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家鼐近代高等教育思想初探

余梓東 謝澤棟

摘 要：孫家鼐是京師大學堂的籌辦者和第一任管學大臣，是晚清著名的高等教育家。他為官持正，開明擔當，為晚清時期的高等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孫家鼐主張建立京師大學堂是為國儲才，強調辦學宗旨是中體西用。他引入了先進的分科教學模式，認為大學堂培養的學生應學有所成，成有所用。時至今日，孫家鼐關于高等教育的思考仍有著現實借鑒價值。

關鍵詞：孫家鼐；京師大學堂；高等教育思想；晚清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2-1101（2023）05-0001-07

收稿日期：2023-05-10

作者簡介：余梓東（1959-），男，吉林省吉林市人，二級教授，歷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中國共產黨民族理論與政策，清史與滿族史。

A Preliminary Study on Sun Jianai′s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Thought

YU Zidong，XIE Zedong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Sun Jianai was the organizer and the first minister of management of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and a famous higher educato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e was honest and open-minded，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un Jia-nai believe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was to reserve talents for the country and stressed that the purpose of running a college was "Chinese essence and western utility". He introduced the advanced subject-specific teaching mode and believed that the students cultivated in a college should be successful and useful. Up to now， Sun Jianai's thinking about higher education still has practical reference value.

Key words：Sun Jianai;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higher education thought;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孫家鼐（1827-1909），字燮臣，號容卿、蟄生、澹靜老人，安徽省壽州（今淮南市壽縣）人。咸豐九年（1859年）狀元，歷任工、戶、兵、吏、刑部侍郎和尚書等職，累遷體仁閣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和武英殿大學士，并于光緒四年（1878年）擔任光緒帝師，對維新變法和晚清政治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作為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的首任管學大臣，孫家鼐被人們譽為“北大先導”。他盡其所能守護一手籌辦的京師大學堂，傾注自己的辦學思想于其中。京師大學堂開創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先河，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事業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孫家鼐在此間更是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貢獻。探討孫家鼐近代高等教育思想，有助于我們從歷史角度理解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理念的發展脈絡，清晰認識中國高等教育思想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及特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保?］探究孫家鼐的近代高等教育思想內涵與特點，分析其教育實踐和社會影響，汲取其經驗及教訓，對于當代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有著重要借鑒意義與啟示價值。

一、孫家鼐近代高等教育思想形成背景

從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開始，清政府治下的中國便在帝國主義不斷入侵與奴役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得清政府封建統治賴以生存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步解體。面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民族在磨難困苦、屈辱悲壯中開啟了充滿艱辛的自救和反抗的征程，許多有識之士開始正視世界，呼吁向西方學習以自強圖存。

從經濟上看，19世紀下半葉的西方列強正處于資本主義迅猛發展時期。兩次工業革命為西方列強帶來先進的科技和生產力，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向壟斷階段過渡，為尋求更多的市場、資源和利潤，列強們加緊對落后國家進行殖民掠奪與盤剝，其對外侵略擴張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從政治上看，19世紀下半葉國際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一些本處于落后地位的國家通過強有力的改革走上崛起道路，如日本通過1868年的明治維新，實現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現代化；俄國通過1861年改革，廢除農奴制度，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從思想上看，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不斷擴大和深化，西方的科學技術、文化制度、思想觀念也在全世界范圍內廣泛強勢傳播，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了解西方的實際情況，學習西方的思想和文化。

于國內而言，此時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的清政府正陷入內憂外患的困境，資本主義萌芽雖得到緩慢發展，但面對官僚買辦資本與帝國主義雙重壓迫，先天不足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后天也難以正常發育。而法、美、俄、日等國學習英國，通過改革或變法等完成了工業革命，走向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這為試圖救國救民的晚清社會各階級提供了相應的借鑒和啟示。一些封建統治階級成員，即晚清洋務派，進行了一場引進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以維護清朝統治的自救運動——洋務運動，以“自強”“求富”為口號，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但終亦以破產而告終。

