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俞勝《藍鳥》的“輕逸化”敘事

馮慧敏

（安慶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安徽 安慶 246000）

“鄉下人進城”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關涉最廣泛的個體生命的文學命題，70 后作家俞勝秉承“為人生而藝術”的創作理念，聚焦進城的鄉下人在城市中的生存狀態與精神困惑，創作有《城里的月亮》《水乳交融》《女孩兒吳小曼》《謝蘭香真能再去北京嗎》《人在京城》等中短篇小說，這些作品均以進城鄉下人為主人公，細膩地敘寫了他們由空間位移而帶來的身份建構的尷尬、屈辱與無奈。俞勝近作《藍鳥》甫一出版便引起評論家的廣泛關注，評論者認為長篇小說《藍鳥》是“城鄉交叉地帶的再表達及現代反思”［1］，狀寫了“鄉村知識青年進城的生存境遇與心靈圖譜”［2］，在小說主題與意涵上，“與1980年代路遙的小說《人生》具有高度的互文性”［3］。值得注意的是，怎樣寫好“鄉下人進城”的故事一直是俞勝孜孜以求的藝術目標?！端{鳥》創作歷時12 年，五易其稿，俞勝把它當作一件“與眾不同的瓷器”［4］精心燒制，使之呈現出“輕逸化”的審美特質?！拜p逸”是卡爾維諾小說美學中的關鍵詞?？柧S諾將“輕”作為消解沉重現實的根本方式，也作為表現生活、進行創作的審美理想。他說，“文學是一種生存功能，是尋求輕松，是對生活重負的一種反作用力?！保?］29《藍鳥》敘事輕盈、靈動而詼諧，作家用看似戲謔調侃的話語敘述了鄉村青年畢壯志的進城故事，隱含著作家對城市化進程中城鄉沖突、農民工困境等諸多社會問題的嚴肅思考，這與卡爾維諾的“輕逸”美學可謂不謀而合。這種“輕逸化”敘事既增加了小說的趣味性與可讀性，也體現了作家的詩性智慧，使小說具有了更加豐富的闡釋空間。

一、詩性與幽默兼具的語言風格

卡爾維諾主張小說語言的“輕逸”，要盡力減輕“語言的分量”［5］2。俞勝曾說，“我一直在思考怎樣組織語言，盡量避免冗長、沉悶、艱澀，乃至平淡，讓讀者在輕松愉悅中、在會心一笑中享受文字的美?！保?］這句話在無形中呼應了卡爾維諾的觀點，充分說明了俞勝對語言的自覺?！端{鳥》運用意象和歌詞賦予小說語言以詩的輕盈，人物語言則呈現出幽默詼諧的口語化特點。詩性與幽默兼具的語言風格，增強了小說的可讀性與趣味性，給讀者輕松愉悅的審美體驗。

俞勝將這部小說命名為“藍鳥”，表現了作家在小說中構建詩意空間的巧妙用心。以“藍鳥”為名，使得小說實現了由實到虛的升華，由單純的敘述情節拓展出豐富的象征意義，從而點染出濃郁的詩意氛圍，表達了作家對生活的哲理感悟?！八{鳥”第一次出現在木泥河畔，畢壯志和宋燕秋的第一次約會時，“身后一棵柳樹上，倒有只藍色的小鳥在偷窺”，這只藍色小鳥是畢壯志和宋燕秋初戀的唯一見證者。它的羽毛“閃著藍幽幽的光”，它像一個神秘的精靈，“饒有興味地打量著我和宋燕秋，見我抬頭，就驚慌地嘰喳一聲，抖了一下翅膀，箭一般地射到遠處的樹梢了”［6］11。其實驚慌的又豈止是“藍鳥”，這對少年的心頭何嘗不也掠過一絲甜蜜的驚慌?！八{鳥”恰如其分地表現了美麗而憂傷的初戀滋味，它從此鐫刻在了畢壯志的心上，寄托著他對愛情的美好憧憬。當畢壯志的人生陷入困境之時，“藍鳥”再次出現。這一次“它卻沒有驚慌地飛走，仍然是歪著小腦袋，用那一雙黑豆似的亮閃閃的眼睛專注地盯著我”［6］198?！八{鳥”好像冥冥之中的神諭，它用黑亮的眼睛、專注的眼神給畢壯志重振旗鼓的信心和勇氣，指引著他擺脫現實的苦難去追求生命的躍升?！八{鳥”即李商隱詩中的青鳥，在西方被稱為知更鳥，在中外文學中“藍鳥”都有著美好愛情和幸福人生的寓意，其豐富的象征意義讓小說的敘事具有了輕盈空靈的情韻。

