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近代外廊式建筑的傳入與本土化演變

侯 實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 國土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中國西南腹地①廣義的“西南”包括四川、重慶、云南、貴州、西藏、廣西，以及陜西南部，湖南、湖北西部；狹義的“西南”僅指云、貴、川、渝三省一市。本文所指的西南為狹義概念的西南。雖然自17世紀以來就已陸續有西方傳教士進入②西南地區有記載的最早的天主教傳教士是明末入川的利內思與安文思，《圣教入川記》一書有記錄他們的傳教經歷，大規模的傳教活動復興是從鴉片戰爭之后開始的。，但因深處內陸，真正與西方世界直接進行頻繁的商貿往來和文化交流則要從19世紀末開埠時算起，較沿海沿江城市和地區晚了近半個世紀。辛亥革命后，由于西南地區持續的軍閥戰爭破壞，工業和經濟基礎較為薄弱，西南近代建筑業的整體發展明顯滯后于沿海沿江開埠城市。正是社會發展進程的獨特性，使得西南近代建筑受“全盤西化”的沖擊較小，由始至終均呈現出外來樣式與本土文化融合的趨勢，形成了一些獨具特色的建筑類型。外廊式建筑在西南近代建筑中占有特殊地位，流行于領事館、洋行、教堂以及社會精英的公館中，廣泛分布在西南的城鎮和鄉村，展現了完整的外來建筑樣式傳入與本土化演變的過程。

一、開埠傳入的外廊式建筑

（一）云南開埠傳入的外廊式建筑

18世紀中葉，英、法兩國開始勘察從南亞和東南亞進入中國西南腹地的水上和陸上通道。1885年，中法戰爭結束，越南正式淪為法國殖民地；1887年，中法簽訂《續議商務專條》，明確提出蒙自開埠，蠻耗通商；1889年8月，蒙自設立海關，正式開埠；1895年，以河口代替蠻耗，另開思茅作為通商口岸；1897年2月，思茅設立海關正式開埠，7月，河口正式開埠。1885年，英國吞并緬甸；1897年，中英簽訂《緬甸條約附款》；1902年5月，騰越正式設關開埠。

清廷和地方一些官員看到開埠通商帶來的經濟和財政等諸多好處，也認識到口岸城市在外國控制下的許多利益損失，開始醞釀中國政府自行開放一些商埠[1]。1910年，滇越鐵路通車。同年，時任云貴總督李經羲擬定《云南省城南關外商埠總章》，開昆明南門外“東起重關，西抵三級橋，南起雙龍橋，北抵東門外桃源口”[2]作為商埠。由此，云南全省的開埠城鎮達到5個。

云南開埠后的外來建筑樣式主要經越南傳入，建造的外廊式建筑較少。英、法、德等國在云南建立的領事館中，蒙自法國領事署為中式周圍廊的歇山頂殿堂；昆明德國領事館為中式風格的院落，局部帶有西式裝飾；僅河口海關和法國駐河口領事署（1897年）為單層梁柱式外廊，不做拱券，河口對訊督辦公署則為兩層單面券柱式外廊（圖1）。隨著滇越鐵路的修筑，法國本土及越南殖民地“黃墻紅瓦、隅角包石”的建筑樣式傳入云南，鐵路站房全部采用這種樣式，并逐漸形成云南近代建筑的主要特征。

（二）重慶開埠傳入的外廊式建筑

重慶地處嘉陵江與長江交匯處，往上游是廣袤的四川盆地，往下游是兇險的長江三峽，自古以來便是川東地區的政治、軍事和商貿中心，很早就引起英、法、美等列強的關注，以重慶為中心開辟通商口岸同樣可以深入西南腹地。1876年，中英《煙臺條約》簽訂，川江門戶宜昌開為商埠，重慶的對外貿易開始激增[3]。1881年，重慶進口洋貨占上海進口貨物近1/9，地位僅次于上海、漢口和天津，這些洋貨以重慶為中心，分別銷往成都、嘉定、敘府、綿州、合州等地，有些還要繼續遠銷到更遠的云南和貴州[4]。1890年，中英《煙臺續增專條》正式規定“重慶即準作通商口岸無異”[5]。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1891年3月，重慶正式開埠。

清政府專門劃出通遠門內的一片地區作為外國使館區，名為領事巷。1904年1月，中方被迫簽訂《永租打槍壩約》，將此地永久租借給重慶海關，實為外國人把控。1901年，日本駐重慶領事和川東道簽訂《重慶日本商民專界約書》，準許日本在南岸王家沱設立專管租界，但到1930年代租界內開發的面積僅占總面積的1/7。1931年9月，王家沱租界租期滿，重慶收回租界。

