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學術出版使命

【摘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化的時代要求。文章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切入口，從學術出版視角提出以整理國故為開路先鋒的學術現代化作為出版業和學術界創新思維、開拓思路的鮮明觀點，希冀充分發揮出版業在古籍整理和學術現代化中的引領作用，實現中華傳統文化的文明交流與互鑒。

【關鍵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古籍整理 學術現代化 國際傳播

【中圖分類號】G230 【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1003-6687（2023）4-012-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3.4.002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現代化強國建設離不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或者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是現代化強國建設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至少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文化；三是吸收和借鑒人類一切優秀文化遺產，尤其是現代科學與技術文明。其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奠定了歷史文化基礎；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文化，則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為基礎，以馬克思主義為綱領和指導，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奠定了現實和思想基礎；人類其他優秀文化遺產則是人類共創共享的創造和成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提供借鑒和輔助。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增強文化自信，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薄安煌緛?、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則是出版人的根本遵循，其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連接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當下與未來的重要紐帶，出版界和學術界當踔厲奮發、有所作為。在這方面，我們更應看重學術文化建設和學術出版，因為學術文化代表一國文化建設的高度，學術文化既提供科學基礎，又擔當價值引領，還具有推動作用。文章試圖從學術研究和學術出版的角度，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進行深入闡發。

一、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引領思想創新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化的時代要求。這是歷史的辯證法、時代的辯證法、文化的辯證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辯證法。

1.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相互成就，相得益彰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深刻地認識到，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边@段話是從開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角度論述的，而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角度深入思考，可以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看成硬幣的一面，硬幣的另一面，則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要求，同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則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由之路，同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則是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新的重要方法，同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則是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理論創新的重要方法。馬克思主義作為現代的理論與思想，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現代化進程產生了并仍在產生著、未來也必將繼續產生深遠的影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只有且必須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才能實現自己的現代化目標，才能獲得新的生機與活力，同時也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扎下更深的根，開出更符合中國國情和中國文化的時代之花，貢獻自己的力量，發揮應有的作用。

2.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可能性與可行性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不僅具有必要性與必然性，還具有可能性與可行性。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痹诖吮尘昂颓疤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理，結合中國國情和生產生活實際，深入闡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便具有了可能性與可行性，也可成為學術界和出版界雙向理論創新，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理論創新的重要源泉之一。

黨的二十大報告還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宗旨和方法：“我們必須堅定歷史自信、文化自信，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融通起來，不斷賦予科學理論鮮明的中國特色，不斷夯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基礎和群眾基礎，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牢牢扎根?！边@個原理同樣可以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化的行動指南。在這方面，學術界與出版界同樣可以大有作為。近年來，學術界和出版界無論是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普及方面，還是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普及或大眾化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突破，如《中國古代物質文化》《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馬克思靠譜》《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和《畫說資本論》等。由此可見，只要樹立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信念，明確目標、找到方法，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傳統的社會、歷史和文化發展實際相結合，就一定能取得思想創新和理論創新的新成果。學術界和出版界須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以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從歷史的、哲學的、經濟的、文化的和社會發展的角度，全方位進行分析和考察，通過設立專題研究項目和專門出版規劃項目，面向同一個目標雙向發力，通力合作，在產與學兩個領域取得新成果和新突破。

3. 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在學術建設方面的挑戰與機遇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現代價值的挖掘，或者說傳統文化在新時代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方面的學術研究和理論研究，則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對任何事物進行價值判斷都必須根植于事理和學理。而對于傳統文化的態度，以及對于傳統文化內各家各派學說的態度，在中國歷史上，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并不是一以貫之的，更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例如，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對于現代化的意義，長期以來均有爭論，有學者認為，“以儒學為主導思想的中國沒有能夠產生自己的近代實驗科學”，“主要原因在于儒學”，“儒學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障礙”。[1]（1）然而，隨著近幾十年來屬于儒家文化圈的東亞經濟的迅速發展，又有學者主張，“儒學不僅不是現代化的障礙，而且可以成為現代化的助力”。[1]（1）這兩種截然對立的學術觀點和主張，一方面說明對傳統文化進行現代化的學理性闡釋，是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面臨的最重要課題，這一課題的攻克關系到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前提和條件；另一方面說明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既存在著可能性，同時也具有艱巨性。學術界必須迎難而上，出版界必須緊緊相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取得的偉大成就，可為這方面的學術研究提供豐富和鮮活的材料，學術界和出版界要提高思想認識，充分挖掘實踐基礎和養料，在學術創新、出版創新和文化創新方面，創出一條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新路。

