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境倫理學研究動態分析
——基于2022年的研究成果★

楊通進，李家嘉

（廣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我國環境倫理學研究與我國環境保護實踐和社會發展主題密不可分。根據其研究的核心主題與關注焦點，我國環境倫理學研究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即環境保護階段（20世紀80 年代中期至2007 年黨的十七大召開）、生態文明建設階段（2007 年至2022 年）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階段（2022年黨的二十大以來）。在環境保護階段，我國環境倫理學在理論上的研究重心是引進、消化和吸收西方環境倫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入挖掘和闡釋中西環境倫理思想資源，實踐研究關注的重點則是與我國的基本國策之一“保護環境”有關的倫理問題。在生態文明建設階段，我國環境倫理學在理論研究致力于在整合中西方環境倫理思想資源的基礎上實現環境倫理學的本土化，重建環境倫理學的中國流派，實踐研究關注的重心是與生態文明建設有關的環境倫理問題。2022年黨的二十大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全面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新時代，我國環境倫理學研究也進入了一個關注中國式現代化的環境倫理問題的新階段。在這一階段，我國環境倫理學研究前兩個階段的“環境保護視域”和“生態文明建設視域”將融入更為宏大的“中國式現代視域”之中，增強環境倫理學知識生產的自主能力，實現環境倫理學的本土化和中國化，將是這一階段我國環境倫理學研究的核心主題。

2022年是我國環境倫理學研究從第二階段發展到第三階段的過渡年代。這一年，我國的環境倫理學研究在應對新冠疫情的嚴峻形勢下穩步前行，圍繞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倫理維度、西方環境倫理學的最新進展、生態正義與環境正義、動物倫理與動物正義、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之爭等主題展開了深入的研究，為促進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繁榮我國的倫理學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一、2022年研究概況

我國的環境倫理學（亦稱“生態倫理學”；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學術界，這兩個術語是等同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余謀昌先生是我國環境倫理學研究的開拓者和引領者。我國學者撰寫的、題目中包含“生態倫理學”字段的論文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如張云飛（1986）①張云飛.生態倫理學初探［J］.內蒙古社會科學，1986（4）：47-51.、楊通進（1988）②楊通進.要重視生態倫理學的研究［J］.道德與文明，1988（3）：19-20.、余謀昌（1988）③余謀昌.生態倫理學是新時代的潮流［J］.哲學動態，1988（10）：31-33.、葉平（1989）④葉平.生態倫理學的現狀［J］.東北林業大學學報，1989（S1）：95-97.等。20世紀90年代前期，我國環境倫理學研究的第一批著作開始出版，如劉湘溶（1992）⑤劉湘溶.生態倫理學［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李春秋（1994）⑥李春秋，陳春花.生態倫理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葉平（1994）⑦葉平.生態倫理學［M］.哈爾濱：東北林業大學出版社，1994.、余謀昌（1995）⑧余謀昌.懲罰中的覺醒：走向生態倫理學［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等。

根據中國知網的數據，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我國中文學術期刊發表的以“環境倫理”為主題的論文(總數近萬篇）逐年增加，在2014年達到高峰（約582篇），此后逐年下滑。2022年（285篇）檢索到的論文數量與2005年大致持平（圖1）。2021年環境倫理學研究的焦點集中于我國傳統的環境倫理思想；探討和闡釋儒釋道的環境倫理思想也是該年5月在北岳恒山舉行的“2021年中國環境哲學環境倫理學學術年會”的重要主題之一。與2021年相比，我國2022年的環境倫理學研究較多集中于環境倫理學基礎理論、西方環境倫理思想、生態（環境）正義（包括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的正義理念）三個主題，同時，展現出關注動物正義、構思后疫情時代的環境倫理學研究動向。

圖1 以“生態倫理（環境倫理）”為主題的論文發表趨勢

2022年6月5日，適逢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召開、《人類環境宣言》發表50周年。為紀念人類環境保護運動史上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緬懷為人類環境保護運動做出重要貢獻的先賢，重溫和強化全人類團結一致、共同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等嚴峻全球環境問題的決心和信心，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環境哲學專業委員會、中國倫理學會環境倫理學專業委員會、中智科學技術評價中心于6月5日聯合舉辦了“后疫情時代的環境哲學環境倫理學暨紀念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召開50周年學術論壇”線上會議。與會代表圍繞中西方環境倫理思想、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和實踐等主題展開了深入的交流和研討。12月17—18日，由中國倫理學會環境倫理學專委會、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環境哲學專業委員會和廣西自然辨證法研究會共同主辦的“后疫情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哲學基礎和倫理規范學術研討會暨2022年中國環境倫理學環境哲學年會”線上-線下會議在廣西大學舉行。會議圍繞環境哲學和環境倫理學前沿研究、生態文明和中國式現代化、傳統文化和中國綠色發展研究、國外環境倫理研究動態、氣候變化等主題展開了深入的學術研討，把2022 年我國環境倫理學的研究推向高潮。

