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他者”到“我們”
——文珍《找鑰匙》中的異邦人敘事

李 云

2017年11月18日,北京市大興區西紅門鎮新建二村一家名為“聚福緣”的群租公寓發生重大火災,19人死亡,8人受傷。事故發生后,北京市立即開展了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行動。在這個行動中,很多打工者由于工作和居住場所突如其來的拆除或搬遷而倉促離開了北京,在網上引發了“驅趕低端人口”的爭議。閱讀文珍近年出版的作品《找鑰匙》,會發現這個事件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文珍小說創作一個或隱或顯的重要背景,比如《霧月初霜之北方有佳人》中,一個四川打工男孩因租住的房子被判定為違章建筑不得不選擇回到老家,又如《貓的故事》中,主人公路過已然變化的一條街,“我這才想起北京這段時間到處都在拆除違章建筑。許多包子店、鹵肉店和其他小店都一天天憑空消失,再也沒有人記得這些店里曾經發生過的一切,而那些人去往何處同樣無人知曉”①。對這個事件的反復征用提醒我們閱讀文珍并不能局限于習以為常的80后、“女作家”、“情感”等標簽。在《找鑰匙》的序中,文珍表示這本書里的篇目都與北京有關:“寫的都是一些我生活之外的‘他者’——常被目為邊緣、同樣參與了構建這城市卻始終難以真正融入主流的族群。但‘他們’同時也有一部分屬于更廣闊的‘我們’:一個字一個字寫下這些故事的時候,我時常有感同身受的痛切?！雹趶摹八摺钡健拔覀儭?這種撕扯又纏繞的關系就像郁達夫《春風沉醉的晚上》中,作為知識分子的“我”與作為女工的“她”最終在某種程度上的惺惺相惜并真正相通。因此,理解文珍對于“他者”與“我們”的描寫亦不能局限于已淪為窠臼的某些二元對立,如城鄉、階層等,而更應該看到其中滲透的對這個時代最直接的觀察、思考和批判。

一 他者、勞動力與異邦人

可能首先需要追問的是,文珍在這本書中執著描寫的“他者”是誰?“他者”究竟在何種意義上成為“他者”?是否存在一種機制來辨認或排斥一個社會中的異質因素?關于這一點,或許巴塔耶的思路是有啟發意義的。

巴塔耶認為分析一個社會的心理結構有效的方式是首先分析其同質性的部分,他曾形容“同質的社會是個生產的社會及實用的社會。一切沒有用的要素都被排除在社會的同質部分之外,而不是被排除在社會全體之外”,“按照同質社會的標準,每一個人的價值就是他所生產的東西;換句話說,他不再是一個自為的存在了;他不過是集體生產活動中的一種功能而已,被安置在可以測量的限度之內,集體生產把他變成了一個為其自身之外的某種東西的存在”③。也就是說,在現代以來的世俗生活中,“有用”與否是衡量一個人尤其是一個勞動力的重要標準,也正是由于這個標準,當一個勞動力變得不再有用,他就被排除在了某種體系或秩序之外,而成為一個“異邦人”:“作為生產的主體,勞動者落入社會組織的構架之中,可是,最為規則的同質還原僅僅是對他們掙錢謀生的活動產生影響;是根據他們的工作行為,而不是把他們當人,將他們整合在心理的同質狀態中。在勞動場所之外,甚至超越其技術活動,與同質的個人(老板、官僚……)相比,一個勞動力就是一個異邦人,一個具有另類本質的人,一個沒有被還原也沒有歸屬的人?！雹墚斎?對于這種“異邦人”巴塔耶或許有積極的解釋,但對有的人來說,遭遇此種狀況卻并非一件樂事。