音樂使小說成為可以聆聽的藝術，《藍鳥》多處插入歌詞，使小說具有音樂美感的同時更增添了小說的抒情意味?！端{鳥》的情節發展到關鍵處，總會有歌聲飄蕩。畢壯志想要結束在茂朝公司渾渾噩噩的日子時，《轆轤女人和井》的主題曲《不能這樣活》“在我的心頭雄壯地響起”，“與街頭雄偉的建筑撞擊，形成共鳴”［6］150。這首歌表達的是對一成不變的生活的厭倦和想要掙脫束縛、求得新生的強烈愿望，歌詞完全契合畢壯志當時的心境，渲染出時代氛圍，也預示了主人公的命運轉機。歌詞不僅起到了推動情節發展的作用，還具有強化情感抒發的功能?！段覀兊拿魈毂让厶稹繁憩F出畢壯志和宋燕秋初吻后的美妙心情；再見宋燕秋時她已經名花有主，一曲《最浪漫的事》傳達了畢壯志默默守護初戀情人的隱秘心思；《粉紅色的回憶》唱出了畢壯志對宋燕秋的舊情難忘；畢壯志與宋燕秋再續前緣時，耳畔響起“松花江水波連波，浪花里飛出歡樂的歌”，抒發了他收獲愛情的喜悅和對未來的美好期待。優美的旋律、貼切的歌詞傳遞了人物細膩的情思，營造了小說的情感氛圍，增強了小說的藝術感染力。

《藍鳥》的人物語言呈現出幽默詼諧的口語化特征?！端{鳥》采用第一人稱回憶視角，由“我”（畢壯志）來講述自己的故事。面對曾經經歷的失敗挫折，“我”并沒有煽情式的哭訴，也不是嚴肅深沉的反思，而是帶著一種輕松戲謔的語調來追憶過往，使得小說語言具有了輕盈的質地。比如養兔子失敗后，“我娘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我一個人在破屋子里待了三天三夜。周文王被拘羑里七年推演出一部偉大的《周易》，我在破屋里待了三天三夜，想好了接下來的人生要從哪里開始?！保?］32此處“我”與周文王并置以顯出“我”的“雄圖大略”，不過周文王被拘羑里的深謀遠慮恰又襯托出“我”當年的懵懂無知，這種以大比小產生的張力讓人不禁莞爾。傷心的記憶用詼諧的語言道出，緩解了人物心靈的重負。不過，輕盈、詼諧的語言并不是一味地引人發笑，而是建立在對現實的嚴肅思考基礎之上。在小說中，幽默的話語背后有時隱含著對命運的反思。畢壯志的父親年年去夾皮溝淘金，畢壯志說，“我爹淘了一輩子石頭，我家里有五塊他認為有來頭的石頭，三塊被我娘拼在一起，當成了院門口的墊腳石；一塊大一點的石頭被我娘當成了漬酸菜用的壓菜石；另一塊啥用處也沒有，被我娘棄在院西角?！保?］177被父親當作寶的石頭卻被母親用來墊腳或是壓菜，這是對父親勞而無功的“淘金夢”的有意調侃，細加咂摸卻不難品味出酸澀無奈的人生況味。小說中還用戲謔的語言制造出一幕幕輕喜劇，產生滑稽可笑的喜劇效果，表達出對人性的反諷意味。為了面子，畢壯志在寫給“我娘”的信上將“翔飛搬家公司”寫成“傢俬移動公司”，沒想到被二叔當成了經營大哥大的公司，老嬸因此與“我娘”冰釋前嫌，只為了能讓我幫畢五毛在哈爾濱找個出路，畢壯志因此而心事重重。這令人啼笑皆非的誤會中既有對畢壯志虛榮心的嘲弄，也有對人心勢利的委婉嘲諷。正因為有嚴肅的思考做底子，《藍鳥》的語言具有了以輕擊重的情感力度，讓讀者在會心一笑的同時，“引起內心情感的共鳴，并獲得精神的升華”［4］。