重慶開埠初期的領事館幾乎都是外廊式建筑，多為磚木結構二層，矩形平面，三面或四面券柱式外廊，中式小青瓦屋面，四坡頂，不出檐，青磚砌墻，外表抹灰（圖2）?！扒宄┢?，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侵入重慶，各種教堂、教會醫院、教會學校以及外商企業的工程建設，一般是外國人主持”[6]。英國于1891年在重慶設立領事館，1900年搬到領事巷后新建的領事館為二層券柱式外廊；1896年3月，法國領事館設立，早期建筑為二層券柱式外廊，1898年搬到南紀門后新建的領事館為四層券柱式外廊；1904年德國領事館設立，為二層券柱式外廊。重慶海關由洋稅務司把持，1905年遷到太平門郵局巷，為二層券柱式外廊風格。

圖2 重慶開埠初期的外廊式建筑

重慶開埠后，還建造了一批同樣屬于外廊式風格的軍事設施和俱樂部，集中在渝中區望龍門和南岸區濱江一帶，包括英國鹽務管理所（1900年）、法國水師兵營（1903年）、英國海軍俱樂部（1907年）等。1890-1911年間，重慶先后開辦有50余家洋行機構③重慶開埠后建立的洋行包括：1890年的英國立德樂洋行（1903年轉給隆茂洋行，1926年又轉給英商太古洋行）；1891年的英國太谷洋行、怡和洋行；1900年的茂隆洋行；1899年的美國美孚油行；1897年的德國義昌洋行；1905年的德國瑞記洋行等。，早期洋行建筑規模小，集居住、辦公于一體，隨著規模擴大才分為辦公樓、倉庫貨棧、職員住宅等。這些洋行或住宅、別墅也多為外廊式，如卜內門洋行辦公樓、立德樂洋行別墅（1895年）、安達森別墅（1898年）、永興洋行高管住宅等；英國航海家蒲蘭田住宅也為外廊式（圖3）。而卜內門洋行、安達森洋行的倉庫因儲存功能而不設外廊。

圖3 重慶開埠后的外廊式軍事設施與洋行建筑

按照年代先后，長江沿線城市的開埠過程大體是從下游的上海逐漸溯江而上，直到上游的重慶④長江沿線主要開埠城市包括：1843年上海開埠，1861年鎮江開埠，1861年九江開埠，1861年漢口開埠，1876年蕪湖開埠，1876年宜昌開埠，1891年重慶開埠。此外，長江沿線還有一些“自開埠”的口岸城市。，上游城市早期的領事官員多是從中下游城市調任，從建筑風格上也能看出外廊式建筑沿長江開埠城市傳播的過程。如上海的英國領事館（1873年）、德國領事館（1881年）、美國領事館（1893年）、法國領事館（1896年），鎮江的英國領事館（1890年），蕪湖的英國領事館（1877年），宜昌的英國領事館（1892年）等，均是券柱式外廊。這些建筑的共同特征是“單層或二三層建筑，多數是商務、政務辦公與居住綜合體建筑，有著寬敞的一面、二面、三面或四面外廊，簡單的西式四坡屋頂”[7]。

二、天主教堂中的外廊式建筑

（一）回廊式修院

西南近代天主教堂的演變經歷了中式合院式、西式修道院式、經堂與神父樓分列式三個階段[8]。前兩種類型的天主教堂或修院中也有外廊式結構，多見于修院的回廊式內院，有的外觀也做成回廊式。如成都平安橋天主教修院（1904年）內院及外觀均為單層木構回廊；彭州領報修院（1908年）內院及外觀均為二層磚木結構梁柱式回廊；重慶慈母山修院（1911年）和貴陽圣心女修院（1940年）的內院一層為券柱式回廊（圖4）。

圖4 西南近代天主修院中的回廊式修院

這類圍合式帶有回廊內院的天主教修院是由進入西南地區的西方傳教士主導修建的，主要受西方本土和東南亞殖民地的回廊式修道院格局的影響。與開埠后傳入西南地區的券柱式外廊以及后來演變出的合院式外廊公館互有影響，但建筑風格傳播的源頭和路徑是不同的，還不能一概而論。

