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的構建邏輯、框架與政策

任保平 苗新宇

目前,以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正迅速融入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各類經濟活動,同時從供需兩端重塑經濟系統,其影響幾乎遍及產品市場、要素市場、金融市場、流通市場等全部經濟領域。 作為上述過程的直接產物,數字經濟已然成為我國經濟系統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國民經濟增長的新引擎。①陳曉紅、李楊揚、宋麗潔等:《數字經濟理論體系與研究展望》,《管理世界》2022 年第2 期。數字經濟系統的平穩運行關乎新階段我國經濟的良性循環和發展績效。 為預防數字經濟系統偏離良性運行軌道及其可能衍生出的一系列經濟金融風險,保障數字經濟發展的安全性與穩定性,對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進行系統性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嘗試在經濟學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內納入數字產品、數據要素、數字化部門等基本要素,以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國民經濟循環為理論基礎,研究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構建的理論邏輯。 通過分析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動力因素與宏觀影響,研究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構建的實踐邏輯。依據上述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從數字經濟發展的狀態、動力和影響效應三方面入手,提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的構建框架,并對新階段加強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工作提出對策建議,以期為學術界和有關部門提供參考借鑒。

一、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構建的理論邏輯

數字經濟時代,國民經濟循環體系發生了深刻變化,由數字產品、數據要素、數字化部門等基本要素構成的新型國民經濟循環體系正逐漸形成。 本文依據數字經濟的主要內容,首先明確了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的基本范圍,隨后在詳細考察數字經濟時代各類經濟部門供需關系的基礎上,構建一個包含家庭、傳統廠商、數字產業化企業、產業數字化企業等市場主體在內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分析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國民經濟循環,以此作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構建的理論基礎。

(一)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的基本范圍

經濟監測預警主要針對宏觀經濟系統,其以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為研究對象,利用相關先行指標分析和預測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趨勢和顯著性拐點,為政府進行事先宏觀調控提供重要依據,緩解政策滯后性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以提高政策制定和執行的科學性與有效性。①汪壽陽、張珣、尚維等:《宏觀經濟預警方法應用與預警系統》,科學出版社2014 年版,第22 頁。構建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的主要目的在于防范化解數字經濟系統的潛在運行風險,因此其基本范圍應與數字經濟的主要內容保持高度一致。 學術界關于數字經濟的內涵尚未形成統一共識。 目前,國內關于數字經濟使用較多的一個定義是 “以數字化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數字技術為核心驅動力,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通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斷提高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構經濟發展與治理模式的新型經濟形態” 。②經濟學與管理學熱點研究課題組:《2020 年中國經濟學與管理學研究熱點分析》,《經濟學動態》2021 年第3 期。學術界對于數字經濟的具體內涵形成了幾個方面的認同:一是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已在數字經濟中起到了基礎性的支撐作用;二是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的高滲透性特征推動數字經濟廣泛且深刻地影響著社會經濟各領域;三是數據資源在數字經濟系統中處于關鍵要素地位。③蔡躍洲、牛新星:《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測算及結構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21 年第11 期。

新興數字技術的高滲透性特征使數字經濟具有較強的與各類傳統經濟形態協同融合發展的潛質。 在深度融合的過程中,數字經濟與傳統經濟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因而難以完全界定數字經濟所包含的全部經濟活動。④許憲春、張美慧:《中國數字經濟規模測算研究——基于國際比較的視角》,《中國工業經濟》2020 年第5 期。從產業演化的視角看,依據國家統計局2021 年5月出臺的《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數字經濟的基本范圍包括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個方面(見表1)。 其中,數字產業化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在數字產業化過程中形成的數字經濟核心產業高度依賴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并為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提供數字產品、數字服務、數字技術和數字基礎設施支持;而產業數字化強調數字經濟與傳統經濟的深度融合,旨在應用數字技術和數據資源為傳統產業發展賦能提質,涵蓋智能制造、智慧農業、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數字政府、數字金融等數字化應用場景。

