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數字經濟相關議題的國際傳播現狀研究
——基于GDELT 數據庫及GKG 2.0 的分析

陳 思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北京 100083）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速度之快，對經濟格局的影響之深，不斷沖擊著人類社會對于經濟形態的認知。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將數字經濟定義為：“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盵1]數字經濟作為繼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之后的最重要的社會經濟形態[1]，依托信息通信技術來組織社會生產，與信息的傳播、新聞事件的流轉、社交媒體的評論等不斷相互“糾纏”，因此，整合以中國數字經濟為主要議題而產生的國際傳播話語成為回答“發展起來的中國將如何與世界相處”這一問題的一把鑰匙。

自美國學者唐 · 泰普斯科特提出“數字經濟的概念以來，“數字經濟”即開始受到關注[2]。伴隨著信息通信技術日漸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的底層邏輯的進程，2016 年，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通過了《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以“促進數字經濟推動全球經濟實現包容性增長和發展的路徑”[3]。自2016 年至今，數字經濟一直是推進中國改革發展穩定任務的重要抓手，國家不僅出臺了《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等十余項促進數字經濟行業發展的政策，還連年將數字經濟的相關內容寫入政府工作報告[4]。2021 年12 月21 日，國務院印發了《“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的通知》[5]。2022 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6]。

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3 年）》顯示，2022 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已達到50.2 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0.3%，已連續11 年顯著高于同期GDP 名義增速，數字經濟在GDP 中的占比達到41.5%，相當于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4]。在頂層數字經濟政策日趨完善的背景下，如何獲取國際數字經濟秩序中的話語權和好感度，成為數字化產業、市場和治理體系的驅動力量與關鍵議題。從社會交往與變遷的角度來看，以網絡節點為認知和交往單位的“數字共通”世界，是各種權力圍繞公共利益爭奪可見性與話語權的輿論場，對話和情感共鳴成為數字時代社會交往的重要條件[7]?；诠雀枞蚴录?、語言與語調（GDLET）數據庫的數據，筆者對中國數字經濟的相關議題進行了知識圖譜的構造與計算，得出了傳播總量、報道態度和輿論極化度等相關數據，通過對其進行分析，進一步得出了中國數字經濟相關議題當前的國際傳播現狀，并據此提出了一些有關提升傳播效果的對策建議。

二、研究基礎：數字經濟的“數字話語權”及技術稟賦

國內學界對數字經濟的研究在過去十年不斷增長，由最初的緩慢增長至最近三年的迅猛增長，發表了千余篇CSSCI 來源期刊論文，其中，研究熱點包括數字經濟的內涵和特征、數字經濟的測算、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提質增效、數字經濟拓展經濟增長新空間等[8]?？傮w而言，國內學界普遍認為，數字經濟能提高經濟的發展質量，包括經濟結構轉型、低碳經濟和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提高。根據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的檢索結果可知，國外近期的相關研究以“信息通信技術”“零工經濟”“數字貿易”“社會媒體”“數字化轉型”“能源消費”“二氧化碳排放物”等為關鍵詞，且近年來，“社交網絡”也開始被數字經濟的研究者們所關注[9]。與數字經濟的科學研究同行的，還有政府的政策制定、公司的發展戰略和財會統計公司的研究：在過去的十余年里，中國不斷實施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舉措；歐美等西方國家已將數字經濟的發展用“技術元素”的方式表達出來，并繪制了其技術及其傳播的邏輯圖和展望圖[10]，而所謂的“軟實力”等也在數字背景下以“全球沖突與合作”的話語被分析，將數字經濟的發展環境嵌入了政治經濟的發展進程中[11]282；海內外的數字公司則在爭取商業版圖擴張的同時也在爭取其國際話語權，以期獲得對數字領域進行定義、解釋、評判的權力。

