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城鎮化、土地城鎮化與我國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
——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

馬軼群 唐沁越

引言

城鎮化是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重要保證(劉志彪,2010;鄭鑫,2014)[1-2]。但學界也敏銳地發現,在我國城鎮化水平快速推進的同時,居民收入差距也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兩者關系引起廣泛的關注,很多學者開始探討城鎮化對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陳斌開和林毅夫,2013;穆懷中和吳鵬,2016)[3-4]。然而,在現有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中,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王小魯和樊綱(2005)認為,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是居民收入差距中不可忽視的內容,農民收入在區域間的不平衡性對城鄉協調發展和經濟可持續增長都提出較大的挑戰[5]。那么,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對我國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有何影響,是緩解還是加劇了區域間農民收入的失衡?此外,城鎮化通常分為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有研究指出,從 2000年到 2011 年,全國城鎮建成區面積增長了76.4%,而城鎮人口僅增長50.5%,我國人口城鎮化顯著滯后于土地城鎮化,兩者處于非均衡、不協調發展中(彭代彥和彭旭輝,2016)[6]。那么,一方面,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對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分別是什么?另一方面,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的協調發展是否有利于縮小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對以上問題的回答,不僅有助于理解我國城鎮化非均衡發展的影響,更可以從城鎮化協調發展角度探尋縮小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的突破口,為縮小收入差距、推動區域平衡發展提供有價值的參考。鑒于此,我們擬通過以下步驟進行分析與檢驗:首先,闡明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對農民收入發揮作用的影響機制;其次,使用2007—2018年我國29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作用機制;再次,使用實證檢驗得到的結果和統計數據分析城鎮化對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的影響;最后,得出相應結論,提出對策。

一、 城鎮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機制分析

(一) 城鎮化與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

城鎮化涉及人口、土地等眾多要素,在各要素由農村向城鎮聚集過程中,逐步實現傳統鄉村社會向現代城鎮社會的轉變。城鎮化分為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一般而言,人口城鎮化是城鎮化的核心,是指人口由農村向城鎮集中,從而使城鎮人口比重不斷上升。土地城鎮化是城鎮化的載體,表現為農業用地不斷向城鎮用地的轉變,推動城鎮土地面積比重的上升。然而,在我國城鎮化的發展過程中,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卻陷入了失衡的困境,李子聯(2013)指出,由于城市建設用地大規模擴張等原因,人口城鎮化長期滯后于土地城鎮化的發展,使得我國出現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發展失衡的“困境”[7]。我們使用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也發現,從2005年至2016年我國城市建設用地面積從29636.83平方公里擴大至51584.10平方公里,增長了74.05%,而同期全國城鎮人口僅增長了37.19%,由56212萬人增加到77116萬人。由此可見,我國人口城鎮化相對滯后于土地城鎮化。

城鎮化在帶動農村經濟發展方面發揮著不容忽視的作用,但農村居民收入在大幅上升的同時,區域間農民收入卻在不斷拉大,這已成為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任媛,2015)[8]。經核算,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05年的3591元增至2016年12424元,年均增長20.5%,其中,東部地區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率為19.7%,由2005年5123元上升至2016年的17243元,中西部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也由2005年的3029元和2619元,增長至2016年的11172元和8857元,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2.4%和19.8%。圖1反映了我國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的變化,在整個考察期,東部地區農民收入持續高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在2011年已超10000元,而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仍不足7000元。圖1顯示從2011年開始,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農民收入的差距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東部地區農民收入的增長更為陡峭,中西部地區農民收入的增長較為平緩,在較低水平徘徊。盡管中西部地區農民增收速度高于東部地區,但中西部地區過低的農民收入初始值,導致其農民收入與東部地區仍有較大差距。王小魯和樊綱(2005)指出,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在東、中、西部地區存在較大差距,而要縮小區域間發展差距須經歷一個長期過程[5]。這意味著除非中西部地區農民收入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長,否則與東部地區的差距在短時間內很難縮小。

