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話文體源流新探

孟 昕

事實上,正如近年來戲曲批評學界日趨鮮明的分體研究趨勢所昭示的,對一種批評文體創作個性、發展脈絡的準確揭示,不僅能夠從方法論層面豐富我們對古典戲曲學的認識,更有助于為其所對應的文獻集群確立更加有效的研究思路。曲話作為一種靜態意義上的文體形式、而非動態與廣義上的“曲評方式”(4)齊森華、陳多、葉長海主編: 《中國曲學大辭典》,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7頁。所呈現的發展線索、批評特色與學術價值理應得到明確的闡釋。以楊劍明先生《曲話文體考論》為代表,學界對曲話文體源流的探索起步甚早,在曲話的文體屬性概括、歷史梳理方面也已取得了不少進展。遺憾的是,現有研究中仍缺乏對靜態體制層面曲話發展脈絡獨立、準確、全面的說明。一方面,文體界定標準在論證過程中的游移導致了諸作在曲話起源問題上的分歧與研究對象范圍的模糊;另一方面,古代曲話史研究中對作品版本演變問題的忽視與近現代曲話文獻發掘工作的滯后同樣造成了今人對曲話文體發展史的粗讀、誤讀與古今割裂(5)近現代曲話文獻整理,目前僅有俞為民、孫蓉蓉《歷代曲話匯編·近代編》(黃山書社,2008年)和劉于鋒《全民國曲話第一輯》(河南文藝出版社,2016年)兩種文獻匯編,尚有大量文獻未進入學人視野,遑論深入研究。。

有鑒于此,本文所討論的“曲話”概念將嚴格限定在前述趙著的狹義界說中,擬對筆記體制的“話”這一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批評文體進行全面考察?，F代學術論著、古代自成一體的曲品及《曲律》等理論專著均不在本文討論范圍內。在研究對象的劃定中,本文也將嚴格以著述者的創作自覺性與作品的初刊面貌作為判定依據。諸如沈德符《顧曲雜言》、徐復祚《曲論》等客觀上無法據現存版本明確其“話體”性質的作品,本文暫不予討論。正文部分對曲話文體源流的探索也將重點關注諸種文獻生成的原始語境,力求重新還原其誕生、發展的真實歷史細節,并結合新見報刊曲話文獻,探索曲話在近現代文化轉型中的歷史命運,于古今貫通的整體性觀念下重審曲話文體的功能特性、學術價值與當代意義。

一、 溯源: 曲話文體的詩學因緣

作為一種后起的批評活動,戲曲批評所采用的文體大都是從別種文藝批評中借鑒而來。無論是戲曲評點、品第還是體系化的理論專著,多數批評體式的誕生發展都經歷了“借用——轉化——獨立”這樣一個戲曲文體特性與批評文體原生屬性之間相互磨合、碰撞并最終產生新質素、建立新文體的過程。在傳統批評諸體中,詩學烙印最為深刻的“話體”成為了明代嘉隆之際文人戲曲批評風尚形成伊始率先被借用的文體。這一文體肇端于歐陽修《六一詩話》,早在兩宋時期便確立了以摘句批評、本事批評為主要方法的穩定形式特性。尤其是“以古代詩歌追求佳句妙語的藝術傳統為基礎”建立的摘句批評法,明顯與敘事文學的文體特征天然具有互斥性。(6)參見譚帆: 《小說評點的解讀——〈中國小說評點研究〉導言》,《文藝理論研究》,2000年第1期。就最早問世的李開先、何良俊、王世貞三家曲話來看,“話”這一批評體式由詩學向戲曲學的遷移,也正是以“曲”體在樂府傳統中與詩體的聯系作為橋梁來實現的。具體而言,曲話文體的詩學因緣又可從上述著作的內容面貌與原始創作過程兩方面得到充分論證。

首先,諸作的內容結構安排與批評方法應用均與詩話高度相似。李開先《詞謔》兼有錄事(“詞謔”“詞樂”篇)、品評(“詞套”“詞尾”篇)兩大功能,后者以錄曲摘句作為主要批評方式,評語又多集中于作品的音律文詞,僅有一處略涉賓白作法,總體上“沿襲了詩話冗雜的體例,其關注點亦是近乎詩的劇曲”(7)劉明今: 《中國分體文學學史·戲劇學卷》,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73頁。。隨后問世的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詞曲”卷、王世貞《藝苑卮言》附錄卷一后半的論曲條目均可視作筆記雜著中獨立成編的曲話作品?！案枨嗽娭鲃e”(8)(明) 何良俊: 《曲論》,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4冊,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6頁?！扒?詞之變”(9)(明) 王世貞: 《曲藻》,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4冊,第25頁。,二著開篇皆從古樂歌詩角度追溯曲史,內中所涉話題亦不出文辭、音律兩端。

更為有力的證據是,除了寫作過程尚不明確的李開先《詞謔》,何、王兩家曲話的撰著、修訂經過均能直觀揭示出早期曲話徑自由詩話中裂變而生的發展軌跡?！端挠妖S叢說》初印本論曲條目中原有一部分關聯詩文作品的類比批評內容,其中多數已在萬歷七年《叢說》通行本中被刪去。(10)參見辜夢子: 《〈四友齋叢說·詞曲〉三種版本?？卑l覆》,《戲曲藝術》,2019年第1期。這一轉變正為我們展現了何氏曲話參照詩評范式立論,又在后期著意擺脫其影響、追求曲體批評獨立性的真實歷史過程?！端囋坟囱浴番F存最早版本嘉靖六卷本中,“詞曲尚未從詩文中獨立出來,卷一、卷二、卷三皆有零散的詞曲評論”(11)賈飛: 《〈藝苑卮言〉成書考釋》,《文獻》,2016年第6期。。直至隆慶六年,王氏方“黜其論詞曲者,附它錄為別卷”(12)(明) 王世貞: 《藝苑卮言》,陳廣宏、侯榮川編校: 《明人詩話要籍匯編》第6冊,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410頁。。此后,《藝苑卮言》的論曲部分憑借《弇州山人四部稿》在文壇的重要影響力得以廣泛流傳,又在萬歷八年被時人輯為《曲藻》,以獨立形態波及后世曲論。早期文本中詩話、曲話內容的雜糅共生無疑在物理層面為“話體”由詩學向戲曲學的遷移提供了直接的血脈橋梁。以王著為例,即便是在曲論已獨立成編的作者自訂成熟文本中,論詩與論曲部分的內容結構也仍保持著高度一致,均分為述史、引用前人成說申明創作法則、作家作品評論三個論述層次,且其中的作品批評大量沿用了詩歌批評常見的摘句法。曲話誕生伊始所具備的詩學色彩,由此可見一斑。

