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產業數字化助推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踐路徑

景秀麗，吳鑫潁

（暨南大學 深圳旅游學院，廣東 深圳 518053）

一、引 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使命任務闡釋了我國社會發展新要求，也為文旅產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數字經濟作為一種以數字化信息為核心生產要素，以數字技術創新為驅動力的新經濟形態［1］，通過數字產業化催生文旅產業新技術、新產品和新服務涌現，而數字技術作為技術要素參與文旅產品生產，改變傳統生產方式，助推文化和旅游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2］。數字化賦能是重要的發展驅動力，文化和旅游融合是發展的主要目標及要求，三者彼此作用、相互協調才能持續推進文旅產業高質量發展。

廣東省是最早實行改革開放的地區，歷經40多年的發展，廣東省形成了門類齊全、規模龐大的服務業體系，2021 年廣東省旅游總收入5 433 億元，位居全國首位。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進程中，作為全國最重要的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之一，廣東省文旅產業高質量發展需要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構建優質高效的服務業新體系。因此，本文聚焦區域產業耦合協調高質量發展，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廣東省數字經濟與文旅產業耦合協調發展問題，測度與分析數字經濟與文旅產業的耦合情況與協調發展水平，以便更全面地認識廣東省文旅數字化發展的空間特征及影響因素，對豐富數字經濟產業的相關理論研究，優化數字文旅產業空間布局及推動區域高質量發展的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二、文獻綜述

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其所帶來的產業效應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產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要素包括數字技術、信息載體、數字資源運營和管理能力［3］。第一，數字經濟能夠為產業轉型提供數字技術支撐。作為融合性經濟，數字經濟具有高技術滲透性［4］。在傳統經濟的組織管理、相關產業鏈等環節進行數字化的過程中，數字經濟通過外溢效應實現數字技術與產業的融合發展［5］。第二，數字經濟能夠提供信息交流平臺。數字經濟為產業提供現代化的信息網絡基礎設施，跨區域、跨行業的信息在數字技術平臺上匯聚，從而加快信息使用者信息獲取、存儲和處理的速度［4］。第三，數字經濟可以提升產業的數字資源運營管理能力。范圍經濟是數字經濟的主要特征之一，數字技術的成熟與融合降低了文旅產業的生產成本，拉低了產業門檻，拓寬了市場范圍，促進平臺型企業涌現［6］，從而滿足消費者個性化和差異化的需求。企業能夠跨界共享資源，推動產業生產率顯著提高，實現經濟產出的規模效應［7］。同時，數字經濟加速信息、技術、資本等要素的流動，突破時空限制，促進產業創新，實現傳統產業模式的結構升級。

“耦合（Couping）”的概念源于物理學，指兩個及以上的系統彼此影響并聯合的現象，是一種相互作用的動態互動關系［8］，若各子系統或系統內部要素間相互依賴、相互促進，則為良性耦合；反之則為不良耦合［9］?！榜詈稀痹诮洕鷮W研究領域衍生出“產業耦合”的概念。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視角探討了數字經濟與文旅產業之間的耦合協調關系。從市場體系角度來看，一方面，數字經濟能夠創造新的數字文旅產品，改變游客的消費行為和出游方式。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可以有效識別游客的需求，創新文旅產業數字營銷模式，從而確定數字經濟背景下文旅產業的轉型方向［2］。同時，數字經濟能夠有效提高旅游管理效率，引導旅游企業發展［10］。從區域發展角度來看，城市智慧旅游建設可以通過技術創新、資源配置和規模經濟效應帶動區域旅游產業高質量發展［11］