光緒二十年（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戰敗，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列強趁機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德國侵占膠州灣，俄國占領旅順大連，法國占據廣州灣，這不僅再次震撼了封建官僚士大夫群體，也引起全體民眾的強烈憤慨，愛國救亡思想廣泛傳播，社會走向變革已成為必然。此時，一些先進知識分子意識到，僅僅學習西方的器物并不足以挽救民族危亡，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試圖通過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理論來改造中國，救亡圖存。這其中，效仿西方興辦新式學校、學習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培養新式人才，成為當時的一股潮流。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上書光緒皇帝，認為西方國家之所以富強，“不在炮械軍兵，而在窮理勸學”“其各國讀書識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大學生徒，英國乃至一萬余”［2］95。明確指出興辦高等教育、培育新式人才的重要性?？涤袨榈倪@一建議得到帝師孫家鼐的認同與支持。孫家鼐作為晚清重臣，與西方傳教士交往較多，并且博覽西方著作，因此能以一種開明、好學的態度看待西方的教育和人才培養體系。他意識到西方國家之所以強大，很大原因在于西方先進的教育體系建設。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孫家鼐在《開辦官書局章程折》中上奏到：“富強之端，基乎學問，講肄所習，爰出人才，砥礪奮興，消除畛域?！保?］598 身處空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動蕩之中，孫家鼐深感教育制度改革是一項基礎而又迫在眉睫的工作，于是在近代高等教育方面開啟了艱辛的探索之路。

二、孫家鼐人生閱歷

作為晚清時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孫家鼐的一生卻是波瀾不驚、持正內斂的。道光七年（1827年），孫家鼐出生于安徽壽州書香門第世家，他的曾祖父孫士謙乾隆年間曾任刑部郎中，祖父孫克偉是貢生，父親孫崇祖則時任池州府教諭。孫家鼐父親治家極嚴，崇學尚教，博學多才；母親林氏也出身大戶，重視讀書；父母對孩子皆嚴格要求。孫家鼐20余歲時，父親便溘然離世，但自幼便目睹落后便被列強野蠻入侵慘狀的孫家鼐兄弟，在母親的教導下全部成才，均成為清廷所倚重的能臣，在當時創造了“一門三進士、五子四登科”的佳話。

《清實錄》載，咸豐九年（1859年），孫家鼐與孫念祖、李文田3人進士及第［4］23，孫家鼐一甲一名，高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4］38，自此開始其為官生涯。同治三年（1864年），孫家鼐升任湖北學政，后于光緒四年（1878年）應召回京，與翁同龢同任光緒帝師，歷任侍講學士、侍讀學士、侍郎等職。翁同龢在日記中贊孫家鼐：“沉潛好學，服膺王陽明之書，立志高遠，凝厚而開張，余欲兄事之?！保?］262 孫家鼐盡心盡力教育和輔佐光緒皇帝長達34年，他思想較為開明，面對風雨飄搖的晚清政局，深感屈辱與痛心。以成為帝師為契機，孫家鼐認真講學，傳授治國之道，希望光緒皇帝能夠成為挽救晚清危局的明君。在孫家鼐的教育下，光緒皇帝15歲時便在《乙酉年御制文》中寫道：“為人上者，必先有愛民之心，而后有憂民之意。愛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保?］1720親民、愛民思想深刻影響著光緒皇帝，尋求救亡圖存之道也成為光緒帝的內心追求。

光緒皇帝登基之時，恰是清政府內外交困、中華民族面臨存亡危機之際。隨著洋務運動的失敗，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力量開始登上政治舞臺。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與梁啟超集結1 300余名舉人聯名上書朝廷，反對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此后，康梁等人又組建“強學會”、開辦《強學報》。此時的孫家鼐更深刻意識到變法以求自強的重要性，他積極給強學會捐款，向同僚推薦，并協調安徽會館幫助強學會解決辦公與活動場地問題，強學會一時間名聲大噪。但因觸及以慈禧為核心的頑固派利益，僅存在兩個月，強學會便被關閉。為保護強學會這一“維新前哨”，在孫家鼐的努力周旋下，清政府組建官方的“官書局”，并命孫家鼐管理。孫家鼐以開放的心態認知西方傳入的器物、制度和思想，在管理官書局期間便制定七條章程分列官書局七大職能：“一藏書籍；一刊書籍；一備儀器；一廣教肆；一籌經費；一分執掌；一刊印信”［7］47，并請求朝廷恢復同文館，“期以洞中外之情形，保國家于久大”［8］45，希望借助官書局培育新式人才，找尋救國之道。