表1 數字經濟的基本范圍: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

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是數字經濟的兩個重要方面,二者相互聯系、交叉互補。 數字產業化是產業數字化發展的基礎,同時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也為數字經濟核心產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 例如,在制造業領域,數字產業化主要表現為數字產品制造業的興起。這一新興產業主導著數字信息處理終端和數字化智能設備的研發與生產工作,為數字技術的行業應用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與數字產品制造業相適應的是產業數字化范疇中的智能制造,其旨在通過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等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與先進制造技術的深度融合來變革傳統生產方式,賦能制造業生產效率提升。 智能制造要求企業在生產過程中要廣泛采用數字信息處理終端設備和數字化智能設備,從而為數字產品制造業創造豐厚的市場需求。 數字產業化下的數字產品制造業和產業數字化下的智能制造均是數字技術滲透制造業領域的具體表現,共同推動著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進程。

關于數字產品的內涵和范圍,美國經濟學家Carl Shapiro 和Hal R. Varian 認為,任何可以數字化的事物都是信息,而數字產品就是經過數字化后傳播的信息產品,通常以可下載、可傳輸的數字文件的形式出現,包括虛擬商品、應用程序、在線廣告、數字媒體等。①Carl Shapiro and Hal R. Varian,Information Rules: A 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9,pp.1-18.按照這一定義,數字產品應該是信息產品的一個子集,突出強調數字產品的數字化存在形式。 然而,數字信息技術及其應用的快速發展與劇烈變革極大擴展了數字產品外延,市場上很多產品的物理屬性與數字屬性已深度融合,難以區分。 鑒于此,本文將數字產品劃分為完全數字產品和不完全數字產品。 完全數字產品可細分為完全數字設備和數字格式產品,如表2 所示。 其中,完全數字設備是指具有物理屬性但核心功能完全以數字格式實現的數字化設備,例如智能手機、個人計算機和各類信息基礎設施;數字格式產品是指完全基于數字格式進行交換、傳輸和存儲的產品。 而不完全數字產品是數字技術和傳統產品充分融合的產物,有且僅有部分核心功能以數字格式實現,例如內置智能系統的智能汽車和利用數字技術優化傳統金融業務的數字金融服務。 可見,完全數字產品是數字產業化的主要成果,而不完全數字產品是產業數字化的重要體現,同時完全數字產品是不完全數字產品生產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 因此,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的基本范圍既應包括完全生成數字產品的數字產業化活動,也應包括不完全生成數字產品的產業數字化活動。

表2 數字產品分類及其主要特征

(二)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國民經濟循環

數字經濟時代,市場的結構與運行模式發生了深刻變化,技術、產業組織和商業模式的演進對原有經濟秩序作用的發揮產生了強烈的約束,市場交易的深度、廣度和密度也在這一過程中顯著增強。①江小涓、黃穎軒:《數字時代的市場秩序、市場監管與平臺治理》,《經濟研究》2021 年第12 期。因此,構建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必須將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國民經濟循環作為理論基礎。 依據數字經濟的基本范圍,將數字經濟時代的市場主體劃歸為四類經濟部門,即數字產業化部門、產業數字化部門、傳統廠商部門和家庭部門。 其中,數字產業化部門主要從事完全數字產品的研發與生產工作,它一方面在市場上購買勞動、非數字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收集、處理和分析經濟系統運行過程中產生的數據信息,另一方面向其他部門提供完全數字產品。 傳統廠商部門和產業數字化部門同為傳統產品和傳統要素的供給者以及傳統要素的需求者。 其中,傳統廠商部門僅將數字產品作為非必需生產要素納入生產過程,并為其他部門提供不包含數字成分的傳統產品和傳統要素;而產業數字化部門則將完全數字產品視為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為其他部門提供不完全數字產品、傳統產品和傳統要素。 家庭部門為其他部門提供勞動、非數字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并通過消費數字產品和傳統產品滿足自身的效用需求。

