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灣》與張煒的“90年代問題”

陳星宇

內容提要：張煒的“90年代問題”建構為一個知識分子如何在價值難題和道德難題之中，對“自我”展開再次培育的問題。張煒沿著他自90年代起的內心問答，有意計劃了他的寫作，書寫了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從流離到歸宿的過程。通過小說《河灣》，張煒再次整合文學的倫理，在延續“大地與田園”的象征功能的同時，將語言以及文學的功能倫理納入考慮的范疇，同時對審美展開審視。

關鍵詞：《河灣》 知識分子 文學倫理

張煒通過小說《河灣》再次流露“告別”意味：“這是我寫給好朋友的一個故事。在十分困難的時刻，我不知該講些什么；無從談起，淤積太多。我用它來作別”。a《河灣》的“作別”令人想起三十年前的《柏慧》“漫長的告別”，《柏慧》結束之處，正是《河灣》的起點。同許多出生于20世紀50—60年代的知識分子一樣，張煒在80年代覺醒了“知識分子”這一身份。而在90年代，隨著更多價值難題出現，人文知識分子懸而不決的持續討論令社會甚至知識分子自身對此一身份下的實踐進路產生困惑。相較80年代而言，原本成就知識分子為“人”的人道主義特征，讓位于科學主義與實用主義主張的理性，情感與良知轉而在“知識分子”構成因素中大大見疑。張煒對知識分子主體性異變的“90年代”飽含反抗情緒，他的“90年代問題”因此也就建構為一個知識分子如何在價值難題和道德難題之中，對“自我”展開再次培育的問題?！逗訛场穼ΠㄙY本異變以及寄生于網絡媒介的人際異化在內的社會問題作了呈現，這是它“當下性”的內容；而從發生的角度看，它的價值抵抗之中，存在著對“90年代問題”的回答。

一、《河灣》：反抗“90年代”的崇高心史

張煒在他寫于90年代的隨筆之中，批評了職業化、市場化的寫作，他將之喻為“移動他的根”。b在商潮席卷的年代，他對知識分子“自我”的堅持，透露其仍然葆有的啟蒙愿景。王彬彬寫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精細地描繪了那一股作家的“中產階級化”潮流，他們在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上都趨向于發達資本主義語境中的中產階級，不僅對社會事務不復有投身的熱忱，文字也有意地避免批判，“當代一些作家，既不調侃、褻瀆神圣，也不維護、捍衛神圣，他們就這樣在神圣與褻瀆之間周旋著?！眂在這個時期，物質繁榮毫無懸念地成為現代化的隱喻之一，也成為頗具先鋒感的寓言符號。張煒的“90年代問題”就基于知識人生活的物質化，以及“人”的工具化而發生。

因此《河灣》首先反對與物質化生活與工具化主體所配套的生存方式。它指向的這“一代人”，對應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早期的人。他們既擁有規范的制度生活，又具備自由搏擊于市場的時代條件。相當多的社會學理論都將強調這一代人占據的“新興中產階級”的位置，90年代的“市民社會”想象，甚至將這一代人中教育程度和經濟情況都良好的一部分人，整體想象為改革開放后的新“市民”，包括“獨立自主的個人、群體、社團和利益集團”，“不包括履行政府職能，具有‘國家政治人身份的公職人員、執政黨組織、軍人和警察，也不包括自給自足，完全依附于土地的普通農民”，企業家階層和知識分子是其中堅力量。d這一種設想的關鍵之處便是“知識分子”與資本的合流，本來應當是對抗資本主義的中堅力量的知識分子，通過虛擬的“市民”群體被拉攏到資本的同一陣營。