研究數字經濟的國際傳播，題眼在于經濟的全球化，一個經濟體的發展與其所處的國際環境及其所營造的國際輿論密切關聯?！霸捳Z權”本身是一個被廣泛使用的概念，語言學、社會學、哲學、新聞傳播學等對其皆多有闡述，從米歇爾 · ?？缕?，“話語即權力”，逐漸成為話語權研究的基本理念[12]。在米歇爾 · ?？聶嗔χ圃熘R、知識為權力服務的理論框架下，傾向認為主體反向建構話語的能動性是有限的[13]，這一觀點在近年來的研究中，尤其在社交媒體興起之后已被逐步修正，因為個人使用社交媒介的習慣和線上交往的實踐皆有“細微差別”，加上線上復雜的權力關系，個人掌握了一定的在線文本制作與解釋的權力[14]。

隨著話語權研究的多學科并舉式發展，有學者從國際關系的角度對國際話語權的生成邏輯進行了總結，如“話語創新轉化為傳播優勢”為數字經濟議題在西方話語霸權背景下的突圍提供了新的思路[15]。因為數字經濟本身的技術稟賦是其話語權最重要的源泉，即“數字話語權”。數字革命催生了萬物互聯的數字經濟[16]，因此，數字經濟與領軍型的技術創新、多賽道的數字技術進步、技術衍生關系之間有著多位一體式的聯系[17]。其中，技術創新是改變行業格局的籌碼，多賽道數字技術是保障全球性流通和大數據搜集的條件，技術衍生關系直接與用戶黏性相關聯。這三者都是主體的話語創新、提升內容吸引力和好感度的邏輯起點，也是創造數字經濟議題的根本——用數據和算法構造一個“萬物互聯”的經濟發展環境。

目前，尚未有對中國數字經濟產業國際話語權的成體系的研究，這類研究應該包含信息剪裁、規則制定、議程設置等諸多方面，這也是數字話語權突破傳統權力話語體系中難以調和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文化偏見的創新維度。在中國國際傳播的版圖、藍圖中，數字經濟議題理應受到更多的關注，其開放互聯的本質特征、合作發展的內在需求、綠色環保的獨特優勢以及擁有較為客觀的發展邏輯的技術稟賦，使其成為中國打開國際傳播“數字閘門”的一把有力“扳手”。居于全球經濟復蘇的關口，中國作為大市場、大經濟體、數字技術的領先者，中國數字經濟的相關議題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幾乎不存在“文化折扣”，且自帶熱度與好感度，對其進行主動傳播是解除意識形態與政治污名的有效手段，而了解數字經濟議題的國際傳播現狀是筆者研究試圖邁出的一步。

三、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一）基本邏輯

筆者研究的目標在于監測和檢視中國數字經濟相關議題在數字世界的話語權。得益于大數據技術的發展，其可以運用數據庫、知識圖譜等工具來進行相關數據的抓取、計算和呈現。

“數字話語權”本身與權力規則、文化認同等政治經濟利益關系密不可分，筆者以議題的方式把數字經濟的話語和話語權化整為零，從已有研究中定位數字經濟可能涉及的主要議題，再依據數據庫的詞條進行二級議題的錨定，用不同主體和主題的議題勾畫數字經濟在全球的傳播圖景，從提及量、主流媒體、社交媒體等不同面向來觀測現狀、發現問題、提出對策建議。

（二）數據庫的選擇

如前所述，筆者選擇的GEDLT 數據庫，是覆蓋全世界絕大部分國家、支持百余種語言的新聞數據庫，自1979 年至今每隔15 分鐘更新一次，幾乎時刻監控著各個國家的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的播報內容，也監測著如Twitter、Facebook、YouTube 等社交媒體和視頻網站。在GDELT 數據庫的基礎上，筆者同時使用了谷歌發布于2015 年的第二代知識圖譜（Google Knowledge Graph 2.0， GKG 2.0）。相較于第一代知識圖譜（GKG 1.0），GKG 2.0 加入了對65 種語言的實時翻譯，引入了GEDLT 全球分析模塊（global content analysis measures module），從多種來源搜索信息，提供結構化的、較為詳細的關于主題的信息，可以評估2 300 多種情感以及更多的主題。