在上述經濟循環過程中,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動會產生海量數據信息。 其中部分數據會被數字產業化部門收集,作為關鍵生產要素進入完全數字產品的研發與生產過程。 在內外部約束條件和盈利準則允許的范圍內,數字產業化部門對收集匯總的數據資源進行處理與分析,提煉出有關企業、消費者等市場主體行為以及經濟系統運行狀態的有效信息。 以這些信息為基礎形成的完全數字產品可作為生產要素反饋到經濟循環的生產環節中,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市場環境中的信息不完全與不對稱問題,提高生產者的運營效率和定制化服務能力。②王天夫:《數字時代的社會變遷與社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21 年第12 期。例如,淘寶、天貓、京東等數字平臺基于自身龐大的用戶規模,每天從客戶的瀏覽與交易行為中收集到海量數據,并從這些數據中提煉出關于用戶偏好、市場需求等具有巨大經濟價值和戰略價值的信息,從而更為準確地捕捉和預測個體的行為選擇與市場的趨勢走向,使自身在市場博弈過程中處于信息優勢地位。③程嘯:《論大數據時代的個人數據權利》,《中國社會科學》2018 年第3 期。

綜上所述,數字產業化部門和產業數字化部門共同構成了數字經濟系統,而傳統廠商部門和家庭部門則同為數字經濟系統的外部需求部門。 這些經濟部門及互相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共同構成了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國民經濟循環(如圖1 所示),由此形成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構建的理論基礎。

圖1 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國民經濟循環

二、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構建的實踐邏輯

近年來,中國數字經濟規模的擴張速度令人矚目。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3)》顯示,中國數字經濟規模由2015 年的18.6 萬億元快速增加至2022 年的50.2 萬億元,年均名義增速超過15%,遠高于同期名義GDP 增速。 同時,中國數字經濟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逐年上升,由2015 年的27.5%增加至2022 年的41.5%,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優化經濟結構的重要抓手。①柏培文、張云:《數字經濟、人口紅利下降與中低技能勞動者權益》,《經濟研究》2021 年第5 期。圖2 顯示,數字經濟對國內生產總值及其增長的貢獻主要來自產業數字化部門,而數字產業化部門產值占GDP 比重長期穩定在7.3%左右。 為防范數字經濟時代的重大發展風險,構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既要考慮數字經濟發展的動力問題,也要考慮數字經濟發展可能產生的一系列宏觀影響,由此形成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構建的實踐邏輯。 本文基于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國民經濟循環,分析中國數字經濟實現快速發展的動力因素與宏觀影響,通過闡釋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構建的實踐邏輯,明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動力維度與影響維度所應涵蓋的主要內容。

圖2 2015 年至2022 年中國數字經濟占GDP 的比重情況

(一)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的動力維度

中國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離不開一系列要素的推動和支持。 其中,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創新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技術動力,為數眾多的消費者群體與廠商群體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需求動力,國內龐大市場規模衍生出的海量數據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要素動力,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機制動力。 正是在這些動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數字經濟方能快速發展,成為牽引中國經濟增長、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 本文認為,為實現中國數字經濟的長期可持續性發展,應將上述動力因素充分納入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構成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的動力維度。

第一,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創新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技術動力。首先,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通過提升數據要素可用性、開辟市場新領域賦能數字產業化部門發展。 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新興數字技術在大幅提升人類存儲、處理、分析、傳輸數據信息能力的同時,也衍生出平臺經濟、互聯網金融等諸多市場新領域,為數字產業化部門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其次,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通過降低數字化轉型門檻、豐富數字化轉型模式賦能產業數字化部門發展。 具備高滲透、高融合特征的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通過降低成本、提升效率賦予了更多傳統廠商進入產業數字化部門的可能性。 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數字化轉型成為很多傳統廠商謀求生存與發展的必由之路。 再次,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通過優化和創造數字產品,擴展數字經濟部門的市場需求空間。 伴隨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深入推進,功能各異的數字產品在消費市場和要素市場上大量涌現,擴展了數字經濟部門的市場需求空間。 最后,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通過提高市場交易效率加速數字產品和數據要素流通。 物聯網、5G 等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大幅提升了數據信息的獲取和傳輸速度,使不具有物理實體、完全以數字形式存在的數字格式產品和數據要素以極高的效率進行流通,從而有效降低市場交易成本,暢通國民經濟循環。