在知識分子而言，其作為“人”的工具化意味著基于“知識”的實用性凌駕于作為“人”的主體性之上，精神生活為物質生活所侵占。因此《河灣》在構思之時就表現出對物質敘事的有意克制。盡管文本營造的世界，涉及商界甚至政商交流，但這些因素一概作為敘事行進的淡淡背景，并不擁有清晰的故事結構?！逗訛场返墓适伦罱K是一顆心靈的歷史。它拒絕將物質的困苦認識為人的最大痛苦，這樣才能在一個較為純然的“精神”世界中來構型人的絕望和困頓——藉此構建張煒認可的“困境”本質?！逗訛场返娜宋餆o疑屬于“城市人”的范疇，在80年代后期以來的城市敘寫傳統之中，這一代“市民”的形象與他們的前輩形象相比，不再具備隱喻共和國形象的整體性，轉而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獲得存在論方面的“典型化”。在池莉筆下，市民們不具備自身意志和歷史，全然為工業文化的邏輯拖曳前行；在賈平凹的筆下，他們渾然不覺成為了文明的奴役，缺乏也不在意歷史和文化的根柢。類似的“市民”塑造，在張煒的看法之中是缺乏啟蒙自覺的表現。盡管這一代“市民”的心理狀態和行為邏輯與資本主義的漸次發展之間存在共生互嵌的關系，二者也常常表現出彼此借喻的同構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市民”將與城市的蟻群同義，而其文化成因和階級來源受到全然忽視。

張煒明確希望擺脫如上的書寫處境，因此《河灣》以“心史”的方式展開之時，營造的是一個面對資本全面宰制的現實社會的映像世界，它的敘事整體上就是一個人的抉擇形成的過程。作為主敘述的傅亦銜的敘述的文本外意義，正在于它是作家面向自身的經驗、情感、思辨、抉擇建構的象征。人物的道路的逐漸分化，對應“這一代”行走至今的分化。張煒是以對分化的識認和呈現，來否定90年代以來對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的溷合認識。

以崇高心靈為最終歸宿來看，張煒首先否認崇高心靈產生自實用理性——這正是企業家“精神”的基礎。他認為是人文信仰而非現實用處，引領一個人覓得存在的根據。這在傅亦銜身上，就體現為他對歷史公義的追求。與經濟學式的“理性人”不同，傅亦銜始終記得自身的“來處”。他的處境呈現為一個明顯的兩難結構：身處自身的歷史情感與摯愛之人的“失憶”態度之間，這隱喻著知識分子在90年代以來的價值和道德處境。此時唯有“歷史”能夠成為抉擇的依據。它代表“一代人”的來處，以及他們分化的根源，在傅亦銜這里，這種根基幾乎全然精神性的。他從先輩對革命者的輾轉追隨之中，發掘出一種精神隱喻。張煒為之擬就一種崇高表征，令其在尋常生活中堅持向自身嚴格立法。這一個人物休憩于自然與歷史空間，這二者在中外的美學傳統之中，都可象征人的良知的來源。

在張煒看來，現代性造成的最大危機并非物質危機——因為只要“人”持有非物質化的立場，物質實際上并不能為害——最大的危機乃在人與歷史間的裂痕。在依托人的記憶與體驗的人文精神這里，歷史“斷裂”意味著主體生存依據的模糊，預示精神創傷的發生。在這一層面上，解決張煒的“90年代”問題的辦法，必然包含了恢復“人”的歷史位置的要求?！逗訛场穼θ说臍v史性“失憶”頗感困惑，傅亦銜在私人的空間中悄然實踐他的歷史記憶法。他對美人洛珈愛情的源頭之一，便是二人相遇的詩意場景在反復回憶中產生的個體“史詩”感。他會頻頻回到家族敘事之中，通過革命史的可疑、歷史真相的迷離來對他所處的“當下”文明的非人化形成隱喻。在小說中，傅亦銜有一種極為重要的“決心”，即將家族史記錄下來，這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記仇”舉動，它提醒我們張煒頻頻關心的一個問題：我們生存至今的邏輯何在？我們抉擇的是非依據何在？如果沒有崇高心靈作為愿景，這些問題的價值實際上是空洞的。就如同通過抄寫文獻來發現先賢思想，傅亦銜是通過記錄歷史來注疏這些問題。他將歷史當作了親歷之物，令其貫徹自己的身心，規制自己的行為。他并不藉憧憬未來鼓勵自己，反而是從理解歷史之中產生了巨大的情感以及道德力量。他因此在洛珈表露出對歷史的漠然之時，產生了極強的困惑。歷史的飛躍性發展對傅亦銜而言猶如“進步的風暴”，“某些角落實在超出了我的經驗范疇，怎么放縱想象都無法抵達”，創傷難以消弭。傅亦銜對往事舊友的長情造成頻頻回顧的敘述姿態，令人感到那能夠產生前行力量的“過去”實際上頗具寓意。在歷史長河之中為個體存在覓得坐標，這是心靈史得以以崇高方式展開的前提；因為文明的結構就是擁有過去、現在及未來時態的，一個人唯有敏感于這個時態，才能避免短視，進而在自我培育這個方向上產生道路的自覺。