而后，孫家鼐又向光緒皇帝推薦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一書，此書詳細介紹了中體西用之理，并提出“法茍善，雖蠻貊吾師之”［9］198的觀點。書中的變法思想，對光緒帝影響頗大。為進一步宣傳變法思想，孫家鼐上奏《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擬請飭下直隸總督刷印一二千部，交軍機處，再請皇上發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發到后，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將其書中某條可行，某條可不行，一一簽出，或各注簡明論說，由各堂官送還軍機處，擇其簽出可行之多者，由軍機大臣進呈御覽，請旨施行”［8］69 。光緒皇帝對此高度重視，諭令“著榮祿迅即飭令刷印一千部，克日送交軍機處，毋稍遲延”［10］26，并要求朝野大臣傳閱學習。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戊戌變法以此拉開序幕。作為帝師，孫家鼐積極參與光緒皇帝頒布的相關改革詔令的草擬，在民族工商業、對外貿易等方面，也充分支持光緒皇帝的改革，并向光緒皇帝推薦維新派人士擔任要職。

不同于維新派的急躁與片面，在戊戌變法過程中，孫家鼐以其卓越的政治遠見與睿智看清了時勢，他力主調和帝后黨爭，強調維新變法應分清輕重緩急，分步推進。根據《明定國是詔》，光緒帝諭令批準孫家鼐于北京創立京師大學堂，又敕令梁啟超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孫家鼐成為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任管學大臣。然不過數月，慈禧太后幽禁了光緒帝，發動了戊戌政變，重新垂簾聽政，百日以來的維新成果被盡數廢除。光緒帝的另一帝師翁同龢被罷官，始終堅持調和帝后矛盾的孫家鼐以養病為由請退還鄉。但在絕境中，孫家鼐保護住了京師大學堂，為近代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孫家鼐被朝廷啟用為禮部尚書。還京后，孫家鼐又任體仁閣大學士，“歷轉東閣、文淵閣，晉武英殿，充學務大臣”［11］3417。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孫家鼐與張百熙等人一同參與《奏定學堂章程》的制定，其中包括《學務綱要》《大學堂章程》《優級師范學堂章程》《初級師范學堂章程》等，并于次年施行。翌年，清政府任命孫家鼐為總理學務大臣，繼續開展教育改革。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賞太子太傅。宣統元年（1909年），孫家鼐在京病逝，晉贈太傅，謚文正。孫家鼐的一生是為國盡忠的一生，他默默發光發熱，憑己所能為挽救中華民族危亡作出了重要貢獻?！肚迨犯濉ち袀鳌穼ζ湓u價為：“家鼐簡約斂退，生平無疾言遽色。雖貴，與諸生鈞禮。閉門齋居，雜賓遠跡，推避權勢若怯?！澜苑Q之?！保?1］3418 李提摩太在評價孫家鼐時，也認為“他是所有中國官員中最有教養、最具紳士風度的人之一”［12］239。

三、孫家鼐近代高等教育思想主要內容

孫家鼐出生于世代書香之家而又開明廣博、溫和睿智。面對中外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巨大差距，他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的《遵籌京師建立學堂大概情形折》中感嘆：“泰西各國近今數十年人才輩出，國勢驟興，學校遍于國中，威力行于海外，其都城之大學堂規模閎敞，教法詳明，教習以百數，生徒以萬數?！保?3］220孫家鼐目睹西方國家的強盛，深感建設大學堂的重要性。也正因此，作為京師大學堂第一任管學大臣，孫家鼐在其籌建和管理京師大學堂的過程中，對于近代中國的高等教育創立與發展有著極其深刻的理解和思考，也進行了相應的實踐開拓與探索。