第二,國內龐大的消費者群體與廠商群體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需求動力。 數字經濟系統中的數字產業化部門通常兼具高固定成本投入和低邊際成本產出雙重特性。 一方面,完全數字產品的研發與初次生產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 另一方面,完全數字產品又能以極低的成本進行復制和傳播,在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下用戶通過付出較低的價格就能獲取和使用這類產品。 而只有目標市場的需求規模達到較高水平時,廠商企業才有可能獲得預期超額利潤和相應的投資激勵。 也就是說,完全數字產品市場往往需要依附于龐大的消費者群體而存在,其市場價值正比于市場消費者群體的總和需求水平,進而表現出規模經濟、范圍經濟、長尾效應、網絡外部性等多重特征。 例如,互聯網經濟中廣為人知的梅特卡夫法則指出,一個網絡的價值(V)與其用戶數量(N)的平方成正比,即V=K×N2(K為正的價值系數)。 該關系式意味著在互聯網基礎設施等固定成本投入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網絡環境覆蓋區域內的用戶數量越多,單位用戶所產生的平均價值就越大,提供各類網絡產品和網絡服務的供應商自然也就能從中獲取更多經濟利益。 因此,我國規模龐大且具有較高購買能力的消費者群體和廠商群體及其所衍生出的廣闊潛在市場空間,很好地契合了數字產業化部門網絡外部性、規模經濟、范圍經濟、長尾效應等發展特征,是我國平臺經濟、互聯網金融等新經濟形態蓬勃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

第三,國內龐大市場規模衍生出的海量數據稟賦資源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要素動力。 在傳統經濟環境中,人類能夠有效利用的數據極其有限,經濟系統運行過程中產生的大部分數據只是無用的副產品。 數據能夠成為數字時代的關鍵生產要素,進入所謂的數據資本范疇,根本上取決于大數據、5G、云計算等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所引起的人類數據存儲、處理、分析和傳輸能力的飛躍式提升。①徐翔、趙墨非:《數據資本與經濟增長路徑》,《經濟研究》2020 年第10 期。數字經濟發展極度依賴于數據要素的豐富程度和獲取難度,而直接經過互聯網等數字系統的數據信息通常能以較低的成本被數字產業化部門捕獲。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體系和最龐大的消費群體,伴隨經濟系統數字化水平的提升,我國數據要素稟賦的豐富程度將居于全球領先地位,進而有望實現更強的數據聚變和規模經濟效應。 目前,我國很多經濟活動都借助數字技術來完成,無論是淘寶、天貓、京東等線上交易平臺,還是支付寶、微信支付等數字金融工具,這些記錄用戶行為、反映市場信號、具備商業價值的海量數據前所未有地匯聚在數字系統內,為數字產業化部門輸送豐富的數據資源,加速完全數字產品的研發生產、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

第四,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機制動力。 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技術進步對經濟系統的影響直接體現為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向外擴張,而這類擴張往往會受技術屬性影響而表現出明顯的偏向性特征,由此引發經濟系統內部結構的調整與演化。 一方面,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在擴展人類可探測數字信息空間的同時,顯著降低了數字產業化部門收集、處理、分析、傳輸數據信息的難度與成本,提高了完全數字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和盈利水平,促使更多社會資源流向數字產業化部門。 另一方面,在市場競爭機制作用下,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的高滲透性特征和完全數字產品較為充裕的市場供應,使大量傳統廠商主動或被動地變革運營模式,進行數字化轉型,引發產業數字化部門持續擴張。 同時,數字經濟發展離不開政府部門的支持性與引導性作用。 數字經濟產業的發展績效直接取決于其所處環境的數字化程度,而決定區域數字化程度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通常需要依靠政府部門統籌規劃和政策支持。 受技術限制和生產要素屬性影響,數字產業化企業在發展初期往往需要高額固定成本投入,且難以通過市場機制獲取合意的資金支持,而政府可以利用適當的政策優惠手段彌補上述市場失靈所導致的資金缺口,幫助數字產業化企業渡過初期發展難關。