在產業耦合研究中，學者們大多運用綜合評價函數、耦合協調度模型、障礙度模型等方法，對文化和旅游產業及其數字化發展水平、耦合機理、耦合協調度類型與障礙因子進行實證研究［12］。魏紅江［13］認為，旅游產業能從技術應用、發展環境等方面帶動信息產業發展，而信息產業能從市場營銷模式、智慧旅游建設等方面驅動旅游產業不斷創新。周蕾和王沖［14］構建T-R-I產業耦合協調度評價模型，驗證了四川省旅游產業與信息產業能夠共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Li 等［15］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研究COVID-19和數字經濟對我國文旅產業融合的直接影響，發現在新冠疫情期間，數字經濟對文旅產業融合的積極影響逐步增強。趙嫚和王如忠［16］構建了文化和旅游產業融合的“雙循環”動力機制，從產業績效、產業規模、產業結構、產業環境和資源要素五個維度測量文旅產業耦合協調度。程慧和方美蘭[17]利用障礙度模型研究發現，互聯網技術設施建設與入境旅游發展是長江經濟帶在未來數字經濟與文旅產業耦合協調發展的重要方向。

在數字經濟和文旅產業協調發展的同時，也存在信息不平等、就業機會差異、技術競爭等諸多因素阻礙并制約數字文旅產業可持續發展。方世敏和黃琰［18］基于DEA-BCC模型研究發現，技術水平會對旅游產業的綜合效率產生較強影響和制約。由于不同主體（個人或企業），在獲取和使用數字技術的能力和程度等方面存在差距［19］，導致數字經濟對文旅產業的帶動效應存在地區異質性，區域數字基礎建設水平的差異導致地區文旅信息密度差距，而游客更傾向于前往信息密度大的旅游目的地。

基于此，本文通過對數字經濟、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三個系統耦合的內在機理分析，聚焦區域產業耦合，從發展規模、資源要素和市場效應三個維度構建評價指標體系，以廣東省為例，借助耦合協調度模型和障礙度模型，對比分析2011—2020年數字經濟、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耦合發展的時序演變規律和協調發展類型，識別三個產業耦合發展的障礙因子，為推動數字經濟與文旅產業的協調發展提供相應的對策，并以期豐富文旅產業數字化應用場景的研究。

三、數字經濟賦能文旅產業耦合發展分析

（一）數字經濟與文旅產業耦合的內涵及機制分析

1. 數字經濟、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系統耦合的內涵

產業耦合系統發生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產業之間，指產業間通過信息、技術和人力資源等方面的交換、滲透融合與循環反復，在整個產業生態中產生聯動和競合，并形成良性互動關系［20］。耦合度反映系統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的強弱程度，而耦合協調度反映系統要素之間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體現為產業耦合過程中要素之間協調程度的高低［14］。數字經濟與文化和旅游產業的耦合發展是指以技術進步和融合為支撐，在降本增效、提升服務和產品質量的機制作用下，使數字經濟、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之間產生良性互動、相互協調和促進的動態關系，實現文旅產業融合創新及數字化轉型升級。具體關系如圖1所示。

圖1 數字經濟、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的耦合關系

2. 數字經濟、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系統耦合協調的機制

旅游產業與數字經濟和文化產業三者之間相通的內在屬性決定了三者具有天然的耦合性，三個產業的耦合系統主要體現在產業外部要素驅動和產業內部要素耦合兩個方面：

（1）產業外部要素驅動

第一，國家政策環境是產業耦合的外部引導。產業政策能夠調節市場資源配置，并通過社會性和經濟性規制引導市場供需關系，影響文旅產業數字化發展方向。產業政策的耦合表現為數字經濟、文化和旅游產業發展制度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深化“互聯網+旅游”推動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要堅持技術賦能，深入推進旅游領域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轉型升級。隨后的《關于推動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培育數字文化產業新型業態，構建數字文化產業生態等具體要求。2021 年6 月，文化和旅游部印發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市場發展規劃》提出，推進文化和旅游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順應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發展趨勢?？梢钥闯?，國家正通過一系列政策的制定，推動數字技術賦能文化和旅游產業，促進數字經濟、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的耦合發展。