但與此同時,在這幾部曲話中,我們同樣能夠清晰地看到,著者在借鑒詩學批評范式發曲學之議時也在不斷嘗試構建以劇曲為主的曲學批評獨立體系?！对~謔》中的“詞樂”篇已從記事角度關注到了曲唱與扮演,何、王曲話中的作家作品批評也已初具劇場性的眼光。曲話文體所具有的詩學因緣毋庸置疑,在時人戲曲觀念轉變的推動下,新的變動因素開始在曲話中逐漸孕育生成。

二、 定體: 文體互動視野下的曲話內容拓展與方法更新

一種批評文體的生成與發展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制約。這其中關涉到批評文體原生屬性與批評對象文體特性的砥礪磨合,同時也與著述者對批評對象的認知變化密切相關。明嘉隆年間,在“歌曲乃詩之流別”(13)(明) 何良俊: 《曲論》,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4冊,第6頁。的樂府觀念熏染下,李開先、何良俊與王世貞沿用“摘句”加“本事”的詩學批評方法,并結合戲曲自身特性對詩話文體加以改造,逐步完成了以文詞論、音律論為主體內容,散、劇曲兼論而更側重劇曲,批評議論為主、記事與考據功能為輔的曲話文體的創立。自此以后,如何消除戲曲文體特性與“話”體原生詩學屬性之間的齟齬、將曲話改造為一種真正適配于融合抒情與敘事、兼及案頭與場上的綜合性戲曲藝術的批評文體,這便成了貫穿曲話古今演變歷程始終的核心問題。

山東省濟寧市魚臺縣王廟鎮棉花種植面積有5萬多畝，郝集村的劉磊今年種植了不少畝棉花，為了準確把握棉花各生育期生長特點及需肥規律，驗證云天化復合肥在棉花種植中所展現的效果是否能滿足植物生長所需的營養，待試驗結束后對照試驗用肥量、用肥成本、用肥肥效、棉花產量等綜合因素下，云天化復合肥同其他廠家的肥料的優缺對照，云天化工作人員選擇了劉磊家的棉花作為對照試驗的樣本，想通過田間試驗，總結出一套適合棉花生長全程營養解決方案，為云天化復合肥做好技術服務指導，提高云天化復合肥的影響力。

相較于評點、曲品等其他戲曲批評文體,詩學傳統最為深厚的曲話一體所經歷的這一改造過程無疑更加曲折漫長。從嘉隆年間的文體初興到乾隆末期李調元《雨村曲話》《劇話》的問世,曲話的創體與定名間隔了兩百余年?？傮w看來,時人戲曲觀念的轉換是促進曲話文體演變的原動力,評點、序跋、理論專著等他種戲曲批評文體的互動滋養也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而撰著者對曲話文體的改造又主要體現在內容格局的拓展、批評方法的更新兩方面。以著者批評立場由“曲”向“劇”的轉換作為大致分界,并以作品刊載方式的變化為直接依據,曲話自明萬歷至清末的發展歷程可分為寄生期、獨立期兩個階段。相較之下,寄生期曲話尚處于對“劇學”觀念的接納過程中,其發展重心是在當時豐富多元的戲曲批評文體格局中明確自身的屬性定位;而獨立期曲話發展的特色任務則是該文體的原生批評方法(摘句批評、本事批評)、功能(批評議論、記事考據)在“劇學”觀念引導下的糅合重塑,方法更新已成為此時曲話實現內容格局擴展的主要手段。

(一) 由“構詞”走向“構局”: 文體多元共生格局中的寄生期曲話

在明萬歷至清前期的文人戲曲創作高潮中,時人的戲曲本體觀念由詩歌觀念下的“曲”逐步向作為敘事文學的“文”與作為綜合藝術的“劇”過渡。(14)參見譚帆、陸煒: 《中國古典戲劇理論史(增訂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55—70頁。與此同時,在這一體制復雜的文藝形式伴隨著諸多不確定性向前蓬勃發展的時期,創作技法的總結、文體規范的確立成為戲曲批評的核心議題,戲曲消費文化的勃興也深刻影響了文人的論劇旨趣。諸種因素共同推動了戲曲批評文體格局的轉變: 一方面,戲曲劇本、選本、曲譜刊刻數量激增,批評著述與劇作文本的聯結日益緊密,序跋體與“改”“評”結合的新生評點體得以實現迅猛發展,以題材命意、人物塑造、關目結構為中心的敘事學批評進而在戲曲批評中全面展開,新的品第批評文體亦應運而生;另一方面,對創作技巧、法度的規律性認識需求催生出一系列成體系的理論專著,王驥德《曲律》、沈寵綏《度曲須知》、李漁《閑情偶寄·詞曲部》等均為此中杰構,文人對戲曲論爭的深度參與亦使尺牘、雜文小品等新文體進入戲曲批評領域。時人在戲曲文體規范確立過程中不斷嘗試以新的言說方式來展開思想論爭、探索實踐道路,批評文體的流動共生格局正是時人創作、欣賞之多元需求與理論開拓精神的生動反映。

