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融合發展:時代內涵、實踐歷程與路徑選擇

劉明輝,喬 露

(四川農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成都 611134)

引 言

城鄉關系是城市與鄉村、市民與農民以及城鄉之間產業發展等一系列關系的總稱。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歷史進程就是一部城鄉關系演變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了“如何處理好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現代化的成敗”[1]?？梢?城鄉關系對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具有深刻的影響。資本主義時代馬克思恩格斯從歷史唯物視角深刻闡釋了城鄉關系的起源與實質、實現城鄉融合的條件以及路徑,并指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需通過城鄉融合實現[2]。他們認為“城鄉關系一改變,整個社會也跟著改變”[3]。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城鄉關系實現了從分離、對立到融合的歷史性轉變,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斷調整和重塑,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改善,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為城鄉共富奠定堅實基礎。立足新發展階段,黨的二十大報告指明中國式現代化是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路徑,并強調其中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4]。城鄉融合發展是破解制度壁壘、構建新型城鄉關系、實現城鄉共富的關鍵路徑,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式現代化賦予城鄉融合發展新的時代內涵和要求,而城鄉融合發展也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拓展了新的空間。因此,從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深刻認識和把握城鄉融合發展的內涵、實踐經驗和發展路徑具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有關中國式現代化的相關研究成為了學者們關注的焦點。首先,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研究可以概括為歷史維度和世界維度。從歷史維度看,鴉片戰爭爆發后中國被動卷入了西方殖民市場和世界現代化浪潮,無數仁人志士通過所謂的“制度現代化”“文化現代化”等方式探尋中國現代化之路,但在近代中國的性質和國情的歷史條件下并未取得成功,直至中國共產黨成立,社會主義現代化探索之路才開啟了正確方向,并在實踐過程中不斷探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和開創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陳曙光,2022;胡鞍鋼,2022;宋月紅,2021;韓保江、李志斌,2022)[5-8],生成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盧江,2022;王麗華、周建超,2022)[9-10]。從世界維度來看,中國式現代化克服和超越了資本邏輯主導下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西方現代化道路,形成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批判性與超越性相結合的文明新形態(劉守英,2021;張亞澤、張固寧,2022;肖貴清,2022;魏傳光,2022)[11-14],深刻影響和改變著世界發展的格局、進程和方向(吳忠民,2022;龐立生,2022;周文、肖玉飛,2022)[15-17]。此外,現代化是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革新,學者們密切關注與現代化相關的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高質量發展等重要目標(葛揚,2022;李文,2022;王靈桂,2022;洪銀興,2022;夏杰長,2022)[18-22]。其次,城鄉關系問題一直深受關注,已有學者主要從多角度研究城鄉關系的內涵、演變邏輯、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等(彭曉偉、林伯海,2012;王向陽,2020;陳雪娟、胡懷國,2021;解安、覃志威,2021;張桂文、王子風,2022)[23-27],立足中國國情,將城鄉融合發展融入中國式現代化目標的研究還相對缺乏。

本文將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目標賦予城鄉融合發展的時代內涵,并結合現代化進程梳理城鄉關系演變歷程與實踐經驗,在此基礎上總結城鄉融合發展的實踐路徑,以期為全面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提供借鑒。

一、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融合發展的時代內涵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實現民族復興的載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具有精神與物質協調性、人口規模巨大的獨特性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17],從思想和體制上克服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天生弊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28]。目前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仍受我國經濟、社會、科技等多方面約束,尤其是城鄉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站在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時間節點,中國式現代化既有時間上的緊迫性,又有空間上的全域性,城鄉融合發展則立足城鄉關系嬗變規律,內嵌入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理論與實踐之中,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新發展階段,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賦予了城鄉融合新的時代內涵,表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根本保證、以人民為中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引領、“兩個文明”的內在要求。