第二，技術進步和創新是產業耦合的外生動力。數字經濟的發展通過技術溢出模糊產業邊界，對文化和旅游要素進行解構和重構，更新要素配置，促使其產業鏈的價值模塊與數字經濟進行交織和耦合，通過價值鏈整合形成新業態。同時，數字技術的創新降低了生產成本，也為數字經濟、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耦合提供重要基礎。

第三，產業需求是產業耦合的外部原動力。旅游消費需求升級推動了產業從資源拉動型向產業聯動型轉變[16]，我國旅游消費需求升級推動產業向高品質、定制化方向發展，驅動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改變發展戰略，主動尋求自身產業外的要素對產業內要素進行補充和改變，使得文化資源和旅游資源跨越原有的邊界，打破產業壁壘，進行多產業資源的組合，推動產業耦合互動，以滿足消費者的多元化、個性化需求。

（2）產業內部要素耦合

第一，數字經濟提供技術支撐。通過數字技術深度開發旅游文化資源，形成新型數字文旅產品。數字經濟拓寬文化和旅游產業形式，延伸產業鏈。運用數字技術聚集區域內文化和旅游資源，形成產業空間布局的集成發展。如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利用VR/AR、3D全息投影等數字技術提供歷史主題AR 互動航海墻、“南海1 號”三維文物展示等，為游客打造沉浸式的文化體驗。數字經濟推動文化和旅游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產業創新效率。數字技術作用于產業耦合過程中的供需兩端，通過預測消費者的需求減少無效供給。同時，將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融入產業鏈，整合物質、資金、技術和人才，提升文化和旅游產業的創新效率[21]。

第二，文化產業作為重要根基。文化產業能夠提供豐富的文化資源要素，豐富旅游產業的內涵與外延。依托現有的旅游資源，通過文化創意衍生創造新旅游市場，形成文旅聚集區。如“云游”藝術館和博物館等線上展覽活動，通過旅游演藝與數字技術的結合，強化消費者的旅游體驗和文化認同感。在數字經濟背景下，主題公園、影視基地及創意園區等數字文旅產品，深化了景區文化內涵和游客沉浸體驗。如北京環球影城借助數字化科技打造智慧園區、深度融合UE4 三維建模、5G和VR技術的“廣州非遺街區元宇宙”等。

第三，旅游產業承擔平臺載體。一方面，消費者活動的多個環節與數字技術有著密切聯系，也為數字技術提供應用場景。如已經上線的“云上觀展”“在線劇場”、虛擬博物館等。另一方面，通過旅游產業既能夠有效地增加消費者對文化的認知，又能夠實現文化資源創新、增值和延伸，提升文化產品品牌的知名度。旅游產業的良好發展前景和規模效應能夠吸引大量社會資本參與旅游投資與開發建設。如近年來涌現的演藝旅游、紅色旅游、博物館旅游等旅游新業態，使旅游景區逐漸成為文化遺產的展示平臺，并且新業態的涌現也為當地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因此，在數字技術的支撐下，旅游產業的橫向價值鏈與文化產業的縱向價值鏈相互交織，拓寬并延伸了產業價值鏈的廣度和寬度，實現產業效益最大化，最終推動數字文旅產業耦合發展。

（二）數字經濟、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評價指標體系

⒈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根據數字經濟、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三個系統的耦合機理及協調度特征，遵循指標選取的科學性、完備性、主成分性、獨立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則［22］，采用理論分析法對指標進行設置和篩選。參考現有研究［23-25］，本文將數字經濟、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三個子系統從發展規模、資源要素、市場效應等三個層面各分成3個一級指標和23個二級指標，具體如表1所示。

表1 數字經濟、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耦合協調的評價指標體系

數字經濟子系統。本文基于數字經濟的內涵，選取數字經濟發展規模、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經濟市場應用作為三個子維度構建數字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第一，數字經濟發展規模。本文采用息技術服務收入（U11）、電信業服務總量（U12）及軟件和信息服務業從業人數（U13）［26］作為衡量指標。第二，數字基礎設施?？紤]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采用長途電纜線路（U14）和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U15）［27］作為衡量指標。第三，數字技術市場應用。借鑒叢屹和俞伯陽［28］的做法，本文采用移動電話普及率（U16）和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數（U17）作為衡量指標。