傳統與現代是一對矛盾統一體，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同樣也是一對矛盾統一體。季羨林指出：“傳統文化代表文化的民族性，現代化代表文化的時代性。兩者都是客觀存在，是否定不掉的。兩者之間的關系是矛盾統一的，既相反，又相承?！苯裉斓默F代化建設和現代文化建設，離不開傳統，離不開傳統文化。因此，在學術層面破解二者的矛盾，使之達成統一，同時將學術見解應用到社會生產和生活實踐，達成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實現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重要路徑和方法。美國克萊蒙特大學德魯克學院教授伯納德·賈沃斯基和中國學者張曼姿合作的最新研究成果《當德魯克遇見孔夫子》的中文版于2022年年初問世，將西方管理學之父德魯克的管理思想和儒家思想進行了比較研究，得出德魯克的管理思想與儒家思想具有相通之處，且二者從未因時間久遠而過時，相反對今天仍然產生著影響的結論。這一最新研究成果既對企業管理實踐具有啟發和指導意義，也對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學術研究方向具有引領價值。

二、以整理國故為開路先鋒的學術現代化引領出版創新

學術文化代表一國文化建設的高度，學術的現代化是學術文化建設的必由之路。中國傳統學術如何敲開現代學術文化的大門，并且融入現代學術文化的潮流中，行進在現代學術文化的大路上，使自己成為現代學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國學術現代化提供了重要引擎。在這方面，出版業和出版人曾是開路先鋒，而整理國故或俗稱的古籍整理，則是出版業和出版人引領中國學術現代化的重要抓手。

1. 整理國故——開啟中國學術現代化之路

現代是以人為出發點、以人為標桿、以人為評判標準的，所謂的現代化就是用現代的科學知識、思想觀念、技術技能和道德規范培育人、武裝人，讓人獲得在世界上的主體地位，獲得對宇宙和世界的解釋權，從而獲得自由和解放。人類是以科學的方法，從古代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科學和科學方法構成了現代社會和現代性的重要特征、重要內容和重要標志。正如海德格爾指出的：“科學是現代的根本現象之一?！盵2]（83）而“今天所謂的科學，其本質乃是研究”，“研究的本質在于：認識把自身作為程式建立在某個存在者領域（自然或歷史）中”。[2]（84）也就是說，研究的本質在于認識事物?？茖W是用知識分類的方法和學科的方法從事研究或認識事物的。

中國傳統的學術有自己的特色，中國傳統的知識有自己獨特的分類，中國傳統的圖書或知識生產亦有自己獨特的方法和風格。就圖書而言，中國古代刻本，時間久遠，刻者人眾，版本居多，增漏訛誤，在所難免。還有一些書就內容本身而言，要么缺乏科學性，要么缺乏道德性，不宜傳播后世，因此，必須甄選、糾錯，否則不能流傳。就古籍整理而言，選取善本，附之?？?，方可成型。張元濟《百衲本二十四史·前序》言：“長沙葉煥彬吏部語余：‘有清一代，提倡樸學，未能匯集善本，重刻《十三經》《二十四史》，實為一大憾事?！喔衅溲?，慨然有輯印舊本正史之意。求之坊肆，匄之藏家，近走兩京，遠馳域外。每有所覯，輒影存之。后有善者，前即舍去，積年累月，均得有較勝之本?！盵3]張元濟先生之所以對此項事業孜孜以求，源于對當時及之前的刻書刊書方法之擔憂?！栋亳谋径氖贰ず笮颉酚衷疲骸霸谑轮T臣既未能廣事搜求，復不知慎加?？?。佚者未補，訛者未正，甚或彌縫缺失，以贗亂真。改善無聞，作偽滋甚。余已一一指陳，疏諸卷末。非敢翹前哲之過，實不欲重誤來學也?！比绱?，“世之讀者，猶得于國學衰微之日，獲見數百年久經沈霾之典籍，相與探本而尋源，不至為俗本所眩瞀，詎不幸歟！”[4]所謂的“百衲本”，正是“取眾家之長，補眾家之短”而成定本。這既是現代科學之方法，更是現代科學之精神，這就是中國學人和出版人的學術追求和文化擔當。

