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佚史》初版時間新考
——兼論近現代書籍版本研究中的歷法問題

劉慧寬

《紅星佚史》是魯迅與周作人合譯的第一部外國小說,出版時間早于《域外小說集》,是近現代文學翻譯史上的重要文獻?！缎挛膶W史料》2015年第4期刊載高傳峰先生《〈紅星佚史〉初版時間辨證》一文(以下簡稱“高文”),針對學界出現的三種初版時間進行辨證,通過一系列的版本考察,最終確認“1907年10月”為該書的初版時間,并推測周作人受到商務印書館手民之誤的影響,而將初版時間誤記為“1907年11月”。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作者曾于2020年糾正了文中對于初版時間的判斷①,但文中與之相關的分析仍有值得商榷之處。特別是文中提到《魯迅全集》和《魯迅年譜》對《紅星佚史》初版時間的錯誤傳承問題,尤待探究。本文在詳細考察《紅星佚史》的版本流傳情況與后世學術文獻的相關記載的基礎之上,擬對該書的初版時間問題再作考辨,以徹底解決這一問題②,并對與此相關的、近現代書籍版本研究中的歷法問題略作探討。

一、 現存《紅星佚史》版本中的新舊歷信息

高文論及的《紅星佚史》兩個版本分別是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初版(上海圖書館藏本)與民國二年十二月三版(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藏本),筆者經過檢索民國圖書數據庫,還發現了再版于民國三年四月的《紅星佚史》(遼寧圖書館藏本),現將各版本信息詳列如下:

1.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初版(“中國歷史文獻庫·民國圖書庫”,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

2.丁未年十一月初版,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版(“中國歷史文獻庫·民國圖書庫”,上海圖書館、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藏)

3.丁未年十一月初版,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民國圖書”,遼寧圖書館藏)

(圖1:現存《紅星佚史》的三個版本)

以上信息明確顯示《紅星佚史》的初版時間為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只是該書在民國再版時,商務印書館將“光緒三十三年”換作“丁未年”。民國建立以后,國體變更,歷法也隨之改變。1912年1月2日孫中山頒布《臨時大總統改歷改元通電》,上海地區各大出版機構紛紛響應,《申報》、商務印書館也都做出相應調整。前者于1912年1月2日即將宣統紀年改為干支和民國紀年并行的方式,后者因為許多出版于前清的圖書仍需再版,故而在標注出版信息的時候,也產生了新舊歷的表述和轉換問題。商務印書館的做法是將帝王年號紀年改為干支紀年,用以標注民國前的出版年月,再以新歷紀年法標注再版年月。這樣不僅避免了使用前朝年號,也省去了重新推算年月的麻煩,可謂一舉兩得。就《紅星佚史》及其所屬的《說部叢書》來看,該系列書籍的版權頁均采用了這一標注方式。但是高文在對以上相關時間進行復述時,卻以“1907年”代替了“光緒三十三年”“丁未”等紀年方式,并在沒有換算的情況下將新舊歷的月份重合起來,錯將初版時間“光緒三十三年十月”認定為“1907年10月”③。這不僅與史實不符,也導致其在解讀相關文獻的時候,造成了一些誤判。

二、 學術界對《紅星佚史》初版時間的判定

就現存版本來看,《紅星佚史》初版于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十月應該是準確無誤的。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學術界對此并沒有形成共識,反而產生了眾說紛紜的現象。高文中提到了1907年11月、10月和12月三種說法,現在我們分別對其文獻依據進行考察。