（一）為國儲才教育思想

晚清衰敗的中國，是飽受列強欺凌與壓迫的中國，也是一代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繼探索救亡圖存之路的中國。對于當時的有識之士而言，挽救國家、民族于危亡之際是頭等大事。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孫家鼐在《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提出大學堂是為“作育人才，儲異日國家之大用”［14］437，即籌建大學堂的目的在于為國儲才，通過培養一心為國的先進人才，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進而實現國家振興和民族富強。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孫家鼐在《遵籌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寫到“竊維今日中國亟圖自強，自必以育才興學為要綜”［8］60 ，認為國家欲自強，首先要育才興學。因為孫家鼐清楚地意識到，西方列強之所以強盛恰恰在于人才強盛，“考歐美各國富強之故，實由于無人不學，無事不學?！怨守擉胖?，成就遠大，政治學藝，日異月新。近人至以學校之多寡，覘國政之盛衰，非無因也”［8］61 ，而人才強盛又取決于國家對發展高等教育的支持和對高級人才的培育，西方列強“其學校每年所需經費，英至九百三十余萬磅（合華銀六千五百數十萬兩），法至四百余萬磅（合華銀二千八百數十萬兩），其余諸國，亦數百千萬不等”，然中國的大學堂1年經費不過幾十萬兩，“較諸西國尚不及千分之一”［3］637，足見加強對高等教育投入之緊迫性。諸列強的高等教育體系為其國家培育了無數人才，反過來這些人才又促進著本國發展與強盛。孫家鼐堅定地認為，大學堂必須堅守為國儲才、服務國家的教育目標。但孫家鼐同時也強調“學而不用，養士何為？用違其才，不如不用”［8］54，即要用好大學堂培育出來的人才，要人盡其才，才盡其用，讓人才能夠充分為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救亡圖存的目標。

（二）中體西用教育思想

所謂中體西用說，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觀點在洋務運動時期已經頗有受眾。馮桂芬在汲取林則徐、魏源等人“師夷長技以制夷”主張基礎上，在《校邠廬抗議》一書中提出“中華之倫常名教之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方術”［9］1，最早表達了“中體西用”這一理念。孫家鼐則較早提出和全面闡述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并將其貫徹運用于京師大學堂建設實踐中。孫家鼐反對中學與西學相對立的觀點，也不同意一味強調西學反對中學的說法，他指出中體西用應該是“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3］624。如，在籌建京師大學堂時，自幼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孫家鼐認為“中國五千年來，圣神相繼，政教修明，決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蕓人，盡棄其學而學西法”［3］624 ，即大學堂的教育萬不可學習日本盡棄其學，而應充分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良道德傳統。在《遵旨議復龐鴻書條陳折》中，孫家鼐還指出，“經學所以正人心、明義理，中西學問皆以此為根抵”［8］94，因此不可荒廢，要在保留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吸收西方科學和實業的精華，從而培養有用之才。

但孫家鼐又絕非如保守派那般畏懼西學，他認為中西文化并不沖突，而是可以相互補充和借鑒的。他在奏折中寫道：“今京師創立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為經，西學為緯；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8］52 即大學堂的教育既要繼承中國的傳統文化，也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并且“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此立學宗旨也”［8］52。孫家鼐認為要救亡圖存，須重視科學，因此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他主導編纂《續西學大成》十八編七十八種出版，內容涵蓋了多個學科，包括算學、測繪學、天學、地學、農學、化學、電學等［15］13，對于當時先進的科學知識普及有著重要意義。

孫家鼐認為，興辦高等教育，中學和西學不可偏廢，二者應兼顧，絕不能全盤學習“西法”。一方面，古今經史子集、列朝圣訓無不蘊含學問道理，傳統文化也教化人心，可提升學生的品性修養；另一方面，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律法政治思想理念，也是當下的迫切需要。因此，孫家鼐對大學堂總教習的人選十分重視，認為總教習應當為“學賅中外，通達政體，居心立品，又為眾所翕望者”［3］674 。因“實難其選”，孫家鼐后又主張分別設立中西兩個總教習，“中國教習應求品行純正，學識淵通，洞悉中外大勢者，不通西文可也；西教習須深通西學，兼習華文，方無捍格，豐其修脯，致其禮敬”［8］53，如此一來，便能夠使大學堂教育不致偏廢，做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此為因時因地制宜之法。