2. 出版業和出版人在古籍整理和學術現代化中的引領作用

中國傳統學術的現代化轉型，離不開古籍整理，古籍整理離不開目錄學、版本學和?？睂W的支撐。中國素有重視目錄的傳統，因為做學問必要讀書，讀書必先知書，知書必尋書目，遂“治學之士，無不先窺目錄以為津逮”。[5]（7）中國最早的目錄可追溯到《詩經》和《尚書》之序，及漢代劉向、劉歆撰《七略》《別錄》，體裁已臻完備。但傳統的目錄之書與目錄之學，需與現代科學結合，或者說納入現代科學的軌道，才能真正成為可信、可依賴之學。誠如余嘉錫先生在闡釋自己為何講授目錄學課程時所云：“吾國學術，素乏系統，且不注意于工具之述作，各家類然，而以目錄為尤甚。故自來有目錄之學，有目錄之書，而無治目錄學之書。蓋昔之學者皆熟讀深思，久而心知其意，于是本其經驗之所得以著書。至其所以然之故，大抵默喻諸己，未嘗舉以示人。今既列為學科，相與講求，則與此學之源流派別，及其體制若何，方法若何，胥宜條分縷析，舉前人之成例加以說明，使治此學者有研究之資，省搜討之力，即他日從事著作，亦庶幾有成軌可循?！盵5]（7）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目錄產生很早，但目錄學作為一門學科出現并得到承認，卻是清代的事情?！澳夸泴W之成詞，始見于清乾隆間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盵6]（7）目錄學的意義則在于：“目錄學者，將群書部次甲乙，條別異同，推闡大義，疏通倫類，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之專門學術也?！盵6]（10）

目錄學與校讎學或?？睂W“二位一體”，難分彼此。古書問題甚多，包括書本身真偽的問題、作者誰屬的問題、成書年代的問題、內容科學性與思想性的問題、篇目編次的問題、抄刻錯訛的問題，以及卷帙存佚的問題等，亦如張之洞在《輶軒語·語學第二》所云：“一分真偽而古書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書去其十之八九矣?！盵7]

出版業和出版人在古籍整理即中國傳統學術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這方面，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成為兩大標志性出版機構，張元濟更是標志性的人物，他既是出版家，也是頂級的目錄學家、版本學家和?？睂W家。張元濟先生講到自己：“每削稿，輒思有所檢閱，苦無書，求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訪求善本暨收藏有自者?！盵8]（145）這樣的出版追求，自然收到很好的效果，不僅“余昌言收書，聞者踵集”，且“群書充積，而罕見之本亦日有增益。書室狹隘不能容，時人方以圖書館相督責，乃度工廠前寶山路左曩所置地，構筑層樓，而東方圖書館以成，舉所常用之書實其中，以供眾覽。區所得宋元明舊刊暨鈔校本、名人手稿及其未刊者為善本，別辟數楹以貯之，顏曰‘涵芬樓’”。[8]（145-146）作為亞洲第一圖書館的涵芬樓和東方圖書館，以其藏本之巨、善本之多、跨越中外、范圍之廣，成為中國文化大本營的標志。張元濟先生以淵博的學識和古籍編輯、影印、出版等豐富的實踐活動，成就了商務印書館古籍出版在民國時期的代表性成果，包括《涵芬樓秘笈》《續古逸叢書》《道藏》《四庫全書珍本》《佚存叢書》《漢魏叢書》等。其中，以《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影響最大。尤其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背晒粌H對當時的史學貢獻巨大，張元濟先生也因此于1948年當選第一批中央研究院院士，“百衲本二十四史”還為后世和現今流行的標準本“二十四史”奠定了基礎，為古籍整理和中國傳統學術的現代化，樹立了標桿。從張元濟和王云五時代開啟的整理和影印《四庫全書》工作，受到戰爭等各種因素干擾，一直未能完成，直到21世紀初，隨著文津閣本《四庫全書》原大、原色、原樣復制工程的完成和問世，幾代商務人心心念之的這一古籍和文化工程，終于有了令人滿意的結果。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等古籍整理原則和精神，成為中國傳統學術現代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的根本指針和行動綱領，也沉淀為中國文化的重要內容。