2022 年還出版了一些值得關注的環境倫理學著作。曹孟勤的《人對自然界的身份與責任》探討了人類在面對自然時的兩種不同的自我身份定位：主人與看護者。近現代人錯誤地把自己認定為自然的主人，造成了生態危機。人類要想擺脫生態危機，就必須從人與自然本質一體的本體論原則出發，重新把自己界定為自然的看護者，承擔起看護和守衛自然的道德責任。①曹孟勤.人對自然界的身份與責任［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王云霞的《環境正義研究》在梳理和考察“環境正義”這一概念內涵之流變的基礎之上，從分配、承認、參與和能力四個維度對環境正義進行了重構，并對我國的環境正義問題進行了關照和反思；該書深化了國內學術界對于環境正義問題的研究和思考。②王云霞.環境正義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徐春的《生態文明的哲學基礎》從自然觀、歷史觀和價值觀三個維度較為深入地闡述了生態文明的哲學基礎。③徐春.生態文明的哲學基礎［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李世雁的《生態哲學基礎理論》從生態本體論、哲學史、倫理學三個維度探討和解讀了生態哲學的基礎理論。張貝麗的《巖佐茂環境倫理思想研究》從人與自然共生、環境正義、可持續發展等幾個方面系統地梳理了日本馬克思主義環境倫理學者巖佐茂的的環境倫理思想。④張貝麗.巖佐茂環境倫理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在西方環境倫理學作品的譯介方面，有三本著作值得關注。英國著名環境倫理學家阿特菲爾德為牛津通識讀本撰寫的《環境倫理學》簡明扼要地追溯了環境倫理學的起源與發展，并結合環境保護的實踐高屋建瓴地闡釋了環境倫理學的關鍵概念和相關理論；該書的一個創新之處是專辟一章來探討“氣候變化的倫理學”，這在國外的環境倫理學導論性著作中還是首次。①阿特菲爾德.環境倫理學［M］.毛興貴，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22.唐納森和金里卡的《動物社群：政治性的動物權利論》從政治哲學的角度深化和發展了動物權利理論；該書的出版將有助于推動我國動物倫理、尤其實動物正義問題的研究。②唐納森，金里卡.動物社群：政治性的動物權利論［M］.王珀，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羅齊等人主編的論文集《變化世界中的生態學與倫理學之關聯：價值觀、哲學與行動》集中展現了西方學者從跨學科角度研究環境倫理學的學術成果。③羅齊，皮克特，帕爾默，等.變化世界中的生態學與倫理學之關聯：價值觀、哲學與行動［M］.葛永林，丁嵐，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2.

二、重要主題

2022年的環境倫理學研究主要圍繞以下三個重要主題展開。與生態文明建設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有關的環境倫理問題雖然一直是近年環境倫理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但是，它們都可以納入以下三個主題中來加以梳理。

（一）環境倫理學基礎理論

在環境倫理學的基礎理論研究方面，2022年的環境倫理學學者主要圍繞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糾結，以及中國式現代化的環境倫理意涵兩個議題展開。