如前所述,曲話文體最初是依托詩學批評范式、由詩話中直接裂變而生的。當劇評家們對戲曲的關注不再局限于局部語辭的精妙,而是在“文”或“劇”的戲曲本體觀念指引下全面關注其格律文采、題材故事、情節人物乃至搬演排場時,相較于在體制上更易容納言情敘事、案頭場上之多維批評視角的序跋、評點乃至品第批評,仍存有濃厚詩學風味、在消費性與傳播功能上亦處于弱勢的曲話文體便不再受到時人的特別青睞。此外,面對這一階段戲曲批評的核心任務——總結創作法則,體系化的理論闡發同樣是曲話文體的功能短板。自萬歷至清前期,新問世的曲話作品不過凌濛初《譚曲雜札》、張大復《寒山堂曲話》、黃周星《制曲枝語》、丁耀亢《嘯臺偶著詞例數則》等寥寥幾種。它們大多附于曲選、曲譜、劇本卷首,又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與序跋文體相混的特征。(15)凌濛初《譚曲雜札》附刻于散曲、戲曲選集《南音三籟》卷首;與曲譜合刊的則有張大復《寒山堂曲話》(《寒山堂新定九宮十三攝南曲譜》卷首)、徐于室《臆論》(《北詞譜》卷首)、查繼佐《九宮譜定總論》。黃、丁二作分別附刻于《人天樂》《赤松游》兩部傳奇劇本卷首。曲話在完成了開辟文人論劇風氣、為戲曲批評在文人文學批評中爭得一席之地的歷史任務之后,便迅速退居到戲曲批評文體格局的邊緣,長期依附于其他主流文體發揮輔助功能。

而從另一角度來看,晚明清初的曲話雖然尚未建立穩定的文體形態并獲得著述流通的獨立性,但仍通過與序跋、評點、理論專著等其他批評文體有機組合的方式發揮著自身的獨特功用。以凌濛初《南音三籟》為代表的相關曲譜、曲選通常以序文述其背景宗旨、凡例定其章法,而附刻其中的曲話又多在理論陳述中與正文針對具體作品的評點有所呼應。曲話在其中一方面能夠承擔申明作者理論取向、為讀者提供宏觀理論指導的功能,另一方面,相較于體大思精的理論專著,其條目式散評的靈活體式兼容論理、說法、品藻多種功能,在全書架構中有效地充當了宏觀理論論述與微觀作品批評的溝通橋梁,在不同批評文體的功能整合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即便是王驥德《曲律》這樣以系統總結創作法度為明確目標的理論專著,也并未對著作體系的嚴整與精密求全責備,而是保留了《雜論第三十九》這樣“每得數語,輒拈管書之”“縱筆漫書,初無倫次”(16)(明) 王驥德: 《曲律》,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4冊,第181、146頁。的話體內容。嘉隆間曲話所承擔的作家作品批評、觀念論爭、理論建構功能在這一時期被分散至曲品、序跋評點、雜文尺牘、理論專著等趨向專門化且更具針對性的各批評文體中,曲話一體則以其隨筆漫談、長短不拘的靈活體式在批評與作品、宏觀理論與具體批評之間進行黏合與補充,在文體功能上與日漸多元化的各式批評文體實現了互補共生。

著者戲曲本體觀念的轉變同樣推進了該時段曲話內容格局的與日俱新。受到曲譜、曲選以宮調曲牌為敘述單位的體例限制,文詞、音律論仍是這一階段曲話的主體內容。但隨著案頭、場上兼美的綜合性戲曲藝術觀念的建立,在評點、品第等批評文體中先行發展起來的敘事學批評方法的滋養下,曲話自身也在同步調整其批評視野,開始將題材故事、關目結構等議題納入論述體系中,典例即為凌濛初《譚曲雜札》對戲曲“搭架”“排置”(17)(明) 凌濛初: 《譚曲雜札》,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4冊,第258、255頁。及賓白作法的討論?！赌弦羧[》在體例上雖仍是依宮分調,但評曲眼光已不再完全局限于曲詞本身,而是在曲文批點中不時發散至整出整劇的情節關目設置,(18)參見都劉平: 《曲選: 中國古代曲學的新視域——以〈南音三籟〉為例》,《文化藝術研究》,2016年第4期。這一觀念取向正與卷首所刊《譚曲雜札》互為表里。清順康年間不僅誕生了首部以“曲話”命名的論曲著作——輯錄《譚曲雜札》《曲律》《度曲須知》論曲枝語而成的張大復《寒山堂曲話》,由此正式確立了附刻類曲話區別于序跋文體的獨立地位,曲話的刊載方式也由依附于曲譜曲選轉為同單刻劇本合刊。突破了曲牌、曲套的論述體例限制,敘事學批評在曲話中所占比例進一步擴大。相較于更多停留在語言音律問題上的黃周星《制曲枝語》,丁耀亢《嘯臺偶著詞例數則》呈現出了更加鮮明的劇學視野。但總體來看,“構詞”與“構局”并重的劇學視野在晚明清初曲話中的呈現仍是十分微弱的。受到附刻這一刊載方式對作品篇幅、內容的制約及文體的原生詩學特質所限,曲話中敘事批評內容的出現亦頗具隨機性。

