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商環境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與提升路徑研究

裴 然，侯冠宇

（1.哈爾濱工程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1；2.中國政法大學 商學院，北京 100088）

一、引言

在數字化技術不斷嶄露頭角的時代背景下，數字經濟的崛起已逐步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對各國的經濟發展布局產生了深刻而長久的影響。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石，營商環境的角色日益凸顯，在塑造國家及地區經濟競爭力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并涉及政府效率、市場公平和信用環境等多重因素。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的基礎性制度，優化營商環境。盡管已有研究在數字經濟發展與營商環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揭示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特別是其動力機制的深度探索仍顯不足。鑒于此，揭示營商環境與數字經濟發展之間的復雜關聯以及其驅動路徑的機制，具有一定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本研究的邊際貢獻：首先，基于系統理論，構建營商環境與數字經濟發展體系，為相關領域的理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其次，采用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對營商環境與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關系進行探討。再次，揭示營商環境在數字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驅動路徑以及區域發展特性。最后，為政府部門和企業界提供了營商環境優化的策略建議，旨在推動數字經濟的持續發展，從而提升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和競爭力。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基礎

1. 文獻綜述

在數字經濟發展與營商環境的研究領域，學界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如下兩方面：一是營商環境的定義及其構成元素的理解。世界銀行在《營商環境報告》中定義營商環境為企業在進行創業、經營等活動過程中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的總和[1]。有學者將其定義為一種區域的“生態系統”，在這個系統內，企業的行為受到政府、金融機構、公共服務機構等多種外部因素的影響和制約。營商環境的構成要素包括政府的支持和效率、公共資源供應、信用環境、法治環境、市場公平性、開放程度等多個方面[2]。張邦輝、李琴(2023)厘清營商環境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聯系，以推動新發展格局的構建[3]。二是數字經濟發展與營商環境的關系及影響因素研究[4]。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法治環境的完善是驅動數字產業發展的核心因素[5]。提高政府立法質量對于完善數字經濟營商環境具有重要作用[6]。良好的營商環境對數字經濟的發展帶來促進作用，這包括政府對數字產業的扶持[7]、稅收優惠以及對企業的法律保護等政策措施[8]，多項政策措施可以鼓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9]，提高城市創業活躍度[10]，增強環境承載力，從而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11]。

綜上，已有研究分析營商環境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是已有研究更多關注單一要素的定量分析，較少分析系統內諸多要素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進而對營商環境與數字經濟的整體性、協同性和動態性的理解還不夠充分[12]。二是已有研究主要關注營商環境與數字經濟之間的線性關系，較少涉及營商環境對數字經濟發展的非線性影響。三是營商環境如何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討論在現有研究中較為欠缺。鑒于不同地區的營商環境存在顯著的區域異質性，如何充分挖掘和發揮各地區的特色和優勢，以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2. 理論基礎

目前，已有研究主要局限于單一或線性的關系分析，鮮有學者從組態視角出發，將我國各省份作為具體參考對象，分析營商環境如何以多元化、互動式的方式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為此，文章構建了一個多元化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包括互聯網普及率、互聯網相關從業人員數、互聯網相關產出、移動互聯網用戶數以及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等核心指標。同時也構建了一個包含多個維度的營商環境指標體系，從政府角色、社會環境、市場環境三個一級維度出發，細分為政府關懷、政府能力、公共資源供給、社會信用、法治環境、市場競爭公平、市場開放程度七個二級指標[13]。由于營商環境的各要素與數字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非線性關系，此種關系不僅表現在單一要素與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上，更表現在諸多要素之間的共生、競爭及其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共同影響方面?；诮M態視角構建的理論模型能夠更全面、深入地揭示營商環境與數字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機制。

三、研究方法

1. 方法選擇

本研究選取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方法，以剖析營商環境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復雜影響機制。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由美國社會學家Charles Ragin 發展而來，這一方法的應用越過了傳統定性與定量研究的劃定界限，特別適用于處理中等樣本的復雜問題。故使用該方法主要有兩點原因：第一，我國各省份的樣本數量介于大規模樣本和小規模樣本之間，營商環境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可視為連續性變量，能夠有效地解決并發性、非對稱性、多重等效性等傳統方法難以克服的問題。第二，這一方法的應用有助于揭示特定地區營商環境與數字經濟發展的多元化因果關系，能打開因果關系的“黑匣子”，提煉各地區可推廣的發展策略。