(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城鄉融合發展的根本保證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本質特征。只有共產黨,才能在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起主要領導者的作用[29]。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以馬克思城鄉關系理論為指導,立足我國實踐需求,持續推進我國現代化建設與城鄉關系變革并取得一系列偉大成就。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百年歷程深刻表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現代化建設與城鄉發展的堅強后盾[30]。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遵循城鄉關系的演變規律,把握不同時期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實施一系列政策推動我國城鄉關系由以工促農轉向工農互促,城鄉之間由二元對立走向融合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從新時代發展目標出發,全面加強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形成了一系列新論斷、新表述。特別是習近平經濟思想原創性地強調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將黨的領導上升到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指明黨的領導制度居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統領地位[31],并找出以自我革命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答案。因此,面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發展的新階段、新目標、新要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將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構建新型城鄉關系、推動城鄉深度融合的根本保證。

(二)以人民為中心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社會經濟前進的決定力量,社會發展進步的評價標準是對人發展程度的衡量[32]。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以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增進民生福祉,促進人民物質與精神的全面富裕。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堅定初心使命創造性地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3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才會有正確的發展觀、現代化觀”[34]。因此,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融合發展以人民為中心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一方面,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制約著城鄉居民對美好生活的時代需求,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內在要求以城鄉融合發展為抓手,縮小城鄉差距;另一方面,城鄉融合以現代化為目標要求,始終堅持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中心,促進城鄉生產要素雙向流動與公共資源合理配置,構建新型城鄉關系。城鄉融合發展摒棄了傳統的重城市輕鄉村的觀念,在兼顧城市與鄉村經濟發展的同時,重視傳統風俗、鄉村文化、生態文明等精神體系建設,重視推進城鄉居民共享現代化改革發展的成果,不斷提升人民幸福感與獲得感。

(三)社會公平正義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價值引領

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是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我國現代化發展中多種因素決定了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其中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是最主要的因素[35]。然而,我國早期城鄉二元發展使得城市工業獲得優先發展權,扭曲的城鄉關系和城鄉制度不平等,導致鄉村與城市兩個空間發展權的不平等[36],逐漸拉大城鄉收入、醫療、教育等各方面差距。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要求兼顧社會公平正義與經濟效益,所以城鄉融合發展要堅持以城鄉公平正義為價值引領。一方面,我國仍面臨城鄉區域之間發展差距較大的問題,城鄉融合強調通過城鄉制度改革、法律規范、財政支農等措施促進城市與鄉村獲得平等發展權利,著力構建平等互通的城鄉環境,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另一方面,社會公平正義與共享相輔相成,互為依托。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必須堅持創造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在不斷改革發展中構建一體化工農城鄉關系,促進城鄉居民平等參與現代化建設,構建共建共享的友好環境[37-38]。因此,城鄉之間平等發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將始終貫穿現代化建設與城鄉融合發展之中。

(四)“兩個文明”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內在要求

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城鄉融合發展內在地要求城鄉實現物質富足與精神富有?！皟蓚€文明”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物質與意識辯證統一的集中體現,從物質文明來看,馬克思認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39],生產力的大力發展是保障物質充裕的前提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城鄉關系也從城鄉二元轉向城鄉一體化發展,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產力發展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城鄉融合也實現了階段性發展,新發展階段的城鄉融合更加強調以城市物質文明發展成果推動鄉村生產力發展與物質文明建設,同時以鄉村潛在資源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從精神文明來看,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物質與精神的辯證關系,在物質充裕的前提下人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自由的發展[40],精神將對物質具有能動的反作用。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精神文化的形成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并非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歸根到底總是得到實現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互相作用?！盵41]可見,精神文明建設具有思想意識、價值引領、精神追求等重要作用,所以充分發揮人民主體性對建設中國式現代化與城鄉融合發展具有強有力的推動作用?？傮w來看,城鄉融合遵從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共促城鄉物質和精神的協調發展,有利于實現全體人民物質與精神的共同富裕。

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融合發展的實踐歷程與經驗

中國共產黨歷經百年的艱苦奮斗,領導全國人民走出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伴隨著形成了由城鄉二元對立到互促協調的新型城鄉關系。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融合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重要時期,根據每個時期的目標任務,我國制定了對應的城鄉發展政策方針,力圖推動城鄉關系從二元對立到融合發展,同時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并在不同的建設時期形成了以城鄉融合發展促進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經驗。

(一)“四個現代化”進程中城鄉二元發展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構建(1949—1978)