1.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糾結

1994年，余謀昌先生發表的“走出人類中心主義”一文在我國學術界引發一場關于人類中心主義的大討論。自那以來，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之爭一直是環境倫理學爭論的研究話題之一。王雨辰與周宜指出，盡管西方非人類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環境倫理學存在著理論分歧和爭論，但是它們在理論上也存在共同點，即割裂自然觀與歷史觀、人類和自然的辯證統一關系，因而具有抽象文化價值決定論和西方中心主義價值立場的缺陷。④王雨辰，周宜.論西方環境倫理學對我國生態文明理論研究的影響［J］.倫理學研究，2022（1）：70-78.馬成慧主張從代際倫理和代際生態正義的角度來協調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矛盾，用代際意義的幸福觀來引導環境倫理思考走向共時性和歷時性的人類整體觀。⑤馬成慧.環境倫理的代際維度——“人類世”中完善環境倫理責任的可能性［J］.云南社會科學，2022（1）：70-77.胡斌從歷史哲學的角度分析和考察了“人類中心主義”向“敬畏生命”倫理學轉變的歷程；生態議題中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兩種倫理學觀點的對立體現的不是歷史發展總體方向上的爭議，而是不同人群就具體實踐機制變革產生的分歧。⑥胡斌.生態議題的歷史哲學闡釋——以施韋澤“敬畏生命”倫理學為例［J］.世界哲學，2022（4）：57-67.王珈榕認為，環境倫理學要想獲得進一步發展，就必須揚棄和超越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價值立場，并立足于人類社會發展現實，從人與自然的兩極對立轉向實踐領域，在現實的人與自然關系的基礎上，構建相對可行的倫理關系和道德框架。⑦王珈榕.西方生態倫理學的形而上學困境及價值轉向［J］.道德與文明，2022（4）：147-156.

2.中國式現代化的環境倫理意涵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中國式現代化的環境倫理意涵，是2022年我國環境倫理學研究的熱點之一。曾建平認為，中國式現代化超越了西方現代化的邏輯設定，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實現生態正義和社會正義的辯證統一；中國式現代化強調代際和解共享，推進代內正義與代際正義的有機結合；中國式現代化突出人類和合與共，使得民主責任與全球正義相得益彰，涵蓋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等內容，彰顯了“兩個和解”思想的時代價值。①曾建平教授在2022年環境倫理學環境哲學年會上的主旨發言《中國式現代化對“兩個和解”思想的彰顯》。王國聘認為，以生命共同體為基礎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核心價值觀的確立標志著中國環境倫理學學科的主要理論建構已經相對成熟，環境倫理學的重心應當轉移到實踐的運用中。②王國聘教授在2022年環境倫理學環境哲學年會上的主旨發言《環境倫理核心價值觀的確立與實現轉向》。朱國芬和柏振平認為，人與自然既是生命共同體，又是利益共同體，還是發展共同體。③朱國芬，柏振平.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要義［C］//“后疫情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哲學基礎與倫理規范”學術研討會暨2022中國倫理學環境哲學年會論文集.南寧：廣西大學，2022：166-172.夏承伯、姜名赫從唯物史觀角度探討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具體內涵和終極目標：自然和諧優美，社會有序順美，政治清廉凈美。④夏承伯，姜名赫.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唯物史觀闡釋［C］//“后疫情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哲學基礎與倫理規范”學術研討會暨2022中國倫理學環境哲學年會論文集.南寧：廣西大學，2022：173-183.李景源和余玉湖認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有別于資本主義的現代化之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人與自然的和解之路，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之路。⑤余玉湖，李景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生態圖景［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2（5）：42-48.在王冠文和賈磊看來，要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就必須堅持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理念，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態環境需求。⑥王冠文，賈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衍生邏輯、價值超越及現實指向［C］//“后疫情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哲學基礎與倫理規范”學術研討會暨2022中國倫理學環境哲學年會論文集.南寧：廣西大學，2022：257-266.葉冬娜探討了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生態倫理意涵，認為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生是馬克思主義生態倫理思想的鮮明特征，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強調生態倫理思想、致力于解決人和自然之間生態倫理問題的重要實踐。⑦葉冬娜.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生態倫理探析［J］.東南學術，2022（5）：13-23.

（二）西方環境倫理思想研究

歐洲環境倫理學的理論體系是西方環境倫理學重要組成部分，回溯和總結歐洲環境倫理學的歷史發展過程有助于深化我們對西方環境倫理學的認識和理解。楊通進指出，歐洲環境倫理學研究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是思想體系的建構具有較大的包容性與開放性。在理論體系建構方面，歐洲環境倫理學貢獻了許多對當代環境倫理學研究產生持續影響的理論體系與思想范式：史懷哲的敬畏生命的倫理，奈斯的深層生態學，約納斯的責任倫理，阿特菲爾德的后果主義的生物中心主義，米蕾的弱式動物權利論，拉伍洛克的“蓋婭”理論。他認為，在后疫情時代，由于人與動物在面對諸多流行病時將成為健康命運共同體，而氣候變遷與人類（以及動物）的健康又緊密相關，因而，動物正義問題與氣候正義問題在未來將持續成為歐洲環境倫理學研究的熱點與重點問題。⑧楊通進.歐洲環境倫理學研究進展：回顧與前瞻［J］.中州學刊，2022（1）：106-113.