二、感性與后現代的“士”

作為“90年代問題”的一種解決方案，《河灣》為后現代的社會設計了一位“士”的形象，他通過感性來彰顯自身，通過美育來形成自我。在90年代以來的思想環境中來看，這幾乎稱得是逆潮流的舉措。90年代延續80年代后期的態度，將“感性”視作較為低級的情緒經驗，繼而試圖在科學的名義之下將其收編。這時的學術界和評論界普遍感受著柏拉圖式的洞穴焦慮，對基于主體經驗的“主觀認識”的不信任再度高漲。這一種學術風氣一直影響至當下，以至每當談論“知識分子”的主體特征，感性已是遭驅逐之物。

《河灣》走了與此相悖的一條路徑。從《家族》時期開始，張煒就嘗試建構他的感性美學。這一種審美傾向的核心是：信賴感性認識的可靠性，將之提升到理性同等的地位；認可幸福及快樂這樣基本的世俗感覺，但其基礎必然是求知、求真、覓善，其中包含自律意味。從張煒的一貫敘事中可以讀出，影像或者肉身這樣的物質之美可以造成感性的迷戀，但審美的終點也是象征永恒的高點，在于從迷戀升華為精神性的敬愛之時。通過這樣的美學營造，張煒將理性的抉擇感和尊嚴感賦予感性，也因此確定下感性在他的敘述之中作為理解人、闡釋人的重要路徑的資格。

基于這樣一種態度，幾乎不可避免地《河灣》會變成一部“心史”的模樣。從傅亦銜情感活動之中，我們讀到感性的崇高地位，它是人性盈動的證明，同樣標志“人”的完成。在傅亦銜、余之鍔、蘇步慧身上均有的“不智”行為，與洛珈的高度理性形成對照。張煒對前者是葆有贊嘆之意的，顯然相較寄望在社會、體制和經濟批判，在人性的崇高化方面，張煒更多地寄望在“人”的自主覺醒。

在建立人與歷史的連接之后，張煒建立起人與自然的連接。這實質是對感性的崇高地位的一種結構化表達。在論述性散文集《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中，張煒較為完整地表露了以自然為法則的思想，他用自然的秩序，以及這一秩序中的物類品級，來映照他對“好”的社會及人的設想。歷史作為行止的根據，良知的參照，而與自然世界相輔相成，歷史情懷引導自然理性向善而行，自然理性則為歷史情懷提供根本的歸宿。這里流露出某種與隱逸士大夫相似的審美傾向。之所以謂“隱”，乃在其中外部改造的沖動，大大讓位于“內圣”式的自我培育。因此《河灣》并不彰顯它對人及社會的宰制意圖，反而通過一條美育的路徑，在現代知識分子的自我培育，與傳統文人士大夫的“修身”路徑之間構成參差比照。