(二)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的宏觀影響維度

在上述動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并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產生了巨大影響。 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有效降低了經濟系統運行成本并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從而有利于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對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產生了不可忽視的沖擊效應,引起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的調整重組。 與此同時,快速發展的數字經濟也可能導致傳統的反壟斷、金融監管等市場規制手段失效,從而對市場規制創新提出新要求。 為保持數字經濟發展產生的積極效應和防范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應將數字經濟發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效應納入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構成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的影響維度(見圖3)。

圖3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動力因素與宏觀影響

第一,中國數字經濟發展降低經濟系統運行成本,暢通國民經濟循環。 現代經濟系統的運行本質上是以生產為起點、消費為終點、分配和交換為中間環節的動態循環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信息的不完全性和廣泛存在的交易成本時常會引發市場失靈問題,對價格制定、生產安排、投資融資等經濟活動造成不利影響,最終導致資源浪費和經濟系統運行效率下降,損害經濟社會利益。 而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經濟形態可以顯著降低經濟系統運行過程的搜索成本、復制成本、運輸成本、追蹤成本與核實成本。①Avi Goldfarb and Catherine Tucker, “Digital Economics” ,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2019,57(1),pp.3-43.例如,基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構建的網絡搜索引擎可以快速精準、智能高效地幫助使用者檢索目標信息;5G 網絡技術可以大幅節約數據信息傳輸和復制的時間;植入物聯網設備的智能物流系統可以有效降低產品的運輸、追蹤與核實成本。 在數字經濟時代,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顯著提升了數據收集、處理、分析、傳輸、交互的即時性,有利于強化信息流對物質流和資金流的引導,使市場交易雙方的信息溝通協調更為便捷,各環節間商品、服務、資金的傳遞流轉更為高效,從而降低生產與流通過程的交易成本與效率損失,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提高經濟系統的整體運行效率。

第二,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提高經濟系統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進入新發展階段后,中國經濟亟須從要素驅動的傳統數量型增長模式轉向全要素生產率驅動的高質量發展模式,而發展數字經濟被廣泛認為是當前推動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②荊文君、孫寶文:《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經濟學家》2019 年第2 期。 任保平:《數字經濟引領高質量發展的邏輯、機制與路徑》,《西安財經大學學報》2020 年第2 期。 趙濤、張智、梁上坤:《數字經濟、創業活躍度與高質量發展——來自中國城市的經驗證據》,《管理世界》2020 年第10 期。首先,在數字經濟部門快速擴張的背景下,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及其應用在提升數字經濟系統內部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的同時,也提高了整個經濟系統的全要素生產率。 其次,在納入數字經濟系統的經濟循環過程中,數字經濟部門可以通過市場網絡向生產企業輸送各種具有生產要素性質的數字產品。 一方面,智能機器人、智能管理系統、5G 網絡服務等數字產品可以幫助購買企業直接提升生產經營效率。 另一方面,與消費者行為、企業生產、市場形勢等相關的具有重要經濟價值的數據信息可以作為完全數字產品輸送給利益相關企業,從而降低信息不完全問題引起的效率損失,并增進勞動、非數字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之間的協同性,進而推動微觀全要素生產率提升。 最后,數字經濟時代數據要素的非競爭性、非排他性和低成本復制等內在特征使得數字經濟發展對微觀效率的促進作用在宏觀層面得以放大,從而有效賦能宏觀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和增長動能轉變、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