回到大興火災事件,事實上,自2014年以來,北京就提出了“疏解非首都功能”,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胺鞘锥脊δ苤赋珖沃行?、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及科技創新中心這四大核心功能之外的非核心城市功能?！雹菀嗉础安环鲜锥汲鞘袘鹇远ㄎ?、不利于北京生態環境建設、不符合構建‘高精尖’經濟結構和提高生活性服務業品質要求的功能”⑥。自2017年以來,北京又開展了“疏解整治促提升”專項行動?？梢钥吹?“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提出和推進其實都有現實的政治經濟考量,其中所涉及的也并非僅僅是大興火災事件后網絡上爭議較多的所謂“低端人口”,但的確對外來務工人員較為集中的低端制造、物流、批發、服務等行業疏解力度較大,同時因一些工作方式和手段上的粗放、急進甚至極端引發了廣泛而持續的關注與討論。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文珍故事里的很多不符合首都功能的勞動力都將無法逃離消失在這座城市的命運,比如從工地上摔下來的打工者小鐵,曾經想要幫老板多創造一點營業額而不惜被闖入鹵菜店的貓所傷害的服務員小伙……在投入在他們身上的耗費或管理成本被認為大于他們對這座城市的經濟貢獻這樣的計算之下,他們因為缺乏急需的技能或無可替代的價值,盡管“參與了構建這城市”,也只能是可有可無,甚至需要被暫時“驅逐”的多余人口或是某種意義上的“異邦人”而被目為“他者”。因此,“異邦人”并不僅僅是一個與空間相關聯的概念,也是一個與社會結構相關聯的概念,既指向現實中的漂泊狀態也指向在同質性社會中的抽象歸屬。

不過,對于很多背井離鄉討生活或試圖真正融入這座城市的人來說,積極地成為一個有用的勞動力,最終被接納才是重要的,哪怕可能不過是一個殘酷而無情的“同質化”社會中微不足道的背景?！稄埬仙健分?從北京暫時回到襄樊農村的快遞員張南山看到了自己昔日青梅竹馬的戀人小菊,文珍用傷感的筆觸寫道:“再見小菊,依然還是親,可就只剩下親了,像家里頭的一個小姐姐,一個老妹妹。這個老妹妹的眼角已經出現了魚尾紋,才二十歲,青春就已經過早地被城市消耗殆盡了。她的肉體變成了一具過度包裝的皮囊,笑容看上去廉價而職業……”“其實他也一樣。被城市消費,損耗,使用殆盡?！雹邇蓚€返鄉年輕人的蒼老不僅因為像甘蔗一樣被城市榨取著“使用價值”,更可怕的是,那種以金錢衡量價值的觀念已經深深植根進這兩個曾經淳樸的農村青年的心。小菊因為城市里的男朋友拋棄過張南山,但此時因張南山發財的傳聞打算再續前緣,并說出自己對未來生活的“浪漫”規劃是用張南山的錢去鎮上開飯館,而張南山心里也時刻盤算著離開農村再回到這個城市壯大自己的快遞事業。這個故事乍一看有點“罪惡都市”的意味,但文珍并沒有輕易地用鄉村來做一個療愈的參照,在這個時代,鄉村早就不是一個孤立的世外桃源,小菊也好,張南山也好,最終都會被城市生活打上不可磨滅的烙印,就像披上了讀完大學漂在北京賣安利的老鄉劉為杰那不合身的“西裝”,“他們”和“我們”之間的界限也因此曖昧而模糊。

二 我們、新窮人與消費者

劉為杰對張南山解釋自己的“西裝”是客戶送的,這顯然是個掩飾尷尬的“謊言”,作為一個跑傳銷的“銷售”,劉為杰必須借助“西裝”這個符號來向沒有見過多少世面的老鄉展示自己的專業甚至營造成功的幻象以吸引更多的下線,換言之,是以此來打造自己的身份?？上?由于“西裝”過于肥大,再加上根本付不出飯錢,劉為杰拙劣的模仿和偽裝也因此失效。但如果劉為杰有足夠的錢,定制了合適的西裝,一切會不會不一樣呢?所以,盡管只是一個一閃而過的細節,劉為杰的“西裝”卻頗有象征意味,齊格蒙特·鮑曼是這樣描述從生產者社會到消費者社會的轉變的:“在現代性的工業階段,一個事實不容置疑,那就是每個人在擁有其他身份之前,首先必須是個生產者。在現代性的第二階段,即消費者的時代,這個不容置疑的事實變成了:人首先要成為消費者,才能擁有其他特別的身份?！雹嗷蛟S劉為杰在考上大學的時候未曾想過,曾經以為改變了命運的他還會再和那些靠出體力為生的老鄉們同坐一桌,但那件“西裝”最終暴露了他們并沒有什么本質上的不同,他們都是作為“失敗的/有缺陷的消費者”存在于北京這個空間,這個成熟而發達的消費社會的。