二、小人物的進取之歌

《藍鳥》中作家選擇主人公畢壯志為敘述者，由畢壯志來追憶自己從17歲失戀輟學、進城務工到30多歲在哈爾濱成家立業的艱辛奮斗歷程?！端{鳥》扉頁上寫著：“小說是記憶的嫁接與生長”［6］，這里的“記憶”不僅是小說中“我”（畢壯志）的記憶，也是包括作家俞勝在內的70 后一代人的青春記憶。小說主人公畢壯志跟作家年紀相仿、出身相同、性別一致，因而小說敘事灌注了作家強烈的主體意識，作家俞勝將自我記憶和個體經驗投射在文本中，借這一形象表達了“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的奮斗觀，為時代變革中的小人物吟唱了一首進取之歌。小說結尾畢壯志在愛情和事業上均得圓滿，這使小說在整體上洋溢著溫情與明朗的氣息。

出生于20 世紀70 年代的畢壯志跟他的前輩高加林、孫少平一樣都來自農村，都上過高中，都渴望出人頭地，都想要通過進城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但畢壯志身上無疑具有70 后農村知識青年的個性氣質和精神表征。作為改革開放后第一代鄉下人進城的代表，高加林、孫少平精神超拔，身處底層卻放眼世界，高加林和黃亞萍約會時談論的話題是國際關系和國際能源，孫少平在寫給田曉霞的信中關心的是“全員工效”；他們酷愛閱讀，具有文學青年的浪漫氣質，保爾·柯察金是他們的精神偶像；他們不懼苦難，將忍受苦難視作砥礪品質的重要路徑；他們渴盼進城，既是為了實現個體價值，更是自覺地將自身命運與國家前途、個人追求與人民福祉聯系在一起，散發著理想主義的光芒。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市場經濟大規模興起，價值觀趨向多元化、世俗化。知識分子的精英話語失落，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甚囂塵上，經濟至上的觀念深入人心，精神信仰無奈地退居邊緣。這便是畢壯志們成長的時代背景。畢壯志身上不再有高加林、孫少平那樣的浪漫氣質和理想情懷，在全民經商的熱潮中，他的人生目標世俗而功利，那就是發大財、衣錦還鄉。畢壯志從木泥河中學輟學回村，這個目標促使他決定當養兔專業戶發家致富；第一次創業失敗后，他留下“壯志從今出鄉關，不發大財誓不還”的豪言壯語離家出走；他住在縣二建四面透風的工棚里，夢想著成為像馬勝利、牟其中那樣的商界奇才。賺大錢是畢壯志人生的最強驅動力，驅使他在搬家公司攢到微薄的創業資本后，毅然辭職開起了水果店。作家精準表現出90 年代農村知識青年進城的動機和心態，成功塑造了帶有鮮明的時代精神印記的“這一個”。

畢壯志對事業和愛情的追求充滿著艱辛與坎坷，但是他有著強烈的主體意識和進取精神。畢壯志具有審時度勢的務實品質。初到縣城，畢壯志本以為自己有高中學歷且成績優秀，有能力在二建做個成本會計，最不濟也能當個電工，沒想到錢彤竟讓他干力工。他雖然不甘心，但為了能在縣城立足也只好委曲求全。如果說這次選擇是情勢所迫，被逼無奈，那么畢壯志從哈爾濱茂朝公司辭職則是一次主動出擊。在茂朝公司，畢壯志當上了設計部經理。這個頭銜讓他在回到木泥河時收獲了村民們艷羨的目光，他曾為此而沾沾自喜，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這只是個“頭銜”。茂朝公司的房地產開發一直沒有起色，他實際上做的是跑腿打雜的工作，每個月只有五百塊錢的薪水，有時還不能按時發放。二弟的學費讓囊中羞澀的畢壯志一籌莫展，公司副總曹建利竟然辭職去了工地當工長，這兩件事促使畢壯志果斷決定辭職另謀出路。正視現實，放棄虛榮，畢壯志的這次選擇是他善于反思的結果，雖然這讓他的生活一時陷入困頓，但也為他后來的創業埋下了伏筆。畢壯志有著高度的道德自律，內心的道德感使他對“心湖里的怪獸”（欲望）特別敏感，讓他每每在關鍵時候克制住自己的欲望，潔身自好。面對姜小美、申楠楠，他都曾心猿意馬，不過姜小美的一句“臭流氓”讓他瞬間清醒，從茂朝公司辭職后他常常給申楠楠打電話，當意識到申楠楠的已婚身份，他羞愧不已，主動斷了聯系。這種自律體現了他對初戀宋燕秋的執著，寄予著他對愛情的美好期待。正是這種務實和自律，畢壯志一步步成長，靠著吃苦耐勞、誠信經營讓水果店的生意蒸蒸日上，也因為對愛情的堅定執著贏得了宋燕秋的回心轉意。