圖1 區域間農民收入的變化趨勢(元)

可見,在我國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進程中,人口城鎮化相對滯后于土地城鎮化,同時,我國農民收入也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鑒于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相背離的情況,我們將分別探討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

(二) 人口城鎮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機制

首先,人口城鎮化增加農民非農就業。城鎮在大量吸收農村人口的同時,會帶動城鎮快速發展,創造出數量可觀的就業崗位,為農村勞動力提供就業空間。厲以寧(2012)指出,隨著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城鎮對基礎設施的要求將逐漸提高。除對已有基礎設施進行改造外,還將大規模建設基礎設施,這將有利于農民進城就業,增加農民的收入[9]。我國農村人口向城鎮的聚集使得農村家庭由務農逐步轉向務工,農民不再單一地從事農業生產,而是進入更多的非農行業,當農村勞動力由較低生產率水平的傳統農業部門轉移到較高生產率水平的現代工業部門,農民收入水平將會提高,農民收入來源將會多元化,進而從總體上提高農民的收入。因此,人口城鎮化增加農民非農就業是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

其次,人口城鎮化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人多地少、農業資源有限是制約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大量農村勞動力堆積在農業生產中,不僅降低人均耕地面積,更會抑制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而人口城鎮化通過吸納農村勞動力,可以稀釋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增加人均耕地面積。一方面,有利于普及和推廣現代化的農業科學技術,促進農業規?；a;另一方面,有利于整合土地等農業生產資源,加速生產要素流轉,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因而,從以上兩個方面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可以推動農民收入增加。

再次,人口城鎮化促進農產品銷售。由于農產品收入彈性低,農產品需求增長趕不上居民收入增長,加之,部分農產品處于買方市場且政府對農產品市場價格調控,使得農產品價格長期維持在低價狀態,農民增收較為困難。人口城鎮化不僅提高了我國城鎮人口的數量,還將農產品的供給者轉變為需求者,農產品需求的增加將會推動農產品價格的上漲,進而增加農民收入。此外,也有研究指出,農產品需求受城鎮人口增加的影響,會朝高品質和多層次的方向發展,農業生產結構的改變將推動傳統農業發展成高附加值的現代農業,農民收入會得到提高(王鵬飛和彭虎鋒,2013)[10]。因此,人口城鎮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產品價格低、銷售難的困境,改善了農產品的供求關系,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

(三) 土地城鎮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機制

首先,土地城鎮化增加農民土地征收收入。隨著我國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迫切需要大量土地來滿足城鎮規模擴大的需求。在城鎮土地開發趨近飽和的情況下,城鎮化發展所需的土地將由城鎮內部轉移到城鎮郊區的農村,農村土地隨著城鎮建設被征用。由于在城鎮化過程中,我國政府堅持惠農補貼和生態補償等一系列支持保護政策(劉彥隨和喬陸印,2014)[11]。因此,政府在征用土地時,農民會獲得較高的一次性土地補償金。尤其是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政府的征地補償標準會逐年上升,農民的土地補償收益也會隨之不斷提高,進而增加農民收入。

其次,土地城鎮化增加農民土地流轉收入。土地城鎮化能夠帶動交換、出租、抵押、入股、合作等多種土地流轉機制的形成,農村土地在流轉中也逐步實現增值。在城鎮高收入的吸引下,農民為了進城務工、避免土地撂荒,也會加快土地流轉。潘金枝(2016)指出,城鎮化進程會加速形成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讓農村與城市享有相同的議價權,保障農民在土地被征用時拿到不低于土地真正價值的收入[12]。尤其是位于城鄉結合部的農村土地,憑借其臨近城市的獨特優勢,更容易以較高的價格轉讓,由此增加農民收入?？梢?土地流轉會為農民帶來可觀的收入。