（三）議題的選取

歷經20 余年的發展，“數字經濟”的意涵已經十分豐富，政府和權威部門發布的文件、報告等皆包含對數字經濟的解讀。一般情況下，存在以下方面的共識：一是數據是關鍵生產要素，二是現代信息網絡是重要載體，三是數字技術創新是主要的推動力[18]。筆者在建立“中國數字經濟相關議題”主題的過程中，依據這些基本內涵，綜合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畢馬威機構、阿里研究院等機構發布的相關信息，采用了扎根理論的開放式編碼和聚焦式編碼。

第一步，廣泛搜集數字經濟的相關文獻作為扎根文本，提煉、合并相關政策文件、研究報告、學術論文中的“大議題”，作為一級主題。扎根文本包括：黨的二十大報告、《“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的通知》、2017 年至今的歷年政府工作報告等12 篇政策文件；歷年數字經濟藍皮書，即《中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報告》《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等6 冊研究報告；在中國知網（CNKI）上以“數字經濟”為指令，檢索得到20 篇高被引論文。在有效扎根文本中提取了三個一級主題：數字經濟、數據要素、規則與策略。

第二步，從2021 年年底至2023 年年中的5.9 萬個GKG 2.0 主題中，以契合和相關為目標，檢索、提取、合并出了來自不同數據集合的18 個二級議題，如表1所示。每個一級議題的數據都是二級議題的加權總和。

（四）數據的篩選與計算

首先，文本的國別定位。表1 中所呈現的是主題的總提及量，以國家字段做出篩選，定位于報道、討論中國數字經濟議題的內容。

其次，文本的時間線篩選。以2021 年12 月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的通知》為起始點，經黨的二十大，以2023 年上半年為終止點，進行了19 個月的數據追蹤。

再次，主流媒體的篩選。在媒體字段下，選取了國際公認的8 家主流媒體作為研究對象，分別是CNN、BBC、路透社、法新社、半島電視臺、《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塔斯社。同時，選取了三個研究參數，分別為關注量、情感色彩（原字段為tone，即語氣）、報道極化度（極性，polarity），從多個角度觀測、分析主流媒體的傳播現狀。

最后，社交媒體的篩選。在第一階段選擇了國際用戶量最大的三家社交媒體Facebook、Twitter 和Instagram，以及用戶量最大的視頻網站YouTube。在經過數據比對后發現，Twitter 和YouTube 的相關議題轉發量最大。由于GDELT 數據庫和GKG 2.0 的限制，僅能以轉發量、情感色彩等為主要參數來觀測其對中國數字經濟相關議題的關注度，所以，筆者在研究過程中又加入了對于Twitter 和YouTube 的文本研究，來實際搜尋、觀測、分析3 個一級議題和18 個二級議題在社交平臺和視頻網站中所呈現的文本內容。

四、研究發現

（一）中國數字經濟相關議題的提及量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2021 年年底至2022 年年底，新冠疫情一步步撼動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底座”[19]，現實地理與虛擬地理交織在一起，在物流的交通基礎設施和信息通信的基礎設施模式中，皆存在著多種力量支配和獲得流動性的政治活動[20]。到2023 年，全球經濟復蘇，各國都寄希望于建基在數據要素上的新經濟發展。

中國數字經濟一級議題的提及量時間線，如圖1所示。

由圖1 可知，在3 個一級議題中，數據要素相關議題的提及量最大，最高達到1 個月10 萬余次。作為新聞報道要素，大數據、信息通信技術等皆指向了更加明確的新聞主題，更適合當下更加“短平快”的報道和閱讀模式。數字經濟的提及量次之，因為其指向的6 個二級具體議題皆是偏方向性的，如數字化政府、經濟實力，對新聞傳播而言，并不十分明確和有利。規則與策略則因為其偏專業化，因此提及量最小，約在2 000～6 000 次波動。

