“生態文明”放在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同等重要的位置。

黨的十七大將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寫入黨章，把建設生態文明作為戰略任務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首次明確下來，標志著環境保護作為基本國策和全黨意志，進入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主干線、主戰場和大舞臺，充分顯示了黨和國家的環保理念的升華?！笆晃濉币巹澨岢隽恕耙压澕s資源作為基本國策，發展循環經濟，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30](p.1064)設置了單位GDP能耗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等約束性指標，到2010年，單位GDP 能耗基本完成節能降耗目標；二氧化硫排放總量、化學需氧量超額完成減排任務。①參見國務院：《國發〔2007〕37號國務院關于印發國家環境保護“十一五”規劃的通知》。但同時，結構調整略顯滯后、傳統發展方式未能根本改變等問題依然存在?！笆濉币巹澨岢鰬獙θ驓夂蜃兓?，發展循環經濟，將實施總量控制的污染物擴大至化學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四種主要污染物，提出四項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分別減少8%、10%、8%、10%的約束性指標?！笆濉币巹澠陂g，黨中央、國務院將改善環境質量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笆濉币巹澠谀?，綠色發展邁出堅實步伐，資源環境主要指標全部完成，特別是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降低、單位GDP 能源消耗降低、單位GDP 二氧化碳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等指標均大幅超額完成，為“十三五”規劃時期全面推動科學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戰略高度，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內容，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為生態環境保護類指標的設置和實施提供了行動指南和根本遵循?！笆濉睍r期，多領域多類型生態環境問題持續累積，空氣、水體、土壤環境總體污染仍然較重，部分自然生態系統退化，生態環境質量總體較差，成為實現全面小康的突出短板?！笆濉币巹澨岢鲆愿纳粕鷳B環境質量為核心目標，從源頭減少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打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戰役”，指標設置由“環境保護”轉變為“生態環境保護”，從節地、節水、節能、降碳、減排、非化石能源發展、森林綠化、地表水質量改善、空氣質量改善等視角出發，設置了反映生態文明建設約束性指標，指標涵蓋大氣、水和土壤。從執行效果來看，到2020 年底，生態環境領域約束性指標和污染防治攻堅戰階段性目標任務超額完成，扭轉了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生態安全屏障基本形成，“十三五”規劃時期是歷年五年計劃（規劃）中生態環境保護事業發展最好、生態環境質量改善成效最大的，人民群眾生態環境獲得感、幸福感顯著增強。

站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起點上，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對自然生態系統造成了巨大壓力，人口、經濟、資源環境協調發展面臨嚴峻挑戰，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和生態環境保衛戰以及節能低碳發展戰、自然資源節約戰，成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笆奈濉币巹澗V要以“綠色生態”指標替代“十三五”規劃中的“資源環境”指標，綠色生態指標全部為約束性指標，分布在環境污染治理、綠色低碳發展和生態保護修復三個領域，是實現“碳中和”目標的碳匯能力建設的關鍵指標，說明綠色低碳對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和支撐作用?！笆奈濉币巹澕拔磥硪欢螘r期，生態環境保護結構性、根源性、趨勢性壓力尚未根本緩解，重點區域、重點行業污染問題凸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任務艱巨，人民群眾對生態環境質量期望值更高，對生態環境問題容忍度更低，生態環境保護任重道遠。通過倒逼能源結構調整、倒逼產業綠色轉型升級，助推綠色低碳與生態環保深度融合，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內生動力的形成，將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的生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