3. 開辟古籍整理新路，服務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

文化強國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了“推進文化自信，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目標，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增強文化自信”，“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古籍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組成部分，古籍整理和中國傳統文化普及曾為中國傳統學術現代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大眾化，做出過突出貢獻。在新的歷史時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現代化強國建設的新征程中，創新古籍整理的新思維，開辟古籍整理的新路，讓新思維和新路更好地助力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是一個值得學術界和出版人認真思考、認真探討的問題。

開創新時代古籍整理新局面，古籍整理須立足新時代，把古籍整理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使命和任務緊密地結合起來。我們認為，增強文化自信、探尋中華文明之源和堅定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筑牢民族共同文化意識可被視為新時代古籍整理的三大使命任務，有了這個使命任務作為方向和指針，便會更好地把握具體的工作路徑和工作內容，采取更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措施。在這方面，對照黨的二十大報告，我們應該擁有更清晰的思路。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力度，加強城鄉建設中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建好用好國家文化公園。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這些表述列出了今后具體的工作事項，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出版界和學術界應以此為工作指南，將其作為重要的工作參照?；诖?，可以從下五方面著手。

（1）把古籍整理與修史、修志結合起來。中國的古籍整理已有百年歷史，雖中國有文史不分家之說，但傳統的古籍整理卻只停留在文獻學領域和層面，較少與史學直接交流與合作，文終歸是文，史終歸是史。換句話說，搞文獻學或古籍整理的，很少問修史的事，修史之人也很少問文獻學或古籍整理之事。從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視角看，古籍整理應與史志結合起來，或者說古籍整理者要與修史和修志的隊伍結合起來，史志和文獻學三支隊伍結合起來，互相打通，才能互通有無，相互支撐，彼此成就。離開了文獻記載，史志便無從修起，若要是修，那也是沒有依據的胡編；反之，古籍整理目的就是保存和讓人來閱讀的，保存的目的終究也還是讓人閱讀的，人們根據或通過閱讀保存下來的文獻，著史和編志。古籍整理和史志出版在歷史上曾是商務印書館的一大出版特色，近年來其又在地方史志方面著力，出版了《船政志》《山西文明史》（上卷、中卷、下卷）和《慶陽通史》（上卷、中卷、下卷）等，成果豐碩，影響深遠。

（2）古籍整理和古籍出版向地方文化和鄉土文化下沉。提及古籍整理和古籍出版，人們很容易把目光投在所謂的國家級的文獻層面，忽視地方文獻尤其是充滿鄉土氣息的文獻。新時期的古籍整理和古籍出版，應該向地方文化和鄉土文化下沉，中華文明史是建立在地方文明和鄉土文明基礎之上的，地方文獻和鄉土文獻的扎實整理和科學出版，是撰寫扎實、可靠的中華文明史的基礎，是中華文明溯源的可靠依據。鑒于此，商務印書館近年來加大了地方古籍和鄉土文化方面的出版力度，推出了《泉州文庫》（100卷）、《衢州文庫》（100卷）和《晉商史料集成》（88卷）等圖書。

（3）向物質文化和藝術文化深入。一般而言，傳統的古籍整理或文獻整理限定在文字記載范圍內。然而，文字是文明進程中較晚出現的事，盡管現代學術將文字出現當作文明誕生的標志之一，但文字記載卻無法承擔文明本身追本溯源之事，若要追本溯源，還需向上追尋，探究物質創造和藝術創造，讓人類物質創造和藝術創造的成果或事實成為對文明追本溯源的有力物證。所以，新時代的古籍整理應突破傳統的文字記載，延伸到物證和藝術創造符號與作品的收集、整理方面。這是文明史家和藝術史家擅長的工作，也必然與古籍整理專家的眼光和視角有所不同，與古籍整理要求的范式和目標也肯定有所區別。這種跨學科、跨領域的工作，很可能會帶來新的靈感、新的方法和新的成果。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設計全集》（20卷）和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的《天地同和：中國古代樂器精粹》，就是藝術和考古學界取得的成果，但它們無疑順理成章地具有文獻價值，古籍或文獻學界應受到啟發，從自身的專業視角重新審視這方面的工作，可能取得別有洞天的效果。