旅游產業子系統。本文選取旅游產業發展規模、資源要素和市場狀況三個子維度構建旅游產業發展的指標體系。第一，旅游產業發展規模。本文采用旅游外匯收入（U21）和國內旅游收入（U22）［29］作為衡量指標。第二，旅游產業屬于服務型產業。以提供服務為核心，本文采用旅游核心行業中的住宿業與餐飲業從業人數（U23、U24）和旅行社和星級飯店數（U25、U26）［30］作為衡量指標。第三，旅游產業市場狀況。本文采用地區的國內游客（U27）和入境游客（U28）作為衡量指標。

文化產業子系統。本文選取文化產業發展規模、資源要素和市場狀況三個子維度構建文化產業發展的指標體系。第一，文化產業發展規模。本文采用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U31）和文化事業費（U32）［31］作為衡量指標。第二，文化產業發展資源要素。從硬件設施和服務人員兩個角度設定指標，采用藝術表演（U33、U35）、博物館（U34、U36）等文化場館設施和從業人員數［32］作為衡量指標。第三，文化產業市場狀況。本文采用藝術表演場館觀眾人數（U37）和博物館參觀人數（U38）［33］作為衡量指標。

⒉ 數據來源及綜合評價函數確定

本文以廣東省為例，數據主要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廣東省統計年鑒》《中國文化及相關產業統計年鑒》《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等統計年鑒及相關部門統計公報?？紤]到個別數據的可獲得性，選取2011—2020年廣東省相關產業數據作為實證研究樣本，采用熵值法確定各評價指標權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觀因素產生的偏差。具體過程如下：

數據選取。本文選取n個年份，共m個指標，則Xij為第i年的第j個指標的數值，i=1，2，3，…，n；j=1，2，3，…，m。

數據無量綱化處理。指標體系中各評價指標量綱及數量級存在差異，為便于后續數據處理和結果比較，需運用極差法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如式（1）所示：

其中，uij表示第i年的第j個指標，值為Xij；max(Xij)為第j個指標中的最大值；min(Xij)為第j個指標中的最小值。

綜合評價函數的確定，如式（2）所示：

四、數字經濟與文旅產業耦合模型構建與測算

（一）耦合協調度模型

為測算廣東省數字經濟、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間的耦合協調度，本文引入物理學中容量耦合的概念［34］，將數字經濟、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定義為三個相互影響和作用的不同系統，構建模型，如式（3）、式（4）和式（5）所示：

其中，C為數字經濟、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之間的耦合度，一般情況下，C的值越大則表明廣東省三個產業之間的協調水平越高，反之則表明協調水平越低；U1、U2、U3分別為廣東省數字經濟系統、旅游產業系統和文化產業系統的綜合評價函數。D為耦合協調度，代表廣東省數字經濟、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三者間的協調發展水平。T為反映數字經濟、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三者整體貢獻的綜合評價指數。α+β+γ= 1，α、β和γ分別為數字經濟、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對系統整體協調運行的貢獻程度。借鑒賴一飛等［23］的研究，本文假設三個產業的發展具有同等重要性，則取α=為更直觀反映數字經濟、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三者耦合協調發展狀況。借鑒廖重斌［35］的研究，本文采用均勻分布函數法來劃分耦合協調度的區間和等級，如表2所示。

表2 數字經濟、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耦合協調度評價標準

（二）障礙度模型

障礙度模型可以診斷影響耦合協調性的阻力因素，某項指標的障礙度越小，說明數字文旅產業耦合發展受該指標的阻礙作用越弱，反之亦然。對影響數字經濟、文化與旅游產業三者間協調發展的主要障礙因素進行診斷和分析，以便科學性、針對性地制定與調整數字經濟與文旅產業的管理方針和政策措施。本文引入3個基本變量，即障礙度Oj、指標偏離度Ij和因子貢獻度ωj，構建模型如式（6）所示：