（二）外廊式神父樓

19世紀中葉，天主教堂中出現了將神父樓獨立建成一棟小樓的布局形式，而這些獨棟神父樓幾乎均是外廊式建筑，且有別于回廊式修院。最典型的是建于1855年的馬桑壩天主教堂，神父樓為三開間帶周圍廊的二層梁柱式外廊建筑，歇山頂，小青瓦屋面，立面門窗為圓券形；平安橋天主教修院中的主教公署為三開間帶周圍廊的單層磚木結構梁柱式外廊建筑，圓券形門窗。直到20世紀初，西南鄉間的天主教建筑仍在沿用梁柱式外廊結構，如綿陽秀水天主教堂（1913年）和柏林天主教堂（1913年）的神父樓，均為三開間帶周圍廊的二層磚木結構梁柱式外廊建筑（圖5）。

圖5 西南近代天主教堂中的梁柱式外廊建筑

重慶開埠后的領事館建筑廣泛采用券柱式外廊，砌筑連續拱券的技術日臻成熟。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天主教堂中的獨棟神父樓大多已改用券柱式外廊結構。如璧山天主教露德堂（1903年）、合川合隆天主教堂（1904年）、九龍坡銅罐驛天主教堂（1924年）的神父樓均為四面券柱式外廊，磚木結構二層，歇山頂，小青瓦屋面；永川天主教堂（1904年）將經堂、神父樓、鐘樓并置在一起，形成統一的外廊式立面；重慶中英聯絡處的前身為天主教真原堂（1910年），磚木結構三層，兩面為券柱式結構的外廊（圖6）。

圖6 西南近代天主教堂中的券柱式外廊建筑

三、公館中的外廊式建筑

辛亥革命后，西南各省進入軍閥統治時期，戰亂不斷。雖然社會動蕩、整體經濟停滯不前，但軍閥將領、紳商在重慶、貴州等地的城鎮和鄉村修建了大量新式住宅，多選擇新穎的外廊式風格，當地人通常將其稱為“公館”或“洋房子”。按照結構形式和平面布局大致可分為4類：

（一）梁柱式外廊公館

以梁柱作為外廊的承重結構，立面按傳統建筑開間劃分，左右對稱，廊柱軸線與室內開間相對應，梁柱間不用拱券，大多為簡化的歇山頂或四坡頂，屋面出檐，與近代天主教堂中的梁柱式外廊神父樓的樣式一致。重慶的梁柱式外廊公館有：奉節白樓（1913年）、李子壩劉湘公館、嘉州別墅（1930年代）等；成都的梁柱式外廊公館有：石肇武公館（1931年）、劉文輝公館（1930年代）、李家玨公館、張清平宅、龍泉唯仁山莊（1936年）等；貴州的梁柱式外廊公館有：赤水太極樓輔樓（1924年）、侯之擔公館輔樓、桐梓蔣在珍公館、遵義傅夢秋宅等（圖7）。

圖7 梁柱式外廊公館

（二）券柱式外廊公館

以連續拱券作為外廊的承重結構，立面左右對稱，用磚砌成跨度較小的圓券組合成連續券，形成立面韻律，廊柱軸線與室內開間并無對應關系，明顯受開埠初期的券柱式外廊領事館和洋行建筑的影響。重慶的券柱式外廊公館有：江津馬家洋房（清末）、南川金家洋房（1915年）、合川陳伯純洋房；貴州的券柱式外廊公館有：貴陽王伯群公館主樓（1916年）、赤水張翠陽莊園、土城船幫會館等（圖8）。

圖8 券柱式外廊公館

（三）中西合璧式外廊公館

所謂中西合璧式外廊，即梁柱式結構與券柱式外觀相結合的形式。外廊以梁、柱主要承重，立面按開間劃分，左右對稱，廊柱軸線通常與室內開間相對應，在梁、柱之間增加跨度較大的弧形券或三圓心券起輔助受力，或僅作為裝飾，從而形成三開間、五開間或七開間的券柱式外廊。這類中西合璧式本土化的外廊公館在20世紀20年代以后逐漸成為重慶、貴州等地的主流樣式。重慶的中西合璧式外廊公館有：涪陵陳鳳藻莊園（1924年）、大足饒國梁紀念館（1929年）、北碚陳舉人樓（1936年）、歌樂山白公館（1930年代）、木洞范紹增公館等；四川的中西合璧式外廊公館有：岳池楊森公館（1931年）等；貴州的中西合璧式外廊公館有：貴陽王伯群公館輔樓（1916年）、戴蘊珊別墅（1925年）、虎峰別墅（1930年代）、毛光翔公館（1930年代）、赤水太極樓主樓（1924年）、遵義易少荃宅（1933年）、周吉善公館、天柱王天培故居（1930年代）；云南的中西合璧式外廊公館有：昭通遲家大院（1926年）、安純三故居（1943年）等（圖9）。