（三）分科立學教育思想

在孫家鼐的觀念中，高等教育應涵蓋各種學科和專業，培養具有崇高道德而又有廣博知識的人才。孫家鼐對西方大學堂和中國舊式學堂進行過細致考察與比較，認識到以往開設的福建之船政學堂、江南制造局學堂、南北洋各省水師武備學堂等舊式學堂“皆囿于一才一藝，即稍有成就，多不明大體”［3］603，而京外同文、方言各館“西師所教，亦有算學、格致諸端，徒以志趣卑庸，淺嘗輒止，歷年雖久，成效甚稀，不立專門，終無心得”［16］427，因此他主張要學習歐美教育體系優點以補舊式學堂不足，并建設綜合性大學堂。在《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孫家鼐提議將大學堂分設十科，“以專肄習”，分別是“一曰天學科，算學附焉；二日地學科，礦學附焉；三曰道學科，各教源流附焉；四曰政學科，西國政治及律例附焉；五曰文學科，各國語言文字附焉；六曰武學科，水師附焉；七日農學科，種植水利附焉；八曰工學科，制造格致各學附焉；九曰商學科，輪舟鐵路電報附焉；十曰醫學科，地產植物各化學附焉”［16］427，他認為這樣京師大學堂就能“風會既開，英才自出，所謂含宏光大，振天綱以收之也”［8］53。同時，孫家鼐也極為重視大學堂對學生的品德教化職能，非僅重致用之學而忽視德育?！按耸普哂纫缘赖聻橄?，實貫徹于九科之中，而不可一時離九科中專精一事，而又道德深純者，是為才德兼全，可資大用。否則，才勝于德，只可小知?！保?］53 孫家鼐認為，只有德才兼備，方成真正有用之才。這也與其所強調的為國育才思想相一致。

孫家鼐在籌建京師大學堂的過程中意識到，以往的官辦教育基本沒有近代意義的分科教學?？茖W發展帶來的不僅是學科繁榮，還有學科細化。而學科細化的結果體現在教育上，便是要求開展分科教學，如天文、地理、政事、文學、武備等專業學科知識，要想獲得更好的教育教學效果，必須由專業講師進行傳授。此前京師同文館等已經開始進行過分科教學的嘗試，但在孫家鼐看來都是淺嘗輒止，成效不大。因此，他希望在京師大學堂中貫徹這一教學理念，真正做到“準今酌古，集中外之專長”［8］54。同時，孫家鼐強調的是，大學堂之大，要“總古今，包中外，該體用，貫精粗，理索于虛，事征諸實，立格以待奇杰，分院以庋圖書”［16］427，主張在大學堂求學的學生能夠博通中西，不僅學習西方各種社會學說，也要學習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做到才德兼全，才能可資大用，實現救亡圖存。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因“門類太多”，孫家鼐又及時上奏《奏復籌辦大學堂情形折》請求“中西學分門宜變通也”“擬每門各立子目，仿專經之例，多寡聽人自認”［8］81。并且，孫家鼐還將諸多文科類學科進行合并，“至理學，可并入經學為一門。諸子、文學皆不必專立一門。子書有關政治、經學者，附入專門，聽其擇讀”［3］666，如此一來，西學比重得以提高，大學堂的教育教學更加順應當時的社會實際需求。