第三,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沖擊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引起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調整重組。 在產業結構方面,數字經濟發展會對傳統廠商部門產生技術溢出和技術沖擊效應,①許恒、張一林、曹雨佳:《數字經濟、技術溢出與動態競合政策》,《管理世界》2020 年第11 期。從而引起產業結構變化。 其中,技術溢出效應主要體現為: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傳統廠商部門中的企業既可以通過購買數字產品提高生產經營效率,也可以依托數字技術實現數字化轉型,進入產業數字化部門,完成發展模式的蛻變。 技術沖擊效應主要體現為: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傳統經濟產生技術沖擊,擠壓傳統企業的市場空間,使得傳統企業喪失利用數字技術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機會。 在收入分配方面,基于就業替代效應和就業創造效應,數字技術的行業應用會對勞動力就業和工資收入水平產生深刻影響,但現有經驗研究尚未對其綜合影響效應達成共識。 以機器人技術為例,Daron Acemoglu 和Pascual Restrepo 基于美國行業數據和區域數據發現,機器人使用程度的提升會對市場總體勞動力需求產生顯著的負向沖擊效應,導致勞動者失業和平均工資水平下降;②Daron Acemoglu and Pascual Restrepo,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 ,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20,128(6),pp.2188-2244.而部分中國學者基于中國微觀企業數據得出了與之相反的結論,發現機器人使用程度的提升不僅不會導致勞動者失業,反而會增加企業的勞動力需求。③李磊、王小霞、包群:《機器人的就業效應:機制與中國經驗》,《管理世界》2021 年第9 期。上述經驗研究表明,機器人的就業替代效應與就業創造效應在不同行業和不同勞動力層面存在顯著的異質性。 總之,平臺經濟、智能制造、智能物流等數字經濟新業態的快速發展已經對中國勞動力市場和收入分配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并且該影響勢必會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持續下去。

第四,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在帶來平臺經濟、數字金融等新事物的同時,也對反壟斷、金融監管等市場規制提出新要求。 規制需求是政府提供規制政策的理論依據,而市場規制的必要性取決于所要解決的市場失靈問題。 作為一種新型經濟形態,數字經濟在技術特征、成本結構、產業組織等方面有別于傳統經濟。 在數字經濟時代,市場失靈的場景與形式有所變化,因此基于壟斷、金融安全、公共產品、信息不對稱等市場失靈誘因而構建的市場規制體系也應隨之做出適當調整。 例如,受雙邊市場、網絡效應、動態性競爭、顛覆式創新等特征屬性所引致的壟斷驅動力的影響,數字平臺的有序發展離不開適配的反壟斷規制體系創新,傳統的反壟斷規制及其分析工具往往難以適用于平臺經濟場景。④孫晉:《數字平臺的反壟斷監管》,《中國社會科學》2021 年第5 期。數字金融機構在創新金融服務、提升金融系統效率、更好滿足市場金融需求的同時,也可能通過加快金融風險傳導速度、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等路徑沖擊金融市場,且數字技術應用對金融穩定的影響本身就具有較大不確定性,傳統金融監管框架可能難以適用于數字金融場景。①黃益平:《數字金融發展對金融監管的挑戰》,《清華金融評論》2017 年第8 期?？傊?在市場規制需求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將適應傳統經濟環境的規制體系直接應用于數字經濟場景顯然不利于數字經濟的良性發展和相關規制的有效實施。 在新發展階段,我國應基于數字經濟的本質屬性,研究和構建適應數字經濟發展規律的市場規制體系,引導平臺經濟有序競爭、加強線上線下雙重監管、完善數字金融監管體系,探索適用于數字金融、平臺經濟等數字經濟場景的新規制模式,加強數字經濟市場秩序的綜合治理,營造公平競爭的數字經濟市場環境,促進我國數字經濟健康有序發展。

三、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的構建框架

數字經濟時代,數字經濟的平穩有序發展成為決定新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績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如同前文所述,數字經濟發展需要各類動力因素提供長期和可持續的動力支持,且數字經濟系統在無干預條件下的自然運行未必會產生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合意結果,由此引發的技術性失業、利益分配惡化、金融秩序紊亂、行業壟斷問題等都可能對國民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因此,構建一套符合中國國情和數字經濟發展規律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以數字經濟系統及其主要構成為分析對象,以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國民經濟循環為理論基礎,以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動力因素與宏觀影響為實踐基礎,從數字經濟發展狀態、數字經濟發展動力和數字經濟發展影響三個維度出發,構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框架。