其他學者從多個角度探討了西方的環境倫理思想及其時代價值。郇慶治在梳理生態主義發展的三個歷史階段的基礎上指出，生態主義在哲學層面的重要主張是，認可自然的內在價值，倡導整體主義思維，強調尊重自然的倫理觀和可持續性原則；在政治層面，生態主義格外關注和青睞基層社區，以及共同體形式的經濟、政治與文化；在經濟層面，生態主義不僅批判資本主義，還批判工業主義意識形態和工業文明。①郇慶治.生態主義及其對現實世界政治的影響［J］.世界政治研究，2022（1）：26-32.周國文和胡丹認為，“從自然到文化”與“從文化到自然”是羅爾斯頓環境倫理觀的雙重線索，也是羅爾斯頓建構其環境倫理學的理論骨架；羅爾斯頓正確地指出了自然與文化之間的緊密聯系，但是，在談論“是”時，他對自然創造與文化創造之間的界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同時，他也忽略了“是”與“應該”之間聯系的歷史性和具體性。②周國文，胡丹.羅爾斯頓環境倫理觀的雙重邏輯線索［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6）：12-19.賈向桐與劉琬舒探討了彼得·溫茨的環境協同論倫理思想，認為環境協同論主張人與自然、人與環境之間的協同進化和共同發展，尋求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重疊共識，體現了當代環境倫理學走向綜合發展的趨勢。③賈向桐，劉琬舒.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重疊共識——析彼得·溫茨的環境協同論［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51（1）：28-36.柴艷萍和苗新雨介紹了溫茨的廣義環境正義理論，該理論認為，環境正義的核心關切是如何在種際、代際和代內群體之間分配環境善物（環境利益）與環境惡物（環境負擔）。④柴艷萍，苗新雨.彼得·S.溫茨環境正義的分配維度探析［J］.云夢學刊，2022，43（2）：95-101.魏犇群較為系統地梳理和闡釋了英國哲學家威廉斯的物種（歧視）主義思想，認為威廉斯從“人類視角”的角度對物種主義的辯護不僅能夠駁斥道德個體主義的立場，還能夠回答人們對物種主義的兩個常見的詰難：（1）如果基于性別或種族的歧視是錯誤的，那么，基于物種的歧視為什么是正確的；（2）人類的物種身份為什么會具有道德相關性。⑤魏犇群.物種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論威廉斯對“人類偏見”的辯護［J］.世界哲學，2022（2）：115-124.王鵬偉和賀蘭英從從生物共同體、同情和固有價值三個維度梳理了卡利科特對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所進行的捍衛和闡發。⑥王鵬偉，賀蘭英.論卡利科特對利奧波德大地倫理的捍衛和闡發［J］.鄱陽湖學刊，2022（6）：99-106.

（三）生態正義與環境正義

生態正義與環境正義問題是2022年我國環境倫理學學者最為關注的問題。學者們就這一主題發表的論文數量遠遠高于其他兩個主題。生態（環境）正義的內涵及其實踐、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的生態（環境）正義理念、氣候正義等是學者們較為關注的論題。

1.生態正義的內涵

關于生態正義與環境正義這兩個概念，學界大體存在兩種立場。一種立場認為，正義概念只適用于人際內部，因而，只存在用于調節人際關系、且與環境或生態有關的正義；因而，我們應當使用環境正義（而非生態正義）這個概念。另一種立場認為，生態正義概念的內涵比嚴格意義上的環境正義概念的內涵更為寬廣，既包括適用于調節人與自然界其他存在物之關系的、非人類中心主義意義上的種際正義，也包括只適用于人際內部的、人類中心主義意義上的環境正義；因而，生態正義概念可以涵蓋環境正義概念。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接受這種廣義的生態正義概念。