新中國成立初期,剛剛經歷戰亂的中國尚未建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直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正式確定社會主義公有制。此后,中國共產黨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四個現代化”目標任務是要實現工、農、交通與國防現代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1964年現代化目標任務轉變為建設具有現代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國家。三大改造期間,為快速振興國民經濟,推進工業現代化的發展,國家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明確要集中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相應地發展農業[42]。在城市優先發展的政策導向下城鄉發展逐漸走向二元對立道路。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后,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42],農業生產資源、勞動力、資金與技術逐漸向城市傾斜并偏向工業,通過城市工業優先發展的政策取向,從戶籍制度入手限制農村與城市的人口流動導致了城鄉制度壁壘、空間布局失衡、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問題,加速了城鄉分治的形成,并且通過農產品的統購統銷以及人民公社等政策,壟斷農產品市場以及土地市場,農業資源、農村勞動力逐漸涌入城市工業化建設中。但是這一時期在大力發展城市工業的基礎上“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43],將城鄉工作、人口緊密聯系起來并且強調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

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前,為使我國盡快從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在重工業輕農業、重城市輕農村政策的影響下,導致城鄉二元分化逐漸加深,農村貧困人口增加。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確立、國民經濟的發展、工業化體系的完備為城鄉融合、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礎與物質條件,從本質上消除了私有制生產關系下的城鄉對立,明確我國現代化建設與城鄉發展的社會主義屬性。

(二)“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進程中城鄉統籌發展夯實經濟基礎(1978—2012)

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首次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并強調其不是西方的現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44]。這一時期,經濟的快速發展打破了城鄉二元發展的格局,城鄉發展在現代化建設中經歷了改革調整階段、統籌協調階段。改革開放初期迎來城市經濟、農村制度改革的熱潮,城鄉經濟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逐漸沖破舊的體制,打破“平均主義”與“大鍋飯”的制度根源,在全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廢除人民公社體制、農產品向市場經濟轉向等多種制度改革,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農村生產力得到極大釋放。眾多農民不斷涌入城市,為城市發展創造了巨大人口紅利,城市化發展帶動了農村經濟崛起,鄉鎮企業不斷增多,城鄉互動顯著增強。這一階段,鄉村現代農業發展路徑開始向生產經營和商業化運營轉變,城市工業現代化憑借已有的優良條件成為先發展、快發展地區。鄧小平指出“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并跟隨實踐逐步完善”[45]。我國在長期統籌城鄉發展基礎上逐步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實施“城市支持農村”戰略,并建立以城帶鄉的長效惠農機制。進入新世紀后,在充分認識城鄉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實施取消農業稅、出臺“四項補貼”政策、城鄉戶籍制度改革、土地政策改革等多種惠農強農措施,以“多予少取,讓農民得到更多的實惠”原則為農民減負,統籌城鄉產業、收入分配、公共服務等多方面發展。

改革開放后,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并同步推進“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建設,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城鄉發展實現由對立到統籌協調的轉變,昭示著我國轉向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并重的現代化發展路徑。這一時期,諸多的改革措施產生了城鄉經濟互動增強、就業崗位增多、農民收入提升、公共基礎設施逐漸完善等積極作用,初步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方式。但是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資源配置表現為城鄉之間不平等流動,城鄉一體化發展仍需進一步深入推進。

(三)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融合發展全面促進現代化建設(2012年—至今)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基于現代化發展需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明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戰略任務之一。這一時期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表現為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業農村發展不充分,城鄉發展矛盾日益阻礙著現代化建設進程?；隈R克思城鄉關系理論與我國發展實際,黨和國家著力構建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歷史性地消除絕對貧困后,進一步深入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和新型城鎮化戰略。與此同時,發布一系列政策方針構建促進城鄉深度融合的體制機制,從制度層面為城鄉融合發展確定了現代化發展方向,并從城鄉經濟、文化、生態等多方面指明了城鄉相互融合協同發展的重點與難點。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也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一步,《“十四五”新型城鎮化實施方案》強調以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為突破口,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和公共資源合理配置。新型城鎮化著眼于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形成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和諧關系,同時以縣域與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為重點,促進城鄉生產要素雙向流動,推動城鄉之間公共資源合理配置,建立健全新型城鎮化配套政策體系與基礎公共設施。