這顯然對90年代的“理性人”設想構成了批判。它也提醒我們，90年代以來“現代性”的一部分獲得，很可能是通過否認乃至犧牲古典美德來成就的。傅亦銜是張煒為后現代社會設想的一個“士”的形象。作為一個公務員，他對生產力高度發達社會深感隔膜，網絡媒介不僅未能帶給他交流的自由，反而加劇信息污染、權力侵犯、價值錯位感，“它更像一條漫長空泛、扁平浮潛的水體，蕪雜渾濁，不斷匯集的訊息呈敗絮狀發散。這種耗損和消磨的背后需要多少昏聵、無知以及對自身生命的毫無痛惜?！边@是傅亦銜感性之敏捷、良知之完善的證明。張煒所理解的“現代性”乃基于精神層面建立。在《河灣》這里，就表現為古典審美與現代“士”人精神結合；“河灣”所蘊集的自然意象，就具有了“頭上的星空”那般的自然理性的性質。

因此傅亦銜將他的古今追慕都寄托在“河灣”之中，也將他的人性沖動緩釋在河灣。抒情式的敘寫指出了一種情性調和的審美方向，不能不說“河灣”承載著張煒的審美愿景，象形了他最真實的審美感覺系統。因此，賦河灣以新生的余之鍔稱得上是與傅亦銜并列的另一位后現代情境中的“士”。作家用“清新的現實主義”形容余之鍔的行動原則，不難看出張煒想要洗掉“現實主義”身上的意識形態色彩；如此一來“現實主義”就成為實踐的同義詞。余之鍔這個人物，非常符合“士訥于言而敏于行”的要求。在“傅亦銜”這一代人中間，并不缺少余之鍔這樣的開拓者。他們是一些早早躍出體制搏擊于自由市場之中的人物，早早地成為“成功者”。而在“時代強者”的表象之下，又埋伏著這一個群體內部道路的分歧。與余之鍔構成對立面的是同樣為商的德雷令和洛珈，他們棄舊從新，唯利是圖，認賊作父，化敵為友。余之鍔表白甚少，但切實地為河灣拋棄功業、花盡積蓄，乃至幾無所獲——然而他認為這正是他可以稱道的“一生的功績”。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與余之鍔形成映照的是傅亦銜的父親。他們同樣鑿石穿山，苦役半生，同樣朝向信仰般的目標追而不舍。因而余之鍔這個人物身上自覺成圣的光輝有歷史性的根源：他既是我們現實中執著濟世的“兄長”，也是我們過去光景中踽踽前行的“父”輩。在傅亦銜接管河灣之前，余之鍔是《河灣》為“當下性”尋覓的榜樣；他與傅亦銜一以心靈，一以行動，構型了后現代士人的實踐道路。

而一個重要問題在此時出現：如何確定一個人是一位真正的士，而非濫用其感性、揮霍其審美感覺之人？《河灣》通過蘇步慧這個人物來完成辨偽。在這個人物身上，存在著未經理性化的感性與審美。蘇步慧是余之鍔的妻子，她對藝術葆有可稱純稚的熱情，在傅亦銜的眼中，蘇步慧的人格稱得上可愛，缺陷在于“不甚聰明”，常?？床怀觥八囆g”的矯飾。蘇步慧的這一點特征，事實上也是信仰“小確幸”的眾生潛在的危機。自9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審美就逐步掩入“日常情調”而尋?；?，于是形成小資情調與士人審美共存于世俗塵煙之中的局面。與早期資本主義制造意識形態幻象不同，今天新資本主義的策略是將審美自由賦予普遍的人群，藉此刺激人的感性欲望、令之轉變為巨大的消費力。因此區分真假士人，就意味抽身于資本主義生產邏輯之外，乃是喚回崇高感性、實踐古典美德的必由之路。在蘇步慧這里，審美逐步演變為對感官饑渴的安撫，美不僅未能育化其人，反而宰制了其智力乃至精神；感性之中無法新生出真美，遑論去鍛煉自身成為一個真正的“士”。