湯劍波認為，生態正義概念可以很好地替代環境正義概念，其原因在于生態正義具有多元化的概念內涵：生態正義的主體包括當代人、未來的后代與非人類自然；生態正義的類型包括分配正義、承認的正義、參與的正義；生態正義的原則包括人際正義原則、代際正義原則、全球環境正義原則、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的正義原則。①湯劍波.多元的生態正義［J］.貴州社會科學，2022（2）：39-49.劉潔從種際主體正義、人際代際正義、空間正義、實踐正義和文化正義五個維度對生態正義的含義進行了解讀。②劉潔.論生態正義的五個維度［J］.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45（6）：65-70.李慶梳理和闡釋了“作為一種生態政治構想的多物種正義”的核心理念及其價值關切。③李慶.作為一種生態生態政治構想的多物種正義［J］.鄱陽湖學刊，2022（3）：21-33.王巖認為，生態正義包括三個維度，即（跨越地域、國家、民族的）代內主體正義、（在場各代與尚未出場各代之間的）代際主體正義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種際正義；生態正義秉持生命共同體的基本原則，以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地球家園為價值旨歸，以生態系統的整體性與互動性為實踐方略，是生態價值體系的核心范疇。就其理論形態而言，生態正義超越了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視野，昭示著人類政治實踐的生態考量，為人與自然之間的整體聯動與和諧共生尋找理性依據，是引領人類社會走向生態文明的價值坐標和制度準則。當代中國生態正義的愿景是踐行“兩山論”。④王巖.生態正義的中國意涵與邏輯進路［J］.哲學研究，2022（5）：5-14.黃曉云在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對生態倫理學的生態正義話語、“環境正義運動”的生態正義話語和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正義話語三種主要生態話語體系進行了探討，提出了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生態理論、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態需求和保護生態系統平衡等主張。⑤黃曉云.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中的生態正義話語研究［J］.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45（6）：71-76.

2.生態（環境）正義的實踐路徑

王巖認為，就其實踐形態而言，生態正義以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紓解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生態問題為訴求；公共權力與生態權利的均衡配置是實現當代中國生態正義的必由之路；協同推進美麗中國與綠色家園，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是當代中國生態正義的題中之義。劉莉認為，生態正義是新時代共同富裕的基本遵循和必然要求；新時代共同富裕背景下生態正義的理論邏輯融合了“淺綠”、“深綠”和“紅綠”的生態正義元素，實現了生態正義理論在中國情境下的創造性轉化。在探尋新時代共同富裕背景下生態正義的實現路徑時要堅持全面導向，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維護種際生態正義；堅持全民立場，推動代內生態正義成果高質量共享；堅持漸進手段，構建動態接續的代際生態正義共同體。⑥劉莉.新時代共同富裕背景下生態正義的理論邏輯與實現路徑［J］.社會主義研究，2022（5）：25-32.

一些學者還探討了狹義的環境正義的實踐路徑。王云霞從分配、承認、參與和能力四個維度對環境正義的內涵進行了界定，并從三個角度闡釋了實現環境正義的中國道路：在政府層面要優化頂層設計，加強制度建設；在企業層面要進行技術創新，積極承擔起綠色環保的責任；在公眾層面要塑造正義品格，倡導可持續消費，理性維護自身權益。⑦王云霞.人類環境正義建構的中國道路［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51（1）：37-45.戴小俊則認為，推動環境正義要堅持經濟、社會和生態三效益相統一的價值理念，加強生態法制和擴大公民參與。①戴小俊.環境正義的理論詮釋與踐履路徑［J］.社會科學家，2022（10）：24-31.

3.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的生態（環境）正義理念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正義與環境正義理念；梳理和闡釋這些生態（環境）正義理念一直是近年來我國環境倫理學研究的重要主題之一。王雨辰和陳麥秋認為，堅持以“生態優先”為價值導向的“和”文化價值觀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在生態價值觀上的特質。從人與自然關系的維度看，“和”文化價值觀要求我們必須承認，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從人與人關系的維度看，“和”文化價值觀要求我們堅持“環境正義”的價值取向，即建立科學的生態補償制度，合理協調人們之間的生態利益關系，保障人們的生態權益，最終建立一個人與人和諧共處的和諧社會；從不同民族國家的維度看，“和”文化價值觀要求我們遵循“共同但有差別”的環境正義原則，合理協調不同民族國家的生態利益關系，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②王雨辰，陳麥秋.論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對西方生態文明理論的超越與當代價值［J］.社會科學戰線，2022（3）：9-16.張芳和董軍認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充分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環境正義價值根基和建設美麗中國與美麗世界的環境正義價值訴求。它既強調“區域生態補償”的環境正義價值實踐，又凸顯了“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種際正義價值向度，同時還內蘊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環境正義理念。③張芳，董軍.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環境正義價值及其意義［J］.河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24（2）：8-14.