2. 樣本和數據

本研究以中國30 個省級行政區（西藏和港澳臺地區除外）作為研究樣本?；谮w濤等(2020)研究，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指數，考慮互聯網普及率、互聯網相關從業人員數、互聯網相關產出、移動互聯網用戶數以及數字普惠金融發展[14]?；诤罟谟?2023)研究，營商環境的評價指標包括：政府關懷、政府效率、公共資源供給、融資信用、法治建設、市場公平及市場開放程度這七個核心方面。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中國營商報告》等?？紤]到此種影響可能存在一定的時滯，借鑒Zhang 等(2020)[15]和蘇屹等(2017)[16]的研究方法，具體構建的指標體系如表1 和表2 所示。

表1 結果變量指標體系

表2 條件變量指標體系

3. 測量和校準

條件變量與結果變量均被視為獨立集合。這些集合都以一定的隸屬分數存在于每個樣本案例中。首先，依據各個地區的具體發展情況，對所有變量的取值分布進行測量統計，設定每個變量的三個“錨點”，即“完全隸屬”“交叉點”及“完全不隸屬”。并將每一個校準點對應設定為樣本數據在95%、50%和5%的分位數[17]，展現出各變量在樣本集合中的實際分布情況，增強模型的準確性和信度，校準結果如表3 所示。

表3 結果變量和條件變量的校準

四、實證分析

1. 單個條件的必要性分析

從一致性和覆蓋率兩方面對單一變量與結果變量之間是否可以構成充分或必要條件進行測度?；赒CA 3.0 軟件，借鑒王婉等(2022)[18]、侯冠宇和熊金武(2023)[19]的做法，保證結果的穩健性，對單變量缺少狀況（帶～符號） 的結果同樣進行檢驗。根據表4 可知，單一變量的一致性指標均小于構成必要條件的臨界值0.9，可見營商環境的單一變量無法有效解釋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表4 單個條件的必要性檢驗結果

2. 條件組態的充分性分析

表5 中呈現的是營商環境指標體系中的七個條件變量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組態分析結果。分析結果揭示，推動我國當前數字經濟發展至高水平的途徑存在四條有效組態路徑。具體來說，政府的關心和有效行政管理、良好的信用環境以及市場的公平性與開放程度在營商環境中被視為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本研究中的條件組態覆蓋了54%的樣本空間，而總體的一致性達到了90%。同時，各單條路徑的一致性與總體一致性均高于0.89，說明這四條路徑在當前營商環境中發揮著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策略作用。

表5 組態分析結果

（1） 高組態結果分析

組態H1 的一致性為0.95，原始覆蓋度為0.29，能夠解釋29%的樣本案例。核心因素為政府效率與信用環境，輔助因素為公共資源供給、法治環境與市場公平，典型案例為江蘇省。在這一組態中，政府效率主要體現在政府決策的高效執行、行政審批的簡化及優化政策制定，這些措施對互聯網相關從業人員數量、移動互聯網用戶數及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產生積極影響。信用環境強調的是建立完善的信用評價體系，對互聯網普及率、相關電信業務總量以及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產生積極作用。公共資源供給、法治環境和市場公平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互聯網普及率和相關電信業務總量的提升。整體而言，組態H1 強調政府效率與信用環境在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方面的核心作用。

組態H2 的一致性為0.90，原始覆蓋度為0.37，能夠解釋37%的樣本案例。核心因素為政府角色、信用環境和市場環境，典型案例為浙江省。在這一組態中，政府角色主要體現在政府對數字經濟的引導與支持，如提供稅收優惠、資金扶持以及人才培養等政策的實施對互聯網相關從業人員數量、移動互聯網用戶數以及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產生積極影響。信用環境在此組態中依然是核心因素之一，通過完善的信用評價體系對互聯網普及率、相關電信業務總量以及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產生積極作用。市場環境在這一組態中成為關鍵因素，包括市場準入、市場競爭以及市場監管等，諸多因素共同促進了互聯網普及率、相關電信業務總量、移動互聯網用戶數以及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提升。整體而言，組態H2 凸顯了政府角色、信用環境和市場環境在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方面的關鍵作用，與組態H1 相比，H2更注重政府對數字經濟的引導與支持，以及市場環境的優化。