三、從“90年代問題”到文學的倫理

以當下的目光來看，90年代正是知識分子的“嚴重時刻”，一方面資本主義的化育邏輯滲透進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另一方面，那些試圖肩起思想義務的知識分子，尚未能區分現代性愿景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形式，以至他們提出的文化及社會設想，常常來自對西方的模仿。張煒在此時感覺到的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和價值難題，既是他作為單薄個體對社會環境的反饋，也在象征的層面上，代表了人文知識分子整體上的迷茫情緒。從這一時期直至21世紀前十年，張煒小說中出現對流浪情節的深度開掘，這構成的恰是對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精神流離狀況的隱喻。小說《曙光與暮色》寫了兩代知識分子的“流浪”，其中寧伽和莊周的流浪出于精神困境，莊周的流浪故事更加離奇。莊周舍家棄業地離家出走，狀若瘋癲——這正是具備啟蒙自覺者在世俗眼中的狀態。莊周在路上偶遇同樣流浪的重病女孩冉冉，此后掙錢為其求醫問藥一事，終于令莊周有了腳踏實地的生存感覺。然而冉冉最終死去，莊周無辜卷入一場殺人案之中，他不得不再次開始流浪。在此張煒將流浪處理為受內心問題驅使的行走沖動，它更多召喚探索過程，并不必然帶來答案，更不承諾救贖。與這兩位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相比，老教授曲涴則更顯出一種與自我及尊嚴有關的秩序。曲涴受造反派凌虐而逃入荒郊，在大山中做到了“能活就好好活，不能活就一個人去死”，盡管沒有改變社會，卻在混亂的社會中治理了自身。這兩代的流浪故事，寫出了90年代時知識分子受到的向內的“自我”與向外的“責任”的雙重感召，也寫出了他們感覺到社會性逼迫、兩方面的道路都難以通達時的那種精神緊張。

《曙光與暮色》終究還是通過曲涴的故事給出一種進無可進之時回護尊嚴的“決心”。在1993年寫下的《憂憤的歸途》之中，張煒說道：“有多少憂憤就有多少愛：愛人，愛生命，愛理想。人活得真難，我們正是因此而憂憤?！保╔269）事實上，他正是受到“憂憤”乃至恐懼的推動，明確了最終的實踐方向?！逗訛场返摹皯n懼”底色，乃是它從“90年代”得來的遺產。張煒在90年代下定的決心，就頗類曲涴的“好好活”：

為了信守，為了堅持和健康，我想在這樣的年頭也該有個操守了。這大約是：一、多讀不時髦的書，……二、少看或不看文學藝術方面的報導和評議，……三、與某些機靈人相逢只談友誼，不談藝術，因為他們現在又迷上了痞子創作……e

那么“身為作家”的知識分子，其責任在于：

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不斷提出新的警醒，與人民融為一體。他們既有一個勞動者的生活貼近性，又有一個思想者的時代前瞻性。

嘆息傷及自信和自尊。自尊不是世俗上的“有用”所能滿足的，自尊只有勞動才能滿足。而知識分子的勞動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貢獻自己的思路、發揮自己的批判力。f

張煒基于知識分子身份的義務感與實踐自覺，完全建立在其職業自覺之上。在90年代初期，他就已經形成對文學的勞動本質和醒世義務的認識，他認為作家應當提出“新的警醒”，即“對物質主義的揭露”，“這種揭露是時代的清醒劑?！币虼藦垷槻艑埑兄镜摹耙怨P為旗”頗有共鳴?？梢杂^察到，“大地與田園”也是在90年代成為他小說的典型情節。在“90年代問題”的映照之下，“大地與田園”在敘事上補充著“流浪”知識分子歸宿的問題，同時基于它自身的象征內涵，又傳遞出倫理化的美學表達。