圖9 中西合璧式外廊公館

（四）合院式外廊公館

所謂合院式外廊，即平面為三合院或四合院，局部帶有外廊，外廊可以是梁柱式、券柱式或中西合璧式，主要分布在貴州遵義、桐梓、赤水和興義等地。大致有兩種組合邏輯：一是將外廊式建筑單體組合成為三合院，如貴州桐梓周西成公館（1920年代）、王家烈公館、金家樓（海軍學校）（1938年前）、興義劉暾吾居室（1920年代），四川合江九支周祠（1928年）、自貢張家花園（1926年）等。二是將傳統合院式建筑中的部分立面改成外廊式，可以是內院，也可以是外觀，如安龍袁祖銘故居（1917年）內院采用券柱式回廊，外觀為西式拱券形門窗；赤水侯之擔公館外立面為外廊，內院為回廊；遵義柏輝章公館（1930年代）、侯之圭公館（1920年代），重慶合川石家洋房（1928年）的局部立面采用外廊（圖10）。

四、外廊式建筑的類型與本土化演變

（一）外廊式建筑的平面類型

綜合西南近代不同時期的各類外廊式建筑的平面布局來看，大致可以分為5類（圖11）：

圖11 西南近代外廊式建筑平面類型圖示（作者自繪）

券柱式外廊。多為獨棟建筑，外廊與“開間”并不對應，立面通過重復的“柱”和“圓券”形成密集的連續券柱，又可分為單面、三面、四面外廊。

梁柱式外廊（含中西合璧式）。多為獨棟建筑，外廊與“開間”相對應，奇數開間為多，立面為“梁”與“柱”的組合，柱間或用跨度較大的弧形券作裝飾，同樣可分為單面、三面、四面外廊。

三合院式外廊。多棟建筑的組合，大多為一正兩廂的布局，每棟建筑均為外廊式，有的正房與廂房相連，有的正房與廂房相對獨立，平面組合較為自由。

四合院式外廊。平面為傳統的中式四合院布局，將外廊式結構融入其中，可以僅外觀為回廊，或僅內院為回廊，或兩者兼而有之，大多是梁柱式結構，帶弧形券裝飾。

修道院式回廊。與傳統民居的四合院布局不同，平面為模仿西方修道院的回廊式合院布局，將外廊式結構融入其中，中軸線的后部是經堂，其余為回廊，可以是內外均作回廊的四合院，也可以是僅內院作回廊的三合院。

（二）外廊式建筑的本土化演變

西南近代外廊式建筑的樣式有兩個不同來源：中式歇山頂殿堂和西式殖民地外廊式建筑，演變出梁柱式和券柱式外廊結構和立面風格，經過本土化融合后形成了廣泛流行的中西合璧式外廊類型（圖12）。

圖12 西南近代外廊式建筑本土化演變過程圖示（作者自繪）

梁柱式外廊的原型是中式帶檐廊的歇山頂殿堂，是中式建造邏輯的體現。平面柱網按中式建筑的“開間”布置，室內沿軸線布置縱向承重墻，外廊采用磚柱和木梁結構，廊柱與室內墻體軸線對應，立面上能區分出“開間”。屋頂用小青瓦，簡化的歇山頂或四坡頂，屋檐出挑。不同的是傳統建筑明間面闊大于次間，而梁柱式外廊建筑沒有此限制，有的明間面闊還略小于次間。

券柱式外廊是由開埠傳入的近代殖民地建筑樣式，是西式建造邏輯的體現。平面柱網不按開間布置，外廊采用圓券結構，以連續的拱券形成立面韻律，后來在拱券間凸出壁柱，形成連續的券柱式立面韻律。廊柱與室內墻體多不在同一軸線上，立面上無法區分出“開間”，有的建筑還將正中拱券跨度擴大。小青瓦屋面，簡化的歇山頂或四坡頂，屋檐通常不出挑，做成帶排水溝的疊澀線腳或高出屋面的女兒墻。

中西合璧式外廊是梁柱式與券柱式外廊在重慶、貴州等地的傳播過程中，經本土工匠之手融合而成的新類型。典型特征是以梁和柱為主要承重結構，柱間加弧形券作裝飾，形成券柱式外觀；外廊的拱券跨度基本是與開間相對應的，廊柱與室內墻體在同一軸線上，延續了中式傳統建筑“間架”的設計邏輯；從立面開洞比例來看，弧形券形成的洞口占比更大，柱子顯得纖細；屋頂用小青瓦，以簡化的歇山頂為主，屋檐出挑，以自由落水為主，也有封檐板外掛檐溝的。