這也提醒我們傳統階級的視角在當下的某種缺失,黃平就曾經引述杰姆遜的話“工業勞動力和城市資產階級的區分都被抹去。每個人都是消費者,每個人都成為雇傭者,一切東西都進了購物中心,空間不過是表面的無限延展”來說明“在全球化時代,‘空間’取代‘階級’成為核心政治議題”這一重要變化⑨。文珍敏銳地察覺到這點,寫了大量因沒有足夠的消費能力而在這座城市生活難以為繼的人。如《霧月初霜之北方有佳人》里的編劇宋佳琦因為“近十個月沒收入,銀行賬戶里的錢大概只夠她勉強花到月底,把三個月押金拿回來才能安心體面地坐飛機回家——或者去別的地方”⑩。其實這種窘困并不僅見于年輕人,《有時雨水落在廣場》里,從小城市來北京與兒子同住的老劉因孫子即將到來缺乏足夠的居住空間而不得不選擇要離開北京這座城市,離開兒子兒媳和未曾謀面的孫子,也離開因跳廣場舞而偶然生出的一段曖昧情愫。老劉也曾考慮過房子的問題,但老劉微薄的儲蓄是不足以應付北京高昂的租金及房價的。所以,不能做合格的消費者,意味著失去了有用的社會功能,而必然被邊緣、被放逐,這已經不是最底層的打工者的宿命,看似不同階層、不同背景、不同代際的人卻在同一個空間中實現了某種相通。和巴塔耶所描述的“異邦人”異曲同工,齊格蒙特·鮑曼也指出了時代變遷之下的新型排斥機制的存在:“在消費社會里,作為消費者的不合格是導致個人社會降級和‘內部流放’的首要原因。正是這種不合格、這種無法履行消費者義務的無能,轉化為痛苦,他們被拋棄、被剝奪、被貶低、被排除在正常人共同享用的社會盛宴之外?？朔@種不合格被視為唯一的救贖,是擺脫屈辱困境的唯一出路?！?/p>

于是,我們看到《物品志》中的劉梅不知疲倦地在囤積各種物資,當丈夫鄭天華對于劉梅包的數量產生懷疑時,劉梅表示:“是有那么多衣服需要那么多包包去配?！眲⒚返南M心理和行為,如同鮑德里亞指出的:“在豐盛的最基本的而意義最為深刻的形式——堆積之外,物以全套或整套的形式組成。幾乎所有的服裝、電器等都提供一系列能夠相互稱呼、相互對應和相互否定的不同商品?！痹丛床粩嗟挠漠a生使劉梅完全無法克制,就像小說結尾,當她終于決定舍棄自己囤積的過剩物品時卻因為促銷買了幾本促成她思想轉變、倡導極簡主義的《斷舍離》,書和物不一樣,一模一樣的物可以接替使用,一模一樣的書卻只能當作禮物送人,而這本書本身以拒絕消費主義的姿態實則制造一種新的消費陷阱的吊詭也早已被揭示和批判,在小說中的出現無疑具有高度反諷的意味。鄭天華因此意識到“戀物癖就像毒癮,哪能說斷就斷”,這已經如同自己拍照、寫字、做夢的習慣一樣,是對抗虛無或者說無聊的一種方式。這只是顯性的消費,還存在更隱形的消費。鮑德里亞還曾用雜貨店來比喻被消費所控制的都市空間:“雜貨店本身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他不把同類的商品并置在一起,而是采取符號混放,把各種資料都視為全部消費符號的部分領域。文化中心成了商業中心的組成部分。但不要以為文化被‘糟?！?否則那就太過于簡單化了。實際上,它被文化化了。同時,商品(服裝、雜貨、餐飲等)也被文化化了,因為它變成了游戲的、具有特色的物質,變成了華麗的陪襯,變成了全套消費資料中的一部分?！薄逗铀^鐵軌》里的哈爾濱男青年大劉經過努力終于拿到了北京戶口并買了房子,他認為是時候接異地戀三年的女友來北京發展了。在女友到來之后,“接下來一禮拜他請了年假,天天帶她去博物館、美術館、人藝、鼓樓西劇場、798,去三里屯吃意大利餐、喝德國啤酒,去五道營吃日料和西班牙海鮮飯”。大劉表示一定要讓女友當一回“文藝觀光客”,感受這座城市的“豐富”以理解自己不回哈爾濱的原因,但這一切卻并未贏得女友的心,女友一雙毒辣的眼睛看出來,這一切都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之上,大劉則處于消費金字塔的底端,那些帶著文藝光環的消費不過是延續平庸日常的一個手段,而產生的短暫快感也不過是逃離當下困境的某種刻意營造的高光。