“大地與田園”是敘事內容，也是倫理裝置。張煒實際上是從時代問題出發，通過捫心自問，形成了一套問答內容；圍繞這一套內容形成了他的“高原”敘事?！栋鼗邸放c《憶阿雅》書寫一個青年人對“自我”的嚴格審視和嚴苛培育，《家族》具體化了這一青年主體的歷史來源與道德憑據，《無邊的游蕩》《曙光與暮色》將不同歷史情境中知識分子自處的難題擺到臺前，并嘗試有所解決。到了《?？驼勫蕖贰堵寡邸返臅r候，資本社會的問題已經有所浮現。張煒顯然沿著他內心問答的線索，有意計劃了他的寫作；直到《河灣》推動知識分子在各種兩難處境之間，邁出行動的步伐。這一種“行動”，同時也是張煒的倫理傳達，如同他在《河灣》序言中陳述的：“像過去一樣，講述一定伴隨了自我拷問，經歷一場靈魂的洗禮?！?/p>

在《河灣》這里，張煒再次整合文學的倫理，在延續“大地與田園”的象征功能的同時，將語言以及文學的功能倫理納入考慮的范疇，同時對審美展開審視。出于語言倫理的考慮，《河灣》敘述的展開倚賴高度詩化的語言，這一語言“風格”的必要性，乃因其中包含音樂與情感，這是張煒所推崇的感性之結晶。詩性語言之中涵有的意識超出了生命的有限，敘述者和閱讀者都因融入詩的氛圍之中而收獲拔升。在知識分子意識到自身乃有限個體的情形中，藉助“詩”的氤氳感覺可以向往某種無限的文化氣氛——在很多時刻，張煒以大地和田園來營造這種氛圍；在此則是“河灣”。而“詩”的風格還內嵌于傅亦銜和洛珈的相處時刻，他們時刻注意用“書面語”來交流，這顯然是一種將日常生活詩化的努力；在傅亦銜的內心，對日常超拔甚至也懷有期待。

在文學功能倫理方面，張煒較他90年代時的職業自覺思考得更為深入。某種程度上，張煒在面對他的“90年代問題”之時，將文學當作了·一種道德上的應然，那么行至當下，90年代的道德承擔意義上的文學，如何演進為具備當下承擔的文學？在當下，文學需要承擔的究竟什么？從《河灣》可以讀出，張煒希望文學能夠肩負起對傳統倫理的修復職能，它至少應當去描摹人的良心、生命意義和終極關懷；而在現代的意義上，文學也應當提出某種行為準則，在“正確的”現代性的前提下，設想主體與他者之間的相處。堅持“文以載道”，這是張煒文人氣質的體現。也是在其人格的驅動下，《河灣》將“人生如此”的應當與非當的兩面都描摹出來，這是它當下承擔的部分；在成為一種生存方法論的同時也指向生存的本體，在倫理意味之中，既包括知善、良知、羞恥等一系列德性問題，也包括對責任、對社會的想象性認同。它傳達價值抵抗，也達成人的內心與外界之間的溝通，甚至在“河灣”這個具體場所之中，我們讀到了凡俗和神圣之間的通道。而將審美批判納入視野，讓《河灣》的反思對象擴展至日常所習，指出了文化氛圍之中種種“沉溺”因素。審美批判形成對張煒的語言倫理的補充，它揭露由藝術和“話語”造成的美感之迷惑性，藉此厘清善與美的真偽，為藝術的“浪漫”正名，進而張煒的詩性文學觀得到又一次補充。終其一本，在知識分子的應然路徑上，《河灣》通過故事敘寫來完成隱喻；而對文學的應然路徑，它通過倫理的構建造成象征。以這樣的視角來看，《河灣》對張煒的“90年代問題”形成的回答，不僅關乎知識分子“自我”的培育，也關乎作家為自身立下的寫作倫理。

注釋：

a張煒：《河灣》，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1頁。

bef張煒：《葡萄園暢談錄》，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頁，第271頁，第285頁。

c王彬彬：《“中產階級氣質”批判──關于當代中國知識者精神狀態的一份札記》，《文藝評論》，1994年第5期。

d鄧正來：《市民社會與國家：學理上的分野與兩種架構》，《90年代思想文選》（第二卷），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