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梁山區鄉村振興中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研究
——以呂梁市方山縣為例

李冬玲

(方山縣委黨校,山西 方山 033100)

近年來,全方位推進鄉村振興是新時代的重要任務。黨的十九大報告要求我們切實保障農民財產權益,壯大集體經濟,不斷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農村基層組織面臨的發展和建設任務日益繁重,農村集體經濟是村級組織實施基礎建設、拓展公共服務的重要經濟來源和有力支撐,是增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凝聚力和戰斗力的重要物質基礎,更是保障村級組織有效運轉、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堅強支柱。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基層黨組織的一項重大任務是發展和壯大集體經濟,提升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力,切實履行服務職能。這個重大任務不僅關乎經濟問題,還關系到黨在農村的執政問題,尤其是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但是受到區域環境、群體觀念、資源差異和原始積累等因素影響,呂梁山區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仍然存在一些挑戰。農村基層黨組織在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推動鄉村振興工作中處于關鍵位置,發揮著關鍵作用,關系著農村集體經濟能否得到發展,鄉村振興的目標能否實現。因此,深入調查研究呂梁山區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現狀,找出存在問題,探索發展路徑,大力加強鄉村人才建設,持續加強對基層黨組織隊伍的培訓和教育,適時造就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就十分重要和迫切。最近,筆者通過對呂梁市方山縣部分村集體經濟狀況的實地調研,結合個別鄉村“集體經濟破零”中的成功做法和經驗教訓,分析研究山區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嘗試提出發展集體經濟,推動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以期拋磚引玉,和廣大讀者商榷探討。

一、呂梁山區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現狀

方山縣曾經是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通過脫貧攻堅期間連續幾年的鏖戰,截至2018年底,方山縣7個鄉鎮118個貧困村,20 936戶54 962人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已有20 068戶51 809人實現穩定脫貧,貧困發生率從2014年的45%降為0.21%,成功實現高質量脫貧摘帽。

與此同時,在國家、省、市各級扶貧政策的大力支持下,通過縣、鄉、村不斷努力,方山縣經濟社會發展得到了很大提升,廣大農村村級集體經濟也得到一定的發展。據筆者實地走訪調查,截至2020年底,全縣152個行政村,共有村集體資產總額969 164 352.19元,其中資源性資產1 553 417.13畝(集體土地面積),目前共有經營性資產193 482 366.56元,占比20%,非經營性資產775 681 985.63元,占比80%。2020年,方山縣村集體經濟總收入共計790.4萬元,村均收入達到5.2萬元,比上年增長0.7%,村集體資產總額為96 916萬元,比上年增長19%。[1]

從表1可以看出,方山縣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結構呈現多元化。除了上級補助之外,村集體經營性收入較高,占比為15.8%?？傮w來看,在國家相關政策的扶持下,方山縣農村集體經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

表1 方山縣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結構情況表

從表2可以看出,方山縣經營性收入為1萬元以下的村子有109個,占比為72%;經營性收入為1萬～5萬元的村子有34個,占比為22.3%;經營性收入為5萬～20萬元的村子有9個,占比為5.9%。

表2 方山縣經營性收入(不包括上級補助)村數情況表

二、呂梁山區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和問題

梳理方山縣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現狀,不難看出呂梁山區由于資源匱乏、信息閉塞、基礎薄弱等諸多客觀、現實的問題,村集體經濟發展面臨積累差、總量小、支撐少、發展難等諸多困難和問題,具體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一)村集體經濟基礎薄弱、積累較差,“空殼化”現象依然比較突出。從調查結果不難看出,目前方山縣村集體經濟發展依然比較滯后,集體經濟基礎十分薄弱,2020年87%的村年集體經濟收入低于10萬元。一方面因為呂梁山區大多生存環境較差,生產資料匱乏,經濟發展一直比較落后。在計劃經濟時代,貧困地區唯一的經濟來源就是農業生產,但廣種薄收、靠天吃飯的落后生產方式,讓貧困地區連交納“皇糧國稅”和群眾基本口糧的保障都勉為其難,集體經濟積累經常微乎其微。再經過80年代普及包產到戶的過程中,原來屬于村集體的那些瘠薄的土地連同牲畜和一些簡單的生產工具也都分光吃盡,一些不易分割的生產設施也遭到了嚴重毀壞和浪費,導致貧困山區集體資產所剩無幾,甚至不少成為無資源、資產、無經濟收入的“空殼村”。[2]近年來,在脫貧攻堅過程中,國家投入大量資金,實施產業扶貧,積極發展集體經濟,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破零”行動,但從調查結果看,不少村集體的種植、養殖項目不是事倍功半入不敷出,就是經營不善效益低下,除了極少數的土地承包和光伏收益外,村集體經濟再沒有其它收入,和鄉村振興巨大的集體經濟支撐需要比,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任務十分迫切和艱巨。