從19 個月的時間跨度中的提及量的波動情況來看，其與新聞報道慣例和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的關聯大于與國內政策轉變的關聯。2022 年年初和2023 年年初都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增長，原因之一在于，每逢年初的經濟新聞“盤點”；從主流媒體的官網以及Twitter、YouTube 的文本出發，得出原因之二在于，2022 年年初的俄烏沖突帶來的新經濟秩序的討論，以及2023 年全球的經濟復蘇需求。在這個時間區間內，中國繼“十四五”規劃之后又陸續出臺了《“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2021 年12 月）、《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2023 年2 月）；且于2022 年7 月，國務院批準建立了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牽頭，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工業和信息化部等20 個部委組成的數字經濟發展部級聯席會議制度。然而，上述國家層面的重磅數字經濟戰略，未能引起明顯的國際報道量波動，也未能在社交媒體中引起廣泛關注。但3 個一級議題報道量的分布情況，對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環境而言是較為有利的，因為其跳脫了政治體制框架和意識形態束縛，在國際傳播中體現了“business is business”的走向，證明了數字經濟開放的發展邏輯，國際傳播中更為多元的“曝光”能為中國數字產業的“彎道超車”和迭代提升提供動力。

（二）中國數字經濟相關議題在海外主流媒體上的傳播現狀

海外主流媒體是筆者的一個重要關注點，因為經濟議題類別的硬新聞并不像社會性的軟新聞那樣易于在網絡空間中散播，對其進行充分關注并能擔任國際輿論場意見引導者的，是世界性的海外主流媒體。筆者選取的8 家海外主流媒體主要遵照3 個基本標準，即對相關議題的報道量大、國際影響力強、具備區域差異，并以此來做分析和比對。

1.提及量

根據表2中的孔徑尺寸加工試件，在試件的一面壓裝壓鉚螺母，從另一面擰對應尺寸的螺釘，與板件保持一定的間距。然后，使用萬能試驗機對樣件進行壓縮，如圖5所示。試驗機后臺記錄的最大壓力就是壓鉚連接的推出力。

國際主流媒體對中國數字經濟議題的提及量分析，如圖2 所示。

圖2 國際主流媒體對中國數字經濟議題的提及量分析

由圖2 可知，國際主流媒體對中國數字經濟議題的關注度與圖1 所展示的總提及量成正比，也是數據要素的提及量最大，數字經濟次之，規則與策略最小。從報道量來看，美國的媒體遙遙領先，無論是CNN 還是《紐約時報》，都在19 個月的時間內對中國數字經濟議題進行了較多的報道。英國的BBC 和卡塔爾的半島電視臺緊隨其后。歐洲的三大通訊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塔斯社對其報道量都未破千，以財經新聞著稱的《華爾街日報》的報道量相較于歐洲通訊社反而并不算太少。

解釋不同的關注量主要涉及以下因素：一是媒體的性質。CNN 和BBC 均已成為大型綜合性的新聞服務平臺，除了擁有多套電視節目和雙向網絡電視節目以外，還有遍布全球的網站、記者站和成熟的新聞源，所產出的新聞量大，對中國的關注也是源于其對中國數字經濟力量崛起的判斷。二是媒體的區位。俄羅斯的塔斯社所產出的新聞量和訂戶與英國的路透社、法國的法新社的差距較大，其對中國議題的關注體現了區域國別與地緣政治的差異。三是中國的對外政策和國際關系。與CNN、BBC 并稱為世界三大電視新聞頻道的卡塔爾半島電視臺對中國數字經濟議題的關注，多來自“一帶一路”的頂層合作倡議。

2.情感色彩

研究獲取的情感色彩主要來源于GKG 2.0 分析的“tone”字段，即報道用詞的語氣，從文本情緒含義的正面或負面來劃分，變量值在——100（非常負面）至+100（非常正面）之間浮動，通常情況下該值在±10 以內。國際主流媒體對中國數字經濟二級議題的報道的情感色彩分析，如圖3 所示。

圖3 國際主流媒體對中國數字經濟二級議題報道的情感色彩分析

由圖3 可知，每個媒體的x軸為0，上浮為正面，下浮為負面，從左至右的議題對應表1 自上而下的18 個二級議題。數值的浮動在±10 以內?？梢钥吹?，超過80%的議題的得分都是代表內容偏負面的負數。