一些學者還探討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在生態（環境）正義問題上的實踐意涵。劉衍峰和林開蕾認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立足于實現生態正義的價值目標，提出了許多有利于實現環境正義的具體措施：強調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辯證統一；確保生態權利與責任的一致；實踐并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國際生態正義。④劉衍峰，林開蕾.生態正義何以可能——基于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正義視域［J］.天水行政學院學報，2022，23（5）：26-29.王冠文和許佳佳指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主張用“最嚴格”的制度和“最嚴密”的法治來保障生態正義的實現，并在國際范圍內主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實現更廣泛意義上的生態正義。⑤王冠文，許佳佳.生態文明建設的環境正義內涵、基因及現實向度［J］.環境教育，2022（5）：39-44.羅詩鈿認為，在國際層面，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堅持普遍正義和差序正義相統一的生命共同體理念，注重從自然生產的空間正義、全球空間生產正義、城市生產空間正義等空間維度探討其基本內涵，并指出了多重空間正義視域下解決生態正義困境的有效路徑：堅持人文與技術相統一；堅持歷史與現實相統一；堅持一體化與差異化相統一。⑥羅詩鈿.習近平“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復合生態正義原則與實踐路徑［J］.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22（2）：5-12.

4.氣候正義

近30年來，我國的氣候正義研究大致經歷了三個研究階段，即聚焦碳排放權分配的研究階段（20世紀90年代后期至2009年）、氣候正義研究的提升階段（2010—2015年）以及氣候正義研究的全面深化階段（2016年至今）。①楊通進，李玉香.近30 年國內氣候正義研究的三個階段及展望［J］.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2）：1-15.總的來看，我國的氣候正義研究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但仍有眾多尚未深入開展的領域。對現有的研究成果進行準確的梳理和評估，是進一步深化氣候正義研究的必要前提。楊通進梳理了西方學術界研究氣候正義問題的三個階段及其取得的主要學術成果。在此基礎上，他從宏觀的角度較為全面地闡釋了氣候正義研究的三個焦點問題，即氣候正義概念的內涵與外延、氣候正義的基本原則（功利主義原則、平等主義原則、歷史責任原則）以及全球氣候變暖的歷史責任問題。他認為，與國際學術界相比，我國的氣候正義研究仍存在許多有待開墾的“處女地”（如后疫情時代的氣候正義、城市氣候正義、動物氣候正義等），即使是那些得到研究的議題（如國內氣候正義、氣候正義的實現途徑等），也需要進一步結合國際學術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與國際氣候談判的最新動向，對其展開更為深入與更加透徹的研究。同時，氣候正義是一個具有較強實踐取向和全球話語特征的議題。因此，我們的氣候正義研究需要進一步關注現實中的氣候正義運動（尤其是國際NGOs 的氣候正義運動），加強與國際學術界的對話和溝通，為全球氣候正義的理論與實踐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聲音。②楊通進.氣候正義研究的三個焦點問題［J］.倫理學研究，2022（1）：79-91.史軍認為，要成功地應對氣候變化，我們就必須對人類的經濟系統、政治結構以及價值觀念作出調整，從倫理層面對人類的政治體制、價值體系和行為方式進行反思。正義原則要求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本和收益應該根據公平或其他相關倫理準則而不是效率進行分配。③史軍.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多維視角［J］.國家治理，2022（17）：34-40.

三、研究動向

2022 年我國環境倫理學研究出現了許多值得關注的新動向，如人工智能引發的倫理問題④張祝平.人工智能引發的生態倫理問題與應對策略［J］.學習論壇，2023（2）：108-114.、環境哲學視域中的資本邏輯命題的缺陷⑤楊通進.環境哲學視域中的資本邏輯命題反思［J］.云夢學刊，2022（1）：26-39.、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解放理論⑥解保軍.自然解放：從“兩個和解”到“還自然以寧靜、和諧、美麗”——馬克思主義“自然解放”理論探微［J］.云夢學刊，2022（4）：73-82.、哈格羅夫的太空環境倫理思想⑦林凱.哈格羅夫太空倫理思想探析［C］//“后疫情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哲學基礎與倫理規范”學術研討會暨2022中國倫理學環境哲學年會論文集.南寧：廣西大學，2022：433-441.、拉圖爾的蓋婭倫理思想⑧唐興華，胡翌霖.在“人類世”中重建環境倫理何以可能？——從拉圖爾的蓋婭思想看［J］.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報），2022（2）：7-14.等。其中，下述兩個新的研究動向尤其值得我們關注。