從 “數字經濟發展狀態” 維度看,其設立目的是對數字經濟系統及其內部運行狀態進行監測預警。 依據數字經濟系統的核心構成,在 “數字經濟發展狀態” 維度下設立數字經濟綜合發展狀態、數字產業化部門發展狀態和產業數字化部門發展狀態三個分項維度。 其中, “數字經濟綜合發展狀態” 分項維度旨在監測數字經濟系統的整體運行狀況,包括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指數、數字經濟產業總產值及其占GDP 比重等反映數字經濟整體發展程度的具體指標。 “數字產業化部門發展狀態” 分項維度旨在監測數字經濟系統中數字產業化部門的運行狀態,包括數字產業化綜合發展指數、數字產業化部門總產值及其占GDP 比重等反映經濟系統數字產業化程度的具體指標。 “產業數字化部門發展狀態” 分項維度旨在監測數字經濟系統中產業數字化部門的運行狀態,包括產業數字化綜合發展指數、產業數字化部門總產值及其占GDP 比重等反映經濟系統產業數字化程度的具體指標。 在數據可得性方面,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指數等指數型數據可利用指數合成法計算得到,或直接參考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騰訊研究院等專業機構發布的相關研究報告。 數字經濟產業總產值等非指數型數據,可通過結合行業層面的統計數據和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等資料計算得到。

從 “數字經濟發展動力” 維度看,其設立目的是對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需的各類動力因素進行監測預警。 依據支撐中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四大動力因素,在 “數字經濟發展動力” 維度下設立數字經濟發展的技術動力、需求動力、要素動力和機制動力四個分項維度。其中, “數字經濟發展的技術動力” 分項維度旨在監測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情況,包括數字經濟相關專利申請量、授權量與被引用次數等具體指標。 “數字經濟發展的需求動力” 分項維度旨在監測數字產品的市場需求情況,包括居民消費支出中數字產品支出占比、企業成本支出中數字產品支出占比等具體指標。 “數字經濟發展的要素動力” 分項維度旨在監測數字產業化部門和產業數字化部門生產要素的獲取與使用情況,包括數字經濟產業生產者價格指數、基于互聯網系統的分類數據信息流量等指標。 “數字經濟發展的機制動力” 分項維度旨在監測數字經濟發展的市場環境與政策環境,包括市場化程度指數、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投入產出比、政府數字化治理指數等具體指標。 在數據可得性方面,數字經濟專利相關數據可從CNRDS 數字經濟研究數據庫中獲取,居民數字產品消費占比、企業數字產品支出占比、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情況等數據信息可從微觀層面的調查數據計算得到。

從 “數字經濟發展影響” 維度看,其設立目的是對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各類影響效應進行監測預警。 依據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四大類影響效應,在 “數字經濟發展影響” 維度下設立數字經濟發展的產出效應、結構效應、成本效應、就業效應、分配效應和風險效應六個分項維度。 其中, “數字經濟發展的產出效應” 分項維度旨在監測數字經濟發展對各類產出指標的影響,包括數字經濟發展對全要素生產率與勞動生產率的影響等具體指標。 “數字經濟發展的結構效應” 分項維度旨在監測數字經濟發展對各類產業結構指標的影響,包括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高級化與合理化的影響等具體指標。 “數字經濟發展的成本效應” 分項維度旨在監測數字經濟發展對各類成本費用指標的影響,包括數字經濟發展對生產性企業成本費用率的影響等具體指標。 “數字經濟發展的就業效應” 分項維度旨在監測數字經濟發展對各類人群就業指標的影響,包括數字經濟發展對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勞動參與率的影響等具體指標。 “數字經濟發展的分配效應” 分項維度旨在監測數字經濟發展對各類人群收入指標的影響,包括數字經濟發展對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工資性收入的影響等具體指標。 “數字經濟發展的風險效應” 分項維度旨在監測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潛在的各種風險,包括平臺經濟行業市場集中度(衡量平臺壟斷風險)、數字金融行業的杠桿率水平(衡量數字金融風險)等具體指標。 在數據可得性方面,各類影響效應指標的獲取需要借助嚴格的計量經濟學方法或直接參考相關權威文獻。 例如,通過構建計量模型估計區域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指數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效應及其顯著性。