（四）學有所用教育思想

如上文所述，孫家鼐認為籌建京師大學堂的目的是培養能夠適應社會進步和國家發展所需要的人才，而不是像以往那樣只服務于科舉考試。因此，孫家鼐在籌辦京師大學堂時，頗為重視學問的有用性。從這個角度來說，孫家鼐主張的是一種實用主義導向的高等教育?；I建京師大學堂之初，孫家鼐將大學堂的教學分成十科，后又意識到一些科目的專業性強，轉而又開設專門學堂。其中，醫術科最初作為京師大學堂擬建的十學科之一，隨著對西方醫學認知的加深，孫家鼐注意到當時中國的醫術人才非常匱乏，培養體系也不科學不合理。他在奏折中寫到：“近世儒者，不屑研究，于是方技之士，往往謬執古方，夭枉民命?！保?7］182因此，孫家鼐主張效仿西方，建設專門的醫學堂，引進西方醫學教育體系，讓其與中醫互相補充，促進醫療事業發展。孫家鼐的奏折理據詳實，光緒皇帝對此也是大力支持，諭旨曰“醫學一門關系至重，亟應另設醫學堂考求中西醫理，歸大學堂兼轄，以期醫學精進，即著孫家鼐詳擬辦法具奏”［18］72。在《遵旨詳擬醫學堂辦法折》中，孫家鼐也是秉持中西醫結合的原則，指出：“臣考中西醫學，各有專長?？简炁K腑，抉去壅滯，中不如西；培養根元，辨別虛實，西不如中。臣謹擬中西醫學分門講習，招考文理通順之學生入堂肄業；又于學堂之中，兼寓醫院之制。凡來就治者，皆隨時施診，且酌施中西通用藥品，期以保衛生靈?！保?］105這樣一來，醫學院培養出的學生能夠精曉中西醫學原理，真正做到懸壺濟世，拯救生靈。

同時，孫家鼐主張廣開畢業生就業之路，使得大學堂畢業的學生能夠學有所長，學有所用。孫家鼐意識到當時中國存在“重科甲，不寬予以出身之路，終難鼓舞人才”［8］54 的問題，因此效仿西方國家的辦學經驗，將學堂畢業生的就業“特辟三途，以資獎勸”。具體而言，一曰科舉，按照專業授予成績最優異的部分人以舉人、進士等頭銜，例如“化學科舉人、進士”“算科舉人、進士”等，“推之各科，皆冠以專門之名。將來何項需人，皇上即按所習之科采擇錄用”［8］122。二曰派差，“學生應試不中者，由學堂考驗，仿西例獎給金牌文憑，出學咨送總署，發交中國使署，派充翻譯隨員，分布南北洋洋務、海軍、船政、制造各局差遣”［8］54，也就是參加科舉考試沒有考中的畢業生在通過大學堂考核后，可以拿到相應的文憑，到使館、各局等地工作，發揮其所長。三曰分教，也就是“專學為師”，對于學成畢業后不愿為官的，可以派到各省設立的學堂從事教育工作。就如孫家鼐在《奏復籌辦大學堂情形折》中所設想的，“學政治者歸吏部，學商務、礦務者歸戶部，學法律者歸刑部，學兵制者歸兵部及水陸軍營，學制造者歸工部及各制造局，學語言、文字、公法者歸總理衙門及使館參隨，終身遷轉不出原衙門”［8］54，讓大學堂培育的人才都學有所用，從而實現“俾所學與所用相符，冀收實效”的目標［8］54。

四、若干啟示

在晚清社會動蕩時期，孫家鼐既不完全隨波逐流，也不一味妥協退讓，而是堅守內心所求，力圖拯救國家與民族危亡。孫家鼐對晚清高等教育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深刻影響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其一手操持和保護下的京師大學堂，更是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成為晚清各省大學堂籌建的樣板。時至今日，他的一些辦學思想對我們當下的高等教育事業發展，仍具有啟發意義與借鑒價值。