尤其是《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幾乎所有二級議題都呈現出負面信息及評價。在這兩者的官方網站上進行議題及文本的檢索后發現，兩者的大量文本都在鼓吹“中國威脅論”，或是抨擊所謂的“人權問題”，如《紐約時報》網站2023 年6 月發布了一篇高評論量（超過1 000 次）文章——《請網紅來中國證明無強迫勞動？Shein 的一場失敗營銷》[21]。

可見，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議題在國際輿論場中處于“微妙”的劣勢情態。原因在于，近年來，中國在數字技術領域取得的多項成就以及在風高浪急的國際局勢中保持的發展態勢，給其他國家帶來了一定的壓力?！罢伪举|”一直是國際傳播的必然屬性[22]，筆者所選取的國際主流媒體皆是深諳“新聞專業主義”話語方式的國際輿論操盤者，并不會使用過于激烈的言辭對中國經濟的崛起進行抨擊，而是通過所謂“講故事”“擺證據”的方式使中國在相關議題中陷于劣勢。

數字時代，極端觀點的泛濫，也即輿論極化，一直是社會研究中不可規避的問題。筆者選取GKG 2.0中的極化度字段，以全文中能夠在語氣詞典（tonal dictionary）里比對得到的詞語的百分比為取值標準，來判斷原文情緒的極端程度或感情的強烈程度，該值為浮點數，筆者取小數點后兩位。國際主流媒體對中國數字經濟一級議題報道的極化度，如圖4 所示。

圖4 國際主流媒體對中國數字經濟一級議題報道的極化程度

由圖4 可知，3 個一級議題在所有主流媒體上的極化度數值都超過了4.00，證明報道中都出現了較為明顯的情感偏向詞匯，這也符合數字時代的“情緒傳染”[23]式傳播背后的共謀——政治、媒體、平臺、用戶等關系之間有協同進化路徑[24]，主流媒體可以高舉“新聞專業主義”的旗幟，在信息生態系統中獲得一個較為舒適的報道方式，即在硬新聞中注入自媒體常用的“注意力”政治輿論。讓讀取新聞的個體，能從情感、情緒、興趣、偏好、立場等非理性的心理動因中關注新聞事件，形成極化且非全面的政治認知[25]。

從數據來看，除了塔斯社以外，其他7 家媒體的極化現象都較為明顯，且結合圖3 中的數據，可以得知是負面情感占據了上風。對被報道的中國數字經濟議題而言，這體現出來的是一個容易被挑起立場、意識形態、價值觀沖突的傳播環境，有可能在“情緒傳染”的多方共謀中造成更嚴重的社會現實與“擬態現實”的割裂。

（三）中國數字經濟相關議題在社交媒體上的傳播現狀

筆者對于社交媒體和網絡視頻平臺的傳播現狀所設定的統計計劃為追蹤媒體轉發的定性取值，根據socialimageembeds 和socialvideoembeds 兩個變量，合并統計源報道由媒體自身，分別轉發至Twitter、YouTube 兩個平臺的鏈接數量。例如，某個記錄在socialimageembeds 中有2 條轉發至Twitter 的鏈接，在socialvideoembeds 中有1 條轉發至YouTube 的鏈接，則相應的Twitter 取值為2，YouTube 取值為1。中國數字經濟相關議題在社交媒體和網絡視頻平臺的傳播現狀，如圖5 所示。

圖5 中國數字經濟相關議題在社交媒體和網絡視頻平臺的傳播現狀

由圖5 可知，除了取值為7 的轉發以外，YouTube對各議題的轉發量均大于Twitter，這與筆者的研究預設頗有出入。因為在美國，“Twitter 選舉”和“Twitter治國”是從奧巴馬主政到特朗普主政期間較為常見的政治現象，Twitter 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美國政治信息的流通平臺和政治選擇的中轉平臺。最終的結果說明，除了大批量的轉發以外，YouTube 的視頻播報是中國數字經濟議題在海外社交或準社交平臺上的中堅傳播力量。