(一) 1907年11月

關于這一時間,高文主要依據的是周作人的回憶文章。后者在《知堂回想錄》(1970)中提到《紅星佚史》序言的落款時間為“丁未(1907)二月”,緊接著說“十一月中《紅星佚史》就出版了”④。由于標點的原因,這里的“十一月”既有可能指的是“丁未十一月”,也有可能是“1907年11月”。但從文意來看,括號中的1907僅僅是對丁未年的附注,表示二者時間大致吻合而已。周氏此處指的更有可能是“丁未十一月”。高文在分析這一觀點的來源問題時,推測周作人很可能受到了民國三年版本版權頁上“丁未十一月初版”的誤導,將初版時間誤認為丁未十一月。這是極有可能的,但其把“丁未十一月”等同于“1907年11月”,顯然是不確切的。因為“丁未年”與“1907年”屬于兩個歷法系統,其月份更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⑤。除此之外,高文還提到兩處相關記載,也值得一辨。

第一處是張菊香、張鐵榮在《周作人年譜》中的記載。高文認為《周作人年譜》作者受到周作人回憶影響,將《紅星佚史》初版置于1907年11月的條目下,并認為其與正確的初版時間不符。筆者分別查閱1985年和2000年兩個版本的《周作人年譜》,發現作者在該條目下均標注了“陰歷十月”的字樣,也就是說,作者明確知道這里的“十月”是舊歷“丁未十月”而非“1907年10月”。此外,《周作人年譜》作者在1907年3月(陰歷丁未二月)的條目中標注引用了《知堂回憶錄》,而在同年11月(陰歷丁未十月)的條目中并未標注。盡管作者沒有嚴格按照版權頁上信息標注“說部叢書第八集第八編”,而稱之為“說部叢書第78編”(與《知堂回想錄》一致),也并不能就此推斷其關于《紅星佚史》的初版時間信息來源于《知堂回想錄》,而應該根據初版本或其他相關文獻做校訂。

第二處是止庵所編《周氏兄弟合譯文集·紅星佚史》與《周作人譯文全集》中提到的“1907年11月”。高文中認為止庵“顯然也是沿用了周作人的說法”。其實如上所述,周氏在《知堂回想錄》中對《紅星佚史》的作序和出版時間分別表述為“丁未(一九○七)年二月”“十一月中《紅星佚史》就出版了”,而止庵在《周作人譯文全集》中說道“《紅星佚史》一九○七年二月譯畢,同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⑥。又稱“《紅星佚史》一九○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⑦,去掉了“丁未”二字。這顯然是混淆了新舊歷的區別,導致其把作序時間和出版時間都放置在新歷1907年之下。因為《紅星佚史》序言中所謂“二月”實際為“丁未二月”,絕非“1907年2月”。而止庵所言“二月”“同年十一月”指的卻是“1907年2月”“1907年11月”,這與周作人的說法并不相符。盡管這與正確的初版時間(新歷)相當,但不過是歪打正著,而非有意為之。

(二) 1907年10月

關于這一時間,高文引用了《魯迅譯文集》和《魯迅譯文全集》中的相關記錄,認為“找到了關于《紅星佚史》的另一個出版時間,即1907年10月”。實際上,無論是《魯迅譯文集》還是《魯迅譯文全集》,均標注了“光緒三十三年”的字樣,而非直稱“1907年10月”。前者在摘錄的譯詩后標注:“載周逴譯《紅星佚史》(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七)十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一書中?！雹嗪茱@然,這里的“十月”指的是舊歷“光緒三十三年十月”或“丁未十月”,與上述《周作人年譜》中的說法一致。而《魯迅譯文全集》幾乎照搬了《魯迅譯文集》的表述,僅將前書中的“十月”改為了“10月”而已⑨。高文忽略了編者細微的表述差異,以為其發現了另一個時間版本,誤認為“1907年10月”為正確的初版時間。

此外,還有一系列現代文學相關書目中將“1907年10月”作為《紅星佚史》的初版出版時間。如《中國近現代叢書目錄》(1979)、《民國時期總書目》(1987)、《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典》(1994)等,都將《紅星佚史》的初版時間標識為“1907年10月”。這反映出編目者犯了同樣的錯誤,都將新舊歷混淆,并且以訛傳訛,甚至一度導致了日本學者在編著《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時,也將該版本的時間錯寫為“1907.10”⑩。

(三) 1907年12月

最令人感到疑惑的是《魯迅年譜》(1979)、《魯迅年譜(增訂本)》(2000)以及《魯迅全集·魯迅著譯年表》(2005)中所提到的“1907年12月”。三者從編寫體例上看,均以新歷作為主要的紀年方式,只有在提到個別重要日期時,才采用新舊歷對舉的方式。因此我們可以推定這里的“1907年12月”確實指的是新歷。那么這一日期的來源和沿襲過程是怎樣的呢?