組態H3 的一致性為0.94，原始覆蓋度為0.40，能夠解釋40%的樣本案例。核心因素為政府角色、市場環境與信用環境，典型案例為北京市。在這一組態中，政府角色主要體現在政府對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的支持，如加大對科研項目的投入、鼓勵技術研發以及引導企業加強產學研合作，這些措施對互聯網相關從業人員數量、相關電信業務總量以及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市場環境在組態H3 中依然是關鍵因素，特別強調市場開放與競爭，包括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維護市場秩序以及鼓勵跨行業合作等措施，這些因素共同促進了互聯網普及率、移動互聯網用戶數以及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提升。信用環境在此組態中同樣發揮重要作用，通過完善信用評價體系，促進互聯網普及率和相關電信業務總量的增長。整體而言，組態H3 強調了政府角色、市場環境與信用環境在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與組態H2 相比，H3 更關注政府對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的支持以及市場開放與競爭的促進。

組態H4 的一致性為0.89，原始覆蓋度為0.36，能夠解釋36%的樣本案例。核心因素為市場環境、信用環境與政府關懷，典型案例為廣東省。在這一組態中，市場環境側重于市場準入的便利化、市場競爭的促進以及營商環境的優化，這些措施對互聯網普及率、互聯網相關從業人員數量、相關電信業務總量、移動互聯網用戶數以及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產生積極影響。信用環境在組態H4 中繼續發揮關鍵作用，通過健全信用評價體系，推動互聯網普及率和相關電信業務總量的增長。政府關懷在此組態中成為新的核心因素，主要體現在政府對企業和個人的關注，如提供創業扶持、關注民生問題以及保障信息安全等政策對互聯網相關從業人員數量、移動互聯網用戶數以及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產生積極作用。整體來看，組態H4 強調了市場環境、信用環境與政府關懷在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方面的核心地位。與前述組態相比，H4 更注重政府對企業和個人的關懷，以及市場環境的優化，從而實現數字經濟的全面發展。

（2） 低組態結果分析

低組態路徑共有七條，總一致性為0.99，總覆蓋度為0.59，能夠解釋59%的樣本案例。通過對比發現開放程度不足是形成低組態的主要原因。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低組態地區的營商環境水平較低，或者這些地區在數字經濟構成要素方面的發展程度較低。實際上，低組態反映的是營商環境在促進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升過程中的引領作用不足，以及在具體路徑中存在障礙和阻塞。

（3） 高低組態路徑總結分析

通過對比營商環境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高組態與低組態，發現低組態并不是高組態的簡單對立面。事實上，低組態并不意味著營商環境或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而是揭示了營商環境在引領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潛在短板。這表明在政府政策、市場準入、信用體系等方面，仍需注重以提升營商環境對數字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進一步總結出兩條主要的驅動路徑。第一條是政府引導型路徑（H1 和H3），該路徑強調政府效率和政策支持在推動數字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第二條是市場驅動型路徑（H2 和H4），該路徑強調市場公平與開放程度，通過促進市場競爭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傊?，地方政府應根據所處的高組態類型和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制定和實施政策措施，發揮政府和市場的雙重作用，實現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在政府引導型路徑中，政府需發揮主導作用，加強政策支持，提升效率；而在市場驅動型路徑中，應關注市場環境的優化，促進公平競爭，激發市場活力。

第一，政府引導型路徑（H1 和H3）。在政府引導型路徑中，政府在營商環境的優化上發揮著關鍵作用，通過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和法規，提供財政支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技術創新和人才培養，以促進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北京市以打造引領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六個高地”為主要目標，從政府角度提高互聯網普及率和促進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北京市高標準建設國際大數據交易所，參與數字絲綢之路建設，匯聚國際數據資源，探索數據交易規則、技術實現路徑和商業模式，提供面向全球的數據價值發現、數據資產交易服務。通過建立公開透明的市場準入標準和運行規則，優化市場環境，打破制約創新的行業壟斷和市場分割，從而推動社會環境的改善。

第二，市場驅動型路徑（H2 和H4）。在市場驅動型路徑中，關鍵在于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保障市場競爭公平，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和企業參與數字經濟。此外，還要鼓勵企業創新和創業，為企業提供便利的政策和服務，以提高市場活力，推動數字經濟的持續發展。具體來看，浙江省已在2017 年將數字經濟列為“一號工程”，著力于優化市場環境，提高互聯網普及率和相關從業人員數。在數字產業化方面，浙江省開辟出一條以商業模式創新培育領先市場，驅動數字技術突出的特色道路。浙江省政府將數字化轉型作為再創營商環境新優勢的著力點，為個體、企業提供便捷化與個性化服務的同時，因地制宜調整監管策略，清理阻礙發展的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營造開放包容的發展環境，進而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