其中，指標偏離度Ij為各指標實際值和最優目標值之間的差值，即標準化后的值與1的差值；障礙度Oj的大小表示各指標對子系統影響程度的高低；因子貢獻度ωj表示單項指標對總目標的影響程度，一般可用權重系數Wj來表示。

（三）結果與分析

⒈ 耦合協調度測算與分析

根據式（1）至式（5）可計算出2011—2020年廣東省數字經濟、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耦合發展情況。其中，U1、U2、U3分別表示數字經濟、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的綜合發展水平；C為耦合度；D為耦合協調度。2011—2020年廣東省產業耦合協調度各指標變化趨勢對比如圖2所示。

圖2 廣東省數字經濟、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耦合測度模型各指標變化趨勢

在產業綜合發展水平方面，如圖2（A）所示，從數字經濟發展來看，產業整體發展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這與廣東省大力發展“數字廣東”密切相關。自2012年以來，廣東省利用先進網絡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溝通平臺，提高信息化水平，憑借地區優越的地理位置致力于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的試驗區建設，數字經濟發展迅猛。從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發展來看，廣東省兩個產業發展整體呈上升趨勢，個別年份有下降。其中，2020年旅游產業發展出現直線下降，一方面，其原因可能是新冠疫情對廣東省旅游業造成的沖擊。另一方面，旅游本身屬于可選消費，近兩年由于廣東省部分行業調整等因素影響，部分人群的可支配收入下降，導致消費降級，其旅游消費會受到抑制，而部分可支配收入仍然提高的人群，在當前也未必選擇增加旅游消費。

在耦合發展方面，如圖2（B）所示，從耦合度來看，三個子系統在2011年和2012年處于磨合耦合狀態，而從2013年至2020年耦合度均趨向于1，呈現高耦合的狀態。表明系統間相互影響程度高，關聯性和整體性強，產業在持續融合數字化，并且有一定效果，數字經濟與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三者的發展是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系。耦合度只能反映三個子系統間相互作用的強弱，無法體現協調狀況的好壞，因而引入耦合協調度。2011—2019年，三個產業間相互作用增強，由低水平制約逐步向高水平的相互促進轉變，耦合協調度由中度失調向良好協調轉變，但在2020年耦合協調度略有浮動。其原因是新冠疫情帶來對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絕對影響，數字化輔助雖不能完全改變這種影響態勢，但起到了一定的緩解作用，提升了旅游者對行政地理空間內豐富旅游資源的“可達性”，說明數字化的工具性與亟待未來持續探索融合發展之路。

⒉ 障礙性因素診斷與分析

根據式（6）得出2011—2020年廣東省三個子系統中各指標障礙度，本文根據各指標障礙度大小，僅列出障礙度均值排在前五的障礙因子進行展開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2011—2020年主要障礙指標及障礙度

由表3可知，排名前五的障礙因子主要集中在旅游產業和數字經濟兩個子系統，主要因素包括星級飯店數（U26）、住宿業從業人數（U23）、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U15）和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U17）等。在旅游產業發展制約方面，星級飯店數（U26）和住宿業從業人數（U23）兩個指標障礙度值逐年上升，表明住宿業從業人數和星級飯店數是廣東省產業耦合和旅游產業發展的主要障礙因子。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原因是近幾年廣東省酒店業在技術升級過程中，酒店智能化水平提升，降低了對人工的依賴。另一方面，由于經營成本上升、市場競爭激烈及對星級飯店的質量監管的要求趨嚴等方面因素影響，一部分低星級飯店無法跟上需求變化和信息化提升而退出市場。同時，廣東省內以四、五星級酒店為主的全服務型酒店也在逐年減少。在數字經濟發展制約方面，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U15）和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U17）兩個指標在2011—2014年間一直穩居前五，同時，長途電纜線路長度（U14）出現頻次較高。由于廣東省各地市在數字基礎建設和市場應用方面發展不均衡，使得當地數字經濟發展及產業耦合受到這些指標的限制程度也較高。