筆者經過進一步考察,發現1977年福建師范大學曾出過一冊《魯迅與外國文學資料匯編》(以下簡稱《資料匯編》)。該書附錄了一份《魯迅翻譯年表》,其中明確將《紅星佚史》的初版時間寫作“1907.12月”,這是目前追溯到的最早標注該初版日期的文獻。此外,1981年版《魯迅全集》附錄的《魯迅著譯年表》中也提到初版時間為1907年12月,2005年版《魯迅全集》亦承其誤。但之前各版本的《魯迅全集》(1938、1956—1958、1973)里均未提到《紅星佚史》的出版時間。這是否意味著《資料匯編》就是“錯誤”的源頭,兩種《魯迅年譜》甚至1981年版的《魯迅全集》也都參考了這一說法呢?

(圖2:《魯迅與外國文學資料匯編》附錄《魯迅翻譯年表》)

令人不解的是,《資料匯編》和《魯迅年譜》既然都提到了“《譯叢補》附錄”(《魯迅譯文集》第10卷《譯叢補》),顯然二書的編者參考了此書?？墒恰蹲g叢補》中分明標注的是“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七)十月”,如果作者確實采用了該書的記載,怎么會有如此大的不同呢?第一種可能是編者在錄入時大意所致。第二種可能則是編者在錄入時將舊歷轉化成了新歷,因為《資料匯編》中所有的時間均為新歷。這是否證明編者也將光緒三十三年十月換算成了新歷呢?但該日期對應的新歷是1907年11月6日至1907年12月4日之間,除非編者有確鑿證據表明初版時間在12月的前四天之內,否則就有違常理,可能性極低。

于是,筆者又發現《資料匯編》中同樣收集自《譯叢補》的還有同為周氏兄弟合譯的《域外小說集》第2冊,編者將該書原來的出版日期“己酉六月十一日”換算成了新歷“1909.7.27”。但《譯叢補》原書中并沒有注明《域外小說集》的出版時間,也就是說此條注釋并不準確,編者一定還參考了《譯叢補》以外的文獻資料。那么我們不妨大膽猜測第三種可能,即編者在考證《紅星佚史》初版時間的時候,也并未直接根據《譯叢補》里的時間進行推算,而是參考了其他資料。編者既可能看到并采信了標注著“丁未十一月初版”的《紅星佚史》(見上文),也可能直接采信了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丁未(1907)十一月”的說法。因為如果將“丁未十一月”換算成新歷,對應的就是1907年12月5日至1908年1月3日,那么將12月作為《紅星佚史》的初版時間也就順理成章了。因此,真正有可能受到周作人影響的應該是持該觀點的編者們。無論他們之間是否有確定的承襲關系,但將1907年12月作為初版時間,應該是對“丁未十一月”進行換算后得來的。之后出版的《魯迅翻譯研究》(2009)和《魯迅年譜長編》(2012)等著作也都采用了上述觀點。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翻譯名家研究》(1999)一書中,作者所附的兩份年表都提到了《紅星佚史》的初版時間,一是《魯迅譯事年表》中的“12月”,一是《周作人譯事年表》中的“11月”,兩者相距不過四頁,且均由同一人撰寫。我們一方面驚訝于研究者的失察,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感慨先行研究中矛盾與混亂的記載對后來學者的負面影響。與之相反的是,早在1988年,蒙樹宏先生就于《魯迅年譜稿》中將《紅星佚史》的初版時間標記為1907年“11或12月”,并注明“據丁未年十月推算”。相較于前者的陳陳相因、以訛傳訛,我們不得不由衷敬佩蒙先生的審慎和嚴謹。