僅有1 條轉發的議題信息是最多的，YouTube在19 個月的時間里甚至有近6 萬條轉發記錄，緊隨其后的是有4 條轉發的議題信息，前者為具備時新性新聞價值的文本，后者則多為值得追蹤的話題或事件，如北京冬奧會中的數字經濟元素、女性與數字經濟力量等。結合二級議題的具體數值和對YouTube的檢索，可以發現，轉發量最大的是“信息與傳播技術”和“數字化政府”，這兩者比較容易引起專家學者們的深入探討，也比較容易吸引網絡視頻用戶參與討論和互動，如美國對中國的“芯片封鎖”、中國大力推動數字人民幣等話題下的投票欄均有逾萬人進行投票。如果代入上文提及國際傳播的“政治本質”，可以推斷，這也是一種典型的“軟實力”路徑：把政治宣傳和“科學式”的整合傳播結合到一起，宣傳者在國家利益與受眾個人自由之間維持平衡，通過雙方能夠接受的雙向交流，以實現宣傳的目標[11]282。

由于社交媒體的發布主體繁多，各主體之間的“細微差別”繁雜，筆者在基于GDELT 數據庫的數據進行統計后，又進行了實際的檢索和相應的賬號與文本分析。經過對Facebook、Twitter、Instagram三家社交媒體的檢索發現，在中文世界里，關注“數字經濟”的賬號多為國內官方海外傳播矩陣賬號，如國家級媒體新華社、中新社、China Highlights 等，地方媒體That’s Beijing、Sichuan Observer 等。在英文世界中，“一帶一路”國家的關注度明顯高于英、美等國，除了上文提及的半島電視臺一類的官方賬號外，還有東南亞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的主流媒體官方賬號以及中亞國家的官方賬號，他們除了發布中國的數字經濟推進政策以外，也關注中國信息與通信技術的發展和中國數字公司的“擴張”。也有部分非洲的發展中國家，將中國在非洲的信息與通信技術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其消弭“數字鴻溝”的舉措，或是報道華為手機作為數字經濟的用戶接入端口，在非洲的市場占有率，等等。

中國數字經濟議題在國際社交媒體上的傳播現狀要比主流媒體去中心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發達國家對于各類經濟議題的議程設置，使得中國和其他利益共同體可以發布自己的新聞內容，且能夠有效引導社交媒體的社群心理。

五、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基于GEDLT 數據庫和GKG 2.0 所生成的知識圖譜，筆者通過運用扎根理論進行議題指標選取、數據篩選與計算之后，從總體提及量、主流媒體的報道量及態度、社交媒體的傳播力三個維度呈現并分析了中國數字經濟相關議題的國際傳播現狀，主要得出以下三個方面的結論：

第一，中國數字經濟相關議題在全世界范圍內有較高的傳播熱度。在19 個月的時間跨度里，全世界都在關注、觀測與討論中國數字經濟及其發展環境，有數以百萬計次的提及量。在3 個一級議題中，有明確所指的數據要素類二級議題的提及量最大，因為其新聞屬性最強，且作為數據時代的基礎設施被尋求經濟增長點的各國所關注。

第二，中國數字經濟相關議題的國際輿論環境并不樂觀，海外主流媒體與社交媒體共同構建了國際傳播的“政治環境”。從主流媒體的報道語氣、極化度以及具體文本的分析來看，多為隱藏了“政治本質”的負面信息，因為國際傳播的多方逐利及博弈，主流媒體運用“成熟”的報道手段，將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描繪為“威脅的崛起”和“讓渡人權的發展”。主流媒體所講述的“片面真實”或失真的“中國故事”占據了數字經濟議題的“半壁江山”，其情緒的傳染性和“注意力”政治輿論的偏向都較為明顯。

第三，依據數字時代的新傳播格局與規律，可以逐步改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國際輿論態勢。尤其在社交媒體去中心化的傳播現狀下，利用數字經濟本身的技術稟賦和技術衍生，去創造平臺、創新話語、創建連接，是構建數字話語權、制定規則、走向國際形象“自塑”的關鍵一步。