（4）向口頭文學和宗教文化延伸。除物質創造和藝術創造外，還有一種文學創造也可作為補充，即與文字記載更加接近的口頭文學或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等。一直以來，神話傳說和口頭文學并不被文明史家重視，或者說，文明史家一般不把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說當作文明史研究領域的資料，因為它們不如文字記載可信，但事實上最早的神話傳說和口頭文學恰恰反映了人類心智和精神成長的歷程，尤其是人類對自身的認識和反思，體現的是人類的精神創造，因此應納入人類進化的歷程中，理應歸入文明史的范疇。實際上近年來關于各民族神話和神話理論的研究，以及對民間故事和寶卷的研究，已經取得了更新的成果，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商務印書館近年來出版的《山西民間故事大系》（25卷），就是其中一個重要成果。從古籍整理和文獻學視角對這類文化遺產予以關注，可能需要相當的膽識，也需要探索相應的方法，甚至是否具有可行性，也大可討論。

（5）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和歷史文獻的整理、保護與傳承，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理、提煉、闡釋和傳播，也應成為學界和出版工作的重要任務和重要內容。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和歷史文獻的整理與保護，應與推廣國家通用語言和漢字文化傳播交相呼應、相映成趣。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和歷史文獻，還有方言，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重要文化基石，是凝聚文化共識，探尋中華文明之源，堅定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筑牢民族共同文化意識的重要基石，應加大這方面的學術研究和出版力度。在這方面，商務印書館近些年來也耕耘不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吨袊Z言地圖集》是一部享譽海內外的學術文化精品，第二版更是一部具有多方面開拓價值的創新之作，還包括《中國語言文化典藏》（20卷）、《中國瀕危語言志》（30卷）、《陜西方言集成》（10卷），以及《方言調查字表》《漢語方言地圖集》《中國方言學報》《新華方言詞典》《新編北京方言詞典》《慶陽方言詞典》等。

三、以文明交流與互鑒的新理念引領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與交流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深化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p>

1. 中西雙向文獻與文化交流的早期鏡鑒

根據梁啟超對中國學術史之研究，“要而言之，中國智識線和外國智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歷算學便是第二次。在這種新環境下，學界空氣，當然變換。后此清朝一代學者，對于歷算學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小?！盵9]晚明時期，歐洲傳教士來華，既帶來了西學，歸國時也帶回不少的中國文化典籍，成為中國文化最早的西傳者。今天，世界各地都擁有不少的漢學家，他們對中華文化不僅有很深的研究，由于文化差異，他們擁有不同的研究視角，進而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不同的結論則可能對我們有新的啟發，激發學術、出版與文化的創新思維。有的漢學家對中國懷有很深的感情，這有利于中西文化交流，因為情感交流甚至情感共鳴，是增進相互理解、認同，甚至相互學習、相互影響的潤滑劑。所以，今天我們在履行中華文化“走出去”的使命之時，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好中國形象的同時，要利用好引進來這個方法。在這方面，其實出版業早已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也已出版了一些海外漢學家研究中國的著作，應該總結成果與經驗，積極進取，開拓創新。

2. 以文明交流與互鑒新理念，引領傳統文化國際傳播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我們應該開拓創新，以文明交流與互鑒的新思想，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以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為目標，做好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和海外漢學的引進，通過海外漢學的引進，進一步促進中國傳統文化新一輪的國際傳播。

在新的歷史時期，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去全球化”浪潮興起之際，樹立全球視野和世界觀點，就顯得尤其重要。西方文化的最初傳入，使我們一度處于被動的局面，但無論如何，它既是西方文化傳入中國的歷史，也是構成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面向世界的中國歷史的組成部分。世界作為一個整體是現代性和現代社會的重要現象、特征和標志。今天也應該同樣用雙向的眼光看待古籍整理和對外傳播，牢固樹立文明交流互鑒的思想。引進和輸出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不能孤立或片面地強調一個方面，或者這一時期強調一方面，另一時期又強調另一方面，它始終是需要并舉的兩個方面，不是時有偏重的兩件事情。西學東漸與中學西傳是一個整體，今天的觀點就是交流與互鑒，否則可能會影響預期的效果。