(圖3:蒙樹宏《魯迅年譜稿》)

三、 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紅星佚史》的初版時間并非“1907年10月”,而是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十月,亦即公元1907年11月至12月間。第二,《周作人年譜》與《魯迅譯文集》《魯迅譯文全集》中的日期記載并不矛盾,而是使用了不同的歷法。第三,《周作人年譜》一書對于《紅星佚史》初版時間的記載是準確的,編者也并沒有受《知堂回想錄》的影響,而是看到過初版本,或者參考了《魯迅譯文集·譯叢補》中的記載。第四,《中國近現代叢書目錄》《民國時期總書目》等書目中將“1907年10月”作為《紅星佚史》初版時間的記錄是不嚴謹的,并造成后來不少學者誤引誤用。第五,《魯迅與外國文學資料匯編》《魯迅全集》《魯迅年譜》等書的編者因為受到民國時期《紅星佚史》或《知堂回想錄》的影響,將“丁未十一月”作為初版時間并換算為新歷“1907年12月”。

因此,高文中所言“《紅星佚史》是在1907年10月由商務印書館作為《說部叢書》第八集第八編譯印初版”“周作人大概就是看了后面幾個版本的《紅星佚史》,于是也錯誤地將其初版時間記為1907年11月,而后人因為較難看到晚清至民國時期的《紅星佚史》版本,便將此錯誤一傳再傳”這一說法是不甚準確的。如果說“1907年11月”“1907年12月”兩個時間的推定是由于所據歷法或版本不同所致的話,那么“1907年10月”這一提法則是由于新舊歷混淆所致。當然,這一問題并不能掩蓋高文在《紅星佚史》版本調查和分析上做出的重要努力,而且其將學界過去在研究中出現的同類問題充分地暴露了出來,也提醒著后來學者在描述近現代書籍版本的時候需要更加謹慎。

至此,盡管對《紅星佚史》初版時間的討論可以告一段落,但是目前還存在兩個與該書版本研究相關的疑團:一是上海圖書館所編《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中所載“1907年10月版,1912年10月再版”的《紅星佚史》是否真實存在。因為除了《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典》中照搬了這一條目之外,東海覺我(徐念慈)所編《丁未年小說界發行書目調查表》和《民國時期總書目》均未有對此版本的記載。如果這一版本真實存在,就說明民國時期再版的《紅星佚史》存在“丁未十月”和“丁未十一月”一正一誤兩個初版時間。但事實究竟如何,只能有待于進一步考察。第二個疑團是學界關于《紅星佚史》中“詩十六章”的翻譯時間問題。筆者在研究中發現,盡管各版本《紅星佚史》的序言中的落款時間均為“丁未二月”,而且周作人自己也表示“至丁未二月譯成”。但在《魯迅選集》第四卷(1959)、《魯迅作品選》(1973)、《學習魯迅》(1973)、《魯迅作品選讀》(1973)和《讀點魯迅》(1976)等各書附錄的著譯年表中,編者均將“詩十六章”翻譯時間標注為1907年4月。如果該記載真實可信,那么周作人作序的時候,全書的翻譯實際尚未完成,只是不知《魯迅選集》第四卷等書所謂的“1907年4月”這一信息從何處承襲而來,是否排印訛誤(即據《知堂回想錄》而將“丁未二月”換算成“1907年3月”,但在排印時卻誤作“1907年4月”),尚待再作研究。但無論如何,關于《紅星佚史》的初版時間,我們可以作出準確的結論,即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十月,亦即公元1907年11月至12月間。