(二)可開發利用資源較少,發展資金嚴重不足,村集體經濟發展缺乏必要支撐。呂梁山區普遍存在的問題就是資源匱乏,區位閉塞。農村僅有的資源就是土地,但有限的可耕地、有林地、宜林地、“四荒”已經通過二輪承包、拍賣全部到戶且長期穩定不變,其余仍然屬于集體所有的 “四荒”基本是沒有任何開發利用價值。在貧困攻堅過程中,國家投入大量資金強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建設人畜飲水設施、群眾服務中心、村衛生室、村級文化活動中心等,但這公共服務基礎設施雖然作為新增的集體資產,但無法轉化成有收益的經營性資產,屬于真正有資源、無價值,有資產、無法經營。[3]其次,在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過程中,一方面由于村集體基本沒有自有資金積累,另一方面在80年代包產到戶直至脫貧攻堅開始,國家基本沒有直接用于村集體經濟發展方面的投資,加之大部分村集體有價值、可抵押資產微乎其微,銀行貸款、抵押籌款等融資方式也受到限制,使村集體經濟發展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三)利益關聯機制尚未建立,村干部的工作責任心和擔當意識難以形成積極發展村集體經濟的工作熱情和內生動力。山區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很多,也就意味著作為集體經濟的管理者、經營者——村干部需要投入的精力和付出的心血很多。但目前從國家政策到各地的實際操作中,還沒有建立起村集體經濟發展和村干部及參與經營管理者個人收入的利益關聯機制。村干部每年領取來自財政轉移支付補貼僅有幾千元,個人家庭收入主要靠自己經商辦企業。[4]筆者調查發現,2020年方山縣237個村兩委主干年個人經濟總收入達2 219萬元,是2020年方山縣所有152個行政村集體經濟總受入970.4萬元的2.3倍,村干部人均年收入9.36萬元,比2020年方山縣村集體經濟平均收入5.2萬元凈高出4.16萬元?？梢哉f絕大部分村干部都是當地發家致富的能手,但卻在村集體經濟發展上作用不大。一方面是發展集體經濟困難重重,任務艱巨,另一方面是集體經濟的發展和村干部個人利益相脫節。村干部不像黨政機關和國企領導一樣有固定的工資年薪,同樣村集體經濟發展也不能像黨政機關、國有企業一樣僅憑干部的工作責任心和擔當意識來支撐,沒有利益機制的激發和調動,很難形成村干部和鄉村人才發展集體經濟的工作熱情和內生動力。另外,長期以來,各級政府特別是縣鄉兩級政府,將發展區域經濟的重心放在重點企業、骨干項目上,很少對區域內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整體謀劃,關注度較低、發展機制不活,支持力度不夠,增收渠道狹窄,嚴重缺乏積極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環境和氛圍。[5]

(四)村干部文化水平不高,市場意識不足,經營能力有限,難以承擔村集體經濟發展艱巨重任。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都十分重視村級基層組織建設,但受限于呂梁山區農村整體環境條件,村干部特別是兩委主干文化水平和綜合素質依然較低。筆者對2020年方山縣7個鄉鎮農村兩委主干的受教育情況進行了調查,在237人中,小學文化37人,占15.6%、初中文化143人,占比60.3%、高中文化43人,占比18.1%,大專文化14人,占比5.9%,而且文化程度高的兩委主干基本是在脫貧攻堅期間縣、鄉選派的機關干部兼任者居多。村兩委主干作為村集體經濟的主要經營者、管理者,不僅文化水平有限,而且大都沒有市場經濟運行的信息和知識儲備,僅靠村兩委主干很難承擔起發展村集體經濟的重任。

三、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對策和措施

(一)做好頂層設計,強化公共財政投入,多輪驅動,多元發展,確保貧困地區村集體經濟發展破零起步。綜合分析呂梁山區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原因,不難看出受限于區位、信息、資源、資金、技術等諸多發展要素的制約,要解決呂梁山區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瓶頸,首先必須做好頂層設計,國家層面要出臺專門的扶持政策,解決一直以來集體經濟發展的專項政策缺失問題。各省市要結合實際情況配套出臺相應的實施方案、縣鄉要成立專門的、專業的指導隊伍;要加大公共財政投入力度,創新性用好各項財政惠農政策,健全完善村集體經濟發展投融資政策。加大財政獎補力度、稅收優惠等財政措施,利用貸款貼息、擔保等方式吸引資本投入,建立投資和融資平臺。進一步加快農村土地經營權融資改革,推動金融資本順利進入現代特色農業領域和新形態領域,解決發展資金不足的瓶頸制約;縣鄉要因地制宜科學把握差異性,注重地域特色,按照經濟規律,順應市場需求,科學規劃、精準施策,做好發展指導、制定產業規劃,徹底解決山區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從上至下有人抓、有事做,發展什么,怎么發展的問題。

(二)全面清產核資,盤活存量資產,充分挖掘村集體可利用資源,形成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有力支撐。第一,做好“清化收”工作,要盡快完成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全面清產核資,有效利用農村相關資源和存量資產,不斷挖掘旅游、文化、產業、生態和土地資源的價值。構建集體經濟多元化發展新業態,為集體經濟的發展提供產業支持。第二,要充分利用好農村承包土地,結合當地具體情況進行現代特色農業建設、現代觀光農業建設,進一步創造條件發展林下種養模式。比如看山水遠足、住民宿休閑、吃土味美食、樂玩學民俗文化、學農耕體驗。同時加大支持力度,進一步放寬政策,給予村集體經濟組織更多自主權。例如,放寬基礎設施建設資格,允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自行承接政府服務項目和小微型基礎設施建設,擴大村民自建的范圍,擴大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規模。