3. 根據國際不同市場，分類研究，精準施策

事實上，通過與國外出版商多年的業務往來和對國外出版市場的基本了解，我國在主題出版國際化傳播方面也積累了一些經驗，制訂了一些措施辦法。整體看，有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傳統藝術的國外市場大體上分為三大板塊，一是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比較豐厚的歐洲；二是文化底蘊相對較弱的西亞、非洲和拉丁美洲；三是華人占有較高比例的東亞和東南亞。對于文化底蘊比較豐厚的歐洲而言，它們與中國的文化交流與商貿往來較早，至少在晚明時期耶穌會傳教士來華就已有很深的交往了，更早還可以追溯到《馬可·波羅游記》。隨著西學東漸而來的中學西傳，或者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歐洲傳播，也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主要典籍已經較深入地傳播了，甚至還不乏對中國文化頗有研究的一代代漢學家。近年來，又有諸如于丹《論語心得》等傳統文化大眾普及類圖書幾十個語種的新一輪國際傳播，可以說，歐洲市場對中國傳統文化類圖書的需求已經開始減弱。他們更關注中國的現實問題，更關注中國的崛起，更愿意看到中國乃至國際學者對中國正在發生的偉大變革進行理性分析和解讀，這些更關乎他們自身。所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主編的《中國道路叢書》，中國科學院研究員劉衛東先生的《“一帶一路”：引領包容性全球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趙樹凱先生的“農民三部曲”《農民的鼎革》《農民的政治》《農民的新命》，以及陸丹等主編的《國家治理叢書》等，一出版就獲得泰勒·弗朗西斯、盧德里奇、斯普林格和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等世界著名學術出版機構的青睞，并很快出版了英文版。對于文化底蘊相對較弱的西亞、非洲和拉美地區，其對中國傳統文化遠沒有對中國現實的經濟、社會發展和老百姓生活感興趣。如對當今中國老百姓尤其是青年人的工作、戀愛、生活和追求，以及反映他們生活的文學作品更感興趣；對中國的經濟奇跡是如何創造的感興趣，對中國發展經濟的經驗是否可能對他們有啟示和借鑒意義感興趣。在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也基本是同樣情況。此外，他們還對中國經濟學家對世界經濟的看法，以及未來世界經濟走向等感興趣。對于華人占比較高的東亞和東南亞，學習漢語的熱情仍然不減，尤其是華裔家庭更關心和注重孩子的漢語教育。另外，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關“一帶一路”的圖書更受歡迎。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我們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過程中，要注意把普遍性與特殊性結合起來，不能一味地強調我們是如何與眾不同，雖然我們確實具有很多特殊性，但一味地強調特殊性會影響國際上對我們的理解，如果適當地講解或闡釋普遍性，讓國際上理解中國和中國人是與他們一樣具有人類共同情感、愛好和平、與人為善的等，讓他們容易產生共鳴，中國故事就會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甚至喜歡，中國聲音就會更悅耳、好聽甚至引人參與，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就會更加感人，更有吸引力和影響力。

結語

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問題，或者說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問題，是國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時代之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需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需要，這是一個極其廣泛的話題，學術出版創新只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還有很多方面值得探討，如數字技術賦能出版與文化創新，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由此輻射出眾多分支議題，包括數字技術催生知識服務的新實踐，出版業應以知識服務的新理念，促進古籍和傳統文化出版與學術的聯動與互動；以科技與內容的雙輪驅動，打造體現數字技術魅力和傳統文化魅力的多元化、立體化、交互式產品；以技術創新開創傳統文化教育新模式，促進傳統文化的更廣泛普及；以內容創新促進傳統文化與演藝結合，與文旅結合；以自身的文獻與傳統文化內容資源優勢，深度參與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和國家文化大數據建設等?？傊?，數字技術不僅可以實現出版的內容創新和產品創新，更可以實現文化形式、形態和生態的創新，尤其是體驗式、參與式和互動式的出版和文化創新，對于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而言，更具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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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ssion of? Academic Publishing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YU Dian-li（China Publishing Group，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Marxism is both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Marxism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article take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puts forward the distinctive idea of the collation of national ancient books acting as the pioneer for academic modernization in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academia to innovate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broaden horizons. This article hopes that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can better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collation of ancient books and academic modernization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xchanging and interacting with other cultur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Key word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academic moderniz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作者信息：于殿利（1964— ），男，黑龍江五常人，博士，中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成員，中國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主要研究方向：出版文化與歷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