(二) 從本事考據到敘事論評: 獨立期曲話的批評格局擴展

乾嘉以后,隨著文人戲曲創作高潮的消退與劇壇花雅格局的變遷,“曲學從社會的行為日益轉變為書齋的行為、學者的個人行為”(19)李昌集: 《中國古代曲學史》,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576頁。,戲曲批評領域的文體格局亦為之一變。就傳奇雜劇而言,確立、總結創作規范的議題已基本在清前期結束,此時文人在立法方面的理論興趣已由寫劇轉移至度曲,新問世的理論專著如《樂府傳聲》《顧誤錄》及各式宮譜均以指導曲唱為務;文本與批評的空間關系開始走向疏離,序跋、評點各體著述的理論意識普遍呈現出弱化之勢,前述以批評議論為第一屬性的附刻類曲話逐漸消弭于序跋文體中,(20)清中后期仍以話體方式命名的附刻類作品僅有程煐《讀曲偶評》(附于《龍沙劍》傳奇卷首)、醉齋繼主《梅花夢贅言十四則》(附于《梅花夢》傳奇卷首)寥寥幾種。前者雖仍保有隨筆漫談的特性,但全文并無分段,其刊于卷首的主要功用是“以代題辭”,后者則完全是一篇凡例。取而代之的是更多體現話體“資閑談”(21)(宋) 歐陽修: 《六一詩話》,何文煥輯: 《歷代詩話》上,北京: 中華書局,1981年,第264頁。性質,資料性、考證性與批評性兼具的單刻類曲話。得益于考據學的風行與學術札記文體的日益興盛,曲話在乾嘉年間以獨立姿態重回戲曲批評的主流文體行列,并于清中后期實現了規?；l展。而在戲曲本體認識方面,無論是“以文律曲”(22)(清) 梁廷楠: 《曲話》,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8冊,第290頁。觀念下文章學對戲曲學的滲透,還是文人在花部表演藝術蓬勃發展的社會現實中對戲曲“搬演故事”這一本質屬性的確認,都直接推動了曲話批評格局的進一步擴展。

乾嘉至清末是敘事學批評在曲話內容格局中進一步向論述中心移動的重要時期?！队甏迩挕分凶髡咴瓌摰那宕骷易髌放u部分對劇作文辭音律與故事性、舞臺性的關注已相對均衡。該著評陸采《明珠記》“曲中佳語雖少,其穿插處頗有巧思”,論《桃花扇》描寫人物“口吻畢肖”(23)(清) 李調元: 《雨村曲話》,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8冊,第19、27頁。等等,評語雖極簡略,但仍能體現出融曲詞、敘事、搬演為一體的多維批評視角已在曲話中初步建立。焦循《劇說》進而提出“事、詞、音”的綜合性劇作評判標準,同時也已經關注到行當扮演、砌末行頭對劇情表達的影響。(24)(清) 焦循: 《劇說》,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8冊,第175、190、191、195頁。乾嘉曲話雖有內容駁雜、述多論少之弊,但明曲話依托詩學批評范式建立的以文詞、音律論為主體的內容結構自此已呈現出松動之態,劇本批評中的舞臺視角初露端倪。道光以后,梁廷楠《曲話》在“間論律,而終以文為主”(25)(清) 李黼平: 《曲話》序,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8冊,第237頁。的批評格局下著重以敘事眼光審視劇作優劣,詩學視野下的文詞音律論與敘事維度中的題材人物、關目結構論至此在曲話內容格局中形成分庭抗禮之勢。楊恩壽《詞余叢話》《續詞余叢話》復以“神情合,排場佳”(26)(清) 楊恩壽: 《詞余叢話》,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9冊,第266頁。為批評準則,在文字聲律、關目穿插、腳色配置等各方面都對劇本的舞臺品性給予了更加具體的關注。其場上旨趣多系于戲曲文體諸要素中的“人物”一項,戲曲表演批評中的評伶思維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楊氏融入劇作人物形象的案頭評析中——典例即為《叢話》評《長生殿·驚變》楊妃醉酒一段時對“風致”這一梨園花譜評藝語匯的應用。黃啟太《詞曲閑評》則徑自在開篇歸納出評劇總則:“詞曲以命意布局為先,簡凈為高,而機調之湊泊,聲律之敲戛,科白、打諢之步驟,尤宜生動合趣,處處經營,不可一段稍涉松懈?！?27)(清) 黃啟太: 《詞曲閑評》,俞為民、孫蓉蓉編: 《歷代曲話匯編·近代編》第1冊,合肥: 黃山書社,2008年,第13頁。

這一時期曲話內容格局由文詞音律論向敘事論、搬演論的延展一方面得益于篇幅體量顯著擴充的獨立期曲話在文體互動中對序跋評點、曲品曲論專著敘事批評理論資源的輯錄吸收,另一方面更受惠于此時文人在劇學觀念下對曲話本事批評法、摘句批評法的利用發展。既往曲話中不甚發達的本事考據功能隨著李調元《劇話》、焦循《劇說》等著的問世被內化于曲話寫作體系中,歷史考據自此成為曲話批評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焦著又頗注重考據、論理之結合,將曲話中的本事考據自然延伸至虛實論范疇下對戲曲敘事剪裁問題的辨析。正是在考據經世時風滋養下不斷壯大的本事批評法為敘事論評在曲話中的進一步開展奠定了方法論基礎。道光以后,曲話的論辯、考據兩大傳統進一步融合,梁廷楠《曲話》力圖在文獻考訂梳理、歸納比較中對劇作的文詞風格、敘事剪裁等問題做出客觀的規律性辨析,曲話文體對戲曲故事的關注焦點也明確由知識性的本事考據轉移至議論性的作法批評。光宣年間問世的楊、黃曲話又進一步在摘句批評中實現了方法創新。楊著以曲白相生理念為根基,借鑒金批《西廂》的批評理路,在摘句批評中首創摘引賓白之例。(28)《詞余叢話》卷二評《虎囊彈·山門》言道:“余尤愛其臨去科白云:‘俺于今不是五臺山的和尚了!’黃鵠舉矣,青天廓然。昔金圣嘆嘗贊《西廂記》‘俺去也’三字,千古尤響,余于此十二字亦然?！?清) 楊恩壽: 《詞余叢話》,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9冊,第244頁。此前雖也有梁廷楠《曲話》卷二摘引《漢宮秋》第三折番王的念白,但其用意在于質疑曲白敘事的前后矛盾之處。在曲話中摘錄戲曲賓白并作審美品評者,實以《詞余叢話》為始?！对~曲閑評》中的摘句不僅曲、白并引,賓白摘引的篇幅比例較之楊著也已有明顯提升;同時又將科介提示原封不動地搬入曲話中,對劇作在曲白科諢的配合中描摹人物的“以筆代舌,肖吻肖神”“出言有章,合腔合拍”(29)(清) 黃啟太: 《詞曲閑評》,第16、19頁。加以完整評析。