從年份來看，在2011—2014年，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U15）、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U17）、長途電纜線路長度（U14）和旅行社數（U25）等指標障礙度較高，涵蓋了數字市場和產業基礎設施等各方面，表明這四年廣東省數字發展亟待提升。在2015—2019年，住宿業從業人數（U23）、餐飲業從業人數（U24）和藝術事業從業人數（U33）作為主要障礙因子影響廣東省產業耦合協調發展。近幾年，文旅就業成為區域產業耦合發展新風險，數字經濟的發展目前仍處于人工智能驅動的初級階段，在短期內新技術的出現替代部分勞動力，直接沖擊區域勞動力市場，引發結構性失業問題。2020年入境游客（U28）、國內游客（U27）和旅游外匯收入（U21）的急劇變化，進而成為阻礙旅游產業發展的主要障礙因子。究其原因，一方面，旅游環境的改變。旅游企業或經營者對濱海旅游資源的掠奪性開發、游客對文化遺產的人為破壞等行為，導致旅游自然和社會環境受到破壞。另一方面，口岸管控的強化。由于新冠疫情的影響，口岸安全管控加強，出入境游客量大幅度減少，直接導致了這一年廣東省旅游收入的銳減。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基于數字經濟、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耦合協調的作用機理，構建耦合協調度模型和障礙度模型，對廣東省產業耦合協調度及障礙因子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從綜合發展水平和耦合協調度來看，2011—2020年廣東省數字經濟發展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而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發展在這十年間整體呈上升趨勢，個別年份有所下降。三個產業發展整體關聯性強，相互作用增強，由低水平相互制約逐步向高水平相互促進轉變，耦合協調度由中度失調向良好協調轉變，文旅產業在持續融合數字化。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帶來的絕對影響，耦合協調度均略有浮動，但數字經濟的融合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緩解作用。從各個指標障礙度來看，數字經濟子系統的長途電纜線路長度、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和接入用戶人數，旅游產業子系統的星級飯店數、住宿業和餐飲業從業人數和境內外游客及文化產業子系統的藝術事業從業人數和藝術表演場館機構數等指標障礙度較高。因此，基礎建設、勞動力結構和市場機制是影響未來廣東省三個產業耦合協調發展的重要障礙性因素。為提高廣東省整體數字經濟、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三者的協調性，進而達到三者的優質耦合，當地政府和企業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突破。

第一，加強數字經濟弱發展地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與升級，激勵數字文旅融合創新?；A性數字建設是區域和國家發展經濟的根本支撐，但數字經濟弱發展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仍然不足，數字經濟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地區間的信息公平失衡是數字技術運用所產生的負效應，平等主體間可通過完善信息基礎設施對信息公平失衡進行技術性規制。因此，政府和企業應重視區域間不協調不平等的數字經濟建設，加快數字經濟弱發展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地區和國家創造更多發展機遇。首先，加強頂層設計，重視數字基礎建設相關制度供給。政府是調度要素配置的關鍵，政府部門應做好頂層設計，強化發展規劃工作的引導，深入分析各區域發展不平衡因素，加強數字經濟弱發展地區與發達地區之間的交流和協作，建設廣東省內各地區之間數字共享機制和平臺，從而縮小各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差異。數字經濟弱發展地區政府應從整體出發，統籌全局，關注和規劃各區域數字經濟轉型的重點及目標，部署地區數字經濟戰略布局。其次，建設省內數字經濟應用示范點，以強帶弱，突出數字經濟帶、核心城市等的輻射效應和引帶功能。政府應充分發揮數字經濟發展能力強的地區的核心力量，拉動數字經濟發展較弱和滯后的地區，實現全面協同并進，以典型企業、核心區域為目標，培育一批特色鮮明的數字經濟應用推廣示范點，通過示范點以點帶面的引領作用，實現數字經濟弱發展地區的數字化全面推進，借助試點的先行經驗，探索數字化發展模式，推動區域性的數字化應用和轉型。最后，重視數字技術高滲透特征，推進數字經濟與文旅產業的數字化融合。隨著數字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與升級，數字化成為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大趨勢，也是未來文旅產業融合與創新的重要支撐。數字技術給傳統文旅產業帶來新發展機遇，大力推動文旅產業數字化轉型，需重點解決地區之間文旅領域的數據孤島難題，政府部門應逐步完善廣東省內各地區文旅數據平臺和產業數字化平臺建設，打破數據的區域性分割，推動文旅產業實現全方位、全鏈條的數字化。