鑒于此，筆者提出以下三個方面的對策建議：

第一，尋找并擴大數字經濟的利益共同體，利用話語的方式打破數據“孤島”，方能讓數據要素在共享中創造更大的價值。這一對策應與國家頂層設計結合，如美國早年提出以“軟實力”的多元并進模式增強國際話語權。在數字經濟的發展契機下，中國需自上而下以共享的而非依附的關系模式來推進國際傳播。融合聯通是數據創造價值的基本邏輯，也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所希冀的發展契機，中國正是憑借數字經濟的體量之大、發展之快，成為重塑全球權力分布的話事主體。依據數字經濟共享發展的內生激勵，尋找基于地緣政治、歷史文化原因和共同對抗霸權的其他主體，如上文提及的“一帶一路”國家、認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相關國家和接受中國ICT 基礎建設援助的國家，創造合作的語境，以“知識”的話語體系進行傳播。數據與知識、知識產權相伴而生，以知識之實創造了一個突破傳統邊界、創新應用場景的動態話語體系，是創造協調、開放、共享的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必經的一步。

第二，讓數字經濟覆蓋更多的場景和用戶，以“普惠”的姿態促使更多的個人共享發展成果，促進數字生態與輿論生態的融合。在資本主義的壟斷和寡頭主義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因第二大經濟體的體量和迅猛發展的勢頭被污名化出一整套“中國威脅論”，在數字經濟的技術稟賦下，這一情形可被轉變。在20 世紀的百年里，西方國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展出“總體宣傳”的方式，使得宣傳成為一項訴諸理性，浸透教育、消費、通俗文化等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長期工程[26]。數字平臺、社交媒體的出現打破了原有地域化的生活習慣和二元對立的價值理念，也讓數字化的整合傳播得以加入數據的全球性互動中。曾經彼此匿名的受眾變為依托平臺而被整合起來的共同價值的創造者，即更為主動的“用戶”。出于“理性人”的考量，一方面，用戶可以通過多人參與的平臺獲取自身難以低成本獲得的經營、決策、娛樂信息；另一方面，數字平臺的社交性能、場景變換令用戶自動擔當起宣傳者和輿論構造者的角色。所以，數字話語權的建構，是一個多場景界面的建構，線上與線下、商品與服務、經濟與輿論、時間與空間等限制都在弱化，任何一個個體都可能成為潛在的獲利者和宣傳員。

第三，規避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如跨國資本無序擴張、數據安全不足等，同時保持獨立傳播的定力。由于政策的關系，目前部分海外數字經濟平臺未在國內落地，但這并不妨礙它們以“全球本土化”的發展方式蠶食市場。例如，2020 年之后的韓國影視行業，已經由于美國奈飛公司的全面入侵開始凋敝，奈飛等數字公司財力雄厚、投融資方式靈活，以“尊重創意”的名義誘導韓國影視業從業者進行知識產權和后續盈利的讓渡，并逐漸控制了韓國主流媒體市場，使韓國喪失了廣電領域的一大部分自主傳播陣地。當前，中國國內數字經濟平臺的人口紅利期已過，處于競爭環境加速演化的發展階段，強化治理日益緊迫，數字生態圈也需多方共建，數字經濟議題傳播等實為國家經濟和文化安全的后方，尚需開展更加系統的調查和研究。

因數據庫、分析方法等的局限性，筆者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數據量太大，導致對于具體文本和典型案例的分析不夠豐滿，傳播效果一般意義上要追問至受傳者的認知、態度和行為的轉變，由于以數據為本，所以未能測量海外受傳者們的各項指標的變化，而是僅將重點放在了對GKG 2.0 的部分聚焦字段的數據分析上；二是對策建議的展開不夠充分，囿于篇幅，筆者以對數據的呈現、描述為主，對于更加詳盡和可操作的國際傳播策略未能進行深挖和總結，僅提出了三個方向式的、大綱式的建議。在后續的研究中，筆者將進一步深入實踐調查，提出更為詳盡可行的國際傳播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