三 循環圈外:逃離、異類與嘔吐

大劉女友離開了北京并留下了分手信,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割舍了近五年的情感。在分手信中,她這樣寫道:“故宮雖大,長城再長,我還是覺得太陽島、中央大街和圣索菲亞大教堂最美”,“與其天天加班下班吃桂林米粉重慶小面黃燜雞米飯外賣,我寧可頓頓吃我媽包的白菜豬肉餃子”,“每個人選擇的生活道路都不同。你眼中的北京和哈爾濱,想必和我眼中的也不太一樣”……在這里,文珍特別強化了“母親的白菜豬肉餃子”這個細節,分手后,“大劉近乎一蹶不振。他心目中近乎神圣的北京城,竟敵不過前女友母親的白菜豬肉餃子”。融入了親情和愛意的手作食物宛若前現代的鄉愁,作為一種樸素的生活經驗卻并沒有喚起大劉的溫情記憶。盡管女友的清醒與決然也在某一個時刻曾打破過大劉虛妄的幻覺,他也承認自己“任性的、不合時宜、過分浪漫主義的”,但卻沒有真正看清或者敢于承認,自己其實和囤物的劉梅一樣,不過都是被洗腦和規訓的消費者,或者更殘酷地說,這種帶有小資色彩的消費習慣以及對小城生活的文化鄙視一直是大劉以及類似大劉這樣的文藝青年留在北京的一塊遮羞布。在這個意義上,大劉女友是一個另類的形象,她對北京的拒絕,代表的是對疲于奔命的耗費自己的勞動力以換取生存和消費資格的奴役狀態的拒絕以及實踐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可能,即使會面臨另一種缺陷或隱患。

大劉女友的逃離對大劉而言,是個未曾料想的意外,但這并不是無法收編的個例,文珍在書中經常會寫到平淡生活中突如其來的意外或者中斷,這些意外或中斷猶如難以整合或約束的碎片游離在單調枯燥的同質性生活中,有時候甚至會造成驚悚炸裂的效果。比如《貓的故事》里,熟食店莫名闖入一只不知從何而來的貓,作為帶有野性的無法通約的異類,它進入的熟食店象征著有序的生意世界,而它在熟食商品之間的躲竄則是對人類經濟活動和消費活動的野蠻破壞,必然引發圍觀和驅逐,但它又何曾懂得自己出現所帶來的破壞和騷動,它只能本能地反抗一切懷疑是威脅和捕捉自己的工具和牢籠。文珍描述這“溫熱的哺乳動物,脆弱無助的城市動物,容易過度防御的小小野獸”,“它奓著毛蜷縮在玻璃柜最邊上,充滿恐懼地看往外面的人群,間或轉頭看向手持棍棒的小哥。它的狀態蠻可以用幾個成語概括:魚死網破、負隅頑抗、玉石俱焚、絕地求生”。結局是慘烈的,急于恢復生意的小哥決心采用激進手段,卻被貓抓出觸目驚心的傷痕,血流不止。相反,制造了暴力事件的貓則跑得杳無蹤影,它依舊是那個異類。貓成了一個隱喻,它的動物性讓人聯想到巴塔耶所推崇的異質要素,“處在整個生產的邏輯鏈條之外,處在盤算的有限經濟學之外。他們不是被謀劃的功利思維所宰制,而是被情感、被無意識、被盲目的自主力量所支配”,這可以說是這本書不能忽略的亮色。