再次,土地城鎮化增加農村土地的非農用途。土地不僅是農民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城鎮化進程中的稀缺資源。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農村土地的使用途徑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從傳統農用轉變為生產制造、經營服務、旅游開發等非農用途,從而使得農村土地的收入來源出現多元化的特點,從以農業產出收益為主轉變為以制造利潤、經營收益、旅游收入等非農收益為主。特別是鄉村旅游的發展,不僅成為農村經濟新的增長點,同時也為傳統農業增添了附加值,在較大程度上提高了農民的收入。

(四) 影響農民收入的其他因素

一是人力資本水平。人力資本是影響農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包括教育、經驗、技能等諸多內容。Mankiw et.al(1992)指出,不同國家間人均收入差距的80%可以用人力資本等要素來解釋[13]。一般情況下,人力資本水平越高,個人的收入水平也就越高。特別是,教育水平對農民的收入有著較大的影響,宋英杰(2010)發現,農民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與農民收入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受教育水平對農民收入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14]。這是因為受教育水平高的農民,可以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并擁有更多的自主權,不再只從事重體力勞動和低層次簡單的工作,而是可以從事一些較為高級和復雜的工作。

二是農業財政投入?！叭r”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始終是我國經濟建設中的重大問題。國家將大量的財政資金投入到促進農業發展的各個領域。財政投入不僅可以加強農田水利、道路等設施建設,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而且可加大對農業科研的扶持力度,增加對農業技術的資金投入,提高農產品的增加值,讓農民在農產品的生產中獲得高額回報。因此,國家財政支出對農業的發展有重要影響,同時也是影響農民收入的重要因素。

三是農村固定資產投資。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在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農村固定資產投資有利于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農業機械等方面的固定資產投資,在較大程度上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促進農民收入的增長;另一方面,農業固定資產投資拓寬了農民的就業范圍,為農民提供了大量的非農就業機會。一些大型項目的固定資產投資在建設過程中對勞動力有較大需求,為農村勞動力提供了很多就業崗位,農民的非農收入得以增加。

四是農業技術進步。農業技術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農業新科技的推廣和運用,促進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農業技術提供了先進的科技條件和方法,在既定的生產要素投入下可以獲得更多的農業產出。同時農業技術進步可以改善農業生產經營管理方式,改進農產品質量,生產出科技含量高的產品,促使農產品向優質化和多樣化的趨勢發展。此外,農業技術進步可以釋放出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而向非農部門轉移,增加農民的非農收入。因此,農業技術進步不僅對農民的農業收入有著直接影響,同時對農民非農收入也有著間接影響。

綜上,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均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人力資本水平、農業財政投入、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及農業技術進步均會正向影響農民收入。假設以上影響農民收入的機制在各區域表現一致,那么,就城鎮化而言,產生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只有城鎮化進程的不同。事實上,除城鎮化進程外,影響農民收入的機制在區域間也存在顯著差異,由此對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產生影響。

二、 實證模型、變量說明與數據來源

(一) 實證模型

本文重點考察城鎮化對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借鑒魏浩和趙春明(2012)構建的實證模型[15],結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將計量模型設置如下:

Pincomit=α0+α1Xurbanit+α2Humanit+α3Finputit+
α4Finvestit+α5Ftechnit+ηi+μt+εit

其中,變量下標i表示地區,t表示時期,被解釋變量Pincomit為農民收入,解釋變量Xurbanit為城鎮化水平,控制變量Humanit為人力資本水平,Finputit為農業財政投入,Finvestit是農村固定資產投資,Ftechnit是農業技術進步,α0為截距項,α1～α5為變量的系數,地區非觀測效應使用ηi表示,時間非觀測效應使用μt表示,εit為隨機擾動項。