(三)建立健全利益關聯機制,創新鄉村人才工作體制,形成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有力保障。采用股份量化、清產核資等方式規范貧困地區集體經濟的產權關系,創新完善村集體經濟發展體制機制,不斷發展壯大集體經濟進而優化鄉村治理。采用績效考核、保底工資和股權激勵相結合的方式,對相關管理人員進行獎勵,從而激發基層干部發展集體經濟的工作激情和內生動力。積極探索經濟合作社健康有效運行新模式,構建有效激勵機制,運用“物質+精神”的雙重手段,推動鄉村人才工作體制機制創新。激發鄉村人才創業熱情,進而帶動更多的城市人才回鄉創業。吸引“新上山下鄉”五類人才向鄉村回流。一是新告老還鄉者,20世紀80年代初畢業的大學生,近幾年均會進入退休年齡,他們不少人來自農村,他們有回鄉養老,回饋故鄉的強烈愿望;二是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帶著他們的收入和城市文化生活經驗,回鄉養老或再創業;三是新下鄉知識分子,近幾年特別是“互聯網+”給鄉村產業發展帶來新機遇的背景下,鄉村將為知識青年提供了大有作為的“希望田野”;四是一批城市人將去鄉村養老或從事鄉村產業經營;五是退伍老兵返鄉創業,榮歸故里,參與家鄉建設,積極采用各種措施將這類人才納入集體經濟管理層或村級領導層,以產業合作的方式推進收益共享,最終實現農村精英與集體經濟的結合。

(四)強化基層組織建設,對村級兩委班子成員開展教育培訓,提高村干部引領群眾發家致富、發展集體經濟的能力。繼續加大基層組織建設力度,注重提升村兩委班子成員的政治素養、文化水平。支部發展得如何,關鍵還得看帶頭人。為了保證農村基層黨組織發揮戰斗堡壘作用,尤其要注重村級組織帶頭人隊伍建設。第一,結合實際情況做好干部使用工作。若是換屆后村黨組織書記連選連任,存在年齡較大、能力和工作效率有待提高的問題,需要參加相關培訓,提升其知識技能,及早充實人才體系后備軍;若是換屆后村黨組織書記新任,可以拓寬致富路,提高其政治覺悟,增強其服務意識,帶領人民群眾走上共同富裕的康莊大道。若是無法勝任職位、工作存在停滯現象,需要及時調整人員;若是職位空缺,當地暫無人選,可以考慮突破地域限制,從附近村莊選擇優秀干部跨村兼任,也可以從縣里選派優秀干部擔任,主要任務是把干部人選培養好;若是貧困村和軟弱渙散村,應該從縣里調任第一書記,對第一書記的考核和管理要到位,這樣有助于他們明確自身崗位職責,積極建言獻策。第二,處理好短期目標與長期發展的關系。除了幫助村里解決當前突出問題之外,還要樹立大局意識。將目光放長遠,集中力量辦好組織建設和黨員發展工作,杜絕有名無實現象。[6]提高專項資金使用效益,將村黨組織書記培訓提上日程,保證每個村黨組織書記都有機會。安排其他村干部參加培訓,促進村委成員素質提升。同時從涉農科研院、校,縣鄉涉農機關中優選配備,將愿意在農村地區干事創業、熟悉和有能力幫助農村經濟發展的人才留在農村為鄉村振興貢獻力量;創新教育培訓機制,持續推進農村兩委成員文化教育和各類技能培訓。按照山西省委提出的“技能社會,人人持證”的工作目標和要求,堅持各取所需、應培盡培、一個不少的原則, 做好培訓需求與培訓內容的匹配,統籌整合縣級層面各部門的培訓內容,形成系統化精準化的培訓,利用專業化人才進行培訓,注重培訓效果的提升。[7]培養廣大農村干部研判市場能力,集體經濟管理能力,電商經營能力等方面,培育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干部隊伍,全面提升“兩委”干部服務意識、服務能力,引領群眾致富的能力。

呂梁山區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是一個意義重大而深遠的課題,必須深入分析其面臨的困難、存在的問題,從體制的視角、政策的準備,資源、資金、人才等各個要素的配置和投入綜合考量、多方驅動;既要解決缺乏資源、資本、產業、產品、市場等硬要素的投入問題,也要兼顧政策體制、利益機制等軟環境的配套問題。在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推動鄉村振興的偉大戰略中,呂梁山區農村只有立足地區比較優勢,實事求是認識村集體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和不足,充分利用脫貧攻堅期間形成的政策條件和發展基礎,全面盤點現有的資產、資源和產業基礎,持續改善投入機制、合理配置鄉村發展要素資源,補短板、強優勢、促發展,才能確保脫貧攻堅成果鞏固和鄉村振興發展的圓滿完成和全面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