（一）動物正義與動物倫理的政治轉向

動物倫理一直是我國環境倫理學研究的重要主題之一。動物的道德地位、動物權利、動物解放、動物福利是國內學術界較為熟悉的議題，但是，能否把正義原則擴展應用于人與動物的關系問題，仍未得到國內學術界的關注和討論。直到2022年，國內才出現了兩篇論文標題中包含“動物正義”字段的論文。張會永首次較為系統地梳理了當代西方具有代表性的三種動物正義理論，即納斯鮑姆基于能力進路的動物正義論、唐納森和金里卡基于關系進路的動物正義論以及加納基于利益進路的動物正義論。在張會永看來，納斯鮑姆的動物正義論忽視了物種之間的紐帶和物種之間的多樣性；唐納森和金里卡的動物正義論過分依賴于偏倚性的相互關系，這與正義的不偏不倚的要求相沖突；加納的動物正義論綜合了其他動物正義理論的優點，但是他對利益和權利關系的論述、對能力進路的改進都是籠統而缺乏實效性的。張會永認為，生命中心主義的進路包含了上述進路所缺乏的物種、生態系統和正義德性等核心概念，有利于克服它們的個體主義、人類中心主義和忽視德性正義的傾向，能夠為我們發展出一種新的動物正義理論提供有益參考。①張會永.當代西方政治哲學中的三種動物正義理論［J］.浙江學刊，2022（1）：78-85.

新千年以來，尤其是Alasdair Cochrane的《動物與政治理論導論》（2010）出版以來，西方的動物倫理學研究發生了所謂的“政治轉向”，即用政治理論的概念和理論來完善對動物倫理學的闡釋，用政治和法律措施來保護動物的利益和權利。趙芙蘇結合西方學術界的研究動向，探討了動物倫理之政治轉向的具體表現：強調以動物利益基礎的動物權利；從關注動物的消極權利轉向關注動物的積極權利。趙芙蘇認為，動物權利話語向動物政治話語的轉向，大多訴諸某種與動物相容的正義體系的探索；它們建立在批判、甚至徹底否認傳統動物權利論的基礎之上，但這一否認似乎并不成功，因為，動物的積極權利的保護或動物公民權的建立，都需要動物權利這一道德基礎。動物權利的政治轉向具有更多的實踐性價值，使得動物權利更多地走向政策制定、立法等更為廣泛和有效的實踐層面；當動物權利涉及公民社會以及立法時，動物倫理的重要交鋒點就轉向了動物政治。②趙芙蘇.動物正義：動物權利研究的政治轉向［J］.自然辯證法通訊，2022，44（5）：27-33.

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探討動物倫理問題，也是動物倫理之政治轉向的一個重要標志。蔡華杰與王越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對動物解放論問題予以分析和闡釋。他們認為，與基督教教義中明確的人類中心主義傾向以及阿甘本的主觀過程視角不同，馬克思以歷史唯物主義方式書寫了人與動物的“統一中的差異”。通過對不同社會生產方式下人與動物關系的歷史性變遷的解讀，馬克思揭示了動物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作為固定資本或者流動資本所起到的資本增殖作用以及由此導致的生存狀態。只有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前提下（即堅持野生動物的公有屬性，并以滿足人民對優質生態產品需要作為生產的目的），才能實現動物的徹底解放。③蔡華杰，王越.“動物解放”的歷史唯物主義解析［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75（4）：49-59.黃雯怡在生命共同體的視域下探討動物倫理相關理論的建構。她認為，在人與動物的關系問題上，馬克思主義既承認人的需求的適當優先性，又兼顧保護動物及其棲息環境，維護人和動物的共同利益，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構建生命共同體視域下的動物倫理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為指導。④黃雯怡.生命共同體視域下動物倫理理論的構建［J］.江蘇社會科學，2022（4）：51-61，242.