五、外廊式建筑本土化演變的動因

由于開埠晚、運輸不便、建材工業不發達、營造廠規模小等原因，西南近代建筑并未經歷“全盤西化”的過程，建筑風格的本土化演變較大程度受到營造技術、傳統觀念的影響。

（一）營造技術不成熟的制約

近代西南三省深陷軍閥戰爭泥潭，建筑行業管理機構更替頻繁，營造業整體發展緩慢?！懊駠捌谥貞c所有的建筑公司、營造廠、作坊，大多承擔木結構、竹捆綁房屋，少量磚石結構，手工操作，肩挑人抬，即使簡單的機器設備也很缺乏，也無固定的施工隊伍，一般由建筑企業老板雇上一二個師傅作幫手，帶幾個徒弟就開展施工”[9]。這些本土工匠并未完全掌握西式房屋建造技術，如跨度較大的拱券的發券技術，因而，中西合璧式外廊建筑中跨度大的弧形券、三圓心券等大多僅作裝飾，而非承重結構；又如對三角形桁架的力學性能一知半解，外廊式建筑仍大量使用中式穿斗式木屋架，貴陽虎峰別墅閣樓采用了三角形桁架，但原本應是1榀屋架的位置裝有3榀并置的木桁架，既不科學，也不經濟。此外，西南近代機制磚瓦業起步晚，重慶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開始大規模生產機制紅磚，建筑材料以青磚、石灰、黃泥和小青瓦為主。因此，導致西南近代建筑很難按照“全盤西化”的標準去建造，外觀更接近傳統。

（二）傳統建造觀念的影響

西南近代營造廠規模小，大部分建筑工程要依靠傳統匠作體系，尤其是在偏遠的縣城或鄉鎮上，傳統匠幫依然是近代民居建筑的主要承建者。為了彰顯社會地位、表達時代精神，重慶、貴州等地的軍閥將領、地方紳商在建造公館時，普遍選擇了開埠后傳入的新穎的外廊式風格，占地面積大，比傳統民居更加高大醒目。然而，即便是在建造西式外觀的券柱式外廊時，本土工匠依然習慣以“間架邏輯”來謀劃建筑平面，量取材料長短，并以更擅長的梁、柱結構承重，外觀依樣畫瓢的以弧形券作裝飾，從而創造出中西合璧式外廊公館的新類型。

（三）建筑裝飾象征意義的轉變

西式建筑的裝飾元素在傳入西南內陸地區時，最初還能接近原來的圖案和比例，比如重慶仁愛堂（1900年）室內外的科林斯柱式、愛奧尼柱式仍基本上與原型一致。但在傳播過程中，樣式逐漸變形，寓意逐漸模糊，繼而被本土化的形象所替代，并延伸出中國式的象征寓意。

從重慶到黔北、黔中、黔西南的外廊式公館中，廣泛流行著一種“白菜頭”的柱頭裝飾，目前能追溯到較早的是貴陽王伯群公館（1916年），柱頭還帶有科林斯柱式的構圖特征，而安龍袁祖銘故居（1917年）已經是完全模仿白菜的形式。本土工匠無法理解科林斯柱所蘊含的“花籃+毛茛葉紋”的含義，依樣畫瓢的越做越走樣，最終形成與之相似且為他們所熟知的白菜模樣，漸漸的這種柱式就被當地人親切地稱為“白菜頭”或“大白菜”了。為此，還賦予了它中國式的寓意——大白菜為最普通之物，白梗綠葉，寓意“身家清白”，繼而人們便忘記了它的原型“科林斯柱”了（圖13）。

圖13 西南近代建筑中的西式柱式向本土柱式的轉變（作者自攝）

六、結語

外廊式建筑是西南近代建筑中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獨特的類型，其傳入的途徑主要有兩條：一是云南開埠時從越南傳入，但影響范圍??；二是重慶開埠時從長江中下游傳入，最早出現在外國領事館和洋行中。此外，近代天主教堂中的回廊式修院多帶有內外廊，獨棟的神父樓則既有梁柱式，也有券柱式外廊。軍閥統治時期，西南城鄉間新建的外廊式公館又可分為梁柱式、券柱式、中西合璧式和合院式等類型。其中，中西合璧式外廊是融合了梁柱式與券柱式外廊的特點，受營造技術不成熟、傳統營造觀念的影響而逐漸形成的本土化的外廊式建筑，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對外來建筑文化的涵化，這也是內陸地區近代建筑發展演變的普遍規律。

因此，在對西南近代外廊式建筑遺產進行保護修繕時，要分清當時建造的時代背景、建造者及其使用的本土材料、工藝、裝飾等，避免按照“全盤西化”的方式修復而改變了“原狀”，失去了應有的地域和時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