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在推進工業與農業現代化的同時,也強調要實現城市與鄉村共同富裕,并將現代化建設的全面性與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重點性結合起來。這一時期,城鄉關系著重向工農互促、城鄉融合方向發展,結合“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城鄉融合發展將從城市與鄉村兩個主體共建共享出發,逐步破除城鄉之間的交流壁壘,持續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

三、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路徑選擇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融合發展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城鎮化建設、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必經階段。當前,圍繞中國式現代化與城鄉融合的發展目標,結合制度、經濟、文化、組織、生態五個層面探析城鄉多領域深度融合的路徑選擇,實現城鄉共建共融共享,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

(一)打牢城鄉融合制度,促進城鄉權利共融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二元管理制度是阻礙城鄉平等交流的主要原因。一是戶籍制度。城鄉制度不斷改革,城鄉之間的制度壁壘以及戶籍背后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依舊難以破除。因此,從戶籍管理制度出發逐步消除鄉村人口在城市落戶限制的同時,要強化以縣域人口建設為載體,促進公共服務資源適度向鄉村傾斜。在城鎮化建設中,通過城市化的途徑轉移鄉村人口的同時要賦予農民工群體公平就業機會與獲得各項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保證農民享受與市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二是土地制度。持續完善土地制度,保障農民的土地產權、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等權利的合法性。目前鄉村只允許經營性用地入市,而存量經營性建設用地較少且基本已投入使用。因此,需進一步放寬對農地入市的限制,充分發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效能,促進鄉村土地要素在市場經濟中獲得平等的權利。三是城鄉融合制度。著重打破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制度壁壘,形成城鄉一體化市場將有利于要素合理配置、基礎設施一體化發展、鄉村經濟多元化發展、農民收入持續增長。全面打牢城鄉共融共享的制度基礎,促進城市與鄉村獲得平等的發展權利。

(二)暢通生產要素流動,促進城鄉經濟共融

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全體人民將在平等參與現代化建設中共享改革成果。其中,生產要素平等流動是推進城鄉發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城鄉經濟共促、共融、共享的內在要求。目前,城鄉生產要素表現為城鄉不平等雙向流動,造成了城鄉融合過程中城市與鄉村不對等的經濟地位。因此,需優化城鄉資源要素配置并加強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將構建城鄉一體化要素市場放在城鄉融合的重要任務之中。一是共同發揮市場與政府作用。人才、資金、土地是促進城鄉發展的重要因素,要發揮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合力,促進城鄉生產要素平等雙向流動。一方面,以市場主導吸引城市人才、資本向鄉村流動,充分利用農村自然資源稟賦和生態環境打造城鄉經濟循環體系,加速農業經濟市場化、新型城市農業規?；?推進傳統鄉村產業由單一向市場多樣化轉變。另一方面,以政府建立健全要素流動機制。健全城鄉人才、資本流動機制,加大扶持返鄉農民工、大學生等人才資源創新創業力度;推動城鄉普惠金融高質高效服務,以政策引導金融資本跨區域跨城鄉資源配置,形成銀行與農村小微企業、農戶之間的良性循環;建立健全土地宅基地管理制度與土地交易制度,推動農村可利用土地進入市場。二是強化數字要素驅動城鄉融合的新動能。數據要素具有加快促進城鄉數字經濟發展、促進城鄉市場連接的關鍵作用。因此,需在強化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激發先進數字技術的引領作用,促進城鄉數字經濟融合助力鄉村產業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建設。