3. 替代關系分析

（1） 路徑H1 和路徑H3 對比分析

路徑H1 和路徑H3 都屬于政府引導型路徑，但在政府作用和重點領域上有所不同。路徑H1 強調政府在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引導和支持作用，關注政策制定、法治建設、財政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技術創新和人才培養等方面。在這條路徑中，政府主要以制度安排為手段，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鼓勵市場競爭，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從而激發市場活力。

路徑H3 則更注重政府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協同作用和資源整合能力。政府在這條路徑中，著力于推動不同部門、地區和企業之間的合作與互動，通過資源整合、共享和協同發展來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側重強調政府在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協調、組織和合作作用，以及在跨地區、跨部門和跨行業的數字經濟發展項目中的推動力。

（2） 路徑H2 和路徑H4 對比分析

路徑H2 和路徑H4 都屬于市場驅動型路徑，但在市場環境和企業角色上有所不同。路徑H2 關注市場環境的優化和創新能力的提升。在這條路徑中，市場競爭、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驅動力。政府在此路徑中的角色主要體現在為市場參與者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以及為企業提供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政策支持。此路徑強調市場參與者的主動性，鼓勵企業不斷創新，實現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

路徑H4 則更注重企業在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協作和資源整合。這條路徑強調企業間的合作和協同發展，通過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合作、跨行業的資源整合和技術互補，以及跨區域的產業布局優化等方式，實現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政府在此路徑中的角色主要體現在為企業間的合作創造便利條件，推動產業集群發展和產業升級。

4. 異質性分析

根據國家標準將區域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區。由于我國東部、中部與西部地區在要素稟賦、經濟發展程度、開放水平以及制度環境等方面存在異質性，因而營商環境對數字經濟發展的驅動路徑存在差異。通過對比分析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營商環境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組態結果，探究不同地區的差異化提升路徑。結果發現，東部地區存在四條高組態路徑。其中東部地區表明，在保證政府效率的情況下，信用環境、市場公平與開放程度的協調聯動可以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中部地區表明，公共資源供給、信用環境和市場公平是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核心條件，而諸多要素協調聯動可以彌補政府關懷不足的情況。西部地區，在政府角色發揮作用的情況下，可以彌補開放程度、信用環境帶來的不足，進而助力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

五、研究結論與現實啟示

1. 研究結論

第一，營商環境在數字經濟發展中起關鍵作用。政府角色、社會環境、市場環境等單一前因條件無法獨立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政府關懷、政府效率、信用環境、市場公平與開放程度是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因素；開放程度不足是形成低組態的主要原因。在不同地區和發展階段，諸多要素通過協同作用，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

第二，數字經濟發展具有多元化的驅動路徑，表現為“非對稱性”和“多重并發”的特點。對比分析發現，政府引導型和市場驅動型路徑在數字經濟發展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和側重點。政府引導型路徑側重于政策扶持、人才培養和基礎設施建設；市場驅動型路徑強調市場競爭、創新能力和企業自主發展。

第三，研究揭示了不同地區在營商環境推動數字經濟發展上的差異特征。東部地區在市場競爭、創新能力和政府效率方面表現突出；中部地區在公共資源供給、信用環境和市場公平方面具有較強的發展優勢；而西部地區在政府支持下，努力彌補開放程度和信用環境方面的不足。

2. 現實啟示

第一，強化政府作用與市場機制的協同作用。政府在數字經濟發展中起關鍵的引導和推動作用，但同時也應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創新能力和競爭中的作用。通過優化政策環境、提升政府效率，同時降低市場準入門檻，鼓勵企業創新與創業，形成政府與市場協同推進數字經濟發展的良好局面。

第二，注重培育區域特色與優勢。不同地區在數字經濟發展上具有各自的特色和優勢，因此，在制定和實施政策方面，應充分挖掘各地區特色和優勢，以激發各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最大潛力。

第三，重視要素協同與多元化驅動路徑。數字經濟發展存在多種驅動路徑，具有“非對稱性”和“多重并發”的特點。在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應關注政府關懷、政府效率、信用環境、市場公平和開放程度等關鍵因素在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協同作用。同時要靈活采用多種政策組合，以適應不同地區和發展階段的實際需求，從而實現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