(二) 變量說明

1. 被解釋變量為農民收入(Pincom)。本文使用各地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表示,由于從2014年開始,國家統計局不再提供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數據,而是使用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兩者統計口徑存在差異,鑒于國家統計局同時提供了2013年各地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保證數據的一致性,我們以2013年兩類數據的比值作為換算乘數,將之后各年的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換算為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3.控制變量包括人力資本水平(Human)、農業財政投入(Finput)、農村固定資產投資(Finvest)和農業技術進步(Ftechn)。本文使用各地大專以上學歷人數衡量人力資本水平,農業財政投入使用地方財政農林水事務支出衡量,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用各地農戶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表示。衡量農業技術進步的方法較多,本文參考馬軼群(2013)的方法[17],使用第一產業增加值與第一產業從業人數比值表示農業技術進步,該值表明,單位產出越多,農業技術水平越高。

(三) 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是2007—2018年省際面板數據,主要來自《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年鑒》及地方統計年鑒。在區域劃分上,仍按照傳統的東、中、西部劃分,東部地區包括11個省份(直轄市),分別為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中部地區為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個省份,西部地區包括10個省份(自治區),有廣西、內蒙古、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紤]到數據缺失以及數據一致性等問題,我們將西藏數據剔除,重慶數據并入四川。

三、 實證檢驗與分析

(一) 城鎮化對農民收入的作用

本部分內容實證分析了城鎮化等解釋變量、控制變量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為了減少異方差問題,所有數據采用對數形式,為了反映省份之間的異質性,使用變截距模型。在比較固定效應模型、混合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上,我們通過似然比和豪斯曼檢驗,發現固定效應模型更優,意味著截距項與解釋變量存在相關性。因而,本文的實證選擇變截距固定效應模型,實證結果見表1。

表1 城鎮化對農民收入作用的檢驗

模型1給出了人口城鎮化對農民收入作用的檢驗結果。全國層面看,人口城鎮化對提升農民收入的作用較大,人口城鎮化每提高1個百分點,農民收入增加0.34個百分點。分地區看,人口城鎮化的作用在東部地區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中部地區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西部地區在1%水平下顯著,且作用最強,人口城鎮化每提高1個百分點,農民收入將增加1.326個百分點。東部地區人口城鎮化的作用不顯著主要在于:東部是我國經濟發達地區,對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有較大吸引力,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會大量進入東部地區尋求就業機會。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指出,2014年全國外出打工的農民工超過2.7億人,其中,近60%的農民工在東部地區務工。關愛萍和葛思羽(2017)通過對2000—2015年我國勞動力流動規模的估計,發現我國勞動力主要是由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向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流動,勞動力流入省份主要集中在廣東、江蘇、浙江、上海、北京等[18]。由此可見,大量的勞動力流入對東部地區人口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有較大貢獻,但這樣的城鎮化路徑對東部地區當地農民增收的作用并不大。而中西部地區人口城鎮化能較大程度提高農民收入,與前文分析一致,特別是西部地區,人口城鎮化的作用尤為明顯,可以看出,積極推動中西部地區人口城鎮化能有效縮小農民收入的區域差距。

模型2給出了土地城鎮化對農民收入的作用。全國層面看,土地城鎮化對農民收入的作用均顯著為正,且土地城鎮化在全國層面的作用要高于人口城鎮化。錢忠好(2003)指出,農地承包經營權市場化流轉是農戶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現實基礎[19]。而地方政府為響應中央政府關于土地流轉規?；洜I的號召,往往借助“騰籠換鳥”“筑巢引鳳”等方式實現土地集中流轉和規?；洜I(田鵬,2017)[20]。由于企業、合作社、種植大戶等經營主體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可以通過對農村土地的征收、流轉帶給農民最為直接的高額回報,較大程度增加農民收入。分地區看,與人口城鎮化不同,東部地區土地城鎮化能夠推動農民收入增加,這也進一步說明中西部地區人口流入推高了東部地區人口城鎮化水平,而土地資源的不可移動性,使得東部地區土地城鎮化只能依賴東部農村的土地,進而對當地農民收入產生促進作用。中部地區土地城鎮化的表現與全國一致,對于推動農民收入的作用要高于人口城鎮化。我們也發現,盡管西部地區土地城鎮化能夠提升農民收入,但卻弱于人口城鎮化的作用,鑒于人口城鎮化滯后于土地城鎮化的發展,西部地區加快人口城鎮化進度,提升城鎮化的協調性,能夠增加農民收入,縮小與東部地區的差距。