俞勝善于體察時代變革中的人性變化，這使他沒有將畢壯志塑造成一個英雄，而是在人物身上表現出改革大潮中人性的世俗化趨向。作家厚實的生活積累和情感積淀，讓他在敘述畢壯志的進城故事時細致呈現了人物的精神成長，凸顯出人物身上的進取心和意志力。俞勝以平和的創作姿態，禮贊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用一曲小人物的進取之歌，實踐著用小說來“給人溫暖、給人希望、給人帶來心靈撫慰”［4］的創作理念?！端{鳥》的主題因為這樣的溫情與“暖意”而具有了“輕逸化”的審美特征。

三、沉重的現實呈現

卡爾維諾所言的“輕逸”并不是要回避外在的沉重現實，相反，“重”是“輕”站立的基石，是“輕”的深邃背景?！端{鳥》雖然在主題表達上充滿著溫情與“暖意”，但這并不意味著作家是在給社會現實涂脂抹粉，透過《藍鳥》“輕逸”的表層，我們會發現俞勝對城鄉沖突、農民工困境等問題有著嚴肅的思考和生動的呈現，這體現了作家對社會轉型時期個體生存的深切人文關懷。

跟大部分70 后作家一樣，俞勝出身于農村，從鄉村到城市的人生經歷讓他對城鄉問題格外關注。此前的《城里的月亮》《水乳交融》等小說均以城鄉沖突為切入點，作家用細膩的筆觸表現了城鄉二元對立的社會格局中小市民對農民工的鄙薄、歧視，以及由此引發的復雜難言的愛恨糾纏。這種崇城抑鄉的城鄉意識形態也始終氤氳在《藍鳥》的敘事罅隙里。畢壯志從茂朝公司辭職后找工作受挫，花光了積蓄還拖欠房東半個月房租，房東堵門催要，將畢壯志推搡在地，老頭老太太“像瞧猴似的，把我圍了個里三層、外三層”，紛紛指責畢壯志“不是好人”，是“無賴”“盲流”［6］159。這個場景具有空間象喻的意義，圍觀讓畢壯志成為被城里人凝視的對象，眾人的指指點點讓畢壯志“又羞又氣又悲”［6］160，可是城市依舊喧囂，沒有人在乎畢壯志的悲憤。面對城里人的歧視，畢壯志不再像高加林那樣憤憤不平，他似乎已經將城里人的居高臨下看成了理所當然。不過無意質疑，并不代表著處之泰然，畢壯志時時敏感體會到根深蒂固的城鄉差別，這不斷激起他城市邊緣人的感受。同樣是在茂朝公司工作，曹建利上班就是看武俠小說，申楠楠一天到晚嗑瓜子，只有畢壯志頂著烈日四處奔忙。他驚訝于他們拿工資不干活卻“毫無愧意”，但想到他們是城里人且有背景又覺得情有可原。曹建利和申楠楠的老公周一帆都西裝革履，畢壯志卻連領帶還不會系，他不禁感嘆“他們是臺面上的人物”［6］108，而“我時常感到自己仍是一個呆頭呆腦的鄉巴佬”［6］109。