迄至清末,曲話文體已在理論格局的擴展、批評方法的更新上逐步實現了“話”體原生詩學屬性與戲曲文體特性的有機結合。曲話在中國古代最終定型為一種以摘句批評、本事批評為基本方法,兼具批評議論、考據辨訛、記事雜錄功能,對戲曲文本創作中的音律、文詞、故事、排場等問題進行全面探究的筆記式文學批評文體。由附載寄生到獨立刊行,由以文詞音律論為核心的“曲”本位到曲詞與故事、抒情性與敘事性并重的“劇”本位,曲話文體在時人戲曲觀念的演進催動及他種曲論文體的互動滋養中不斷豐富擴展著自身的理論意涵與視野格局,并于有清一代最終獲得了名與實、外部刊載形態與內在功能旨趣的雙重獨立。

而在另一方面,遍覽古典戲曲學的各大理論命題,唯獨演劇批評在曲話中始終處于缺位狀態。作為“案頭之書”和“場中之劇”(30)(明) 茅元儀: 《批點牡丹亭記序》,郭英德、李志遠纂箋: 《明清戲曲序跋纂箋》第2冊,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第812頁。的戲曲在古代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兩條接受路徑,從而進一步影響到戲曲批評的書寫格局,“造成文本評價的案頭化傾向與表演藝術研究的匱乏”(31)劉明今: 《中國分體文學學史·戲劇學卷》,第29頁。。相較于序跋、評點各體,古代曲話的舞臺視角又更加微弱。其在明嘉隆之際的初興與清中期的定名立體恰與傳奇雜劇文體先后在詩學、文章學層面被納入文人雅文學序列的兩個關鍵節點相呼應;曲話重回戲曲批評主流文體行列之際,又正是傳奇雜劇的文學性、文人本位性得到空前強化,戲曲作家的詩文家身份意識最為顯著之時。清中葉后的戲曲學雖已在藝人的參與下展現出“由長期以劇本論和史料學為主重新轉向注重演出論(包括表演學、導演學和聲樂理論等)”(32)葉長海: 《中國戲劇學史稿(修訂本)》,北京: 中華書局,2014年,第575頁。的轉折態勢,關于昆伶演劇的藝術賞評也已在大量花譜及《揚州畫舫錄》等筆記雜著中漸次展開,但文人在曲話寫作中依然嚴守著文本與舞臺的界限。曲話對戲曲舞臺的關注多局限于文化史視角下的演劇史考索、軼聞記載及文本批評中對劇作搬演效果的考量,藝術批評維度中的戲曲演出本身并未進入其視野。即便是對戲曲文本的舞臺質素最為重視的楊恩壽,其演劇批評的開展也主要借助于日記雜著,《坦園日記》中的昆亂演劇述評與闡明“制曲之道”(33)[越南] 裴文禩: 《詞余叢話·序》,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9冊,第231頁。的“詞余”二“話”仍保有明確區隔。依托傳奇雜劇案頭清賞風潮展開規?；瘜懽鞯那捨捏w,至此仍處于文學批評的界域之內。直至20世紀初西方學術文化思想輸入、戲劇改良思潮興起后,戲曲作為一種表演藝術的社會、審美價值逐漸為世人所普遍接受,優伶的社會地位亦得到顯著提升,曲話方才獲得了向藝術批評領域延展,構造與戲曲自身之文學、舞臺雙重屬性相契合的完整批評格局的可能性。

三、 窮流: 近現代曲話的舞臺化與學術化轉向

正如上節所提及,在整個19世紀的戲曲學領域,以傳奇雜劇文本批評、劇史考證為核心的曲話在文學批評界域內的發展完善與注目于優伶、兼及花雅而以花部為主的花譜筆記談藝之風的興盛,二者基本處于互不干涉、獨立并行的發展狀態中。與此同時,自19世紀70年代起,報刊傳媒的興起與對文藝批評的介入極大地改變了戲曲批評的創作傳播生態。相較于在雅文學體系內亦處于邊緣位置、受眾面狹小的案頭曲話,面向市民大眾的即時演劇評論顯然與報章文字的現實性、通俗性、時效性需求更加契合。20世紀初,得益于京滬等地市民娛樂文化的發展、啟蒙思潮下時人戲劇價值觀念的轉變與報刊文藝消閑版面的擴充,此種承續梨園花譜評藝話語、與時下劇場表演密切聯動的新興劇評又借鑒“捃摭談屑,發揮主張”(34)豂子: 《戲評與詩話》,《公言報》,1917年11月16日。的傳統詩話批評體制,在專欄連載模式下進一步蛻變為立足舞臺本位“平量戲劇之編演二方面”(35)天行室主: 《評劇之意義及其分類(四)》,《春聲日報》,1921年6月2日。,全面關注中西各類戲劇形式之編、導、演、觀、評各環節,在“縷述梨園軼事、歌場興革”(36)天行室主: 《評劇之意義及其分類(五)》,《春聲日報》,1921年6月3日。的同時又致力于研討“演藝之學理”(37)馬二先生: 《嘯虹軒劇話》,《神州日報》,1916年8月2日。的劇話文體——傳奇雜劇(昆劇)亦在其論述范圍內,且多被視作一種文學、音樂、美術上之“專門學”(38)韓補庵《補庵談戲》:“吾意以為昆曲當置之音樂專門或美術專門中,非通俗戲劇?！薄拔膶W派戲本乃專門學,專門之中又分門別類,各自成家為各專門,非如余淺薄所能談?！酥鲃t王君國維所著之《宋元戲曲考》,可為戲曲家事倍功半之津梁?！鞭D引自黃霖主編: 《現代(1912—1949)話體文學批評文獻叢刊·劇話卷一》,南京: 鳳凰出版社,2020年,第124、99—100頁。而予以獨立評述。與此同時,在大眾傳媒的喧囂聲中,傳統案頭曲話也仍在以相對獨立的姿態繼續向前發展。曲話文體在20世紀上半葉的演進正處于這兩種寫作模式的相互影響、磨合與交融之中。