模型3給出了城鎮化協調性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梢钥吹?全國城鎮化協調性越高,農民收入越高,這事實上反映出,縮小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之間的差距,加快推進人口城鎮化水平,充分發揮人口城鎮化作用,有助于農民增收。東部地區城鎮化協調性對農民收入的作用沒能通過檢驗,這仍是因為東部地區人口城鎮化受中西部地區人口流入的影響,并沒有真實地反映出東部地區農村人口向城鎮的轉移,協調性指標也就出現偏差。相對而言,中部地區城鎮化協調性的提高有助于農民增收,但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西部地區城鎮化協調性卻能顯著增加農民收入。進一步比較中西部地區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的發展程度,可以發現,在考察期內,人口城鎮化在中部地區的年均增長率為2.74%,低于西部地區的3.24%;土地城鎮化在中部地區的年均增長率為4.34%,同樣低于西部地區的6.08%。盡管西部地區城鎮化發展速度總體強于中部地區,但其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發展差異卻明顯大于中部地區,結合模型1可以看到,當西部地區人口城鎮化快速發展,縮小與土地城鎮化發展差距,提升城鎮化協調性時,人口城鎮化的作用也得到充分發揮,能較大程度的提高農民收入。因此,增加城鎮化協調性有助于縮小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

此外,人力資本的增加能夠提高農民收入,增收作用在東、中、西部地區依次遞減,因為中西部地區提高人力資本的作用弱于東部地區,在一定程度上可將充分發揮人力資本作用視為中西部地區農民收入追趕東部地區的重要途徑。農業財政投入對提高農民收入的作用非常顯著,各地區表現較一致,我們考慮到,中西部地區地方財政收入遠不及東部地區,能夠對農業投入的財政支出也是有限的,以2015年為例,東部地區農業財政投入最高的是江蘇和山東,分別為1008.6億元和964.4億元,而西部地區僅有農業大省四川投入超過900億,為926.6億元,其余省份最高也僅為內蒙古的675.5億元,區域差異較大。因此,為了提高當地農民的收入水平,可增加中央對中西部地區財政的轉移支付,擴大中西部地區對農業的投入規模。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僅在西部地區通過顯著性檢驗,能夠提高西部地區農民收入,這說明西部地區過于落后的農業生產條件嚴重阻礙了農民增收,固定資產微小的改進都會對農民收入起到促進作用。農業技術進步對農民增收的作用也非常顯著,增收作用呈現出由東部地區到西部地區的遞增趨勢。說明中西部地區增加農業技術投入,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有助于提高農民收入,縮小與東部地區的差距。