2022 年我國動物倫理研究還出現了其他一些值得關注的動向。2020 年，李劍曾從弱式動物權利論的角度為動物擁有權利的觀點進行辯護。①李劍.動物為何擁有權利？兼容強、弱兩種動物權利論［J］.哲學動態，2020（11）：102-110.李仁杰不同意李劍的觀點。在他看來，弱式動物權利論很難成為一種內部融貫的理論，因為，它未能充分地論證動物為何擁有道德權利，同時，它也沒能很好地說明為何動物的道德權利低于人類。因此，他主張從動物美德倫理論的角度來為動物保護提供辯護，因為，動物美德論更重視道德心理學；同時，借助“距離相對主義”和“人類物種身份”的思想，動物美德論能夠回應它所可能面臨的道德相對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批評。②李仁杰.動物權利論的疑難與美德倫理學的啟發——兼與李劍研究員商榷［J］.哲學動態，2022（12）：104-113.孫亞君贊成雷根的強式動物權利論，但是，他認為，應當在實踐中區分動物權利論所蘊含的義務的優先級別：即對動物的“不傷害”義務優先于對動物的“仁慈”義務，而對動物的仁慈義務又優先于增加動物之“善”（裨益）的義務。③孫亞君.論“動物權利”之道德實踐的優先級［J］.自然辯證法通訊，2022，44（1）：93-102.尹潔對推進動物倫理的可能性進行了反思，強調了厘清動物道德地位概念譜系的重要性。她認為一種立足于更廣闊視角的動物倫理，可以在“關系性”和“擴展道德地位”的倫理框架下得到呈現。④尹潔.當代動物倫理中“道德地位”的意義與限度［J］.哲學分析，2022，13（6）：29-38，190.

（二）后疫情時代的環境倫理學

2022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雖然沒有完全消失的跡象，但是，許多人都看到了人類走出新冠疫情的希望。于是，如何建構和發展后疫情時代的環境倫理學進入了一些學者的思考視野。包慶德和孫暢晗認為，在新冠疫情時代，我們需要站在生態整體主義的高度，基于功利主義與土地倫理的學理基點，有序推進人類整體利益的自覺覺醒，有機推進自然內在價值的積極改善，有效推進生態環境倫理的深度完善。⑤孫暢晗，包慶德.新冠肺炎疫情：生態整體主義哲學深度反思［J］.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5）：32-43.張云飛從四個維度描繪了后疫情時代的環境倫理學的基本輪廓：在本體論層面，承認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承認生態價值；在方法論層面，倡導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生命共同體，運用綜合創新的方式整合思想資源；在價值觀層面，保證人民群眾生態健康和環境健康；在發展觀層面，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實現人道主義和自然主義的統一。⑥張云飛教授在2022年環境倫理學環境哲學年會上的主旨發言《面相后疫情時代的生態倫理抉擇：生態和諧論生態倫理學何以可能？》。葉平和遲學芳認為，后疫情時代的環境倫理學要建立在宇宙生命論的基礎上。他對后疫情時代生命宇宙論的生態文明觀產生的歷史過程進行了梳理和概括，進而從生命與發展的時代觀、生命宇宙論的整體觀、可持續的生態歷史觀、科學知識“三一論”的生態文明觀以及文明先行的社會支撐觀五方面概括了后疫情時代的生命宇宙論的生態文明觀特征。⑦葉平，遲學芳.后疫情時代的生命宇宙論的生態文明觀［C］//“后疫情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哲學基礎與倫理規范”學術研討會暨2022中國倫理學環境哲學年會論文集.南寧：廣西大學，2022：1-10.陶火生認為，后疫情時代的環境倫理學需要建立在生態生命觀與生命共同體理念的基礎之上。生命共同體理念蘊含著重要的生命二重性意識，即實體性的生命本質觀和關系性的生命間性觀。生命是客觀存在的，有生命的物體命脈相連，構成了地球的生命世界，是自然界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標志；這要求人類尊重和善待一切生命。生命間性主要是指人與非人生命之間的生態關系及其屬性，這要求人類遵循自然客觀性、生態整體性、平等交互性、主體責任性為主要內容的生命關系。①陶火生.實現人與非人生物和諧共生需要把握生命二重性［C］//“后疫情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哲學基礎與倫理規范”學術研討會暨2022中國倫理學環境哲學年會論文集.南寧：廣西大學，2022：50-59.李鈺認為，在后疫情時代，人類應該不斷加強對共同體生態觀的了解與認同，在處理人與自然、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等復雜關系的過程中，運用系統思維、辯證思維，理清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相適共生的邏輯前提，從而確定自身與其他物種共同發展的實踐走向。②李鈺.后疫情時代下人類生態倫理觀的反思與發展［J］.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22（4）：21-28.

四、結語

回望2022 年我國的環境倫理學研究，理論的探索在新冠疫情、動物虐待、氣候破壞等現實環境問題的催逼下勇敢前行?；诂F實的關照和理論的完善，學界同仁一方面繼續關注環境倫理學的基礎理論問題，鑄牢環境倫理學的理論根基；另一面，結合中國的具體實情，努力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維度與環境倫理意蘊，致力于為推進新時代條件下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構建提供必要的倫理基礎和道德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