(三)創新先進文化發展,促進城鄉文化共融

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在保障城鄉物質富足的同時不能忽略城鄉精神文明建設。文化是凝聚社會整體發展的重要力量,城鄉文化交流互鑒、共融共生對鄉村振興與精神文明建設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現代城鄉文化與傳統鄉土文化的沖突阻礙著城鄉文化融合。推進城鄉文化共融,一是要以特色文化共建城鄉文化交流體系。城鄉文化存在明顯的差異性,對于城市而言,現代文明促進公共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及公益性影劇院等公共文化產品日益繁榮,其多種方式更符合城市居民文化生活習慣,卻難以滿足鄉村公共文化的實踐需求。城鄉文化共融應突出城市歷史文化、社區文化、現代文明等特色品質與鄉土特色民俗節慶、文體娛樂、技藝交流等文化交流互鑒,形成以城鄉居民為主體、以文化需求為導向、以特色創新共融為目標的文化交流體系。二是強化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在追求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時期,城市集聚了絕大多數的文化人才、文化產品和公共文化服務設施[46]。因此,以城市文化資源進入鄉村為推手,以文化惠民工程為主干構建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立足于農民文化需要,積極塑造“精神農民、健康農業、生態農村”的鄉村文化理念,創新發展城市現代文化與鄉村民俗文化的共融互生。三是完善鄉村公共文化設施。以鄉村精神需求為導向,借鑒先進文化,構建惠及城鄉居民的公共文化服務市場,推動文化政策和文化產業資本向鄉村傾斜,爭取在保留鄉村傳統優秀文化的同時滿足現代化的發展要求。

(四)凝聚組織發展效能,促進城鄉組織共融

城鄉融合發展要充分發揮組織效能,實現城鄉基層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促進城鄉組織共融,一是要搭建城鄉協作的組織平臺。以黨建為切入點和著力點,強化機關黨建與農村、社區黨建的引領力,帶動企事業單位、兩新組織的黨建工作,建立健全組織之間結對共建的工作機制,全面提升城鄉基層黨建工作質量,努力形成以城帶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城鄉黨建工作新格局。二是要提升組織發展效能。城鄉基層黨組織統籌城鄉發展能力、服務能力、凝聚能力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通過對鄉村黨員的思想教育、能力培訓、實踐運作等形式的鍛煉與學習,提高基層黨員與黨組織的各項能力?；鶎咏M織要注重吸納各類致富能手、行業領頭人、鄉賢人士,充分發揮帶頭與示范引領的作用,創新組織設置模式,在城鄉黨建資源共享、密切黨群關系、實現黨員一體化管理等多方面引入組織能人。三是整合城鄉黨建資源。城鄉組織建設存在資源稀缺、發展動力不足、體制機制不完善等問題。通過政府機關合理規劃分配財政、完善后備人才儲備制度、強化黨員隊伍教育等措施,整合資本、人才、組織等資源力量推動城鄉組織之間人才交流、組織覆蓋、責任落實,為組織融合欠發達地區統籌城鄉黨建工作提供有效資源,為實現基層治理現代化提供組織保障。

(五)推動生態綠色發展,促進城鄉生態共融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城鄉融合發展要求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綠色、共享、可持續發展。城鄉生態共融是城鄉融合的關鍵一環,促進城鄉生態融合,一是要構建城鄉生態共治的公平配置。早期在城市工業優先發展的政策下,城市在生態治理措施不斷發展的同時其污染物也向鄉村轉移,導致城鄉生態失衡。因此,促進城鄉生態共融需建立統一的生態政策、規劃、空間布局等決策制度,鼓勵構建以地方政府為主,企業參與、居民自主的機制,保障城鄉生態治理資源的均衡配置。二是強化生態治理基礎設施建設。由政府主導科學規劃生態治理基地,提升生態脆弱區的防災減災和生態涵養能力以及生態技術創新在生態治理中的新動能,提升生態新型基礎設施對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的作用,構建城鄉生態數字化平臺,推進城鄉生態整體性治理、合作式治理。三是加強生態意識教育。城鄉企業、居民是生態環境保護的主體,政府部門應加強涉農企業和農戶的生態環保知識教育,促進企業和城鄉居民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從源頭破除農業面源污染問題。同時加強投入生物技術、科技技術治理農業污染,鼓勵環保企業回收用具,提升資源利用率。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融合發展將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必由之路。新發展階段,城鄉融合要堅持以黨的領導為根本保障、以人民為中心為出發點與落腳點、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為價值引領、協調“兩個文明”為內在要求突破城鄉融合的壁壘,以新型城鄉關系構建城鄉融合發展制度基礎,以權力、經濟、文化、組織、生態共融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促進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建設,助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