(二) 城鎮化對農民收入貢獻的區域差異

本文計算了2014—2018年三大區域城鎮化增長率以及城鎮化對農民增收的貢獻(見表2),首先看人口城鎮化,由于東部地區人口城鎮化對農民增收的作用不顯著,這里不再分析,中部地區人口城鎮化的增長率略低于西部地區,總體而言,中西部地區在人口城鎮化方面發展水平相當。但分別計算后,我們發現西部地區人口城鎮化對農民收入的貢獻遠高于中部地區,中部地區人口城鎮化對農民收入的貢獻每年在100元左右,即使貢獻值最高的2018年,也僅為130元。而西部地區人口城鎮化對農民收入的貢獻每年均在200元以上,在2018年甚至超過300元,達到309.78元,遠超中部地區水平。這說明,盡管西部地區農民收入與中東部地區農民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但人口城鎮化的發展卻能抑制這一趨勢。再看土地城鎮化的作用,三大區域土地城鎮化增速明顯高于人口城鎮化,兩者的不協調性再次得到印證,進一步對比三大區域土地城鎮化增長率,西部地區最高,東部地區次之,中部地區最弱,而土地城鎮化對農民增收的貢獻上,西部地區略高于東部和中部地區,這說明西部地區土地城鎮化增長的明顯優勢,并沒有轉換為農民增收的優勢。李中(2013)指出,中西部地區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以及經濟發展落后,土地流轉大多只有口頭協議而沒有簽訂合同,僅有的少部分書面協議,也存在格式不規范,內容不完整的問題[21]。土地流轉市場的不健全、流轉制度的不規范嚴重影響農戶利益,加之西部地區土地流轉價格普遍較低,對農民土地的征收、流轉及開展非農經營等,支付給農民的收入低于東部和中部地區?？梢灶A計,如果東部和中部地區土地城鎮化取得與西部地區一樣的速度,將會進一步拉大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

表2 城鎮化對農民增收貢獻的區域差異

四、 結論與建議

本文使用2007—2018年省級面板數據實證研究了城鎮化對我國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一) 作為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來源,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呈現擴大趨勢,除非中西部地區農民收入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長,否則短期內很難縮小與東部地區的差距。

(二) 城鎮化對農民收入有重要影響,人口城鎮化、土地城鎮化和城鎮化協調性均有利于農民收入的增加,且土地城鎮化的作用高于人口城鎮化。分地區看,受中西部地區人口流入的影響,東部地區人口城鎮化對農民增收的作用不明顯,而中西部地區人口城鎮化能較大程度提高農民收入,土地城鎮化對農民增收的作用在各區域表現較為一致。盡管人口城鎮化滯后于土地城鎮化,但西部地區人口城鎮化對農民增收的作用卻強于土地城鎮化,因此,提高城鎮化協調性有助于縮小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

(三) 提高人力資本水平、增加農業財政投入、擴大固定資產投資、提升農業生產技術均可以增加農民收入,但在區域間存在差異。人力資本的增收作用在東、中、西部地區依次遞減,農業財政投入的作用在各地區均表現為提高農民收入,增加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僅能在西部地區提高農民收入,農業技術進步對農民增收的作用呈現出由東部地區到西部地區的遞增趨勢。

(四) 人口城鎮化有利于縮小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在相同人口城鎮化發展速度下,西部地區農民收入能獲得更大幅度的增加。土地城鎮化則會擴大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即使東部地區土地城鎮化增長明顯弱于中西部地區,但土地城鎮化對農民收入彈性及初始值的優勢,使得土地城鎮化仍是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西部地區只有依賴更為快速的土地城鎮化,才能抑制土地城鎮化對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的負向作用。

城鎮化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但就如何通過城鎮化縮小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并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依據本文的研究結論,我們認為:首先,注重城鎮化的協調性,通過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提升城鎮公共服務水平和容量,吸引農村人口流入,加快人口城鎮化速度,同時,進一步優化農村土地流轉機制、限制農業用地向非農用地的轉變、抑制城鎮房價過快增長等,控制土地城鎮化速度,防范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的背離;其次,通過提高惠農補貼和生態補償,以及賦予中西部地區農民更多的土地議價權等方式,積極挖掘中西部地區土地城鎮化增加農民收入的潛力,提高土地城鎮化增收效率,進而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區域差異;再次,為提升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水平,在培養人才、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體制機制上進行創新,為農業生產提供多層次人力支持,推動農業生產外延式與內涵式協同發展;最后,擴大中央對中西部地區的涉農財政支持,增加中西部地區農業財政支出,不僅在支出比重上,更要在總量規模上增加財政支出。提高中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入,改善落后的生產條件,為農民增收提供良好的外在環境。注重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通過增加農業技術投入、學習農業發達地區先進技術和經驗等方式,推動中西部地區農業技術進步,為農民增收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