一是立德樹人，夯實政治立場。孫家鼐所處的年代，正值晚清末年風雨飄搖之際，他充分意識到大學堂的功能在于為國儲才，其所強調的“中體西用”觀點也意在鼓勵學生能夠堅守傳統道義，學有所成以報效國家，挽救國家和民族于危難之中。對于當下而言，我們正經歷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前所未有地更加接近、更有信心及能力全面實現國家富強和中華民族復興，但高等教育事業依然面臨著各種各樣復雜多變的挑戰。百年大計，教育為本。要有效應對諸如外部勢力滲透與顛覆、各種思潮的激蕩、暗流涌動的顏色革命等風險，我們的高等教育事業作為國之大計、黨之大計，應當始終保持堅定不移的政治立場，立德樹人，為國育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教育，辦人民滿意的大學。今天的高等院校，是通過教學實踐傳播已知、通過科研實踐探索未知、通過成果轉化服務社會，這也是每一所現代高等院校的使命和職責。因此，高等院校應當始終堅持黨的領導，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提高政治站位，抵制各種錯誤思潮的不良影響，為國家經濟社會的平穩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

二是緊隨時代步伐，優化學科體系。在孫家鼐看來，京師大學堂培養的人才，應當是有用之才，從學堂畢業后便能夠發揮其才能，在各個行業創造驕人的業績，以報效國家，救亡圖存。這對于我們當下的高等教育事業來說，也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高等教育應該與時代進步相應，與國家需求相合，與人民利益相符，培養大量立場堅定、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素質專門人才。近些年來，很多高校都出現了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特別是一些冷門專業，本身社會的需求并不高，造成供給大于需求的結構性矛盾，這也與學科體系的建設沒有及時跟上時代發展有關。因此，優化高等教育的學科體系，順應新發展格局，根據國家和社會需求，調整和優化學科結構已經迫在眉睫。需要指出的是，優化學科體系是一項細致嚴謹的工作，要謹防對某些學科“一刀切”的現象發生。對于一些基礎學科和前沿學科，應當通過暢通供需渠道給學生更多的學業保障，以確?；A理論研究和學術創新的正常進行；對于一些有重要學術價值的學科，要注重守正創新，既要開拓新的領域和方向，又要堅持學術規范和正確的價值導向及問題導向。此外，還應具有寬闊的國際視野，放眼世界學術前沿，就像孫家鼐力主派員赴國外考察高等教育一樣，應借鑒世界各國先進的學科體系建設經驗，取其精華，集中全人類的智慧，為我國高等教育學科體系的完善與優化所用。

三是堅持以人為本，創新培養模式。孫家鼐非常重視京師大學堂的教育質量，也非常關切學生們的生活。他在考察中西方大學堂的資助情況后，提出“膏火宜酌量變通也”“泰西大學堂來學者皆出脩脯，極貧者始給紙筆” “擬仿西國學堂之例，不給膏火，但給獎賞”［8］82 。通過改革膏火制度，孫家鼐希望能吸引更多真正誠心向學之人，但同時對極貧者給予必要的經濟保障，使其可以完成學業，防止泯滅人才。同時，孫家鼐極為關注京師大學堂的藏書、設備、器物等設施建設，認為大學堂應該提供足夠供學生學習的書籍和實驗器具，他還下令讓譯書局加緊翻譯各類西學之書，供大學堂教學和學生自學之用。此外，孫家鼐也強調師資的重要性，要求在招聘各科教習時薪水待遇要從優，這樣才能吸引高素質專業教習來校任教，正所謂大學之道在于大師。孫家鼐以學生為本建設新式大學堂的辦學經驗對我們也頗有啟發意義。當下的高等教育，應當注重軟硬件建設的協調發展，既要重視圖書館、實驗室等硬件設施的更新，也要重視制度、教師隊伍等軟件建設。特別是教師隊伍，作為教育教學發展的重要支柱，肩負著教書育人的重任，也關系著學校的辦學實力和前途，應當大力提升其建設水平，推動教育教學工作高質量發展。同時，針對學生的資助制度也應因時而新，既要保障家庭貧寒的學生能順利完成學業，也要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鼓勵學生刻苦學習、鉆研學問，學有所成、學有所用報效國家。

“維新帝師”“北大先導”，社會各界對孫家鼐的盛贊越來越多，對其評價也越來越客觀公正。其一手創辦的京師大學堂為救亡圖存、民族復興培養了大批棟梁之材，對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開創性貢獻。當下，我們應當基于全球視野，以史為鑒，以史為師，集中全人類的智慧，不斷開拓進取，推動中國高等教育事業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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