再回到人的世界,對平庸和空洞的反叛可能就是在理性和算計無法觸及的時刻突然發生的,亦或許僅僅是一個看起來并無意義的生理行為,比如“嘔吐”。因為其“非正?！钡拇直商刭|,很容易視作是對秩序和規范的擾亂而因此被賦予了抵抗的意味?！杜肿影苍敗分v到一個在小報社當記者的女孩突然被單位通知離職,女孩的離職除了是“到處都在精簡機構,裁員增效,扁平化,斷舍離”這種無法避免的經濟后果之外,很大程度還因為她是一個不合格的消費者,最明顯的表現是“肥胖”。女孩收入有限,不能離開父母獨立購房,日常的消費僅為一些垃圾零食,也因此臃腫地“和這個輕飄的時代精神背道而馳”,因為,與“斷舍離”相配套的是“會管理身材的人才會管理人生”的流行觀念所帶來的新消費邏輯,女孩只能被歸為“無用的人”(“過?！薄安槐匾薄熬幫狻薄叭哂唷钡娜丝?即“那些不能被留下,也不能被接納的人口”)。但有意思的是,向來溫順的女孩在以過于放縱的吃作為安撫自己的手段之后,卻在地鐵上上演了無法控制的一幕:“嘔吐”發生了,剛剛吃下去的各種食物化為半固體混雜著刺鼻的氣味在車廂飛濺四溢,又被無數躲避不及的腳踩踏。本該尷尬的場景卻使女孩一天的心情得以反轉,文珍寫道:“在這場和人群的肉搏戰中,她意想不到地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安詳的胖子帶著一個輕微反社會者特有的驕傲,用紙巾抹抹嘴,順便又抬起腳底,擦了一下殘余的嘔吐物,大步消失在了黑暗的夜色里”?！胺瓷鐣币辉~無疑凸顯了屬于“過剩人口”的女孩對這個充滿排斥的異化社會終于實施的報復?！墩诣€匙》中,男主人公張松和未婚妻王艷分了手亦趕走了新歡夏魚,待在房間里,哪里也不想去,張松”對著廁所費力地嘔吐,卻嘔吐不出什么東西。不嘔吐的時候就安靜地坐在床邊上,光著腳,晃啊晃”。張松的行為在消費社會里也是不合常規的,按照慣常的誘導,張松應該用瘋狂的消費來壓制自己的情緒,但他卻偏偏遠離了人群和購物中心,僅進行了干巴重復的“嘔吐”,這種脫序使張松與世界格格不入的姿態體現得淋漓盡致,但這并不意味著他的靈魂空無一物,相反,他始終在尋找可以開啟自我的那把鑰匙。

張松所尋找的鑰匙其實書中很多人都在找,比如《河流漫過鐵軌》中聚集在一起的那群人,“所有人一直堅持到現在,都不過想追求某種生命的真實,一個盡可能誠實的自己”。在現有的社會結構中,他們和畫畫的張松基本處于同一個位置,借用三浦展的劃分,他們尚未完全“下流化”卻有“下流化”的趨勢,但暫時與張南山這樣的“他者”不一樣的是,他們對同質化的社會抱有懷疑和警惕,但同時又深陷于物的體系和消費的景象難以自拔,只要人還漂在這座城,故事就會綿延不絕地繼續,而困境也始終會存在,其中也包括了文珍自己。如果這種尋找意義的篤定無法擺脫與同質化社會和消費神話的若即若離的糾纏,就會始終停留在情緒層面,很難有真正的解決之道。但無論如何,文珍的寫作,表面看是塵世男女悲歡的勾勒,但內里卻是真實而復雜的日常,背后潛藏的則更是對時代問題的關切。盡管這本書的故事發生在北京,但卻不應該被視作一個地域文學,因為同樣的故事其實也有可能發生在上海、廣州、深圳甚至東京、紐約……同時,這本書充斥著流動的人口,卻不能說完全是無家可歸的故事,只是很多曾經的家都不再被視為是“家”,比如農村的家、小城市的家……書中發生的很多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排斥與驅逐,既是中國社會現實中的結構性撕裂,也是資本全球化擴張下無可避免的后果……在這個意義上,張南山們和張松們,“他者”和“我們”在這個空間中真正相遇和相通了,希望每個人最終都能找到破解這個時代的鑰匙。

注釋：

①文珍:《貓的故事》,《找鑰匙》,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64頁。

②文珍:《找鑰匙》序,《找鑰匙》,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頁。

③巴塔耶:《法西斯主義的心理結構》,汪民安編:《色情、耗費與普遍經濟 喬治·巴塔耶文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頁。

④巴塔耶:《法西斯主義的心理結構》,汪民安編:《色情、耗費與普遍經濟 喬治·巴塔耶文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頁。

⑤徐揚、王冰璐、劉姝雯、沈宇飛:《非首都功能疏解視角下流動青年去留問題研究》,《地域研究與開發》2018年第37卷第1期。

⑥王海臣:《有序有效有力疏解非首都功能》,《中國經濟導刊》2016年第7期。

⑦文珍:《張南山》,《找鑰匙》,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0頁。

⑧齊格蒙特·鮑曼著,郭楠譯:《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33頁。

⑨黃平:《定海橋——王占黑小說與空間政治》,《小說評論》2020年第3期。

⑩文珍:《霧月初霜之北方有佳人》,《找鑰匙》,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