近代以來舞臺本位的曲話撰著約始于1914年《生活日報》所刊晦庵《昆劇談》。其撰著動機正是對報刊評劇風潮中昆劇劇種缺位現象的反思:“各報有評劇一欄。評京劇者,其道著處較前數年為多;評新劇者,五光十色,閱之目迷;偶涉昆劇,著筆便誤。良由昆劇久不開演,見者竟將無人?！?39)晦庵: 《昆劇談》,《生活日報》,1914年6月2日。1915年后,昆劇市場在梅蘭芳、韓世昌等藝人的提倡及社集曲友、高校師生的支持下出現回溫之勢,業余曲社的清唱與會串活動亦日趨興盛。自1918年起,以“昆曲話”“昆劇談”等為題名,注目于昆劇舞臺藝術的表演類曲話漸盛于報端。袁寒云《寒云說曲》、顧蔗耕《西昆雜憶》、尤半狂《梅花清夢廬昆曲雜譚》及姚民哀《仙韶寸知錄》《南部枝言》等諸作或評騭曲友、伶人表演之優劣,或在中西、京昆比較的視野下介紹昆劇之腔調源流、班社體制、唱念身段、文武場面、行當砌末等知識掌故,或談論自身度曲串戲之心得,亦間或立足于演劇需求論述曲本劇情、排場之得失。約自1927年起,原文學批評界域內的“曲話”這一題名方式開始被普遍應用于演劇批評類作品的指稱中。如潘寄夢《小紅樓曲話》(《紫羅蘭》,1927年)、方問溪《天風閣曲話》(《新晨報》,1929年)、竹隱《圓通精舍曲話》(《天風報》,1935年)、俞振飛《江南俞五曲話》(《半月戲劇》,1943—1944年)等,諸作均側重于對昆劇表演法度的探討?？傮w來看,采用此種撰著模式的曲話作者多為各行各業以度曲、串戲、觀劇為好的曲友串客,與昆劇發展現實及報刊媒介的密切結合是此類作品的基本寫作趨向。在即時性的演出評述與唱做技巧總結之外,基于傳承雅樂、保存國粹的文化立場,諸作同樣以不少篇幅對昆劇改良、存續之策略進行了探討。

與此同時,承續明清曲家寫作傳統、以讀曲研劇為務的案頭曲話同樣在這一階段呈現出諸多新的時代特征。除了冒廣生《戲言》、任中敏《曲海揚波》等少量以資料輯考為主的曲話仍保留了單行刻印的傳統出版方式,絕大部分作品已將第一發表平臺轉至報刊;而西方文藝美學觀念與史學研究范式、科學方法的傳入不僅改變了戲曲批評研究領域的宏觀文體格局,同時也在不斷改造著曲話自身的內容面貌。

一方面,王國維《錄曲余談》、姚華《菉漪室曲話》等著以考證歸納、?？陛嬝ㄖ铝τ趹蚯墨I考辨與戲曲史研究,由此將傳統歷史學曲學路徑中主要承擔資料存錄功能的曲話發展為現代學術范式下注重系統分析與因果論證的“學人論學之作”(40)葉德均: 《〈菉漪室曲話〉》,《小說月報》,1944年第44期。。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隨著戲曲學科在高校的建立與發展,曲話的述學功能又在傅惜華、趙景深、錢南揚、胡適、顧隨、鄭騫、葉德均、隋樹森等現代學人所開展的戲曲史論研究中得到進一步發揮。(41)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有傅惜華《曲盦譚曲》(《北京畫報》1926年第1卷第2、4期)、趙景深《讀曲隨筆》(初刊于《中國文學》《社會日報》等報刊,1936年由北新書局結集出版)、胡適《讀曲小記》(《益世報·讀書周刊》1936年3月19日,1937年3月18日、4月8日)等。其文體形態也逐步由傳統的條目連綴體制過渡為篇章連綴,內中每個小標題下都是一篇圍繞作家生平、作品本事流變等具體的戲曲史問題而作,邏輯相對完整的考據短札。