第二，重視數字創新主體高質量投入，完善復合型人才發展體系。創新驅動和人才驅動是數字時代區域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數字經濟的深入發展，企業和地區對數字化人才需求快速增長，但當前勞動力市場中專業化數字人才短缺，隨著文旅行業在加快產業數字化轉型，數字文旅人才的培養周期較長且投入大，因而地區政府和企業要正確匹配勞動力市場與就業供求關系，實現勞動力結構的完善。一方面，針對不同層級勞動力群體，提供不同目標的數字化培訓。對于低技能要求的文旅勞動者，要重視其轉崗后的相關文旅知識和基礎技能培訓，以匹配新崗位要求；對于中等技能要求的文旅勞動者，要積極引導其樹立數字化思維，提升其對文旅產業數字化的認知能力和應用水平；對于高等技能要求的文旅勞動者，要重點關注其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字經濟相關領域的知識更新，幫助其適應專業化、高水平的崗位要求，培養數字化文旅產業發展的技術創新型人才。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廣東省內經濟發達地區的輻射和中介作用。經濟發達地區具有數字經濟和文旅資源、人才資源儲備、科技研發力量等方面優勢，應利用這些優勢聚集積極輻射帶動周邊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并搭建與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數字資源“橋梁”，合理利用數字資源流動的中介能力，助力構建廣東省文旅產業數字化發展新格局，完善文旅復合型人才體系。

第三，聚焦數字文旅市場需求創新，培育數字文旅市場和發展新模式。廣東省內各地區之間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的差距，導致不同地區在信息技術條件、文旅信息和數字文旅產品的選擇等方面群體具有差異化，地區發展水平越高，所能獲取和可供選擇的信息渠道越多，且層次越高。當前廣東省內部分地區文旅產業的科技轉化能力弱，數字技術與文旅市場缺乏同頻共振，地區間存在數據孤島，數字文旅發展受到技術、需求、資源等多方因素制約。因此，應彌合地區數字鴻溝，以耦合延展數字文旅全產業鏈，以創新產品和營銷激發數字文旅市場活力。一方面，數字經濟欠發達地區應充分利用廣東省數字經濟發展的梯度優勢，加強與數字經濟發達地區的聯系，完善當地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營造良好的數字文旅市場環境。數字經濟發達地區利用區域資源稟賦和原有產業優勢，借助數字技術加快與文旅產業的融合，推動文旅產業數字化轉型升級和產業鏈縱向延伸。同時，政府部門應發揮數字經濟發達地區數字技術和創新的擴散引領作用，為數字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文旅產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技術支撐和創新引領，提升當地企業自身獲取文旅信息能力，增強文旅新業態和新產品培育能力，以此延展數字文旅產業鏈，創造新發展價值。另一方面，文旅企業應積極與各類科技型企業達成戰略合作，通過大數據精準分析市場需求，把握數字時代文旅消費者多樣化的行為方式和深層次的心理需求，以“體驗為王”為發展理念，從內容、方式和質量三方面拓寬消費者文旅體驗。同時，利用人工智能、VR和AR、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將消費者體驗與文旅產品的宣傳推廣相結合，通過提升消費者多元化、沉浸式的體驗創新產業營銷模式，以實現數字文旅產業的融合創新發展。