俞勝善于運用細節來表現由城鄉差異而造成的心靈隱痛。畢壯志在縣城巧遇昔日同事姜小美，姜小美不信畢壯志在哈爾濱一個月能掙一千元，畢壯志雖然嘴上否認，可一張硬座票和一雙處處開裂的“斑駁如陳年的墻”的人造革皮鞋一下子暴露了他的真實境況，姜小美的“目光如炬”讓畢壯志窘迫不已。畢文章的老婆不相信畢壯志談上了哈爾濱女友，聽了“我”的辯解，“我嫂子不說話，只挖了我一眼”［6］131。申楠楠得知“我”追求的劉茹去了澳洲，也是“不懷好意地看了我一眼”［6］138。畢壯志感嘆，“我們縣城女人的眼光都很毒，中了她們眼光的毒，你就會體無完膚”［6］131，“哈爾濱的女人也厲害，眼光也像探照燈一樣”［6］138。畢壯志在這些城里人的“凝視”下，產生了被冒犯的不快，因為這些“看”本身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打量?！爱斘覀冊谀暷橙嘶蚰呈聲r，我們并不是簡單地‘在看’，它同時也是探查和控制?！保?］這些“看”當中既有她們作為城里人的優越感，也潛藏著她們對鄉下人的歧視、戒備和防范。面對這種“凝視”，畢壯志表面上不動聲色，但內心卻是波翻浪涌。作家正是在這些毫不起眼的細節中將人物隱秘的心緒和盤托出，這顯出了作家對世態人情的洞察和藝術表現力的精微。

小說表現了鄉下人進城后艱難謀生的邊緣處境。鄉下人在城里從事的多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體力活。畢壯志雖然上過高中卻中途輟學，到縣城只能在建筑工地當個力工。從茂朝公司辭職后，因為沒有城市戶口，他想在哈爾濱做個普通工人都是奢求，于是不得不去搬家公司賣苦力維持生計。他在工地上住的是簡陋骯臟、昏暗污濁的工棚，搬家公司的宿舍里空氣中混雜著腳臭、汗臭和劣質煙草的氣味。惡劣的居住空間從一個側面揭示了鄉下人在城市生活的酸楚與艱辛。更令人痛心的是那些懷著黯淡生存愿望的卑微生命，無助而無奈地滑向墮落的深淵。搬家公司的同事小七身世凄涼，父親因挖煤而喪生，母親改嫁，剩下他孤身一人。他十七歲還不到就當了搬家工，瘦小的身體頂著桌子樓上樓下地爬，只希望有一天能替死去的爹嘗嘗“龍虎斗”（粵菜名）的味道。為了多掙錢，小七跑去洗浴中心當搓澡工，竟然被來搓澡的“老板”引向了販賣搖頭丸的邪路。凈化身體的澡堂成了畸變靈魂的培養皿，“這年頭，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6］210，小七的人格扭曲源于自我欲望的膨脹，更是被城市文明異化的結果。畢壯志對這樣的小七感到“陌生”和“厭惡至極”，可見面對小七的苦難與沉淪，作家沒有用同情心來替代道德感，而是由此表達了對社會現實的清醒反思和理性批判。

嚴肅的創作者從來不會回避沉重的現實，但對現實的處理方式卻考驗著作家的詩性智慧。在《藍鳥》中作家并不刻意渲染苦難，而是將“重”的社會圖景設置為敘述的底色，凸顯的是畢壯志對生活的敬畏和追求。俞勝以略加調侃、溫和平實的語調來敘述城鄉沖突、農民工苦難這些城市化進程中的沉重話題，表現了作家寬厚溫潤的倫理情懷和積極樂觀的文學精神。