綜上所述,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的構建框架共包括3 個整體維度和13 個分項維度,涵蓋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狀態、動力因素、影響效應等全方位信息,其整體架構與具體內容總結于表3。

表3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的構建框架

四、新階段加強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工作的政策建議

作為數字時代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體現,發展數字經濟既是我國把握新一輪科技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也是我國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經濟現代化的重要引擎。 數字經濟的發展質量直接關乎我國數字時代的國家競爭優勢和國際新格局地位。 過去一段時期,我國數字經濟在數量規模上快速擴張,但發展不平衡、不規范、不充分的問題較為突出,核心技術受制于人、關鍵領域創新能力不足、數字治理體系不完善、數據價值未能充分釋放等短板弱項已經成為阻礙我國數字經濟深入和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瓶頸,數字經濟系統存在不可忽視的運行風險。 為應對新形勢和新挑戰,維護數字經濟系統的平穩有序運行,我國需要在堅持創新引領、數據賦能、應用牽引、協同高效、安全有序等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采取以下措施加強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工作,以降低數字經濟發展風險,提升數字經濟發展效能。

第一,強化數字經濟學科體系建設,研究數字經濟運行機制和發展規律。 作為市場實踐和經濟研究的新領域,人類對數字經濟的理解和認知尚處于初期階段。 為確保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的科學性和時效性,應積極建設和完善數字經濟學科體系,并依據相關理論知識與實踐應用的迭代更新對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做出適當調整。 一是鼓勵高等院校開設數字經濟專業,培養和引進數字經濟領域的專業人才,強化數字經濟研究的人力資本基礎。 二是積極舉辦和參與數字經濟相關領域的國際學術交流活動,積極學習和吸收國外數字經濟研究的前沿內容,豐富國內數字經濟學知識體系。 三是成立數字經濟領域的專業研究機構,立足中國國情和數字經濟實踐,深入研究中國數字經濟的運行機制和影響效應,為完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提供理論指導。

第二,加強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基礎指標數據的調查與收集工作,全面提升數據可得性和質量水平。 一是完善數字經濟相關數據公開與獲取制度,協調數據外部性和數據資源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 目前,大量蘊含數字經濟系統重要信息參數的數據資源掌握在私有企業手中。 出于排他性目的,這些企業往往不愿意向公共部門提供這些數據,從而對數字經濟監測預警工作造成阻礙。 我國應進一步完善數字經濟相關數據公開與獲取制度,在充分保障企業數據隱私的前提下,以一定的強制力獲取對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具有重要價值的數據信息。 二是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統計數字經濟指標數據,建設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數據庫。 一方面,通過企業和家庭調查加強微觀層面的數字經濟指標數據的統計工作,深入了解數字經濟對企業生產經營、家庭消費生活的影響程度,為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工作提供豐富的微觀數據資源。 另一方面,通過構建科學合理的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指數和數字經濟產業發展指數,從宏觀視角了解數字經濟系統的整體運行狀態,為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工作提供宏觀層面的有效信息。

第三,強化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研究,構建科學有效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 一是確定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的具體內容,明確各指標層次的維度范疇和相應的統計指標。 本文以數字經濟系統及其主要構成為分析對象,在詳細分析數字經濟系統的運行機制、動力因素和影響效應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關于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的構建框架。 在后續研究中,應將結合數字經濟的發展變化、相關知識體系的迭代更新以及統計數據的可得性,進一步明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體系所需涵蓋的具體內容,提升該預警體系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二是成立負責數字經濟發展監測預警的專業機構,處理和分析相關指標數據,及時監測數字經濟的發展狀態、動力因素與影響效應。 當數字經濟系統發展動力不足、顯著偏離良性發展軌道或持續引發勞動力失業、惡性競爭等負面經濟現象時,監測預警機構能及時發出警告信號,為相關部門制定應對措施提供參考信息,防止系統風險進一步惡化,有效保障我國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