近現代以來,書籍的文化生態發生了巨大變化,也深刻影響著書籍的版本面貌。一方面,西方的銅版、石印、鉛活字、珂羅版、膠版、油印等新技術陸續傳入中國,現代出版機構也紛紛創立,改變了書籍生產傳播方式和具體形態。另一方面,傳統的書籍生產方式仍然流行,木刻本、稿抄本、聚珍本圖書亦蔚為大觀。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傳統的校讎學知識和經驗,又要具備現代文學文獻學意識。就歷法問題來看,應需留意以下三點:

第一,熟悉紀年。中國近現代的紀年方式多種并行,紛繁復雜。除了傳統的“干支紀年法”“帝王年號紀年法”“太歲紀年法”,還有“黃帝紀年法”“孔子紀年法”“民國紀年法”“公元紀年法”,部分域外漢籍還標注所在國特有的紀年信息。此外還有與之相配的紀月和紀日方法,如時節紀月法、節氣紀日法、星期紀日法等。這些紀年法在近現代書籍中屢見不鮮,我們只有做到胸中有數,才能從書籍的版權頁、序跋、提要等文獻中準確分辨出有效的版本信息。

第二,細辨新舊。在考證書籍版本時,除了注意本文重點討論的新舊歷月份換算問題之外,還需注意計數層面的新舊習慣問題。例如某書出版于1912年,到了1913年,大多數人都以為過了一年,但按照傳統的計數習慣,則認為實際上經歷了兩年,這與實歲、虛歲的推算有共通之處。因此,一旦遇到“某書出版至今已過某年”等語句,我們就需要仔細辨別,根據作者的計數習慣來推敲相關時間信息,不能一概而論。

第三,綜合考察。在研究近現代書籍版本時,除了明確歷法意識外,還需要綜合運用其他方法。如搜集版本要盡可能完備,從上述《紅星佚史》案例即可看出,如果僅從民國后再版的歷法信息上看,很容易將其初版時間誤認作“丁未十一月”。書籍從寫作、編輯、出版、印刷、發行到進入讀者視野往往需經歷較長時段(即便在今日也是如此),每個環節都需要相應的考察方法。因此,版本研究也不能僅靠書籍版權頁上的時間信息,而要結合作者和讀者的敘述、書籍報刊廣告、出版發行目錄等綜合考察書籍的實際出版狀況。

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陳垣先生也將“毋信人之言,人實誑汝”作為考尋史源的“金言”,告誡研究者面對前人的研究成果要敢于懷疑、仔細核查。本文借由考辨《紅星佚史》的版本時間管窺近現代書籍版本研究的歷法問題,也希望能為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發展貢獻一得之愚。

注釋：

①高傳峰:《〈紅星佚史〉初版時間辨證》,《新文學史料》2015年第4期。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寫成于2020年4月,后向《新文學史料》投稿,未能發表。高傳峰先生于2020年7月發表《〈域外小說集〉論:群益書社的重印及未被言明的“本質”——兼及〈紅星佚史〉初版時間辨正之誤》(《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一文,并在腳注中糾正了此前對初版時間的判定,認為“《紅星佚史》初版時間應該是光緒三十三年即丁未年農歷十月,陽歷大概在1907年11月至12月初”。

②為表述清晰起見,本文中除直接引用原文外,凡舊歷年月均以漢字表示,新歷年月則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③除了引用原書外,高文提到1907年11月、1907年10月、1907年12月共18次,并無一次提及其與“光緒三十三年十月”或“丁未十月”之間的歷法關系。

④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08～209頁。

⑤當然還有一種情況,即周作人在寫到“十一月”的時候用的就是新歷,但此種可能性極低,實際上也并不符合高文的推斷。

⑥止庵:《本卷說明》,《周作人譯文全集》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⑦止庵:《總序》,《周氏兄弟合譯文集·紅星佚史》,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

⑧魯迅:《魯迅譯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792頁。

⑨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譯文全集》第8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頁。

⑩樽本照雄著,賀偉譯:《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齊魯書社2002年版,第2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