四、余論

近年來，俞勝筆耕不輟，先后出版了中短篇小說集《城里的月光》《尋找朱三五先生》《在紐瓦克機場》和長篇小說《藍鳥》。細讀俞勝小說，會發現“輕逸化”并不是《藍鳥》獨有的審美格調，他在創作中不斷探索讓小說“不冗長、不沉悶、不蹇澀、不平淡”［8］4的敘事路徑。首先是善于運用意象，化實為虛。如《城里的月亮》以“月亮”為核心意象，它分別出現在文生與阿秀定情時、小兩口爭吵后的街頭和文生為陪產趕回城里的路上，這月亮或是被云遮霧繞，不見蹤影，或是殘月如鉤，時隱時現，最后一次雖是圓月，但也是模糊的一輪。月亮預示著兩人愛情的不幸結局，也象征著文生命運的虛幻無常，永恒的月亮見證著人世間的悲歡離合，讓小說敘事更加神秘空靈?！稙醭窃谶h方》中三個少年伙伴向往著那個叫烏城的城市，作家用“白云”這個意象將少年的思緒延伸到遠方，讓他們盡情想象都市繁華，又在結尾感嘆道，“多少年后，我常想起烏石崗上空懶懶游弋的白云——這些從鄉下游到城市里的白云，它們哪里知道大都市里沒有那么藍藍的天呢”［8］85，游蕩的白云隱喻少年的成長，為小說平添了一縷詩情和憂傷?！霸铝痢币埠?，“白云”也罷，都隱含著作家對城鄉差異的思考，并由實到虛拓展和豐富了小說的意義維度。其次是巧用現代派小說技法，虛實相生，豐富主題意蘊。俞勝創作總體上遵循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又注重在敘事上引入元敘事、故事嵌套、互文指涉等現代派小說技法。如《一顆叫愛情的樹》的敘事主線是“愛情樹”的故事，這個故事是由“他”虛構的，在這條線索中“他”不單是向讀者講述兩顆種子從相依相伴、許下諾言到天各一方、彼此牽掛的愛情傳說，同時讓“他”以寫作者的身份現身說法，向讀者訴說構思、創作這個故事的過程和隱秘心理，從而帶出另一條線索，即“他”和“她”年青時因時空阻隔和誤會最終分手的愛情往事和人到中年再度相逢、魚雁傳書的曖昧情思。小說運用元敘事和嵌套結構，在虛實兩條線索之間追問愛情與人生的真諦，讓敘事更加搖曳生姿。第三是創作寓言體小說，曲徑通幽，盡顯智者慧心。在《失落在街頭的小魚》《昆士郎博士和他的小螞蟻》《群雞》等作品中，俞勝借助小魚、小螞蟻、小雞皮皮等動物意象來表現小人物不甘平庸、與命運抗爭的一腔孤勇，并對小魚的魯莽輕率、小螞蟻的卑微虛榮予以委婉的嘲諷，而小雞皮皮雖然意志堅強、善于反思、表現優異，最終也難逃被人類宰殺的宿命，不過它死了仍要保持雞的姿態，以此捍衛強者的尊嚴。與這些特立獨行的抗爭者形成對照的是安于現狀、迷信權威、麻木不仁的平庸之輩。這些寓言體小說曲折有致地反映出作家對現實的深入思考和對人性的多維審視，巧妙地將處身于城鄉交叉地帶的小人物的生存困惑升華為哲理感悟，呈現出空靈飄逸的美感效果。此外，俞勝反對語言的“過度鋪排渲染、過度綿密細致”［4］，幽默、詼諧、輕盈的語言風格始終是他的自覺追求。向著自己的藝術目標，通過多方面的探索，俞勝“輕逸化”的創作風格日趨成熟。

俞勝在小說集《尋找朱三五先生》的序言中以“音癡”自比，他說自己的“歌聲雖然不美妙”，但他“一直努力著，期待著自己能有一天唱出一首完美動聽的歌來”［8］5?！端{鳥》作為俞勝長篇小說處女作，無疑是其創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是一首動聽的歌。王洪岳認為，“俞勝小說顯示出了不同于路遙等改革開放初期書寫城鄉二元結構或城鄉交叉地帶的作家的鮮明的藝術特質?！保?］不同于路遙深沉凝重的敘述，《藍鳥》探索的是“鄉下人進城”這一主題的“輕逸化”表達。從《藍鳥》這部小說中，我們不僅可以感受到俞勝小說的輕逸之美，還可以感受到“輕逸化”敘事中隱含著的重量，感受到他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人的生存處境的關懷與思考。洪治綱指出，“任何一個作家在直面日常生活時，在遭遇堅硬的現實時，選擇‘以重擊重’式的正面強攻，固然是一種不錯的敘事策略，但如果能夠發現其中所蘊含的詩意和‘暖意’，并在“輕逸化”的敘事格調中，巧妙地傳達某些生活之重或生命之重，是否也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10］俞勝《藍鳥》從“以重擊重”的沉悶壓抑的敘事范式中抽離出來，在對現實的處理方式上體現了作家的詩性智慧。作家用小人物的進取之歌傳遞著作家對奮斗者的溫情與敬意，用詩性與幽默兼具的語言表達了他對現實和人生的深刻體悟，呈現出輕盈靈動的審美特點。俞勝小說的“輕逸化”風格具有獨特的美學意義，理應引起我們的更多關注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