另一方面,基于對戲曲“兼聲、形、情三者之妙”(42)西神: 《秋平云室曲話》,《新聞報·元旦增刊》,1927年1月1日。的“有形文學”(43)黃人著,楊旭輝點校: 《中國文學史》,蘇州: 蘇州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6頁?！皬秃纤囆g”(44)遠生: 《小叫天小傳》,《中華小說界》,1914年第7期。性質的重新審視,這一時期的案頭曲話在文藝批評方面多主張文律兼重,重視探索符合舞臺規范且原理清晰、簡明實用的作劇方法,并在具體文本批評方面進一步實現了對劇作文學性、舞臺性的平等關照。陳栩《古今詞曲品》即有感于前人宮調律呂之說“要皆不過小學家徒事考據”“始終于詞曲家毫無裨益”,倡導作劇者通過學習度曲擫笛來掌握工尺、“融會貫通其所以然之故”(45)天虛我生: 《古今詞曲品》,《著作林》,1907年第8期。,而后所填詞曲方能合于場上之需。汪石青《曲話》亦言及“《長生殿》格律精嚴,最便初學。初習制曲者,宜取九種曲及《長生殿》為讀本,下筆自無薄俗之病”(46)汪石青: 《曲話》,汪稚青編: 《汪石青集》,合肥: 黃山書社,2012年,第396頁。。諸如此類,均大大提升了曲話用于指導創作實踐的理論價值。在具體劇作批評方面,代表性作品則有吳梅《顧曲麈談·談曲》、劉澹云《杏園談曲》、王玉章《龢云軒讀曲漫志》等。比如,王著評《天燈記》既能指出其“譜律配色協韻之違失”,點明該劇“一色數演”的腳色分配法“由讀者方面而論,似嫌頭緒紛繁,令人目眩;由優伶方面言之,頗有勞逸不均之感”,同時又能從文學價值出發,充分肯定其“抽毫遣詞,誠能高人一等”(47)王玉章: 《龢云軒讀曲漫志》,《圖書季刊》,1940年新第2卷第4期?！@正是“一作在前,必審察其曲之是否當行,情節之是否相稱,配搭音呂是否合律,而后批判此作之為優為劣”(48)玉章: 《和云軒曲話之一: 作曲客問》,《中央日報》,1946年10月4日。的綜合藝術批評準則被應用于評劇實踐的典型例證。

此外頗可一提的是,“五四”后西方文藝批評方法的規?；瘋魅胍苍谇捴写呱鲆徊糠忠浴把芯楷F代劇的方法”(49)陳豫源: 《讀曲札記: 介紹、敘錄、批評及其他》,《舞臺藝術》,1935年第2期。探討劇作思想主題、人物性格及其背后“人生觀念”的作品。1925年傅惜華連載于《益世報》的《讀元曲》一文已略有此傾向,30年代后又有岑雪峰《讀雜劇》、陳豫源《讀曲札記》、蒙拾《讀曲偶記》等作品問世。但總體來看,曲話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所采用的文本批評方法仍以前述聚焦于創作指導的傳統模式為主。

以上分述的舞臺、案頭兩種曲話寫作模式在20世紀上半葉的生成抑或延續自有其不同的歷史基礎與時代條件,而曲話文體在這一時段的真實演進狀況又遠非此種雙線并行發展的簡單模式所能完全概括。傳奇雜劇在突破了案頭、舞臺二分的雅俗價值藩籬之后,又在新媒介、新思想、新學術的影響下蛻生出作為“國故”的歷史遺產、作為活態藝術的現實文化活動的雙重屬性?；谥卟煌纳矸荼尘芭c知識結構,一部曲話的具體內容亦會在論作法、析文本、研劇史、評唱做四者間自由組合。近現代曲話中確實存在為數不少的、由只關心傳奇雜劇“國故”價值的新文化學者或僅注目于昆劇唱演的曲友串客撰寫的純學術類、表演類作品(胡適、袁寒云即為其中典例),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曲話松散自由的寫作形制也正為傳奇雜劇批評研究中案頭與舞臺、歷史與現實、學術與藝術的多維視角聯結提供了文體上的便利。以摘評古代曲話、讀曲研劇為主的沈太侔《繁霜閣曲話》同樣輯入了《寒云說曲》談論曲本舞臺改編原則與清客串演活動的少量條目,其原創部分亦由《上元夫人》曲本的不合律關注到場上昆劇之“曲律淪亡”,感慨“不合律之曲未嘗不可唱,再老伶工亦非盡知曲律也”(50)番禺沈太侔編,攜李朱滌秋校: 《繁霜閣曲話(續)》,《時報》,1923年9月5日。。許月旦《昆曲雜談》將對古代戲曲史的回溯與就昆劇生存現實、改良之策所作反思融于一著,以曲家兼學者的復合身份撰寫曲話的吳梅、趙景深所作《霜崖曲話》《民族曲話》《一月曲話》等著亦可見出傳統文藝批評與現代學術的結合。其中吳著在賞評作品時多留意當代昆劇臺本與元明清曲本間的承繼關系(51)參見吳新雷: 《吳梅遺稿〈霜崖曲話〉的發現與探究》,《南京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趙著則尤為強調班社、舞臺文獻在戲曲輯佚比勘工作中的重要性(52)趙景深稱:“《集成曲譜》《六也曲譜》《遏云閣曲譜》《昆曲大全》《與眾曲譜》《春雪閣曲譜》《昆曲粹存》等書中,或許有一小部分是從伶工那兒得來,一向不為戲曲史家所注意的。略加搜輯,或許可以補《曲錄》《今樂考證》等書之遺?！壁w景深: 《一月曲話》,《文藝世界》,1941年第6期。。曲話至此終于實現了在歷史考據、文藝批評兩方面對戲曲綜合藝術性質的全面關照,并逐步構建起立體化的戲曲學術研究與藝術批評格局。

而從歷時性角度來看,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前述論作法、析文本、研劇史、評唱做的幾類曲話內容在各時段所占比例又呈現出頗為不同的消長態勢。高度依賴于報刊媒介的唱做表演批評自始至終并未產生大部頭的精品之作,其發表數量亦會隨昆劇市場的波動而有所起伏。但有賴于曲社活動的持續開展與曲友串客對昆劇藝術的傳承保存,表演類曲話在三四十年代昆班陷入生存困境并最終散班后仍保持著相對穩定的刊載規模。論作法、析文本的案頭論評類曲話在清末民初就有陳栩《古今詞曲品》、吳梅《奢摩他室曲話》等著開風氣之先,但這一類別中篇幅較大、理論與文獻價值較高的作品大都完成于一二十年代;30年代后則總體走向萎縮,其中又約有半數作品屬于采用新派批評方法的“讀后感”式曲話。與此同時,在王國維、姚華曲話問世后就迅速失勢的學術考據類曲話反而在三四十年代走向興盛——這一發展趨向背后所對應的,正是傳奇雜劇創作在民國中后期的衰退與“重考據,輕批評;重學術,輕創作”(53)陳平原: 《作為學科的文學史: 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增訂本)》,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8頁。的現代學術教育制度下文學史、戲曲史學對傳統創作批評之學的擠壓。綜而觀之,無論是與前代曲話相較,還是由其內部發展軌跡來看,近現代曲話整體上都已呈現出鮮明的舞臺化、學術化轉型趨向。

四、 曲話文體的批評特色與學術價值

綜上所述,自明嘉隆年間開始,隨著時人對傳奇雜劇的認知焦點由抒情性的“曲”、敘事議論的“文”逐步轉向綜合藝術觀念下的“劇”,由詩話派生的曲話文體在“論辭論事”(54)(清) 章學誠撰,葉瑛校注: 《文史通義校注》,北京: 中華書局,1985年,第559頁。的詩學體例基礎上逐步探索發展著更加符合戲曲自身特性的批評模式與方法,并最終在20世紀初蛻變為兼具歷史考據、批評議論、記事雜錄功能,對戲曲之文詞音律、題材命意、結構排場、唱做功法、經營體制等進行全面探究的綜合性文藝批評文體。中國古典戲曲融合抒情與敘事、兼及案頭與場上的特殊屬性造就了古代戲曲學領域理論專著、曲話、評點諸體各展其長的多元格局,學術性講義、史著與論文在近現代的興起又進一步豐富了戲曲批評研究的文體樣式。這其中,以隨筆漫談的筆記體式作為主要形式特征的曲話也在諸種文體的互動交融中形成了自身的批評特色。

一方面,同為直覺思維主導下的體悟式傳統批評文體,(55)參見黃霖主編: 《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第2版)》,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1—13頁。相較于與作品本文結合更為緊密、長于敘事排場批評的戲曲評點,曲話自始至終都葆有更加鮮明的詩學特質。即便是清中后期以敘事批評見長的梁廷楠《曲話》與近現代在綜合藝術觀念下完成的《杏園談曲》《小蕓鞭草堂讀曲雜述》等著,摘句也依然是諸作使用頻率最高的評劇方法。歸根結底,傳奇雜劇“以曲為本位”的形態特色(56)參見譚帆、陸煒: 《中國古典戲劇理論史(增訂本)》,第32—35頁。決定了其與詩歌天然不可分割的親緣關系,以曲學批評見長的話體在理論功能上也恰能與評點互為補充。

另一方面,曲話又時常以“中介性文本”的身份出現在文人學者對戲曲史、戲曲理論問題的探究中。(57)這一觀點最早由楊劍明《曲話文體考論》提出。結合新見近現代曲話文獻,本文進一步認為,曲話并未在現代學術范式建立的過程中全然“歷史性地由消隱而蟄存于現代學術規范范疇的專門性著述中”(語出楊劍明: 《曲話文體考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63頁),而是在新的文化格局中與系統化專著形成了共時性的互文共生關系,具備獨立的文體價值。毋庸諱言,相較于具體化的文本、表演賞評,論理與述學并非曲話的強項,但其隨言短長、獨立撰著的形式又正為戲曲批評從思想與史料的碎片走向系統性的立法與研究提供了充裕的轉換空間。如前所述,尚處于附載寄生期的晚明清初曲話便時常通過與曲譜、曲選、劇本合刊或與理論專著組合的方式在批評與作品、宏觀理論與具體鑒評之間發揮黏合與補充之用,深受考據時風影響的清中后期曲話又頗注重對序跋、評點、題詠等碎片性、依附性更強的批評文獻的輯錄吸收,并開始對所輯資料進行粗略的排比歸納。20世紀后,戲曲批評研究領域的論理與述學需求日益增長,曲話又在戲曲史論工作中與現代學術論著構建了新的互文共生關系。趙景深《讀曲隨筆》序文中言道:“我寫這書和《小說閑話》的目的也只是作為編著較大的《中國文學史》的準備?！?58)趙景深: 《讀曲隨筆》,上海: 北新書局,1936年,第1頁。在許之衡的理論專著《曲律易知》出版之前,其“執簡馭繁”的曲律觀念及部分曲學新見實際已在沈太侔《晚聞室曲話》中向公眾披露過。(59)參見南雅: 《晚聞室曲話》,《新華日報》,1921年5月31日,6月1日,8月9、10日。吳梅《曲學通論》《中國戲曲概論》等著對《霜崖曲話》多有繼承,王國維《宋元戲曲考》也吸收了《錄曲余談》的不少條目。近現代文化變局中的曲話文體在不斷強化自身述學論理功能的同時,也在作為聯結理論與實踐、學術與藝術的“思想生成現場”與“儲材所”為后續研究論著的生產持續輸送著養分。也正是得益于此,在傳統創作批評之學于30年代走向衰退后,曲話仍通過存錄曲友度曲觀劇心得以及在教育學術體系中與論文專著的配合互補延續著自身的文體生命力,讀曲札記(如王季思《翠葉庵讀曲瑣記》等)的寫作傳統也一直持續到1949年之后,并綿延至今。

綜而論之,作為戲曲批評中最具民族特色的文體形式之一,曲話在戲曲史料存錄、作品鑒評、劇史考索與理論建構方面均發揮著重要作用。無論是古代還是近現代時段,曲話文獻都是中國戲曲史、戲曲理論批評史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史料資源與研究對象。尤其是目前受關注較少的近現代曲話,其文獻、理論與文體價值均有待于學界的進一步闡釋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